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自卫队

1936年7月，武卫会总会在苏州遭到破坏，李建模遭逮捕。武卫会总会虽遭破坏，但常熟分会的成员仍在继续活动。李凌、陈刚等以常熟武卫会成员和原《艺丝》读者为骨干，发起建立常熟人民抗日救国自卫会（以下简称“人救”）。人救以武卫会的纲领为行动宗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者阴谋，启发民众觉悟。

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最终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刻地影响了追求进步的任天石。面对国难当头的时局，他逐步认识到必须要改造整个旧的社会制度。任天石与陈刚长谈国事政局，抗日救亡成了共同的迫切意愿。1937年3月，任天石由陈刚介绍加入常熟人民抗日救国自卫会，开展抗日活动。任天石在塘桥镇上办起读报室，宣传抗日救亡，吸引和团结一批店员和布厂职员前来读报、议论国事，唤醒青年爱国觉悟。随着人救在梅李一带发动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的迅速开展，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妄图一举占领京（宁）沪，迫使中国政府完全屈服。中国驻军张治中部于次日发起反击，淞沪抗战拉开序幕。战斗一打响，与上海唇齿相依的苏州，自然成了抗敌前线和支前基地。面对强敌压境，苏州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以气壮山河的激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常熟人民抗日救国自卫会一改以前的秘密工作方式，几名骨干与国民党人士在浒浦、梅李两个大镇上分别成立常熟县抗敌后援会分会。任天石任梅李抗敌后援会分会副主任。浒浦、梅李濒临长江，与沪郊浏河等地前线相距不远，是抗战的后方重地，国民党军队在这里挖掘了不少工事设防。常熟的抗敌后援会建立起来以后，很受国民党当局和社会上的上层人士重视，区里有关抗日的活动都要找后援会去开会讨论，希望后援会能够协助他们开展保卫后方、维持治安的工作。后援会在常熟东乡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乡镇的爱国青年纷纷发起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的分会或支会。

梅李抗敌后援会分会成立后，任天石积极募捐钱物，支援前方抗日将士，并在塘桥设立难民接待站，安置战区难民。任天石在诗作《八一三》中揭露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暴行：“鬼子，要想夺上海，几十只军舰，开到黄浦江。八一三，东洋兵，打进闸北来，大炮轰轰开，飞机掼炸弹，杀我老百姓，炸我火车站，东洋鬼子杀人放火实在真野蛮。”他鼓舞老百姓一起加入到抗战队伍中来：“我伲老百姓，大家一条心，不管我，不管小，一齐来拼命；组织宣传队，捐助慰问品。前有义勇军，后有老百姓，军民团结起来赶脱东洋兵！”后来，在任天石的感召下，又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梅李分会塘桥支会，共有会员十多人，大多是塘桥镇上的店员职工。

1937年11月4日，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九联队从梅李镇向常熟城区进犯

在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中国军队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有力地阻挡了日本侵略军的攻势，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11月9日，中国军队在毙伤日军4万余人后从上海全线撤退。日军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后，13日清晨，从常熟沿江的高浦口、徐六泾口、野猫口等处登陆，常熟沦陷。日军沿途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再加上日机狂轰滥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仅常熟就有1.5万多平民被害死亡，5万多间房屋被烧毁。常熟百姓扶老携幼，相率逃难，难民超过63.8万人。

梅李和塘桥是日军从常熟东北部沿江登陆后向西进军的必经之地，水路可经梅塘，陆路可经新建成的简易公路向常熟县城进军。中国军队在撤退过程中与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梅李万渡桥，中国守军100多人孤军奋战，殊死抵抗，大部牺牲。敌机对梅李镇进行了疯狂轰炸，扔下100多枚炸弹，造成巨大破坏。11月22日，担任“后方勤务”的日军士兵东史郎到达梅李镇，他在日记中写道：

1937年11月13日，日军在常熟沿江徐六泾口登陆

梅李是个大镇子，已经被炸得满目疮痍，这个镇子里也安了电灯，还有两层的楼房，这在北支那是绝对见不到的。两层楼房显得有文化气息，而电灯又与一个文化城市相般配……镇子处处瓦砾成堆，破败不堪，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镇子的尽头有一座高高的塔楼，顶部已被炸毁，任凭晚秋的枯枝吹打，钟声已喑，摇摇欲坠，原计划我们在梅李住一宿，因无房可住，只得继续前进。天黑后，露营在一个小村子。夜间，山羊像婴儿一样地叫，令人生悲。村子里不见村民人影，走进一间即将倒塌的房子一看，两个患重病的无法逃脱的支那人，躺着呻吟，样子看上去让人生厌。

常熟勿忘国耻碑

打扫得很干净的院子里堆着几百斤稻谷，粒粒都是善良农民们勤劳的结晶。眼下逼得他们离家外逃，连把自己一年苦出来的稻谷出售换钱的机会都丢弃了。我们在这里做饭烧水不必拾柴，在稻谷堆上放一把火，烧水、煮饭、烤火全部解决了。稻谷通宵达旦在燃烧，造成了极大浪费。

这时，中国军队已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在混乱之中纷纷撤退。

对于形势如此迅速的变化，抗敌后援会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当日军在常熟境内长江口登陆的前一天，常熟城内救亡青年演出队还在梅李附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2日清晨，敌机前来轰炸梅李的时候，梅李镇一片混乱，大家只得仓促分散，躲避敌机轰炸。13日，日军进占梅李后，抗敌后援会也就自行停止活动了。

任天石带着全家老小与邻居亲友，分乘七条木船，渡过长江，抵达高邮临泽。一路逃难，任天石见大好河山惨遭蹂躏，国家分崩离析，人民颠沛流离，深感国难临头、同胞受难之痛，觉得如此逃来逃去不能逃掉当亡国奴的悲惨命运。他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毅然向大家宣布：我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拿起枪杆子打击侵略者。但是母亲正在生病，姐姐又走失了丈夫，任天石成了全家的主心骨，谁都不让他去。随行的乡亲们都苦苦恳求他：你一走，我们几十口流落异乡，怎么办？满腔热血的任天石只得把一腔抱负放在心底，带着家属亲友一起避难到了泰州兴化，把几家老小暂时安顿下来。挨到年底，他决定只身先回家乡塘桥，了解常熟沦陷后的情况。

此时，整个江南已陷敌手。家乡那些来不及逃难的乡亲告诉任天石，日军占领常熟后，逢人便杀，肆意妄为，四处放火，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到处火光冲天，房屋倒坍之声震耳欲聋，将近半个月才逐渐平息。在入侵常熟不到10天内，连续制造了支塘姚泾血案，芦直塘、董浜站浜砚泾、藕渠众香庵、冶塘包家村惨案，城区盐公堂大屠杀等近10个惨案，平民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有几条河道都被血水染红，许多村镇变成焦土。日军不仅草菅人命，杀戮成瘾，而且恣意蹂躏糟蹋妇女。日军经过的地方，金银首饰、皮货毛料、书画古玩、珠宝细软以及南北土产烟糖之类洗劫一空。城区九万圩的一私家名宅石花林内的所有东西都被全部运走。日本侵略军为了奴役常熟人民，利用汉奸走狗在县城成立了自治会，在乡镇成立了维持会，建立殖民统治。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常熟除城内有日寇外，东乡地区只在公路沿线的古里、支塘和沿江口岸的福山、浒浦、白茆口设有敌人据点。先生桥、白宕桥、碧溪、珍门等处已被浒浦的苏北青红帮、盐枭头头张慕芳、赵培芳、赵培芝及其徒子徒孙控制着。这些武装大都是控制一方，收税收粮，自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全无抗日之心。有的强卖强买、勒索百姓钱财，强卖私盐的，不管百姓要不要，把一大袋盐往百姓家门口一扔，然后等着要钱；有的打家劫舍，比较通常的做法是在马桶里点上蜡烛，让百姓坐在马桶上，或是让百姓坐在灶上，下面点柴火，逼百姓拿出东西来。群众把这种自称游击队而不抗日专门为害群众的武装称为“游吃队”“游劫队”。

陈刚

1938年1月，梅李镇成立维持会。维持会一成立，就向农民勒索捐款，引起农民不满。不久，日伪和地主勾结，下乡征收租赋，在梅李镇上挂出“常熟县租赋并征事务所梅李分所”牌子，实为租栈，限期补交1937年度租赋。刚刚经受日军烧杀抢掠的农民，根本无力承受这种横征暴敛，农民坚决抗拒。日伪下乡催缴，并到镇上的茶馆里抓捕上市农民，消息传到乡下，在原武卫会骨干和受共产党影响的农民带领下，数千人涌到镇上，包围维持会，痛打其头目，又到警察所，放出被抓农民，将警长和一名警员抛入梅塘，最后到租栈砸了招牌，烧了账册租簿。

任天石从中看到，梅李的抗租斗争影响很大，说明农民群众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党的领导，与敌人展开斗争。

2月，任天石举家返回家乡。面对匪伪横行、为虎作伥的时局，他终于下定决心，弃医从戎，矢志抗日。在母亲卢月芬的支持下，他把一家老小安置在芦家段外婆家，然后只身一人在外四处活动，联络抗日志士，商议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春节期间，任天石与梅李抗敌分会常委陈刚在梅李镇见面。任天石向陈刚谈起到外地避难的经过，讲到目睹日军烧杀抢掠的情景时，义愤填膺，非常激动；回到塘桥，发现自己的家屋也被烧毁了，这国难家仇必须要报。不久，任天石又到梅李，找陈刚商量在塘桥公开组织游击队事宜。他告诉陈刚，塘桥现在有支武装，由名叫毛鹏华的控制。毛鹏华原先是个国民党员，同时也是个帮会人物，靠包揽诉讼为生，是个草鞋律师，平时吸大烟、搞土娼，是当地地方势力的代表。现在毛鹏华正不断拉人想扩充地盘，先前任天石外出避难时，毛鹏华就拉了几个人从河中捞了几条枪，以保卫家乡的名义在塘桥“立码头”称霸一方了。而且毛鹏华跟浒浦的帮会武装头目徐少川颇有交情，原先徐少川的徒弟想到塘桥“立码头”，因碍于徐少川的面子，现今改到塘桥附近的陶沙乡去收派捐，鱼肉乡里了。任天石建议，由他出面联系毛鹏华，公开号召“保家自卫，建立武装”，再逐步控制住毛鹏华手下的部队，引导他们开展抗日活动。陈刚听言，极为赞同。

隔了一两天，任天石带了毛鹏华的弟弟毛瘦竹和徐衡伯到梅李市镇与陈刚见面。不久，陈刚到塘桥，任天石把陈刚以自己朋友的身份介绍给毛鹏华，三人商议决定合作拉武装。

2月下旬的一天，任天石邀请朱英、毛鹏华、徐衡伯、顾鉴修等八人在兢新布厂开会，确定在毛鹏华部队的基础上扩充人员，扩大武装，组建自卫队。任天石提出的“保家乡”的口号得到各方的支持。在谈到如何扩充人员壮大武装力量时，任天石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塘桥现在的情况。塘桥是个小镇，镇上只有几家茶馆、酒店，有一家药店和一家小粉坊，住家也不多，但塘桥周围有不少手织布机厂。自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这些布厂一直停产，工人大多失业在家，比较容易接受抗日防匪保家乡的口号。在任天石等人的宣传发动下，塘桥附近布厂的几百人（其中妇女占多数）中，报名参加的就有30多人；镇上的店员、大湾村油坊的职工也踊跃报名参加。原在大湾油坊里做工的小陆泾王永，主动跑来与任天石联系，回去就组织起了一支26人的自卫武装。任天石在塘桥挑选了20多名身强力壮的男青年组成了塘桥自卫队。自卫队刚刚成立时，给养非常困难，刚组织起来的自卫队员手中没有武器，赤手空拳如何去跟敌人斗？解决武器成了燃眉之急。

一天夜里，任天石等人聚集在陆永林家的牛棚里开会商讨买枪之事。陆永林在牛棚外边干活边站岗。任天石动员大家说：“我们组织起来要打日本人、土匪强盗，但我们手里没有武器。梅李的李建模拿出母亲和妻子的金戒指、金耳环、金压发等首饰换了钱去买枪。我们大家也来想想办法！”陆永林亲眼见过日本鬼子和土匪恶霸残害无辜百姓的滔天罪行，对他们的暴行非常愤恨，听了任天石的讲话，深受教育，激起了她一片爱国热情，于是跑进会场。任天石见了就问：“陆永林，你有啥？”“我家里穷，金银珠宝没有！”说完，她就主动拿出自己在布厂做织布女工时一分一分积存下来的30元银洋当场交给任天石。任天石从陆永林的举动中受到启发，便高兴地问陆永林：“你能不能抽点辰光再去亲眷家、邻居家、小姐妹家想想办法。不论多少，凑一点是一点，积少成多嘛！”陆永林点了点头答应下来。任天石笑着对参加会议的人说：“我们有广大老百姓的支持，何愁解决不了买枪的钱？”

第二天上午，陆永林外出串门秘密筹钱。她先后到张心裕、戴桂兴等家宣传发动。他们听说自卫队需要凑钱买枪，都很热情，愿意出钱。陆永林当场和各家讲定资助数目而不收现钱。隔日，陆永林向任天石汇报了筹钱的情况。任天石听后很满意，称赞她能干，并同陆永林的丈夫陆金寿一起到约好的各家去收钱。任天石又到塘桥附近找布厂厂主和商店业主商量筹集款项、扩大武装的事，仅俞寿甫一家就捐出银洋200元，其他户主也各自捐出了数目不等的银元。

朱英

发动群众筹集到钱款后，任天石在偏僻的农村出资收购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掉的几支步枪和几枚手榴弹，又冒着风险亲自到上海近郊嘉定一带买回一批武器。不久，顾鉴修来到塘桥，再次与任天石一起外出购买武器弹药。他们在短时间内竟筹集到了50多支步枪、2挺机枪。有了武器，任天石决定对自卫队员进行军事训练。那时，人少枪多，多余的藏在一条船上，由任增等轮流看护。经过几天的训练，任天石感到，这样白天分散、晚上聚拢来的队伍，怎能去抗日呢？要抗日，必须组成强有力、训练有素的武装队伍。可是现在，每天晚上集中训练要提供队员的一顿半夜饭都很难解决。如果长期集中训练，费用从哪里来？任天石为此毁家纾难，把父亲与他人合资创办的中药铺盘掉，还把家中所有的13间房子变卖掉，所得钱款用作抗日经费，充作给养。为了维持队伍的生计，任天石带头下河摸螺蛳、捉鱼虾、吃大锅饭、睡稻草铺，和大家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但还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长远。为此，任天石找来了具有强烈抗日爱国意识的自卫队员朱英，想听听他的意见。朱英是江阴人，原在上海当工人，因为八一三战事爆发，工厂停工，就随妻子来塘桥岳父家寄居。他和任天石有点亲戚关系，对任天石很钦佩，与任天石走得很近。

任天石与朱英商量，朱英提出摊派。任天石认为队伍刚拉起来，在乡里还没有啥大的作为，况且先前买枪支的钱就是大家捐助的，这样影响不好。朱英又提出对塘桥码头来往的商船进行征募，任天石觉得这还可行，于是就同意了此方案。同时，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任天石要求由几个不佩带枪支的自卫队员具体负责这件事情。这样，费用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自卫队脱产的武装人员也逐步扩展到40多人。而毛鹏华等则仍在镇上吃喝如旧。

塘桥自卫队成立之初，虽然没有队列编组，也缺乏军事知识，但队员们保家乡的热情高涨，除盗匪的斗志更是昂扬。一天，队员获悉九里有一催征吏要将征收来的租米运送至城里，任天石马上决定派自卫队去拦截。队伍行进途中，有兴隆的人来求援，说是有盐枭到兴隆强卖私盐。任天石权衡利弊、考虑再三，认为打击土匪比拦截粮食更重要。于是改变计划，带领队员在土匪必经的花板塘桥附近设下埋伏。天黑后，匪船“入网”，自卫队员机枪、步枪齐发，打了个盐匪猝不及防，狼狈逃命。自卫队成功缴获了盐匪丢弃的一船私盐。

这支武装部队，在任天石的率领下，以“保家乡”为号召，在常熟东乡从事抗日武装斗争，打击盗匪，维持地方治安，保护群众利益和安全，受到了群众的拥护。

寻求党组织领导

杨浩庐

1938年3月下旬，塘桥自卫队对外宣传有一个大队。在报名参加自卫队的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出于抗日救国保家乡的热情，但也有一部分动机不纯的人混杂其中。有的是农村的二流子，如毛鹏华的几个徒弟，有的是地痞流氓，当过乡丁，他们多是为了出风头才报名参加。到了4月，塘桥自卫队的松散现象更加严重了。一部分素质较好的队员白天在家里务农或做杂活；另一部分人则受毛鹏华的影响和控制，在街上茶馆内打牌、吃酒，原来是二流子的，甚至在农村向人敲竹杠“借”钱、调戏妇女。毛鹏华、颜祖伟等人，自从有了几支枪和几个人，便志得意满，满足于有人跟在身边，考虑的是如何搞钱，以及如何控制住这支武装。

这种状况让任天石对自卫队的发展前途开始担心忧虑起来。陈刚虽然与任天石保持经常联系，并在大湾给二三十名自卫队员上过两次“政治课”，但效果并不明显。经过深思熟虑，任天石下定决心，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以抗日为目标的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素质，才能真正地把这支自卫队引上武装抗日的道路。这时，他知晓陈刚已和中国共产党接上了关系，为此，要求陈刚向上级党组织反映这个问题，并要求派人来指导。

原来，1938年2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派杨浩庐与李建模一起来到常熟。杨浩庐到常熟后，以客商身份隐蔽在梅李镇上，经常与顾鉴修、陈刚、薛惠民等一起交流情况，从事发动群众、筹集抗日武装的工作，为接下来在常熟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经过他们的努力，不仅使梅塘两岸的几支抗日自卫武装得到巩固，而且使梅李镇及其周围地区的抗日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张云达等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常熟分会和常熟人民抗日救国自卫会的领导骨干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团结梅李镇上的一批爱国店员和青年知识分子，秘密进行抗日宣传及其他抗日活动，他们还不断加强与浒浦、吴市、小市、横泾、陆巷等地抗日青年的联系。随着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大，缺乏干部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尤其是创立抗日游击基点所需要的军事干部格外缺乏。

与此同时，陈刚就任天石提出的改编塘桥自卫队问题专门向杨浩庐作了汇报。陈刚告诉杨浩庐，任天石多次提出亟须由共产党来组织领导塘桥自卫队、开展抗日武装工作的想法，并提议由杨浩庐出面直接领导塘桥自卫队。杨浩庐把情况向李建模作了汇报，经组织商量同意后，陈刚开始着手安排杨浩庐同任天石的会面。

几天后的一个午后，陈刚先约任天石到距梅李西街里许的大王庙等候，自己和杨浩庐一起前往碰头。杨浩庐和任天石见面后，任天石详细介绍了自卫队的情况，并重点说了自卫队当前散漫不守纪律的现状，恳请杨浩庐派军事干部来加以训练和掌握部队。对任天石要求派军事干部到塘桥自卫队一事，杨浩庐十分支持，他迅即向李建模进行了汇报。任天石主动要求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让李建模等人十分欣喜。经组织研究决定，由李建模去上海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情况，请求以任天石的部队为基础，再动员一批爱国进步的农民、店员参加，正式创建我党直接领导的常熟人民抗日武装。中共江苏省委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赵伯华

5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京沪线工作委员会，由林枫任书记，李建模、王仲良为委员，并派出曾担任过红军团长的赵伯华到常熟负责军事工作。为了加强常熟地区的建党建军工作，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中共常熟县委，李建模任书记，杨浩庐、赵伯华任委员。中共江苏省委要求他们在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常熟县委成立不久，决定举办一期军事流动训练班（包括政治训练），旨在通过训练班来加强对地方抗日武装的政治领导与军事指导。杨浩庐与陈刚研究了参加训练班的人选。陈刚当时并不了解杨浩庐等人组建敌后抗日游击武装有什么计划和对塘桥自卫队的打算，只是希望通过训练班，使塘桥的骨干回去以后可以将塘桥自卫队的军事建制建立起来，由自己培养出来的干部去掌握部队，同时还可由杨浩庐去做好对上层的联络争取工作，以此来影响其中的下层人员，使自卫队得到改造。所以两人在研究参加军事训练班的对象时，决定先由陈刚和任天石在塘桥自卫队中确定抽调人员的名单，另外再由陈刚通知吴市、小市等地的抗日武装人员来参加训练班，还动员了横泾镇上的几个青年店员和知识分子来参加。薛惠民不但自己参加学习，还负责动员大溇、驸马泾一带秘密抗日组织中的农民参加。

常熟县委活动地旧址

5月中旬，在塘桥附近的杨西段、周家宅基，军事训练班开班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常熟直接领导、组织武装的开始。参加训练班的大约有三四十人，其中塘桥自卫队来了二三十人。

训练班建立了班委会作为领导机构。班委会成员有杨浩庐、赵伯华、任天石、陈刚、顾鉴修五人，由杨浩庐、赵伯华分任正副主任。当时，李建模正秘密地以社会职业的合法身份来往于上海与梅李之间，领导县委的工作，没有直接到训练班来，所以没有参加班委会。训练班开学的那天，就在周家宅基的大天井里举行了开学典礼。会场上，杨浩庐慷慨激昂地唱起了《大刀进行曲》，全场都很受鼓舞。

开学后，军事训练从立正、稍息等单个动作到班排教练、三角架瞄准射击演习，都由赵伯华按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以及军事理论来训练。政治训练由杨浩庐负责，政治课的教材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杨浩庐是外地人，上课后发现有的学员因听不懂而接受不了，再加上学员本身文化水平不一，有的农民就是文盲。因此，又另外组织了一个低级班，使用由陈刚从上海带至常熟的《救国时报》上刊登的资料，讲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历史，故事性很强，学员听后热血沸腾，纷纷表示要向东北抗日义勇军学习，狠狠地跟日本鬼子干。任天石主要负责训练班的行政工作，每天开伙的经费要靠他在塘桥筹集，训练班里的枪支也由他去调集，要求塘桥自卫队来参训的人每人都带来一支枪。

在训练班开始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塘桥自卫队的一些人扬言要冲击训练班。事情的起因是徐少川要塘桥自卫队派出武装到梅李镇上去驻扎。任天石和毛鹏华商量后，决定派相当于一个分队（排）的人枪去，但派去的人作风要正派，能守纪律。具体人选由陈刚选择确定。当时，陈刚对武装工作经验不足，事先也未做好工作，就主观地凭他对塘桥自卫队的了解指定派谁去，其中没有一个是毛鹏华手下的亲信，因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天晚上，这些人在塘桥下塘的酒店里喝了酒，借着酒气在街上打枪示威，扬言要进攻训练班的队部。塘桥街上有人到训练班报讯，杨浩庐、赵伯华得悉后，要任天石去劝阻，并让陈刚一同前去。任天石和陈刚到了街尾茶馆外的一块空场上，只见有的人正在气势汹汹地谩骂，有的面目狰狞。有个姓陈的，身上挂着枪，指手画脚，一脸凶相。任天石招呼他们站队，然后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这次派去梅李的人是临时的，以后是要轮换的，你们要去也不是不可以，陈刚对情况了解不够，没有别的意思，你们不能有无礼行为。这样，气氛才稍好了一些。接着，任天石要大家不得闹事，回去休息，过了明天再说。他的话有理有节，让这帮闹事的人无话可说，也就慢慢散去了。大约过了十天左右，毛鹏华和任天石商量，组成了一个以毛鹏华的兄弟毛源为队长的约30人的分队驻在梅李镇北圣法寺、景巷一带。一场风波总算是平息了。

在训练班里，每天坚持“三操二讲”的训练活动，军事纪律很严格，伙食费很低，常常只能吃咸菜豆腐汤和一些蔬菜，睡的又是门板地铺，生活十分艰苦。从塘桥部队抽来学习的学员，不少人觉得生活不习惯，把枪丢下就自个儿跑回去了。剩下的主要是从各地动员组织来的青年职工、店员、知识分子和大溇、驸马泾一带秘密抗日组织中调来的一些农民积极分子，大约20多人，一直到训练班结束。经过为时一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学员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技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民抗的诞生与成长

1938年8月初，军事训练班结束时，在周家宅基开了一个会。会上宣布由中共常熟县委直接组织和领导的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以下简称“民抗”）第一大队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军事训练班的成员，塘南、塘北的一些农民自卫武装，以及周边群众，共有好几百人。会上，县委的同志阐明了民抗的宗旨就是动员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会后还组织人员演出了抗日活报剧，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第一大队成立旧址

县委为了团结争取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抗日，动员、争取梅李的徐少川参加了民抗，出任大队长一职。徐少川是浒浦帮会头子赵培芳的徒弟，在梅李镇、周行桥一带势力较大，他的徒弟掌握了不少的地方武装。推他为大队长，而他手下的武装并不列入民抗建制，这样不仅可以利用他与梅李周围的帮会势力及武装周旋，使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以下简称“民抗”）能站稳脚跟并得到发展，而且可以利用他与赵培芳的关系从浒浦税卡中提取分成，补充部队活动经费。副大队长由毛鹏华和任天石担任，杨浩庐任政治主任，赵伯华任参谋长。由于塘桥自卫队的情况比较复杂，实际上参加民抗的，只是其中以任天石为代表的一部分抗日进步分子。推毛鹏华担任副大队长，是为了减少矛盾，团结抗日。同时，会议宣布成立具有统战性质的11人军政委员会，公开发出了抗日保家乡、普遍建立不脱产的抗日自卫队的号召。

大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各返原地，大队部由杨浩庐、赵伯华率领在驸马泾一带活动。其余人员名义上编为三个中队，实际上均分散在各地。

民抗是中共江苏省委直接派遣干部在江南敌后较早创建的一支抗日武装，建立之初，包括不脱产的成员在内，只有人、枪70左右。其中随大队部一起活动的20多人。虽然力量很小，但是意义很大。它的成立，标志着一支由人民群众自发成立的抗日部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常熟人民武装抗日的大幕。

民抗诞生后，以大队部的直属警卫武装力量为核心，以驸马泾、何村、小六泾的地方自卫队为辅助力量，控制了梅李乡下的万柳、寨角乡和小六泾，何村乡下的涌金乡；向东扩展到大六泾，并从寨角过清水江河向南部曹家宅基、杨西段、大汶桥等地发展群众性的武装，建立不脱产的自卫队和发动群众开展反强卖私盐的斗争。塘北何村一带也有发展。

中共常熟县委重建、常熟人民抗日武装诞生纪念碑

当时，何村附近有一支自卫武装，称何村部队，正队长肖启元，副队长赵征。这支部队为了应付周边环境，需要寻找依靠和指导，就找到了任天石。为了扩大民抗的影响，达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任天石决定到何村领导这支队伍。

何村是梅北一个约有一两百户居民的集镇，东西一条街。镇上有布店、染坊、药店、糕店、南北杂货和茶、饭等店铺，市面繁荣，经济也比较富裕。这个地区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镇上和附近的农村里都有国民党员；仅在镇上的国民党员中，一名任过梅李区区长，一名任过县党部委员，另外两人一个是小学校长，一个是商业资本家。何村镇的周围都为土匪所占据。因此，镇上几个较大的地主、富农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经济利益，就倡议组织武装保卫家乡。他们的倡议得到了中小地主和小资本家的赞同与支持，他们自动集资去购买枪支，武装很快就组织起来。对这支武装的建立，镇上的几个国民党员也是表示支持的。

来到何村，任天石为了工作活动的便利，就住在街上王钟石家。王钟石在镇上开药店，自己又是医生，很受镇上和附近乡下的群众信任，在当地很有威望。任天石以王家为基点，到四周开展活动，并在当地上层人士中做统战工作。任天石了解到当地富农苏桐生富有爱国思想，沦陷后发誓在日寇占领期间决不上街，在乡下当个老百姓。他在何村一带很有名望，人们都叫他“老百姓”。任天石主动上门去拜访他，阐明了民抗的抗日主张，表达了对日寇的切肤之恨。苏桐生听闻了任天石的经历后，深为感动，表示不能坐在屋子里等待“解放”，要走出家门，支持民抗组织抗日武装。对于镇上的几个国民党员，任天石都与其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谈话中，他阐明虽然彼此的政治信仰不同，但“爱国、抗日、保家乡”的目标是相同的。在这一共同目标下，要团结起来。任天石还真诚地希望他们能多提意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此外，对镇上的居民，任天石也都会接近联系，宣传民抗的主张。不久，任天石从何村回到民抗大队部，他在何村的工作由陈刚接替，继续对何村的这支部队进行教育引导。后来，何村部队正式命名为何村人民抗日自卫队，成为民抗所属的一支地方武装。

在中共常熟县委重建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日伪军加紧了军事“扫荡”。常熟四乡的地方武装之间的关系也在起着变化，有些较小的武装被较大的武装吞并了，不少武装为了立足发展纷纷寻找实力强的靠山。国民党在敌后的一些军事系统，如忠义救国军（以下简称“忠救军”）和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等，都乘机在常熟西北乡和东乡徐市一带收编部队，扩充势力。

面对这一形势，任天石等加强了与邻近武装的统战工作，先与在珍门一带活动的吴文信部一起成立了联合指挥部，稍后又和在阳澄湖地区吴县太平桥一带活动的胡肇汉部苏北（苏州北部）抗日义勇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吴文信是个盐枭土匪，但其所部有茆春华、茆惠农和王志昌等人与民抗成员有着秘密的联系，因而民抗得到了吴部某些方面的支持。在胡肇汉部队内，则有共产党员翁迪民（化名宫岳）在担任政训工作。民抗与胡部建立起统战关系以后，扩大了回旋地区，更有利于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匪的骚扰。

民抗成立后，坚决贯彻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精神，十分重视扩大力量。9月间，先后吸收了驸马泾和上、下小陆泾自卫队中的部分人员，扩编为四个小队。原来在塘北地区从事民运工作的任天石，因队员的快速发展，也被抽调回大队部以加强领导工作。不久，中共江苏省委派干部刘平若（化名焦明）、陈岳章来到常熟。民抗又进行了改编，先后编为两个分队。一分队队长赵云鹤，政训员陈岳章；二分队队长李文魁，政训员周建平。10月，中共江苏省委又调派韩雨青（女）等党员干部到常熟民抗工作，建立民抗大队部党支部，韩雨青为支部书记。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陆续来到民抗，为民抗充实了骨干。

民抗的指战员多数是农民，也有来自上海等大中城市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不懂军事，刚来部队时一般都过不惯严格的军事生活。为此，任天石在中共常熟县委的指导下，十分重视抓好民抗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在民抗各个分队配备了政训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民抗继承了当年红军的优良传统，部队从组建起就坚持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政治主任、参谋长和干部战士一起睡地铺，一起吃大锅饭，一起行军打仗，一起做群众工作。民抗纪律严明，有的新战士吃了群众一只鸡蛋，或者随意用了群众的一双筷子，一经发现后，都要立即进行教育改正。任天石等民抗指战员每到一个地方，都积极为群众看病，帮助农民割稻，亲如一家人。群众反映说：历来只有当兵的欺压老百姓，还没见过当兵的这样爱护我们种田人。

民抗成立不久，就由经李建模动员从上海同仁医院到常熟的张贤和庞露建立了一所小小的后方医院。任天石把祖传的看病用的小船送给后方医院，另一条行医船也用于抗日。这样可以把所有的医疗器材、药品放在船上，一有敌情医院随即转移。

常熟民抗流动医务所

任天石等还率领民抗努力扩大游击活动的基点。在梅塘以南，民抗东向珍门、沈家市地区开拓，南向苏家尖扩展。在这些地方一面打击来骚扰的零星小股土匪，一面利用茶馆和农舍等场所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宣传和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队。11月，在民抗内部，清洗了原塘桥自卫队中少数不纯分子，惩处了个别素质严重恶劣、作风极端败坏的坏分子，吸收了一些成分好的人员由大队部另行整编，并解除了毛鹏华副大队长的职务。12月左右，又建立了民抗三分队，分队长潘发棠，政训员夏期发。以后，又把驸马泾自卫队从不脱产上升为脱产的自卫队（后称常备队）。

到1939年初，民抗连大队部包括侦察、通讯、警卫人员在内，总兵力已达150人左右。民抗的控制区，东近珍门庙，南达天主堂，西到大虹桥，北抵何村，方圆十余里。

勇斗日伪匪顽

民抗自成立起，就面对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常熟沦陷后，除了县城和东乡的一两个大镇如浒浦、支塘和白茆口有日寇据点外，其余的农村、集镇大多被以抗日为名的武装所占据。很快，伪政权县公署建立，还成立了汉奸地方武装保安队。

1938年10月，伪县公署准备开征田赋，地主也筹划向农民收租，而且要把因日军入侵和农民抗租而不能收到的上个年度的租一并收回来。于是，伪政权和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便积极奔走，与地方武装、土匪武装勾结起来，决定向农民实行租赋并征。得知这一情况后，民抗表示坚决反对。战争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已经带来巨大损失，现在应该以减轻农民负担、调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为重，必须贯彻党的减租政策。民抗大队部一面由杨浩庐和任天石出面与匪伪谈判，一面贯彻自己的主张，部署减租和征赋工作。民抗的减租政策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他们纷纷要求将“田赋”缴给民抗。到12月下旬，谈判破裂，民抗开始征收田赋，任天石、薛惠民负责征收塘南和塘北淘沙等乡的田赋。

与此同时，日伪在王市办租栈，限期农民交租，逾期不交就抓人。冯传根曾参加县委举办的军事训练班，他假托任天石之令找到租栈主任说：“民抗大队长任天石叫我关照你，农民交不起租，你不能去抓人，如果去抓人，民抗将对你不客气。”租栈主任仗着与土匪头子赵培德有亲戚关系，反叫警察队长把冯传根抓去，并搜去一支步枪及几发子弹，送到常熟城关押。任天石得知后，赶紧找人将其保释出来。

民抗的粮赋很快完成了任务，与日伪暗中勾结的赵培芝等对民抗的做法却怀恨在心，竭力破坏，授意盘踞在周行的王兴匪帮下乡抢粮。民抗击溃了匪帮，俘获了部分人枪。为争取其抗日，对其进行教育后，又发还了人枪。经过这一场经济的和军事的斗争，民抗不仅解决了给养，而且扩大了政治影响，锻炼了自己，保卫了农民利益，增强了党组织、民抗和农民之间的联系，激发了农民抗日的热情，又打击了日伪妄图掠夺秋收果实的阴谋。从此，民抗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民抗在斗争中日益成长壮大。11月，赵伯华率领便衣武装，在梅李轮船码头上一举缴获乘坐在客轮上的一个伪军班的武器，粉碎了一次日伪匪的小规模进攻。这引起了敌伪和土匪的恐慌。1939年1月7日下午，浒浦土匪赵培芳、赵培芝、张慕芳率领部下在王市赵培德、梅李小陆兴和王兴、珍门吴文信配合下，联合了常熟的日军、福山的仲炳炎部共约千余人向民抗进攻。当时一分队和二分队正在塘北何村周围流动，因敌人有备而来，兵力上悬殊太大，任天石当机立断，命令在塘北的一分队向塘南撤退，二分队分散隐藏转移。参谋长赵伯华率领三分队在塘南大汶桥畔阻击赵培芳部，经过一个小时战斗，毙敌数名。敌人不敢深入，到傍晚，塘桥地区的日伪匪全部撤走。

何村战斗以后，民抗进一步加强部队的训练和群众性武装的组建工作。各村普遍建立起抗日自卫队，并分期分批到民抗大队部接受军训。各地自卫队积极活动，侦察敌情，准备对付敌人的再次侵袭。3月27日上午，土匪又一次袭击驻塘桥和寨角的民抗，在被民抗击毙10多人后狼狈而逃。寨角战斗胜利后，中共常熟县委预计到赵培芝等不会善罢甘休，势必前来报复，经过研究，决定发挥游击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除由李建模、任天石、薛惠民等率驸马泾自卫队和一些地方干部留守原地、坚持隐蔽活动外，杨浩庐、赵伯华即于当晚率领常熟民抗，会同新六梯团，向阳澄湖转移。

正当民抗、新六梯团在阳澄湖地区和胡肇汉部会合之际，传来了新四军东进的消息。民抗队员群情激腾，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主力部队的到来。

动员家人齐抗日

任天石不仅自己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也希望自己的姐弟能参加到这救国救民的事业中。

任天石的母亲卢月芬、姐姐任彩芬和儿子任春嘉合影

任天怀

一次，任天石在徐市旗杆里开会，遇到了华培英。华培英原名费毓秀，1939年2月由胞兄费慎祥介绍与杨德仙、陈淑珍和其他两位男同志从上海乘船经浒浦到达梅李参加民抗，被分配在梅南区做民运工作，主要工作是将广大的农民兄弟姐妹组织起来，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进行扩军工作。在交流中，任天石问华培英在哪个区工作，华培英说在梅南区搞民运、扩军工作。任天石对华培英说：“我姐姐彩哥还未出来正式参加抗日工作，在梅李任中医师，你是上海来常熟参加抗日斗争的，最有说服力。你去动员彩哥出来参加抗日斗争。”彩哥名叫任彩芬，住在梅李镇上，任天石把任彩芬的地点告诉了华培英。华培英对任天石说：“我一定去看你姐姐，将你的意思与彩哥讲。”

过了几天，华培英来到梅李镇上，找到了任彩芬。只见彩哥中等身材，一头乌发，前额四方，双眼神采奕奕，英气逼人。华培英先自我介绍：“今天是受任天石司令委托来看你的。司令员工作很忙，夜以继日地对日本鬼子和杂牌军、汉奸作斗争，希望你早日离开家庭，出来参加抗日斗争。同时，你住在梅李镇上，万一汉奸告密，非常危险，希望你尽早出来工作。”彩哥很爽快地表了态：“我将事务处理安排好，即来和你们一起工作。”不久，彩哥化名李建华参加到抗日斗争中，任梅北区区长。原来，任天石的言行早已对家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不仅是出于长兄为父的信赖，更是从任天石自身由一个传统士大夫型的旧知识分子向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中看到了救国救民的希望。之后，任天石又动员弟弟任天怀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后来，华培英到梅北区工作，一次开会又碰到任天石。任天石对华培英说：“只有你知道我母亲、妻子和儿子任春嘉住在梅北塘桥附近一个宅基上，晚上请你代我看看家母、妻子和儿子，我实在是顾不到了。”晚上，华培英就去看望了任天石家属。

任天石母亲卢月芬性格沉静，说话不多，平时总是笑眯眯、文绉绉的。但她深明大义，十分支持任天石参加革命，毫无保留。任天石卖掉房子、土地和药铺，都得到母亲的支持。按常熟人的传统习惯，子女想出去做事，父母会把其中一个留在身边。但在她的鼓励下，三个孩子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了让任天石姐弟三人都安心抗日，任天石的妻子王珊一边照顾好婆婆和幼龄稚子，一边还要东躲西藏，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在任天石和王珊的影响下，王珊的弟弟也参加了民抗，在一次战斗中被捕，英勇牺牲。

不久，任天石的妻子王珊得了盲肠炎。她担心任天石的安危，又怕影响了任天石的工作，硬是自己扛着，却不让人把任天石喊回来。王珊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有人看不下去了，传话给任天石：“快回家看看吧，你的妻子不行了！”待任天石赶回家中，王珊已因病情恶化而去世。这位传统的农村家庭妇女默默支持丈夫，服侍婆婆，养育幼子，在颠沛流离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任天石心知，如果不赶走日本侵略者，不推翻反动统治，像这样的悲剧每天都会发生。他把对妻子的内疚与思念深深地埋藏于心底，把对自己小家的爱化作了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抗日运动中。

在繁忙的工作中，任天石遇到了陈行之。陈行之的前夫叫黄良史，在革命中牺牲。陈行之以给地主租种土地维持生活。民抗宣传队经常来到村里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使她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她主动为民抗站岗、做饭、传送情报，还参加了妇救会。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任天石和陈行之走到了一起，成为革命道路上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