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他们属于各院系学分绩（学分绩是清华大学评价学生成绩的一种方式——编者注）最顶尖的那类人群，他们对科研热爱到心无二念，他们被冠以“学霸”或“学神”的称号，但同时他们在生活中又是各有各的奇趣，怀揣着梦想不断前行。交叉信息研究院陈立杰刚进大学时就立志为人类智慧添砖加瓦；数学系肖翰珅大一时四级英语成绩还不到600分，但如今4年后，他在信息论、计算数论、参数估计等领域发表论文10篇；别人眼里“枯燥乏味”的科研在交叉信息学院王若松的眼里“流光溢彩”；材料学院2014级硕士生赵春松一次拿错实验材料，竟意外探索出石墨烯的新大陆，但他坚信“运气”背后的通则——勤奋与毅力；汽车系博士生冯旭宁跟NASA抢发文章，通宵实验3个月，开创动力电池热失控领域；电子系王宇读博前3年零论文，从倒数第一到清华特奖，是科研让他学会了专注；化学系马冬昕两次获得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总结成功经验，她说“没有一招制敌，只能脚踏实地”；化工系唐城从“追女神”中参透学术秘籍，从专业课不及格到论文总影响引子突破150；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赵小凡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学，在清华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如今既斩获特奖和学术新秀，还当上了博士妈妈；医学院博士生万蕊雪3年5篇Science，她用自己的勤奋演绎着一条“90后”清华直博生的女科学家之路；生命科学学院王继纵从一道语文阅读题中领悟学术的激情；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刘若楠在科研工作中，不断发现、思考问题并且得到答案能使她获得最大的满足感。无论他们拥有怎样不同的故事，但是有一句话是他们共同的本质：学习与科研是他们最大的快乐源泉，而坚持与奋斗是他们不变的青春底色。

陈立杰：我立志为人类智慧添砖加瓦

文 张丽丽 关春懿 周诗宇 张必豪

•陈立杰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2013级本科生

2016年11月10日是个特别的日子。它的前一天，是引得众人围观的美国大选，后一天是清华的光棍节，以及电商时代的“剁手日”，这两个日子中间的一天，对于清华人而言，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因为，这是见证2016年“特奖大神”产生的日子。

“人和人的差距大于人和狗的差距”“我们上的是同一所清华大学吗？”，这些清华园中自嘲的段子到了特奖答辩时期出现的频率尤其高。从最初评选的38位候选人到15位进入答辩的候选人，再到最终获得特奖的10人，每一次消息的公布都能掀起朋友圈的一个小“高潮”，而有的人早在答辩开始前就成为了人们“膜拜”的对象。陈立杰就是其中一个。

人不在江湖，江湖却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从初中开始参加信息学竞赛，到大二逐渐隐退，陈立杰一直都是OI（Olympiad in Informatics）界的传奇人物之一。一路靠着自学，击败各路强手，揽获各种奖牌，高一拿到全国青少年奥林匹克竞赛（NOI）的金牌，顺利保送清华大学，高三那年在第25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IOI）中，以全场第一名的成绩获得金牌。

“陈立杰这个名字，WJMZBMR这个ID，中国这一代的信息学竞赛选手都不会陌生。他一直是传说，是大家的偶像。”张琛（化名）大一就听参加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同学说起过陈立杰；后来，随着对陈立杰的了解增多，心中的敬佩之情也就越强，直到彻底“沦为”“陈老师”的脑残粉。他目前正在香港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所学也是计算机专业。

两三年前，他和陈立杰共同参加一场比赛，趁机找偶像要了一张合影。“我记得大家是排着队要签名和合影的，他都没有拒绝，也没有什么大神的架子。他在网上也是很好交流的，别人问他问题，他都很耐心，而且他比较有趣……总是调侃自己。”张琛说。

由于没有机会到现场观看陈立杰特奖答辩的过程，张琛特意去补看了偶像的答辩视频。当他看到陈立杰说想解决“P vs NP”问题时，心里止不住激动与感慨。“P vs NP”问题是计算机科学里面很基本也很重要的问题，陈立杰几年前就在说想当计算机科学家，现在依然固守初心，这在张琛看来很不容易。更让张琛动容的是，陈立杰没有跟风，没有为了高薪向热门方向靠拢，而是能够沉下心来去面对最难、最基础的问题。“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以后会是那种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计算机科学家。”

2014年参加ACM World Final的队伍合影（右一为陈立杰）

和陈立杰一同获得清华2016本科生特奖的数学系学生李阳垟，也在高中学信息学竞赛时就听闻过“丽姐”的大名。“丽姐”“丽洁”“陈老师”等都是圈内人常称呼陈立杰的方式。“高中参加信息学竞赛，想不知道（陈立杰）很难吧”，经管学院大四学生王谨然（化名）如是说。

即便在大二把主要精力从竞赛转向了科研，“陈立杰”这个名字依然被后辈们仰望和崇拜着。知乎上但凡出现跟信息学竞赛相关的话题，总是有人不忘@他。关于他的逸闻趣事、非主流照片更是在圈内广为流传。坊间还有这样一个故事：陈立杰在高三时就收到了Google公司人力资源部发的工作offer，然而被大神以学习为由拒绝了。后经本人证实，他收到的其实只是实习邀请。

科研只是众多兴趣中的一个

“如果不做科研，那么会选择从事什么工作？”

“音乐游戏玩家。”陈立杰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陈立杰是资深的游戏玩家，只是他几乎不玩大众的游戏，而是偏爱相对小众得多的“OSU！”。“OSU！”是一个基于市场上各种流行节奏游戏的操作模式，而制作成的一款独特PC版节奏游戏（Rhythm Game），为了保证一个好的游戏玩法与计分规则，“OSU！”增加了包括在线排名、多人游戏、重放交流和一个庞大的社区在内的各种元素。

陈立杰也曾经是个“网瘾少年”，为了玩游戏甚至有过两三天没睡觉的经历。在大三下学期去MIT交换的半年中，陈立杰在完成科研任务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周游美国，而是大部分空闲时间都宅在宿舍打游戏、看动漫。虽然热爱游戏，但他也想了克制自己的办法。这款游戏所占内存很大，陈立杰索性就把它放到了移动硬盘中。“如果实在控制不住想玩游戏，就把硬盘给朋友。”陈立杰说。

上大学前，陈立杰是这款游戏世界前100名的玩家。上大学后，玩游戏的时间少了，眼看着当初和自己实力相当的小伙伴已经闯入了世界前10的位置，他还止步不前，一度有些懊恼，但随即释怀，反而放开了名次对自己的束缚，没有刻意为了提升排名去挑选一些高难度的音乐，而是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这也对他的科研道路有所启发。大二时挑选一些很难的题目研究，不仅没有出什么成果，而且还让自己产生了悲观情绪。大三“弃暗投明”，研究与自己能力和兴趣相匹配的课题，反倒很快出了成果。

在MIT和导师Scott Aaronson教授的合影

动漫，是陈立杰除游戏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从初三开始追漫，到现在已有七八年的时间。他的各类社交软件的头像都是动漫人物形象，朋友圈状态的配图大部分也都是动漫截图。他不仅看动漫，也听日文歌，并为此专门选修了学校开设的日语课。

“在大一的时候，我经常在紫操漫步，思考：我是谁？我要做什么？”特奖答辩时，陈立杰刚说完这句话，台下便自发响起了掌声，伴随着被逗笑声。其实，陈立杰初中时期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比他对计算机产生兴趣还要早。他那个时刻就开始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满足”这样的问题，问题的答案当然无法从语文课本中找到。于是他就自发地阅览了很多哲学类的书籍，虽然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但丰富了见识。进入清华大学后，他对哲学的兴趣丝毫未减，热衷于选哲学系开设的课程：“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西方哲学精神探源”，并在这些课程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清华“自强不息”的校训，他也有着个人独到的见解：“不能满足于导师、父母让我们做什么，要有自己的选择、独立的人格。”

喜欢“卖弱”的大神

从参加信息学竞赛起，他就是其他人眼中“可望而不可即”的人，被当作是和tourist同一阶位的人。但是陈立杰不这么认为，“他比我强多了，曾经也是我的偶像。”他谦虚地说。Tourist是第一位获得ACM/ICPC、IOI、Hacker Cup和GCJ冠军大满贯的选手，包揽了2014年三大个人算法竞赛Facebook Hacker Cup、Google Codejam和Topcoder Open的冠军，前无古人。

谈到对陈立杰的印象，李阳垟觉得，“我到现在都没看出来他有‘努力认真’的那种特点”。在大二，陈立杰和李阳垟一起上“代数学前沿基础”课程，上完一学期的课，陈立杰唯一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头发很长很长”。这学期一起去哈尔滨参加活动，他们俩才开始真正地认识。在哈尔滨一起交流，李阳垟明显感受到了陈立杰的天赋之高，“他的反应速度很快，身上散发着天才的气质”。

的确，所有和陈立杰接触过或者听闻过他的战绩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位少年惊人的天赋。但在各种场合下，陈立杰都坚持“努力比天赋更重要”。事实上，他也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很高的天赋。“两方面都很重要，但努力还是最重要的。”

他习惯了对自己的调侃，社交平台上常见他发的“要挂科了”“学习压力好大”这样的状态，他大概也是唯一一个觉得自己天资并不聪颖的人。“到了清华，我有时也有智商被碾压的感觉，比如我的前室友范浩强，我就觉得他很厉害。”

本身极具天赋，但却是个“喜欢卖弱的大神”，这是王谨然对陈立杰的最大印象。知乎“如何评价清华特奖得主陈立杰？”问题标签下，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全世界有人比他更会装弱？”其实说是“装弱”，其一是来源于他的谦逊，其二是陈立杰对于“努力”的独特定义。

ACM—ICPC 2015合肥赛区冠军（左三为陈立杰）

特奖申报阶段，如果不是辅导员邝仲弘的建议和鼓励，陈立杰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申请特奖。“陈立杰一直都觉得班里的其他同学都十分优秀，觉得自己不具备参选特奖那种超一流的水平。这点我特别欣赏他，他为人十分谦逊，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能够静下心来不浮躁。谦逊是一回事，水平够了，以特奖为契机整理一下过去3年多的收获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也很认可陈立杰的努力，“抛开天赋因素，陈立杰同学比其他同学努力程度还要大一些”。在陈立杰调侃自己“沉溺”“OSU！”的2016年的暑假，实际上也完成了5篇学术论文。

陈立杰对于“努力”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对那种以时间来衡量努力程度的标准不以为然，“什么才是努力？把所有题都刷一遍不是努力，要找到对的事情去做。有些人闲下来不知所措，有些人做的事情我不觉得是正确的花费时间的方式”。当感觉大脑不工作的时候，他也不会强迫自己继续工作。打游戏、看动漫、和朋友一起去酒吧喝酒是他常用的减压方式。

IOI 2013冠军

站在特奖的舞台上想的是当晚的deadline

特奖评选前一天，当其他候选人忙于为答辩做准备时，他依然淡定自若地关注着朋友圈中的时政热点。连答辩时穿的正装，都是他答辩前一天临时找同学借的。答辩结束，在门口碰到一个相识的同学，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觉得希拉里是不是左派？”留那位同学在一旁“一脸懵逼”。

他答辩时语速极快，信息量很大，没有接触过信息学竞赛的人或者对计算机领域不熟悉的人几乎没有办法跟上他的思维，只能根据他发表论文的篇数以及导师对他不吝言辞的称赞中，判断出：“哇，这个少年不错哟！”他说话时有几个动作特别明显：持续快速的眨眼、扶眼镜、撩头发、手指惯性地敲打桌沿，这些动作为他增添了一个“萌”的属性。

答辩过后，朋友圈相继流传出他的答辩录音稿、答辩视频，B站上甚至有人专门制作了他答辩视频的RAP版。

相比于大家热烈的围观，他本人表现得平静很多。或许是从最开始就没想过“觊觎”特奖，或许是对特奖评选结果已然胸有成竹。父母得知他获奖的消息，也只是简单地表示了一下祝贺。

特奖答辩现场

10号下午5点左右答辩结束，他吃过晚饭后去上了节晚上的课，回到住处后继续赶deadline。或许，对于心中有着明确的目标和理想的陈立杰来说，这些荣誉已不足以掀起内心的涟漪。

“我想成为一名理论计算机科学家。”这句话他从中学说到了现在。从清华毕业后，他将赴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祝愿他最终能够“成为黄金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为人类的智慧添砖加瓦”。

肖翰珅：一个“平凡人”的学霸养成记

文 张祎嵩

•肖翰珅 清华大学数学系2013级本科生

我是清华里的一个平凡的学生

“相貌平平，成绩平平，没有绝顶的天资，偶尔也带着拖延症——我是清华里的一个平凡的学生。”这是肖翰珅对自己的基本评价。

然而被“追问”出自己的履历和成果，却让人很难将其与他对自己的评价相对应：本科期间，肖翰珅以第一、第二作者身份，在信息论、计算数论、参数估计等领域发表论文10篇，其中SCI/EI期刊论文5篇、国际重要会议论文4篇，承担并结题科研项目5项，曾获IEEE SPS Grants、IEEE NSF-GlobalSIP Grants、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北京旋极基础科学奖学金、清华大学93级校友奖学金、以色列政府奖学金等。

成绩的取得，肖翰珅主要归功于校团委开展的一系列如“星火计划”、大学生学术推进计划、“闯世界”计划的支持，以及宽松的研究环境。3年中他去过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耶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等在内的7所高校研究访问，沉醉于和各个学科的研究者一起开展纯粹的学术研究讨论，论文的合作者到如今已慢慢增加到10人，有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的教授，也有甚至只通过邮件交流的博士生和研究员。

“曾国藩说自己天资平平，但‘扰扰万众，大皆中材耳’，‘妙也、巧也、成也，皆从极熟之后得之’。因此天下万事贵熟，倘若我有一点成绩那也不过是我多做了几次”，他仍始终坚持着对自己“一个平凡的学生”的认知。

肖翰珅（右）和Prof．Daqing Wan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四级英语成绩还不到600分

尽管如今已成绩斐然，但让肖翰珅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完成大学第一篇论文的经历。“那时候我才大一，四级英语成绩还不到600分，写论文是坐在文科图书馆的公共机房，先用谷歌翻译翻译一遍，再在上面一边写一边改。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全是自己写自己改自己投。”

如今重新翻看自己当年的论文，肖翰珅笑谈道，就算是自己来当审稿人，也实在没有耐性一句一句读下去。第一篇论文他前前后后投了6次，其中一次通信快讯给了“大修”的结果。看到了发表的希望，他激动地写了10多页回复给编辑和审稿人，比原始的论文还长，但最终还是遭拒。

“但我很感谢自己的狠心，觉得正是这一段磨砺让我从什么都不懂到至少能把一篇文章写得还能读，知道什么期刊收什么文章，知道代数编码倾向于哪一类的研究，给评审的回复信怎么写等等。”对于文章被拒，肖翰珅有着良好而诚恳的心态，他觉得审稿人都肯花这么长的时间看，自己为什么不能花时间改呢？有一次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做他的审稿人，或许是被他积极回复的精神打动，后来竟主动写信希望与他合作。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有时候狠下心给自己一些挑战才能跳出之前的舒适圈。”肖翰珅觉得，正是开始一年多的摸爬滚打，虽然让他头破血流却也大概摸清了科研的门槛。

做研究需要有大局观

肖翰珅说他非常感激自己能有机会，在3年来与这么多教授、同学在不同项目上展开合作，“他们有不同的个性，有的非常和蔼可亲，有的却不苟言笑，年龄上有上至花甲的老教授，也有比我还年轻的学长，然而他们那种对学术的强烈的热爱却是同一的”。

肖翰珅（右）和同学黄羽丰（左）在ACSAC2016

肖翰珅回想起自己的第一次研修的导师——康奈尔大学教授Zygmunt Haas：“我印象里的Haas教授非常严肃，我和Zygmunt在近一个半月的日子里所有交谈的话题几乎全部是关于混沌映射的Ad hoc秘钥共享方案，但我却丝毫没有感到疲惫，因为学术可以如此纯粹。这种亦师亦友的情谊或许淡如水，但是每年新年却总能收到他的来信。”

获得学术推进计划研究的专项资助后，肖翰珅成立了一个完全由本科生构成的研究小组，在信息论和密码学方向展开研究。“事实上，很多学弟的能力已经在我之上了，他们日后的成绩也一定比我强得多。”

在问到他关于做学术的看法，肖翰珅表示，随着知识的积累，能完成的项目与题目也会迅速地增加。但肖翰珅觉得，时间有限，问题是做不完的，文章也是读不完，而做研究确实需要有大局观，有容乃大，不能被自己一时澎湃的思路所迷惑。了解一个问题有些时候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洞察力不仅表现在解决问题上，也更体现在对问题前瞻性的考量；有效的前期准备工作，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后期很多陷入解决问题却“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盲目，这种盲目导致的很可能就是虽然花费了大量精力，得到的结果却没有自己预先期待的价值。

“相信大多数同学都有着一段奋斗的历程，倘若有机会细细讲出，都是一段动人的故事。”谦逊而笃实的肖翰珅，将继续沿着自己选择的学术道路坚毅地走下去。

王若松：科研在我眼里流光溢彩

文 马乐 张丽丽

•王若松 清华大学交叉信息学院2013级本科生

提起清华，总少不了“科研”二字；而提起科研，大部分人想到的又是“枯燥、乏味”等词汇。但是，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只要你有一件合理的事去做，你的生活就会显得特别美好。”从来都有一些翩跹的舞者，在我们所谓的单调中，舞出最绚丽的色彩。而来自交叉信息院计科30班的本科生王若松，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路漫漫其修远兮，与志同者共求索

2017年3月17号，王若松结束了他的美国大学访问之旅。

华盛顿大学是他访问之旅的最后一站。从西雅图出发，飞行了13个小时后，晚上7点左右，又回到了他熟悉的校园。这个申请季，截至目前，他收到了11封博士录取通知书，3封硕士录取通知书，几乎“横扫”了美国排名最靠前的十几所学校。

初见王若松，我们意外地发现，他是和自己的室友一起来的，两人默契而和气。而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也渐渐了解到，在他从事很多事的过程中，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影子。从高中到大学的最明显变化就在于团队的合作渐渐取代了个人的摸索。他们这些有相似科研兴趣的同学聚在一起，自发地组成了科研小组，他自己在其中担任了组织者的角色。“有时候，大家交流一下最近在做什么东西，然后就会有启发。”在王若松已发表的5篇论文里，每一篇都是他和同班同学合著完成的。和他合作次数最多的同学，是清华2016年特奖得主陈立杰。

邀请同学合写论文，成为计科30班的一段佳话，王若松当之无愧是论文合著图中的中心节点。2016年春季学期，王若松正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交换，交换期间，经常主动邀请其他同学共同探讨科研问题。而早在清华校园时，他就有“串寝”的习惯，“几乎每天晚上，他都会来各个寝室，与其严肃地称作学术讨论，不如说是闲聊”，他的同学孙天成说。而很多次在这样的闲聊中，思维的火花突然迸发。

在前往密歇根大学交换期间，王若松与同行的同班同学占玮一起进行了理论计算机科学的相关研究。他们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与3位合作者一起完成了一篇关于《无线网络通讯的算法和复杂性》的论文。2016年11月2日，是计算机顶级会议STOC论文提交的deadline，这篇集5人之力的论文，在经过3个月的等待之后，收到了“确认录用”的通知。2017年2月8日那天，王若松打开邮件，“I am very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your submission to STOC...”一句映入眼帘，这是他本科期间科研经历中一个新的高点。

计科30班论文合作网络（制作者：李志远）

和同学进行学术探讨，主动邀请同学进行论文写作，并不是他们互动的全部。他本身对于国际政治和社会热点事件也有着极大的兴趣，“蹭”在同学的宿舍里，和他们漫无边际地聊着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成了王若松在科研之余最大的乐趣。在这种热烈的、平等的讨论交流中，他也渐渐形成了自己对世界、对社会的基本认识。

大学最后一年，在全班同学的举荐下，王若松担任了团支书这一职务。而他愿意承担这一职务的原因也很简单，“要毕业了，给大家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吧”。他和他的同学们正在策划去日本的毕业旅行。

欲成葳蕤之势，须得前树荫护

被问及个人取得的一些成就时，王若松一直在回避谈论这个话题。他反复提及的，是他的老师和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学。“李老师”和“唐老师”这两个名字更是多次出现在他的陈述中。其中，李建教授是他们“算法设计”课程的老师，在进行科研探索遇到技术上的问题时，李建教授给过他们很多帮助。“李教授擅长启发学生，也很有学术实力。”而让王若松对李老师“念念不忘”的，是李老师严谨的学术作风。

2016年暑假，王若松将刚刚完成的论文初稿交给李老师审阅，李老师对初稿很不满意，在修改一遍后，论文上已经到处都是李老师的批注。而这样的过程重复了多达4次后，李老师才最终满意。在这个过程中，王若松通过李老师的一个个批注，逐渐理解了如何写出一篇易于他人理解又不失严谨的学术论文。“从人格上、学术成就上都很崇拜李老师。”王若松说。

姚班不乏这样的“良师益友”。大四上学期，计科30班很多同学都在准备申请，为此姚期智院长还专程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简单的面试，和每位同学进行一对一交流，询问他们的意向，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姚先生惜才，也一直在鼓励学生们“多元化”发展，鼓励他们和国际水平接轨。王若松的室友在写文书时遇到了一些瓶颈，姚先生得知后，亲自帮忙修改，同时还让自己的夫人储枫——同样一位在计算机领域有着很高造诣的学者，一起帮忙修改。

姚先生一直竭尽所能地为姚班的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姚班不设立固定的教学大纲，教材跟着国际最新研究成果走；引进计算机领域高水平的人才，壮大姚班的师资力量；为计科30班全体同学提供去海外交换一学期的机会；如果有谁的论文被国际会议收录了，学院出钱赞助同学参加会议……身教大于言传，姚先生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熏陶着身边每一位学生。

我们常常说，从一株小树苗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要有日光的滋润，还要有雨水的滋养。可是，别忘了，在每一株树苗的上方，总会有那么一道或者几道苍老而遒劲的翠绿的身影，悉心为这些幼苗遮风挡雨，直到他们枝繁叶茂的那一天。

“成熟”：勿忘初心，砥砺前行

在科研的过程中，与论文打交道是必不可少的。一篇论文的创作，从确定研究什么问题，怎么写，到最后的修改、定稿，包括这其中每一个细节的完善，都是一个有机的结合整体，也是一个需要极其严谨的态度的研究与表达过程。

2016年的暑假，王若松和陈立杰合写了5篇论文。9月15日那天是AAAI会议的deadline，在距离deadline还有8小时的时候，王若松和陈立杰突然意识到，文章中有个地方的证明是有问题的。他们顿时就慌了，但立马又平静了下来。换了一种更为精确的方法去分析，试图去修正证明中的问题。幸运的是，终于赶在deadline之前修正了错误。王若松提交完论文的那一刹那间，松了一口气，“还好赶上了”。他看了看电脑上显示的时间：4：24，距离deadline只有36分钟。而此时，他和陈立杰已经有20个小时没合眼了，丝毫没有赶上deadline的兴奋感，只有一种“累瘫在床上”的感觉。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每次总会遇到未曾预期的问题，而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在修正中不断前进与发展的过程，王若松也在这样坚持着。

王若松的刻苦是身边的老师和同学们有目共睹的。“王若松是我们班的核心人物，我们班众人在王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发paper。”在同班同学董方宏的印象中，王若松是他们班最刻苦最认真的人，说起王若松的故事更是娓娓道来：“大二暑假写Java大作业，其他人还没写的时候，他早就开始写了，每天写10几个小时的代码；大三写图形学大作业，每天只睡5个小时，写完一遍以后觉得性能不满意，全部推倒，用更复杂的方法重写了一遍……”

在交换时，和王若松住同一个屋的占玮，更是直接地感受到王若松执着的精神。他们入住的第一晚，宿舍的网络就瘫痪了，王若松拿起电话拨通了网络公司的号码，但对方语速太快还有口音。第一遍，没听懂，接着打；第二遍还没完全懂，再继续……直到第五遍。就这样，宿舍网络问题终于解决，有了网络，王若松得以继续投入到科研之中。更让占玮敬佩的是，在他们的论文已经告一段落后，王若松依然在想办法改进那篇论文。

“学术论文在具有严谨性的同时，要有其新颖性。”王若松乐于寻找科研的快乐。或许，在学术研究这一方面，他已经树立了更宏伟的目标。王若松即将发表在计算机顶级科学会议STOC的论文，在计算机领域已经是质量极高的一篇。

本科生涯即将画上句点，王若松已经大致明确了自己将来要走的方向。“我和陈立杰都是会走学术道路的人。”在美国攻读博士未来至少5年的时间内，除了每年的假期外，他可能再难有回国的机会。而他对姚班学弟学妹们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在大学期间能明白自己想做的东西是什么，然后选一条最合适自己的道路”。

因为想做科研，所以爱上了科研；因为适合科研，所以创造出了自己流光溢彩的科研世界。

赵春松：非典型学霸的个性与仗义

文 袁文幻

•赵春松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2014级硕士生

在好朋友眼里，赵春松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无论是做科研还是日常生活，都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比如，作为一名学材料的学生，他却修了个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美术学院的双学位。

在女朋友眼里，赵春松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但这份厉害不是与生俱来的，她陪他经历了实验瓶颈时的苦闷、等待论文投稿时的焦虑与申请学校时的压力。

在赵春松自己眼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清华人。喜欢讲段子，喜欢打DOTA，在科研上获得的收获大多是因为自己的“好运气”。他谦逊地称自己是科研新人，“还在摸门槛，连门都没进”。但是在别人看来，短短两年来取得的成果已足以证明他在科研上的优秀和潜质。

从“学渣”迈向科研之路

7年的清华时光对于赵春松来说其实是不断尝试和发现自我的一段旅程。

大一时的赵春松当过“学渣”，体会过“人生有种无法挽回的遗憾叫作大一的GPA”，也曾在全班80多人中排名70。当初他通过物理竞赛保送进清华时，以为“自己还算挺强”，结果自信心遭遇打击，也使他质疑自己是否适合科研这条路。

这些忧虑困扰着他的睡眠。睡不着的时候他会去跑步，“一次夜里3点我和室友都睡不着就去紫操跑步，跑到4点钟他回来就困了，我还是睡不着，就又下去跑几圈”，赵春松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于是他选择去美院“透个气”，加之一直喜欢美院的氛围，没有任何美术背景的赵春松就抱着这样的想法进了美院的大门。不过，在美术学院双学位的面试现场，他也遭遇了老师的质疑：“你这个成绩不太好啊，能完成本专业的任务嘛？”面试老师看着赵春松的成绩单，面露难色地问道。

“想变得优秀有点困难，但完成是可以的。”赵春松搓搓手，习惯性地笑着说。

尽管后来在美院和学生工作中，赵春松渐渐找到了自己的一点存在感，但这离真正的科研工作者还有很大距离。赵春松第一次接触科研是大三时在系里林红老师的课题组跟着师兄做催化剂的合成工作，这段愉快的经历加深了他对于科研工作的兴趣。之后他决定推研本系，师从伍晖老师。

好友评价赵春松选择老师是“洞若观火”。当时伍晖老师还没有入职清华，赵春松却很有远见地联系了伍老师，跟着伍老师做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随之而来的成果也给了他一些从事科研的自信。

伍晖老师是赵春松科研路上一个很重要的指路人，他对科研的极度投入和热情吸引着赵春松。“伍老师是那种执行力极强的人，你刚跟他说了个想法，他马上就让你回去准备来他办公室”，赵春松说。

科研收获：并不意外的“意外之喜”

对于目前取得的科研成果，赵春松经常说是因为自己有“好运气”。

在一次实验中，赵春松像往常一样拿出实验材料石墨烯，按照熟悉的步骤来制备电池。但令他疑惑的是这次的电池有些不一样，“我发现前几次循环脱锂容量很低”。在后来查找原因的时候他才知道是误拿了实验材料，把看起来差不多的氧化石墨烯当成了石墨烯。

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当作一次简单的实验失误，好奇心驱使着他探究为什么氧化石墨烯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于是他不断实验，记录实验数据，终于发现氧化石墨烯可以在锂电子电池中被电化学还原成石墨烯。

正是这批“不一样”的样品，帮助他发现了一种新的电极制备工艺。相较于传统来说，这种工艺更加便捷且成本降低很多，也成为他在科研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赵春松在实验室

然而单单靠“意外”“好运气”并不能解释他所取得的成绩，“运气”背后是每份优秀的通则——勤奋与毅力，以及他个人的学术敏感、强烈的好奇心以及坚持。

赵春松另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发表在Nature子刊Nature Communications上——是关于大量制备二维金属氧化物的新方法，它也是来自于一次“意外启发”。

“一次导师给了我一把金合丝，让我分析里面硅铝合金的组分。”赵春松说。他用稀盐酸把合金溶解，用吹风机把滴在铜箔上的溶液吹干放在电镜下观察进行元素分析，发现的结果让他吃惊：“根本没有硅元素，第一次反应就是：这是假冒伪劣产品。”他笑着回忆起当时的实验场景。

“虽然没发现硅元素，但是却发现有大量层状氧化铝的存在，这让我很兴奋。”他赶紧回去查文献寻找合理的解释，并向老师报告。伍晖老师看到后也很激动，立马让他着手做。寻着这个思路，他也发现了制作二维金属氧化物的更方便的新方法。

“非典型”学霸的个性与仗义

赵春松很有个性。“他的人有个性，科研也很有个性。”朋友这样评价他。

赵春松重视创新，往往“不走寻常路”，做实验时他并不满足于根据前人的路径换个材料再做一遍，而是努力探索一些新的可能。

这种个性与创新也体现在他双学位的学习中。在做美院毕设时，赵春松和另外两位同学利用按摩器的原理共同做出了能真实模拟打游戏痛感的产品DEMO。这个创意来源于他平时打游戏的体验，游戏里只能看到血力值的升降，但被武器击中的那种疼痛是感受不到的。毕设展示那天他们的作品引起了许多关注，甚至有老师建议他们把这个东西做成产品投入市场。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个性与创造力，使上天总是眷顾这个“运气好”的男生。

除了科研，赵春松心中还有一个导演梦，这也是他当时选择美院双学位的另一个原因。

他爱看电影，早期冯小刚的《没完没了》《甲方乙方》和《不见不散》是他的心头好。电影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让他感到真实生活的另一面，残酷与温情并存。“生活并不总是大人物的世界，更吸引我的还是那些小人物的生活。”

关于什么是大人物，什么是小人物，他挠挠头笑着说：“我就是小人物”“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能拍一部电影，我就拍那些小人物。”心中怀有小人物的赵春松更是个仗义的人。当被问道：“你想别人评价你是个学霸吗？”他侧着头思忖了下说：“比起学霸，我更喜欢人家说我仗义。”

赵春松，2016年度清华大学研究生奖学金得主

赵春松喜欢读金庸，最吸引他的是武侠世界里的那份侠义。打游戏时，他一般选择辅助位，保护队友安全撤退。在他看来，和好友们在游戏里征战的那份情怀已经超越了输赢。DOTA在赵春松的记忆里是一个凝聚着兄弟情谊的象征性符号，仿佛开一局，那些与兄弟们共同走过的日子就扑面而来。

朋友们都喊赵春松“松哥”，因为知道他靠谱、仗义，有需要时他总会在身后。但赵春松却很少把负面情绪传达给别人，一般不开心的事都会自己消化解决。

在身边许多人口中，赵春松有点像少林扫地僧，“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厉害，没想到实际上这么厉害”。可赵春松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厉害，他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清华学生，按部就班地上课写作业，打打DOTA、踢踢球。他总是把自己在科研上取得的成就轻描淡写地用“运气好”带过。

而实际上，运气背后是大家看不到的努力，他在不断打败一个个“小怪兽”中挑战和修炼自己。

这些“小怪兽”是繁重课业的压力，是deadline前的通宵，是实验没有进展的焦躁，是论文被拒的失望，是感觉前途迷茫的恐慌。每次与它的博弈都会令自己饱受生理和精神上的折磨，会经历年少轻狂和现实的冲撞，会怀疑和否定自己，而这些才是特奖神秘面纱背后最真实的模样。

冯旭宁：跟NASA抢发文章

文 苏丽坦

•冯旭宁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2011级博士生

因缘际会踏上新能源之旅

“其实一开始进课题组的时候，是没有电池安全性这个方向的。”冯旭宁说。

冯旭宁的研究方向为锂离子动力电池安全性，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他最初选择时并没有这一研究方向。由于“不积极”没选上热门的研究方向，冯旭宁便进了在当时还不那么火的新能源课题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积极”的选择，却在时代的变化发展中迎来了机遇。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发展新能源汽车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但与此同时，以热失控为特征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的安全性事故时有发生，电池安全事故阻碍了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因此，“以防止热失控为主要目标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的安全管理”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应用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能源方向逐渐火热，电池安全性这一研究方向也应运而生。

“可以说这个方向是我和几个师兄一起探索出来的”，“当初进新能源课题组的时候也没想到将来会这么火”，冯旭宁说。

就这样，冯旭宁所在课题组的规模从最初的4人发展到如今的20多人，并且不断壮大。在他们的努力下，课题组突破了大容量动力电池绝热热失控测试难题，并在国际上第一个发表大容量动力电池热失控量热研究结果。在热失控扩展研究中，抢在NASA和Sandia之前得出可重复的实验结果并发表论文。

冯旭宁（左）在做研究

努力换来伯乐

在冯旭宁看来，时代的需求成就了他所取得的成绩，“感觉有一定运气的地方”。但在这背后，是他10天9夜验证方案的努力，3个月通宵实验的付出和半年的坚守。

冯旭宁的骨子里有股坚韧劲儿，从小就让旁人感到不可思议，“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愿意练这个东西，我也没有说非得逼着你”，小学时的扬琴老师这样对冯旭宁说。“练琴的前3个月老师让我们用小棍儿敲凳子背儿，每次练3个小时，别的小伙伴敲一个小时就出去玩，我还在练习，所以基本功练得很扎实。这对我后来做很多事情都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做实验。”

带着练琴时的那股韧劲儿，冯旭宁就像一匹努力奔跑的千里马。承担项目时，他在电池基坑旁边“蹲”了半年，“蹲”出了两代原理样机、“蹲”出了一篇论文。做电池安全性试验时，他搬来被子和行军床，在实验室睡了两三个月。做通宵实验时，由于担心睡过头引起电池爆炸，冯旭宁只好每隔一个小时设一个闹铃。

冯旭宁的努力也使他在科研道路上遇到了多位伯乐。“一路走来，去过很多地方，大家都很照顾我，想感谢的人太多，尤其是我的老师们。”冯旭宁说。

冯旭宁（右）获学术新秀奖后与副导师何向明老师的合影

出于对电化学知识的兴趣和研究领域的需要，冯旭宁选修了核研院何向明老师开设的“先进二次电池技术”课程。课后经常与何老师讨论问题的他，与何老师一见如故。

一次，冯旭宁利用短暂的清明节假期帮助何老师处理了复杂的实验数据，并提炼出了一篇研究论文，但最终因为工程项目的压力无法再继续深入研究。这时，何老师适时地点醒了他，认为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更有难度的学术研究工作，建议他应该把时间更多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上。

导师欧阳高明则对冯旭宁很严格，话虽说得不多，但总会在关键时刻点拨他，为他每一次的学术蜕变给予支持。

因为听说汽车系研究生在低年级时可以去德国短期交换，冯旭宁从本科就开始学德语。当他博一准备申请去亚琛做交换生时，欧阳老师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中美汽车联盟是一个好机会，过两年可以去美国做交换，去德国还是美国，二选一吧。”

尽管心里多少有些不舍，但从导师的言语中，他听出来去美国对他的发展更有利，于是决定不去德国。冯旭宁说，“有时拿不定主意就会找老师谈，他给的建议不一定是我自己喜欢的，但总能在关键点给我正确的指导”。

正是这个建议，使得冯旭宁在2014年2月去美国密歇根大学交换时，遇到了人生中的另一个伯乐——Jing Sun教授。在去美国交换之前，冯旭宁已经发表了好几篇论文，“以为自己挺会写论文的”，因此与Sun教授初次见面时，冯旭宁就自信地表示“在美国这一年要发表10篇论文”，却不料被Sun教授泼了一盆冷水。

“不好好写的论文过几天就没有人看了，但是一篇好的学术论文是可以供大家参考几十年的，还是一篇一篇来吧。”

冯旭宁（右二）在美国与Jing Sun教授课题组成员的合影

在Sun教授高强度、严要求的学术训练下，冯旭宁交换期间发表了两篇高含金量的论文，尽管数量上远未达到他当初设定的目标，但是这段经历给了他学术观念上的转变，让他明白：“做学术不是想办法多写论文，而是把问题研究透彻，然后把问题讲清楚。”

距离特奖，你只差更多“失败”

冯旭宁拥有非常漂亮的成绩，但漂亮背后也有许多失败的经历。

实验的失败是他的家常便饭，每次实验、测试，他都不知道等待他的结果是什么。在得到最终满意的结果之前，他早已忘记试验过的次数。

而冯旭宁当年也参加过本科生特奖评比，但最终落选。回忆起那次经历，冯旭宁只淡淡地说，“实力确实不如别人，参加评选之前就感觉没希望。答辩的时候，跟别人相比也没什么亮点。最后亲友团都认为没戏了，评选的时候只有辅导员一个人陪我”。冯旭宁认为，当时自己的各方面能力确实不突出，因此也从未觉得遗憾。

冯旭宁在美国交换

在2011年第五届Honda中国节能竞技大赛中，他又多了一次失败的经历。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之前的失败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但是这个比赛就是整个团队的事情”。

作为紫荆花车队发动机组的组长，冯旭宁带着组里的成员为比赛准备了一年，在前届的基础上作出了许多改进，几乎试遍了所有可能的发动机节油方案。直到赛前一个月，一切进展顺利。以当时的试车成绩参加比赛，取得前三名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一群热爱挑战、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并不满足于此，选择继续试车。可后来，由于他们赛前试车过多，比赛时发动机寿命受到影响，使原本到手的奖牌最终失之交臂。这件事至今让他耿耿于怀：“只恨不能亲自报仇。”

正是这样一次次失败的经历，练就了冯旭宁坦然接受失败、从失败中找原因的良好心态，让他懂得“人生其实挺艰难的，想做点事情还是比较困难的”，也因此使他学会了做任何事都要谨慎、要低调。

特奖的“叛逆”

然而，谨慎、低调并不意味着完全服从，在学术上，冯旭宁表现出了另一面的个性与“叛逆”——坚持真理，决不畏于权威。

2016年3—4月，受中国汽车研究中心的邀请，冯旭宁所在团队前去参加联合国EVS-GTR国际电动汽车安全法规的制定。在参与EVS-GTR国际法规TF5工作组主持法规的试验验证工作中，冯旭宁与国际专家进行公开辩论，坚持自己的试验结果。当发现对方在没有深入研究文献的情况下故意在会场上刁难中国时，冯旭宁以学术研究者所拥有的冷静与沉稳，逐一回应对方提出的意见，据理力争，使中国代表团逐渐占上风，其他国家的代表也纷纷表示“中国说得对”。

辩论的目的是为了让各方达成一致、通过国际法规。参加两次会议后，冯旭宁明白各方争执的焦点在于大家都想用自己的电池参数。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刚好是他之前两三年得出的试验结果，可以拿过来帮助大家确定参数。最后在团队的努力下，各国代表也都认为中国的方案可行，使得谈判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参加国际电动汽车安全技术法规会议

2016年9月，中国主持的TF5法规第一阶段制定工作完成，将于今年开始全球试行。

在这背后，也有冯旭宁自己贡献的一份力量。冯旭宁在整个参会人员中是最年轻的，却显现出了超乎年龄的担当与气魄，也正如Jing Sun教授当年给予他的评价：“我完全被他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的探索热情、追求完美的精神、服务行业与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处理事务的成熟稳重所感动，他展现了清华大学最优秀学生的风采。”

王宇：从倒数第一到清华特奖

文 李京泽

•王宇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2012级博士生

从倒数第一到清华特奖，他用3年等待学术之花

2012年，王宇以光电推研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专攻微纳光电器件的黄翊东教授课题组，师从冯雪副教授。在任选的两个研究方向中，他选择了最新而且更困难的一个——光学轨道角动量。摩尔定律显示，芯片的处理能力每两年会增加一倍，学界一般认为，摩尔定律即将寿终正寝。而王宇正是想挑战这个几乎不可能延续的摩尔定律。

当时的实验室还不具备实验条件，打满鸡血的王宇就这样开始了科研之旅。可未曾想到，课题难度之大，远远超过他的预期。在博士前3年的时光里，王宇没能发表一篇论文，一同进实验室的同学中，有些进度快的在博一就发了论文，而他对于怎么做、从哪开始做还一无所知，也因此从实验室推研成绩第一名变成了几乎倒数第一。

面对落差，王宇每天都在追问自己：“为什么原理上可行的方案，实际却怎么也做不出来？”在与结果擦肩而过的漫长等待中，王宇也曾想过放弃。但他明白，他能放下科研，却放不下对自己的质疑，能力到底如何？他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

2014年7月，王宇进入了半年的科研攻坚期，他称那时的自己很疯狂，每天泡在实验室里不知疲倦，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科研，状态也渐入佳境。“你知道每天都能看到进步，等待成果下一秒就会出现的感觉吗？”对于疯狂的状态，他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说明，但是聊到这个问题时他突然亮起的眼神说明了一切，就像当时的热情还没有消散。

2014年9月26日下午4点——至今王宇仍清晰记得——用红外相机第一次看到硅基集成器件发出的携带轨道角动量的光束的时间。“它是一个清晰的螺旋光环，太漂亮了，仿佛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收获了“光环”的王宇无比兴奋，第一时间告诉了导师。

“我和导师都特别兴奋，有一种拥抱彼此的冲动，但我们理工科的男生还是很内敛的”，王宇笑着说，“我们自觉而默契地将这激动的拥抱化为热烈的握手”。

王宇团队制备的硅基集成轨道角动量发射器效果图

正是从这一天的小突破开始，又经过了一年的努力，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回想那时，王宇称自己如在针尖上跳舞，因为他要专注于仅有几百纳米的基本单元，稍不留神就意味着之前十几个小时的努力付之东流。目前，王宇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4篇（Scientific Reports 3篇、Optics Letters 1篇）、EI论文4篇，在国际顶级会议上做了6次口头报告。

本科也曾迷失，到头来发现专注是真

然而，在科研上取得佳绩的王宇并非一开始就“沉迷”学术，本科时他也曾有过一段风风火火、忙到不可开交的日子。如今回忆起来，王宇责备自己不够“专注”。

当年的他以省里佼佼者的身份来到清华，但是高手如云的清华让他也有了些许不适之症。“我是18年来没有掉过队的人呀”，高中时的王宇担任学生会主席和班长，并坚持学习小号演奏，通过业余八级考试，这样的多线程并不妨碍王宇问鼎全年级成绩第一。来到清华后，他理所当然地延续自己的一贯做法。从班级到院系，从科创到艺术团，本科期间的王宇先后尝试了17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在课业最为繁重的大三，竟然兼任5份社工。

王宇的“多线程操作”

“当时想把每一方面都做到最好，但却无法做到极致，导致我没有什么成就感。”习惯于卓越的王宇形容自己本科是一种迷失的状态，成绩平平，各方面都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难言优秀。即使到了大四，还兼有3份社工的他“风风火火”地游走在校园里，那种不淡定的样子和现在有着天壤之别。

做社工成为了惯性，王宇在研一、研二时仍然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在第三年，面对辅导员工作广阔的发展前景，王宇毅却然决然地选择放下一切，做一个专注的博士。

王宇（左二）与其他辅导员的合影

“我们总是做这样的假设，如果我像他（某成绩优秀同学）一样努力，取得的成绩一定比他高，我就是要让这个假设成真，看看自己的实力。”王宇执念于挑战自己，从过去到现在，虽然本科也迷茫过，但是研究生时期他打赢了一场艰苦卓绝的翻身仗。

“做科研要的就是专注，要学会舍弃一些东西。”王宇细数着自己放弃的一些事情，其中有一次小小的选择至今令他印象深刻。

2015年1月的一天，王宇按照惯例在实验室做实验，却怎么也获得不了想要的结果，直到凌晨4点仍没有进展。而5个小时后，他就要乘高铁去往上海，参加一场期待已久的创业论坛会。一面是亟待获得的科研结果，一面是充满好奇的创业之旅，王宇在近乎一夜的犹豫纠结后，最终还是退掉了火车票。回到宿舍短暂的休息后，他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没想到，四五天后，结果就出来了，这个收获推动了整个项目的进展。

如今回想起来，王宇很庆幸自己没有去上海，因为一星期后回来，灵感没了，手感变了，测试平台环境也变了，整个项目很可能会被拖延几个月。

然而在之前，做出这种决定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个关于专注的选择，成为王宇博士生涯里最大的转折，也告诉了他专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羡慕乔布斯，工科情怀要接地气

“可以用通俗的话讲讲轨道角动量是什么吗？”

“简单来说，它能让未来的通讯速率乘上n倍！”王宇回答。

王宇喜欢研究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很羡慕乔布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都在用他设计的苹果手机：“他应该很自豪吧，自己的东西能被那么多的人使用，这是每个工科生都有的情怀。”

这份情怀在王宇的创业历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一次创业，他的团队设计的是无线传感网络，用来捕捉运动员运动轨迹，从而提升训练水平，产品已经在广东体科所等机构投入使用多年；第二次则研究自动寻的智能水炮，通过红紫外传感器精准感应，捕捉火源位置，会大大提升火灾救援的效率。该项目在江苏的顺利投产，也让他的创业情怀进一步落地。王宇是这两个创业项目的CEO兼联合创始人。

王宇（左）与创业项目技术合伙人CTO吴超（右）在清华合影

王宇所理解的第二个层面的接地气则是扎根中国的决心，这些年由于学术交流，王宇得以认识很多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对他来说出国留学是条非常简单的捷径。可是毕业在即，他选择了留在国内工作。他说：“我不梦想出国，不喜欢所谓的拿一个绿卡过自己的小日子，还是希望做的事情有利于自己的群体，我希望所努力的地方、体现自己能力和价值的地方是在国内。”

今年6月，王宇结束了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访学。而当初前往格拉斯哥大学时，王宇也经历过一番选择。这所世界排名150名开外的大学在光学轨道角动量领域确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引领者。王宇想，到国外大学交流访学为的是专注科研事业，而非赚得名校头衔或到处旅游观光，就毅然来到了格拉斯哥。

作为学界大牛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Stephen M．Barnett实验室里的第一位中国人，王宇发现自己成了“独行侠”。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带着选题来到苏格兰，导师却表示他的想法难以实现。格拉斯哥常年阴雨连绵，难见阳光，也加深了王宇内心的孤独感。

然而，王宇却放不下心中的科研想法，在完成了分内的课题后，他终于说服了组内的博士后与他一同攻克难题，未曾想不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还帮助教授攻克了长期以来的一个学术难题，令教授刮目相看。初到格拉斯哥连语言都成障碍的他就这样在访学结束之际迎来了科研的暖阳。生活总是这样，让努力的人变得幸运。

王宇（右）在格拉斯哥大学访学期间与英国导师Barnett院士合影

访学的结束意味着王宇在清华科研的完美落幕，他现在专注思考职业发展路径，尽管未来做什么还是个未知数，不过这也没关系，从开始学习小号16年的时光里，他挑战着各种各样的短板和未知，唯独不惧怕的就是从零开始。

在一段旅程结束另一段开启之际，他有个未解之谜，一个16年都没解开的谜——“努力过后，我会遇见一个怎样的自己。”

马冬昕：没有一招制敌，只能脚踏实地

文 马冬昕

•马冬昕 清华大学化学系2012级博士生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化学系的博士生马冬昕，导师是邱勇院士。

2011年，我和双胞胎姐姐马冬晗一起获得本科生特奖。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又一次站在这里，给大家讲述这5年来我的成长故事。

而我的故事，就从第一次拿特奖开始。

5年前马冬晗（左）、马冬昕（右）双双摘得本科生特等奖学金

拿了特奖我信心爆棚，要做最难的课题

很多人问我，拿特奖之后，有什么变化？姐姐的回答是仍然淡定，而我却自信爆棚了。

我说：“我要做最难的课题！没有之一。”现在想来真是迷之自信呀！我的导师邱老师同意了，微微一笑，说：“要不你就做可蒸镀离子型发光材料吧？”我说：“好！我要一招制敌，迅速奠定我的江湖地位！”

从导师办公室出来，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兴高采烈地向实验室同学们炫耀了自己的博士课题。没想到的是，师兄师姐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他们说：“小马，你要毕不了业了……”我顿时就惊呆了：这个课题有那么难吗？

查阅文献，果然，该领域里只有一篇论文，是2007年香港浸会大学黄维扬教授发表在材料科学领域的顶级期刊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就给黄教授发邮件，问：“你们为什么后面没有继续做了呢？”他很快就回信了，言简意赅，他说：“因为太难了。”我当时的内心是崩溃的。

但我也很兴奋：这个课题的难度，果然满足了我要“一招制敌”的梦想。带着特奖的光环，“你做不出来，没准儿我就能做出来”。

要想一招制敌，首先要看看敌人长什么样，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为什么传统的离子盐不能蒸镀呢？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离子型发光材料由发光阳离子加上不发光的抗衡阴离子组成。发光阳离子很大，很容易从体系中剥离、升华；但常见的抗衡阴离子却很小，与周围的固态阳离子的相互作用力很强，所以在加热时，阻力就很大。

黄维扬教授报道的方法，是“活雷锋法”：也就是说，要进一步增大发光阳离子的体积，加热时，把阴离子也拽上去。但如果增大发光阳离子的体积，分子设计和合成过程就会很烦琐，极大地增加了开发新材料的难度。

离子盐蒸镀原理模型

所以我灵机一动，很快想到了“自力更生法”：给发光阳离子匹配一个同样很大的抗衡阴离子，在加热时，也很容易从固态体系中剥离、升华，这样不就行了吗？

一腔热血，需要5年多的坚守去实现

有思路之后，我又自信爆棚了。我不屑一顾地想：这也叫最难的课题？向导师汇报完思路，我就愉快地开始了！因为要找到足够大的抗衡阴离子，所以我首先选择了四苯基硼，不行，不够稳定！四咪唑硼？不行，不够大！在四苯基硼上引入4个氟？不行，既不稳定，也不够大！在四苯基硼上引入4个三氟甲基？不行，稳定倒是稳定了，但还是不够大！

科研终于显出艰难的一面。明明希望就在眼前，可我就是看不见；曾经的迷之自信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甚至想要放弃，与导师商量能否更换课题。

我记得那是2013年10月，我正好担任导师给系里本科生开的专业课《有机电子学》的助教，邱老师在课堂上当着众多同学的面说：“马冬昕现在的课题特别难，但是我相信她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前一定能做出漂亮的结果！”

宛如一针鸡血，深深扎进了我的心底。我一激动，就又设计了两个新的阴离子，在四苯基硼上分别引入20个氟原子和8个三氟甲基。这一次，奇迹终于降临了。大家看这两个阴离子也许没什么感觉，但它们却拯救了我的博士课题。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14年1月，恰好是邱老师发出“神奇预言”那学期的期末考试之前。

马冬昕的实验思路

随后，我合成了一系列可蒸镀离子型磷光材料，并开始制备有机发光器件。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因为器件的预处理需要用到手套箱，在手套箱里操作之前需要在橡胶手套外面再戴一层乳胶手套。请现场的各位小伙伴理解一下这个过程，刚开始绝对是“剁手”一般的感觉：怎么戴，都不利索，非常影响实验进度；于是我专门抽出整整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的时间，戴了几百次手套，从L号手套戴起，熟练了再换M号手套，最后是S号，终于练就手套箱“10秒”戴手套的独门绝技。

2014年12月，我们终于制备出高性能有机发光器件。今年，我作为第一作者共发表了8篇SCI论文，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可蒸镀离子型材料的通用分子设计策略，并开发了一大类新型磷光材料。前前后后，历时5年之多。

马冬昕在练习快速穿戴手套

这5年里，我记了14本，共计3000多页的科研笔记。它们堆在一起就像一座小山一样，记载着我的科研之路。

马冬昕的科研笔记

从2012年9月刚开始有思路，到2014年1月找到合适的抗衡离子，12月获得高性能器件，到2015年11月实验数据完备，今年论文接收，这条路很长，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没有被妖怪吃掉，我终于取得了真经。我不再年少轻狂、迷之自信，不再幻想一步登天、一招制敌，我只能脚踏实地，战斗到底。

“运动一小时，战斗一整天”，靠乒乓充电

有人问过，遇到这么多困难，怎么办？姐姐仍然淡定，我就去跑步。每当实验不顺利或者论文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就绕着系馆一圈一圈地跑步。我多么希望能“跑出思路，跑出灵感”，实际上只跑出了一身汗。回到实验室，该做不出来，还是做不出来。我终于理解读博为什么是5年了：这要是读10年，我八成也许大概就跑进国家队了。

在这里，我想讲讲我在校乒乓球队的故事。2006年5月，刚上高一的我，无意间看了上海世乒赛的直播，被中国乒乓球队赛场上的威武霸气深深吸引，于是爱上了乒乓球。所以在2008年保送清华之后，我开始打球；2011年入选了校队。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绝对是“天降馅饼砸头上”，我猜想绝对不会有比我球龄更短的队员了。

2011年的北京高校乒乓球锦标赛是我代表清华打的第一场比赛。大家猜猜哪个比分是我？11分？还是6分？猜11分的小伙伴，谢谢你们的信任。猜6分的小伙伴，谢谢你们的直言不讳。

我也希望自己是得了11分，第一次穿着新发的、身后印着“清华大学”四个大字的队服，在赛场上如同大魔王一般，一言不合就虐翻全世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我的第一次出战，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几乎上一场，输一场；输到不想再输的时候，我就跟教练说：“我能不能不上呀？”教练拉住了我，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只要是清华参加的比赛，就绝对不能弃权！”第二句是：“你现在输多少场，将来都会赢回来！”这两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也引发了我的思考。

我脑洞大开地想到了国际最顶尖技术：发球擦边。我当时很年轻啊，激动万分地练了一段时间，发现并没有什么用。真正到了赛场，拼的还是基本功。

马冬昕思考乒乓球战术

于是，魔鬼训练就这样开始了……魔鬼到什么程度呢？

多球训练，队友以最快的速度发来一盆球，我拼了命地跑，也常常只能打回去一半，真是弯腰低头、满地捡球，我练的不是球，是腰。

变速折返跑，我一启动，教练就大喊“加速、加速、加速”，我就疯狂地加速，一头撞在气膜馆的墙上……我们校队是每周二和周五训练。周二练完，周三瘸一天，周四瘸一天，周五终于好了，又要训练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次训练完我都带着一脸的生无可恋回宿舍，躺在床上，却因为肌肉酸痛而无法睡着。所谓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我就思考这几天来的科研进展。嗯，和打球相比，还是做实验简单。

魔鬼训练下，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结束了在赛场上屡战屡败的悲惨时光，和队友一起获得北京市混合团体冠军、女双季军，并带领化学系乒乓球队在马杯团体比赛中3次夺冠，我深深地体会到：训练时需付出百般努力，赛场上才会有点滴进步。我当然不是永动机，乒乓球就是我的充电器，让我可以“充电一小时，战斗一整天”。

马冬昕（左）和队友捧起比赛奖杯

未来，我依旧信心满满，延续我的故事

其实这5年，我也有一些特别的经历。记得2008年我新生入学时，得到了辅导员很多的帮助，所以2012年开始读博之后，我也成为了新生辅导员，并在博三开始担任化学系学生组长。我获得了一些荣誉，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有幸陪伴并见证我的学生们，从新生入学的稚嫩，不断走向成熟；现在我的学生也走进了双肩挑队伍，我终于如愿晋级为“二阶导”。

马冬昕的社工生涯

我明年就要博士毕业了。经常有人问我，博士后要做什么？我还是自信爆棚地说：“我要做更难的课题！”所以，药不能停，我的故事未完待续。

最后，深深感谢我的导师，他包容我的迷之自信，鼓励我勇往直前，引领我走上科研征途，渐入佳境。在这里，其实我还想郑重地感谢自己，不为两次站上特奖舞台的荣耀，而是为这5年来，每一天的成长。

唐城：投文章就像追女神

文 陈 哨 李凌霄

•唐城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2013级博士生

别人眼里的唐城是个阳光诚挚的人，他乐于分享自己的想法，也愿意了解别人的观点。从“学术新秀”到“研究生特奖”，唐城的身上有一股独特的“酷劲儿”，或许是因为他所描述的科研很酷，或许是因为他总是有强烈的主见和属于自己的想法。

作为化学工程系四年级的直博生，唐城的研究方向叫作“三维石墨烯材料的高效构筑与储能应用”，师从魏飞教授和张强副教授。到目前，他已经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13篇，总影响因子大于150，ESI高被引论文3篇，封面（含封底等）论文5篇，已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获唐立新奖学金、连续两年国奖——唐城的特奖申请表足够沉甸甸，但这些数字与奖项远不足以代表他。“特奖”并不只是千篇一律的优等生，而唐城也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他总是用自己的方式激励着周围的人，把自己对科研的态度分享给所有人。

恋爱与学术：投文章就像追女神

在实验室里，大家都管唐城叫“唐导”，甚至连导师张强副教授也会这样叫他。这位大家口中的“唐导”总是有很多自己悟出的小道理。

在唐城眼里，学术里的许多事，都能用生活中的简单道理解释。他根据石墨烯的三维结构、性质以及独特的应用和各种食物的相似性，分别把石墨烯比作三明治、抹茶巧克力、比萨，这些东西对唐城来说是一种“吃货的小确幸”。

“投文章就像追女神”是唐城最有趣的“理论”之一。

每一个做科研的人都遭遇过投稿被拒，唐城也不例外。“你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付出很多，但这根本不是人家想要的。”每次返稿之后，唐城总是认真思考退稿的原因，揣摩审稿人心思，反复修改投稿，不断打磨优秀，直到投中为止。这个过程就和追女神一样：“一次一次被拒绝之后就会更加清楚女神的小心思，知道该怎么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慢慢地得到她的青睐。”

“唐城是个很自恋的人，”7年的室友这样评价唐城的性格，“别人认为他做不到的事，他就是觉得自己能做到。”而最后的结果也往往是以唐城的“胜利”告终。可能就是这种别人眼中的“迷之自信”，让唐城对自己有着超高的要求。而他自己只是“云淡风轻”地说：“我只做到了自己认为的合格而已。”但同样的，他也说过，“止于至善”，在他的眼里，“99分就是不及格”。

“唐导天天在实验室教育我，不要总想着投AM（Advanced Materials，影响因子18.96）。”同一个实验室的同学半开玩笑地说道。唐城常说：“如果这个事情，有我和没我都一样，那我宁可不做了。”当别人都在考虑毕业的时候，他却在考虑自己以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学术水平。唐城认为对待学术和投稿的态度应该是奔着Nature的水平去，但是最开始肯定投不中Nature，不妨先从AM开始，说不定AM更加适合，再从AM不断努力，达到更高水平。因为不断交流才会有进步，摸爬滚打才会有成长，会帮助未来学术审美和学术技能的提高。

虽然文章不一定要打磨得完美才能投稿，但是投稿只能有一次的慎重，就像爱情一旦选择就要坚持走下去。另外就像不能脚踏两只船一样，不能一稿多投，不然别人会怀疑你的人品，以后再想投稿就很难了。当被问及对待恋爱的态度时，唐城总有风趣的解答。

实验中的唐城

平凡与酷炫：特奖也考过不及格

化工系本科有一门专业课《化工原理》，当时唐城担任课上的课代表，但是期末考试的时候，唐城的卷面成绩不到60分。当时的授课老师余立新教授找到唐城说：“我看你这个课代表平时学得蛮认真，怎么期末就不及格？”最后，加上平时的课后练习成绩，那门课唐城得了69分。

唐城坦陈，当时确实没有学懂，但当着余老师的面却说不出口。这件事对唐城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当时正值从澳大利亚结束夏令营回京，那天晚上唐城哪儿都没去，一直躺在实验室的折叠床上想：“我怎么才考了这么点分数？”陷入了极度的自卑，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脑袋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暗示唐城：“学习态度肯定有问题，绝对是属于不认真学习或者蜻蜓点水的类型，或者是做做样子特别浮躁的状态。”那天晚上，唐城把自己否定得一文不值，但是从那天晚上之后就有了人生重新开始的感觉。挫折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如何从挫折中走出来。

唐城在清华日晷前

或许是源于对自己过于严苛的要求，唐城说自己“总是在极度自卑与极度自信之间摇摆”。他坦陈自己不是那种特别勤奋的人，和许多人一样，也会给自己安三个闹钟却依然无法早起。他常用“慵懒”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当被问及怎么安排时间的时候，唐城会心一笑：“我没有像马姐（马冬昕）那样的计划表，关键是我自己比较懒，执行能力比较差，这点不能学我。”虽然他这样说，但实际上是以项目为导向，集中精力一件一件完成。

即便是在生活或科研的方方面面一次又一次地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怀疑自己的慵懒性格不适合科研，时常承受身兼数职的忙乱与辛苦，但唐城在简单地调整之后，依然会继续前行。

虽然别人开玩笑说，如今唐城“躺着都能毕业”，但是不断进取的内心让他没办法这样做。唐城说这是一种想“自我挑战、止于至善”的追求和人生态度，自己就是凭着内心这股不断挑战的冲动，才有了一次次小小的积累，在日积月累中显现成果。发表的每一篇学术论文，获得的每一项奖项和荣誉，都是自己试一试、争一争、跳一跳换来的。

投入与收获：做些“无用”的事

唐城的导师张强副教授这样评价他：“唐城不仅具有极强的科研创新创造能力，还具有与生俱来的领导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从小，唐城身上就有一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责任心。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里会选一个值日生，当上了值日生的唐城负责给班里教室锁门。他便每天把钥匙挂在脖子上，永远第一个去，最后一个回，用母亲的话说，好像自己“当个特别大的官一样”。正是这股责任心，让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自己认为的合格。

尽管将自己的方方面面都发展得令人佩服，但最难得的是，唐城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各种光环下，依然保存着一颗热忱的心。他愿意为自己认为值得的事情付出精力，而不仅仅是追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唐城（右）向诺贝尔奖获得者、石墨烯的发现者Andre Geim做介绍

作为清华大学“未来石墨烯应用兴趣团队”首任辅导员和理事长，他从零开始，将其发展成包含14个院系9个年级的综合型科创团队，致力于学生主导的石墨烯的产业化应用探索。

在培养团队时，唐城决定不跟风、不折腾、不盲目举办活动，而是积极联系资源并不断筹备，保证质量、打造精品，摸索出“创意交流、项目研发、创业转化”的“三步走”战略。这使得“未来石墨烯应用兴趣团队”小有成果，并成功入驻iCenter的碳立方实验室，从而使得团队的发展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其实这件事对我没有任何用处，但就是放不下。”已渐渐退出管理的唐城，在上个月还带着团队去参观一家石墨烯公司，他希望通过带领团队走出去，认清产业研发的真正情况，以找寻更好的合作机会和项目创意。他的“小目标”是“可以在自己毕业前带出一两个优秀的研发成果”。

“唐导”写给2字班的一些话

唐城曾经是2字班（清华2012级）的辅导员，在卸任的时候，他曾给2字班的“孩子们”写了一封2500多字的信。在这封题为《关于大学生活的一点思考》的信里，“唐导”把自己认为对同学发展有益的感悟都分享给他们，还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送给2字班的同学们。

在信中，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什么是更好的自己？好和成功的标准有很多，可以是别人眼中的也可以是自己理解的，可以是别人掌声里的也可以做给别人鼓掌的，但不管怎样，让自己与外界产生一些正面的积极的互动总是好的，还记得高一的时候在英语课上看的一部电影《疯狂农场》里面的一句台词“A strong man stands for himself，a stronger man stands for others.”

赵小凡：退学伯克利，拿特奖的清华博士妈妈

文 朱岚怡

•赵小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博士生

赵小凡的履历很漂亮——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后，她只身赴美留学。在斯坦福分获环境工程学士、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然后她来到伯克利农业与资源经济系攻读PhD，荣获仅授予全校4%新生的Berkeley Fellowship奖学金，并在1年后顺利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然而这个时候，她却做了一个很冒险的，也是令所有人费解的决定——退学伯克利，回国发展。

当年从伯克利毅然退学时，赵小凡做出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选择。如今回望这几年，赵小凡在清华寻到了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爱人。今年，赵小凡更是先后获得清华研究生的两项至高荣誉——“学术新秀”和研究生“特等奖学金”，与此同时，她的宝贝儿子也在两个多月前诞生。

今年对于赵小凡来说，无疑是收获的一年。

谈选择：我是一个很“任性”的人，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从斯坦福到伯克利、再到清华，从环境工程到农业与资源经济、再到环境政策，赵小凡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选择，专业横跨工科、经济、政策领域，但她始终走得充实而坚定。离开伯克利的时候，周围人都笑她傻，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但她笑言自己如果不那么“傻”，人生轨迹就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而且她相信自己不会比现在更快乐。

“在伯克利学习了一年后，我发现自己对我所学习的方向并不感兴趣，虽然学得很不错，却感受不到真正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我一直相信，只有从事热爱的事业，才能有持久的动力。”赵小凡自信又坚定地说。

赵小凡曾在伯克利农业与资源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

可做选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赵小凡坦言自己“是一个很‘任性’的人”。“从小父母的意见只是参考，最终做决策的肯定是我自己。我觉得自己的路就是要自己走，听了别人的，将来你可能会后悔。如果是你自己做的决策的话，你就没什么可后悔的呀。”赵小凡说。

实际上，早在2002年赵小凡初中毕业的时候，她就做了一回“任性”的选择。当时她在上海平和学校初中部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保送至上海浦东地区最好的一所重点高中，正是这一年，上海平和学校开办国际预科文凭项目（IB项目）。当时的人们对此不了解，不敢选择这个课程，但她却看好IB项目的前景。

“我知道，这个项目在国际上认可度很高，如果完成出色，就有望到我梦寐以求的世界名校读书。”就这样，15岁的赵小凡便冒险成为上海第一批为数不多的读IB课程的大陆籍学生，3年后，她也如愿以偿进入斯坦福求学，以实现自己年少时立志改善祖国环境质量的心愿。

赵小凡获斯坦福大学工学院本科生最高荣誉Frederick Terman Award

然而，赵小凡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有着长远目标的人，她一般会定一个比较合实际的中期目标。她认为，很多时候计划不如变化快，人的兴趣也都是会有所变化的，没有必要束缚自己、患得患失。虽然说这些年的几次改变专业让她或多或少也有付出代价，但她坚持“follow your heart”，专注于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从不后悔。

“有舍才能有得。人年轻就要不怕犯错，要允许自己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样你才能找到自己真正所喜欢的和所擅长的。”赵小凡说。

谈学术：做中国的政策研究，终究要回归到中国的土地上

常有人问赵小凡，为什么不在美国换一个专业，转读环境或者能源政策方向的PhD呢？小凡说，她不是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性，然而理性思考后，她告诉自己，“既然是做中国的政策研究，终究要回归到中国的土地上。否则做的研究永远无法‘接地气’”。

2010年正是中国的低碳事业蓬勃起步的时刻，她认为，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投身到祖国的低碳发展热潮当中，一定可以见证各行各业很多鲜活的案例。如果留在美国，她很难有这些实地调研的机会，更不可能有与中国低碳领域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面对面交流，甚至一起从事课题研究的机会。

回到北京后，赵小凡偶然听说清华公管学院齐晔教授在招收研究助理。得知齐老师的方向契合自己的兴趣点，她便选择加入了齐老师所领导的气候政策研究中心，跟随他工作了两年。在此期间，她参与撰写了一年一度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这一过程让她更加确信，分析与评估中国的低碳发展政策才是她真正的研究兴趣所在。

于是，2013年9月，赵小凡重起炉灶，在清华公管学院跟随齐晔老师开始了第二次读博生涯。

赵小凡（左四）与导师齐晔（右二）及课题组成员的合影

读博后，赵小凡在研究方向和方法上再次选择去啃一块硬骨头——研究政策执行问题，更具体地说，是企业对节能政策的响应。

对于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来说，执行一直是一个难点。由于数据的可得性问题以及调研的高昂成本，大多数学者都选择去分析二手的宏观数据，而缺乏对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赵小凡觉得，如果只是嚼别人嚼过的二手数据，而不去做实地调研，就永远无从了解真实的执行状况。

相较于其他博士生在刚刚开始博士生涯就急于发表论文不同，赵小凡在研究的开始阶段似乎有些“慢”，她选择深入调研多家地方政府节能主管部门，走访钢铁、建材、石化、化工、电力等高耗能行业的几十家企业，不慌不忙地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并且尽量对调研对象进行连续多年的跟踪研究。尽管花费的时间较长，但是渐渐地，她的这些稳扎稳打的前期工作逐渐显现出成效。

赵小凡深入企业实地调研

从成果上来看，她并不“慢”——6篇成果先后发表在SCI／SSCI收录的期刊上，其中3篇一作。这些论文都是节能政策领域少有的基于一手调研的实证研究，2014年发表在Energy Policy杂志的论文更是成为管科领域的高被引论文。基于对十余家企业的多案例的比较研究，她后来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工业企业节能量目标考核与计算的文章。她的调研结果显示，用节能量作为企业节能的考核指标存在四大重要弊端，因此建议尽快以能耗总量和强度的双控指标替代现有的节能量目标。

“倘若不是深入这些企业获取数据，我是永远无法做出这样的分析和判断的。”赵小凡说。在读过这篇文章后，一位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告诉她：“我认为你做的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你是真的在努力了解政策在最基层运作的真实状况。”

小凡说，她很感谢这位学者读懂了她和导师的意图，“做实地调研、收集一手数据，做产生新知识、推动社会进步的真学问，这是齐老师传授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我终身为之奋斗的方向和使命”。

谈家庭：丈夫给了我很多帮助，我要给儿子做好榜样

科研上饶有建树的赵小凡更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回国以后，在她所在的课题组，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也是她当时的大师兄。两个年轻人学术背景相似，都是从环境工程到公管，原本共同语言就很多，又长时间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一起为中国的环境事业而努力，很快走到了一起。

“我们工作的时候不交流，只是每天一起吃饭。”回忆起谈恋爱时的岁月，赵小凡有点害羞：“我先生很‘宅’，我俩是典型的校园生活，主要都是在学校里走，好像很少出去。结婚以后才一起出去旅行。”但一谈起丈夫对自己的帮助，赵小凡便很是自豪：“他毕竟先读了博士，研究的经验也更多一点，所以我有什么问题会先问他，写的东西会先给他看，让他提提意见，我觉得他提的意见都还是挺中肯、挺受用的。”虽然赵小凡和她的丈夫研究的问题并不完全一样，研究的重点也各有侧重，但她觉得，在研究的方法思路方面，完全是可以共通的。

“即便很多时候，他没有时间去看我写的东西，但我给他讲一讲，他就可以提出很多建议，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我觉得文章投出去，他提的意见跟很多审稿人提的意见也是一样的。”赵小凡说。

赵小凡（左）与丈夫相爱在清华

就在2个月前，赵小凡的孩子也诞生了，她正式升级为“博士妈妈”，在幸福甜蜜中也开始迎接人生前所未有的忙碌和压力。兼顾好学业和家庭并非易事，但小凡笑言能平衡好这一切，会变得更加坚强。她说，一个人的人生是很多面的，会同时担任很多角色。“虽然扮演更多角色也意味着你会承担更多责任，但这同时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幸福感，激励你在学业上更加努力。”

赵小凡给儿子明德上人生第一课

“当你有孩子之前，你自己永远还是个孩子。”赵小凡觉得这一点非常奇妙。“实话说，经历了生产那一刻的那种疼痛，我真的觉得，学业上的各种困难，都不算什么了。所以说人的忍耐力、耐受力其实是很强的，真的不知道自己潜力在哪里。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觉得自己变得更强大了。以后如果再遇到一些困难，我就觉得不再是那么大的事了。”

成为一位母亲也让赵小凡有了更多的责任感，“突然就觉得，你成了孩子的母亲了，这个生命是那么的幼小，那么的需要你、依赖你，你就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来”。

在小凡心中，自己能够为孩子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让自身变得更加优秀，“言传身教当然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身教更胜于言传”，小凡想和自己的父母一样，坚持工作、勤奋努力，给儿子做好榜样。

在特奖答辩的时候，赵小凡曾说博士期间要“写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生一个健康的孩子”。这大概是这位特奖博士妈妈心中最单纯最质朴的想法。如今，她也正在这条路上努力前行，在事业、学业和家庭的平衡中完成一名优秀女性的角色。

万蕊雪：3年5篇Science的“90后”

文 李纪琛 王中兴

•万蕊雪 清华大学医学院2013级博士生

“我觉得自己笨到家了”

在获得了从中山大学免试推荐到清华医学院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后，2013年年初，万蕊雪进入了施一公实验室开展本科毕业设计。“一开始非常高兴啊，觉得能进施老师实验室太好啦。”万蕊雪描述到彼时的场景依旧难掩激动，“但没多久就感到一种深深的焦虑”。

施一公实验室在清华，甚至在整个生命科学研究界都一直以高效率、严标准而闻名。“实验室的节奏之快、效率之高，让我觉得之前接受的实验训练就像过家家一样。”

万蕊雪用“笨到家了”来形容那时的自己。一个蛋白提纯实验，师姐7个小时就能做好，但是万蕊雪从早8点干到晚8点都做不完，而且提纯的产量和质量都要差得多。与之而来的是深深的自我怀疑。

“但是怀疑也没用啊，只能多努力；我怕不能留在这个实验室里。”一句如此朴素的话，背后是她坚持每天早8点到实验室，次日凌晨才离开，平均一天工作14小时以上的生活整整坚持了4个月，中间一共休息了3天。

博士一年级，尽管课业繁重，但还要去其他实验室轮转训练，万蕊雪把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全部利用了起来。“觉得自己笨到家了，最开始三个月几乎每新学一个实验都会失败。”万蕊雪的解决办法是勤奋加细致，她把心里的沮丧放在一边，拿出超人的耐心一个个去抠可能影响结果的细节，最终攻克了许多难点。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最终留在了施一公课题组。

万蕊雪（右）与导师施一公院士（左）合影

博二开始做世界级难题

2014年，万蕊雪进入直博二年级，正赶上冷冻电镜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结构生物学领域可能因此而发生重大变革。面对重要的研究机遇，导师建议她做“剪接体结构与分子机理的研究”，她开始独自承担酵母剪接体提取的工作。

剪接体发现于1985年，是控制遗传信息传递的重要物质，人类35%的遗传紊乱都与剪接体功能失常有关，甚至包括一些种类白血病和癌症的发病原因都和它有关。近30年来，全球众多一流实验室都想“捕捉”剪接体的结构，却进展非常缓慢。2014年年初，Nature上一篇回顾晶体学百年历史的文章中，把“剪接体的结构解析”列为生物学最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

在此之前，施一公院士的团队主攻方向是使用X光解析晶体结构，并没有剪接体结构解析的相关经验。课题组之前解析的也是剪接体亚复合物的结构而非酵母完整的剪接体。因此，细胞培养、克隆、蛋白纯化的这一整个流程，万蕊雪都必须寻求外部帮助，从头开始学习。

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级难题，课题组内也缺乏经验借鉴，但是万蕊雪没有被直接吓退，“来不及担心自己的能力，感觉无比兴奋，就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也许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每一周，有3天万蕊雪都要往返于清华和位于昌平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她只能去其他实验室学习相关经验。但是，“在别的实验室明明很顺利的实验，回来自己重复却总出问题”。万蕊雪总结了一个“六遍定律”，意思是一个实验失败五次都没事，也许做到第六次就成功了。但是“6”这个数字都只能是她美好愿望，失败的次数远比6大得多。

“做梦都想把实验做出来”是她那段时间的真实写照，“做梦都想在Western Blot（蛋白质印迹法）上看到一条阳极条带，结果有一天真的看到了，激动得不行不行的，然后一睁眼，看到的是宿舍的天花板……”

为了回复审稿意见，3天没有合眼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尽管举步维艰，但是导师施一公院士一直给予万蕊雪充分的信任，尽管不时会询问课题进展情况，但他更多的是鼓励。“施老师说做课题要胆大心细，让我放开手脚。”万蕊雪对导师的鼓励非常感恩。

终于，2014年年底，寒冬中，万蕊雪终于成功拿到了可以用来提取酵母剪接体的单克隆酵母。年后，她摩拳擦掌，开始最为自信的样品纯化工作。凭借之前对蛋白纯化的熟练掌握，她敏锐地发现提纯时间对样品质量的关键影响，因此省略了一个既耗时、又带来样品降解和解聚的风险的步骤，从而突破了样品制备的技术瓶颈。

2015年3月，万蕊雪拿到了性质良好、均一性良好的酵母剪接体样品，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当师兄告诉她，这一样品已经算到近原子分辨率时，万蕊雪激动得一整夜睡不着觉。

此后，施一公带领团队不分昼夜地加班工作，希望第一时间将实验成果发表。两周里，为了保证文章中背景知识的准确性，万蕊雪细细阅读了数百篇论文。

万蕊雪在使用电镜进行观察

论文的审稿意见回来后，万蕊雪一点也没有耽误，她立刻回到实验室来回答质疑。生化实验的严谨性在于每个实验至少重复三次。样品必须用同一批，不同批次样品就必须再重复三次，才能拿到可靠结果。这就又是一段昼夜不分的日子。整整3天，万蕊雪没有合眼。“可能是我博士生涯里最阴暗的3天。”这句话，万蕊雪却是笑着说的。

2015年7月，两篇文章被顺利接收，背靠背发表在Science上。这项研究的意义被媒体形容为，“标志着人类对生命过程和本质的理解往前迈进了关键一步，是生物科学基础原理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被誉为近30年中国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对世界科学做的最大贡献”。

直博第二年，万蕊雪就以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两篇重磅论文，这当然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但越是了解万蕊雪的“拼”，就越会发现这种幸运背后的必然。

手握三篇Science，今年春节不回家

两篇Science论文的发表仅仅是万蕊雪科研的起点，她只是回去睡了个好觉，就又以每天14小时的节奏投入了工作。仅仅3个多月之后，2016年1月，万蕊雪的新工作又在Science上刊发。

博士生春节不回家的故事我们并非从未听说，但是其中有许多可能是进展不顺、面临科研的重压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但万蕊雪则不然。手握三篇Science论文，她却主动选择在2016年春节放弃回家过节，而是在实验室里熬过了十多个不眠之夜。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原来是因为研究所需要的冷冻电镜在清华仅有3台，在平时很难预约到使用设备的机时，只有春节期间有空档。万蕊雪提前回家了几天，就赶紧回到实验室，春节，对她而言是“难得的科研时机”。

每熬夜一宿，要完成两千步操作

2016的春节，万蕊雪和她带领的一个研究小组有着近乎“变态”的打开方式。机器不歇，人三班倒，每个人工作至少8小时，实验24小时连轴转。

每一班的8小时又都近乎是“变态”的工作强度——每分钟要完成4个操作步骤，每小时就是240个，一夜下来就是2000多步。每3个小时，电镜的相机需要矫正一次，这需要5分钟，这是万蕊雪仅有的休息时间，如果要去洗手间，这也是唯一的时间口。

在谈到这段经历时，笔者与万蕊雪发生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问：一定要1分钟操作一次吗，可不可以2分钟一次或者5分钟一次？

答：当然可以啊，你可以睡10分钟再操作一次，可是这10分钟你就这么浪费了！全世界就这么几台冷冻电镜，操作机时的一分一秒都不该浪费。

问：那这1分钟里是操作一下就好了，还是一直要操作呢？

答：每一分钟内我都需要手动选择拍摄区域、切换调焦模式，调到正焦，再偏一点调到欠焦模式，才可以拍照收集数据。

问：有没有休息时间？

答：有，每3个小时我会对相机做矫正，来缩小背景偏差，矫正需要5分钟，我可以用这5分钟上个厕所再回来。

问：这样的操作有多少次？

答：每个样品需要收到几十万个particle才能算出结构，所以总共需要拍上万张，而不理想的照片占了1/3到一半。

问：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至少每3天里有一天的工作其实是白费的。

答：是的，可是你不拍就永远都不知道样品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些努力不能算白费。

问：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一整夜干下来中间都不休息么？

答：有一次，做相机矫正时因为太困睡着了，醒来发现10分钟过去了，很自责。而且我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了，哈哈。

问：为什么总是你来负责晚上10点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的数据收集呢？

答：师弟师妹没有经验，晚上独自收数据一旦出问题又不会处理，后果太严重；而师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所以就我来吧。

不够喜欢的话，不可能这么拼

整个采访的过程中，万蕊雪总是温文尔雅的，语言也非常平实。然而，每每说到研究成果获得突破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就仿佛放出光来。“为什么国际上那么多顶级实验室都钻研不出来，只有你们能做到？”面对这个问题，万蕊雪回答得轻描淡写：“可能没有我们拼吧。”就是这么干脆。

歌词里唱“爱拼才会赢”，但万蕊雪认为，不够喜欢科研的话，可能确实做不到这么拼。她认为，整个实验室都有一种心气儿，“我觉得实验操作得好，技术好，改进了实验方案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想把这个课题第一个做出来，而且是尽可能好地做出来，这股心气儿，这种精气神，是一直支撑我们的”。

说到这里，万蕊雪突然坐得更直了，说：“有人会质疑说我们做得太理论了，很难应用，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做剪接体，对于理解疾病，进一步攻克疾病是有很大意义的。我从高中就热爱生物学，就是对科学研究有点贡献，造福人类。”

不忘初心

万蕊雪的微信用得不频繁，这几乎是她的工作节奏所必然决定的，她的朋友圈不怎么更新，而个性签名更是只有很简单的四个字，“不忘初心”，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什么是她的初心？“探索生命的奥秘，做好科研，贡献人类。”都是短句，字字铿锵。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万蕊雪分享了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走过来对她说：“Congratulations，Ruixue！（蕊雪，祝贺你！）”“这个爷爷的名字以前是只能在教科书上看见的！这种心情，你能理解吧？”她激动得用了一个问句。

2016年，万蕊雪入选了全国仅5人的“未来女科学家计划”，她将此视作莫大的鼓励，但同时，她认为“这也是一种期待吧，我不能辜负这个期待”。

万蕊雪（右一）与著名生物学家Reinhard Luhrmann（右二）合影

“对生命机理的研究，没有终点，这就是科研的魅力。”万蕊雪说这句话的时候，阳光从清华医学楼的玻璃天窗中洒进来，正好洒在她的身上，把面庞和每一根发丝都照得闪亮。

王继纵：语文阅读题启蒙学术志业

文 骆文杰

•王继纵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1级博士生

“我认为做科研需要平心静气的态度、冷静锐利的思考方式和百折不挠的坚持，做科学研究本身是一个探索未知领域、揭开神秘事物面纱的过程，探索发现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充满困难而且掺杂着失望，但当我触碰到事物本质真相的那一刻，所收获的喜悦是极度的快乐。”带着对于生物学极度的热爱，王继纵在科研道路上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了诸多突破。

阅读理解激发出来的学术热情

王继纵对生物科学的兴趣由来已久，他在初中的时候在一篇语文说明文阅读里，第一次了解到泥土中沉睡千年的古莲子可以在现代生物技术的作用下再次萌发生长，生命力的顽强带给他极大的震撼，他开始假想如果能将相关机理移植于动物和人类，就可以延长人类寿命，只是当时他还意识不到这些幻想竟对他日后的专业研究和职业选择产生了影响。

如今的他已经在科研道路上取得满满的收获，他的愿望是在未来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从小就认为科学家是伟大的职业，科学家能在所爱好的领域内探索未知事物，发现新的现象，思考并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去揭示事物的原理，并总结规律指导我们看清世界的本质。

王继纵在实验室

对于他的生物学研究方向，他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认为植物经典激素的生理学功能非常重要，且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始于达尔文时代，其中关于植物肽类激素问题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很多一流实验室对于植物激素的研究已经向肽类激素转型，所以这一领域注定会成为将来植物激素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

结构生物学作为基础技术学科，能从最本质的方面揭示其分子机制，他认为这作为研究手段永远不会过时，只是主导技术可能会发生转变，像从五年前的晶体学主导到现在的冷冻电镜技术主导，在他的新课题研究中也充分应用了新的冷冻电镜技术。

“植物免疫受体的研究一直是植物学最重要的领域，但其热度已经有所下降，因为就像植物经典激素一样已经研究的相对彻底，不过总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我们去修修补补。”在科研道路上，王继纵矢志以求。

有舍才有得的科研道路

王继纵的研究领域是结构生物学，利用结构可以研究和解决很多问题，这看似可以让他沉浸在多个感兴趣的领域，但实际上使他背上了一些包袱，在他研究生刚起步的时候感觉对很多方向都很感兴趣，都想用结构生物学的方法去探索，但结果处处碰壁，实验结果都不理想。直到直博二年级下学期实现的一次实验突破，才让他意识到科学研究要深入而专一，不可能实现面面俱到多管齐下。所以他就基于结构上的发现，逐步将他的假设转向应用到体外实验以及植物体内实验中去验证，在坚持不懈和积极尝试中他体会到探索的快乐。

科研道路上的艰辛令他终生难忘。2013年下半年他攻坚受体激活复合物的晶体学结构时，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基本每隔一天就是半夜3点左右回去休息，第二天10点继续去实验室工作。天道酬勤，他通过解析某个受体结构，然后基于结构成功预测了该受体的激活机制，这种由体外预测指导体内实验的模式在生物学中非常特殊，让他真切体会到科学发现的乐趣。那种实验成功带来的喜悦感进一步磨砺了他的意志。

他的研究首次揭示的植物肽类激素的分子作用机理，为其他肽类激素的研究提供借鉴，同时证明了植物肽类激素受体结构的激素类似物的研发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他还揭示了水稻几丁质受体识别真菌细胞壁的分子机制，基于水稻几丁质受体结构的突变研究有助于研发高抗病性能的水稻株来避免真菌感染导致的水稻减产。

目前，他正在进行的是植物抗病蛋白的相关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研究，目前这一领域尚没有相关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其多结构域的复杂性，他从博士阶段开始一直从事此课题方向的研究，目前也已取得关键突破，他希望能尽快完善实验结论并发表相关成果。

有条理有陪伴的校园生活

在学校的学习时光里，他的生活主要就是两大块，实验和运动，实验之余就是跑步、篮球、网球和羽毛球，简单却也充实。

王继纵在美国新墨西哥

他每天晚上入睡前会规划好第二天去实验室要做的实验，第二天一大早到实验室后就开始紧张密集的实验操作，中间如果有等待时间就去看研究领域的国际顶级期刊的最新研究成果，像《细胞》《自然》《科学》这3本杂志基本是他每天都需要用实验空闲时间或者专门规划的时间来阅读的。上午和下午一般是以实验为主，晚饭后休息调整一下，如果没有密集的实验就开始记录一天的实验，思考实验进展，根据实验结果做相应的实验改进和调整。整理完实验记录如果有时间就去查阅文献，开阔眼界。

“我追求把每一天的事情做好，保证每天至少10小时以上的科研时间，我认为把每天的工作做好是最重要的，因为突破往往就在几个看似平常的实验中。”王继纵说。在他看来，科研产出需要依靠的就是勤奋努力和耐心毅力，一方面是大量时间的付出，无论是做实验还是看文献，都付出大量的时间；另一方面是需要大量的尝试，不断重复，需要耐心和恒心。

王继纵在科研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印刻着导师柴继杰教授的悉心指导，“柴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给我博士生科学研究训练的机会，带我进入结构生物学领域去看待和解决生物学问题；他给予我重要的课题和信任，在科学研究中对我进行悉心指导和鼓励，让我在一些实验过程中看到捷径，并在文章投稿时辛勤付出和全局把握。他对科学研究的极大热情和严谨的学术作风更是让我深受感触和启发”。导师的言行举止对他都影响深远。

他认为学术理想就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坚持不懈、勤奋努力地去探究每一个领域内的细节，有创新性和启示意义的科学发现是每个科研工作者的向往，但这往往需要正确的机遇，把握这些机遇需要依靠自己对研究领域的全局性深入了解，所以对于科研发现，机会运气和勤奋努力相辅相成，了解的越多越深入，加上勤奋努力地去尝试去探索，就有可能获得难得的科研突破。

刘若楠：国关学者听风不是雨

文 王大地

•刘若楠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2012级博士生

北京的出租车“的哥”可谓天文地理人世百态不所不知，是聊天的好手。他们对乘客会大谈政治形势、军事行动、外交关系等上台面的问题，而且附带用自己丰富的阅历对新形势的解读。

或许大部分人眼里，这仅仅充当了枯燥行程中难得的一点佐料，并没有在意而且也没有精力能力去深思考究背后的切实情况。不过在研究政治学的人看来，这些问题的意义岂止于茶余饭后的一段谈资？每一个国际协定的背后，蕴藏着的国与国之间的博弈，绝非在几十分钟车程上能够考虑周全。“做国际关系的研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当看到一些网络文章或者听司机的论述时，自己会有新的认识和理解。”刘若楠如此谈到。做得了高深的学术研究获斐然成果，还能够下五行八作与其谈笑风生，这就是刘若楠。

结缘学术：热爱是做科研的源动力

本科期间，就读于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的刘若楠就很喜欢思考国际关系的问题，其中有些看法得到了其他学者老师的认可，乃至事实的证实，因此体会到了十足的欣慰感。换一种说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非常吸引她。最终确定学术之路是在读硕的时候，彼时她有两点考虑的原因，一个是喜欢并且擅长发现和思考国际关系的问题，喜欢读书读文献；二来自己憧憬高校老师这种比较自由的工作。收入不算很多，但是有着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即使对工作失去兴趣也可以利用空闲的时间，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自己喜欢这种生活的状态，喜欢较为自由没有过多拘束的生活方式。

刘若楠在社科学院前

刘若楠喜欢做学术，做学术带给她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超过做其他事情能得到的。而从学科的特性角度来看，她也希望自己未来的观点能得到国家的接受和采纳，希望自己的能够为国家的政策方针制定贡献自己的力量，退一万步，自己的研究也能给那些对国家关系感兴趣的人、对其他研究者了一定的参考意义。这足以成为让刘若楠坚持做学术的动力。

而经由辛勤的研究奋斗，自己的论文著作也被国内外知名学者冠以较高水平的评价：“很有想法；对外交事件的把握很有感觉；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与导师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

用亦师亦友描述刘若楠和她的两位导师之间的关系，最合适不过了。做学术国际关系中政策方向研究，经常面临一个难点——无法打开政策制定的黑箱，因为国家机密的缘故而无法知晓政策制定者的心理想法。带着这样的问题，刘若楠请教她的导师。

而导师举了一个巧妙地例子以作说明：“你不知道隐藏着的电线连接了开关和灯泡，但是当你动开关的时候，灯泡同时经历了亮暗的转变，因此，你就可以推断其内部可能存在某些机制，联系了灯泡和开关。做政策的推演和它是类似的道理，要看相关性，国家在制定这个政策之前是不是发生了哪些重要事件。通过猜测，进而比较经典案例来验证自己的猜测。换句话说，如果你能看见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就没有这个研究的必要了。这个学科的存在，就是因为政策黑箱的存在。”这个例子刘若楠一直铭记在心，为自己的推演过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刘若楠近照

生活当中，刘若楠的导师是非常懂人情味的人。即使在一向严厉的开题报告会上不给她留情面，也会再结束之后悄悄给她打一个电话安慰情绪：“不用太上心……最后的考核可能是很容易的，但是过程总是煎熬的。”

有一段时间刘若楠忙着找工作，把很多面试的安排都告诉了导师。导师在之后跟她联系都选择了避开某些比较敏感的时间段，比如，在某个面试结束之后打个电话，先寒暄几句：“面试情况怎么样啊？顺不顺利啊？”之后再谈起她的博士论文的事情。如果刘若楠写文章没什么信心，导师就会鼓励鼓励她。她在2014年3月投SSCI并在获得major revision之后修改再被接收的文章，就是在导师的激励下完成的。文科，特别是国际关系这一方面的国内研究者鲜有主动往国外期刊上投稿的举动。

如果她在某一段时间有点懈怠的话，导师也会督促督促她的论文进度。刘若楠也有和导师“同台竞技”的时候。在一篇中文CSSCI里，她挑战了在美国联合培养期间导师David Lake的观点。针对美国和从属国之间的关系，导师认为，美国会通过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比如出兵干涉，支持其反对派等等手段来对其进行约束。

而刘若楠在考虑到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态度之后，对其学说进行了补充：美国也会通过劝说、反对、抗议等等象征性的惩罚，对从属国表达它的不满。从属国感受到美国的不满之后会做进一步的政策调整。抽象成理论的话，就是等级主导国对从属国的约束不只是靠权力及其产物（颠覆政权、公开支持反对派、出兵干涉等），还会靠劝说和象征性惩罚。当刘若楠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交到导师的手里后，导师还对其中的等级划分问题和她进行了一番争辩。针对伙伴（partner）和从属（subordination）之间的界限问题，导师认为只有国力相差非常巨大的，在政治、经济、安全等等都完全依附的国家才能叫作从属国，否则就只能是伙伴的关系。而刘若楠则对伙伴的概念有更宽的设定范围。两人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倒不失为一段学术佳话。

一如既往：科研之路不回头

自从选择花这几年珍贵的时间去读博士起，刘若楠就已经在心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理想。在科研工作中，不断发现、思考问题并且得到答案能使她获得最大的满足感。成果的发表则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她在一段时期内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学术价值，对相信自己能够做好学术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换言之，除了兴趣之外，具备做好科研的能力也是她打算未来从事科研工作的原因。

在攻读博士期间，刘若楠的大部分的科研积累都是以学术议题为导向的，包括有针对性的收集材料、分类文献和阅读。她为每篇阅读过的主要文献都做了数百到一千字不等的记录，其中涵盖了主要的问题、重要的事实、作者的论断和部分个人的思考。

而具体每周的阅读量取决于她个人当时的安排，并没有定数，在阅读和整理文献的过程中会努力寻找可供研究的、有价值的具体研究问题。同样的，她也不刻意安排科研的进度。她主张学术研究的核心在于思考的过程，但是在对某一问题进行有针对性思考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集中进行。而写作是则思考最终的输出，在科研中并不是最耗时的环节。

刘若楠在图书馆查找文献

毕业后，刘若楠将要从事的职业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在找工作的时候她切身体会到了空闲职位的稀缺。自己所研究的方向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流方向（东亚国际关系），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压力。一个萝卜一个坑，所有大学在扩充自己学科配置实力的目标下，更愿意招纳一些非主流的研究方向学者。而自己作为一个主流专业，一旦对方体会不到你的不可替代性，就很容易被拒绝。

不过即使这样，刘若楠也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市场需求是一方面，但是自己的特长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论基础优势；二来市场也是在逐渐变化的，无法预料哪些方向将会成为主流哪些将会成为非主流。而唯一可控的，就是自己博士论文的水准。与其寻思靠一个好形势，不如自己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好好写自己的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