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征夷大将军”

1863年1月17日发生的一件事生动地展现天皇和将军之间关系的变化。这天，天皇的敕使三条实美（1837—1891）和副使姊小路公知（1839—1863）来到江户城，呈送天皇给将军的一封信。信中孝明简要地重申了自己要将每个外国人都驱逐出去的坚定信念，敦促幕府制定一份攘夷的具体计划，并立刻将计划转给各藩藩主。经过众议后确定良策，从而完全扫除这些丑恶的外国人。信的内容没有任何异常，只不过重申了孝明一直以来的观点，反常的是敕使将信交给将军时的态度。

按照惯例，敕使谒见将军时，将军会坐在议事厅的上房接待他。敕使匍匐在下房的地上，由传令官大声念出他的官衔和名字。将军点头之后，使者跪着走到上房，深深地鞠一躬，并传达天皇的谕旨。结束之后，跪着退下。三条实美认为这个做法不符合宫廷的地位，甚至在侮辱宫廷，于是向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传达这一想法，希望幕府对敕使表现得尊重一点。

尽管幕府可能经过了一番讨论，但三条的抗议得到了认真对待。这一次，使者直接走到上房，反而是将军一开始坐在中房，必须等待使者指示后才能走到上房，接受天皇的谕旨。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它说明幕府与宫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绝不是唯一一次幕府对天皇表现出新的诚惶诚恐。

幕府现在进退两难。它显然希望增进与宫廷的关系，可那样就必须遵从孝明的攘夷命令，但是幕府中的聪明人士——例如德川庆喜（1837—1913）和松平庆永（1828—1890）——都知道开国无法避免。将军最后可能别无他法，只好在回答孝明时安慰他说，自己全心全意打算执行攘夷政策。

各藩藩主很快就注意到天皇和将军相对地位的变化，许多大名认为有必要造访一下京都。幕府曾经严令禁止他们进入京都，日本西部的大名前往江户的路线通常也都会避开它，然而如今这条禁令已经失效，大名们开始经常造访京都。事实上，政治中心已经从江户转移到了京都。宫廷利用其突然增加的重要地位，利用来访大名的影响力，说服幕府改变了一些自己反感的惯例旧行。五百多年来天皇首次拥有这样的政治权力。不过，宫廷政治活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天皇争取更大的权力，而是为了实现攘夷。

这种变化也影响着一众公卿。在这以前，他们一直都与国家的政治毫不相干，在政治上的担忧仅限于宫廷和那些仪式。然而，现在他们开始积极参与政治，迈出王政复古的第一步。

1863年将军访问京都，再次强调了天皇的新地位。这是两百多年来首次有将军访问京都。家茂希望表达自己对宫廷的敬意以及实现公武合体的强烈愿望。2月27日，家茂最重要的顾问德川庆喜在他之前已经访问京都，并受到天皇的接见。三天之后，庆喜参观了学习院，这是孝明的父亲为培养公卿子弟而创办的学校。庆喜趁着这个机会，提议废除皇室年轻成员出家的规定，称呼他们为亲王（意为皇室的血亲），并允许他们继续过世俗的生活。庆喜还提议，多年来一直幽闭于御所的天皇，应该模仿古代的君主，春秋两季到全国巡视。最后，他建议允许朝彦亲王（安政大狱中被判处永久幽禁）还俗。德川庆喜（和将军）的这三条建议明显是为了讨好天皇。

最后一条很快就实施了：3月18日，天皇颁布圣旨，命令朝彦亲王蓄发。不久，中川宫亲王（朝彦亲王现在的名字）就成为天皇的密友和宫中最信任的人。奇怪的是，中川宫亲王很少引起现代学者的注意，但他不仅是天皇的幕后谋士，还是一位对时局有重要影响力的人。中川宫亲王的一生跌宕起伏，从他频繁地更换名字这一点便可看出。他在青莲院为僧期间，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来访。

将军的来访证实了京都政治上的重要性加强，但这却未能平息那些极端主义者心中的怒气，他们依然痛恨每个涉嫌勾结幕府的人。又一波恐怖活动席卷京都。他们杀害了一些人，并对其他人发出死亡威胁。1863年3月10日，四名刺客暗杀了儒医池内大学（1811—1863）。杀手按照这类暗杀事件的惯例，留下了一张纸条，解释刺杀池内的原因：

此者，向来蒙高贵之人恩顾，戊午之时（1858年），从正义之士，行种种周旋。然遂反覆，相通奸吏，致诸藩诚忠之士几多毙命，彼竟自免，其罪不容天地。依之，加诛戮令枭首也。

池田曾与梅田云滨、梁川星岩和赖三树三郎一起，被认为是攘夷派的四雄。安政大狱期间，幕府认为池田是个危险人物，曾追捕过他。最后池内自首，但却没有被处死，而是在短暂羁押之后被释放，这使人们怀疑他与幕府合作。

刺客们不甘心只把池田杀死。他们把他的耳朵割下来，一只送给了中山忠能，另一只送给了正亲町三条实爱，并附上纸条，警告说除非他们辞职，否则将会有同样的下场。他们指责这两名公卿是两面派——在公开场合支持正义行动，私下里却喜欢妥协和假情假意的措施。刺客们还称，这两人收受了贿赂，为公武合体的目标奔波，而这就是他们让人仇恨的原因。中山忠能被无中生有的指控气得发疯，但是最后他和正亲町三条都被死亡威胁吓退，双双以健康为由辞职。中山忠能照看睦仁亲王一职由三条实美代替。

1863年，暴力和恐吓事件倍增，武士和浪人醉心于攘夷的信条而大肆杀戮。他们散播谣言，使整个京都笼罩着一股紧张的气氛。那一年发生了七十余起谋杀、纵火和恐吓案件，写有理由的“斩奸状”被放在遇害者的脑袋旁、“天诛预告书”被贴在墙上。幕府当局无力平息暴乱，把问题留给了宫廷——暴徒们正是以它的名义制造出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让宫廷去规劝这些无法无天的“爱国者”。天皇支持幕府的态度从未动摇，他将驻扎在京都的十六个藩国的武士集中到学习院，命令他们不得干预政治，特别是以向公卿家投掷匿名信的方式干涉。如果要投诉，应该向负责的官员寄送署名信件。天皇还将十六个藩国的大名召来，令关白传达他们自己对攘夷的一贯看法。天皇鼓励大名随时参观学习院，发表他们的看法，特别是与国防事务有关的。

并非只有活人才是暴力的牺牲品。3月11日，九个人冲进等持院的大殿，将供奉在那里的前三代足利幕府将军的木像枭首，并将砍下的头颅带到三条大桥示众，同时留下告示，解释每个人的罪行。这个行为被认为是对德川幕府的秘密攻击，幕府在京都的代表迅速做出反应，抓捕肇事者，但关于该对他们施以什么刑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4月21日，德川家茂将军带领三千多名家臣来到首都。他住进了幕府在京都的行辕二条城。这次来访有潜在的危险。城里到处都是尊王攘夷派的党羽，其中任何一人都有可能对将军进行自杀式袭击。第二天，家茂派德川庆喜到御所为自己上任以来无能力管理国家而向天皇表示歉意。然而他要求天皇遵循由来已久的传统，重新授予自己统治权。家茂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4月24日，家茂亲自来到皇宫，觐见天皇。天皇亲切地接见了将军，并礼节性地赐给他一杯清酒。后来，天皇把家茂请到御学问所，在那里聊天。天皇对将军很有礼貌，但是并不恭敬：宫廷将将军位次列在内大臣之后，处于第六。

家茂恳求天皇一旦发现幕府的做法有任何不当，一定要不吝赐教。这种尊敬态度和上一次（1634年）德川家光进京时的傲慢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德川家族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将军的位置也在关白之前，而这次的会面则明显由天皇主导。

会面时，孝明像平时那样，要求家茂贯彻已经宣布的攘夷政策。会面结束后，家茂参观了睦仁亲王的住处，并留下了丰盛的礼物，包括一把精美的大刀、五百件银器、二十件金器、两幅画、一个花瓶，和几匹锦缎。第二天，天皇派使者到二条城，向家茂回赠了自己和睦仁的礼物。

正式的仪式一结束，国土上频繁出现的外国人又使天皇感到焦虑和愤怒。4月28日，孝明有生以来第一次主动地离开御所，到上贺茂神社和下鸭神社祭拜，祈祷攘夷成功。陪同他的有关白、右大臣和许多次一级的公卿。将军也率德川庆喜、各大名和礼仪专家出席。那天下着雨，然而当天皇的乘舆经过家茂等人时，他们全都从马上跳下来，扔掉雨伞，跪在路旁。大批的京都市民涌向街头，难得地一睹天皇，或者说他的乘舆的风采。据说那天将军经过时，长州的攘夷派极端分子高杉晋作（1839—1867）高喊“征夷大将军！”，讽刺将军辜负了这个称号。

家茂的来访对孝明天皇而言是一次极大的成功。他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不愿客人离开。然而4月7日，已经在京都滞留过久的家茂（他原本只计划停留十天），宣布将启程返回江户。朝臣们非常失望。当时的宫廷分为两大派：一派希望实现公武合体，一派认为家茂待在京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为难他，甚至最终推翻幕府的机会。这两派人的理由并不相同，不过都希望家茂留下，以达到他们的目标；但是幕府急切地希望家茂回到江户，处理前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的善后工作。

在一个名叫生麦的地方，英国人查尔斯·理查逊（Charles Richardson）和三名同伴骑马经过萨摩大名岛津久光的队伍时，据说因为没有表示出应有的尊敬，导致理查逊当场被杀。这就是所谓的“生麦事件”。英国要求幕府和萨摩藩赔偿，幕府最终同意了英国人的要求，但将军上京时这件事情还没有处理，幕府迫切需要他回江户磋商。

家茂请求天皇同意自己离开，但天皇说，如果家茂回江户，自己将难掩凄凉。他恳求家茂再停留一段时间，以使自己安心。被这些话深深打动的家茂同意了天皇的请求。天皇满心感激地送了家茂很多礼物，而陪伴父亲的睦仁亲王也第一次见到了将军。

5月28日，孝明来到石清水八幡宫，祈祷国家免于外患。按原计划孝明一个星期前就该出发，天皇还命令将军陪自己前往，但这一计划被中止。中山忠能的第七子中山忠光（1845—1864）突然以生病为由辞职，并离开京都。据说忠光和一些长州的浪人计划拦截去石清水的队伍并刺杀将军。5月17日，天皇听说了这个阴谋，下令推迟参拜。德川庆喜建议完全取消这个行程，天皇本人也越来越不想去，然而迫于极端主义者的压力，不得不遵守原先的计划。

5月29日，孝明在写给中川宫亲王的信中说已决定再次延期，因为他头晕的老毛病又犯了，很害怕长途旅行。关白鹰司辅熙说，尽管这种情况下延期非常合理，然而计划却难以改变，因此建议天皇还是坚持去比较好。不久，三条实美请求觐见天皇，看看天皇是否真的不舒服。三条拒绝听任何延期的话，请求天皇不管天气如何，也不管是否生病都立刻启程。后来，其他官员也加入了讨论，一些人说天皇是假生病，另一些人甚至说要到内宫将他拽出来塞进乘舆。天皇害怕得浑身发抖，只好从命。关白对发生的事感到很失望，然而他也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天皇和关白都不是这些“血气之公卿”的对手。孝明要中川宫亲王请岛津久光帮忙劝劝这些不顾后果的公卿，要是再这么闹下去的话，可能就是“国乱之基”。

德川庆喜

根据其他文献，在沿途天皇可能休息的地方都做了准备，以防他突然发病。天皇确实不太舒服。在石清水的正殿祭拜时，他被绊倒，要别人帮忙才能站起来，在参拜十五个配殿时，全程都有随从搀扶。

讽刺的是，孝明的反对者，那些尊王攘夷派的成员，都曾向天皇宣誓效忠，然而他们却公然无视他的意愿，甚至说如果天皇拒绝来石清水，他们将使用武力。他们随时准备为他赴死，但前提是满足自己的条件。

公卿们本来计划家茂和天皇一起去石清水，并由天皇赐给他一把“节刀”，这是一种装饰用的剑，标志着佩戴者为天皇的代表。收下这把剑将使将军处于两难之地，他将不得不执行天皇的攘夷政策，而这是幕府不愿意看到的。家茂似乎已经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于是称病不去，并派德川庆喜代替自己出席，然而当诏书宣德川庆喜到神社接受节刀时，他却以急病为由，拒绝离开住所。我们可以想象，两次被拒的孝明心情是多么的沮丧。他自己的病也许是心理作用引起的。这种本能的恐惧心理非常好理解，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次长途旅行，还可能半路被劫持甚至谋杀。

那些威胁天皇的人并不是刺客，也不是粗野的武士，而是上层社会的公卿大家。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们往往颓废懦弱，而不是血气方刚。另一方面孝明寻求帮助的人既不是廷臣，也不是将军，而是萨摩藩的实际领导者、也许可以用鲁莽一词来形容的岛津久光。岛津去年曾派兵到京都镇压寺田屋事件中的激进效忠者。天皇在石清水八幡宫为攘夷事业祈祷时，可能同时也在祈祷可以摆脱这些喊叫着支持自己的“尊攘”派（尊王攘夷派现在的称呼）。

没有证据显示睦仁亲王对这些事知道多少。他只有十一岁，可能还没有和父亲讨论过政治事件。孝明出发去石清水，亲王（和皇后）目送他离开，并迎接他回来，然而他可能并未意识到石清水之行对父亲是个多么大的考验。不过，关于年轻的舅舅中山忠光的事，他可能知道一些。

1858年，十三岁的中山忠光被任命为侍从，主要任务显然是担任比自己年轻七岁的外甥睦仁的玩伴。同一年，他参加了反对幕府与外国签订通商和约的八十八公卿廷参事件。小小年纪的他，便在武市瑞山（1829—1865）、久坂玄瑞（1840—1864）和吉村寅太郎（1837—1863）等爱国者的影响下成了一名攘夷派，而上述三人后来在幕末的战斗中都牺牲了。

在中山忠光成长为一名爱国者的过程中，田中河内介（1815—1862）起着重要的作用。田中是中山家的家臣，从孩提时代起便认识忠光。田中跟忠光的其他老师一样，也参加了寺田屋事件。他被萨摩的军队逮捕，在被送往监狱的船上和养子一起遇害，尸体被抛入濑户内海。也许田中给中山忠光的主要教导就是，诸藩藩士应该忠于藩主，但更正确的应该是忠于国体，即以天皇为象征的日本国。

1862年9月30日，中山忠光来到武市瑞山家。他告诉武市自己要暗杀岩仓具视，并需要武市的帮助。忠光并没有说为什么要杀死岩仓，但武市的日记里提到忠光认为岩仓计划毒死天皇，或者至少要诅咒天皇。武市要他放弃计划，但忠光回答说，他已经下定决心，在事业完成之前无法停下来。武市不知道如何才能说服忠光这样过度狂热的人，于是答应将和同伴讨论一下计划。其中一人是公卿中的极端主义者姊小路公知，姊小路说他听闻忠光常常有狂热的行为，但不确定其是否真的是一名忧虑时局的“正义家”。

武市将这个暗杀计划告诉了三条实美，后者可能告诉了中山忠能。那天晚上忠光来到武市家，说暗杀计划不得不取消。显然忠能不允许忠光参加这个阴谋行动。忠光以自杀相威胁，忠能回答道：“你如此一意孤行，那么不管我说什么都没用了。但是直接杀死岩仓太过于鲁莽。你应该首先向有关官员正式起诉他，如果那个官员拒绝调查，再按自己的方式处理。如果你不肯听从劝告，那么先杀了我吧！”

在父亲的坚决反对下，忠光只好放弃了计划。但是第二天，11月2日，他把武市叫来并对他说，经过快速考虑，他还是决定杀死那帮奸党，并要求武市向萨摩、长州和土佐等藩寻求帮助。武市恭敬地听完忠光的话，然后跑去警告关白，说除非将岩仓等人放逐到其他地方，否则忠光将伙同三个藩国的人对他们实施“天诛”。两天后，三名公卿——岩仓具视、久我建通和千种有文——的家里被扔了恐吓信，警告他们如果不在两天内离开京都，他们的头颅将会在鸭川的河床上示众，整个家族也将受到惩罚。他们的威胁和朝廷中占优势的攘夷气氛起了作用：13日，岩仓落发，几个星期后在京都北部的岩仓村归隐。不过，这未能阻止忠光杀死岩仓的执念，他一再指责岩仓是每一件令自己不快的事件的罪魁祸首。

忠光不顾父亲的反对，似乎也不在乎父子关系断绝，在成功赶走岩仓之后仍继续着那些狂热鲁莽的行为。不用说，忠能非常担心自己的任性儿子，他根本不知道儿子的行踪。1863年4月，忠能请求朝廷解除忠光的职务，他说自己担心太过于忧国忧民的忠光可能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会继续寻找儿子，判断他是否已经疯了。

忠光有一段时间躲在长州，时隐时现的他自然不会是受欢迎的客人，不过他与皇室的关系对攘夷事业非常有利。1863年5月22日，一封从长州发出的信中写道，忠光看到攘夷最积极的长州藩购买的外国船只和武器时怒不可遏。他反对在如此神圣的事业中使用外国武器，要求大名销毁它们。他们无法接受这个建议，忠光一怒之下骑马去了下关。

1863年9月，吉村寅太郎等人一起成立了以忠光为核心的天诛组。这些狂热的效忠者以大和国为中心，焚烧政府办公场所，杀害官员。一开始他们获得了一些成功，然而很快就被镇压了。1864年，长州藩派出一群杀手暗杀了忠光。

睦仁亲王还太年轻，无法理解攘夷运动的细节，但他也许知道一些忠光的事迹，可能还知道他秉持的信条。明治十五岁登基时，人们几乎不了解他的政治观点，但他看起来并不像父亲那样尊崇幕府的制度。也许忠光帮助年轻的亲王形成了统治者在日本应有的概念。忠光的行为如此反复无常，很难想象他会系统地向明治灌输什么政治理念，但是一名年轻的公卿不顾父亲的反对和传统的压力，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推翻自己所痛恨的体制，也许触动了这名不久之后将成为天皇的小男孩的心弦。

信的原文（汉文）见《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195页。日语的意译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12页。

议事厅（大広间）为三进。下房（下段）是普通的榻榻米；中房（中段）有两层榻榻米高；上房（上段）有三层榻榻米高。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12页。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20—321页。亦可见《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353—354页。

中川宫（1824—1891）是伏见宫邦家亲王的儿子。他少年时代就有几个名字，1831年被送到本能寺当侍僧后名字就更多了。1836年他转到一乘院，任奈良兴福寺的塔头，并在叔叔（寺庙住持）的指导下学习（这时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同年，十二岁的他被仁孝天皇收养为义子，并代叔叔出任住持，尽管直到1838年他才正式剃度出家。1852年，他依照圣旨转到京都天台宗的重要寺庙青莲院，被称为青莲院宫尊融亲王，这是他最常见于德川时代末期文献里的名字（他还因为寺庙的所在地而被称为粟田宫）。那些聚集在他周围的人包括梅田云滨、池内大学、真木和泉、桥本左内、佐久间象山以及许多在安世大狱中遭到杀害或者肃清的人。从那些追随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为亲王的攘夷主张所吸引，还为他的高贵品格所感召。他在“志士”中的号召力没有逃过幕府的注意，安世大狱期间，被判在相国寺永久蛰居。他在一间狭小破败的屋子里度过了两年多时间（Ōnishi Gen’ichi, “Ishin kaiten no kōbo to Kuni-no-miya Asahiko Shinnō,” p.79）。亲王的遭遇令志士们愤慨不已，为他争取自由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第86页）。一些人甚至提出让亲王担任“征夷大将军”，率领军队推翻幕府，尽管亲王至死都是“公武合体”的支持者（第82页）。为了除去幕府官员，并扫除所有的外国人，这些人提出了各种血腥的方案，希望亲王能够领导他们的行动（第87页）。1862年，由于和宫和将军大婚，朝廷宣布大赦，亲王获得了自由，并被允许还俗（第98页）。到这时他才被称为中川宫。明治维新之后，政敌仍敌视亲王，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流放到广岛。死前几年他担任伊势大神宫的祭主。在兴福寺期间，亲王学习了文学和武术，尤其是使用长枪。在奈良时，他结识了致力于开国的幕府重臣川路圣谟，不过亲王一直都是“攘夷”运动的支持者。

藤田觉称亲王为“孝明天皇的右臂”（《幕末の天皇》，第219页）。

栗原隆一，《斬奸状》，第107页。

对足利幕府将军的控诉书原文见栗原隆一，《斬奸状》第115页。对此事件的极佳的英文描述，请见Anne Walthall, “Off with Their Heads! The Hirata Disciples and the Ashikaga Shoguns,” Monumenta Nipponica, 58:2, Summer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