学业与老师

三人在学校都是出色的学生，都是天才少女。埃迪特天赋异禀，记忆力强；她能背诵玛丽·斯图亚特（Marie Stuart）的作品。家人有意逗她，把这部作品说成歌德写的，她也能立即给以纠正。很小的时候她就有“七印古卷”（Livre aux sept sceaux）的雅号。还不到年龄她就急着要和姐姐埃尔娜一起去上学，在学校如鱼得水，比在家还自在。她天资聪颖，活泼机灵，惹人注目。她喜欢德语和历史，把写论文当作乐趣。西蒙娜·韦伊也是如此，她跟她的老师阿兰亦步亦趋，老老实实地服从他“每天抄写两个小时！”的命令，而且后来她对自己的学生也采取了这种方法。母亲和哥哥姐姐们都对埃迪特的成就加以鼓励和奖赏，赞许地把她唤作“思想者埃迪特”（直到今天还有人这样称呼她），但她很不高兴，她不希望大家这样关注她，更不希望人们把这些告诉亲戚朋友。不过，她小时候就认定自己“注定要做一番大事，而且不属于她所出身的有产者阶层”⁽¹⁾。在汉娜家，情况则相反，人们从不谈论她的成就，从不谈论她的分数：这些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她也一点儿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²⁾。埃迪特在中学要毕业时，竟然决定放弃学业，显示她的思想独立自主，这让大家很是吃惊。母亲把她送到汉堡埃迪特那已是家庭主妇的姐姐家里，在那里住了10个月后，才愿意回到学校，竟仍以优秀成绩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

西蒙娜在天资上也毫不逊色，尽管由于年幼时疾病缠身，还跟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军医的父亲四处漂泊，致使她的学校教育断断续续。哥哥为了让父母开心，整篇整篇地背诵西拉诺（Cyrano）、高乃依（Corneille）和拉辛（Racine）的文章，她也都能熟记于心。她邀请朋友到家里来，就为了排演戏剧。但和哥哥相比，她还是显得稍逊一筹，她认为哥哥有帕斯卡（Pascal）那样的天分⁽³⁾。哥哥14岁就通过了学士学位考试，而她是15岁才通过；哥哥17岁考入高等师范学校自然科学专业，而她在第二年才考入哲学专业，不过她是同届同学中唯一的女生；哥哥19岁就获得数学教师学衔考试第一名，而她在1931年的哲学教师学衔考试中只获得第七名，那时女孩子是作为编外生招收的，分数至少要达到最末一名男生的分数才行！她要和安德烈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她比安德烈勤奋，却又比他迟钝，年纪轻轻，就想为此献身。安德烈·韦伊后来获得了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德奖。说德语的外婆说到西蒙娜时，道出了西蒙娜对安德烈的态度，说她就是安德烈的复制品。她走路的姿势、衣着打扮、神态、观点都让人担忧。亨利四世中学的学监送她一个绰号：“可怕的怪物”⁽⁴⁾，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塞勒斯坦·布格莱（Célestin Bouglé）则称她是“赤色贞女”⁽⁵⁾。

汉娜要想满足求知欲，只要从家中书房里拿出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著作就行了。她觉得上午的希腊语课程不合自己的口味，母亲就同意她不去上，专门为她找一个家庭教师。她甚至曾因对一位老师态度不逊而被露易丝学校开除，后来不得不以独立报考者身份参加中学毕业考试，当然是以优异成绩通过。

她们三人作为学士，要选择修业方向。她们的父母都让女儿自己去选择。1908年，普鲁士的女学生头一次可以和男同学平起平坐地报考大学。埃迪特又让家人出乎意料，要去学哲学。1911年4月，她报考了德国语言及文学，还报考了历史，哲学属于心理学课程，心理学由威廉·施特恩（Willian Stern）教授和赫尼希瓦尔德（Hönigwald）教授授课。由于必须考虑以后的谋生，于是高级课程她主修了教育学，母亲也不拒绝她的好心。她在布雷斯劳大学读了四个学期，主修施特恩教授的课程。施特恩在自己周围组成了一个“教育学小组”，埃迪特的朋友罗莎·古特曼（Rosa Guttmann）把她引进了这个圈子。埃迪特认为她在大学度过的最珍贵时光全靠施特恩，尽管最终她的心理学研究进行得很艰难。这些心理学研究只帮助她“证实这门科学还停留在初级水平，她认为它缺乏基本概念必备的明晰性”⁽⁶⁾。不过，施特恩——在一次化装舞会上，她把他比作先知拿单（Nathan le Sage）——感到自己灵魂深处达观明理，反对把哲学和心理学分开。他认为，和他的其他任何著作相比，他更珍视他的哲学著作《人与物》（Person und Sache），尽管他根据对自己三个孩子的观察所写的实验心理学著作为他赢得了国际上的声誉。这三个孩子中有一个叫贡特尔（Günther）的，后来就成了汉娜的第一任丈夫。四个学期之后，埃迪特被胡塞尔吸引。1912年到1913年间，她在参加施特恩的讨论会时，就多次听过胡塞尔的名字，当时施特恩正在与维尔茨堡学派合作研究思维心理学。——在这次讨论会上，她自己做了两次发言，其中就援引了胡塞尔的话。她再次说服了家人，她要去哥廷根。考虑到母亲要为此举破费，她打算只待一个学期。母亲为了让埃迪特的朋友罗莎·古特曼和女儿做伴，还负担了罗莎的费用。莫斯基维茨博士（Dr Moskiewicz）把1901年出版的《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第二卷带给她，还把哥廷根田园诗般的景象向她描绘了一番：“在哥廷根，人人都是哲学家，不分白天黑夜，餐桌旁，大街上，比比皆是。人们言必称‘现象’。”这期间她还在报上看到了胡塞尔一个杰出女弟子的照片。她叫黑德维希·马修斯（Hedwige Martius），与胡塞尔以前的一个学生汉斯·特奥多尔·康拉德（Hans Theodor Conrad）结了婚，得过哲学奖。埃迪特的一位表兄刚刚被任命为哥廷根大学的编外数学讲师，寄给她一份哲学讲座的大纲。于是她在圣诞节假期里研读了《逻辑研究》第二卷，当时就“认定胡塞尔就是当代的哲学家”。而她自己呢，据她朋友黑德维希·康拉德·马修斯说，就是“天生的现象学者”⁽⁷⁾。现象学使她着迷，“因为正是从阐述现象学的工作中，她发现了它本身的可靠性，而且因为人们一开始就由此为自己锻造出所需的盔甲”⁽⁸⁾，她后来还说，现象学语言就是她的“哲学母语”⁽⁹⁾。

如此，她在21岁时来到了哥廷根，并且听从莫斯基维茨的建议，首先去拜访一位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胡塞尔的得力助手，编外哲学讲师阿道夫·赖纳赫（Adolf Reinach）⁽¹⁰⁾，由他把她介绍给胡塞尔。埃德蒙德·胡塞尔是奥地利人，出生于摩拉维亚，27岁时改信新教，他的妻子也是如此，他们就以这个信仰教养三个孩子。胡塞尔是在莱比锡大学，和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Gustav Albrecht）及托马什·马萨利克（Thomas Masaryk）一起服膺了圣经，并请一位牧师为他行洗礼，但最终是在10年以后，才在维也纳的一座路德教教堂里皈依了基督教。在维也纳，他遇到了与天主教会决裂的教士弗兰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这位教士也这样规劝他的一位犹太青年朋友萨缪尔-胡戈·伯格曼（Samuel-Hugo Bergman）：“不只是耶稣，就连他以前的最伟大最进步的先知，都坚决地超越了上帝选民这种观念，都认为这种观念是狭隘的，因此你要摆脱这种观念，还有所有那些陈词滥调。”⁽¹¹⁾

胡塞尔这时54岁，他的首批门生中有阿道夫·赖纳赫、特奥多尔·康拉德、亚伯拉罕·盖格尔（Abraham Geiger）、汉斯·利普斯（Hans Lipps），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小团体，叫“哥廷根学派”，后来有人指责胡塞尔想以“关注物自身”（zur Sache selbst）为口号是“回归唯心主义”，因而产生不和。他对埃迪特全部读完《逻辑研究》第二卷这项“功绩”⁽¹²⁾表示钦佩。而埃迪特认为，他就是“大师”。这个学期一开始，《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Les Idées pour une phénoménologie pure et pour une philosophie phénoménologique，以下简称《观念》）问世，在这个学期里，胡塞尔就讲授这本书，每周还花一个下午在家里接待学生，听取他们的提问和想法。这个夏天，胡塞尔谈到了“自然与精神”，对自然和精神科学的本原进行探讨，这个课题将在此时尚未出版的《观念》的第二部分重新阐述。就在这个夏天，埃迪特还读了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伦理学形式主义和价值的物质伦理学》（Le Formalisme éthique et l’éthique matérielle de valeurs），此人虽然不是胡塞尔的学生，却要做现象学的创始人。埃迪特开始对“同情”的问题产生兴趣，由此对舍勒的书《现象学和同情的情感理论》（Pour une phénoménologie et une théorie du sentiment de sympathie）产生兴趣。而正是由于哲学上的影响，埃迪特认为，了解舍勒（他也是改宗的犹太人）的天主教思想是她“与这个迄今为止她还一点儿也不了解的世界第一次接触”，但是他还没有能够让她接受天主教的信仰：“这为我展现了一个‘现象’的世界，我不再对它一无所知……信仰的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¹³⁾她还说：“在哥廷根，我学会了尊重信仰和信徒，甚至有时还和朋友们一起去新教的教堂……不过我还没有找到通向上帝之路。”⁽¹⁴⁾马克斯·舍勒在哥廷根举行的一系列讲座，掀起了一股皈依热，迪特里希·冯·希尔德布兰特（Dietrich von Hildebrand）加入方济各会的第三会，亚历山大·科伊雷（Alexandre Koyré）及其妻子靠拢天主教会，阿道夫·赖纳赫则在1914年到1918年的世界大战中皈依了天主教。

除了胡塞尔、现象学者团体和马克斯·舍勒之外，埃迪特·施泰因后来还对圣托马斯（Saint Thomas d’Aquin）产生兴趣，专门为此写了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能力与行为》（Potenz und Akt）。但是由于“她的托马斯主义不太正统”⁽¹⁵⁾，她在这个领域并不出名。埃迪特决定放弃和施特恩合写论文的计划，投到胡塞尔门下。所选的课题是“同情”的概念——“我想对‘共情’（Einfülung）进行研究”⁽¹⁶⁾——“共情”这个词是胡塞尔从特奥多尔·利普斯的著作中借来的，此人曾设计过同情的实验，在两人之间进行。然而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年，埃迪特因为想去教德语、历史和哲学预备课程，通过了国家考试。但为了参加魏斯基兴沼泽地红十字会传染病检疫站的工作，就暂时放弃考博士学位。这是她违背母亲的意愿，自告奋勇参加的，由于她的献身精神，她获得了英雄勋章。在那里工作时，她还随身带着《观念》和《奥德赛》阅读。

在1914年战争时期，西蒙娜·韦伊还很小，在哥哥安德烈帮助下悄悄学习阅读。安德烈是想让应召入伍的父亲休假回家时能惊喜一下。西蒙娜·韦伊还当了战时代母，对她保护的士兵尽职尽责，省下糖果和巧克力留给他。1917年5月，这位士兵休假时就住在韦伊家，不久竟命丧沙场。西蒙娜·韦伊后来在伦敦临终时，对莫里斯·舒曼回忆起这一段生活：“自从1914年起，我的头脑就从未摆脱过战争。”

1914年8月末，德国军队与俄国第二军团在坦嫩贝格附近两军对垒，在“哥萨克人来了！”的叫喊声中，汉娜和母亲逃离柯尼斯堡去往柏林。10个星期以后，她们回到家乡，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但战争还在东线和西线继续。

埃迪特在红十字会检疫站只待了一年，尔后重新拾起她的论文《现象学思考及历史发展中的直觉问题》（Le Problème de l’intuition dans son développement historique et dans la réflexion phénoménologique）。胡塞尔看过其中的一些章节，感到很满意，鼓励她继续写下去。但直到她奉命到弗赖堡接手海因里希·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的工作时，这篇论文还没有完成。论文她一直在写，但由于新职务缠身，她腾不出时间来校改这部厚厚的论著。在此期间，埃迪特在胡塞尔夫人和罗曼·英加登（Roman Ingarden）的陪同下，每周听四次胡塞尔的课程。博士学位答辩的日期定下了，胡塞尔必须全神贯注审阅埃迪特的论文。这篇论文使他欣喜非常，以至于他向埃迪特提议要把它和他的《观念》一起同时发表在《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上。学生会超过老师吗？他向埃迪特坦承：“我感觉到，你在不止一个地方抢在了我的《观念》第二部分内容的前面。”⁽¹⁷⁾他还说：“你是个很有天赋的姑娘。”⁽¹⁸⁾1916年8月3日，她获得了最高的评价：“论文成绩优等”，是那一年德国唯一的博士学位女候选人。1922年，她的论文以“对心理学和精神科学的哲学基础的贡献”（Contributions au fondement philosophique de la psychologie et de la science de l’esprit）为题，发表在《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第五卷上。受这个成就的鼓舞，埃迪特自荐投到胡塞尔门下，为忙得不可开交的胡塞尔当助手。胡塞尔高兴地收下了她，并且每月付给她100马克薪金。⁽¹⁹⁾可是，要为胡塞尔整理57部手稿，要学习速记以便能辨读他的手稿，为的是以后能让他利用全部手稿，这不是“当助手”，她觉得还是辞职为好。但是，当胡塞尔生病时，如在1918年10月那次，她还是应他的要求赶来为他读《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或《新约》，尽管她还没有改变信仰。

1934年元旦前夕，胡塞尔在造访以前的学生及家庭朋友，本笃会修女阿尔德冈德·耶格尔施尼特（Aldegonde Jaegerschnidt）嬷嬷时，对她提起了这桩往事，阿尔德冈德嬷嬷同样也提议为他读书。纳粹统治下的弗赖堡大学把胡塞尔拒之门外，他就常去阿尔德冈德嬷嬷所在的圣利奥巴隐修院避难。1936年的一天上午，胡塞尔读过《福音》后去晒太阳，他说：“今天有两个太阳照耀我呢。”黑德维希·康拉德·马修斯把胡塞尔的下面这一番话讲给他的学生听：“你看我的《新约》，我一直把它放在书桌上，可是我从不打开它。要是我想读它了，我就知道我该放弃哲学了。”胡塞尔晚年会被天主教会吸引吗？他会如J.M.厄斯特赖彻（J.M.Oesterreicher）所说的，担心没有充裕的时间去逐条地认真研究天主教教义吗？胡塞尔夫人在丈夫死后，受到纳粹迫害，就在方济各会神父莱奥·范·布雷达（Leo Van Breda）的帮助下，在比利时一家女修院避难，她在那里改信了天主教。

西蒙娜决定进入维克多-迪律伊中学的哲学结业班学习：她希望师从哲学家勒塞纳（Le Senne）。上课成了他俩之间的对话。勒塞纳把她视作他一生中教过的五六个最好的学生之一。不过，他对她的思想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相反，她认为有影响的倒是亨利四世中学高等师范学校教文科预备班的阿兰老师。他在心底里称她是“火星人”：“她一点儿也不像我们，她高高在上地对我们评头论足。”⁽²⁰⁾她每周听他三次课，每次两个小时。阿兰是位不同寻常的思想家，他不接受任何成见，强调学生写作即表达思想时，要有风格。他的思想没有体系，就表现在“谈话”中，而这些谈话大有从头开始重新思考一切之势。西蒙娜后来记下了老师的告诫：“不要去理解新事物，但要靠耐心、努力和方法，最终完全靠自己理解显见的真理。”西蒙娜每年研究两位作家，一位是哲学家，一位是诗人或小说家。1925年，她研究了柏拉图和巴尔扎克，第二年又研究了康德的三大《批判》（Critiques），以及《伊利亚特》（这本书想必已吸引了她很久），还有马可·奥雷利乌斯（Marc Aurèle）的《思想录》（Les Pensées），斯多葛派的“爱命运”思想是这部作品的一个主题词。阿兰在她的学期成绩报告单上写的评语不能再好了：“优秀学生”“罕有的智力”“有独创精神”“方法独特”“可以预料将有惊人的出色成就”。然而，当她离开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时，布格莱却认为她“既像无政府主义者，又像教权主义者”。阅读她在这个时期的作业，确实能看出她对天主教教义的赞同态度：她动辄引述《旧约》和《新约》，引述帕斯卡和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她一直指责帕斯卡“没有奇迹的信仰是不坚定的”这句断言。她喜欢柏拉图、康德和斯宾诺莎，但她更喜欢笛卡儿，她在1929年到1930年间的毕业考试论文，就是在布伦施维克（Brunschvicg）的指导下，以“笛卡儿的科学和感知”为题写的。论文满分20分，布伦施维克只给了她10分，这是不至于被高等师范学校开除的最低分数。阿兰当时对他的同事说了这番话：“我知道你为什么只给她10分，因为她是犹太人”⁽²¹⁾——布伦施维克认为西蒙娜是自己的教友，似乎担心被人指责对她偏心。除了哲学，西蒙娜只在拉丁文上认真下功夫，因此头一年就因为小看了历史课，在高等师范学校的会考中受挫。她考入高等师范学校后，还继续去听阿兰的课，这使亨利四世中学的那位校长大为恼火。为准备教师学衔考试，她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拜普厄希（Puech）、阿兰及其一个弟子劳比埃（Laubier）和布伦施维克为师。尽管布格莱放出话来：“至于赤色贞女，有人就心安理得地让她去为革命前夜制造炸弹”⁽²²⁾，但是她还是通过了考试。她第一次获得了教职，是到勒皮任职。母亲陪她去那儿，人们还把她当成一个学生呢！她教15个学生学哲学，还教四年级的希腊文，接下来相继在奥塞尔、罗昂、布尔日、圣康坦等地任教，在此期间由于生病和涉足“现实世界”，她的教师生涯时断时续。

汉娜·阿伦特14岁时，“就非要学哲学不可”。当时她就已经读了康德的著作。1963年，她在接受德国电视台的采访时坦言，“如果我不能学哲学，可以说我就完了”。1920年，她后来的论文指导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世界幻象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visions du monde）一出版，她就拜读了。她还喜欢诗歌、希腊文。她所担心的是：“身为犹太人怎样学哲学？”⁽²³⁾她由朋友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陪同，常去听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的研究班课程。接着1929年在海德堡，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就“圣奥古斯丁与爱的概念”（Saint Augustin et le concept d’amour）为题进行论文答辩，这些都为她提供了研究哲学的机会。雅斯贝尔斯不像胡塞尔对待埃迪特那样，没有给她最高评价，只是“成绩优等”，他承认虽然这篇论文“给人印象深刻，值得注意”，但是尽管他出了许多主意，显然汉娜·阿伦特还有许多技巧未能掌握。从1925年开始，雅斯贝尔斯在柏林的施普林格出版社以《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Forschungen）丛书形式发表他学生的论文。第九篇，也是最后一篇，就是汉娜·阿伦特的论文。这篇作品几乎没有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好评，人们指责她为思想家着想，把思想家和神学家分开，而且对当今奥古斯丁学派的神学家不熟悉。第二年，在奥古斯丁逝世1500周年之际，她发表了一篇题为“奥古斯丁与新教”的文章，但该文只得到了天主教徒的认可，这使她大感纳闷。

是马丁·海德格尔把他的学生汉娜·阿伦特推荐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让她跟着雅斯贝尔斯写论文，当时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关系还很密切。其实海德格尔是想借此疏远她，不愿再冒险让自己的名誉受影响，因为他和阿伦特产生了恋情。他比她大18岁，而且是两个男孩的父亲，他和汉娜的关系引起了妻子埃尔弗里德（Elfriede）的嫉妒。汉斯·约纳斯描述过汉娜参加海德格尔的研究班时的情景，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对这个奇特的新来者我记得太清楚了！腼腆，持重，美貌出众，一双眼睛左顾右盼。她一眼看上去就很特别，与众不同，令人琢磨不透。到这种场合来的人都有才华，这并不稀奇，但在她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她内心有主见，本能地追求品质，探究事物的本质，有深入事物内部的方法，这些在她周围形成一种神奇的气氛。大家都觉得她立志独立，意志顽强，能抗衡自己脆弱的一面。他的老师们也有这种感觉，先是海德格尔，后是雅斯贝尔斯，他们后来都成了她的终身朋友。”⁽²⁴⁾

汉娜在为纪念海德格尔80岁生日写的一篇文章⁽²⁵⁾中，揭示了当时是什么在马尔堡迷惑和吸引德国青年知识分子。它和“圈子”现象没有一点儿关系，虽然后来她承认确有“小集团形成”，但“既没有秘密仪式，也没有秘密结社者”⁽²⁶⁾。更奇怪的是，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相反，他树立名望不靠任何著作，因为《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到1927年才出版，而汉娜在1924年就参加了他的研究班。因此，如果说他的“名声像一个奥秘之王的消息传遍德国”，这是个什么消息呢？就是“有个人确实抓住了胡塞尔所宣称的东西，这个人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学术上的事情，而是有思想的人所挂虑的事情，这个人正是由于看出传统的连贯性已被打断，重新发现了过去”⁽²⁷⁾。归根结底，汉娜·阿伦特听到的好消息就是：“那里有一位大师，跟着他人们可以学会思考。”⁽²⁸⁾她考虑到在别处所受的“陈旧的学校教育”所引发的“无尽的烦恼”，下决心立即重返马尔堡。海德格尔吸引汉娜·阿伦特的东西，和胡塞尔吸引埃迪特、阿兰吸引西蒙娜·韦伊的东西完全一样，就是他“从不‘根据’某事物来思考；而是思考某事物”。他们的“思考具有‘倒退行走的特征’”，他们“重新思考已被思考过的事物”⁽²⁹⁾。吸引这三个学生的东西，就是这些“大师”都是“叛逆者”，建议她们为“思考的事物”（Die Sache des Denkens）⁽³⁰⁾抛弃枯燥无味的学院式学问。

汉斯·约纳斯肯定，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一直是汉娜·阿伦特的“终生朋友”。然而，人们知道海德格尔一分不少地向纳粹缴党费一直缴到1945年的那一段经历（汉娜则说那是“短短10个月的狂热”⁽³¹⁾）。我们不再去了解海德格尔此举的详情，但还是要注意到汉娜·阿伦特是个犹太人，面临着希特勒的迫害，注意到她由于身为犹太人而受到打击，因此要对希特勒进行反击，于是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又陷入无国籍的困境，被迫流亡，被迫改变语言，注意到她从事的任何“职业生涯”可能都受到了影响，直到她最终在寄居国美国出人头地，于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海德格尔这位“思想之王”像柏拉图一样，抵挡不住诱惑，“‘投身于’人类事务的世界”⁽³²⁾。1933年4月22日，也就是在汉娜和母亲踏上流亡法国的旅程的这一年，海德格尔几乎以全票当选为弗赖堡大学的校长，当时为了遵循元首的原则，废除了大学自治权，根据新近发出的通知，辞退了所有“非雅利安人”职员。汉娜怎么可以委婉地说这种行为仅仅是“不务正业”，是“错误”⁽³³⁾，用“哲学家的职业癖性”⁽³⁴⁾来为他开脱呢？当然，在这个尊崇海德格尔的时期之前，她也写了其他一些比较尖刻的文章。她在战后写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什么是存在的哲学？》⁽³⁵⁾就显得极为严厉，批判了海德格尔唯我论的本体论，尽管后来她改变了她仓促做出的评价。她在1935年的《思想日记》（Denktagebuch）中，把海德格尔比作一只落入自己设下的陷阱的老狐狸⁽³⁶⁾。战争结束后，她和雅斯贝尔斯恢复了通信。当时她在为一个犹太文化重建组织工作，1949年回到欧洲。她第一次回到德国，就要去见海德格尔，和他交换意见。他们之间谈了什么？海德格尔是怎样为自己辩解的？从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的通信中，我们了解到他们之间谈话内容的一些片段：她说海德格尔是个“穿短裤的顽童”，甚至不知道“是什么魔鬼把他带入困境的”，她指责他“缺乏个性”⁽³⁷⁾。毫无疑问，海德格尔没有说服她。不过，要是读了《政治生涯》（Vies politiques）^(*)一书，就知道她似乎基本上已经宽恕了他。而且在1966年，随着2月7日《镜报》（Spiegel）有关海德格尔的报道发表，她与雅斯贝尔斯的想法不一样，认为“人们应该让海德格尔得到安宁了”⁽³⁸⁾。

能够解释这种“宽恕”的，是海德格尔在那样高龄还具有不衰的魅力吗？为何不像埃尔斯比塔·艾廷格尔（Elzbieta Ettinger）的著作⁽³⁹⁾所想象的，是不衰的恋情？在阿伦特的著作中，宽恕这个观念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得不到宽恕，不从我们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中解脱出来，那么我们的才干就像被禁锢在一出我们永远脱不了身的独幕剧里；我们就将永远是这些后果的受害者，就像传说中那个魔法师的弟子，由于没有魔法，破不了魔力。”⁽⁴⁰⁾“当人不知道或无法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时”⁽⁴¹⁾，这种宽恕显然是对那种不可挽回的行为进行的可能的补救。她在此援引的是拿撒勒的耶稣的思想，他能够确信宽恕的力量“不是来自上帝……相反肯定要在人们之间互相交换，只是到后来，人们才能够希望自己也被上帝宽恕”⁽⁴²⁾。之所以应该宽恕他们，是由于“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干的事”，因为蓄意犯罪和自愿作恶毕竟少见，而且正是由于像许诺能“束缚”人一样，宽恕能“解除”一切，人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换句话说，宽恕就是解放者。老实说，只有爱情能够宽恕，使人“对所爱的人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对他优点和缺点以及他的成功、过失或罪愆都不在意，达到把世界完全不放在眼里的地步”⁽⁴³⁾。因此，爱情与世界无关，它不仅“不问政治，还反政治”⁽⁴⁴⁾。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汉娜·阿伦特之所以基本上宽恕了海德格尔，是因为她深深爱着他。把两人之间的书信全部发表出来，想必能对此做出一些解释。

汉娜·阿伦特年轻时代的另一位老师及终生朋友雅斯贝尔斯，没有什么要她宽恕的，而她还曾多次对他表示崇敬之情⁽⁴⁵⁾，尤其称赞他“内心迁移”的能力。在她看来，他也许更加体现了她所珍视的并为此指责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尊重”，那种政治友爱（philia politikè），那种“不亲密不亲近的友谊”⁽⁴⁶⁾？汉娜·阿伦特到1960年才首次把自己的书《人的境况》寄给海德格尔，却连回音都没有。雅斯贝尔斯则与海德格尔不同，他会对汉娜·阿伦特在各个时期的思想都表示欢迎，同时也给予建议、赞扬和批评。汉娜·阿伦特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对海德格尔的沉默发表评论说：“我知道他不愿意我出名，也不愿意我去写书，等等。可以说我一生都在他面前弄虚作假，我总是做着那些似乎不存在的事情，好像如果不去阐释他本人的著作，我就不会从一数到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会从一数到三，有时甚至能数到四，他就一直很高兴。后来我无意再弄虚作假了，结果在鼻子上就挨了一下。一度我曾经对他十分狂热，但我再也不听他的了。以前弄虚作假，后来又突然不再玩这种游戏了，终使我落到这种地步，应该说，这都是活该。”⁽⁴⁷⁾

至于胡塞尔，阿伦特在弗赖堡只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课，她当然记得对现象学的诉求，“魔法：回到物自身”。但是，后来当她试图对一位交谈者表明自己的观点时，明确地说：“我是一类现象学者，可是，哎！既不属于黑格尔那一类，也不属于胡塞尔那一类。”⁽⁴⁸⁾一种既不属于黑格尔也不属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可能是这样一种现象学：它将不再把现象归并为主观意识这种自笛卡儿以来现代精神面貌的特征，它判定唯我论、自我封闭、丧失现实意识及人的能力都是错的。阿伦特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作为思维的材料，也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去经受那种使感觉对象成为令人满意的思想存在的双重转换。”⁽⁴⁹⁾

(*) 该书原标题为Men in Dark Times，中译本标题为“黑暗时代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