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进入总统府

就职仪式的当晚，曼德拉住在比勒陀利亚的国宾馆，在此后的三个月中，这里将成为他的临时住所。德克勒克正在从名为“自主神”（Liberatas）的总统官邸中搬出——后来曼德拉将那里重新命名为“新的黎明”（Mahlamba Ndlopfu，聪加语，字面上的原意为“正在洗澡的象群”，因为大象在清晨洗澡）。

在就职仪式的第二天，5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曼德拉在一支护卫队的陪护下到达总统府西翼后门的入口，这支护卫队由尚未整合的南非警察部和民族之矛成员组成。两位令人敬畏的女士——芭芭拉·马塞凯拉和杰茜·杜阿尔特，她们位于曼德拉作为非国大总统的行政班子的中心——带着设立办公室所需的装备，尽可能敏捷地跟上总统的步伐。

由于常年处于背阴的原因，走廊的温度要比室外低一到两度，使在那里工作的职员和官员着装略显保守。早先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会见时，走廊中经常可以闻到煮咖啡的味道。如今没有了这种味道，除了在建筑入口处曼德拉遇见了几个人之外，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处被弃置的场所，感受不到任何人类的温暖。执行副总统德克勒克带走了他个人班子的所有成员，仅留下职能部门和行政部门的人员。

但是，对于曼德拉班子的成员们来说，气氛是否欢快和服饰是否优雅完全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5月11日，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完成民族团结政府的组阁以及各部部长的宣誓就任。这是一个很小的团队，由精心挑选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必须提交一份紧急的委任状。杰茜·杜阿尔特注意到，在选择工作班子的成员方面，曼德拉并非是被动的。当他考虑将杰克斯·格威尔教授列为总统办公室主任和内阁秘书长的可能人选时，她回忆道，曼德拉“要求了解有关杰克斯的所有情况”。他事先征求了特雷弗［·曼纽尔］的意见……然后才面对面地和杰克斯坐下来说：“如果我们赢得了选举，你会加入我的办公室吗？”他还问了许多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关于］“格威尔是个什么样的人，谁……愿意和他一起进入政府共事？”^[1]总统办公室需要一位能干的主任来弥补60位德克勒克班子成员离开后的空缺。此外，不能指望一个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的外交事务分会为新总统办公室规划架构，在做出永久性安排之前只能任命一个临时小组来协助新总统渡过难关。在塔博·姆贝基的推动下，一个由外交部官员克里斯·斯特里特（Chris Streeter）博士为首的班子承担了这项工作，因此，在任命办公室主任之前，斯特里特成为曼德拉的“幕僚长”。

曼德拉迅速打消了人们认为他将赶走原有雇员的臆测。虽然时间紧张，但曼德拉还是一个不漏地与每一位工作人员握手。时任总统办公室主任的法尼·比勒陀利乌斯（Fanie Pretorius）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他从左侧起开始挨个与每一个办公室成员握手，大约到了队伍四分之一的位置，他走到一位总是板着面孔的女士面前——尽管她是一个友善的人——握着她的手用阿非利卡语说：“Is jy kwaad vir my?”（你在生我的气吗？）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僵局被打破了。他继续将这样的信息传递给每一个人。再也无需做任何事，每一个人的疑虑都打消了。那一刻，他就是纳尔逊·曼德拉，温暖包容。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在那以后，至少在我看来，办公室的成员对他再也没有负面的感觉。^[2]

曼德拉对各个阶层人士——从园丁、清洁工、职员和打字员到身居最高职位的那些人——显示出的个人热诚无疑是令人感动的。在工作中与他有过交往的这些人将他描述为一个慷慨、低调、容易相处的人；他知道“如何做一个普通人”，通过“不论是否面对镜头都一样向每个人打招呼”展示他的真诚；“没有那种他在上你在下的感觉”。^[3]

曼德拉尊重但并不畏惧他所置身的世界。像所有将自己的能力视为理所当然的充满信心的人一样，曼德拉毫不犹豫地踏上了他需要选择的促进南非民主的道路。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从没有逃避过责任，不论多么危险，他曾在1952年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Defiance Campaign Against Unjust Law）^*中担任志愿者负责人就是证明。在他喜爱的短诗《永不屈服》（‘Invictus’）所包含的精神的激励下，“数十年的迫害”已经使他变得“无所畏惧”。^[5]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监禁，曼德拉已经成为全世界反对各种形式的非正义最知名的象征。他最初并不想成为总统，可能是感到从被释放到选举这段激动人心的时光里，他已经完成他所被赋予的任务了。

“我被放在南非共和国首位民选总统的位置上，”他写道，“这是违背我的意见而强加给我的。

“随着大选日期的迫近，三位非国大的高层领导人通知我，他们已在组织内部广泛征求了意见，一致的决定是，如果我们赢得选举，我将出任总统。他们说，他们将在议会党团（parliamentary caucus）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我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那一年我就76岁了，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找一个从监狱中获释的年轻得多的人，不论男女，去会见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参加世界和区域组织的会议，能跟得上国内和国际的发展，并能预见发展的未来方向。

“我指出，我一直崇敬这样的人：他（她）们用自己的才能服务社会。他（她）的努力和牺牲，赢得了高度的尊敬和热爱，尽管他（她）们在政府或社会中不担任任何职位。

“结合了才能与谦逊，能够自在地同他人打交道，不论对方是穷人还是富人，强大还是弱小，庶民还是贵族，青年还是老人——这种不论种族或家族背景而一视同仁的人，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崇敬。

“非国大一直汇聚着具有远见卓识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心甘情愿地留在幕后，而将那些充满希望的年轻人推向台前，站在聚光灯下承担重要角色，使他们在政治生涯中更早地面对领导的基本原则和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这样的领导在我们很多人的心中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西苏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我们在解放运动或政府中占有何种位置，都始终对他心悦诚服的原因。

“我向三位高层领导请求，我更希望不在组织或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地服务。然而他们中的一个人彻底驳倒了我。

“他提醒我，我一直倡议集体领导的至关重要，只要我们严格地遵守这一原则，就绝不会犯错误。他尖锐地质问我，现在是否要反对这个我过去一直宣扬的原则。尽管集体领导的原则从未试图排除一个人为他坚定信仰的东西进行有力辩护的权利，我还是决定接受他们的提议。

“然而我明确表示，我将只干一届。尽管我的这一表示似乎让他们出乎意料——他们的回答是，我应将这个问题交给组织考虑——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有任何不确定。在成为总统后不久，我公开声明，我将只干一届，并且不会寻求连任。”

“在非国大的许多会议中，”曼德拉继续道，“我经常强调，我不需要唯唯诺诺的同志或傀儡，仅仅因为我是这个组织的主席就生吞活剥我说的任何话。我呼吁建立一个健康的组织，我们可以以平等的姿态解决问题，而不是像主人与仆从。每个同志都能自由坦率地表达他或她的观点，不用害怕成为牺牲品或被边缘化。

“例如，我的一个引起众多回响和激烈争议的建议是，应当将投票年龄降低到14岁，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采用了这种做法。

“这是因为，事实上在那些国家中，14岁左右的年轻人站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正是由于他们所做出的贡献，赢得胜利的政府将给予投票权作为对他们的奖励。全国执委会的成员们压倒性地激烈反对我的建议，使我步步败退。《索韦托人报》（The Sowetan）在其漫画栏目中将这个问题夸张地表示为一个包着尿布的婴儿在投票。这是以一种最形象的方式来嘲笑我的想法。我再也没有勇气坚持这一意见了。

“然而也有许多我认为自己没有被集体领导原则束缚的情况。一个例子是，对于一次政策会议上关于内阁应由议会来任命的决定，我立即表示反对。我也反驳了非国大参加与种族隔离政权谈判的第一份人员名单，那是卢萨卡的领导班子发给我们的。在这个11人名单中，有8人来自同一个黑人民族，而且一名女性都没有。

“总而言之，集体领导的原则，团队协作的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不能不论具体情况地机械照搬。它必须永远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中进行考虑。但是如果要在我们的同志中加强团结和相互信任，这是一个核心的指导原则。我们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偏离这一原则。

“作为非国大的主席和国家总统，我鼓励非国大的成员、政府内阁和议会的成员，在非国大和政府的会议上畅所欲言。但我始终提醒大家，畅所欲言绝不意味着说出具有破坏性和负面影响的话。

“我们绝不应当忘记，不论是在组织内还是在组织外，也不论是在政治集会上还是在议会和其他政府机构中，争论的主要目的是，我们应当通过争论——不论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尖锐——变得比之前更加紧密、更加团结和信任。在一个组织内部消除分歧和相互猜疑……应当永远是我们的指导原则。

“当我们尽最大能力去尝试做到，对于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其他同志或其他政治组织的成员，绝不质疑其品质的正直，就会比较容易实现争论的目的。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发现在所有社群中，非裔、有色裔、印度裔和白人，以及在所有政治组织中，毫无例外地都有善良的男女，他们热切地希望继续他们的生活，渴望和平与稳定，要求有尊严的收入，好的住房，送子女到最好的学校上学，他们尊重并想要维系这个社会的组织架构。

“好的领导者充分认识到消除社会紧张——无论是什么性质的——可以营造一个让怀有愿景的人影响社会的理想环境，从而让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来到舞台的中心。相反，极端主义者则在紧张和相互猜疑的土壤中旺盛生长。清醒的思考和精心的计划从来不是他们的武器。”^[6]

非国大——或者更准确地说，曼德拉总统——需要清醒地思考和精心地计划。没有这种能力，将很难使从孤立保守的种族隔离政权中承继下来的旧的、以安全为导向的、官僚化的行政机构，与新的、没有什么经验的官员整合在一起。一些新人刚刚从海外学成归来，但只学了一些管理的速成课程和现代经济运营的入门知识。德克勒克的行政管理办公室中的职员都与他共事多年，而曼德拉和他的副总统姆贝基则必须从头开始。在公共服务方面唯一对非国大有利的是，在外交和安全——主要是国防和情报——领域，有一批数量不多但很重要的人，他们参与了大量为整合而进行的联合计划。因此对于曼德拉来说，建立办公室首先需要请来解放运动的高级干部担任一些部门的领导或顾问，其次要防止鲁莽地改变旧的组织架构或裁撤其中的职员。

杰克斯·格威尔是第一位被任命的高级官员，这赋予了总统幕僚严肃认真的象征意义。格威尔也带来了他广泛的政治背景，他曾担任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并与流亡时期的非国大交往。作为西开普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Cape）的副校长——他马上要从这个位置上退休——格威尔领导了转型，使一所种族隔离大学成为左派知识分子的家园。曼德拉对格威尔教授的任命表明了他对这位教授的高度尊敬。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格威尔具有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传统的背景，并且不是非国大的正式成员。多年后，曼德拉这样写他：

“杰克斯·格威尔教授除了是我总统办公室的主任之外，也是内阁的秘书长，他在这些职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现在是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人类科学研究理事会（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HSRC）、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African Centre for Constructive Resolution of Disputes，ACCORD）、南非民主选择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mocratic Alternatives in South Africa，IDASA）以及正义与和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的负责人。

“他在私营部门也非常活跃，是布里姆斯通投资公司（Brimstone Investment Corporation）、非洲国际工程公司（African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埃杜科—纳斯帕斯公司（Educor-Naspers）的董事会主席，纳斯帕斯公司（Naspers）、耆卫保险公司（Old Mutual）、大卫·菲利普出版社（David Philip Publisher）、西开普省板球有限公司（Western Province Cricket Pty Ltd）的董事，南非科学院（South African Academy of Science）和另外6家私营组织的成员。他是前大学校长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versity Principals）的主席。在学术方面，他的表现出类拔萃。他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荣誉文学学士学位、文学与哲学博士学位，全部以优等成绩毕业。他被国内外的大学授予了不少于6个荣誉学位。

“他曾被南非总统授予南非南十字金勋章（South African Order of the Southern Cross, Gold, 1999年），被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Abdullah）授予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部长级腰带（King Abdulaziz Sash, Minister Rank, 1999年），以及被利比亚卡扎菲上校授予卓越行为勋章（Order of Good Deeds, 1999年）。

“他在文学、教育和社会政治方面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评论、散文和论文。他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无所畏惧的独立思想家，曾经担任西开普大学的副校长一职，现在是罗德斯大学（University of Rhodes）的校长。

“在人际关系方面，他显然是一位真正的领导者。他没有任何偏执的倾向，鼓励有原则的讨论。他经常引导同志们把注意力放到那些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人际关系的方面。

“作为我们基金会的主席，他是使我们所有人和谐共事的关键，把任何形式的同志之间的内斗消解于萌芽阶段。

“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优秀的国际谈判者。正是他和沙特阿拉伯驻华盛顿大使班达尔（Bandar）亲王殿下，实现了洛克比（Lockerbie）空难案件的突破。^[8]

“只要有具有如此能力和视野的人在，这个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就将继续是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基石。”^[9]

在任命格威尔的那一刻，曼德拉对他所想要的办公室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像所有注重秩序的人一样——曼德拉一度想要在旅馆里整理自己的床铺——他无法在没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下有效地工作。任命格威尔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尊重格威尔并愿意听取他的建议。马塞凯拉后来对曼德拉这方面的性格如此评价：

“我认为这需要相当的谦逊和个人兴趣才会想要听取并接受最好的建议。我想说，他有点儿过分崇敬受过教育的人。他实在是看重学历那些东西，如果你对有学问的人表现出一些质疑，想说服他是很困难的。”^[10]

没有人对格威尔教授的任命提出过质疑，就此而言，也没有人对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安排有过质疑，他从一开始就是总统顾问。很久之后，卡特拉达被任命为议会顾问。他是曼德拉长期的朋友和狱友，他回绝了要求他成为内阁部长的提议。

“事情是这样的，”卡特拉达说，“组阁之前发布的文告中有我的名字。于是我写信给曼德拉说，尽管我的名字在上面，但我没有兴趣进入内阁……幸运的是，当时正在与因卡塔自由党进行讨价还价，他们想要一个安全事务方面的部长位置，而我们不能给他们，因此最容易做的就是把我那个狱政部门的职位给他们。”^[11]

曼德拉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转型事业，使一个种族隔离国家转型为一个没有种族主义、没有性别歧视的法治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所有人都享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些抽象的理想只有通过具有才能和奉献精神的人们的努力才能实现，或变成现实。他的办公室必须成为为所有成员提供动力的引擎。因此，选择尼古拉斯·“芬克”·海索姆（Nicolas ‘Fink’ Haysom）作为法律顾问就不足为奇了。与曼德拉办公室的其他成员一样，海索姆具有无可挑剔的履历。作为一位法学教授，10年前海索姆就是与自卫组织和政府支持的暴力行为进行斗争的活跃分子，并在谈判中起了核心作用。鉴于南非处于向一个宪政国家演进的过程中，需要建立法律框架从而完成国家转型并重新进入国际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每年要签署大约800份执行法令，平均每天两份），他的经验是无比宝贵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