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

L从德国回来，照例要把自己分给报社、分给娘家、分给朋友，百忙中，她要我去和她见一面。

“因为有一句话一定要告诉你。”她在电话里强调。

是什么话呢？我有点好奇，及至见面，才弄懂了，原来她急着见我一面是为了想骂我。

“我在德国教台湾文学，教到你的散文才发现你用字的功夫，我真怕那些德国人不懂——可是，能写出那种东西的人，现在怎么在《“中时”·人间版》报纸上写这些小东西，太糟蹋自己了，我真想打你！”

乖乖，真厉害，这种朋友真是孔子说的“畏友”，居然要打人——我笑笑，没理她，把话岔到别处去了。

写那种六百字的小专栏并非我的本意，是《“中时”·人间版》出的题目。我这人做事有点像《论语》上说的“无可无不可”，但一经答应，就得写一年五十二篇，想想，也有点佩服自己的孜孜苦劳。写久了这种“豆干体”的小文章，自己看着倒也并不讨厌。可是，在L看来，我算是堕落了。我想，我也真得小心，篇幅小，是一回事，我要当心，不要把自己写小了。

不久，又碰到诗人G和诗人C，他们两个对我那些短稿却大加称赏，说：

“虽然小小一篇，可也不容易，要写到有味道，很难哩！”

我也赶快想法转说别的事——虽然心底里巴不得这种话题永生永世地说下去才好。这话多么好听啊！

但写文章这件事，是必须宠辱皆忘的，否则一赞一喜，一贬一愁，人大概不久就变成球场上的篮球，一上一下，一下一上，不发疯才怪！

人的一生总要有最爱的人和最爱的东西，人总要有自己“至死靡它”的对象，你可以精明，可以在每一件事上锱铢必较，可以对人对事历历分明到冷酷无情的程度——但你总要对一个人一件事例外。文学，是我的至爱，我只想简单地面对一张纸、一支笔，简简单单地写下去。

朋友劝谏我，我感激，（试想，中年以后，除了朋友，谁还会傻里傻气地直话直说，告诉你，你写得不好？）朋友溢美之词也一笑谢过，也许他们只是善意，只是相濡以沫，你大可不必信以为真。

我猜想，我当时之所以答应写那些短稿，其实也是一番以今日之我去与昨日之我较劲的意思。希望打完橄榄球之余也试试乒乓球——那样小小一丸，要想打好，大概也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我喜欢用各种球来试试自己的各种身手。

二

有一次，去办某项手续，一切都办完了，他们要我签个名，我于是坐下，从皮包里掏出笔来，然后把皮包放在地上，签了名。

仅仅那么一秒钟，我一低头，皮包竟给人偷走了。

那一霎我人都呆了，我想起大皮包里的钱、钥匙、种种证件，全给一起偷走了……

我像傻瓜一样站在柜台前，手里握着我仅仅剩下的财物，一支笔，刚才签名用的。

虽然沮丧，但一瞬间，有个念头，仿佛万道霞光破云而出。

“你，还有一支笔。”

这是六年前的事了，我至今记得手里握着一支笔呆站在那里的傻相。

只剩一支笔，我想那样的人生还是幸福的。

三

联合报系在圆山大饭店举办“四十年来文学”的研讨会，海峡两岸一时“群贤毕至”，纽约、香港等地的文人也来了，真是“谈笑皆鸿儒”。

然而，却有一人令我难忘，那人是圆山大饭店的侍者。台上演讲正在进行，他为我们斟水，斟到我面前，看了一下我的名牌，他轻轻地说：

“你的文章写得好，我爱读……”

其实每个作者求的，大概就是这么一句话吧？我在会上遇见许多伟大的名字，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给我谬赏，但这一位不知名的侍者却更令我感激。原因是他并不属于文化圈，他是一个市井小民——其实，他们才是我真正渴望触及的一群，共产党爱说“普罗大众”“普罗文学”，其实文学世界自有更好的方法，作者只管写自己想写的，只要社会进步，一个侍者也照样是一个好读者。作者何必一定要降低，读者也有可能升高的啊！

那侍者也许为别人斟水，但我很荣幸，我是伺候那侍者的人，我是为斟水者斟水的一个作者。

四

要出书了，我偷用宋词的方法，把我的文章简简单单地归了类。短的叫“小令”，中的叫“中调”，长的叫“长调”，可说十分明了。

书中的字是用老式铅字排的版，由于近年来电脑排版太盛行，老式铅字式微，老厂纷纷转业，我不忍，很想在自己的书里留下老铅字的韵味。以前，我的书的设计往往喜欢用新东西，例如我是第一个坚持用雾面来处理封面的，又例如我也是第一个用“优质纸”来印书以凸显彩色印刷的。

五

有件好事，应该附带一提，我书里魂思梦想的那栋国学讲坛已经在一九九三年五月落成。当我承汪校长的盛情前去台中启钥的刹那，内心一方面欢喜万分，一方面也戒慎恐惧。欢喜，是因为美梦成真；戒惧，是怕如果国学不传，徒然糟蹋了精致的殿堂。

书出之日，我想借《我有一个梦》的句子来作为本文的结语，也兼作对人世的祝福：

……可是，现在是春天，一切的好事都应该有权利发生。

似乎是仗了好风好日的胆子，我于是走了进去……

——一九九四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