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受商务印书馆之邀，做成了这一部《王维诗选》。蓦然间，我发现自己一下子改变了许多，甚至感到走近了王维，虽然我一直以为王维是走不近的。我常对研究生们说：读过了王维，又读过李杜，然后再读其他，就会有一种“一览众山”或“曾经沧海”的感觉。顾随先生说：“欲了解唐诗、盛唐诗，当参考王维、老杜二人。几时参出二人异同，则于中国之旧诗懂过半矣。”此得珠之论，让我们越发感到：真应该好好来读王维。

一、为什么说“盛世读王维”？

王维是盛唐文化的特产。王维“独步于当时，染翰之后，人皆讽诵”（《册府元龟》）。作为京城诗人与贵族诗人的王维，被那个时代的上层社会尊为“天下文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盛唐占统治地位的王公贵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自然就支配着唐诗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王维属于全盛的开元、天宝，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馈赠，他在他那个时代受到了最为崇高的礼遇和推崇，有一大批的王公贵族做他的“粉丝”。相对而言，李白、杜甫则是“草根诗人”。借用“草根”这个当下时髦的、反精英意识的话语，并没有亵渎的意思，意在还原历史，通过对比反衬，来强调一个盛世造就王维的事实。

盛唐之后，王维的地位开始走低。然而，王维也还是一直与地位飙升了的杜甫和李白，鼎足而三。可是，在1949—1979三十年间，王维高度降至谷底，王维研究降至冰点。王维被定性成“反现实主义的诗人”，其诗被诬为表现“贵族、地主的闲逸心情”的样板。在关于如何研究杜诗的问题上，著名学者叶嘉莹认为，要看到杜诗“写现实而超越现实”的特色，方可真正体会到杜甫的“更可注意的成就”。意谓：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路子来读现实性极强的杜诗，杜甫也只能被曲解，其诗的意义也只能被贬低。因此，在那种以“现实主义”判定诗歌优劣的“历史语境”中，特别是在文学研究被充当阶级斗争工具的年代，王维以及其诗被妖魔化的悲剧发生则是极其正常不过的事了。新时期以来的王维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我们依然不敢说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就已经完全被排除了，更不敢说我们的研究就已经完全挣脱了政治比附的惯性。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似乎有着这么一个基本规律：越是社会不安定时期，诗歌的济用精神就越会被极端强化，而诗歌也就越得去担负那些主要不应是由诗歌来担负的责任。王维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国诗歌由质实向空灵的趣味转变，使中国诗的审美从此以逸品为高，以韵味为上。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王维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后代的中国人对诗的观念大半以此为标准，即调理性情，静赏自然，其长处短处都在这里。”这是非常有意味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在诗歌的济用精神被充分强化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于诗歌艺术精神的需求，骨子里仍然是王维的趣味。“唯有王维的那种既有情又有景，外面干枯，而内部丰腴的五言绝句是别国的文学中再也找不出来再也作不出来的诗。它们是中国特有的意笔之画与印度哲学化孕出的骄子，它们是中国一个富于想象的老人的肖像，它们是中国文化所有而他国文化所无的特产。”

王维是中国文化的特产，是盛世社会的特产。“从诗歌发生的角度看，社会兴而山水文学兴，政治越是稳定，诗人的心性也越是稳定而富足，文学所反映社会的形态也就越少激烈写实的直接性。”故而，我们考察研究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盛世读王维。”政治越是稳定，社会越是昌盛，经济越是繁荣，王维的读者就越多，王维的研究也就越火。

当下之我们，已经进入了读王维的时代。

二、为什么把王维诗定性为“诗的哲学”？

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王维的诗，是诗的哲学，是诗的哲学化，是哲学化的诗。

闻一多先生说：“中国伟大的诗人可举三位作代表，一是庄子，一是阮籍，一是陈子昂，因为他们的诗都含有深邃哲理的缘故。”把庄子定性为诗人，真可谓石破天惊之论。虽然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闻一多对庄子的评价，给我们的王维研究以深刻启发。庄子是以哲学来表现诗的意蕴，而王维则是以诗来表现哲学的内涵。庄子是诗人型的哲学家；王维是哲学家型的诗人。王维的诗是哲学的诗，是诗的哲学。

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的哲人都十分关切人类自我救赎的问题。王维诗中思考与表现得最多的，就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王维最喜欢描写自然山水的自然状态（不管什么题材的诗中都出现景物描写），最喜欢描写落日（介于光明与黑暗之间），最喜欢描写秋天（介于夏天的热烈与冬天的肃杀之间），他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来演示或验证佛义禅理，探索宇宙人生与世态人情，表现人类所特有的超越有限而追求无限以达到永恒的一种精神渴望，寻求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以化解生存和死亡、有限和无限的尖锐对立的紧张状态。他诗中所讨论与反映的哲学命题包括：现象与本质，规律与超验，个别与一般，宏观与微观，瞬间与永恒，以及有无生灭，动静变常等等。王维十年师事道光禅师的功夫，以及嵩山、终南、辋川隐居而寻求证果的经历，让他获得了佛教禅宗的“空”观之助，使其能够比较轻易地入定凝神，真正体验到自然山水之禅机，从而生成自性、物性、佛性而融合为一的体验，实现精神上的解脱与超越而进入禅寂境界，给予人生种种实践以终极性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从而也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而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

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读王维的诗，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其诗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都是空幻不实的，都是美不胜收的。诗人凝神于景，心入于境，心似乎消失了，只有大自然的缤纷绚烂。诗中的那些时明时灭的彩翠，合而复开的绿萍，转瞬即逝的夕阳，若隐若现的烟岚，都在契合刹那永恒这一本真之美，而让人于其中领悟到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物态天趣，而且是一种宇宙、人生、生命的哲理，是一种哲理化的禅悦状的诗性情感。古人评赏王维的诗，常用禅喻，如“字字入禅”，读后使人“名言两忘，色相俱泯”（胡应麟语）；又如“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王士祯语）；再如“不用禅语，时得禅理”（沈德潜语）等。这些评赏，其实不是将王维的诗神秘化，更不是认为其迷幻而不可解，也不是以其诗来直接对应佛教的空幻寂灭，而是将其诗哲学化，妙悟化。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的心灵深处而灿烂的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与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二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著名的美学家李泽厚也认为：“禅正是诗的哲学或哲学的诗。”古来以禅喻诗的思维与观点，源自司空图的“言外”“象外”与严沧浪的“镜花水月”的理论。李泽厚指出：司空图《诗品》与严沧浪《沧浪诗话》，相对于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来说，是“更为纯粹更为标准的美学了”。禅宗非常喜欢与大自然打交道，王维的诗与之同；禅宗往往出以“妙悟”思维，王维的诗亦与之同。王维以禅入诗，诗禅不辨，其所关注的已经不仅是自然人世，而是以心理本体的建设为目的，建设一种超时间的形上主体。从表面上看，王维似乎只对山水感兴趣，甚至只对禅坐佛事感兴趣，而对现实漠不关心，诗多写无心、写偶然、写无思无虑的直觉印象，多创设恬淡静适、清空幽谧的意境，而从胜义谛角度看，则参证了“凡所有相，皆是虚空”（《金刚般若经》）的禅宗要义；从哲学的层面上看，即是内心深度开掘，向“空”而生，创造出一个哲学化的“空”观境界，契合也演绎了山水自然中所蕴含的禅机与哲理。

王维的出现，实现了中国诗歌由质实而空灵的美丽转身，强化了中国诗歌的形上性，也使中国诗学开始以意境为上。宗白华先生在谈论意境诞生时指出：“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王维心空则深得禅悦，兴象深微。外物湛然空明，即便是在万籁声中，他也能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声音和自己的声音。其笔下的自然界，花开草长，鸢飞鱼跃，活泼而富有生命韵味，这是审美意境，也是人生境界，是其“空”观思维所致生的心理世界。李泽厚认为：“具有禅味的诗实际上比许多禅诗更真正接近于禅。”他认为，王维的那些“充满禅意的作品”，“比起庄、屈来，便具有一种充满机巧的智慧美。它们以似乎顿时参悟某种奥秘，而启迪人心，并且是在普通人和普通的景物、境遇的直感中，为非常一般的风花雪月所提供、所启悟”。读其诗，让我们染上了一身静气，让浮躁之心获得了一种恬静的安顿。

王维的诗歌，在于使中国人在回归山水自然的同时，从现实山水自然而走向了形上的山水自然，其深入空寂而兴会神到的创作机缘，表面上是以自然山水之空来“空诸所有”，而本质上则是以“空”为内在精神与自然物质来表达其关于宇宙、人生及生命的哲学思考。李泽厚认为，读这样的诗需要一种“非理知思辨”的妙悟，以期进入“悦神”层次的审美愉悦。而这种“悦神”愉悦，“是感性的，并停留、徘徊在感性之中，然而同时却又超越了感性。将来或许可以从心理学对它作出科学的分析说明；现在从哲学说，它便正是由于感性的超升和理性向感性的深沉积淀所造成的对人生哲理的直接感受”。因此，我们读王维，对王维的这种镜花水月之空幻美的阅读，需要改变我们的阅读思维，尤其需要一种妙悟感受。

三、为什么此选本要重在技术层面上读？

曾经不止一个青年教师对我说：您能不能写一本怎么写诗的书？

也许是因为我也写点旧体诗赋，这些青年学者们也想练笔古诗赋，抑或是也想在教学与研究中从技术的层面来解读诗赋。

朱光潜先生说：“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王维诗歌的技术含量很高，乃盛唐诗之正宗。要对诗歌创作有探骊得珠之会心，最好从王维的诗入手。

从技术层面上讲，王维诗歌大致可从两大方面说：一在意境营造，二在词采声律。

宗白华先生在谈“禅境的表现”时说：“中国艺术家何以不满于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模写？因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到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个层次。”也就是说，像王维诗歌的解读，绝不能是平面的，进入其艺术境界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李从军认为：“在王维的诗歌中，存在着双重意境。画面的和谐与美感构成了他诗歌的‘第一意境’；而在‘第一意境’后面，是更为高级的、充满空灵和神韵的‘第二意境’。在‘第二意境’中，人们被无形的线索牵引着，进行再创造，去体会、感应美、情和哲理所升华的境界。在迷离的想象中，各种情丝缠绕交织在一起，或是怅惘，或是超忽，在若有所失的迷惘中，去追寻某种永恒的存在和对人生真谛的感悟。”这种二重意境的说法，其实就是皎然所说的“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诗式》）；就是司空图所说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谈诗书》）。殷璠早就说王维诗“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河岳英灵集》）。王维诗歌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意境”的成熟。而“意境”的成熟，使中国古代诗歌进入到艺术哲学的层面。王夫之在评论王维创造意境的手法时比较杜甫说：“工部之工，在即物深致，无细不章。右丞之妙，在广摄四旁，圜中自显。”他认为：“右丞妙手能使在远者近，抟虚成实，则心自旁灵，形自当位。”他十分欣赏王维于空虚中创现生命而气韵氤氲的造境手法。罗宗强先生亦指出：“王维山水田园诗在艺术上也达到了这一类诗前所未有的高度成就。他把抒情与写景融为一体，创造出玲珑淡泊、无迹可寻的意境来。……其实，在意境中表现氛围和绘画美，实在是盛唐诗人意境创造的共同成就，不过王维达到极致，足可为典型罢了。”因此，我们选诗非常重视王维诗的意境美，并在解读中注重其兴会神到的创作机缘和意境生成机制。

再说词采声律。王维的诗含蓄蕴藉，神清而韵远，语淡而意深，诚可谓“和平而不累气，深厚而不伤格，秾丽而不乏情，几于色相俱空，风雅备极”，乃“千古绝技”。因此，那种“表达了什么”“歌颂了什么”与“鞭挞了什么”之类的思想评判与意义揭示，而不管具体诗歌是何特殊的艺术表现方法的解读，是读不了王维，也不能真正读懂王维的。我们选本中的评赏，想在切入视角上多取巧，特别是想远离附会政治的古代正统的解释诗歌的方法，也特别不愿意从原则、概念出发，而去千方百计地寻找寄托、象征或影射。此选中的评赏部分，侧重于作法，譬如取景、剪裁、刻画、结构、措辞、悬念、衬托，以及格律上的粘对平仄、对仗等。这样的评赏，属于细读吧。虽然是评赏，绝不比写论文、做著述来得容易。选注与评赏前，笔者信心十足，誓师超越自己，力图每一首都能够读出新意，读出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这一个”。这显然是难度写作，是挑战自我。因此，在评赏前，我收集了能够收到的注本与选本，尽可能多地参阅与汲取。评赏时，则每每将一首诗翻来覆去地读，就像一个玉雕匠处理一块上好材料，反复琢磨，寻找角度，且不断变化评赏写法，而不敢轻易下手也。

即便如此，缴此答卷时的我，还是非常忐忑的。虽然以1993年《人文杂志》发第一篇论文为标志算起，我在王维研究上的投入已逾二十载；虽然二十年来在《文学遗产》《中国比较文学》《东北师大学报》等诸多学刊发表王维研究论文已逾四十篇，还出版了专著《纵横论王维》，然而，真不敢说，在王维的研究上已登堂入室。甚至不敢说，读懂了王维。不过，在做此选本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变化了好多，也提升了好多。我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解读的思维与方法上。也因为这样的变化，而让我读出了大欢喜，读出了新感受。

四、此选本为什么这么选？

袁枚《选诗》云：“消夏闲无事，将人诗卷看。选诗如选色，总觉动人难。”袁枚选诗犯难，是因为好诗太少。我们选王维诗犯难，是因为好诗太多。王维诗歌的题材极其广泛，且又各体兼擅，无论什么题材或体式，均佳制夥夥。而我们此选本所选王维诗仅百余首，占其存诗总数的四分之一，实在是遗珠太多也。

王维诗之今存最早刻本乃宋代蜀刻本十卷，诗文混编，且诗不分体。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元刊刘须溪校本等，不易见到。通行的历代编注集中，最早的是明代的两种，即顾起经《类笺唐王右丞诗集》（1556），顾可久《唐王右丞诗集注说》（1559）。清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是第一部完整的王维诗文注本，也是王维诗文古注本的集大成者。王维存诗的数目一般沿用赵本统计的说法，即存诗四百二十一首。今人陈铁民在赵本基础上，纠谬补缺，探微抉奥，成功地出版了《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陈本在王维研究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权威性的校订本。陈本认为，王维可信的存诗仅“三百零八目、三百七十六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维诗选本如雨后春笋，选者如陈贻焮、陈铁民、董乃斌、杨义、陶文鹏等，都是当今一流学者；新秀如胡遂、刘宁等，也出版了王维与孟浩然的合选本。要想在选评上突破，而做出自己的面貌来，难上加难。李东阳说：“选诗诚难。”（《怀麓堂诗话》）选什么不选什么，反映了选者的美学趣味。选者往往借操选诗之机，裁量诗人诗歌，表达自己的诗美主张，选本因此而承担了批评的功能，也反映了时代的审美接受意志。王维存诗四百，挑来选去，大同小异，我选何为？

一般而言，文学史对王维诗歌的分期比较粗，分为前期与后期，以张九龄罢相为界。根据王维的人生道路，我们以为分以下四个时段：早期（少年宦游到被出济州前后）、中期（官擢右拾遗到出塞前后）、后期（辋川的半官半隐至安史之乱前）与晚期（安史之乱后）。此四个时段的诗，阶段性印记十分鲜明，而阶段与阶段之间的渐变也是非常细腻可感的。王维早期的诗歌社会性比较强，诗人谪被济州，蒙羞取辱，风流才子一下子灰头土脸，诗中多不遇之慨，多不平之气，真实反映了诗人的正义感与功名心，简直就是个慷慨任侠的“愤青”形象。晚年的王维，英雄气短，多写寺庙与佛事，诗多暮气，柔弱颓靡。其中间时段，前面的诗偏于慷慨，以行游与边塞生活为主，其大批的边塞诗、送别诗杰作就写于此时期，诗风壮阔飞动，慷慨激越；而后面的诗则偏于灵动，这是王维创作的高峰期，诗歌艺术炉火纯青，以山水田园诗与寺庙描写为主，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因此，我们选诗，虽然不是平均分配，但还是自觉考虑到了王维诗的各时段分布。

鲁迅先生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题未定”草（九）》）因此，选本“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题未定”草（七）》）。选诗不仅需要考虑各创作时段，同时也要兼顾各种题材、体式乃至风格，一本在手，可识其全诗，也可识其全人。王维的诗，从题材上说，最本色当行的是山水诗；从体式上看，最擅长五言；从创作时段看，其再擢右拾遗到安史之乱前这一时段最成熟，也最具艺术高度。据此而确定了我们的选诗原则：五言诗偏多，近体诗偏多，山水诗偏多，风格幽寂含蓄的诗偏多，中年时期的诗偏多。

香港学者邓中龙认为，王维诗“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缺乏一种背景，一种令读者深刻感染的背景”。王维的诗，的确不像李杜的诗那样具有深刻的纪实性。但就诗而言，这未必不是个优点。王维诗注重心灵描写，其实心理也是一种背景。我们在细读王维诗时发现，这种心理背景还是很能够获得一种“深刻感染”的。我们将这百余首诗，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意在强化这种心理背景的“感染”性，并在评赏时有意识地突出其诗作的阶段性特点，让读者清晰地感受其不同时期诗歌的不同面目，而深入肌理，读出会心。诗选排列的先后顺序，基本上参照陈铁民先生的王维年谱，其中也有根据我们的考辨与理解做适当调整的。譬如赵本陈本编在“未编年诗”中的几首诗，我们分别将其插入我们以为比较合适的时段。以《鸟鸣涧》诗为例，当下有研究者把其前置至王维江浙之行时。寻绎诗意，我们认为这是王维后期的作品。又譬如《偶然作六首》，赵本将六首诗放在一起，因为赵本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而陈本将其中的其六（“老来懒赋诗，惟有老相随”）拆开调整到王维后期，因为按照时间排列明显地不能放在早期。我们以为，《偶然作六首》其四（“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也似为晚年作，因而拆开移至后面。这样的例子，约涉及十余诗，不一而足。应该说，王维每一个时期里的诗风，都有鲜明的阶段性印记，其诗歌的总体特征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走向：越写越短，越写越淡，越写越平和空灵。

著名学者胡明先生说过：王维是唐代话题最多的诗人。王维，让我有说不完的话题。然而，近几年来，我的研究文字日少。不是我没有了想法，也不是我失去了研究的冲动，而是丧失了勇气，越是进入到深水区，便越是不敢前行。非常感谢此丛书的策划者厚艳芬老师，让我不可退让地接受了《王维诗选》的任务。前期的准备工作，我预选王维诗二百首，让研究生欧洋通读并学着做注。然后让研究生顾海霞、黄逸二人同时校读欧洋的“功课”，并给这些选诗排列顺序，写出读后感。这样的阅读，让她们都感到收益颇大。选本成形后，复邀爱徒潘鸣校读。潘生乃著名学者董乃斌先生的博士，精于诗律，亦善辨豕亥之失也。更要深谢责编白冰无私助我，细心纠谬，多所匡正。

读者有不同的层次，读王维亦取舍万殊，浅者得其浅而深者得其深。笔者聚精会神地做此选本的日子，正值蛇年与马年之交，心无旁骛，日课一则，殚精竭力，几可以寝不安席来形容矣。内子心疼地常在我耳边絮聒：退休的年龄，高考的状态。内子甚至提出了一个“蛮横”的要求，叫我此后“金盆洗手”。意思是，该是享受生活的时候了。然而，殊不知，读王维，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我读王维，故我享受，我灵秀，我超越。

王志清

甲午清明于三养斋

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随诗词讲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0 — 9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
参见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98页。
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说唐诗》（下），《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5期。
朱湘《中书集·王维的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王志清《东亚三国文化语境下的王维接受》，《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1期。
闻一多《唐诗杂论》，中华书局，2009年，第246页。
《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64页。
《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71页。
《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第153页。
《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364页。
《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第368页。
《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第369页。
《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第364页。
《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362页。
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王夫之《唐诗评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罗宗强《唐诗小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83、103页。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二。
陈贻焮有《王维诗选》，1959年7月第一版，1983年4月第二次印刷。
邓中龙《唐代诗歌演变》，岳麓书社，2005年，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