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母亲与家里人

一、富家女嫁外省人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水。山的伟岸给了天地一身的正气，水的柔情却让江山平添一份妩媚与多娇，二者如阴阳五行，缺一不可。一个优秀的孩子自是离不开一个健全幸福的家庭，更离不开家庭环境的影响以及家人的教育熏陶。家境的清寒给了李国鼎人生最好的磨砺。动乱年代出生的李国鼎是幸运的，他有一个严格勤奋、乐观开朗的父亲，有一个温柔贤惠、善良宽厚的母亲。所谓严父慈母，男主外女主内，这种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也是李国鼎家庭的写照。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中国家庭一样，李国鼎从小在母亲陈淑勤的悉心呵护下长大，虽然母亲没读过什么书，但却具备中国古典女子所有的美德，她温柔贤惠、勤俭持家、永远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在那个极其困难的年代用一个女人的智慧，将家庭生活中所有琐碎的细节打理得井井有条、中规中矩。

李国鼎的母亲陈淑勤，在当时也算是大家闺秀，湖北汉阳人，有两个亲姐妹。但是按家族来看，则是相当庞大，有三个舅舅，九个姨妈，都是属于汉口家族脉络的旁系。他们之中有人在铁路系统工作，也有人在邮局系统工作，这两个系统在当时一个是受外国人控制的交通系统，一个是中国自己刚刚起步一定要坚守的信息系统，因此待遇都很不错。中日战争后，对铁路特权的疯狂攫取可能是经济帝国主义最明目张胆的侵略形式，先是法国被允许修建从印度到云南的铁路，后来，俄国获得修建横穿满洲的中东铁路的修建权，俄战败后，此铁路修建权又转让给日本。德国也不甘落后，它获得在山东境内修筑胶州到济南之间的铁路权。这四条主要由外国单独修建的铁路总长2356英里，占了中国当时近半数的铁路总里数。而且，许多中国铁路的修建也是靠外国贷款修建的，自然也就无法摆脱外国的控制或影响。铁路成为外国资本侵占中国的重要渠道，控制了交通，就等于控制了中国大部分资源的运输。而一旦发生战争冲突，铁路又可以方便地运输部队和武器。因此四国也强调投入大量资金巩固自己的交通线路使用权。加上列强施加压力不允许中国政府的代理机构对铁路的财产和收入征税，铁路的暴利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外国的控制甚至扩张到中国的信息机构。以前，中国人传递信息主要靠驿站，而传统的驿站大多采用马匹，缺乏效率，外国人利用这一点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邮政机构，虽然政府从未明确给予这种特权，但也并未明确制止。在这样的默许下，外国邮政服务在沿海扩展，并且深入内地。1911年，新的邮传部最终接管了邮政业务的管理，中国的邮政服务才摆脱了外国的控制。因此，铁路与邮政部门作为当时国家的最重要的两个系统，其人员的待遇也是非常好的，再加上其基本操作性的工作特性，技术含量并不高，入行之后上手也比较快，因此一度是非常抢手的两个行业。在李国鼎幼年的印象中，这些亲戚家的经济状况总体来讲比自己家里还要好一些。

为李国鼎父母牵线搭桥的是当时的一个议长，当时李国鼎的母亲比李敬如先生小8岁，两个人一见钟情，也算是自由恋爱，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很快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时李国鼎的母亲家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所以李夫人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来实际上是古代社会男权至上思想盛行的产物。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在传统的才德观看来，“德重于才”，对于男性总是主张要以“德”为本，宁舍“才”而有“德”，故谓“男子有德便是才”。至于女性，中国人向来就不重视她们的才学，反而重视她们的“妇德”，而又深恐“才可妨德”，因此出现“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类话。而这所谓“才”，广义固然包括各方面的才能、智慧，但由于以往中国女性生活圈子较窄，没有比诗词歌赋更能显示她们的“才”，故此“才”很多时候是狭义地指“文才”。清代以来，由于女性识字能文者较从前为众，就开始有对女性“才”、“德”问题的讨论了。不过随着西方思想的逐渐盛行，在那个时代，也只有像李国鼎母亲这样从大家族出来的才讲究这个，李家父系这一脉已经不怎么在乎这一类的事情了。李国鼎的父亲后来还亲自教过李国鼎的母亲识字写字，每日里，结束了一天的劳累，掌一盏灯，暖一杯茶，读一首诗，浓浓的爱意和温存就这样化入一点一滴的笔墨中，成为那个缺少娱乐的年代难得的快乐和幸福。

二、温良淑德，母亲的身影贯穿儿时记忆

在李国鼎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温柔善良贤惠的传统女性，虽然读书不多，却为人宽厚、勤俭持家、善良慈祥，对待子女虽然管教甚严，但却体贴备至、关怀有加，从不发怒，也从不打骂孩子们。母亲细心的照料、精心的打理，让那段并不富裕的日子过得倒也舒适惬意。母亲的宽厚和温柔是最朴实的，不掺杂丝毫条件，即便是对待并非自己亲生的孩子也能如此。

在与陈淑勤结婚之前，李敬如在老家也曾有过一段婚姻，还留下了一儿两女三个孩子，大儿子李国翰由李敬如抚养，两个女儿由前妻在老家看护。对于父亲在家乡的妻子，李国鼎并没有过多的记忆，只是恍然间，记得曾经有一次，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两个女孩来到家中做客，记不清缘由，只记得父亲命她称这个女人为恩娘。幼年的李国鼎并没有去追问，甚至没有多想父亲为什么会在老家还有个妻子，又为什么离开她与母亲相爱、结婚。这其中的种种纠葛、恩怨，如果细细道来，恐怕也可以写成一部催人泪下的小说了吧。虽然母亲与大哥并没有血缘关系，但却相处得十分融洽。在李国鼎的印象中，母亲和大哥间从没有发生过争吵，而且大哥对母亲也很孝顺。在还没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便已身为人母，如何处理好这样的尴尬，对一个年轻的女子而言，并非易事。虽然不是亲生骨肉，却要比亲生骨肉付出更多的爱，有些话不能多说，有些事不便做，平衡分寸都要拿捏得当。这些对于陈淑勤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她却没有嫌弃这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用她的真诚和宽厚维系着这个家。

正是母亲柔和的性格和宽厚的处事态度，让李国鼎从小就学会了宽以待人、随和处事，用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在李国鼎的印象中，母亲总是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不骄不躁，在父亲仕途顺利的时候，母亲依然勤俭持家，辛苦地操持着家务，即便到了父亲后来身染疾病，家中境况大不如前的时候，母亲依然没有放弃，身体力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整个家，精打细算，将每一个细节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正是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李国鼎得以有了一个还算稳定快乐的童年。

三、情浓于血，和兄弟姐妹们

与李国鼎同父异母的大哥李国翰，排名老大，大了李国鼎整整10岁，小名新元，亦名孟周，谱名祖维，是李敬如在老家的妻子唐氏所生。幼年李国翰就跟随父亲来到武昌，虽然从小远离母亲，在继母的培育下长大，但善良的继母对他视如己出，备受关怀的李国翰逐渐摆脱了对生母的思念，变得乐观开朗起来。而懂得感恩的他，更是敢于担当，责任心很强，少年时就担当起照顾弟弟妹妹们的重担，对乖巧懂事的李国鼎很是疼爱。后来，李国翰去湖北省立武昌师范学校读书，学的是师范专业，所学技艺很多很杂，却很实用。大哥在学校里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技艺，在李国鼎的记忆中，大哥的动手能力很强，什么都懂一些，能够识字写文章，也懂得镌刻，平时自己还手工制作幻灯片作为教学材料。对于音乐，李国翰也稍稍懂得一些，会一些基本的乐器，懂一些基本的乐理。从大哥身上，展现的是当时公立教育领域取得的显著进步。在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一些公立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重组合并成了十三所国立大学、五所学院和九所省立大学，并效仿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把经费资助扩展到一些水平较高的私立学校，用于开设新学科和购置设备。所以不应低估的成就是：在这十几年中，中国的中等教育取得了4～5倍的增长。以应用指向为发展方针的师范类院校开始兴起。虽然李国翰就读的并不是像京师大学堂师范馆那样著名的师范学府，但他的经历恰恰见证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发展。实用的技艺，有针对性的教学，让李国翰掌握了比较多的实用技能。李国翰毕业时，父亲李敬如已因病赋闲在家，为了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还没有到20岁的时候，李国翰就离开家门，在河南彰德（今安阳市）平汉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做了一名小学教员。虽然可以为家里分忧了，却很少能够回家探望，只有暑假寒假才会回来。但他却按时将每个月的薪水悉数汇往武昌的家中补贴家用。“七七”事变后，河南沦陷，于是他也和家人一起回到了湖南澧县老家，做了县属梦溪完全小学的老师，不久又升至校长，直到这时，在家中经济状况稍有缓解后，他才结婚生子。此后几十年间，身为长子的李国翰对继母也十分孝顺，对兄弟们也特别照顾，让弟弟们很是敬佩。“文革”时期，李国翰自杀身亡，享年61岁。

李国镇是李国鼎先生同父同母的哥哥，也是李国鼎生母的第一个儿子，1918年生人，排名老二，亦名仲朴，谱名祖缙。比李国鼎大三岁的二哥，个性与李国鼎截然不同，性格比较内敛，不善言谈，因此很多时候他的一些做法并不能为家人理解。比如母亲平时有事需要帮忙的时候，李国鼎往往会比较积极的回应，而二哥可能就叫不动，不爱帮忙。在家中，二哥有他自己的抽屉，平时他都会把自己的东西锁在里面，别人是不允许动的，读书的时候，他也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与家中其他人也是有所区分。因此，李国鼎与这个亲哥哥总觉得隔了些什么，始终未能深入交流沟通，相比起来反倒是与同父异母的大哥关系更为亲密。

大概在李国鼎读小学的时候，因为父亲身染疾病，家中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分祖产的时候，父亲又将大部分钱留给恩娘作为子女的抚养费用，父亲余下的财产并不多，加上时局动乱，生计实感困难。1932年，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加之李敬如的弟弟无子，父亲便决定将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弟弟。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或者说在中国传统上是很常见的，如果自己没有儿子，一般都会从堂兄弟或比较亲近的亲戚那里过继一个做儿子，以传继香火，以求将来有人养老送终。当时的四叔父，家中有些家产余钱，但没有孩子，于是便想着从有好几个儿子的父亲这里过继一个。考虑再三，父亲决定将李国镇过继也就是过房给四弟。四婶，也就是二哥的继母姓谭。自从过继了这个儿子之后，二哥大多数读书、生活上的花销都由婶娘提供，婶娘对二哥很好，也很是大方，给二哥花钱从不吝啬，甚至一些原本在自己家中都没有的东西，婶娘都会买给二哥，定期也会给予二哥经济上的补助，这对当时年纪尚小的李国鼎而言多少有些不平衡，虽然是一家人，待遇却已稍显差别了。

1938年，李国镇考入了同济大学。国立同济大学是民国建设国立大学期间最早建立的一批国立大学，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综合性大学，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名牌大学。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效仿美国的大学制度,以在每个省设立一所综合国立大学为目标。国立同济大学就是当时在上海设立的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同济大学最早是德国医生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继承了德国大学传统，建立了完整齐备的医学和工学专业，学风严谨。当时，同济大学的工科学生在德国享有和德国大学毕业学生同等的声誉和待遇。同济的医学，也在国内外闻名，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医学院之一，甚至流传有“北协和，南同济”的说法。加之在当时同济大学虽然经历从德国人管理到私有最后收归国有的过程，但学校基本建制没有变化，在民国早期中国大学环境剧烈变化中，同济大学在管理上相对比较稳定，因此也比较利于求学。李国镇能够考入这样一所名校学习，家里自然十分高兴。尽管同济大学学费较高，但在婶娘的全力资助下，依然能够顺利地求学，有机会得到很好的发展。怎料淞沪会战爆发，日本空军为了清理日军的前进道路，轰炸了位于吴淞的国立同济大学。经营近20年的国立同济大学校舍被日军炸为平地。抗战期间,国立同济大学被迫迁往内地。1940年，同济大学迁到四川省南溪县李庄（今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辖）。在战争期间,同济大学继续发展,达到最鼎盛时期，这一段时期也恰是二哥就读的时期，经过了一段时期主修德语的预科学习，李国镇升至本科。为了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二哥半工半读，在战争期间也多少赚了些收入，一面维系着自己的生活，另一面也可以帮助家中缓解一些经济压力。据李国鼎后来回忆，1938年国内抗战形势危急，武昌是待不下去了，唯一安全妥当的办法就是全部搬回老家，举家搬迁，花费自然不小，举步维艰的家里难以支付这笔费用，多亏了二哥接济才能够平安转移。毕业后，李国镇选择了留校当一名老师。1946年，李国镇偕女友，也是和他同样就读于同济大学的同学刘文芳女士返回湖南澧县老家完婚，不久又随同济大学一起迁回上海复校。此后还将母亲和弟弟妹妹接去上海奉养。1952年院系调整后，李国镇被调到刚刚新建的上海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前身）任教，先后任副教授、教授，主讲有机化学，在离子交换树脂原材料研制方面有所建树，受到校方表彰。李国镇在政治上要求进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待人和善，性情温和，勤俭节约，从不铺张浪费。对待家里人，李国镇也向来关爱备至，孝顺母亲，对弟妹们也都十分尽心尽力。不幸的是，李国镇退休后，晚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2007年，终于不治，享年90岁。

同去上海的，还有李国鼎特别喜欢的二妹李雪岩。这个小他四岁的妹妹，小的时候就特别伶俐可爱，长大后更是出落得大方漂亮，很是惹人疼爱。虽然是女子，但成长于书香世家，父亲并没有疏忽对妹妹的教育培养，幼年时，妹妹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二完全小学，并于1937年考入省立第二女子中学初中部，但无奈因为战争的影响，妹妹并没有完成学业，1939年，随全家一起迁往湖南澧县老家避难。但志气不输儿男的二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在哥哥们的鼓励下，二妹一直坚持自学。终于在退学10年后，只身来到上海的二哥家中，发奋苦读，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补习功课，在1952年考入上海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二妹求学期间所有的学杂费都是由二哥李国镇和李国鼎两人共同分担的。就读期间，二妹与同期同学张戟相识相爱，后征得母亲同意于毕业后在上海完婚，并由校方与有关单位商妥后，将两人一同分配到国家机械工业部财务司任助理会计师一职。后来又一度随单位调来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文革”初期，由于机构调整，二妹志愿被调往石家庄河北机电学院执教，直至退休。目前，二妹依然享受该院老干部待遇。

除二妹外，李国鼎最喜爱的便是小弟弟李国群了。这个比李国鼎小近20岁的弟弟，出生于1940年，当时由于抗战局势动荡，家中为避难，已经由武昌搬到了湖南澧县老家，小弟弟就出生在全家返回故里避难的第二年。这时候父亲已经50多岁了，母亲也有40多岁，老年得子，给家中平添了不少欢乐，父母对这个小儿子也甚是疼爱。但没想到，就在小儿子两岁时父亲便不幸病逝，小弟弟便由母亲一个人抚养长大。那时候，已经长大的二妹也主动肩负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但有碍于乡下的教学水平实在有限，于是到了1950年，小弟10岁时便随母亲由二哥接往上海居住，在上海接受教育。这样，一来二哥家里的孩子可以有人照顾，二来上海的教育环境相对较好，在上海发展可以有比较好的出路，对于小弟的成长很有利。不过由于在上海的开销比较大，母亲与弟妹们的花费自然也就落在了二哥和李国鼎的肩上，但李家的孩子从小在父母的教育下就学会了勤俭持家，懂得兄弟姐妹间相亲相爱，因此尽管生活清苦，大家却相处得十分融洽。那时，二哥李国镇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当时尚且年幼的李国群和他这三个侄子虽然辈分有别，却相处得非常和睦，一同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快乐童年。虽然当时的生活比较清苦，但让人倍感欣慰的是，小弟李国群从小才分过人，由农村进到城市，什么都好奇，甚至连抽水马桶也被他看做是面盆。可爱的小弟弟因为自幼丧父，因此得到了几个哥哥更多的关爱，而他也不负众望，一路顺风，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中学时，他制作的飞机模型就能飞上天空转几圈再飞回，因此而获得过设计大奖。后来，他和二哥一样考入同济大学，并且由于成绩出色，后来被派到北京大学做联合培养生。毕业后，小弟也留在了同济大学任教。20世纪80年代，在教师队伍里，他的俄语名列前茅，退休后还到老龄大学里学习摄影，甚至周游世界遍访各地摄取镜头，其中一些照片还有幸获奖。此外，年过花甲的他还主动学习电脑，不仅熟练操作还能应用网络满足日常生活的各种需要。

如今，李国群的独子李小刚也已经事业有成，有了自己的下一代——灏灏。李国鼎特别喜欢这个李家的第三代，虽然距离较远，但年迈的李国鼎依然喜欢听关于“小浩浩”所有的故事。现在小浩浩已满两岁，活泼可爱的他特别受人喜欢，他的成长点滴已经成为李国鼎每天生活的最大乐趣。或许，晚年之时看着下一辈快乐健康地成长，更容易回想起曾经岁月里的点滴，尽管逝去的光阴一去不返，曾经骨肉相连、血浓于水的亲人们有的如今已经生死两茫茫，但让李国鼎倍感自豪的是，同门四兄弟，四分之三考入大学，做了教师，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也算是值得庆幸，光宗耀祖了，或许这也是对早逝的父亲李敬如最大的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