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地方

如果我要想象一个虚构的民族，我可以给它起个杜撰的名字，明确地把它说成是空想的对象，创立一个新的伽哈巴涅^[1]，并且在我的幻想中不牵涉任何真实的国度（然而因此，我在文学的种种符号中侵害的正是这个幻想本身）。我还可以假装［这个虚构的民族］代表着什么或者去分析它最小程度的现实（这是西方话语的主要做法），从世界的某个角落（在那遥远的地方）提取某些表达方式（图式和语言学词汇），并用这些表达方式有意地构造一个体系。正是这个体系，我将称之为：日本。

因此，只有当人们尝试在历史、哲学、文化和政治上拉近和对立东西方时，东方和西方才会在此被看做“现实”。我并非钟情于某种东方本质，东方于我无关紧要，它只是为我提供了一个保留着诸多表达方式的地带，这些表达方式的汇集以及人们臆想的［这个保留地带的］^[2]活动，“抚慰”了我对闻所未闻的、完全被我们［西方人］丢弃了的那个符号系统的构想。在对东方的考察中所能追求的，不是种种别样的符号、一个别样的形而上学或一种别样的智慧（这似乎也十分令人向往），而是在符号系统的种种属性中出现某种差异、变化、革命的可能。总有一天，我们应该考察我们自身晦暗性的历史，显现出我们自恋的坚固性，清点我们长达数世纪以来本应听到的对差异的某些召唤，清点必然随之而来的种种意识形态再生——这些再生就在于仰仗种种众所周知的语言（如伏尔泰的东方、《亚洲杂志》的东方、皮埃尔·洛蒂^[3]的东方或者法国航空的东方），让我们对亚洲永远无知。如今，也许有成千上万可以从东方学习的东西：一个庞大的认识工作是且将是必要的（对这个工作的延迟只能是某种意识形态遮蔽的结果），但也必须能够有选择地丢弃大量阴影地带（如资本主义的日本、美式同化过程和技术发展），让一线细光去发现符号体系的裂缝本身，而不是去寻找种种另外的符号。这个裂缝不会出现在文化产品层面：这里要呈现的（至少我们希望）并不隶属于艺术、日本城市研究或日本烹饪。在任何意义上，作者都从未逼真地描绘过日本。恰恰相反：日本给作者留下了星罗棋布的多重启发，而或更妙，日本让作者进入写作状态。这个状态就是那发生着某种个人震撼、过去的阅读被颠覆以及意义动摇的状态，此时，意义被撕裂、变得衰弱，直至成为自身不可替代的空白，而对象则一直意味深长、令人向往。总的来说，写作是以自身的方式进行的悟（satori）：悟（禅宗事件）是一种或多或少强烈（绝不是隆重）的大震荡，它会撼动认知和主体：它实施一种话语空白。而这也是一种构成写作的话语空白，禅宗在免除一切意义中，书写花园、姿态、房屋、花束、面孔和暴力的种种表达方式，正是从这个空白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