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决策与规划

●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进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为了帮助西藏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应当“一面进军，一面建设”。

●彭德怀对慕生忠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

●周恩来指示：“沿路情况，查明哪条路线最好修，全线有多长，需多少人工和材料，要花多少时间等。”

慕生忠提议修建青藏公路

1951年8月，慕生忠出任西北局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西北进藏支队政委，与西北进藏支队司令员范明率领官兵1663人，赶着两万多头背驮物资的牲畜，队伍绵延300多里，经过4个月的艰苦跋涉，才到拉萨。

那一次进藏，他们第一天就损失了20多人，骡马损失了几百匹，加上有些骡马啃吃了有毒的草，中毒死亡了近千匹。而且足足花了半个多月，才走出了那一小段的路程。

紧接着，他们到通天河又遇到困难。在过这个通天河的时候，是用皮筏子，骆驼带着皮筏子，人坐到那上边，一部分一部分过去。通天河要是没有涨水时候，坐着船就可以过去。恰恰那时候通天河涨水，结果牛皮筏子就翻了，把那么1批人给翻下去了，光骆驼就1000多峰。

走上白雪皑皑的唐古拉山，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由于缺氧，又夺去了一批人员和牲口的生命。

这让慕生忠不得不考虑是否能走另外的路。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就指示所有进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

为了帮助西藏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应当“一面进军，一面建设”。

西北军区副政委甘泗淇则更具体地指出：

要作将来在青藏高原上修一条公路的准备。

1951年12月，党中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的西藏工委，张经武为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分别任第一、二、三副书记，慕生忠任工委常委兼组织部长。

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当时也专派1位公路工程师邓郁清。

邓郁清是个南方人，但他的一生却几度在中国西部的公路建设中沉浮。

邓郁清从福建工业专科学校公路专业毕业后，曾参加过国民党修建的从西宁到玉树的所谓“青藏公路”。他的一只眼睛被碎石炸坏。

然而，邓郁清感到，更沉重的伤害则是国民党政府、军阀马步芳昏庸腐败所造成的公路废弃殆尽的绝望和颓废。

1953年底，为了解决驻扎西藏数万军民所面临的缺粮困境，中央责成西北局负责组建西藏运输总队，总部设在青海的香日德，有关领导点名要时任西藏工委组织部长的慕生忠担任政委，慕生忠当时正在北京准备调动工作。

这是慕生忠第二次进西藏。

慕生忠到西藏一看，运输总队其实是个骆驼运输队，因为这支运输队只是由从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收购来的2.8万头骆驼组成的。

据说当时全国的骆驼总量也不过是20万头，这近3万头的役驼可不是个小数字了。运输总队把这些骆驼与驼工们编成队，每头骆驼驮上150公斤左右的面粉，分头向西藏进发。

按照最初的部署，运粮队准备采用1951年解放军进藏时的路线。

这是一条传统的路线，它从青海香日德向南翻过昆仑支脉巴隆大坂，进入黄河源头曲麻莱地区，渡过通天河，翻越唐古拉山，穿过玉树、丁青，然后到达藏北重镇那曲。

这条路的走向和1300年前唐蕃古道大致相同，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已有两支队伍由此进入西藏，大家好像看到了希望。

但是，慕生忠深知，这条路上必经的黄河源头地区有着大量的泥沼地带，此处的通天河天险浪急水大，极不适宜大部队行进，1951年进藏时，就曾造成极惨重的损失。

2.8万峰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骆驼，带着鲜为人知的使命，浩浩荡荡地向着冰川、向着戈壁、向着荒漠进发了。

这悲壮的驼运以400万斤粮食运到拉萨，沿途每500米就倒下一头牲畜的惨痛代价，完成了它的艰难历程。1年零3个月下来，3万峰骆驼死亡十之八九，

1954年初，驼工们陆陆续续返回了香日德。他们去时牵着骆驼，回来时却两手空空：由于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环境，这批进藏骆驼大队损失惨重，2.8万头骆驼几乎“全军覆没”！

慕生忠目睹了进藏部队物资的极度缺乏，目睹了骆驼运输总队的惨重损失，他十分痛心。

慕生忠利用一次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带着秘书、警卫员和1名向导一行几人，从拉萨出发，沿着正在修筑的康藏公路进行了实地考察。

他们历时40多天，全程走完了康藏线。

他们发现，康藏公路沿线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雪崩、泥石流、塌方等事故经常发生。就是一场小雪，经风一吹也会形成雪堆。

慕生忠一路上看到了这些情况，他认为从康藏线上修公路进藏困难太多，而且就算修成了，也难以保障运输的畅通。

慕生忠当时就想：仅仅靠骆驼来运送进藏物资根本不是长久之计，要想解决西藏运输的困难，就非得修路不可。既然康藏线困难重重，那么从西北开辟一条入藏公路如何呢？

这时，慕生忠听当地驼工讲，还有一条土质坚硬、极少沼泽、河床平浅的路线。这条路线是由香日德西行至格尔木，再折向南行，沿雪山边缘，越过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经那曲去拉萨。

慕生忠详细查地看了这条旧路，这同样是条被岁月尘封了的古道，曾是七世吐蕃王北上安西的和亲之路。然而，它却隐藏在被外国人称为“生命禁区”的高海拔地带，是否能够走得通，是否真正存在，大家心中都没有底。走这样一条新路，能否使人困马乏的运粮队伍获得意想不到的新生呢？大家都在心中祈祷着，希望这神奇的古道能够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在这关联千秋的重要时刻，慕生忠随即决定：“放弃旧路，改走新线！”

慕生忠的这一想法和副政委任启明等人不谋而合，于是慕生忠先后派出两批人，用木轮大车和胶轮马车向藏北重镇那曲出发探路。

慕生忠则前往北京，为修建青藏公路筹集资金与物资。

慕生忠将以上情况及时地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汇报，并对修路提出如下建议：

一、青藏高原，地势平缓，施工比较容易；

二、地图上的红线，在黄河源以上，也在长江三大源流的上部，河水较浅，易于徒涉；

三、高寒风大，无大雪封山之忧；

四、冰冻层厚、无塌方和翻浆之患；

五、气候寒冷无雪崩，也无冰川流动和泥石流等情况。

上述5条建议，恐有不当之处，拟以马拉大车再作一次试探。

彭德怀支持修建青藏公路

1954年，慕生忠来到北京，由于对国家机关的分工并不熟悉，他便先找到国家民委主任李维汉。

李维汉听了慕生忠的来意后，说修路的事归交通部管，便派人领路让慕生忠去找国家交通部。

慕生忠见到交通部公路局局长后，他便径直提出要在青藏高原修一条公路，请交通部在经费上给予支持。

公路局长大吃一惊：“在青藏高原修公路？这是件大事，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安排这项工程呀！”

慕生忠说：“所以我才来要求的呀！”

“你是代表西藏工委来的吗？”

“不，我代表我个人！”

公路局长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不符合正常程序，而且没有进行可行性论证。他冷静地对慕生忠说：“同志，我们国家建设刚刚起步，到处需要钱。抗美援朝战争打了3年，国家花了不少钱。现在康藏公路已修了几年，投进去多少亿还没见名堂。你要求修青藏公路不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能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安排不上。”

从交通部立项的事情，自然也不了了之。

最后，慕生忠找到了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彭德怀。

彭德怀在第一野战军担任司令员时，慕生忠是第一野战军的民运部长。

在此之前，慕生忠刚刚收到前往黑河探路的任启明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写着：

青藏高原远看是山，近看是川。山多坡度平，河多水不深，一般不用架桥。1000多人，半年左右时间，修一条简易公路是可能的！

原来，探路队经过考察，发现青藏高原虽然海拔高，可是群山之间高度差小，坡度也相对缓和。

此外，高原上虽然河流密布，但是河床很浅。在这种条件下，修建青藏公路的可行性还是很大的。

慕生忠拿到电报，兴奋得一夜没睡觉，心里更有了底儿。

于是，慕生忠在彭德怀面前，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一条青藏线，可以分成几段修，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的300公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彭德怀听完慕生忠的汇报，慢慢地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前。

其实，早在1950年四五月间，彭德怀就曾风尘仆仆地来到青藏高原视察，亲自勘察进军西藏的路线，确定了由青海入藏和修筑青藏公路，并组织以军队为主的人力物力开赴工地进行施工。

后来，彭德怀奔赴朝鲜战场，仍在关心着那里的交通建设，特意还把朝鲜在这方面的经验介绍回来供参考。

所以，慕生忠提出修筑青藏公路的想法也与彭德怀的想法不谋而合。

1952年从朝鲜回国后，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彭德怀作为一名军人，他深知在青藏高原修路的意义绝非是给西藏运送几袋粮食。从祖国腹地建成一条伸向西南、西北边防的公路，这在战略上该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彭德怀慢慢抬起手，他突然从敦煌一下划到西藏南部，他对慕生忠说：

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

彭德怀高瞻远瞩，他从战略高度上肯定了修建青藏公路的必要性。彭德怀下决心要修好青藏公路，不只是作为一条军事要道，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是一条连结兄弟民族的团结之路，是民族间心连心的纽带。

慕生忠此刻仿佛领悟到了什么。

于是，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就这样和他原先的修路计划连缀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