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经过半年时间的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文学理论前沿》第十三辑马上就要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像以往一样在此重申，本丛刊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刊，由学会委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第1～10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第11辑起改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尚无一家学术刊物，而且该学会秘书处又设在清华大学（王宁任该学会秘书长），因此经过与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教授等领导成员商量，决定本丛刊实际上又担当了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中文刊物之角色。自2009年起，由于本刊主编王宁被上海交通大学艺术与人文研究院聘为讲席教授，因而本刊将由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两大名校联合主办，这应该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强强联合吧。值得我们欣慰的是，本刊自创刊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不仅读者队伍日益增大，而且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可以说，本刊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尤其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从2008年起，本丛刊已连续三度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列为来源集刊。前几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又对各种集刊进行了整顿，一些集刊停止。而本刊则得以幸存，而且自去年起改为半年刊。这些无疑对本刊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我想我们今后的任务不仅是要继续推出高质量的优秀论文，还要争取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正如我在第一辑编者前言中指出的，我们办刊的立足点是两个：一是站在当今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提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从今天的新视角对曾在文学理论史上有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国际性，也即我们所发表的文章并非仅出于国内学者之手，而是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优秀的文稿。鉴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界尚无一家专门发表高质量的反映当今文学理论前沿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长篇论文的大型集刊，本刊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本刊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现在改为每年出版两辑，也许今后会出版三辑或四辑。与国内所有集刊或期刊不同的是，本刊专门刊发20000～30000字的、既体现扎实的理论功力同时又有独特理论创新的长篇学术论文10篇左右，最长的论文一般不超过40000字。所以对于广大作者的热心投稿，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在仔细研究本刊的办刊方针和研读各辑所发论文之后再寄来稿件。本刊每一辑发表境外学者论文为1～2篇，视其是否与该辑主题相符，这些论文分别选译自国际文学理论的权威刊物《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主编者拥有这两家刊物的中文版版权）或直接向境外学者约稿。国内及海外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论文需经过匿名评审后决定是否刊用。现在每一辑的字数为200000字左右。

读者也许已经看到，本辑与第十二辑的栏目设置有一些不同。第一个栏目依然是过去既定的“前沿理论思潮探讨”。这一栏目的第一篇文章出自本刊顾问希利斯·米勒之手，作者沿着几年前的思路继续对文学之命运的思考，表达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学者的人文情怀。他以《纽约客》杂志的一期封面和《连线》杂志的一篇广告为例，具体分析了视觉媒介和语言媒介的共通之处，并援引了19世纪以来图书出版的演变历史，指出图像和语言媒介从来都没有截然分开过，所谓的“从印刷文化向数码文化的转变”只不过是混合媒介的进一步发展而已。作者一方面看到了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挑战；另一方面又试图维护文学存在的合法性，这充分体现出这位毕生热爱文学并视文学为自己生命的老学者的困惑。接下来的三篇论文分别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前沿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或从今天的视角来重新阐述老的理论话题。刘华初的论文再次探讨了新历史主义，指出新历史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的地方在于，它运用语言研究的新成果和结构分析等方法揭示文学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以及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这有助于文学批评成为一门专业学科和对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历史进行深入解析。他认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新历史主义运用厚描方法和能量、流通、协商等概念进行文本阅读和分析策略，揭示出文学文本的政治与历史维度。他的文章与以往我们所发表过的这方面的论文不同，作者还分析了中国当代的一些新历史小说，认为其写作实践与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教义有着某种契合。他认为新历史主义虽然提出了多重视角模式，但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观，其理论重建还有待其内在逻辑的健全完善以及方法论上的精细与深化。李庆本的论文全面介绍了西方的阐释学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他看来，尽管不少学者认为西方阐释学无法为跨文化阐释学提供理论支持，因为跨文化阐释学只有在不同于西方阐释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但他认为跨文化阐释学不应该完全放弃西方阐释学的学术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阐释应该将西方阐释学传统中的时间维度，转化为阐释的空间维度，进而重新思考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跨文化理解与对话的可能性和途径。在此基础上，以一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追求和寻找多边对话的共同规则和交流理解的有效途径。墨菲的文章较为全面地描述了作为行动主义的美国生态批评的历史及现状，认为所有形式的生态批评，无论是动员还是宣传，以及那些能够生成生态批评的理论，都致力于倡导“亲生命”的概念，并以此来克服或取代文化上的生态恐惧症。若是如此，那么，这一可能性将颠覆等级制基础上的二元论思想所形成的将理性置于直觉、情感与感性之上的等级秩序，而直觉、情感与感性也正是文学与艺术能够打动读者，并在读者与观看者中唤起最为根本改变的重要力量。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不同形式的生态批评有一定的帮助。

本辑的第二个栏目“世界文学的理论探讨”编发了两篇论文，这两篇都是作者独立思考后写出的论文，本刊今后将更为重视发表这方面的成果。龙云的文章试图从伦理学的角度对世界文学进行新的建构，在她看来，当代人类社会遭遇了精神危机和考验，世界文学的伦理内涵立足于人类的生活经验，并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不断丰富其思想和文化内涵，关心人类整体的前途和命运；世界文学的创作需要以世界性的道德素养为基础，通过指明人类发展的广阔前景来帮助人们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信心，促进人们在认识和解决自身需求的同时将视角扩展到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进而思考更普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总之，世界和谐共通的文化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积淀，所以世界文学的影响也必将经历一条长久的发展之路。她的上述结论是在批评性的回顾关于世界文学的一些主要观点后提出的，并且结合了中国的文学实践，对我们今后的深入研究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林晓霞的文章在继续讨论世界文学问题的同时，试图以凌叔华为个案说明一个作家是如何跨界写作的，从而实现了世界文学的“双向旅行”。她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世界文学的双向旅行：一、凌叔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创作主题的世界意义；二、凌叔华和英国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英国作家的关系；三、布鲁姆斯伯里和中国新月派的文学和文化关系；四、文化翻译对于凌叔华的英文自传《古韵》的传播。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下重新思考世界文学问题是无法绕过的问题。

接下来的一个栏目就是“文学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这一栏目的几篇文章分别反映了这一研究方向的几个最新成果。叶洛夫的文章选取的是圣经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研究。他在回顾了圣经文学的批评传统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了迄今已经取得的圣经文学与电影研究的成果，并运用“文本间假设”的方法，具体介绍了圣经天启文学与电影间的互文性研究。在他看来，将电影与圣经并置研究的方法已经发展了十余年，但是除了少数学者（鲁尼斯等）之外，把电影约化为故事集或者抹杀其多媒体特性的认知误区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圣经文学与电影的研究受神学与电影的研究之影响过大所致。他认为，过于专注神学性容易把文本抽象成概念的累积，这样做的结果是其载体的特性得不到充分的关注。因此他主张，在讨论所允许的范围和体系内，尽可能地还原两种文本的特性。其具体内容包括，尊重电影文本的表现手法，介绍电影研究的专业知识，关注电影的文化底蕴；圣经文本方面，则要熟悉和掌握现代解经学的各种方法和大致观点。他的这些看法得自具体的研究，因此对后来者有一定的启迪。彭启贵和何勇斌合写的论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电影《阿凡达》进行了探讨，其中涉及生态女性主义，作者认为，这部影片的技术是3D的，所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世界观也是3D的，它留给我们的启示也将是广泛和深刻的。它让我们反思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挑战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行为，重新审视、建构自己与异己的主体身份。从理论上突破二元对立的樊篱，逐渐走出“延续性海洋”和“差异性沙漠”，在行为实践中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平等、尊重、关爱、欣赏、肯定、联系、依赖、理解、同情、宽容、合作、对话、交流、互惠、互赢、共存、共荣的和谐美好的关系。他们认为这应该是《阿凡达》留给人类的最大启示。可以说，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研究一部西方电影，并且结合中国当下的现状来考察，确实是相当新颖的。李章斌的文章所探讨的是隐喻问题与诗歌语言的修辞学。作者认为，隐喻鲜活地反映出现代诗歌语言的本质，因而对隐喻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在微观的文本分析和宏观的思想论述与历史观察之间架构一道桥梁，同时也检讨一些过去的修辞学理念与体系，重新架构现代诗歌的修辞观，以便为研究现代诗歌提供一些更有效的分析手段和观察窗口。作者由隐喻出发，通过细读穆旦的诗歌文本，进而深入到作品的整体，解决一些关于现代诗歌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在作者看来，穆旦恰好为他的这条思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试验台”。在此基础上，李章斌对诗学研究中和隐喻相关的一些理念和概念进行了重新评估和清理，提出了一些发前人未发的新见解。汪沛的文章虽然主要讨论的是翻译问题，但她所说的已不再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那种“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更是一种充当不同文化之间协调作用的文化翻译。她认为，翻译研究也如同现代性研究和文化研究一样，可以归结为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辐射和传播效应之一，但也可以反过来说，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像现代性、翻译学和文化研究这样，同时也推动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也没有哪一个学科在消解“英语中心主义”和美国文化霸权的过程中，起到这样显著的作用。她在文中提出的“爻场”的概念倒是带有新意的。这也体现了青年学者在理论探索中的锐意进取精神。

本刊的编定正值端午节时分，大家都在忙着过节，我在此谨向为本辑刊的出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我们始终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

王 宁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