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制造

灰暗的城市、吓人的闪电，单亲妈妈麦太躺在产床上祈祷：“保佑我的孩子像周润发像梁朝伟……”资质平平、相貌平平的小猪麦兜就这样降生香港。当然，他没有成为发哥或伟仔，他成了最草根的香港人。幼稚园、小学、中学、工作、负债，生活中有的是唏嘘有的是打击和失望，但是凭着“死蠢死蠢”的执着、善良和乐观，麦兜粉嘟嘟迷糊糊兴冲冲地一天又一天地过着。

右眼长着可爱胎记的麦兜陪着香港人走过了最上上下下的十几年，九七回归、金融危机，一直到SARS，麦兜唱着“我个名叫麦兜兜，我阿妈叫麦太太，我最喜爱食麦甩咯，一起吃鸡一起在歌唱”，赢得了贴心贴肺的亲和力。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Hayao Miyazaki)的《千与千寻》全球风靡，但是在香港的票房输给了《麦兜故事》。一个香港朋友告诉我，麦兜是他们至今生活在香港的一个理由，他们喜欢麦兜的名言，诸如“大难不死，必有锅粥”，诸如“臀结就是力量”，诸如“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蛋挞”，这些最憨直的市民宣言只有香港人心领神会。就像“蛋挞”，它的历史基本可以追溯出一个草根香港史。

去年年底回到香港，完成论文答辩后就约了朋友一起去旺角，上鱼蛋铺，排蛋挞队。其实我既不是鱼蛋迷，也不狂恋蛋挞，只是我知道回到上海，总会有人问我：“去香港，食鱼蛋吃蛋挞了吗？”

如果我说没有，朋友会觉得我不懂香港，他们的目光会让我很羞愧。是真的，你可以说没去过山顶，没去过维多利亚港湾，不知道浅水湾酒店的下午茶味道如何。但是，如果你去了香港，却没上茶餐厅，没食鱼蛋，没吃蛋挞，你就太不酷了。因为，鱼蛋、蛋挞和茶餐厅都已经入了流，是资产阶级隐秘魅力的一部分了。

九十年代初在上海，我们谈起香港的时候，说的是半岛酒店，是皇后大道，是永不落幕的香港灯火；但是，现在，上海也拥有骄人的外部硬件了，有了绝不输于香港的天空线，有了更昂贵的生活。这样，就轮到鱼蛋和蛋挞出场了。

鱼蛋和蛋挞是这样被想象的：“小超人”下了班不回家，开车先去买蛋挞；周星驰拍了戏，要吃点鱼蛋提提神；还有那些无数的开着宝马去旺角买小食的大小白领就更不提了。因此，一时间，鱼蛋和蛋挞代替半岛成了香港生活的象征。而急就章风格的吃，比如在临街小铺，则全面改写了半岛式中规中矩的排场。至于它们象征的到底是什么，是往日心跳，还是现代情怀，倒是可以从香港电影中寻找线索。

《重庆森林》中，金城武、林青霞、梁朝伟、王菲，四个主人公，没看他们好好地吃过一顿饭，虽然“吃”事实上是电影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几场爱情都是从“吃”开始，靠“吃”推动，终结或升华在吃上。比如下面的两个镜头。

镜头一(金城武问林青霞)：

“小姐，请问你中不中意食菠萝？”(粤语)

“小姐，请问你喜不喜欢吃菠萝？”(日语)

“Do you like pineapple？”(英语)

“小姐，请问你喜欢吃凤梨吗？”

镜头二(梁朝伟对王菲说)：

“给我一份厨师沙拉，谢谢。”

“拿走还是在这儿吃？”

“拿走的。”

“你新来的？我没见过你啊。”

……

金城武就在电影里吃啊吃，有一次，还一口气吃掉了三十罐凤梨罐头；梁朝伟也不断地在那个小店买厨师沙拉……凤梨罐头加上厨师沙拉，一个容易过期，一个容易制造，就跟香港生活一模一样。面对如此人世，香港人快餐快嘴快步快马加鞭地生活着，一切的相逢都匆匆都意味深长，都是时间轮盘赌上的一次机遇。譬如，金城武说他和林青霞的第一次相遇，“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而五十七个小时之后，他爱上了这个女人。再譬如，《阿飞正传》中，张国荣用阿飞般的无赖和执着对张曼玉说：“1963年4月16日下午3点前的一分钟，这是你无法否定的事实，因为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是你无法否认的。”

这个城市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地呼吸着，一公分一公分地丈量着，生活，爱情，一切都带上了稍纵即逝的质地，人和事短兵相接，电光火闪地产生七情熄灭六欲。《花样年华》中，张曼玉几度和梁朝伟擦身而过，王家卫极其细腻地表现了他们相遇时的身体距离，表现了空气中衣服的声音，对“一瞬”的“永恒式”表达让人预感到这段爱情大限在前。同时，张曼玉一次次换上旗袍，一次次下楼去面摊买面条；衣服是晚宴般的郑重，面条却是最草民的生存，香港精神就在这里寓言般汇合：倾城的姿态，普罗的道路。就像多年前，张爱玲所描绘的浅水湾之恋，轰轰烈烈的香港沦陷不过是成全了白流苏。说是举重若轻也好，说是举轻若重也好，香港人对生存的体悟总要比他城里的人多一分方生方死的感觉。

也因此，周星驰的爱情大话虽然无厘头，却满世界流传着，“曾经有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后来才后悔，人世间对我最好的就是你了。你用刀劈死我吧，不用想了，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讲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毕竟，誓言从来都只是誓言，“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港人个个都特有“只争朝夕”感，而且，几乎每一个香港人都喜欢“只争朝夕”的武侠电影和枪战片，而此类电影似乎也是香港电影市场可以分庭抗礼好莱坞的秘密。在那个世界里，子弹比米饭更普遍，鲜血比玫瑰更动人。吴宇森说：“不少人看到人家挨打，情感会得到宣泄。”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香港人，看着周润发、张国荣成千上万地挥霍子弹，不心疼，还由衷地满足。

好像很难想象没有吴宇森、徐克的香港会是什么样子，起码，教堂里飞不出洁白的鸽子，周润发会沦为百分百中年男人，黑道不知道怎么拿枪，许多香港人不知道如何打发许多个无聊的日日夜夜。豪哥、小马哥、杰……他们鱼贯而出，左手枪，右手也是枪，每一枪都打在香港人的心坎上，因为你只有零点零一秒的优势，因为你的敌人也已经握枪在手，这是对时间最惊心动魄的体认，快快快！快快快！吴宇森、徐克的叙事永远激情盎然，每一分钟都有危机，每一分钟都是高潮，直到电影结束。

说起来，香港的时空感的确和其他城市不同。一百年了，香港人总觉得自己生活在“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里，所以，他们精打细算一切的时空，他们追求每一寸每一分的利用率。也因此，在香港生活惯了的人，跑到其他城市，感觉就像被按了一个“慢放键”。有一个香港朋友，好不容易拿了长假，跑去雅典休养生息，没到行程结束就回来了。他说，在那里生活，感觉不到时间，让人心慌。打开任何一部香港电影，你就会发现，香港人走路的速度比内地任何地方都快。也就是那样的一种日常速度，造就了风靡世界的杜可风摄影速率。

香港就这样罗拉般疾走了一百年，一直走到一九九七。一九九七那一阵，香港人个个心神不宁，个个心怀郑愁予式的担忧：“我嗒嗒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应该说，这倒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一九九七那阵，每一个香港人都会告诉你：“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忙着做事，要把自己想做的事赶在‘七一’前做完，因为对自己以后的命运没有把握。”

其实，对命运的无力把握感从来都在香港的血液里，这也是海岛的精神气质决定的，香港不大，资源有限；而且，很显然，这种无力感自始至终弥漫在整个香港电影史中，这个城市生产了那么多那么多活色生香的喜剧片就是一个佐证。香港人都非常重视每年的贺岁片，不光是为了每年的贺岁片都是明星云集，想看到谁就能看到谁，而且，香港人喜欢并且需要影片最后的大吉大利。香港人重视传统，重视兆头，重视风水，重视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和海水。

有时候想，香港人大概是世界上最认同“城籍”的居民。中环金钟尖沙咀，他们喜欢；太子旺角油麻地，他们喜欢；长洲南丫大屿山，他们喜欢……香港人恋爱着这座城市，走得再远，都改不了港腔港调，就像讲粤语的麦兜麦唛，虽然登录内地后讲起了普通话，总还是一眼就让人发现：香港制造。

在我的童年时代，“香港制造”暗示了某种精神生活的腐朽，改革开放后我才知道家里有香港亲戚。不过，崎岖的时代却并非全无道理，几十年的沧海桑田，叫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香港制造”的确暗示了一种精神生活。

譬如青马大桥，它绝对不同于杨浦大桥。在上海，我们说起杨浦大桥，口气和《新闻联播》差不多，那是这个城市蓬勃发展的一个证据。但青马大桥不是这样的，青马大桥是伤口，也是止痛剂。关锦鹏在《念你如昔》中说：“去年偶尔问起一个朋友，问他如果要他最爱的人送他一份礼物的话，他会想要什么。那个时候刚好从新界坐巴士到九龙，他指着那条在海面上搭满大大小小棚架，还在建筑当中的青马大桥，说，我要他送我这个东西，还要其他人不准在上面走，闲着两人在上面散散步，看日落。那我就插嘴说，你要不要他一并把那个新机场送你？突然间会想到，在这些风花雪月的玩笑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