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反击蒋介石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为了排斥共产党人，夺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指使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的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第二天，中山舰开到黄埔。蒋介石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借机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并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20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命令逮捕李之龙，扣押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武装，拘留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左派党代表和政工人员40多人，还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处。

对此，毛泽东等人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坚决进行反击，打击蒋介石的反动气焰。但是，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退让政策，命令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蒋介石乘机夺取了第一军的军权。

随即，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来指导出席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提案时，一连七天都没有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商定的意见，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没有签字，在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

中共内部对于《整理党务案》争论激烈，毛泽东主张“坚持顶住”，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采取了妥协态度，最后还是通过了《整理党务案》。

根据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三项议程的规定：“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荐贤能继任案”。5月25日，毛泽东离开国民党中央宣传代理部长的位置。

在《整理党务案》之后的一天，柳亚子约毛泽东茶楼叙谈。毛泽东应邀如期来到茶楼，寒暄之后，他和柳亚子对《整理党务案》和时局交换了看法。毛泽东坦诚相告，说他反对这个提案，对于中共中央采取的妥协态度，他评价“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灭”。面对毛泽东，柳亚子愤恨地提出了暗杀蒋介石的建议。毛泽东告诉柳亚子，共产党人从来不主张暗杀，不相信个人的力量，他还告知柳亚子，不希望那种局面出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1926年5月，在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位置上辞职的毛泽东把精力转向了另一件事情，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接任第六任所长。据当时听课的学员笔记所载，毛泽东如此讲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中国的农民问题，在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远自文武周公，近至现在各学校都没有人研究它。

10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会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随即，毛泽东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刚到武汉，毛泽东就听到“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从城里的绅士到国民党，无不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中共党内。毛泽东闻到了一股不正常的气味。

12月中旬，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他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支持广东区委重申依靠工农反对蒋介石的主张，赞同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不同意陈独秀反对耕地农有的看法。

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陈独秀本来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俩的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已开始敏锐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但是，他这时的考虑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反对理由。

当面对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和“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公开身份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茶陵、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在实地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全貌和详情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农村革命的性质和趋势有了更深的认识。

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开展农民运动的道理，这和他在汉口、长沙绅士阶级那里听到的完全相反。他对农民运动的认识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农民运动究竟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他心里有了一本账。

2月，毛泽东将在湖南的农民运动考察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大纲，撰写了详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细致入微地真实反映了农民运动的方方面面，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运动：

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在这篇长达近2万字的考察报告中，毛泽东驳斥了党内外非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向导》发表一部分后，又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全文登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的高度赞赏。后来，瞿秋白批准长江书店出版《湖南农民革命》单行本，并在序言中热情推荐：“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瞿秋白还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

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也登载了俄文版和英文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该刊第一次反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立见解和鲜明政治观点的论文。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称：“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一些人，还有苏联顾问错误地估计了革命形势，主张对国民党继续采取妥协的政策，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卫身上。不久，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通知苏联顾问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此时，陈独秀还抱着希望，强调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主张坚决回击，他认为再不起来反抗，组织工农拿起枪杆子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

1927年7月4日，在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处置。”毛泽东认识到，保存革命武装力量以应付反革命事变的紧迫性。主张“上山”，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这句话是针对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面，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形势的发展果然如毛泽东所料，只过了11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会议主要议程有三项：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报告；3．改选中央政治局。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胜利闭幕。

在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这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强调：党中央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这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来的。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

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工农革命军举行武装起义，史称“秋收起义”。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实践。

有趣的是，毛泽东对“枪杆子”有如此深刻认识，却从来不喜欢佩带枪支。在朱毛会师时，毛泽东兼任代理师长，他挎上一支匣子枪诙谐地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会师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就把枪交给了警卫员。

关于秋收起义的行动纲领和计划，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说：“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面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政权；五、组织苏维埃。”

秋收起义最初的行动计划是攻取长沙：由一、四团攻打平江，由二、三团攻打浏阳，然后兵分两路合围长沙。但是两路起义部队均遭受失利，攻打长沙无望，部队遂撤退至浏阳文家市。

虽说毛泽东“枪杆子出政权”的理论在第一次实践中遭受到了严重挫折，但秋收起义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决心。

秋收起义失利，下一步向何处去？这是起义部队迫在眉睫的大事情，也是毛泽东在考虑的问题。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在文家市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提出应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向“萍乡方向退却”，以求避开强敌，保存自己的实力，再图发展。前委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是遭到了师长余洒度的极力反对。他依然在会上提出“进攻长沙”，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军事主张，对余洒度的主张，毛泽东据理力争，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总指挥卢德铭认为毛泽东的话在理，投了赞成票。他倒向毛泽东，使大多数仰慕卢德铭才干和为人的同志纷纷举手赞成。会议否决了余洒度的错误主张，决定向湘赣边地区前进。

对初创时期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起点。

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邓小平1978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离开武汉回到湖南，准备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湖南新省委在长沙近郊沈家大屋召开的第—次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就起义的力量、区域、旗帜等作了重要的发言。会议决定湖南的秋收起义不再使用国民党的旗帜，“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要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人民。

8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湖南致中央函》，表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雄心壮志，以及对秋收起义的厚望，并提出“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的政治主张。

实际上，“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遂决定秋收起义仍举“左派国民党旗帜”，说明当时中共领导层对真正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仍然犹豫不定，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8月23日，中共中央严厉批评了毛泽东和湖南省委提出“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的主张。

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对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政权问题和土地问题表达了旗帜鲜明的见解。毛泽东此时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他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

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9月9日”

1927年9月初，毛泽东来到江西安源的张家湾，召开布置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在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易子义的陪同下，准备前往铜鼓组织领导起义。

毛泽东与陪同的潘心源、易子义经过乔装打扮，三人从安源出发了。毛泽东化名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易子义化名为易绍钦。他们抄小路，到了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在客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正在吃早餐。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随着一阵狗叫声和杂吵的叫喊声，几个国民党民团的团丁就跨进屋。

经过一番盘问，团丁们吃不准毛泽东他们三人到底是什么人，把他们三人作为“嫌疑犯”押往县团防局审问。走到一个村口时，毛泽东趁敌人不注意，纵身一跳，跨过一条水沟，跑向竹林。潘心源和易子义也跑了，几个团丁分头追赶。毛泽东急中生智，跳进水沟，用沟边的茅草、灌林作掩护，几个团丁来回几次走过毛泽东藏身的地方搜查，都没有发现。毛泽东凭着镇定和机智脱险后，得到一位农民的帮助，找到去铜鼓的路，独自一人来到铜鼓。

关于这次遇险和逃生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是这样描述的：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押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码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几个农民一同搜寻。好几次，他们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可是不知怎样的没有发现我，虽然有七八次我抛却希望，觉得一定再要被捕了。最后，到了薄暮的时候，他们不搜寻了。我立即爬越山岭，走了整夜。我没有鞋子，我的脚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和我很要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还有七块钱，拿它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食物。当我最后安抵农民自卫军的时候，我的衣袋中只有两个铜元了。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倘若不是他逃离险境，那中国革命的历史或许将会重写。

这天是1927年9月9日，从此“9月9日”成为毛泽东重要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日子。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率领红一、红三军先行秘密北上。朱德后来回忆，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毛泽东则说是“人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

1945年9月9日：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人们十分熟悉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一个月后的10月17日，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写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郭沫若在1945年9月9日这一天送给毛泽东一块产自瑞士的欧米茄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1971年9月9日：毛泽东在9月8日得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后。9月10日，毛泽东即离开杭州，然后经上海一路火速返回北京。正是9月9日的决策，使林立果等人的谋害方案没有得逞，否则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接下来便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1976年9月9日：在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3岁。这天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