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尉的一生

董寄舟

我爷爷叫董铨，他1932年9月出生在湖南省桃江县。

1932年是一个久远的时代，它的含义是鲁迅、爱因斯坦、西贝柳斯、德国皇帝威廉等等都还在世，而列侬、比尔·盖茨、胡锦涛等人都还没有出生。那时候天上还没有卫星，人类还没有撬开原子获得里面的能量。我们已经难以想象那个时代了，虽然时间仅仅过了80年。电影里对旧时代的还原都是不对的，因为太简单、太干净、太像现在。我们难以想象久远的年代，就像是难以想象我们的祖父曾经也是柔软的婴孩一样。

我爷爷的家乡在他口中是个美妙绝伦的地方，风调雨顺，水草丰美，清澈见底的枝江穿流而过，甚至“连日本鬼子都没有打到过”，而可以做对比的是几十公里之外的常德却是因为像斯大林格勒一样惨烈的会战而闻名的。他直到现在都非常关心他的家乡，以至希望我在湖南上学时可以顺便去看一看。我并没有去过。

他的家庭并不贫穷，有几十亩地，还有雇工。他在家里排行在二，上面还有一个大哥，至今仍然在世。据说那老头身体倍儿好，精力充足，满头黑发，仍然能够天天转战于麻将桌之间。他哥哥和他小时候都是受的新式教育，很早就学过英语。20世纪90年代初我爷爷的大哥来过我家，据我妈回忆，他写的英文相当好看，比我这个学英语专业的写得还要好。他们的英文老师是在美国生活过的，也许是因为抗战期间的混乱才流落到那地方的吧。可见当时的教育含金量是不低的。我爷爷的童年生活在当时来说应该算是富足而幸福的。

我爷爷15岁那年离开家，去参加革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的初中老师是个到过延安的老共产党员，我爷爷算是他比较偏爱的一个学生。他走了三十多里的山路，到我爷爷住的村子里鼓动他和另一个学生跟他一起投奔共产党。另一个学生恐怕是因为恋家而拒绝了，而我爷爷从此就离开了家乡，在此后的60年间也只回去过两次。对于这次离家，我爷爷感到他很是幸运，因为他之所以能够有机会到北京来生活，能够获得离休待遇，而不是终老家乡，全都仰仗于此。因此他不无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人哪，就是这个机会非常重要，一定要抓住。”

他1948年参军。大队人马先到了长沙住了几天，而后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又到衡阳军政大学继续学习。让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从长沙到衡阳这段现在无非需要两三个小时的道路，他们居然坐了一整天的火车。我爷爷在“军大”主要学习通讯兵那一套，接发电报、莫尔斯电码。他此前向来没出过什么远门，因此说的也都是家乡话，以至很多同是湖南人的战友们听不懂，当众向上级提意见，说他说话我们听不懂。上级也很爽快：你们说话他也听不懂。当时发送莫尔斯电码很多还要使用英文，比如觉得对方水平不佳，就发一个“change hand”，让他们换人。他说到这些，还颇有点骄傲。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教过我怎么用电码发数字，比如一长四短就是1，二长三短就是2，诸如此类。他在1948年的照片也是我看到过的他最早的照片。发黄的照片里，我爷爷穿着当时的土布军装，胸前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牌子，面相上仍然是个孩子。

我爷爷虽然当过兵，但是却没有真打过仗。正式入伍没多久，就迎来了全国解放。因此他们成了最幸运的一批人。当然这主要是就退休待遇而言的。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且以干部身份退休的享有离休待遇，医疗等等全都免费，还总是有各种补贴，拿的钱比一般上班的人都不少。我爷爷说，这个“解放前”是有标准的，好像是一直算到1949年10月1号早上9点以前。如果差了一个小时，状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就再次验证了机遇的重要性。爷爷在部队里一直就干通讯兵，后来是排里的文书，一个排有四个军官，排长、排副、指导员跟文书，我爷爷就是这一个排里的四号人物。据我爷爷说，他当兵的时候还配一支五四式手枪。1955年授军衔的时候，得的是一杠一星的少尉军衔。我见过一张爷爷穿军装配少尉军衔的照片，确实英武，而且不知道是照相馆所为还是自己所为，照片还上了色——衣服绿色，脸还是黑白的，估计是没有合适的颜色涂脸吧。爷爷倒是差点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部队都驻扎到了鸭绿江边，突然电报来到，说是停战了，其时是1953年。我不得不说，我爷爷他老人家的运气可是真够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