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4年（之一）

李杭育

《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小说虚构了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度或者社会，或谓“反乌托邦”，可以看作一个政治寓言。但《我的1984年》不是，没有虚构，没有寓言，完全是纪实的，或者确切说是对真实往事的回忆。从1984年1月我女儿田桑出生，我做了父亲，到这年年底的“杭州会议”，我是策划者、筹办者和与会者之一，我在这一年里经历了很多事，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关键时期的种种事件和迹象，而这一切又和我个人的生活经历纠结在一起。

就像今天的许多事情要从昨天说起，1984年是上一年的延续，割也割不断的。

上一年，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发表了葛川江系列的最初三篇小说，《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个渔佬儿》和《沙灶遗风》，都是上半年发表的，从3月到5月，每月一篇。后来我听到人家议论我，说我在1983年很不得了，光是在北京，三个月内就在三家顶级的文学期刊《十月》《当代》和《北京文学》发表三篇有分量的小说，其他月份，发表在别处的，天晓得还有多少？实不相瞒，1983年我总共只发表了这三篇小说，再没有别的了。其实还是有第四篇的，可那是个意外的故事，且和“葛川江”无关，我等会儿再说。1983年年底，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两个会员之一。另一个据说是铁凝。

第二件事情是，我意外地让妻子怀孕了。那时我和叶芳分居两地，生活还很不稳定，日后的安身立命诸多事项还存在着很大变数。说白了，我们还不想要孩子。但我岳母很坚持，要我们勇于担负起责任，既然怀上了，就把孩子生下来，横竖早晚是要生一个的。我们接受了岳母的意见，硬着头皮做起了生儿育女的打算。

1983年很让我忐忑。往上的“忐”让我自信我的写作算是打开了一个局面，可心情又时常忍不住地往下去“忑”，因为我已经经历过好几次“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晦气了——1980年代初中国文坛时“收”时“放”，变幻莫测，我每每写成一篇小说便恰逢其“收”，成了那些被点名挨批的他人作品的陪绑。这又让我不敢太过自信。再说还有经济上的困窘，由于我总共只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且都是上半年的进账，到了下半年，尤其是年底年初，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了稿费收入，仅凭每月五十几块的工资生活，手头很吃紧了。

这就是我的1984年故事的开端。因为我很快要做爸爸了，我不得不在为钱发愁的心情下迎来了1984年。

年初，已经怀孕九个多月的叶芳临产，从湖州来到杭州，住在九溪我母亲家，准备生下孩子后在婆家坐月子。叶芳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俩自大二相恋，毕业后于1982年5月结婚。我毕业后分配到富阳工作，而她则回原籍湖州，供职于人民银行嘉兴支行（当时的湖州是嘉兴地区行署所在地）。因她所在单位给她分了一个小套的住房，我们就把家安在了湖州。

元旦过后，我回到富阳上班，在县广播站编辑每天的本县新闻。1月7号那天，我接到哥哥庆西从杭州打来的长途电话，说叶芳羊水破了，恐怕要早产，他已经托人从某单位借了一辆车，把叶芳送进了在杭州灵隐附近的解放军117医院。

那个年代交通很不方便，富阳距离杭州仅三十七公里，却让我赶了大半天路，赶到医院已是夜晚。当晚十一点，叶芳生下了女儿，出生证上却写着1月8日。在医院的走廊上，我只匆匆看了一眼刚出产房的女儿，就赶紧回家了。是我母亲的家，在钱塘江边的九溪，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已是午夜，末班车早过了，而那时杭州还没有出租车这码事，我只得步行回家，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就在回家路上，我想好了给女儿取名叫田桑。走了两个多小时，凌晨三点前我回到九溪。母亲还没睡，还在等我的消息。我告诉她生了个女儿，母亲平静地说，生女儿好。但我知道她原本希望这是个男孩。我又告诉母亲，我给女儿取名叫田桑，并向她做了一番解释：第一，“桑”字是开口呼，念起来很响亮；第二，“田桑”二字都是左右对称的结构，摆在那里，看上去很平稳；第三，这名字寓意男耕女织，更合你老人家的心意，做个平凡的人，靠劳动为生，平平稳稳，平安即福。现在想来，已经年近三十的田桑，果然如我母亲当年的期盼，也果然践行了我给她取的名字的寓意，自食其力而后自得其乐地生活着。

但在当时，实际上我远没有那么轻松，男耕女织云云只是个乌托邦的寄语，暂时还美好不了。原因很简单，我没有钱为叶芳坐月子买来足够的营养品或营养食物，就是杭州人都很相信的鲫鱼、老母鸡、金华火腿之类……

许多年以后，有一回我和朋友聊天，说到什么叫命好，我的说法是，和你原本不相干的事，却实实在在地帮了你，成全了你，就是你的命好！

我就举了田桑的例子，她一生下来，本来可能要受穷的，她母亲可能没奶水，我也可能没钱买奶粉。事实上，我母亲当时曾跟我商量过，打算向什么人借点钱。可就在这时，我忽然收到一笔意外的稿费，就是我前面说过的1983年发表的第四篇小说，叫《归去来兮》，由《安徽文学》刊出。而今，就算是研究我的人，恐怕也没有哪个晓得我还曾有过这么一篇小说，连我自己都已经没有了这篇小说的无论何种留存，只记得它是叶芳和我合写的唯一的小说，1981年我们还在杭大念书时就写成了，一稿多投，寄给了六七家杂志，此后便石沉大海，两年多没有音信，我们自己也早就忘了这回事。而忽然间，就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安徽文学》给我寄来了一百二十元稿费。一百二十块，比我两个月的工资还多，在当时是购买力很高的呢。它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让叶芳有金华火腿吃了，让田桑有喝不完的奶粉。这事原本跟田桑毫不相干，却成了田桑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份见面礼。

我说田桑的命好，命中不该她生在会造成她营养不良的人家。但是她母亲叶芳却有稍微不同一点的说法，说是田桑的出生给我带来了好运。当然她指的是我在文学上的突进，除了文运，她从没指望过我会有什么官运、财运。

不过暂时是什么好运都还没碰上。2月份过年，我又请了点假，回家照顾月子。我母亲的那个家，总共两个房间。母亲把里间让出来给我们，她和我姐姐住外间。姐姐白天上班，由退休在家的母亲做饭做菜，我则天天给女儿洗尿布。天很冷，在刺骨的冷水池里用手搓洗尿布，每天十几块二十几块的。为此我曾很纳闷地问，这小丫头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怎么会每天撒那么多尿？母亲说这很正常，小孩子都这样。天总是阴着，洗净后的尿布总也晾晒不干，不得不把它们搭在一个用铁丝扎成的大笼子上，架到煤炉上去烘烤，不然来不及给孩子换。母亲家的厨房是和隔壁邻居两家合用的，那些日子，厨房里总有一股淡淡的和着奶味的尿骚味，让邻居很有些不快。

田桑给我带来的好运出现在1984年的3月。此前，我在参加杭州市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邀请我参加3月初由《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的全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是王蒙，是1980年代初中国文坛上最为大红大紫的作家，早就是我辈文学青年的偶像。而今，等于是王蒙请了我，王蒙知道我李杭育了，这可不得了！看来我真是要走运了。

会议是在河北涿县的桃园宾馆开的。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是山东的青年作家张炜，那时已得过全国奖了，尽管名声还不算太大。看上去他年轻、秀气、浓眉大眼，说话慢条斯理，又不时地冒出一句要你去回味一下的格言式的话语。有一回在餐桌上，不知怎么说起来，我说我也是山东人，张炜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说如今人人都自称是山东人。我对他这股自大的腔调有些反感，没有跟他争辩。可是接着，服务员给我们上了一盆汤，我拿起汤勺搅了几下，不经意地说了句“挌搂挌搂”，张炜一听，立刻承认我这个老乡了，说这土话只有胶东人会说。我和张炜初识在1984年3月的涿县，二十九年了，彼此有过许多来往，至今仍有联络。他前年冬天来杭州讲学，还曾邀我去他的宾馆房间聊天。

参加这个会议的作家、评论家很多，除王蒙和张炜外，我记得的还有张光年、唐因、康濯、高晓声、古华、陈忠实、铁凝等等，除铁凝外我都是初识。铁凝是一年前在温州，由《文学青年》杂志主办的雁荡山笔会上就见过面的。还有许多我此后再也没有见过，因此也记不住名字的人。

王蒙在会上有个很头头是道的发言，令我印象深刻。他的主旨好像是要大家开阔一下对“农村题材”的认识和理解，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创作天地。这本来是个很正面的话，怎么讲都没错。可那时的文坛禁忌很多，有些人还专爱找碴，王蒙便不得不把话讲得既这样又那样，滴水不漏，貌似很辩证法。我当时听着，一是很钦佩王蒙的口才，二是觉得他这样讲话很累，心想，我们写小说的，其实可以不去理论那些肤浅的道理。现在看来，1980年代的理论家们，包括高高在上的胡乔木和他的对手周扬，还是很肤浅的。异化呀，人道主义呀，现代主义呀，其中的许多说法连马克思的水平都没达到，更是远不如马克思讲得透，讲得真切，讲得理直气壮。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的造反派，而北京的理论家们则不是。在1980年代的中国，在我们的汉语词汇里，“造反派”狰狞可怖，早已臭烘烘了。如今回想起来，1984年之前文坛上讨论小说，大多近乎讨论时事政治，且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圆规矩之内，“左”和“右”互为正题或反题。又因人们总是把话讲得拐弯抹角，欲言又止，且在本该是理论研讨中又不时地夹带一些有关时政的内幕消息，显得那么地心猿意马，言不由衷。一边是肤浅而虚情假意的“左”，一边是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右”，组合成那个时代中国文坛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正题和反题，实在是出自同一个语境。如今，每当我看到一篇讲当代文学的文章，看到作者们用了那么多篇幅来讲1980年代初文坛上的那些理论争论，讲得那么认真，我就觉得好笑。

像我这样的外省小说家，其实很不适应当年他们北京文人圈的亦政亦文的那些话题。我们只管写出自己的人物和故事，有血有肉，乃至血肉模糊，很难剥离出什么意识形态不意识形态的东西，上边那些老“左”就抓不着我们的把柄，顶多是不喜欢我们罢了。

但王蒙坐在那个位子上，他不能不讲些他们北京文人都情不自禁喜欢讲讲的亦政亦文的话题，就不能不讲得既这样又那样，也就不能不让人觉得他很圆滑。我并不觉得那样讲话是王蒙的初衷，但他那样讲了，然后渐渐地被他能够把话讲得那么滴水不漏的才智所激励，渐渐地有些得意起来。直到1989年6月，他遇到的麻烦不能再用口才去对付了，他出了那个局，回归到他的小说家的本来，尽管已经有点时过境迁了。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至今对王蒙先生还是很敬重的，不仅因为他担当了无论他是否乐意担当的那个角色，在那个时代完成了这个角色的尴尬使命，也因为他是第一个为我的书写序的人。

而且我非常喜欢他的幽默和他对幽默事物的敏感。我在涿县会议上认识的王蒙，并非只是在台上作发言的那个王蒙。有一天晚饭后，王蒙到我和张炜的房间来看我们，和我俩聊天聊了很久。偶像忽然就在眼前，我当时相当兴奋，我想张炜也是。但也可能不是，他那时见的世面应该比我多。和王蒙聊了些什么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讲的一个故事。王蒙曾在新疆生活过很多年，他说他很喜欢维吾尔人的幽默，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新疆的一位维吾尔族作家（名字我忘了），也是新疆某高校的老师。“文革”来了，此人得知造反派即将批斗他，索性自己写了一张批判自己的大字报贴了出去，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然后打起铺盖卷儿逃离学校，回到他的家乡，躲过了一劫。

涿县会议开了好几天，这期间我得到消息说，我的小说《沙灶遗风》评上奖了。在那个年代，一篇小说在全国获奖，对作家来说意味着很多很多，起码是从今以后我写的小说拿到了“通行证”，发表不成问题了，也不再会有像那篇《归去来兮》寄出两年杳无音信又忽然刊出那种事情了。我当然很开心，很想马上就告诉已经坐满月子回湖州上班的叶芳。但那时打长途电话是件很奢侈的事，不是十万火急的事一般不会去打。可我得给自己来点什么高兴高兴也算犒劳犒劳。我那时抽的烟很蹩脚，两角几分钱一包的，而在这家涉外的桃园宾馆，我看到小卖部有卖红塔山香烟，从没抽过，却知道这是名烟，就索性花五块多钱买下一整条。一整条红塔山哪！我却咬咬牙就买了，心想我以后发表小说很容易了，稿费会源源不断地汇来……

开完涿县会议，与会者们回到北京，然后各奔东西。这应该是3月7日或者8日，而获奖小说的颁奖会定在19日举行，只相隔十天左右，因此中国作协或是《人民文学》的什么人劝我别回去了，留在北京等着领奖。但我还是回家了一趟，我不喜欢没事待在北京，而且我很想回去看看给我带来好运的还只两个月大的女儿。

十天后我又飞回北京，那是我一生头一回坐飞机，坐的是三叉戟。途中约莫是在山东上空，飞机遇气流颠簸得厉害，简直叫人翻肠倒肚，头一回坐飞机的兴致全被毁了。到了北京，我还晕头晕脑了好两天。

或许就是因为晕头晕脑，状态不佳，那回颁奖的整个庞大的活动，许多人和许多事，我都印象很模糊，随我一起懵懵懂懂了。同届获奖的其他作家我只记得不几个人，有陆文夫、石言、史铁生、邓刚、达理（一对夫妻）和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等等。

我能记得的事情之一，是中国作协在北京饭店请客的一桌西餐晚宴，不仅是因为周扬等大人物也到场了，更因为那是我一生中头一回吃正宗的西餐，而且是在1980年代的北京饭店那样高档的地方。

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得，因为事关我的作品与获奖。那天，我们坐一辆面包车去什么地方，好像就是去北京饭店吃西餐的那一路上，与我同排坐的邓友梅是这回评奖的评委，他告诉我，评委们在讨论的时候，先是达成共识要给你一个奖，接下来的分歧在于是给《沙灶遗风》还是给《最后一个渔佬儿》。这对你来说或许无所谓，能得上就是了，但发表这两篇小说的两家杂志《北京文学》和《当代》，它们可就是太有所谓了，关系到杂志的声誉、责任编辑的奖励等等，所以竞争很激烈。前几次评奖就有过这种情况，两家争得厉害，票就分散了，结果一篇也没评上，作者吃亏大了，所以这回我们先说好一定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最后给了《沙灶遗风》，是因为这篇有点“亮色”，上边容易通过。说完，他又问我自己怎么看。我如实回答，我本人更看好《最后一个渔佬儿》。这时，坐在我们身后的邓刚插话说，刚才上车前我听到你对记者说自己更看好“渔佬儿”，你可别再这么说了，会让《北京文学》不高兴的。再说，“渔佬儿”反正名气很大了，评上《沙灶遗风》，等于让你多一篇小说打响，你不吃亏的。

幸亏他这么提醒，我此前倒没有这么想过。还是他们北方作家懂政治哪！当然，《北京文学》没有生我的气，《沙灶遗风》的责任编辑章德宁和她的丈夫岳建一，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那几天在北京，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我这样的外省作家，且身处南方，远离首都，政治上很不敏感。当年在北京文坛上的那些热闹话题，我竟没有一个是应对得来的。他们都有内幕消息，这就比我有话语权，就让我插不上嘴了，这常常让我感到孤独。不仅是北京作家，即使是从各地来到北京小聚的外省作家们，也都入乡随俗地跟着谈论亦政亦文的话题，或至少表现出对这类话题的浓厚的兴趣。他们不谈文学，不谈小说的叙事艺术，觉得谈这些太幼稚了。于是，我在那些日子里话很少，深深地感到孤独。后来，大约在1985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南方的孤独》，其中委婉地表露了我的这种最初源自1984年3月在涿县和北京的感受。大约也是在1985年，吴亮写了一篇对我的印象记《孤独与合群》，开头是这样说：

我所知道的这个人，其实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老成，倒有几分天真。这种天真是罕见的，他把生活时而看得很轻松，时而又看得很凝重。他能够不费力地、随心所欲地往平凡的生活中添加一点诙谐和幽默，显出豁达、无所谓甚至貌似玩世不恭的神色，同时又能清醒地省悟到生活固有的苦涩、闷烦以及阵阵袭来的孤独。

……一句话，他是一个孤独的、既想为人所知、又不相信能真正为人所知的人。

吴亮肯定明白，作为一个作家的孤独，首先来自他不能融入文坛主流话题的那种被排斥、被疏离的感觉。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寻根”的根本原因——我得给自己另起炉灶，另开话题。

再有一件事令我难忘，就是在北京期间，获奖作家照例要接受众多媒体的采访，其中有一位上海《文汇报》的记者，向我转达了上海老作家茹志鹃的口信，希望我离京回杭途中在上海停留一下，她想见见我。我当然欣然应诺，不仅因为茹志鹃是文坛前辈，我在杭大中文系念书时就读过她的小说《百合花》，后来买的一本《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里面也有她的作品，更因为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赵水金曾告诉我，茹志鹃几个月前出访美国，在她还压根不认识我的情况下，就在演讲中向美国听众介绍了我的作品《最后一个渔佬儿》。我对茹志鹃虽然说不上崇拜，却颇怀敬意和好感，因为在那个年代，像她那样的早已确立了文坛地位的老作家，对我这样的还刚刚出头的年轻人，如此关注，如此友好，实在不多。

记不得当我来到上海，是作协派人还是茹志鹃派了王安忆和李章，到火车站接了我，直接去了茹志鹃家。

在寒暄过几句，招呼我入座后，茹志鹃抽着烟，笑眯眯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应该是很满足她的好奇心了。我猜，她当时一定在想，这个写了《最后一个渔佬儿》的年轻人，我对美国人都介绍了他，自己却并不清楚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现在看出来一点名堂了……

而我的印象则是，这位前辈，太容易亲近了，看上去朴实得就像个街巷里弄最常见不过的大妈，抽烟的动作简单、直接，很男性化。她话不多，听别人讲话很耐心。

谈话中，她问我眼下在写什么，我大致讲了两三个小说的构思，其中好像有《土地与神》。她建议我在《最后一个渔佬儿》这种套路上再多写几篇，话中隐含着对我把小说题材撒得太开，有点四面出击的批评。后来，程德培也曾批评过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做法。此外，茹志鹃还希望我为《上海文学》投稿。她这个要求我做到了，“葛川江小说”的第二阶段，我的几个重要作品《人间一隅》《炸坟》《国营蛤蟆油厂的邻居》等，都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

这一天，也是我和王安忆的初识。安忆比我大三岁，出道也比我早几年，1981年就发表了《本次列车终点》。比起她母亲的从容来，年轻的安忆显得矜持，不太放松，说话的语速极快。约莫那时候安忆还没有动手写《小鲍庄》，或许是她对我的小说没啥兴趣，又或许是家教严，她不便在母亲的客人面前多嘴，反正印象中那天我和安忆之间没有多少交流。

时值中午，茹志鹃以家宴招待我，同桌的全是她的家人，她的丈夫王啸平、她的大女儿以及安忆和李章。这顿饭，和我在北京饭店享用的那顿豪华西餐，形成极大的反差。那里很气派、堂皇，以周扬为首的文坛大人物们的出场，代表着国家对我们这些作家的褒奖，加之头一回享用那么高档的西餐，用刀叉还不熟练，多少有点让我战战兢兢。而这里，茹志鹃的家不大，也不怎么鲜亮，都是家人，很亲近，很家常。

饭后，我告辞离去。因我当时的家安在湖州，要从上海乘坐长途汽车前往，茹志鹃又让安忆和李章送我到长途汽车站。

在回湖州的路上，我在想，上海是不是能让我更容易、更爽地另起炉灶、另开话题的地方？但又隐约觉得，好像还缺少一点什么。那应该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只有一点朦朦胧胧的念头。

后来，在这一年的年底，茹志鹃来杭州参加“杭州会议”。此前我在上海又见过茹志鹃，在“杭州会议”上应该是第三回甚至第四回见她了。在会议期间的一次文娱活动上，叶芳也在场，茹志鹃又好奇了，要我把叶芳介绍给她让她看看。叶芳那时刚调到《杭州日报》副刊工作，还不太善于交际，在茹志鹃面前甚至还有些害羞。记得后来叶芳曾对我半开玩笑地抱怨说，茹志鹃那样看着她，好像要给她找对象。

原载《上海文学》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