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历代学者一般不太重视金代语言的研究，因为金代享祚较短，且文献数量不多，因此人们总是将其作为宋语言研究的附庸。本书主要以最能反映金代口语的两种诸宫调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刘知远》和《董西厢》的词汇研究来了解金代的语言概况。金代虽然只有一百二十年的时间，但它却构成我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自树立唐、宋之间”的时期。因此对金代语言作断代研究，对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金代语言的发展在唐宋语言和元代语言中起着中介作用。而且正如蒋绍愚先生所说：“专书词汇研究可以给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如果对历史上若干部重要的专书的词汇面貌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那么，我们对汉语词汇史面貌的认识，就会清楚多了。”（郭作飞《〈张协状元〉词汇研究》序）本书选择金代的两种诸宫调做专书研究正基于这样一个目的。

本书采用统计数据和典型例证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相结合、共时和历时比较相结合、参证活方言等方法对《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解元西厢记》的词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全书共分五章，具体如下：

第一章在介绍两种诸宫调版本流变和整理校注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两种诸宫调的语言性质。诸宫调具有口语性、地域性、异质性、韵散夹杂性四个特点。在异质性方面，通过对两种诸宫调中比拟式、两种特殊“被”字句、SOV句型、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对立的运用考察，发现只有比拟助词“似”“也似”、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阿尔泰语的影响，其他两点都可以从汉语本身找到答案，得出金代的诸宫调中非汉语成分并不太多的结论。此外，本章最后还比较了两种诸宫调的语言差异，结论是《刘知远》的语言较《董西厢》更俚俗、更贴近口语。

第二章从词汇史角度考证了《董西厢》语言的年代。论证方法是与《刘知远》中的词汇进行比较。首先穷尽性地统计出宋代或金代始见（尤其是两部诸宫调都使用）的词语，利用二者使用词语时代性的相同来说明二书语言年代的相近；其次穷尽性地统计出始见年代晚于金的词语在《董西厢》中所占的比例，来蠡测后人改动成分的大小，以判断《董西厢》能否作为金代的语料来用。结论是：《董西厢》用词和《刘知远》用词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董西厢》中始见于宋金时期的新词和新义共273个，其中53个亦见于《刘知远》，另220个在同期其他文献中也能找到用例；而始见于《董西厢》且在金以后文献中才能找到例证的词语为38个，仅占始见于宋金文献词语的13.9%，比例很小，可知后人的改动相对不大，因此基本上可将《董西厢》看作金代的语料。

第三章是诸宫调常用词演变研究。共讨论了二组，分别为“使、令—教（交）—叫”、“栏（阑）—圈”。在“使、令—教（交）—叫”常用词的使用和替换上，相对旧词“使、令”来说，诸宫调基本上以用新词“教/交”为主，具体到《刘知远》和《董西厢》，则是前者用俗体“交”，后者用正体“教”，这说明了《刘知远》较《董西厢》语言更通俗；常用词“栏”和“圈”都是汉语本土产生的，“栏”初生时当为通语词，后来多局限于南方，“圈”在唐五代虽多在北方使用，但元明清时，南北方用例不相上下，通行范围和使用区域扩大的优势是“圈”取代“栏”的因素之一，而取代时间正好不晚于元明。

第四章主要考察了《刘知远诸宫调》中所见的近代汉语新词新义。《刘知远》虽残缺不全，却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近代汉语新词新义，在这些词语中，《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漏收的共133个，能为“二典”提前书证年代的126个，可为“二典”补充例证的36个，其价值不容忽视。

第五章考释了诸宫调中的一些词语。首先对前修时贤释义欠完备的词语进行了考释，如“才、打桄、坎熊皮、口啜、麻糖、冒扫、弩觜胮唇、泼忏、瓦忏、向当、邹搜”；其次探明了一些词语的得义之由，如“撑、村桑、掉、端的、惹、窝穰”；最后说明了“不错”的“明白鉴察”义、仿佛的“几乎；差一点”义、“结果/结末”的“了解；处置”义、“论”的“告”义、“抬举”的“照顾”义、“诈”的“美好”义的时代性，在探讨这些词义消失不用的原因的同时，进而说明了曲文语言的一脉相承性。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即将出版，内心激动而难安，不安的是书中所论尚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激动的是，几年的努力成果终于要付梓。想起在南京大学攻博的三年，每天重复着从宿舍到图书馆再到食堂的艰苦历程，终于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断代语言研究、专书词汇研究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学术理论基础，学会了“渔”的技巧，也初尝了“鱼”的美味。衷心感谢我的母校——南京大学，更衷心感谢我的恩师——汪维辉教授。母校的荣光、导师的博学，让我引以为荣，惴惴然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唯恐愧对母校，有负师恩。是为序。

张海媚
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