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篇

第一章 勾吴与寿梦

一 早期吴国

季札所在的吴国，最初始于太伯奔吴。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子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这与《左传》《国语》《吴越春秋》《韩诗外传》的相关记载基本吻合。可见，古公亶父有三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少子季历。太伯所奔的所谓“荆蛮”，似先是指楚地古族名，朱熹注《诗经·采芑》云：“蛮荆，荆州之蛮也。”《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可见，荆州在今两湖地区，主要是春秋时楚国的活动地区。比较而言，将“荆”“蛮”分述似更为合理。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而言之曰荆。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地在楚越之界。”对于“荆蛮”，亦即太伯、仲雍奔吴最早到达的地点，学界众说不一。有学者认为是江苏宁、镇一带，还有认为是陕县，也有认为是在江西樟树吴城。当然，更多的人认为是在太湖流域，对此，历代文献的载录多有可征，如东汉范晔《吴越春秋》记载太伯卒后，“葬于梅里平墟”。三国王象等编《皇览》云：“太伯墓在吴县北梅里聚。”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注“吴太伯”云：“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据这些文献记载，太伯、仲雍所到的荆蛮是指太湖流域。

荆、蛮作为特定的地域与部族，最初并无尊卑的色彩。如楚武王在征伐随国时，曾自谓：“我蛮夷也。”但因楚人非周族，且长期与诸夏相抗，因此，诸夏在判分夷夏时，有时则含有贬义。如《诗经·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等。当然，《史记》记太伯初立勾吴时则并无贬义，仅指其地域而已。

“勾吴”名称从何而来？赵晔《吴越春秋》记载：“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时有吴人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其意是说，太伯无嗣，当有封地的应该是弟弟吴仲。据《逸周书·世俘解》记载，当武王克商之后，祭祀祖先时，其次第是：“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其中的“虞公”即是仲雍，又称虞仲。而金文“虞”常作“吴”。可见，称“吴”乃缘起于“仲雍”。“勾”，据颜师古《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注曰：

“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颜师古的解释受到了史家的普遍认同。

无论对荆蛮与勾吴的认识有何不同，太伯、仲雍都是姬姓，亦即吴之贵族为周裔乃不争的事实。据《吴越春秋》记载，两人“知古公欲以国及昌”，而在古公生病期间，托名采药于衡山，来到荆蛮。对于古公去世前后的情形，《韩诗外传》有这样详细的记载：

太伯知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也，太伯去之吴。大王将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大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养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

这样，太伯、仲雍、季历在王位继承问题上，便带有浓厚的温情与道义色彩。对于为何太王意欲传位季历然后及于姬昌，《左传·僖公五年》宫子奇有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对于“不从”的含义，《史记·晋世家》以及顾炎武等都是指太伯“亡去”为“不从”。但朱熹认为：“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从，太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泰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于是太王乃立季历，传国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为文王。”当然，这一观点受到学者们的普遍质疑。如程树德云：“《左传》所云泰伯不从，史公以亡去为不从，其义甚明。杜氏误以不从父命为解，而后儒遂傅会《鲁颂》之文，谓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从。此是宋儒师心自用之失，不能曲为讳也。”同样，对于古公亶父是否因姬昌而意欲传位给季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如清代学者崔述云：“季历于（迁岐）后四十四年始生，文王于后九十七年始生，大王何以预知其有圣孙，而大伯又将让之于谁乎？”所论甚确。

对于太伯奔吴的原因，也有学者认为是受太王的委派，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络虎方，以共图灭商大业。我们认为，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不难看出，季历与太伯、虞仲并非一母所生。季历的生母为太姜，而太伯、虞仲显然非太姜所生。太王与姜姓联姻具有特殊的意义。孟子云：“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可见，当时的狄（鬼方）对于周人的侵扰已非常严重。“昔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在狄人的侵凌之下，太王被迫率部落迁至岐山之下的周原。据载“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可见，太王所迁乃一肥美之地。因此，必当已有氏族部落在此生息。据《水经·渭水注》载，源于岐山的岐水“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因此，周原所在，当是姜姓氏族部落的所在地。当“狄人侵之”不得已“去之岐山之下”时，姜氏容留太王率领的部落居于此，堪称宏恩。果若如此，太王传位于季历，很有可能与姜氏部落在太王及姬氏部落在危难之时慨然相助有关。相反，太伯、虞仲的生母诸史无载。尽管太伯、仲雍奔吴的原因尚难定论，但根据诸多史料综合分析，当是以太伯、仲雍识时顺势，避免了喋血宫门的争斗，远走以遂“圣瑞”最为合理。可见，因势因贤而让国，使嗣位晏然，以免萧墙之祸，是吴国始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由于吴地距离周原十分遥远，随太伯、仲雍至勾吴的姬姓人数毕竟有限，太伯、仲雍是以认同吴地土著文化始能立本肇基并得以发展的。《吴越春秋》载其“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因此，“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同时，太伯、仲雍著荆夷之服，断发文身，也显示了不祧古公王位的决心，亦即《吴越春秋》所谓“示不可用”。

吴地土地肥沃，气候温润，自然条件优越，因此，勾吴肇基之后，经过数年的努力，已是“民人殷富”。当时正处于殷周鼎革之际，中原战事频仍，为了防御战火南延，太伯带领民众筑城，城分内城与外郭，据《吴越春秋》记载，内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梅里（今江苏无锡梅村镇）建立了吴国的都城，从而奠定了吴国的基业。

太伯去世后，葬于梅里平墟（今无锡市鸿山镇），因为太伯无子嗣，其弟仲雍继位。仲雍亦名吴仲。仲雍之时，进一步强化了姬氏与吴地土著文化的融合。当传至曾孙周章之时，周武王已克殷，天下甫定，于是遣使寻找太伯、仲雍后裔，找到了吴国国君周章，遂“追封太伯于吴”。对于所封的爵位为何？裴骃《史记集解》引韦昭曰：“后武王追封为吴伯，故曰吴太伯。”从“追封为吴伯”，可知“伯”亦为爵位。对此，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亦载：“范宁解《论语》曰：‘太者，善大之称；伯者，长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称仲雍、季历，皆以字配名，则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阙耳。”可见，西周初年，周武王封仲雍的后裔周章册封的当是伯爵。从太伯奔吴让国，以及武王克殷后寻访太伯馀裔的诚意来看，封其为伯应在情理之中。

但《春秋经》中对吴国国君爵位的记载则多为“子”，如《春秋经·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吴子乘卒。”《春秋经·襄公二十五年》：“吴子遏（诸樊）伐楚，门于巢，卒。”《春秋经·襄公二十九年》：“阍弑吴子馀祭。”不难看出，自从《春秋》记吴王寿梦时，即以“吴子”称之，亦即鲁国史官视吴君为子爵。但《国语》中有这样的记载，晋、吴黄池之会时，晋定公使董褐谓吴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黄池之会是在前482年，在《春秋经》屡载“吴子”之后，因此，吴王的爵位是伯还是子？似有两说。从《史记·吴太伯世家》《吴越春秋》等文献可以看出，西周初年，武王封吴为伯于理可通。但在《春秋经》中屡称“吴子”，这也许是因为自从周章之后，吴地与中原隔绝甚久而被视为僻远之蛮夷，对其心存贬义不无关系。吴人因长期与中原文明交流甚少，从黄池之会中可以看出，夫差云：“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显然，夫差所谓“先君之班爵”，当是指吴国开国时的“伯”爵。正因为如此，董褐才有“吴伯”之称。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春秋经》中称“吴子”，乃是自寿梦之后，当时中原诸国对于吴国爵位的一致认识。事实上，春秋时期爵位升降变更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云：“杞自庄二十七年称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两称子。自后并称伯，惟此年‘来盟’（指《春秋经·襄公二十九年》‘杞子来盟’）称子，厥后终春秋称伯。”与杞之班爵变更一样，吴亦在伯爵与子爵之间。

武王克殷之后，又封太伯、仲雍之后为二：一为荆蛮之吴，亦即将已居君位的周章仍封于吴；一为中国之虞，封周章之弟虞仲至夏墟（今山西平陆县），列为诸侯。中国之虞经十二世之后为晋献公所灭。周章之后，吴国严格实行自仲雍以来父终子及的君位继承制度，历十四世至寿梦继位。

二 寿梦强吴

寿梦像

吴王寿梦时，吴国的国力逐渐强盛。寿梦（？——前561年），名乘，字孰姑。寿梦是一位积极有为的君主，在位期间经济、文化、军事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吴越春秋》载其“吴益强，称王。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在政治与文化上，寿梦继位伊始就“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这是自太伯、仲雍适荆蛮之后史书中第一次对吴与中原交通的记载。春秋时期，自从周、郑繻葛之战，王师败绩以后，王室浸微不振。其后的内乱加剧了王室的衰微。据《左传》记载，鲁桓公十八年（前694年），周公黑肩被杀，王子克逃到了燕国。其后，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年），周惠王时，蒍国、边伯、石速等发动叛乱，五位大夫侍卫奉周庄王之子颓，逃到卫国，卫、燕两国军队攻打周惠王，立子颓为周天子。周惠王依靠郑、虢的力量杀了王子颓及五大夫，平定了王室之乱，于是惠王将虎牢以东的土地赐给郑伯，将酒泉赐给虢公，王畿更加狭小，王室更加衰微。在此背景之下，春秋时期诸侯仍有尊王之举，但这往往是与攘夷联系在一起的，亦即借尊王以团结各种力量，凝聚诸夏，共同对付戎狄交侵的局面。但寿梦“朝周”表现的吴国尊王取向，目的则稍有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吴为姬姓诸侯，存在着宗法的内因；另一方面，自殷周鼎革以来，吴国处于边远的荆蛮之地，远离王畿，国力不强，且附属于强楚，勾吴与诸夏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系几乎中绝。因此，寿梦的“朝周”，是借尊王以祧宗法，最根本的动因是恢复吴国与诸夏以及周边邻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学习中原的礼乐文明，为最终成就霸业打下政治文化基础。

寿梦在“朝周”之外，尚有“适楚”之行。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南方的楚国与中原诸强一起逐渐崛起，所谓“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楚国逐渐将势力北拓至中原地区，与中原诸强发生碰撞。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晋、宋、齐、秦四国联军与以楚国为首的楚、陈、蔡三国联军在城濮大战，晋军重创楚军，晋文公被推为霸主。但城濮之战以后，晋楚争霸的局面仍没有结束。楚国进一步经略东南，据《左传·鲁宣公八年》载：“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强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杜预注云：“《传》言楚强，吴、越服从。”亦即当吴国见诸中原史籍之时，即已成为楚国的附属国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便成了寿梦经略吴国的首要任务。

寿梦二年（前584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自晋使吴，这是吴国与诸夏联系的一个重要事件。申公巫臣原为楚国的大夫，巫臣逃离楚国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当楚国围攻宋国的战争结束后，子重请求以属邑申、吕作为赏田，楚王同意了子重的请赏。但申公巫臣提出反对，认为申、吕作为赋税之地，可以作为防御北方的屏障，如果成为子重的赏田，“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于是楚王收回了对子重的承诺，子重遂怨恨巫臣。其二，因夏姬而结怨子反。夏姬是郑穆公之女，嫁给陈国大夫夏御叔，生子夏征舒（字南）。夏姬貌美多姿，陈灵公及陈大夫孔宁、仪行父都与其私通。夏征舒一怒之下射杀了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都逃到了楚国，太子午逃到了晋国。夏征舒自立为陈侯。楚庄王因夏征舒杀陈灵公而率领诸侯讨伐陈国，杀夏征舒后迎太子午而立之。楚之子反欲娶夏姬，申公巫臣力阻之，子反亦怨恨巫臣。于是巫臣带上夏姬离开楚国，逃往晋国。其后，子重、子反杀害了巫臣在楚国的家族，分了巫臣的采邑。因此，寿梦继位后的第二年（前584年）巫臣再作为晋国的使者入吴，目的在于教吴用兵叛楚。巫臣教吴国使用车马、用兵布阵之法，训练士卒，指导吴国用兵伐楚，吴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增强。巫臣还将其子狐庸留在吴国，寿梦委其为行人之职，而《吴越春秋》则载“寿梦以巫臣子狐庸为相，任以国政”。无论哪一种文献的记载近实，寿梦都是以重任委诸狐庸。任用中原人士为高官，这在吴国历史上是十分鲜见的。这显示了寿梦广纳贤才，着意于汲取中原文化的胸襟，这也是吴国迅速走向强盛的重要条件。显然，巫臣使吴是吴国与中原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契机。《史记》谓其“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子寿梦说（悦）之，乃通吴于晋”。同时，更重要的是巫臣使吴从根本上瓦解了吴楚自楚庄王十三年（前601年）伐舒、蓼之后形成的楚、吴、越联盟。寿梦二年（前584年，鲁成公七年），吴国北伐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县西南），直逼鲁国，鲁国的执政大臣季文子深以为忧，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发出了“吾亡无日矣”的叹息。可见，此时吴国的国力已相当强盛。在吴、楚关系上，吴国也改变了受制于楚的局面，转而“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亦即原本属于楚国的地域，全部为吴国所占有。

寿梦在位期间，在“朝周”“适楚”之后，还曾与鲁成公等会盟于钟离，对此，《吴越春秋》载：

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于乎哉，礼也！”

钟离之会的时间，文献记载不一，《春秋》对其参加者的记述尤详，云：“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人会吴于钟离。”可见，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盟会。明人王樵在《春秋辑传》中更认为是诸侯大夫先约集相会，而后会吴。其地钟离，史家有不同的解释：一说属于楚。如杜预云：“钟离，楚邑，淮南县。”一说为国名（见《路史》），汉代置钟离县，属九江，今属濠州。这次钟离盟会的动因概有两个方面：

首先，鲁以及中原诸国与吴国会盟，达到共同抗击楚国的目的。虽然公元前579年宋国的大夫华元促成了晋、楚弭兵，“楚公子罢如晋聘，且蒞盟”。但是，在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六月，楚国发兵侵郑、卫，对此，《左传》记载了当时楚国令尹子囊与司马子产的对话：

子囊曰：“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曰：“敌利则进，何盟之有？”

结果，“楚子侵郑，及暴隧，遂侵卫，及首止，郑子罕侵楚，取新石。”可见，楚国北向用兵，对中原诸国形成了现实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诸夏与吴国举行了钟离之会。同时，在两霸相持的大背景之下，寿梦招徕人才，富国强兵，国力倍增。寿梦二年（前58年），吴国发动了攻打郯国的战争。《左传·成公七年》载：“七年，春，吴伐郯，郯成。”但郯是鲁国的属国，而鲁与晋的关系又颇为微妙。据《史记》记载，成公四年，“成公如晋，晋景公不敬鲁。鲁欲背晋合于楚，或谏，乃不。十年，成公如晋。”可见，与晋国同为姬姓的鲁国也在晋、楚对峙中徘徊犹豫。吴国的这次北伐，集中地展示了吴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对自视为上国的中原诸国震动甚大，并引起与楚国争霸的晋景公对吴国的重视。也就在这一年，流亡到晋国的楚国大夫申公巫臣被晋景公派遣到吴国，目的是瓦解楚、吴的联盟关系，进而扶持吴国以抗楚。

其次，吴国通过与鲁成公等中原诸国的会盟，增进与中原诸国的联系，学习礼乐文明，为北进中原做好文化准备。鲁国乃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据《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记载，武王灭纣之后，“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而周朝的礼乐典章制度为周公所作，据《史记》记载，成王即位后，“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鲁是周公的封地，诚如杨向奎先生所说：“宗周初建，周公经营洛邑，绾毂东方而封建诸侯，六合之内各有强藩，而鲁与晋实为大国。”在比较齐鲁的关系时又说：“后来的发展，齐强而鲁弱。但中国之传统礼乐文明，却以鲁为正统。”“鲁宗宗周传统，‘周礼在鲁’，而齐国偏离此道，遂有‘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概括。”因此，“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寿梦与鲁成公会于钟离之时，“深问周公礼乐”。学习中原的礼乐文明。由于礼乐主要成于周公旦，太伯奔吴时尚未有系统的礼乐文明带到吴地，其后吴与中原交流时亦无相关记载。寿梦与鲁成公之会时对礼乐的感叹，为季札修习礼乐提供了强烈的外部动因。从寿梦观礼乐之窘迫，到季札观乐之从容，相隔时间并不太长，但体现了吴国文化地位的重大变化，这其中季札卓荦的才华与勤勉的学习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对于这次钟离之会，有史家认为吴乃夷邦，中原诸国与吴国本非同好，往往对吴含有轻蔑之意。如杜预注云：“吴夷未尝与中国会，今始来通，晋帅诸侯大夫而会之，故殊会，明本非同好。”从聘会内容的记载来看，寿梦确实对于中原礼乐文明甚为生疏，深深体会到了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因此，《吴越春秋》记载的钟离之会，多为寿梦对于文化差异的感喟。通过此次盟会，寿梦对于中原礼乐文明虽然仅有初步的了解，但已深切地体会到了熟悉礼乐文明是与中原列国交往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能否守礼重义，直接关系到吴国攻守征伐、图强求霸的大业，为此，吴国亦曾有过深切的教训。如鲁襄公十三年（前560年），楚共王去世时，吴国乘机征伐楚国，楚国军队在养由基与公子午的率领之下，诱吴师而围之，在楚国庸浦（今安徽无为县南）大败吴师，吴国公子党被俘。在对方居丧之时征伐，受到了时人的不屑，《左传》引《诗经·小雅·节南山》“不吊昊天，乱靡有定”以讥刺吴国的无礼无义之行。第二年，当吴国遣使向盟国晋国报告战败的消息，并商讨如何讨伐楚国的计划时，晋卿范献子则谴责吴国乘楚丧而侵楚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而拒绝了吴人的请求。因此，对礼义文明的了解与运用关系到吴国的兴衰大业。寿梦的努力直接影响了季札，这也是作为蛮夷之邦的季札能够被孔子叹为“吴之习于礼者”的重要动因。

值得指出的是，吴国虽然被视为荆蛮，但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以诸夏为中心，周边分别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但其中的分判、厘别并不十分严格。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当时中国本为一种华、夷杂处之局”。同时，当时诸夏与戎狄之间的区别“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线，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比较而言，东夷、南蛮主要是农耕文明，与诸夏之间的生活习俗以及文化上的差异程度与戎狄并不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荆蛮的吴地与诸夏之间的文化交流要方便得多。事实上，吴地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并没有真正停止过，这屡屡在考古发现中得到证明。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出土于江西临江的春秋中期的者减钟，“形式、纹饰和铭文都出于中原，这可以认为是吴的统治阶级为要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而做出努力的一种实证”。当然，这种交流往往主要局限于器物文化层面，而对于中原的礼乐文明，吴地显然还保存了较多的土著风俗，这从寿梦钟离之会时的“深问礼乐”，以及与中原迥异的椎髻为俗得到了证明。

钟离之会以后，吴国与中原诸国的交往更多。寿梦十六年（前570年），晋侯大会诸侯于鸡泽，据《左传》记载，“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虽然寿梦因“道远多难”而未能参加会盟，但是吴国与中原诸国，尤其是与晋国的关系已颇为密切。其后寿梦二十三年（前563年，襄公十年），鲁襄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这是一次规模更大的诸侯会盟，诸侯“会吴于柤”，显示吴国影响在中原已逐渐扩大。

虽然晋楚两国是当时大国关系的核心，但是，在寿梦时期吴国逐渐强大，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但吴与楚之间的力量逐渐平衡，且吴国经常对楚国取攻伐之势，吴国成为当时列国之中影响甚大的诸侯国，为其后霸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记之曰：“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寿梦开启了吴国交通中原的新的一页，因此，当其在鲁襄公十二年（前561年）去世时，鲁襄公到周文王的庙中吊唁，显示了吴国与中原尤其是姬姓国之间的交流得到了加强。

第二章 早年季札

约寿梦十年（前576年），寿梦第四子出生，名札。因排行第四，故称季。兄长有三，依次分别是诸樊、馀祭和馀眛。

一 时代与君位

季札出生时，周王朝早已名存实亡。伴随着这一权力转移的过程，一批以卿大夫为主体的贤士应运而生。他们往往学识渊博、品行高洁、思想活跃，并且通过频繁的会盟、聘问等形式，论政述志、砥砺名节，其言行与政治、道德取向影响了春秋晚期的社会进程、文化氛围，为儒家以及百家之学的肇兴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其中较为卓荦的如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叔向、卫国的蘧伯玉、郑国的子产等。吴国虽然偏于东南，但自寿梦以来，与中原诸国的交通已十分频密，正是在吴国与中原文化交融的背景之下，季札以突出的资禀与品行，成为吴文化的杰出代表，誉著海内的贤士，与诸贤竞秀于春秋晚期的纷乱之世。同时，季札所处的时代还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不约而同地对人类与世界进行深入反思的时代，即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提出的“轴心时代（Axial Age）”。即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在这段精神历程之中，非凡的事集中地发生了。在中国产生了孔子和老子以及百家之学；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生活着佛陀；在伊朗，查拉图斯特拉在教授他那富于挑战性的宇宙观；在希腊有荷马、巴门尼德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修昔底德，以及阿基米德。在这个时代，东西方在相互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开始意识到在整体中的存在、自我以及自身的限度，创立了世界宗教，这个时期所创造的文明仍然影响着今天的世界。就当时的中国而言，老子的生平微茫难稽，但孔子则稍晚于季札。亦即，就古老的中国而言，季札是较早沐浴到这一时代曙色的春秋诸贤士之一，他与老子、孔子等春秋贤士共同为这一思想春天的到来献上了心香一瓣，留下了珍贵的思想资料。

卡尔·雅斯贝尔斯

对于季札早期生活，文献记载甚疏。在有限的文献中，仍然可以看到寿梦对于少子特别的钟爱，以及诸兄对于其弟的怜爱。幼年的季札当是在寿梦对于中原礼乐文明的艳羡情感的驱使之下，以饱饫群籍、课习礼乐为主。当寿梦参加诸侯会盟之时，年岁渐长的季札也可能随父前行。如寿梦二十三年祖之会时，季札虽然仅十二三岁，但作为深受寿梦喜爱的少子，随父参加会盟是完全可能的。果如此，季札从中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当是直接与深刻的。

当季札渐长之时，寿梦之后的君位继承问题日渐显现。吴国立国初期，太伯因无嗣而兄终弟及，其后都实行严格的子嗣父位的君位继承制度。但在殷商末年，太伯、仲雍即有让季历而及于文王的先例，这一因贤而让之举也受到了后世的景仰，司马迁因“嘉伯之让”而将吴世家列为第一。这一因贤而改变君位继承制度的特例在寿梦时再一次出现了。对此，《吴越春秋》有这样详细的记载：

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曰：“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寿梦乃命诸樊曰：“我欲传国及札，尔无忘寡人之言。”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圣，废长立少，王之道兴。今欲授国于札，臣诚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于区区之国，荆蛮之乡，奚能成天子之业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诸樊曰：“敢不如命？”

但结果则与古公亶父之时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是商周之际季历继位，而季札则“让不可”，寿梦卒后，在季札执意辞让的情况下，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当诸樊除丧之后，仍意欲让位季札，但季札坚辞不受，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之义。”季札所说的子臧是曹国的公子欣时，字子臧。曹宣公与诸侯一起攻打秦国时身亡，曹国让子臧奉迎宣公灵柩，公子负刍与太子留守。负刍杀害公子自立，为曹成公。子臧回到曹国安葬宣公以后，曹国很多人都要随子臧离开曹国。曹成公请求子臧归来，子臧回国，曹国才得以安宁。其后诸国一起讨伐曹成公，将其解至京师，并且欲立子臧，子臧坚辞不受，说：“《前志》有志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最终致位成公，子臧不出，曹国得以安宁。季札以子臧辞位守节自律，认为诸樊乃嫡长子嗣国，继承王位合乎礼仪，没有人能反对。季札之固辞，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不愿打破君位继承制的既成之制，亦即季札对诸樊所言：“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当然，季札执守传统的根本目的是免使因君位继承而致兄弟相残，国政不稳。可见，季札所恪守的“节”，既是君位继承传统之“节”，也是免使国家祸乱之“节”。

对于季札辞让、兄长谦让的细节，诸文献记载详略不一，其中不无夸大之辞，如《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中记载“诸樊骄恣，轻慢鬼神，仰天求死”。

《春秋公羊传》有更为生动的记载：

与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谒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皆曰：“诺。”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

记述如此生动具体，其中虽然不无夸饰之嫌，但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诸兄让国之诚。遵寿梦之意而立季札，乃是诸兄的共识。而对季子“弱而才”的记载，或亦可透示出诸兄对其弟怜爱有加的另一个原因。尽管季札辞让，但吴国人还执意要立季札为君。最后直到季札离开了王室而隐居农耕方才罢休，亦即《史记》所载：“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诸樊继位后，继承了寿梦联晋抗楚的方略。但诸樊继位以来的初次伐楚则有轻骄乏义之失。诸樊元年（前560年），楚共王卒，吴趁机伐楚，楚国的养由基、子庚诱兵设伏，大战于庸浦（今安徽无为县南），吴师大败，吴公子党被俘。次年春，吴国向盟国晋国告知了战败的情况，晋国的范宣子、士匄等人联络鲁、齐、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的大夫大会于吴国的向（今安徽怀远县西），商讨吴讨伐楚国，以雪复庸浦失败之耻的计策。结果是晋国“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意即因为吴在楚丧之时伐楚，是有悖道德的行为，故而拒绝了吴国的要求。这是一次因礼义而失助于盟国的沉痛教训，必然使吴国对于礼义文明有更为深切的理解，明白恪守道德礼义是成就霸业的必要前提。其后，吴楚之间经过几次征伐，吴负多胜少，尤其是已依附吴国的舒鸠为楚军所灭，吴军被败。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诸樊十三年），诸樊帅师进攻楚国的巢地（今安徽瓦埠湖南），在进入城门时被巢地的射手所杀。

诸樊在世时即嘱其弟馀祭、馀眛要遵先王遗命，兄终弟及，以次相继，目的是最终传位于季札。诸樊去世后，其弟馀祭继位。

大约在诸樊去世前后（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将延陵（即今常州）作为季札的采邑，因此，季札被称为延陵季子。

二 馀祭稽考

对于吴王馀祭在位的时间，诸史记载不一，《春秋》和《左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馀祭卒于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在位四年。但《史记·吴太伯世家》以及《吴越春秋》则载其在位17年，至前530年馀眛即位。何说为是？对此，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有这样的判断：

《春秋》馀祭在位四年，夷末（即馀眛）在位十七年，《表》与《世家》倒错二君之年。《吴越春秋》误仍之。而此馀祭四年有守门阍杀馀祭之文，何也？盖后人因《史》误书，遂依《春秋》将六字移入四年。《史表》元文必书于十七年，不然，既云四年杀矣，何又称十七乎？

梁氏指出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吴太伯世家》之间记载的乖错，并对何者为是进行了推测，但由于并未做详细论证，因此，后世学人仍多从《春秋》《左传》的记载，如，吕思勉先生有这样的分析：

疑《春秋》及《年表》是也。公子光之弑王僚也，乘盖馀、烛庸之在楚，季札之使晋。光告专诸曰：“季子虽至，不吾废也。”则季子在吴，未尝不为人所忌。馀祭之见弑，盖亦乘季子出使而发。然馀祭虽死，而国不能定，故至十七年馀眛乃立也……《春秋》系世之书，不记君之见弑，盖亦习为故常。《史记·吴世家》不记馀祭之弑，盖其所本者如此，非漏落也。

《吴越春秋》的材料主要来自《史记》，诚如俞樾云：“治古书者，当各治其书。《吴越春秋》既从《史记》，则但当改正其文字之误，而不得改从《春秋》也。”但《史记》同书而异记，孰为近实？我们认为梁玉绳的猜测虽简括而未论证，但较为近实，因为《春秋》与《左传》的记载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对馀祭被弑的原因难以解释。关于馀祭亡故，《春秋》与《左传》都有明确记载，其中尤以《左传》为详：“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馀祭观舟，阍以刀弑之。”“阍”即守门人。意思是吴人伐越时，俘其兵卒，让其看船。馀祭在观看舟船时，被守船俘虏手刃而卒。对此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中亦有记载。显然，馀祭的亡故与吴越之间的战事有关。但是，《左传》明确记载“始用师于越也”，亦即吴第一次对越用兵是在鲁昭公三十二年，这已是公元前510年（吴王阖庐五年），距《左传》记载的馀祭被刺时间相距34年。由此可见，为阍的越俘，极可能是吴正式“始用师于越”之前以另外的形式所获。据《左传·昭公五年》记载：“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栎、麻之役。薳射以繁扬之师会于夏汭。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于琐。闻吴师出，薳启彊帅师从之，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可见，常寿过所率的越国军队曾与楚军一起攻打吴国，但被吴军在鹊岸打败。这一年是公元前537年。若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馀祭为十七年卒，则是在公元前531年。君主观舟竟然被越俘所刺，如此疏于防备殊难理解，这极可能是因为越卒被俘已久，已浑如吴民而不觉。因此，越俘于6年之后击杀馀祭还是有可能的。而《春秋》襄公二十九年的有关记载，主要记述的是阍弑馀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人伐越”仅是记其原因而已，而并非记述吴人伐越本身。《春秋》则更无这一原因的记载，因此，如果《春秋》中对于“阍弑吴子馀祭”编年有误，则《左传》对此的相关记载便失去了文献价值。而《春秋》“阍弑吴子馀祭”错简而至襄公二十九年则完全可能。吕思勉先生认为“馀祭之见弑，盖亦乘季子出使而发”更难以说通。越俘阍人弑馀祭，与公子光遣专诸刺吴王僚性质不同，这不是宫门之内的兄弟相残，与君位继承及季子出聘毫无关联，阍人选择的机会只能是接近馀祭之时而不是季札在不在吴国。

其次，馀祭卒于十七年而非四年的另一个证据则是季札出聘中原。馀祭四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季札受命聘问中原诸国，对季札中原之行的目的，《左传》谓之“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所谓“通嗣君”即是新君继位后向别国通报讯息。如果季札于馀祭去世这一年出聘中原，虽然看似时间与“通嗣君”的出聘目的相吻合，亦即在馀眛甫继位时，即向中原诸国介绍继位后的情况，但其实这恰恰很难说通。反之，季札出聘时，馀祭已继位4年，“通嗣君”似乎又比较晚，故而学者们往往对于这一记载表示怀疑。《史记·吴太伯世家》对于此次季札的中原之行的记载虽然几乎与《左传》相同，但还是省掉了出聘“通嗣君”的目的，或许是意在弱化此次出聘的意图。那么，馀祭继位4年时，季札即使是因“通嗣君”而出聘是否有违常规呢？索检《左传》中关于“通嗣君”的记载凡六次，分别是“成公四年”：“宋华元来聘，通嗣君也。”“襄公二年”：“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襄公五年”：“郑子国来聘，通嗣君也。”“襄公二十七年”：“（季札）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襄公三十年”：“楚子使薳罢来聘，通嗣君也。”“昭公十二年”：“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其中一般都是新君继位次年出聘，但郑子国则是在郑僖公继位后的第三年才出聘鲁国。另有两次《春秋》中记载是杜预注中述及“通嗣君”的例子。一次是“襄公二十七年”：“齐侯使庆封来聘。”杜预注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另一次是“昭公二十一年”：“晋侯使士鞅来聘。”杜预注曰：“晋顷公即位，通嗣君。”前者出聘是在齐景公继位次年，而后者则是晋顷公继位后的第五年。可见，《左传》中“通君嗣”的记载无一发生在继位当年，而是发生在继位的次年到五年之间。因此，季札于馀祭继位后的第四年而至中原聘问，以“通嗣君”是完全可能的。更何况，因为与中原诸国相比较，吴国偏于南方，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据《左传·襄公三年》记载，当寿梦与晋侯会盟时，晋侯派遣荀会至淮上迎接寿梦，但没有等到寿梦，原因即是“道远多难”。其后寿梦专门遣大夫寿越到晋国，主要是解释寿梦爽约于鸡泽之会的原因。更何况馀祭乃死于非命。兄长初逝，无论从情感因素，还是从宫廷政治的复杂境况而言，季札当年出聘的可能性都不大。

最后，如果馀祭卒于四年，则季札观乐殊不可解。季札在聘问中原经过戚地时，听闻钟乐之声，对孙林父的行为甚为反感，其原因之一即是“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亦即，季札认为卫献公卒而未葬，臣子不应闻乐。但馀祭四年，季札出聘时遍观周乐，时有“美哉”之叹，深深陶醉于其中。季札是吴之知礼者，同时，馀祭不但是君，而且是其兄，如果馀祭甫卒，于情于礼，季札绝不应有观乐之行。而吕思勉先生认为的阍人弑馀祭是在公元前544年这一年季札出聘之后，这与《春秋经》的记载明显相违。《春秋经》记事依时间为序，“阍弑吴子馀祭”在前而“吴子使札来聘”在后。因此，我们认为，馀祭被刺身亡，当以十七年（前531年）为是。

如果馀祭为十七年卒，则诸史对其事迹记载亦较简括。值得一书的主要集中在齐相庆封奔吴一事。据《史记》记载：“王馀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庆封好田嗜酒，乃齐之罪人。但馀祭或因迂阔的义气，或为搏惜士之名，为春秋时收留流亡贵族的风习所驱使，不辨是非，将庆封视若陈公子完、申公巫臣、叔孙豹一类的人物，过高地相信其曾任齐相的经历，乃至“数为吴伺察”。但结果则是，“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以诛齐庆封”。据《春秋·昭公四年》载：“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珍伐吴，执齐庆封，杀之。”可见，馀祭厚礼庆封，结果成为诸侯伐罪的对象，使楚国师出有名，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失误，而《吴越春秋》更记载为“故晋、楚伐之也”。果如其所记，这便从根本上改变了寿梦以来成功的联晋抗楚的传统，使吴国处于外交孤立的境地。从这一为政特点来看，这与屈狐庸对馀眛的评价“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不甚吻合。可见，厚寓庆封，招致诸侯伐罪，似为馀祭当国时所为。

第三章 聘问中原

季札见诸史册首先是在公元前544年奉吴王“通嗣君”之命，历聘中原诸国，其间季札观乐知政，以卓越的艺术鉴赏力，写就了先秦艺术批评的第一页，对儒家文艺观具骅骝开道之功。他又察微知著、讽评时贤，显示了杰出的政治洞察力。一扫寿梦钟离之会时的卑微心理，使中原列国对吴国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诸侯列国屡屡上演因王位继承而喋血宫门的悲剧时，素来被视为蛮夷之邦的吴国，出现了一位高蹈守节的让国贤士，使中原诸国的君臣们对吴国的文化多了几分艳羡与敬慕。因此，季札出聘中原，更是一次向中原诸国昭示吴地精神风貌，改变中原诸国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文化落后形象的文化展示之旅。为吴国成就政治霸业做了文化铺垫。

季札观乐浮雕

一 聘鲁观乐

自寿梦之“朝周，适楚”，与鲁成公以及列国大夫会盟于钟离之后，诸樊继位之后的十几年并没有遣使与中原交通。馀祭四年（前544年），季札聘问中原诸国，其“通嗣君”实乃是向中原诸国通报寿梦之后尤其是馀祭继位以来的吴国国政。与春秋时期使臣穿梭于诸国之间主要从事与政治军事相关的外交活动稍有不同，季札之聘问中原客观上更是一个文化交流活动。

季札聘问中原，其职与《左传》中所称的“行人”有相似之处。如，《左传·襄公四年》载：“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杜预注曰：“行人，通使之官。”但《左传》中并未称季札为“行人”。从《左传》中的记载来看，晋、秦、郑、卫、陈、鲁、宋等国有行人之称，吴国自申公巫臣使吴之后，寿梦即曾以巫臣之子狐庸为行人，但作为三辞君位的季札，地位远在使适四方、协九仪宾客之事的“行人”之上，故而《春秋》《左传》并不以“行人”名之。

季札此次中原之行，首先到鲁国国都曲阜。接待季札的是鲁国的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叔孙豹。叔孙为氏，名豹，穆子是其谥号，故史书多称其为叔孙穆子、穆叔，是鲁国世家叔孙得臣之子。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始任鲁国亚卿，与季文子、孟献子同掌国政。其间除了襄公五年（前568年）季文子去世后，因季武子少幼而曾掌几年国政之外，其余都是主要负责盟会、聘问及军事事务，正如叔孙豹自谓“叔出季处，有自来矣”。叔孙豹堪称是春秋时期最为杰出的外交家之一。鲁国封国之初虽然是上等诸侯国，但春秋以后，地位逐渐式微，经常受到强邻齐国的侵凌，同时，还常受到霸主晋国和楚国的轻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叔孙豹以卓荦的才华，折冲樽俎，委蛇于诸大国之间，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利益。叔孙豹学养深厚，娴于辞令，尤其是精通《诗》《书》。他常常借《诗》以传达难以明言之义，优雅婉曲，征引极其精准得体，迥出于同侪之上。如果说季札是春秋时期品鉴诗乐最为全面、系统的贤士，那么，叔孙豹堪称是用《诗》最为娴熟自然的才俊。孔子所谓“不学《诗》，无以言”，恰可成为叔孙豹外交实践的注脚。根据《左传》记载，季札在见叔孙豹之后随即就遍观周乐。季札聘鲁，叔孙豹乃副卿，执掌聘问、会盟事务。不难想象，季札在鲁国的种种行谊就是在叔孙豹的陪同之下进行的。《左传》中之所以对季札观乐记载十分详细，与其他篇章风格迥然有别，不能排除是由精通诗乐的叔孙豹陪同时记述了观乐的过程，而后为史家所采用。季札初到鲁国即见到叔孙豹这样的博物君子，堪称是知音相得，其臭如兰。这从季札对叔孙豹的诤言相告即可看出。对此，《左传》载：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

叔孙穆子虽然才华卓荦，为了鲁国尊严与利益死生以之，但季札还是指出了叔孙穆子存在举贤不力的弱点。季札对其“不得死乎”以及“祸必及子”的预言也为历史所印证。叔孙穆子早年因其兄叔孙侨如之贪虐而去鲁适齐。叔孙侨如被放逐以后，季孙氏将叔孙穆子召回国，成为叔孙氏的继承人。但叔孙穆子曾在齐国与村妇生有一子，名竖牛。当叔孙穆子年迈之时，家政为竖牛把持，对此，叔孙穆子空叹奈何。竖牛屏断了叔孙穆子与外的联系，并虐待叔孙穆子，把送给叔孙穆子的食物倒掉，使其病饿而终。虽然我们不能推知季札何以得此判断，但季札的率直诤言足可见他们之间的交谊之笃。

在鲁国期间，季札遍观周乐，并一一发表了观乐感悟。这是春秋时期唯一的一次系统的诗乐批评记载。虽然春秋时期，赋诗言志在聘问、会盟时蔚成风气，但系统地观乐论政则始于季札。季札品评论鉴的基本取向直接开启了儒家文艺观的核心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札堪称是中国儒家文艺评论的先驱者。（详见《观乐篇》）

二 聘问齐郑

季札离开鲁国，先后聘问了齐国与郑国，与当时的两位杰出的政治家晏婴与子产建立了金兰之谊。

首先，聘齐国，会晏婴。齐国是东方大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姜尚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建立了齐国。其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助之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开启了春秋时期的首霸大业。但季札聘问齐国时，齐国的国力已下降，幸得贤相晏婴精诚辅政，使得齐国“百姓亲之”，政平民和，“邻国忌之”，维持了齐国泱泱大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