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

620410 致黄裳^[1]

黄裳兄：

前日得奉手教，弟今日北返矣。行箧已理就，聊书数语为覆。

不意弟所为“昭君”，竟与老兄看法相左！周建人文章曾于《戏剧报》草草读过，以为是未检史实，蔽于陈见之论，是讨论昭君问题中的最无道理的一篇。截止现在为止，我仍以为翦伯赞所写的《从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和亲》是一篇实实在在的文章。我的剧本大体上就是按照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敷衍而成，虽然我在着手准备材料时还没有读过翦文。昭君和亲在历史上有积极作用，对汉、胡两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均有好处，为铁定不移的事实。你说侯外庐的看法过于新颖，侯的文章我未见过，不知是在何处发表的，倒想拜读一下，也好长点见识。如侯说与翦说同，则我以为并不“新颖”，而是符合事实。而自石季伦的《明君词》至周建人的谈王昭君，实为各有原因的一系列的歪曲，《青冢记》曾读过，可以算得是歪曲的代表。其中“出塞”一出写得颇好，即现在各个剧种“昭君出塞”所本（昆曲、祈剧、京戏……）。这给我造成一个很大的麻烦，——这个案子是很不好翻！

我的初稿已写得毫无自信。无自信处在于两点。一是史实。为了“集中”，我把历史在手里任意播弄了一回，把发生在昭君和番前十几年的事一塌括子挪在了和亲前夕，而且把已经死去十六七年的萧望之拉出来作为坚持和亲的主要角色，和害死他的石显相对抗，时间上大大打乱了。这种搞法，莎士比亚大概是会同意的，但历史学家如吴晗市长，大概很难批准。第二是戏，难的是“动作”太少，而话太多（不管是说出来还是唱出来的）。我这个人曾经有很厉害的偏见，以为人生只有小说，而无戏剧。凡戏，都是不自然的（我原来是一个自然主义者）。现在看法上是改了，但终于还是一点不会写“戏”——我那个《范进中举》初稿写出来后，老舍却曾在酒后指着我的鼻子说：“你那个剧本——没戏！”看来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了也！

张君秋（此人似无什么“号”）有一条好嗓子，气力特足（此人有得天独厚处，即非常能吃，吃饱了方能唱，常常是吃了两大碗打卤面，撂下碗来即“苦哇……”——《起解》《玉堂春》），但对艺术的理解实在不怎么样。他近来很喜欢演富于情节的李笠翁式的喜剧，戏里总有几个怪模怪样的小丑起哄。观众情绪哄起来之后，他出来亮亮地唱上两段（这种办法原来是容易讨俏的）。而我的剧本偏偏独少情节，两下里不大对路，能否凑在一处，并非没有问题。好在我是“公家人”，不是傍角的，不能完全依他。将来究竟怎么样，还未可预卜。

剧本到北京讨论一下，可能要打印出来，征求意见。届时当寄上一本，以俟“杠正”。草草。

即候著祺，曾祺 顿首。

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