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诗经》的文学成就

《诗经》标志着中国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峰，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起点，在汉代以后又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其文学成就是巨大的，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抒情与写实的统一

《诗经》以抒情诗占大多数。真实率直的抒情和情感化叙事的结合，是《诗经》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诗经》中抒情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这一趋势直接影响到了后代诗歌中以抒情为主的倾向，也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中的抒情大部分是抒发日常生活之中的感情，也就是在写实基础之上的真实情感。在《诗经》中几乎没有虚构的神话描写，绝大多数篇章都在叙说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比如劳动生产、风俗人情、男女情爱、人际关系等等，其描写内容是现实的和真实的。比如《谷风》和《氓》这两首描写弃妇的诗，都真实地叙说了自己平白无故就遭到丈夫抛弃的不幸人生经历，表达了深沉的悲怨之情。在悲伤的弃妇眼中，“习习谷风，以阴以雨”的天气中充满着令人压抑窒息的气氛；而从“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到“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的自然界变化过程中，又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的沉痛的人生教训。这种抒情与写实相统一的写法，使《诗经》的总体风格显得朴实真诚，有着强烈的感人效果。正如汉代的班固所评论的；“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汉书·食货志》）《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成为中国文学的中心素材，而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

2．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方法

赋、比、兴与风、雅、颂一样，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曾经合称为“六诗”或“六义”（见《周礼·春官·大师》和《毛诗大序》）。但从唐代开始，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而风、雅、颂则被认为是《诗经》的体制，两者是不同的。对赋、比、兴的具体阐述，历代众说纷纭，其中南宋人朱熹的解释较为精审：“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卷一）然而朱熹对诗歌传情的特点不够重视，后人论《诗》对此有所补充，如明代诗论家李东阳说：“《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怀麓堂诗话》）

赋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据朱熹《诗集传》统计，《诗经》全书1142章，其中用赋727处，用比111处，用兴274处，兼类（指兴而比，赋而兴之类）29处。可见赋占了63.7％，超过了比兴的总和。赋就是直接的叙事，直接的描写刻画，直接的表白心志。《诗经》在赋的过程中往往熔铸着诗人的情感，即前面所说的写实与抒情相结合。比如《溱洧》篇中先写溱洧之畔春日和煦的景色，再写一对恋人相悦游玩的对话，最后描写青年男女踏春游戏的热闹场面，在这样客观的记录描写过程中，青春欢快之情就油然而生。还比如描写新嫁娘的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首章）描写桃花，这是赋；但同时把新娘比喻为桃花，这又是比了，赋和比在这里是交相为用的。

比就是比喻，《诗经》用得较多的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具体的物象之比，如《卫风·硕人》中著名的描写；“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接连用六个比喻形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丽。这样的比喻显而易见，把抽象的东西（比如美貌）物体化了，使美女的形象更加具体生动鲜明。还有一种比的用法是整首诗都用比，如《魏风·硕鼠》通篇在控诉贪得无厌的大耗子，实际上在揭露和控诉掠夺成性贪婪无耻的领主。再如《小雅·鹤鸣》中也是借一系列的物象，比喻各种各样可以为国所用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修辞学所说的明喻、暗喻、借喻等手法，在《诗经》中都已运用。比如《卫风·硕人》六个比喻中的前四个是明喻，后两个不说首如螓、眉如蛾，而是说“螓首蛾眉”，就是暗喻。而《魏风·硕鼠》中把咏唱的实际对象藏匿起来，将老鼠作为咏唱和譬喻的对象，这就是借喻。

兴是起兴，一般用于诗作的开端，起着引出所咏之词的作用。兴起发端作用的例子很多，比如《唐风》中的《山有枢》，《秦风》中的《黄鸟》、《晨风》，《邶风》中的《柏舟》等都是，其开端所写的景象与后来所抒发的情思都没有必然的联系。《诗经》中的兴有时还具有发端和譬喻的双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兴的运用就不仅是简单的起韵和描写，而是与下面的情思内容描写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关雎》的起兴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描写河边水鸟此起彼伏的和鸣，不仅兴起了全诗的热闹氛围，而且还譬喻青年男女互相爱慕的炽热情思。兴的这种用法，其内涵和情韵都是较为深厚的。

赋、比、兴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表现方法，但在《诗经》的实际运用中经常是部分甚至全部重叠的。比如上面提到的描写新嫁娘的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首章）实写桃花，这是赋；把新娘比喻为桃花，这是比；写桃花以引起所咏之词，这是兴。可见赋、比、兴在这首诗的开端是交相为用、合为一体的。

3．《诗经》的结构形式和语言特点

《诗经》的结构形式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重章复沓，也就是改变了一两个字后，把某一章节诗句再重复唱一遍。使用这种方法主要产生了两种效果。一种是字词虽变而意义相同，如《关雎》的最后两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变换了几个动词，形成回环往复的咏唱，加强了抒情的效果，然而全诗的基本含义和情调没有改变。《诗经》中像这样咏唱和描写的诗作很多。另一种是改变了个别的字词后，使诗篇的各章之间形成了层递关系。比如《黍离》第一章写道：“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第二、第三章结构相同，只是把“苗”、“摇摇”改为“穗”、“如醉”和“实”、“如噎”。这样的换字，写出了农作物从出“苗”到抽“穗”再到结“实”的全过程，而诗人的忧伤之情也随着庄稼的蓬勃生长而不断加深。用这种对比衬托的写法，确实凸显出了诗人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有着“一往情深，低徊无限”的抒情效果。这类重章就不是简单的复唱，而是在诗歌的意义上或者情思上有所添加递进。

《诗经》的结构形式的另一特点是以四言为基本句式，其节奏为每句二拍。这种四言二拍的结构形式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语言发展状况是基本适应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诗人们为了适应内容表达和感情抒发的需要，也经常灵活地变化句式，在以四言为主的句式中，穿插进从一言乃至八言的各种句式，这样就使得《诗经》的句式显得长短自如，富于变化。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一是词汇丰富，表现力强。各种草木植物、虫鱼禽兽的名称琳琅满目，各种动词也很丰富细致，比如关于草本、木本植物的名称有150多种，表示手的不同动作的动词有按、攘、抱、携、指、掺、挟、挹、握、提、拾、掇、采、拔、抽、捣、搔、投、折、授、搏、招、击等50多个。二是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如“窈窕”、“辗转”、“崔嵬”、“雎鸠”、“滂沱”、“涕泗”、“逍遥”等，叠字的运用如“关关”、“呦呦”、“煌煌”、“杲杲”等。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诗经》语言艺术的高度成就，对后代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所总结的：“写气图貌，及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嚖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

总之，《诗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诗集，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被后人尊为诗歌经典，两千多年来血脉相传，唱颂人口，妇幼皆晓，深入人心，对于中国文化的历代传承及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