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山水与哲理

中国历史绵延数千年,每一段时期都有其独特的风采,拿出任何一个,都可以贴上代表性的文化标签。但有一个时期,却让人既难以形容,却又心生神往,那就是魏晋。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这样形容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段话乍看上去似乎难以理解:何以政治的最混乱和社会的最苦痛,反而会诞生精神上的极解放和极自由？鲁迅先生在论述文学史发展时,将魏晋定义为“文学自觉”的时代,宗白华先生也在同篇文章中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里的“发现”和“自觉”,或许可以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些许启示。既然本章要讨论的主题是“山水”,那么我们便不妨便以东晋王羲之的名篇《兰亭集序》为例,看看此时的文人在面对山水时,是怎样将其与一个永恒的主题——“生命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对这一主题进行思考时,又是怎样体现出“发现”和“自觉”的。

古人对于山水,有一个从“公共”到“个人”的审美转换。孔子将山水与个人的道德修养对应了起来,并进一步构成了先秦儒家的要义——“天人合一”。但是西汉建立后,出于思想统治的考虑,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将儒家学说进行了演绎,把“天人合一”的内涵转换成“天人感应”。实际上,将一种学说冠以“术”的称号,本身即表明它已经被工具化和权术化了。尽管整个两汉,道家的黄老之学也曾时不时地得到提倡,但总体而言,思想上还是以儒家为主的。在“天人感应”的统罩下,个人对于山水的关照,从表面上看还是“山水—道德”的对应,但这种对应和孔子所提倡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已经大不同了,因为在思想统治的大背景下,它已经被纳入到了政权运作体系中,先秦儒家所着意凸显的独立的“个人”色彩——或者说是纯粹的士的因素被有意淡化。我们看两汉时期的思想史,极少有脱离了这种背景的独立的个人山水审美,原因即在于此。

从东汉末年开始,文人的山水审美开始出现了与“天人感应”不和谐的因素。因为乱世的来临,让人感受到人生之无常,因此也空前关注起生命与死亡这一永恒的主题。其实孔子在面对滔滔而去的河水时,就已经在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孔子的感叹,是一种较为难以言说的心灵感慨,我们很难用悲或喜来诠释;而汉末文人面对山水时所涌起的忧患意识,脑海中所思考的生命与死亡,却残酷得更加直接、更加现实。曹操一世之雄,尚不免于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的儿子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更直接地表达了良辰易逝、人生无常的伤感——昔日与徐幹、阮瑀、应玚、刘桢等知交好友在一起,“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身处欢乐之中却不自知,孰料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诸位好友已“化为粪壤”,唯剩自己面对他们的遗文,当此之时,怎能不“言之伤心”!

至于《古诗十九首》中下层文人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更是无数次被后人所吟咏:“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汉末文人的忧患意识,形成了一种群体性的心态。尽管西晋的建立短暂地结束了战乱,但紧接而来的政治的黑暗、时局的诡谲,却让文人的处境更加不安,因此这种群体性的忧患,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反倒更加强烈了。在历史上,我们常将“汉末魏晋”作为一个时段,这固然有多重原因;但如果单纯从士人心态上来看,这种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恐怕也是重要的因素吧!

公元317年,西晋皇室后裔司马睿在建康称帝,是为东晋。东晋虽无力北伐,却足以自保,尤其是在谢安的指挥下赢得了淝水之战,南北分立之势由此而成。而这一时期士人的精神世界,经历了西晋玄学初兴的冲击,也逐渐走向平和,不像前辈们那么偏激。士人们仍然谈玄,但经过了战乱和南渡后,他们有余裕来反思理想、道德与人生。事已至此,儒家所提倡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早已成为泡影,而西晋士人对玄学的接受、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再思考和生命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都为东晋士人诠释生命与死亡这一永恒主题,并将其与山水之情进一步关联起来做好了铺垫。也就是说,有了“自觉”,所以能够“发现”。而这一“发现”的集中表现,就是历史上这次著名的兰亭雅集,以及王羲之为这次集会而写的名篇《兰亭集序》。

兰亭,位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兰渚山麓的兰溪江畔。平心而论,单纯从山水的审美上说,江南无疑要比北方更胜一筹,尤其是山与水的交融上,南方有着北方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随着晋室南迁,大批北方士族来到南方,眼前奇异秀丽的山水景色,在他们眼前呈现出一个从未有过的绚丽世界。而会稽的山水,在江南地区最为出色。《世说新语》记载,大画家顾恺之从会稽归来,人们问他景色如何,他以这样的语句来回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会稽以江南形胜之地,自然也就成了士人们最为钟爱的地方。

兰亭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是传统的上巳节,按照习俗,人们要到水边修禊,以祛除不祥。这天,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作为东道主与其好友孙绰、孙统、谢安、支遁等共四十二位名士来到兰亭,为修禊举行聚会,史称“兰亭雅集”。在聚会中,大家采取“流觞曲水”的方式饮酒赋诗,即引水沿着弯曲的渠道流淌,与会者分处于水边的各个位置,将酒杯置于上游,任其漂流而下,到了谁的面前,谁就取杯而饮,并且一边饮酒一边赋诗。这次集会中名士们所赋的诗,抄录成集,王羲之为之作序,这就是《兰亭集序》。可惜的是,这些诗,只流传下来了四十一首,分别出自二十六人之手,其他的已经亡佚了。好在王羲之的这篇序流传了下来,它不但是书法中的神品,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还是山水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美文,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情思,表现了东晋文人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

在此文中,王羲之首先叙述了这次聚会的由起、聚会的环境之美和宾主的相得之乐。初唐诗人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阁序》中,称其躬逢之会为“四美具,二难并”,“四美”指的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而“二难”则是“贤主、嘉宾”。“四美具、二难并”可遇而不可求,若适逢其事,诚为人生难得之体验。如果说王勃在文章中用此语,多少还带有一点儿夸饰的话,那么王羲之所主持的这次兰亭集会,则可谓名副其实。“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一个“极”字,充分表达了与会诗人们的惬意。

然而,欢乐的情绪转瞬即逝,王羲之笔锋一转,开始转向对宇宙、自然、生命与死亡的探求。“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也不管其志向如何、性情怎样,在欢乐的时候总是快然自足,不会想到生命的有限、死亡的必然;但当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的时候,却不得不认识到“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是自然的法则,人力所无法抗拒的。写到这里,羲之想到了古人所说的“死生亦大矣”,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魏晋玄学之风甚炽,而玄学又与道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参与兰亭集会的名士们,多受道家思想浸淫,王羲之亦不例外。但在面对“死生亦大矣”这个问题时,他却对庄子提出的“一死生、齐彭殇”这个命题产生了怀疑。《庄子·齐物论》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在名士间的玄学论辩中,“齐物论”是常被探讨的主题;而庄子所说的个人与天地万物“并生为一”的境界,也是名士们所希望企及的。但在这欢愉的盛会中,在这悲从中来的刹那,王羲之却深切地体会到,“齐物”只存在于理想中的境界,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生命与死亡这一主题真正降临到自己面前时,谁也不能真正地超脱开来,不带任何情感地去“一死生、齐彭殇”。但凡为人,总要有“情”,古今都是一样。王羲之在序中反复提到这一点,他说:“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又说:“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岂不都是在强调一个“情”字？《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戎的小儿子死了,他非常悲伤。好友山简问道:“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好一个“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一死生、齐彭殇”的忘情,那是圣人才有的境界;而作为我辈,何时不活在一个“情”字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