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文学理论前沿》第七辑马上就要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像以往一样在此重申，本丛刊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刊，由学会委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尚无一家学术刊物，而且该学会秘书处又设在中国清华大学（王宁任该学会秘书长），因此经过与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教授等领导成员商量，决定本丛刊实际上又担当了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中文刊物之角色。去年的一个变化是，由于本刊主编王宁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聘为讲席教授，因而本刊将由清华和交大两大名校联合主办，这应该说是一种强强联合吧。值得我们欣慰的是，本刊第一辑到第六辑出版之后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不仅读者队伍日益增大，而且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可以说，本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尤其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从2008年起，本丛刊已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列为来源集刊。这自然是对本刊的一个极大鼓励和鞭策，我想我们今后的任务不仅是要继续推出高质量的优秀论文，还要争取冲击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正如我在第一辑编者前言中指出的，我们办刊的立足点是两个：一是站在当今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提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从今天的新视角对曾在文学理论史上有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国际性，也即我们发表的文章并非仅出于国内学者之手，而是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优秀的文稿。鉴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界尚无一家专门发表高质量的反映当今文学理论前沿课题最新研究成果的长篇论文的大型集刊，本刊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本刊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暂时每年出版一辑，也许今后会出版两辑。与国内所有集刊或期刊不同的是，本刊专门刊发20,000—30,000字的既体现扎实的理论功力同时又有独特理论创新的长篇学术论文10篇左右，最长的论文一般不超过40,000字。所以对于广大作者的热心投稿，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在仔细研究本刊的办刊方针和研读各辑之后再寄来稿件。本刊每一辑发表境外学者论文为1—2篇，视其是否与该辑主题相符，这些论文分别选译自国际文学理论的权威刊物《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主编者拥有这两家刊物的中文版版权）或直接向境外学者约稿。国内及海外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论文需经过匿名评审后决定是否刊用。每一辑的字数为250,000—300,000字。

读者也许已经看到，本辑与第六辑的栏目设置基本相同。第一个栏目依然是过去既定的“前沿理论思潮探讨”。这一栏目的第一篇文章出自美国学者马歇尔·布朗之手，他在前几辑中曾为本刊撰稿，在本辑发表的论文依然体现了布朗同时在文学和音乐两个领域内的深厚造诣和广博知识，为我们从跨学科和跨艺术门类的视角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接下来的四篇论文分别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这个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在今天仍有着较大诱惑力的话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王逢振的论文在继续以往的后现代理论研究基础上，回顾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讨论，并且专门探讨了对这一讨论贡献重大的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这无疑有助于我们结合当今中国的消费社会特征重新理解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谢纳的论文的切入点是空间理论，这也是当今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所密切关注的一个前沿理论话题，该文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切入点，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中的空间转向为理论资源，从跨学科的视角，在文学与空间的互动阐释中建构自己的文学空间理论，这充分体现了青年学者的理论探索精神和勇气。尹晶的论文在仔细考察了德勒兹的文化和哲学理论之基础上，将其用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建构为文学的症状式批评，这是一种大胆和新颖的建构。她的论文的价值实际上更在于通过对卡夫卡和普鲁斯特这两位公认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代表性作品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文学症状式批评的范例。黄卫星的论文讨论的是当代审美文化现象，而她的理论切入点则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她的论文一方面从中国文化的具体实践接着伊格尔顿往下说，另一方面则通过对伊格尔顿理论的阐释又发掘出其之于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新的意义。刘琼的论文虽然讨论的是欧洲19世纪印象派和象征主义艺术所推崇的唯美主义精神，但她却别出心裁地将其放在当今的“后理论时代”的大语境下来讨论，因而使一个看似成为过去的话题依然具有理论争鸣的活力。应该说，上述几篇论文基本上体现了本刊的基本宗旨。

本辑第二个栏目仍为“当代西方文论大家研究”，凑巧又与后现代主义文论相关：都岚岚的论文讨论的是在欧美性别研究领域内炙手可热的理论家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巴特勒这个名字也许还不太熟悉，但通过她的介绍和阐释，广大读者应该对当今社会风行的“女同性恋研究”和“怪异研究”以及巴特勒的理论建树略知一二了。王蕾的长篇论文则首次在中文的语境下对佛克马的文学史观和比较文学观作了详细的梳理和理论阐释，这不仅对我们理解佛克马本人的理论贡献有帮助，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当今学界所关注的诸如“文化相对主义”、“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这些热点话题。读者们是否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始作俑者，你这个主编是否精心准备了这一辑呢？我的回答是既肯定又否定：一方面说明作者们更加了解本刊的理论偏好，另一方面则说明这些作者的理论探索与本刊主编的办刊方针不谋而合。对于这种巧合，读者也许在读完全书之后才会发现。

沿袭上一辑的编排，第三个栏目还是“当代中国文论大家研究”，本辑推出的两位文学理论大家又凑巧是师生关系，这足以见出“名师出高徒”这句名言的效力。蒋孔阳这个名字也许对我们年轻一辈文学研究者已经陌生了，但他的历史贡献仍应该得到承认；此外，他的理论和批评实践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就在于，他从不陷入纯理论的无端演绎，而是将文学理论的原理用于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批评和研究。朱立元则是仍然活跃于中国当代文论界的一位学者和理论家，他对理论的敏感性、对西方最新理论思潮的关注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建构都提出了不少富有洞见的观点，颇为值得我们研究和向外推介。今后我们还要编发更多这样的文章，以便及时向国际学术界推出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大家。

本刊的编定已经过了2009年，邻近春节时分，大家都在忙着过节，我在此谨向为本丛刊的出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我们始终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

王　宁

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