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初始，童年记忆

一、乡里田园，土围子

我未出生前，民国初年，在东北这远离政治中心的边陲地区，曾经土匪遍地，不断重演着中国历史上“英雄”出“绿林”的老戏。一股土匪被剿灭，又生出几股。终有的成了气候，“妈拉巴子”张作霖便是一个，由土匪招安成督军，变成拥兵一方的军阀。在这盗贼、土匪丛生的大背景下，人们为了生存而自卫，使东北农村土围子遍地开花，每村都有土围子，村村相望，互相联防。

三门宋家便是这土围子中的一个。只三户由一个近祖传下的兄弟三家，一墙之隔并排三个大院，构成一个孤零零的小村庄。又一高大的土城把三家围起来，东西两个砖石结构的城门，城门上有平台带着箭垛掩体。这个土围子把原来经过三户门前的乡村大道也围在了土城里。平安时期城门洞开，这大道通车直达东村岳家，再向北至大榆树村。城门关闭，乡村大车只能改道北边绕过土围子。土城四角各有一座炮台，炮台上的枪眼开着方形瞭望孔，防护四面城墙，并与城门箭垛呼应，使土匪难以接近。

我的童年记忆便是在这土围子里长起来的。孩子眼中的高大土围子，就是一个独立王国。东西城门关起，土围子就被封闭，各家大院大门关闭，封建家长也就像土皇帝统治着他们的子孙。小时候，自家的炮台，带着宽宽垛子的土墙，城门上平台箭垛，都是我们淘气兄弟们攀登的对象。土围子曾是祖辈为生存建立的堡垒，他们也曾经真枪实弹地与土匪交过手，留下一些口头流传的故事。那时代，夜有更夫，雇有炮手巡哨。东村与岳家土围子相望，北面有俞家大户土围子，共同的利益使各方协议联防。

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治，礼崩乐坏，军阀割据，战乱连年，无以生计的流民为匪，而盗匪又逼使殷实的农民地主之家做成土围子与之对抗。这就是民国初期的现实。烟云过去，土围子和炮台成了我儿时玩耍的场所。晚上东西城门关闭，不仅防盗，孩子们也多了一重安全感。

七十多年前，我出生在三门宋家的西院。十岁前，生活在这农村的富裕之家，是我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一条弯曲的乡村大道穿过田野，由董家窝棚曲折向东而来。道路两侧都是庄稼，一眼可以望出很远。路边田埂上长着野草，古道车辙的外边总有一条人行小径伴随着，沿途可以认出蒲公英和马连花。晚风吹拂，空中飘着草香味。日落时刻，一辆黑色马车从远处慢慢驶向土围子，车上人念道：“到家了，到家了！”马车从一个城门进入土围子，晚炊烟已经飘起，鸡鸣狗叫，左手一拐进入第一家大门，马车停在院中。这是我幼年从县城姥姥家回到三门宋家——我农村的家的第一印象。

那时代，县城到邻近城镇的县级大道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轻便马车。农家的铁轮大车走铺道，用来运货：粮食、饲料、柴草和牲畜。人也可以乘坐，总嫌太慢。马拉着沉重的大铁轮车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那种粗大辐条，包嵌铁块的车轮，结实沉重，辗轧在土道的车辙里是两条深深的印沟。而乡村土路其实就是两条深的车辙。这种农家车任何时候看见它在路上，总是缓慢，沉重悠闲的样子，要快也快不起来。（橡胶皮轮的农家大车在马路上飞跑，那是多年以后的事）四轮轻便马车是当时专门载客的交通工具，轻轮窄辐，带有活动的遮阳篷，正座到偏座可坐四人，一匹马或两匹马拉着可以在县级沙石大道上跑起来。

不知何时，爸爸从县城回来，带回一辆新的带篷的黑色轻便马车。马车驶进土围子大院，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大家围在马车周围看。爸爸在县城有工作，毕竟见了世面，又有小资情调，知道俄罗斯的屠格涅夫小说里描写这种马车跑在乡间原野上的风景。弄了这辆马车回家在当时的县城里也算赶时髦了。只爷爷的脸色不对，却没有当场扫众人的兴。而是晚饭后申斥爸爸烧包摆阔：“庄户院弄这种不适用的东西！显摆啥？当县长了？”爸爸当时在县上只是个小职员，老爷子也真说着了，那时县上县长上下班就是乘坐这种马车。爸爸本想给家人一个惊喜，事先已经请示过奶奶，结果遭老爷子一顿没脸的抢白。因为他忘了土财主不讲享受，就怕花钱。这辆妇女和孩子都喜爱的黑色马车只在我家存活一年。老爷子赌气不肯坐，嫌屁股太舒适，宁坐铁轮农家慢车，别人也就不敢越级享受。黑马车一直放在当院，使用率不高，偶有家中重要女眷进城，才被批准使用。这次我和妈妈从县城姥姥家回来，就乘坐这辆气派的马车进了土围子，车上有出嫁的六姑从县城回娘家探亲。

回忆起童年的快乐有两宗：一个是玩，一个是吃。孩子未染尘埃的心灵充分受乡野大自然的陶冶熨帖，孩子的心也最容易与朴实无华的乡野自然融合，以后会产生对纯朴的自然和乡土的长久的认同。因为在这环境中没有多少约束，孩子可以享受着乡村野马般玩耍的快乐，所以乡村自然成为孩子心灵的家园。另一宗是儿童时吃过的东西。农村自然经济支撑的大家庭中自产自制的原始食物，五谷六畜一样都不少，自给自足。东北特有的酸菜粉条白肉、黏豆包、杀猪菜、血肠、冻豆腐、高粱米饭，就连大葱黄酱也能吃出特别的滋味。一个玩，一个吃，这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生第一需要，儿童时的体验终生不忘。

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马的德国老头，给世人讲了一个有关乌托邦的故事。他描述世界大同的前提条件是那时全世界老百姓不再灰头土脸，人人是谦谦君子，自觉自愿地干活。劳动已成为人生第一需要。这个假设改变了之后两百年的世界历史。而我念念不忘的人生第一需要，却是最没出息的两件事：一个是吃，一个是玩。这样，你已经知道，我这本《童年记事》要写什么了。除了在当时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孩子不由自主地被推来搡去，睁着眼睛看事件（后来它被人们称为历史）外，属于自己的就是那两件最没出息的事，却是孩子最大的快乐。

现在，我早已从谋生和贡献的队伍中退休出来，属于自己的快乐是什么？羞于说出口，仍然是吃与玩！

在没有山的关东平原上，构成乡野田园风景的基本要素是水系和树林。水系，我家乡只有辽河的一个支流，叫昭苏太河。它也不在家门口，距离三门宋家土围子有六公里。它平时只涓涓清流细汊，缓缓流淌。河床很宽，流水只有中间一小股。夏季大雨，它涨满河道，甚至淤出河床，浑浊而狂怒地咆哮起来。这时我家围墙南面的池塘连成一片汪洋，漫向西方树林中的草洼地，形成一个临时的小溪流，溪水奔腾向昭苏太河流去。那时每当大雨过后，池塘蛙声一片，沿着新形成的小溪，孩子们光着脚追寻出许多新发现，走出很远，心里有些不安才返回来。

土围子大墙四周是大柳树，都已粗壮苍虬，怕已有二三十年以上的树龄，是土围子建成时就栽种下的。靠近北墙外是一大片杨树林，它们已高出北面的土墙，夏季从房屋北窗可以看到它们婆娑的树影，也可以听见树林中的风声和啄木鸟敲树的声音。

在这三户小村的东大门外不远处，另有一片更大的杨树林。这片孤立的长条形杨树林，小时候对它的印象就是一片森林。它遮蔽了半里远的东林岳家。这片茂密高大的杨树林给我阴森昏暗的感觉，小时不敢进入林中深处，只在边缘野草地采花和捡蘑菇。大片杨树林，每棵树上都有乌鸦的鸟巢，有的一棵树上不止一个，引得小孩站在远处数树上的鸟巢。

秋天的傍晚，几百只乌鸦在村边上空云集中盘旋、鸣叫，黑压压的一片，绕着圈，扰成团，久久不离去，乡人们管这叫“鸟打场”。这种乌鸦集会游行，没人知道它们在干什么，又是为什么？姑且看做是鸟类的一种“群众性”活动吧。我长大以后再也没见过“鸟打场”了，却见人类突然放弃平静、规律的生活，集中在一起喊着口号，各处游走。这种“打场”，人都不由自主地卷进去了。多年来，我疑惑人、鸟这种打场行为是否有其共同的原因，或是人类本身就具有鸟性？

关东平原大片田野，阡陌纵横，乡村大道，穿梭其间。分开各家田地的界线界标，就是道路和树木，或者是小树苗，或者是已长成排的大树。平原上树林分割开不同颜色的庄稼，夏秋青纱帐是主要的风景。在这地方旅行，远远望去树林浓绿密集的地方准就是一个村庄。

由董家窝棚村一条乡村大道向东，约五华里就到了三门宋家。乡村大道在平原上曲折摇摆串起诸多村庄，不知道往何处，永无尽头。大道车辙外是一条没有完全被野草覆盖的人行小道。不知何时这条小道向外一拐，就直接斜插进农田，由农田出来时又复归那条车辙大道。这是农村人希图近路走出一条三角形的斜边小道。东北平原上的农村，由这村到那村的人行道，许多都是斜插农田的小道。不管谁家田，不论种何种庄稼，两村间就走出几乎是直线的小道。无须任何人规划，多人从众就生出这种路。

农田作物主要是高粱、大豆和谷粟，高粱米是那时寻常百姓的主食。于是便有着关东大平原的青纱帐。到处都是高粱地，密集的高粱秸秆遮蔽起视野，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被青纱帐包围着。穿越高粱地中心的羊肠小道总使人感到不安，这大概源于东北匪患从未根绝。

秋天，高粱红色，大豆、谷粟黄色和分割地块的树林绿色，构成秋野平原的主要彩色。现在高粱被玉米取代，红颜色便从大地调色板上消失了。

二、地主之家

我家是富裕农家，后来被“革命”，归类为“地主”。有两挂农家大车、八匹马、一头驴，齐全的家畜。两个大猪圈里有二十多头猪，鸡鸭鹅狗，样样齐全。傍晚耕作一天归来，走在旷野上看见三户家家炊烟，一进院，鹅叫狗跳。卸套后疲倦的马匹就地滚过，便都牵进马厩，先开始它们的晚餐。

农家餐桌上常年都有大锅高粱米饭和自家酿制的黄酱与咸菜。蔬菜应季期，夏天有自家菜园产的自种蔬菜，冬天有贮存的大白菜、土豆和胡萝卜。有客人来能见到咸鸭蛋、炒鸡蛋和豆腐之类。主食常有变换，小米饭、大楂子饭、米糕、年糕和饸饹。一年内的大部分时间里，餐桌上是简单和不变，已经习惯。吃得原始和粗疏，自给自足地维持生命而实际上却让人们吃出了健康，没有现代的富贵病，人人红光满面，筋骨强壮。遇农时变换和节日来临则有飞跃变化。麦收，晚秋开镰，中秋节都要杀猪，好嚼股吃犒劳。

农村过年的变化，又几乎超过城市里的小康人家。这是小孩最企盼的日子。年关将近便开始筹办年货，列出清单，这是一年中的大事。杀三口肥猪，两辆大车赶往县城，卖掉其中一口猪肉和一车粮食，换回清单上的东西：鞭炮、蜡烛、香、烧纸、写春联的红纸、年画和农村平时餐桌上少见的调味品（腐乳、酱油、醋、海米、辣酱、粉条等）。杀猪时，当天家里两口大锅同时煮起猪头、下水和血肠，整个院子飘着肉香味。

过了腊月二十三（小年），祭过灶王爷，家家都全面地忙碌起来，年味一天天变浓；蒸豆包、年糕，吃羊汤，做豆腐，厨房天天热气蒸腾，全家二十多口人坐在长条桌两侧，吃着平时见不着的新鲜滋味。

除夕，把家谱请出挂起来，对着家谱支起高高的供桌，摆满供祭享品，点烛焚香。爸爸和三伯父早起就动手写春联，边写边由家中女人和孩子们贴起。凡是大门、家门、长柱都要贴春联，马厩和猪圈也有春联。院子进大门靠东侧已竖起高高的灯笼杆，那是由三四根长杉篙捆绑成的，用细麻绳和一个滑轮可以把红灯笼升到顶端挂起来。村中各家都在暗中攀比谁家的灯笼杆高。有的甚至还随灯笼升上风铃，风一吹叮叮作响。入夜时把自家红灯笼点燃升上去，算是那时过年的一景。

天黑以后，家长带着孩子们去上坟祭祖。预先将由荞麦面做好的小面灯和供祭品，装在一个篮子里，趟着一尺多深的大雪，大人带领孩子们，提着灯笼去自家祖茔坟地上供祭先人。在每个坟前大雪中挖一个洞，放进小面灯，倒上油，点起燃捻，每个坟前雪中都有萤萤灯火。然后开始焚香倒酒，烧纸钱，告颂家人来祭，把酒也点燃。伯父和爸爸便带领我们跪在雪地里磕头。让孩子们认出哪个坟头是家中什么人。小面灯和酒盅中心的幽幽蓝火，唤起孩子们心中对祭奠的虔诚，也为祭奠更添了几分神秘。

上完坟回到家，到处灯火辉煌，灯笼杆上红灯笼早已升起。厨房里热气蒸腾，正准备年夜饭。午夜到，开始接神。全家所有大门和旁边门洞开，连土围子城门也打开。燃放鞭炮，迎接逝者回家归住祭坛，接受烹享。除夕午夜接的神，除了自家祖宗也包括各路神仙。年夜饭前，家长带领全家，按辈分排列跪在家谱供桌前。孩子排在最后，学着大人跪拜。接着再分别向长辈磕头拜年，领压岁钱。年夜饭按辈分和在家中地位排许多桌，分别入席。年夜饭吃的是饺子另加荤素冷盘。

过年，对孩子来说，除了穿新衣服、每顿饭都是丰盛大餐外，最重要的是有了压岁钱。去东院和中院给爷爷、叔伯拜年也会收到压岁小钱，这对常年一无所有的孩子，算是财富。第一次有属于自己的钱，那真是一种了不起的感觉。另一笔属于自己的财富那就是鞭炮，真正装在自己口袋里或存放在隐秘处，归自己所有。或燃放或存留，占有中等大小的各种鞭炮，也有财富样的感觉，这是孩子对私有的天性！大人在各种放鞭炮的仪式中交给孩子去燃放，随意抓一把，这其中就可以燃放一些，截留几个，这是孩子个人鞭炮的主要来源。另外还可以在送神，迎客等大规模燃放中获得。口袋里有炮，脸上就有得意的神色，小兄弟们却互不知对方口袋里有多少。

年初一到初五，每顿饭都是正餐、大餐。男孩子们被单独开在一桌，大家坐齐了开饭，与大人同样规格。最高时四个冷盘、六个热炒，还有两个大碗菜，只是孩子桌上没有酒。每餐开饭前都要放炮，这是孩子们的活。放完炮就跑回屋，坐回自己开饭的座位。正月里家里的主要厨师就是做媳妇的妯娌们，妈妈也是最忙碌的一个。年前已经准备十多天，各种主食、饺子、年糕、豆包、馒头都已储备充足，都存放在东厢房那个天然的冰柜里，吃时取出来加热就行。

过年期间媳妇们不再新做主食，所有的人都有了假期。这时几桌麻将和纸牌游戏也从下午开到夜晚。每人手里有了小钱，也为游戏增添彩头。邻近较大的村子也设有大局，每日聚赌，那是另一伙男人的勾当，这种自由快乐的休闲日子会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正月里各村自发组织高跷秧歌队，互相串村拜年。秧歌队进院，锣鼓喇叭一响，满院扭起来，主人家要把带队的请入上屋致谢，并备有赏钱。也要燃放鞭炮以示欢迎与同乐，当然，这也是我们孩子们的活。

长大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自家酿制的黄豆酱，黏米做的糕和新压制出的热气腾腾的豆腐，那完全是纯绿色新粮的原汁原味；也再没有吃过充满年味的农家大餐。

由三门宋家土围子这个孤零零的小村，向东北方走五里，就是大榆树村。东邻岳家，北面的王家岭和三门宋家，按行政归属都归大榆树村管辖。我们对外自报家门也说大榆树村三门宋家。那时代，大户花钱建土城的现象十分普遍，孟家围子、俞家围子等后来就成为村庄的名称。

三门宋家是当时不算小的土围子，三家大院一式一样的结构，回忆中我依然记得自家西院的样式。

一进西院大门，大门洞连着耳房，耳房很大，不住人。两侧耳房三间通连贮存着木料，粗大的房梁，大柁，三间屋堆得满满，我们捉迷藏就爬上这高高的木垛，钻进梁柁的空隙间。木料是八爷在世时就备下的，足够再盖一个大院、五间上房，准备兄弟俩分家时另起门户用的。耳房东间是马的草料房，房间满满的碎草。另有两个大缸浸泡高粱豆饼细料。常年有人来为马和驴锄碎谷草贮存。收工后就从这里取碎草倒入马槽拌上细料喂马。它们的食料是一年四季都先备好了的。

进大门右侧是两间敞开的平房，有宽敞的进身，那是马房——自家马匹的住所。马圈的棚顶上挂着用很多柳条罐做窝的鸟巢，招养着许多鸽子，它们早出晚归，自己寻食，夜里在马棚中咕咕叫着聊天。马房外面是个很大的浅坑，夏天马拴在马圈外，一溜排开面向马圈，这个坑就是马踏出来的。平时家中的垃圾和灶房灰土都倒在这坑里，与马的粪尿混合以后都变成农家肥。

方方正正的院子，正房五间瓦房坐落在一高台上，有台阶通入中间正门。东侧厢房也是五间，房前是大块青石垫起的参差不齐的台阶，比起正房的水泥平台降了档次，却更显出农家风味。西厢房三间是不住人的库房，贮存着一年吃的粮食，冬天做好的熟食也放在这里。挨着西厢房，在院子西南角，另有两间小平房，那是自家的磨房和碾房。碾磨齐全，秸秆脱粒后的原粮，在这里加工成米面，变成入口食物，不经他人之手，自给自足。

正房的后院是家中孩子们去得最多的地方，也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晚上天一黑，孩子们都不敢去那个地方，想象中的鬼怪、精灵或盗贼都会躲藏在那里。大伯父死时，发丧前也停灵在后院。

占据后院大部的是并排的四个圆筒状粮仓，家中每年收获的原粮都贮存在这里。粮仓口高出地面两米多，很高。靠梯凳搭成跳板才能到达仓口。秋天粮食收获后在场院脱粒成堆，我看到伙计们轮流肩扛麻袋，登上跳板向仓口倒出粮食。孩子们没有人进过粮仓，也不知如何由仓中取粮。这四个圆筒带尖顶帽的建筑成了后院的另类神秘。

在粮仓前面靠东侧是一棵大杏树，结的果实是黄杏，但不如南场院那棵白杏好吃。杏树底下是两口大酱缸，都戴着圆锥形防水帽，是苇席编成的。这是全家吃的自制黄豆酱，每日餐桌上都必不可少。粮仓后面和北墙之间还有一段很宽的空地。这空地和仓底下的通水沟也是孩子们游戏和钻洞的好地方。后院西北角北墙和西墙连接处是炮台。土石结构的方形炮台，底部由大块花岗岩石垒成，主体是厚厚的夯土筑成，也是孩子们游戏时的藏人之处。

小时候我第一次进入炮台时有梯子可登上高处的一木板平台，其上铺席子可以住人。站在平台上由炮台窗口（炮眼）望出去，向南可看见西南炮台，向东看到位于东院六爷家的东北炮台。向北看，则北大道和杨树林外的北菜地全在视野之内。土城四角的炮台和东西大门上箭垛平台互相呼应，这些在当时是民间自建的实用防御体系，如有足够的土炮洋枪，就连土匪也不敢轻易接近。

出自家大门外当街，就是土城西大门到东大门那条土道。原本是由董家窝棚道通大榆树村的乡村大道，三门宋家修土围子把大道围了进来，变成三家门前的当街。当街对面是三家格式全同的农家场院，一条甬道正对着大门和场院。甬道过了当街，两侧是猪圈。猪圈三面是由夯土垒成的墙，临街一侧是粗木桩做成的栅栏。有两个栅栏门是猪进出的通道。猪圈地势低洼，由临街的木栅栏看下去是个很大的深坑，只在临街拐角处有一个高台，搭成带棚的猪舍，是猪睡觉的地方。两大圈猪产生的肥料是农家一年零花钱和粮食产出的保障。场院比一个球场还大，春夏秋是菜园，秋末瓜菜罢园，土地平整夯实，成为秋收秸秆脱粒的场院。东北话“场院”的含义就是谷物脱粒的场所。谷物脱粒叫做打场。

场院西南角，用木障子围起一个小小的特菜园，这是我家西院不同于另外两家的唯一独特之处。特菜园里是数畦韭菜和黄花菜。各处也点缀些农村常见的野花野果，有紫姑娘、甜甜等。西南角靠围墙不远处是自家打的深井，旱季就地浇灌菜园。三家中我家和东院井都靠南墙，井水很深。中院打井打在场院中部，就靠近隔开我家和中院的小矮墙边。不知经何人指点，说是把井打在水脉上。果然，中院井里的水离地面很近，水源充沛。夏季我们都集中到这个井边，把新摘的黄瓜扔下井冰镇，打捞容易。秋天，打场谷物脱粒时，三家场院隔矮墙相望，人喊马嘶，有时还挑灯夜战，是一幅富裕农家收获的风景图。

家中正房住着爷爷、奶奶和姑姑们，三伯父和我们这一股（爸、妈、妹妹和我）也住正房，我们住东屋里间。按北方农村习惯，进正房中间是锅灶厨房。东西两口大锅，灶下烟火连通东西屋火炕。厨房靠北的东侧摆着一长条桌，两边长条凳可容坐十几人吃饭。家中第三等级的人，媳妇、孩子和下人都在这里吃饭。爷爷奶奶的小灶摆在东屋外间的炕桌上，有客人也在这里招待。年节时东屋堂屋地支起两个圆桌，算是家长与“子民”同享同乐。未出嫁的姑姑们住西屋里间，那里也摆一个炕桌，算第二等级。也吃大灶同样的饭菜，有时加个小菜或咸鸭蛋，待遇增加了半个等级。大伯父一股住东厢房北间，他在世时在东屋炕桌吃饭，大伯母和其他人也都是第三等级，在长条桌吃饭。

东厢房是长工伙计住的地方，南二间住人，进门两间是大灶房和吃饭的地方。正中间一条更大的长条桌，可容二十人同时吃饭。我们孩子们也经常在这里与长工一起吃饭，反正都是同一标准的农家大锅饭菜。

大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矛盾，小孩子不可能了解，但生活其中受到的制约也能感受些，长大后慢慢懂得了这种封建大家庭的潜规则。由利益、伦理和人性三条主线交织构筑成的家庭细胞，与皇朝庙堂的结构是相似的。爷爷作为家长是权力金字塔的最高层，儿子是绝对服从爸爸的次一级权力等级。宋九爷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两个伯父和四个姑姑。从我记事起有两个姑姑（六姑、七姑）已出嫁，家中只有八姑和老姑。这种排行是九爷两哥哥在世时，全家的总排序，前面五个姑姑分别是七爷、八爷的女儿。九爷对自己的子女是否有偏爱，外人看不出，就是家人长期厮守观察也揣摩不透。他是典型的封建家长，按中国皇帝的标准塑造自己。威严、古板，不流露自己的特殊喜好，也不对任何人表露感情，一切都封藏在心里，城府极深。三个儿子是继承人，这他十分清楚，但是他会把权力交给谁来管理和维系这个大家庭呢？按常规应是长子，皇帝一般也是立嫡长为太子。大伯父已协助九爷管家多年，他甚至可以单独决定一些事情，后奏老太爷首肯，两个弟弟从没有不平和异议。一段时间，精明强干的大伯父掌控着大家庭的一切，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接班人。大伯父在家中的地位很特殊，他不仅是管家的首席大臣，法律上未来将占有这个家庭一半的财产。这一点九爷心里清楚，也由此藏而不露地留心考察这个儿子。

原来九爷同母所生三兄弟，他的两个哥哥称七爷和八爷。还有同父异母所生的大哥，早已经由这个家分出去，住大榆树村，那是与这家有直接血缘的另一支脉。七爷掌家时，因没有儿子，按封建家规应由八爷的两个儿子或九爷的三个儿子中过继一个给七爷。但由于七爷当时尚健在，在家庭内部议而未决。七爷突然过世，主事的八爷就准备把自己的小儿子过继给七爷。这事在那时代不是发个声明就完事，需要在家族中履行一个手续和仪式。七爷已不在，事情就节外生枝。已经由此家分出去的大爷的儿子也要求过继，说白了就是分走属于七爷的那份家产。由此而引发了继承权的民事官司。打了多年的官司最终判决下来：“争继不继，由不争者继。”这样就由不争者九爷的一个儿子过继，这就使大伯父成为七爷名下的过继儿子。八爷去世后分家，他的两个儿子又分出去。剩下的家业就属于七爷和九爷的，法律上大伯父是七爷的过继子，占有家产的一半。

九爷因自己儿子过继高兴了几年以后，又对长子产生了矛盾心理。他现在由长子协助维系着三世同堂的大家庭，担心百年之后，长子有权主动分家，占据大部分家产，把两个兄弟迁出后，四分五裂，家道从此衰落。这是封建大家族演变的必然之路，也是宋九爷的心病。

发生在大伯父身上的变故缘于一个叫宋炮的人，他是早年土匪在关东横行时家中雇的一个炮手。那年代各地土围子兴起，都有武装自卫。炮手就是协调自卫作战中的一个指挥。日本人来了剿匪收枪，山林和农村太平以后，宋炮就成了九爷的管家。他原来的名字大家都忘记了，全家上下都叫他宋炮。他在家中的地位颇特殊，他不是宋家人，长期受雇于宋家，类似长工，却把宋家当成自己的家。由于有管家的地位，同时姓宋，也进入了家庭权力的核心，成为有重要事情九爷必咨询的第一人。家中每年的农事安排、田地买卖、收租放贷、长工雇用都由他一手操持，渐渐形成少他不行的局面。也由此才与真正管家的大伯父生出矛盾，其根本原因是九爷没有在大伯父和宋炮之间的权力分配上定出规则。大伯父是东家，名义上是宋炮的顶头上司。而宋炮掌握着过多的实际事务，有九爷信任可直接得到指示，对九爷交办的事尽力，在大伯父那儿就阳奉阴违。除了他自己的小算盘和权力欲望，这种必然产生矛盾的权力结构是否是九爷的有意安排呢？深藏苦心地要通过一个外戚分权造成的矛盾，目的是考察这个儿子，并逐渐把权力收回来。

宋炮揣摩透了老家长的心思：他对大儿子不信任。终于有机会给老家长送去大伯父的小报告。县城南杏山地户交租的粮食，卖粮钱有一部分进了大伯父的小金库。收粮数与卖粮进账不符摆在了老家长的面前。

九爷找到了大儿子藏有私心的铁证，免去了大伯父掌家“首席大臣”的职务，其实从来没有任命过，只是拿掉了实权。大伯父从此赋闲、生病，抑郁而终。大伯父去世，办丧事，我已经是个记事的孩子。农村办红白喜事都算大事，我记得宋炮也戴着简孝，帮助办理一应杂事。

又过了半年，九爷给了宋炮一笔钱，把他辞退了。谁也不知什么原因，只有九爷和宋炮心里清楚。这些事都是妈妈讲给我的，按妈妈的说法，我爷爷有当皇帝的韬略和城府。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来到宋家并度过我的童年。当然是妈妈把我生于宋家，她作为一个小资女性嫁到了地主之家，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混沌之初，在我的整个婴幼儿乃至童年，眼里只有妈妈，对于来到什么样的家庭全无感觉。世上每个孩子都是自然融入和根植在自己的家庭里，没有突变和陌生的过渡，然后又自然习惯于大家庭的制度和规则，不管是否合理都没有异议。

有一天我被告知姓宋时，并不知那含义。家里人都姓宋，有什么差别？很长时间我都不知姓氏是一条绳索，把家族的人系在一起，要求你在这绳索的链条上扮自己的角色。我只知我在妈妈的心中是最重要的，她不但倾注全部母爱在我身上，还对我抱有期望。那期望是什么，她从没有明白说出过。我在所有兄弟姐妹中表现不同的就是：我要让妈妈高兴，要让她以我为荣，与众不同地表示出我对妈妈的爱，顺从、忠心，不让她失望。小孩子犯错、闯祸，妈妈、姑姑要惩罚多是罚站，或用扫帚头打屁股。小孩子预知这灾难要来临，第一本能是逃跑。跑出西大门外，在外面玩一天，回来时大人多已经忘记惩罚之事。即使重新提起，已经变成了训斥。在这件事情上，我与妈妈的表现极其特殊：每当我要逃跑时，她就以假自虐来威胁，假装要以头撞墙，我还没跑出院子，见到这一幕只好妥协，乖乖回来任打任罚。其实，我心里明白妈妈那是假装的，相当于问我还爱不爱她？我不愿伤她的心，就顺从她了。老姑曾当着三婶和大娘的面，在闲谈时说到石柱子（我的小名）与别的孩子不一样。这是我在家中大人眼里获得的与其他兄弟不同的评价。而对其他长辈，我与所有堂兄弟的表现没有区别。我和妈妈互相知道对方心里想什么，许多情形下我总能猜到妈妈的心思，只是不说破，就让大人继续低估孩子的本事吧。

大伯父去世，按理九爷会倚重现升任家中长子地位的三伯父。他一直在管理家务，也懂得农村习俗和农活，但他少话语，多心计，有自己的小算盘，内心愿意分家另过。知子莫如父，九爷为维持大家庭，不愿把权力交给他，只让其协助管理家事。而爸爸和他三哥的性格完全不同，爸爸重情义、大方，全心全意维护大家庭的利益，受到大家的信任，但不善守财，因此办事往往不合上意。在县上自己有一份工作，不常在家，也不愿做管家。这就是我童年时这大家庭的形势。

男主外，女主内。奶奶对家中内眷的生活和管理有绝对权力。她管辖着家内吃穿用度，婚男嫁女。重要的晚餐，当值的媳妇都必须请示她。私下里媳妇们认为奶奶为人随和，不善心计，很容易通融，心情好时几乎有求必应。倒是西屋的姑奶奶组成的“内务府”，在奶奶的默许和庇护下，建立了管理媳妇的权威。名义上她们叫这些媳妇为嫂子，实际上她们是这群嫂子的上司。

六姑、八姑和老姑三位姑奶奶，这是西院按辈分的总排行。六姑未出嫁前是“内务府”的头，一切都是六姑说了算。出嫁后，八姑升任为头。嫂子们一切要顺她们的意，看她们脸色行事。如媳妇回娘家探亲，奶奶那里给假放行。若是“内务府”不同意，也不能走。到后来奶奶反而受两个女儿左右（最刻薄的六姑已出嫁），她们有什么主张和训令，都自然成为当局最高指示，奶奶不置可否，反正她老人家从未真正有主意。

“内务府”除管辖着媳妇们，家中孩子们的矛盾纠纷也归她们管。任何孩子告状，都要告到姑姑那里，调和、惩罚也都由姑姑们执行。有时孩子挨打、罚站，还要波及他们的妈妈，常被指桑骂槐，认为孩子淘气的过失是源于妈妈。我那时经常在“内务府”做被告，罚站在堂屋地上，妈妈也为此没少受气。

奶奶有时晚饭爱喝口小酒，只要晚饭小灶上新添了菜，就烫一小壶烧酒，这是东屋炕桌上的特供。爸爸在家时也上这饭桌，媳妇们是在外屋地的大条桌上吃饭，姑姑们西屋有炕桌，大锅饭菜是一样的。我们孩子们常常是在东下屋条桌上和伙计们一起吃。

不知何时开始，晚饭酒后的奶奶抽着长长的旱烟袋，盘腿坐在炕上，脸向着外屋地骂媳妇，声音很响，语调激烈。这种酒后骂，不是发泄心中的怒气，她一点都未生气。而是一种抒发胸中痛快的数落：像是在讲述一个事情的过程，那事件也许是陈年老账，也许是新近发生的、没谁在意的小事。骂是真骂，对象是媳妇，有时泛指，一估堆全骂，有时特指某媳妇。被骂者，该干活照干，说笑照常，好像挨骂与她们无关。正骂得声声激越，媳妇请示明天腌菜或蒸豆包放糖的事，老太太便恢复常态，商量、安排、指示，事毕又接茬骂。全家上下习以为常，从不把骂酒当成事件，只当是酒后兴奋的一种宣泄。

被骂的媳妇，她们在家里的地位就是挨骂不会还嘴的角色，也是她们自己找挨骂。奶奶本是好脾气，不喝酒从不骂人，也不常喝酒。而每次都是媳妇提议、撺掇。晚饭新添一个好菜，就提出：“妈，喝口酒吧！”奶奶沉默一会不置可否，于是一壶小酒就烫上了。吃饭时，媳妇一盅一盅侍候着，吃完饭，给点上旱烟袋，满脸通红的奶奶便开始醉骂了。下次还是这老戏重演，可见媳妇们根本没把骂当回事。

大伯父病故，丧事办得很隆重。我那时已经五岁，是记事的小孩了。这件事给我巨大的震撼。孩子来到世界上，混沌未开，对一切都懵懂无知，受大人的摆布。连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现在突然家里熟悉的人去世了，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增加一个去而无回的世界。办丧事好像是在告诉人们如何去另一世界。

在院子正中，搭起了一个大席棚。席棚外面用白布包裹，最外层飘着一些白布幡，棺材停在席棚正中。大伯父就躺在棺木中，等待举行各种繁杂的仪式，送他去另一世界。全家人都穿着孝服，大伯父直系子女是全孝：白衫、白帽、白鞋，一身白素不见颜色。其他晚辈半孝，我们堂兄弟都是白布蒙裹在鞋上，又在衣服外面束一条白布腰带，半截悬在腰间。席棚前面摆着供桌，上面摆着香炉、供品，点着蜡烛。席棚后部是一条大长条桌，两侧长凳上坐着两排穿着袈裟长袍的和尚，正哼着佛经，奏着好听的佛乐，据说能超度逝者去一个好的地方。这些人是爸爸从县上寺庙里请来的，专为逝者做超度法事的。

我喜欢听他们奏的佛乐，笙管笛箫、铜铃、小鼔，悠扬清雅，所以就常躲在席棚角落听这超度逝者进天堂的仙乐。僧人念经，也不是念，而是哼唱，配合着演奏的佛曲，曲调单一，不断反复。

除了这套唱经的和尚，还有一套世俗的吹喇叭乐班，也是那时所有红白喜事必不可少的。和尚们是按固定的时间诵经奏乐。他们安静地坐在席棚长条桌的两侧，不奏乐时就歇息喝茶。那吹喇叭乐班的演奏也有特定程序。按仪式吹奏，有重要吊丧客人进院时就随着他们的吊祭行礼，唢呐声大作，配合祭奠。按时辰上香，送江水也要吹奏。送江水是家中妇女，媳妇和姑姑们，穿着孝服，排队嚎哭着走出院门。在当街由东大门出去，经南大坑绕土围子一周，由西大门回来。一路上妇女们大声假哭，喇叭声一路相随配合。我们这些孩子也被指定在这送江水的队伍，随着走一圈，爱哭不哭没人管。我们都不哭只随着走，初始有些惊惶失措的感觉，几回下来就习惯了。这种送江水仪式，几个小时便要一次，是一种固定的哭的仪式。

出殡那天，各路亲属的客人都过来了。家中住得满满的，女眷挤住在上房西屋，男客人一律安排东厢房，长工伙计暂时放假回家去了。院子西南角搭起临时锅灶和平台案板，一伙人正忙碌着准备丧宴。堂屋、院子都摆上了饭桌，到时会有一百多人吃饭。出殡时由聘来的专人扎起纸人、纸马和彩纸阁楼，五彩缤纷，都是用高粱秸做骨架，糊上彩纸做成。送葬时，由几个人抬着，随棺木队伍一路西行，全家人和客人排队出西大门，西门外已经用木板架起一个有梯级的桥，捧灵幡的长子和重孝子女要从桥上走过去，其他人从桥两侧通过。那意思是亲人子女送爸爸到冥城奈何桥。拉棺木的大车和送葬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地去了自家的西坟茔地。哭嚎声一片，喇叭声大作，人们在茔地墓穴围成一圈，棺木在指挥人的喊声中缓缓落下去。纸人、纸马等也在熊熊大火中随去了。事毕，大队人马返回西院开席吃喝。

不知何时，家中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我叫他二大爷（二伯父），他叫我爷爷九叔，我爸爸叫他二哥。他既不像长工那样去干活，也不像三大爷和爸爸那样参与家务和农活管理。他游手好闲，几乎不做任何事情。长工对他像对客人，敬而远之。从家中长辈对他的态度，我知道他与这家关系非同一般。他圆脸，微胖，外衣是罩着那年代时兴的蓝长衫，说话声音低沉缓慢，态度从容，温文尔雅。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多话。白天每人都忙着自己的事，他就各处走走。他也到田里看长工干活，与长工说笑话。有时，他消失一整天，晚上回来没赶上晚饭，家人还要为他特地准备饭，也没有人问他去了哪里。他与家人熟悉，但不亲热，若即若离。他住在伙房（东厢房）长炕上一个单备的位置，与长工分隔开。他寂寞，无所事事，有时沉思时露出一些哀愁。

一次，我野玩回来，从西大道过来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西坟茔地，我走过去，他站起来拉着我的手回家。家中孩子没有人理他，他唯独喜欢我，问我会不会背唐诗。我就把妈妈教我的唐诗背诵下来：

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他很喜欢，夸奖了我。也许是这首诗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

有一天，我在伙房看到他倦靠着睡铺行李，一个人在光线昏暗中凑到纸窗前看书。我过去问那是什么书，他说：“《三国》。”我那时只五六岁，不知《三国》是什么，他放下书，给我讲起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从那次起，我就缠住他讲书上的故事，他似乎也喜欢给我讲。白天，我去玩，他做他的事，约了晚饭后，我到他歇息的伙房。他斜倚在铺盖上，两手放在脑后，接着讲上次留下悬念的故事。这成了我童年生活最重要的事，每天必听他讲成人的故事，然后，一整天都惦记故事里的人或事态的发展。他也成为我依恋的大朋友。《三国演义》的故事按顺序展开，一个新天地也显现在我眼前。每晚一次不落，到时间我就去，我缠住他不停地央求。不讲也不行，他在伙房的墙壁上开一个方形洞，在那里点一个小油灯，满屋子关东烟的辣味。隔壁伙计们聊天，说粗俗笑话，还有人用东北屁嗑斗嘴，声音嘈杂。我和二大爷在长条大炕的一角，听他悄声讲《三国》里的故事。他讲故事没有表情，不张扬，只娓娓道来。讲到细节处也绘声绘色，说关云长的大刀如何拦开对手的兵器，反手劈开，我就觉得学了一招。他讲《三国》故事很投入，不把我当小孩子看待，很多事都按书上讲，不哄骗我，就连他自己有时也忘情其中。其实，大部分我都听得懂，津津有味。他讲诸葛亮三气周瑜，到东吴柴桑吊祭，甚至背了一段祭文，后来才知道那是说给他自己的，但当时我完全不懂。

每晚的故事都要讲到别人准备睡觉，或已经睡下我们才结束。东北冬天天黑得早，农村睡得也很早，他催我离开，这对农村人已经很晚了。妈妈在上屋等我回来睡觉，她知道我每晚在什么地方。听完故事，我要从东下屋经过半个院子回到上屋。没有灯，院子里漆黑一片，没有声息，人们大多已睡下。我很害怕走这黑院子，怕鬼！因此总是飞快地跑过去，回到上房东屋。妈妈已把被子铺好，我钻进被窝里还没完全从故事里出来。

有了这些故事，白天我就做关公，让两个年小的堂弟做周仓和关平，要求他们绝对服从和忠诚。开始他们也新鲜，做得到，好处是我去哪里玩都带着他们。慢慢命令他们做事，要求愈苛，他们开始怠慢与不愿，我就不让他们做周仓和关平，把他们贬为小卒。几次反复后，他们感到做周仓和关平也没什么实惠，索性不干了。失去臂膀，我自己做光杆关公有些无趣，心里开始检讨，不该对他们要求过苛。

其他堂兄弟并不知道我每晚听故事的事，或许他们并无兴趣，我就保守着和二大爷的秘密，独享这听故事专席的待遇。过了约一年，其间故事也时断时续，已经到了诸葛亮出祁山战司马懿这一段了。有一天，二大爷告诉我，他要走了。我感觉很突然，他没有告诉我他要去哪里，似乎有难言之隐不便和小孩子说。看到我的伤心失望，他安慰我说长大后我可以自己读《三国演义》。从此我每天都盼望傍晚到来的好日子结束了。

多年以后，妈妈告诉了我二大爷的来历：以前西院的掌门人是九爷的哥哥八爷，他有两个儿子，在家里排行老二和老四。八爷病故，他们分走家产土地离开这里，到南村柳条沟另立门户。这位二大爷就是八爷的长子。他本是读书人，那年代农村匪患连年，书生百无一用，不会种田，不善经营，数年下来，把名下的田产卖光。又挣扎数年，营生无计，妻子离去，弟弟远走北方。他便又回到叔叔家（九爷）寄食。这次突然离去，是他远在黑龙江的弟弟发迹，招他过去。二大爷走了，我的损失最大——失去忘年交朋友，没有了《三国》故事。我心里空落了很长时间。可家中长辈们对他却另有看法。

三、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

父辈堂兄弟五人，到我这辈堂兄弟九人。大伯父四个儿子，老大早逝，其余在家中排行数二数四数八。三伯父也四个儿子，排三、六、七、九。我爸爸就我一个独子，在家排行第五。这样我前面有二哥、三哥、四哥，其他四人都比我小，叫我五哥。女孩共有五人，大姐早已出嫁，三伯父屋里有两个女孩，我叫二姐和三姐。另有两个亲妹妹。

这样一大群孩子玩起来，自然按年龄段分组，我恰好居中，向上可攀三哥和四哥，向下我又是几个堂弟的领袖。

乡村孩童懵懵懂懂，认不清环境，也不了解自己，到处天马行空一样地疯玩，经常处于危险的边缘。妈妈作为封建大家庭的媳妇，有数不清的劳务，顾不上监护自己的孩子。我几次从危险的劫难中活过来，全凭天意。

有一天，我和年长我两岁的四哥在西大门外玩。爷爷走过来，命我俩去村东南白菜地去看看，是否有猪啃吃白菜。那时代养猪，除自家喂食外，夏季猪倌常把猪群赶到野外池塘边或树林野地里，让猪自己觅食，有时看管不严，猪偶尔会窜到菜地里。

其时正值三伏热天，我俩心里都不情愿，可又不敢违拗爷爷的命令。白菜地在东大门外向南一里路远，位于去柳条沟村乡村大道东面的高地上。我和四哥在爷爷的监视下，向南大坑方向磨磨蹭蹭地走去。土围子南墙不远处有并排三个池塘，其实就是小型人工湖，是当初修建土围子挖土形成的。我记事儿起，这里就是常年积水的大坑，我们都叫它南大坑。夏季雨大时，三个池塘水积满溢出，连成一片大水，溢出的水向西流去。我们去菜地须绕过南大坑向东去。

到了池塘边，见爷爷已经回家走远了，我俩便坐在池塘边柳荫下乘凉休息。坐了很长时间，谁也不愿先站起来带头去完成被迫接受的使命，这样僵持着，好像忘记了要去白菜地这回事。两人心里都在盘算去还是不去。心不愿去，就决定不去。回家总被爷爷追问，就撒谎说：“去看过，没有猪！”我已经忘记是谁提出来决定不去的，可能是四哥，他毕竟年长我两岁。主意是两人都同意的，因为两个人都不愿在大热天跑那么远的路，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心想哪里会有什么猪？另一个不愿去的原因是，我们都不喜欢爷爷。惧怕他，躲开他，他对九个孙子一个都不爱，我们也不愿为他做事。

天热，两个人一商量，便脱光衣服下池塘玩水。这才是孩子最高兴的事。我们俩都不会游泳，不敢到深水处去，只在池塘边齐腰深处学“狗刨”。冷了就上岸晒太阳，喊着：“一盆火，两盆火，太阳出来晒晒我！”然后再下水玩。快中午时，已经累了，穿好衣服回家。

我们绕道南大坑，从土围子东门回家，做出像是从东南菜地回来的样子。下池塘游水是被家长严厉禁止的，因为农村小孩溺水的事时有发生。如果被发现，一顿胖揍是躲不过的，事后还要被妈妈补罚：不许出去玩，面对墙壁站半天。

土围子东南角有一个圆锅形水塘，是东院六爷早年的养鱼塘。现在已经没有鱼，水很清很深。池塘岸上是大柳树，树下池岸到水面是斜陡的土坡，是当年人工挖塘形成的。我们走到这里，我想在清水中洗洗手，也顺道把在大坑玩浑水留在手臂上的痕迹洗去——家长查看你是否违反禁令，到大坑中游水，就在你手臂上用指甲轻轻一刮，一道白色印痕便是下过水的证据。

洗手时，蹲在池岸斜坡上把手伸向水面，身体前倾，重心自然前移。人小，就傻，不会预见危险和灾难。伸手在水中弄水洗臂，身体已处于不稳定的边缘。不知是一阵微风，还是身体的微小移动，一个失误，无法控制的倒栽葱，便翻滚落入水中。许多年后我都记得当时的情景：沉入水中，闭着眼不知方向，也不知在水里处于什么位置。我是翻滚落入水中，哪里是池中央，哪里是岸，已辨不清。在混沌中闭着眼憋着气，憋不住了，咕嘟咕嘟地大口吞水。一下子处于漂浮的朦胧状态，不上不下，不能自已，惊惶和恐惧中胡乱挣扎，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疯狂地在水中乱冲乱撞，两手向四处又摸又抓。所幸身体尚未沉入水底，也未漂向池水中央。突然，我摸到了泥，便死死地抓住。栽下水时，我头朝下是向着湖底方向，抓着泥时辨出湖岸斜坡的方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把身体转过来，头不再朝向湖心的。一边大口吃水，一边两手不停地抓泥。天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喝了多少水，人清醒，就本能地两手紧紧把住泥，离开水底的岸泥便觉没有着落。抓着抓着沿斜坡泥岸从水中露出了头。但手抓的泥巴给涌动的水一稀释变得很松软，支撑不住向上爬的身体，我又滑没水中。有了露头的生机，我不再离开泥岸。这时，四哥正在岸上嚎嚎大哭，喊救命。他已经哭喊救命好长时间，正中午附近没有人，他又不敢离开回家报信求救，心存侥幸我能爬出来。我露出头又滑没水中，他赶快过来趴在岸上，向我伸手。等二次再露出头，他拉住了我的手，一边啼哭一边用力把我拉上了岸。我倒在泥地上，已筋疲力尽、全身瘫软。好长时间才缓上一口气，哭出声来。幸亏，在我翻滚落入水中时他不知所措，只知哭喊救命，他若是回家报信求援，我自己是无法从滑泥中爬出来的。

两个孩子，一个干的，一个全身湿透两手泥污，一路哭回家。不用说，家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听说我是靠自己挣扎着从死亡边缘回来的，妈妈和姑姑们都后怕、庆幸。没有责骂也没有惩罚，反而受到了疼爱和呵护。事后，大人们忙于其他事，忘记查问是否下水游泳。那时家里也确实发生头把式被人刺伤的事，家长正忙于处理那个突发事件，没时间追问我们是否违反下池塘游水的禁令。在我啼哭着被拉着去换湿衣服时，四哥如何编谎，报告出事经过，我完全不知。反正事后没有受到任何追责，平安大吉。

此前，我已经有一次侥幸躲过死神的经历，那是永远隐瞒了家人的。

夏初季节，三哥、四哥和我三人抬着梯子出西大门，沿上围子大墙掏麻雀窝，希望掏到麻雀蛋。土围子的厚土夯墙顶端，有宽出墙面的墙垛，墙垛是高粱楂混着黄泥巴筑在墙顶上的，这使原来的高墙又高出来半米。墙垛有保护墙面，免遭雨水冲刷的作用。年久楂茬和土墙之间经风雨侵蚀露出一些小缝隙，那恰是麻雀做巢安家之处。每年冬季孩子们用马尾弦结套挂在鸟巢出口，常能套住麻雀。夏季孩子掏鸟蛋装在纸盒里，等它孵出麻雀。

我们一路先向南后向北，绕到北大墙，他俩抬着梯子，找到鸟巢，由我上去掏，巢都是空的。继续向前，每次掏巢都没有鸟蛋。大概时间不对，第一批麻雀蛋都已孵出，否则不会一窝蛋都没有。在杨树林中沿墙作业，一无所获之后，哥三个都从梯子上到了自家的北墙上。坐在北墙上，一边是自家后院，外侧是土围子北边的杨树林。由高高的北墙跳到与中院隔开的中墙上，再跳到自家一个小矮墙上，就可以回到家后院。可是梯子怎么办？必须有两人抬梯子，沿原路从西大门进土围子回家。三个人坐在北大墙上商量办法。小孩子也遇到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难题。三哥企图说服四哥和我去抬梯子，我俩觉得没有服从他的义务，而且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事就办不成。谁愿意绕远道抬重梯子回西大门，看另一个和尚坐在墙上安逸地偷着笑？三个人坐在墙上耗时间，没有人敢走开。假若有一人带头下墙，别人也会跟着走，带头的人就要为丢梯子负责，这是三人心里都清楚的法规。耗了很长时间，四哥突然有了主意：若有绳子可以把梯子从墙外拉过墙头，就能回到家后院了。

这是个馊主意，危险性显而易见，墙那么高，只一米多宽，木梯子那么重，那么长，如何能拉上来？但三个没经验的孩子都赞成这主意，绳子呢？想了一会儿，四哥开始解他的绑腿（一种捆在腿上的布带，那时农村民间也流行军队士兵实行的绑腿），解下绑腿布带代替绳子，拴在梯子长柱的两端，三哥拉一股，我和四哥拉一股。实际上，梯子太长，不可能拉上来。梯子只被拉起一米高，我和四哥拉的那股布带突然断掉了。对于站在高墙上使笨劲而又不知危险的孩子而言，这后果可以想象。四哥仰面从高墙掉下，落在中墙上，他站的位置正对着中墙。我则直接摔向地面，在必死无疑的大劫难来临时，天使并未伸手来接我，而是冥冥中使我在高空完成一个后滚翻，屁股着地。即使这样，我已经被摔得呼吸困难，不会说话。待他俩由墙上下到地面时，我已经处于半死状态。他们把我扶坐起来又放平，几次反复，终于缓上气来哭出声。他俩架起我的双臂试着让我走路，看我人活着，他们允许我大声哭，但警告我不能告诉家人。这事就成为永远的秘密。他俩架着我的双臂在后院绕着谷仓走了很长时间，确认不瘫不跛。而我的死而复生换来他俩心甘情愿把梯子从西大门抬回来。

在农村，我们有的另一个淘气项目就是偷黄瓜。主要是偷中院八大爷家的黄瓜。不知为什么中院的黄瓜比自家的早熟，我家黄瓜才开花，他家的已经满架悬瓜。西院与中院场院菜园只一矮墙隔开，爬上墙头就能看见他家的黄瓜挂在秧上，十分诱人。偷八大爷的黄瓜安全又方便。八大爷脾气好，人厚道，即使被发现，人跳过小墙逃了，他只是站在那里高声责骂：“妈拉巴子，这帮屁孩子！”以后也不再追究。

偷黄瓜不只是为解嘴馋，那冒险刺激带来的快乐贯穿这不光彩活动的全过程。干这事的是我和两个堂弟（做过周仓和关平的那两个）。事先谋划主谋是我，他俩执行，我负责打眼放哨。隔开中院的矮墙在我家场院一侧，因地势低，墙显得高，他俩需帮助才能爬上墙，中院那边地高墙矮，偷完黄瓜，他们一蹿就可爬上墙。我躲在这一侧墙下，接应一下就行。

初始，他俩每人摘两三条黄瓜，便慌慌张张地翻墙跑回来。我们便坐在自家领地，隐蔽在菜地边吃黄瓜，一边比较着什么样的黄瓜好吃，不能摘太嫩的。这种事不能让自家大人发现，否则，我第一个挨揍。也不能让兄弟姐妹知道，他们打小报告到“内务府”我们也要遭殃。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他俩胆大了。竟有一次越过中院窜到东院菜地摘黄瓜，中院和东院场院隔一趟树壕，没有矮墙，他们钻过树丛便到东院菜地。后来，自家黄瓜长成，我们摘一些过矮墙到中院井边，喜欢把黄瓜扔下井水里冰镇。中院井水浅，容易打捞。有时中院大人来井边或取水或浇地，我们把打捞出的冰冷黄瓜也请他们吃，接受他们的夸赞。殊不知扔进井里的黄瓜，有时也混进几个他们地里的产品。

有过偷八大爷菜地黄瓜的心结，使我在很多场合都不能坦然面对厚道的八大爷。八大爷患眼疾，眼神不好，有时当街见到，趁他没看清，我就避开。躲不开时，八大爷对我还是原样，夸上两句，我则心里亏欠，表情不自在。大概是道德底线在孩子心里还存在的缘故。

八大爷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已成年，在乡村小学做教师，小儿子比我小很多。两个堂姐叫宝琴、宝玉，比我年纪稍大一点。他们都像八大爷一样忠厚老实。三哥无由地取笑我，说我喜欢其中一个堂姐，这完全是捕风捉影，我越是辩白，他越是来劲。最后我生气不理他，觉得他无聊，他也真是那种无事生非的人，堂兄弟间，我和四哥亲近，不喜欢他。

这事的起因是又一次我爬上与中院相隔的矮墙玩，不期中院的宝琴、宝玉也在她们家的后院。这事被同时爬墙的三哥看见。他就按自己年长我四岁的心理，说我爬墙头偷看和约会。其实，我的年纪还不懂男女约会之事，是他自己有这种心理萌动，借题向我身上栽事。直到成年，我对两个堂姐都没有一点印象。

大家庭中，我们兄弟姐妹有十多人。在这些年龄只差一两岁的男孩子中，难免会有各种矛盾和冲突。家庭内堂兄弟打架的事也常见，规律是年长的要建立权威欺负弟弟，若后者不服，就酿成“战争”。像三哥那样无端脏污我，我若反击，就会打架，他年纪比我大得多，我肯定吃亏，只好不理他。我和堂弟之间，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争”。在我无理和欺负人时，他们不应战，而是告状。我那时经常在“内务府”做被告，主要是六弟告状，他不是向妈妈告状，而是直接告到西屋姑姑们那里。

“老姑，小石柱子又打人！”

“那你怎么不打他呢？”

“我打不过！”

“你若是真打了，打不过再告状！要么就忍着，他怎么打的你？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这其实只是打架的前奏，孩子争风推搡。表姑先申斥了告状者，接下来把我叫过去，对被告她不再审问，也不听辩解，直接站在堂屋地上，扫帚头伺候，或者罚站。这样做是为了显示公证，是在两个嫂嫂间搞平衡。

我和四哥之间从未发生过冲突，他不欺负我，反而爱护我，直到后来长大些，到县城上小学时，我和外人发生冲突时，他总是无条件地冲上去，帮我把对方打败。他和三哥却是不和，多次打架。挑衅一方多为年长的三哥，对方无理，四哥针锋相对，从不示弱。由语言争锋开始，两人之间必定要发生“战争”。世界上战争的根源都是一方为自己利益，把意志强加给对方，而对方不服。他俩打架的结果是年长的三哥稍占上风，而四哥也给以重创。我在旁边中立地看着双方激烈地摔打，而心里站在四哥一方。我亲眼见他俩打架多次，却不分胜负。有时闹到家长那里也不能化解，家长也只能骂了这个又批评另一个，后果是双方心里都不服。终于互相在心里种下仇恨，直到长大成人都不和，属于那种一生都不往来的叔伯兄弟。

在那大家庭的孩童时代，兄弟间一旦与外面人冲突，原来兄弟内部的矛盾居次要地位，都会被化解。一次，我家堂兄弟在三哥带领下，去东临岳家池塘去游泳，因为自家南大坑池塘干涸了，水很少。岳家是这一带水的上游。孩子们没有人会游泳，就是天热玩水。那时，我只有六七岁，最年长的三哥也只有十二岁。年小的孩子都在池塘的浅水处玩泥，三哥、四哥也不敢到池塘中心去，只在池塘边缘齐胸水深处学“狗刨”。快到中午，岳家兄弟两人到来。那个叫毛子的人大约十八九岁，带着与我差不多的弟弟，也脱光衣服开始下水。

他倚仗年岁和身体强壮的优势，带着一种欺生的本能，开始欺负这群他原以为吼一声就可以吓跑的孩子，没想到遇到了反抗。

“谁让你们来的？”他朝我们吼。

“谁都可以来，大坑是你们家的？哪写着呢？”他碰上了钉子。

“这是岳家的范围，滚蛋！”

三哥反而坐下来不理他，看他能怎么着，大家也都坐下来。那个叫毛子的人走过来，三哥站起来迎上去，那人开始推搡三哥，两人很快打在了一起，四哥冲上去援助，抱他的腿。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打败十二三岁的孩子，他是有把握的。这也是他无端欺负弱者的根据，不需理由。三哥、四哥一次次被他摔倒在泥坑里。最后三哥捡起地上一条柳条棍，向他抡去。他没有料到会遭遇如此强烈的反抗，他躲闪着，挨了几下后，双方抢夺柳条棍。最后赤裸的身体上，都留下了柳条棍的伤痕。这期间，我已经派六弟跑回家报信求援。“战争”后期，双方都已无力进攻，三哥和四哥纠缠住对方，等待援军。岳家毛子有所察觉，他击败几次纠缠，脱身赶快抱着衣服逃走了。

这次与岳家打架，弱势一方反而获胜，对方逃走便是承认失败。但是三哥、四哥身上都留着柳棍的红印记。我们回家路上遇上赶来的伯父，他问清全过程，一句话没说，便带着我们回家了。

事情过去半年，我早已忘记这事。初冬一天，六弟报告说，东村岳家毛子赶着大车到东院六爷家送东西。伯父听说，放下手边活，找到二哥彪子，带着三哥、四哥赶去东院。三哥顺手抄起家中一短马鞭，我也跟着跑了过去。在东院大门外等待时，安排我负责把守东大门，等他大车一出东院，我就立即把东大门关上。准备就在当街与他算上次的账。伯父作为长辈不直接出面，由二哥带领三哥、四哥与他“对话”。二哥名叫“彪子”，是远近闻名的打架好手。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我的任务简单，只是及时把大门关上。终于，他赶着大车从东院出来了。在他出了东院大门，车还未左拐弯时，我已把土围子东大门关上。他若回家必须从此门出去。他见门外有许多人等在那里，已经知道事情不妙，赶紧把帽子护耳放下。二哥彪子首先冲上去，抢握住毛子手中赶车的大鞭。几乎同时冲上去的三哥，用手中的皮鞭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岳家毛子双手护住脸部，二哥抢下他手中大鞭，两鞭子把马赶到东大门里卡住。二哥拽住毛子的衣领顺势地将他摔倒在地。他看见伯父站在远处，聪明地举起双手高喊：“三叔！我错了，让他们打我出出气，我决不还手！”这时，伯父走上来说：“你看看，你已是十八九岁的人了，他们还是孩子，你欺负他们竟出狠手，他们招惹你了吗？若是同龄孩子打架，过去就算了。那天我没去岳家找你爹，怕伤了大人的和气。今天，给你个教训，不能以大欺小。你若不服气，你可以和二彪子单独过过手，你们俩年龄也差不多。”

“三叔，我错了，我服气。以后也不再找茬！”他刚站起来，四哥跳下去，给了他一个耳光。四哥一直没有机会报那一柳条棍之仇，总算在此时找到了空当。伯父让二哥把大鞭还给他，示意我把东大门打开。他赶着车由东大门出去，伯父陪他走出去说：“这事到此为止，回去和你爷爷岳七爷说，我问他好。”

三哥、四哥等了半年才出这口气，算是摆平了对岳家的敌意。岳家毛子果然也没再找茬，这次虽然挨了打，也没有伤着，棉帽子遮挡着。他受到了教训：欺负人并不是毫无代价的！

四、春天打鸟夏吃瓜

麦苗返青时节，候鸟迁徙来到东北。农谚说：清明忙种麦，小满雀来全。小满前后，各种类型的候鸟基本到齐。东北人捕鸟：专业捕鸟人用大型粘网，民间有“滚笼”。滚笼是细高粱秸秆做成的鸟笼，鸟笼的一侧或两侧做成滚轮，鸟儿一站到滚轮上，轻巧的滚轮一滚，鸟儿就落入笼内。滚轮就是个陷阱，落进笼内的鸟儿无法出来。滚笼专用来捕捉一种名叫苏雀的候鸟。那是胸脯红色，背部有灰色麻点，喜欢集群活动的鸟。滚笼中事先放一只诱鸟，把滚笼挂在林中一棵高树上。若附近有这种鸟，由于诱鸟在笼中鸣唱，不多时就引来一群同类。它们在滚笼上一落，就不断滚入笼中。捕鸟多少取决于滚笼的大小。小笼子一次可捕获十几、二十只，大笼子可捕三四十只。它们都被拿到市场上出售。我在农村老家就见过，有人在我家土围子西大门对向西南去的树林，捕到一笼这种欢跳着的苏雀。当时的我真是既好奇又羡慕。

孩子们捕鸟的器具是一种最低级、原始的鸟夹子。它不同于捕鼠的夹子，弹簧较弱。一支由麻绳拴着竹棍支起，竹棍前端卡在栓诱虫的“消息”上。鸟若吃虫，夹子就翻转把鸟儿夹住。我有两盘鸟夹子，在家中，我是有这种设备年龄最小的孩子。比我小的堂弟谁都没有，堂哥们也用夹子捕鸟，但没有谁是这方面的行家。倒是东村岳家，由于与我相同年龄的孩子腰里别一大串鸟夹子出去捕鸟，不管收获如何，那一串鸟夹子，比别的孩子就威风许多。

一个小小的扁圆的铜盒，里面装着许多从高粱秸中寻出的白虫子，即诱鸟虫。口袋里装着虫盒，带着我的两盘鸟夹子，就可以离开土围子，到野地里去行猎了。那时代，东北农村分开各家地块的界标多是树壕。两行五六米宽柳树条插植下去，成活后的四五年就变成树壕。两侧是树，树冠在上方交叉，中间形成一个通道。这里是捕鸟的好去处，各种候鸟多在这种地方栖息、觅食和找配偶。走在中间通道，观察前方树壕，发现有鸟，就地寻找合适的点支起鸟夹子设伏。然后，人钻出树壕，从外面绕道到发现鸟儿的前方，再钻进树壕慢慢返回把鸟儿往回驱赶。耐着性子向前移动，有时要等待，等待鸟儿在树枝上跳上跳下，或在树壕两侧树枝根部的地上向前雀步寻食。快要到鸟夹子设伏地点，人就要隐蔽，不再驱赶，让鸟儿自然找到夹子诱虫。人只躲在远处，爬伏在地上观察。待鸟儿已经越过设伏地点，没有吃虫，径自向前而去，则这一轮捕鸟失败。捕鸟人来到设伏地查看出了什么毛病。是夹子伪装得不好，没有完全埋在土里，让鸟儿识破了陷阱？或是夹子放置位置不当，不在鸟儿必经的路上？

重新开始。有时几个孩子共同作战，大家在树壕中各自选择地点，埋伏自己的夹子。然后，大家一起离开，赶往树壕远方进入树壕通道，一起把鸟儿向设伏夹子地点驱赶。待鸟儿进入设伏区，每个孩子都爬伏在地上不动，注视着自己埋夹子的地点。这时是最刺激的时刻，鸟儿是否会吃自己夹子上的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心怦怦地跳，焦急地等待着。结果，毫无动静。鸟儿径自前行，对白胖胖虫子的蠕动视而不见。有时一个夹子翻了，其余鸟儿飞跑，大家一起跑过去看是谁捕到一只。

鸟儿十分聪明，它能看出哪怕是小小的破绽：露出栓虫的一点线头；填埋夹子的土是新的；附近草皮有新印记。它知道它的天然食物在哪里，对新鲜土地上突然出现的白虫子，就是不上当。我多数情形下捕鸟都是空手而归，沮丧，人也很疲惫。只有一两次捕到一只傻鸟，回来时腰间挂着两盘鸟夹子，鸟儿也拴在夹子上，特别得意。长大以后，回忆起来真是觉得好笑，常常对比那句歇后语：“腰中别个死耗子，冒充打猎的！”

捕鸟做什么？吃。那时根本没有生态平衡的观念（那是数十年以后，人们发现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才生发出来的新观念）。只有妈妈有悲悯生命价值的慈悲心，曾念诗句给我“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但并没能阻止一个混沌孩子的玩心和对吃的诱惑。

那么小的鸟，有什么可吃的？我人也很小，并未指望大口吃肉。农村捕捉到麻雀、鸽子之类，都是孩子们的盛宴。一只小鸟放进烧过明火的灶坑里，用余火灰烬埋起来，一阵羽毛烧焦的气味过后，就等待在灶口那里。那时代，农村大柴锅烧饭后的余火，可以烧一切可以吃的东西：玉米、土豆、红薯、粘豆，等等。冬天捕捉的麻雀和春天打到的鸟也都进灶烧熟，孩子们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使生的变成熟的？一袋烟的工夫，把鸟儿从热火灰烬中扒出来，掸掉余灰，清除没有灰烬的残羽，一个散发着香味的黑红光亮半焦的小鸟成为孩子的享品。除去内脏喂猫，其他连骨带肉都可以吃，量虽小却是筵席都吃不到的珍品。

1947年春天的一次捕鸟，差点使自己像小鸟一样被猎杀而丧生，真是回忆起来心有余悸。这时，东北大部分农村都有驻军，各处都驻扎着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正赶过来，战争在即。八姑的孩子名叫金子正住在我家，我带他去打鸟，从准备到成行他都是我的助手，一路上我们来到村北王家岭西边一处树壕中捕鸟。并不是特意来这里，只是一上午各处游荡追鸟到这里。在树壕中来来回回多趟驱赶，鸟儿就是不上钩。快中午时分，我带着表弟回家，来到一片已播种的空旷麦田地里。这时天空中传来嗡嗡声，一架国民党军队的飞机从远处飞来。我们丝毫不知危险临头，飞机在我们头顶斜上方，我们站住抬头看它时，只见它转过机尾朝着我们，突然巨大轰鸣声，伴着闪光，他们的机关枪朝我们扫射过来，子弹带着嗖嗖声从耳边呼啸而过。两个孩子吓呆了，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子弹打在麦田地里扬起了一片尘土。直到飞机转身飞走，我们才从惊吓中缓过神来，知道巨大灾难中仍然活着，本能地哭起来。在麦田中疯狂地奔跑，不是向回家的方向，又跑回小树壕中，在茂密的树丛中躲藏起来。我知道跑不赢飞机，只有隐蔽。飞机转一圈再飞回来，已经找不到猎物。我们在小树壕中躲了很长时间，飞机嗡嗡声完全消失时，我们才出了小树林，一路飞跑回家。到家我告诉妈妈方才发生的事，妈妈也后怕，从此没收了鸟夹子，不许我再去捕鸟。

夏季到了，在农村，我另一宗最快乐的事是下瓜园。家中每年都雇有瓜把式，东北叫瓜倌，种香瓜和西瓜。香瓜成熟开园后，一部分香瓜和大部分西瓜都用大车送去县城早市换回家里半年的零用钱，只有少部分自家享用。每次把香瓜送来家里，几大筐放在堂屋地上，由“内务府”姑姑们主持分配。按各房人头分成许多份，香瓜堆满一地，各房带容器去领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老小、上下都在吃香瓜，这是全家香瓜宴的快乐时光。

孩子们都十分高兴，吃瓜比谁的更甜，这对我已没有什么新鲜和刺激。因为此前，我已光顾瓜园多次。每年种瓜的地块都变换地方，直到瓜熟开园，我才探听清楚今年瓜园在什么地方。一大片瓜地，在适当地方搭起一个窝棚。瓜熟期，瓜把式和他的下属瓜小二就吃住在窝棚里。这时，我便也是这里的常客。家有不成文的规定，除非家长带领，不许孩子们常去瓜园。可是孩子们在农村各处乱跑疯玩，家中大人们都有自己的事情，没有人督察孩子们在做什么，我乱跑的地方就是瓜园。我不带任何人去，都是自己悄悄去。瓜把式知道我是东家的孩子，先摘一篮子瓜让我吃，后来我和瓜倌成了朋友，就任我自己到瓜地挑选喜爱的品种。徜徉在瓜田中，满眼都是各种颜色的香瓜这时就有挑花眼的感觉，不知选哪一个。那么多香瓜，活生生随自己任意挑选采摘，稍不适口便丢弃，我真的变成了富家穿短裤的败家仔！

家长不许孩子们私自去瓜园，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兄弟姐妹十多人，要放任自由，瓜园难于管理。家长给瓜把式的指令是：“孩子来，不接待。”这也使家长放心，不用再在孩子们中间规定不许去的纪律。我就是从这没有明确规定的小缝隙中钻过去的。瓜园是人管的，在没有更多孩子来骚扰、在我和瓜把式成了朋友之后，一切规定都失效。对瓜把式，好歹我也是东家小孩，一个小孩子能吃多少瓜。到后来，他甚至指点我，何种瓜最好吃。

我几乎天天长在瓜园，中午就睡在瓜园高棚的炕上，很觉新奇。那时香瓜品种很多。地主家种瓜并没有商品经济意识，有一些低产名贵品种，只要好吃，照种不误。又过了十多年，香瓜成大路货，只剩下“顶心红”“灰栗”几种高产而又耐运输的品种。那种名叫“青皮押蔓”的瓜，脆、嫩、甜，入口即化，恐怕已从世界上消失了。也许只有我小时候吃过这种瓜。整个瓜园，这稀有品种，不会超过几十棵，没有精心单独留种，第二年便不见此贡品。那时香瓜的品种多，也有杂交形成的优势好品种。

肚子被香瓜填饱，中午不饿，到晚上回家吃饭。全家十多个孩子到农村各处玩，一个孩子一天不见，然后又钻出来，没人管你去了哪里。只妈妈知道我去了瓜园，担心我每天中午不吃饭，会饿坏，但见我仍活蹦乱跳，也就随我每天一吃完早饭，便又不见了人影。也有我逃不脱监督的，那就是家中的狗，一个短尾巴名叫“虎头”的狗。它每次都追随我去瓜地，有时会暴露我去瓜园的秘密，那就是别的孩子寻找“虎头”去了哪里？好在没有人认真调查，去追踪“虎头”的行踪。

一块瓜地，香瓜的成熟兴旺期也就十多天，接下来就是西瓜。我不喜欢吃西瓜，西瓜旺期我就不去瓜园了。夏天，东北天气也炎热，那种热是干热，明亮爽热，中午在太阳光下面是燥晒，转到树荫下立即清凉。土围子里静谧无声，家人都在休息，鹅和鸭趴在阴凉里，母鸡仍各处走来走去地寻食，燕子在大门洞穿来飞去，不断回到门洞棚顶窝里，给伸出黄嘴的小燕喂食。农人下田前，在大门洞的凉风处坐着休息抽烟。只有孩子们仍不减活力，忙着自己的玩事。今天的玩事是我和六弟沿着土围子大墙垛寻找马蜂窝。

大门洞棚顶上的马蜂窝已经被捅掉，为此曾受到三伯父的责骂。失掉家园的马蜂到处乱飞，没建新家前它们在附近要寻人报复。我们捅掉马蜂窝后，早已跑得远远的。看着马蜂急得红眼乱飞，等着看谁是那个倒霉蛋。不知情的长工走经大门时果然被蜇。

我和六弟都被马蜂蛰过，因而和它们成了仇敌，看见马蜂窝就有捅掉的欲望。把马蜂窝捅掉，毁坏，只是赶走它们，马蜂还会找其他地方重新建巢。只要不在我们眼皮底下，世界就是安全的！

我发明了一种整治马蜂的方法。人说农村孩子啥都玩，放屁崩坑，尿尿和泥。放屁崩坑没有的事，撒尿和泥确是真的！我和六弟对付马蜂的新方法就是用水和泥，做成一个大泥饼，对准墙垛子下面的马蜂窝拍上去，蜂窝和马蜂一起被粘泥糊住，不死即伤。即使少量没有糊住的马蜂追出，我们跑远了，它们也闹不成什么事。

今天，我和六弟沿土围子大墙寻马蜂窝，就是干这事。找到一个马蜂窝，就地和泥，没有水就撒尿和泥，心想也让马蜂尝尝尿的滋味。土围子墙垛远近一块块泥巴印，就是我们干的好事。初始，技术不熟练时，把大稀泥巴饼抛上去偶尔会偏离蜂窝，只糊住半个蜂窝，我们反而会被追杀。也是因为急于逃离而失手。后来经过多次实战，胆子越来越大，可以靠近蜂窝甩泥饼，基本上都是一次搞定。

我们与马蜂结仇，缘于一次我和六弟在土围子墙上跑着玩，然后跳到自家场院谷草堆上，享受在高处跃下飞翔的感觉。在草堆附近墙垛处有一个马蜂窝，事前没有发现，向下跳时因墙垛强烈震动，惊吓了它们，蜂拥而出直接攻击过来，我一边跑一边用手臂甩打它们，还是被其中一只在头上锥了一针。六弟便没有这么幸运，他在我之后由墙上跳下，恰好被蜂群围住，无法逃走，他就地趴下双手抱头，把脸埋在一草堆里。结果，手臂和后脑没防护部位被蜇了五六处。马蜂散去，我返回领着鼻涕眼泪大声嚎嚎的六弟回家。从此，我俩便有了结伴捅马蜂窝的嗜好。

大户农家，家家养狗。狗可以看护家院，也可作为主人的忠实朋友。我们西院有四只狗，狗集体的首领就是“虎头”。它是一条青灰色、短尾巴、壮实的狗。作为小狗来家时，已经被人斩去了尾巴，长大就成短尾巴狗。另一只狗名叫“四眼”，是条黄色母狗，两只眼睛上部眉毛处各有一撮黑色的毛块，看上去像四只眼睛。它是狗群中的“大姐”。另两只狗记不清名字了，永远像是“虎头”的跟班兄弟。

四只狗分成两伙，四眼母狗耍单，孤僻不合群，稍不合心意，就龇牙翻脸。孩子们都不理它，叫它“酸脸丫头”。“虎头”带两个小兄弟一伙，它们互相打闹玩耍，也和孩子们追逐亲近。我从外面回来，一进大门“虎头”便跑上来迎接，前腿向身上搭起表示亲近。“四眼”虽然“各路”，狗群中她是雌性，别的狗都让它，相安无事，从来没真正争斗过。

对外部，狗群却团结一致。在一次与中院的狗群大战中，它们每个都表现英勇，直到家人用长木棒驱赶，才把凶斗的双方打开。从此，西院狗群与中院的三只狗结仇，见面就打，几次争斗中西院的占了上风。后来竟逼使中院狗不敢走出中院大门。西院狗在“虎头”带领下可以在大门外当街和村子周围自由出入溜达，甚至大摇大摆经过中院的门前。似乎只要不进中院便不算侵略，门前摇摆亮相似公海航行。

狗和小孩一样，谁对它好，它就和谁亲。狗的听话和服从也和平时训练、奖惩有关。家中来了生人，一进院狗就会冲出阻拦、狂吠，只要家人出面喝令一声，它们便应声退下。若是狗仍然叫，就是狗少教养，缺揍！

我们孩子们出村玩或去附近小镇榆树台，“虎头”都会带着它的跟班兄弟随行。如果我们不愿带那么多狗，就“虎头”自己随行。家中大人、孩子名义上都是狗主人，“虎头”会在这些人中分出等级。在我兄弟姐妹中，它把我看成真正的主人。因为我单独和它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我亲近它，触摸它的头，给它脖子挠痒，领它在野地疯跑，命令它做事。有机会也把好吃的食物分给它。

一次，妈妈带我和妹妹回县城姥姥家，坐农家铁轮大车。出西大门向南走近路。由柳条沟直向偏脸城，是一条去县城的直路。若向西走董家窝棚村转县道，绕道多走三公里。就在大车经南大坑去柳条沟的路上，我看见“虎头”跟在车后。我立即命令它回去，相信“虎头”会听我的话，它站住了，犹豫着。在严厉命令和驱赶下，它转过身往回走去。

车过了柳条沟村，我们坐在车上看见后面草丛中那条狗还在。百米以外，它在悄悄地跟随者。我们不想带它进县城，怕麻烦。大车停下来，我下车向后走了一段路，大声命令它回家去，它停下，站在那里看着我，等我改变主意。我不得不用土块扔它，坚决驱赶它回去。最终，它转过身，慢腾腾地往回走，很不情愿的样子。初夏，庄稼已长起来，它很快便隐没在远处的高粱青稞丛中看不见了。我断定它回去了。以后很长一段路，再没见它的影子。

大车在乡间土路上缓慢前行，一路穿过三四个村庄。过村庄时，车上人趁视野宽远留意车后很远距离都不见狗的踪迹。前面经霍家店就要到县城了。就在要进县城城门时，使所有人惊讶，“虎头”突然出现在大车旁边。聪明的家伙知道生米做成熟饭的结果，原来它远远地隐蔽跟踪，现在到县城了，不会再让它回去。妈妈哭笑不得，无可奈何，我却非常高兴，一抬手示意，“虎头”立即跳上车，趴在我身边。我若不在车上，“虎头”不会跟随，也不会如此执著。在我抱住它毛茸茸的脖子时，它用力把脖子向我身上靠紧，表示亲近、忠心跟随，并不记恨我曾经扔土块赶它回家。

在所有圈养的家畜中，除了狗，孩子最喜欢的还有马。我家那匹拉大车的驾辕马，温顺通人性，孩子们都喜欢它。卸车后男孩子们抢着去牵它，车把式会让孩子们牵着它去遛遛，使其放松一下，再到马槽边饮水。你触摸它的脖子和脸颊，它站着一动不动，眼睛一闭一眨，表示接受。孩子们牵它，都希望有机会骑上一会儿，这种机会并不多，大人禁止孩子骑马，当然是出于安全考虑。我只有一次机会，逃过大人监察，骑马在南大坑慢跑一圈，那风光惬意，永远留在儿时的记忆里。

农村孩子在那种自然经济环境里，可以亲近各种家养动物。每年都有一两只母鸡抱窝，母鸡领着各种颜色的小鸡雏，满院子叽叽咕咕地叫着游走。孩子们也把鸭和鹅赶去南大坑游水，吃蝌蚪。回来时，都洗得油光雪亮。

母猪生小猪崽是农家大事。孩子们听说，都一窝蜂跑去，大家围着猪圈观看。母猪正卧在铺着谷草的猪舍里哼着喘气，一会儿，小猪崽从屁股处吐出一个，又吐出一个。小家伙浑身光滑带着黏液，在干草地上滚两下，便蹒跚站起来。没多久，十几只小猪崽就都拥到妈妈的乳头上，各衔一个拱吮起来。大人们计算着小猪崽的数目，孩子们则新鲜好奇。

由此联想，孩子也猜想自己是从哪里生出来的。每个小孩想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问妈妈时，没有人得到正确答案。大人总是低估小孩子的观察力和想象力。起初，我曾猜想自己也是从蛋里孵出来的。可是从未见妈妈下蛋，也生了小妹妹。最后还是从动物那里悟明白了。

农村中，家畜交配都是在大庭广众下进行的。母猪配种就是从别村赶过来公猪，众人围着猪圈一边看它和母猪交配，一边还议论着。完事后，公猪被引出猪圈带走。农家只养母猪和被骟了的肥猪，公猪由专门的农户提供。四眼黄母狗也生下一窝小狗崽，有黄色和浅灰的两种颜色，特别可爱，不久都给邻居和农家抱去了。因为家中已有四只狗，不再多养。此前四眼母狗发情时，狗群就围着它在院子里乱转，最终“虎头”和它交配，就在当院里，孩子们都围着看。这种经历使农村孩子们很早就知道成人之事。

五、秋天，秋虫

孩童若是没玩过虫，对自然和田野的认识就不完全。东北地广人稀，有些农田之间和丘陵高岗处总有些荒野未垦之地。这里长满各种荒草野蒿，夏秋之际，孩子们就来这里捉虫。有蚂蚱、扁担狗、蝈蝈，最主要是蛐蛐。小时不知蛐蛐的学名叫蟋蟀，北京称“油葫芦”。它们好斗，斗蛐蛐就成为一种玩趣。

蝈蝈捉来被装在苇席编织成的小笼子里，听它的叫声。蝈蝈有两种：一种草绿色，叫草蝈蝈；另一种是深咖啡色，叫铁蝈蝈。铁蝈蝈的叫声更亮更脆。蝈蝈叫一会儿，停一会儿。多只蝈蝈装在一个笼子里，叫声此起彼伏，十分喧闹。蛐蛐叫声是另一种，声音短促，一声声的，细声细气。却能叫长天，叫彻夜，把秋天唱到凄凉。走野路听蛐蛐唱，容易想心事。而捉蛐蛐是为了斗。

斗蛐蛐儿，争胜负，曾使我着迷很长时间。对手玩伴换了几拨，都成了孩童时的朋友。因为大家一起去找地儿捉蛐蛐儿，又蹲在地上凑在一起斗蛐蛐儿。初始在农村，堂兄弟们在荒郊野地捉蛐蛐儿，就地脱下鞋子，放在鞋子里让其打斗。败者，立即去寻找更好更大的蛐蛐儿，胜者坐在那里，把另一只鞋子做盒盖，扣盖在争斗的“场所”上，等待新生力军来。常胜的蛐蛐儿就被携带回家，装在盒子里养起来，也被到处炫耀。这迫使战败一方不服，想方设法去寻找更强者。

蛐蛐分短尾、中尾和长绒，就是翅翼在尾部留下支翅长短之分。凭经验，长绒能常久成王者不多，短尾多有横者就成为捕捉时的选择。我并不知道斗蛐蛐原是达官贵族公子哥的玩事，有很多规矩。民间流行的玩就没有那么多规矩讲究，到孩子们手里，更是百无禁忌。不分等级，来者不拒，放进一个盒子就斗，斗完就走人。胜者就图那一瞬间的骄傲得意，败者则挖空心思去淘找更好的蛐蛐儿。

真正的好蛐蛐儿，有王者风度，不需要蟋蟀草引逗其争斗。那个蛐蛐罐就是它的地盘，不允许另一雄性进入。打开盒盖，它不蹦不跳，也不惊慌乱窜，而是低头摆须，沿盒边巡视。发现有蛐蛐儿进入盒中，立即冲上去就咬，猛烈攻击，往往几个回合就把对方甩出盒外，或追逐驱出盒外。支翅长鸣不已，胜利的叫声配合躯体抖动数下，后肢张力十足，身体前倾，再显战斗的威风。

我就有一个这样的蛐蛐儿大王，视为宝贝，藏在一个铺了一层厚土的大盒子中。视对手情形，轻易不用他亲自迎战。常用二将军先出来对话。这种好蛐蛐儿，常常是从数十、上百只捉来的蛐蛐儿中筛选出来的。

刚开始玩蛐蛐儿，用一个大盒把捕捉的蛐蛐儿都装入其中。回来一开盒盖，许多虫又惊又跳，四散而逃，捉住这个跑了另一个。此前闷在盒中互相混战，有些被咬坏，有的断了腿。重新筛选，放在一起已经不战。混战中被打败者，自动退让，战斗过的已达成相识，成了朋友。选不出真心强者，只好悉数放生或喂鸡。

后来知道捕捉蛐蛐儿要分别放，在它们未见面前，互不认识，各住单间。我用报纸做很多小纸筒，提一个布袋。捕捉一个蛐蛐儿，放进纸筒封好，扔到布袋里。一次远征，二十多个纸筒都装满。回家来，在一个方盒里摆战场。把两个纸筒里的蛐蛐放进去比拼，败者淘汰，胜者再捉双比拼。最终，我各式各样的盒子里便装有“大王”“二王”“小将军”等排了座次的“田野好汉”。

斗蛐蛐的顽童生涯持续多年，由农村斗到县城里。在农村，我斗蛐蛐儿的对手主要不是堂兄弟，不知为什么，他们偶一被打败就再无兴趣。我真心的对手是东村岳家兄弟，互相争强好胜，谁都不服谁，想方设法去找新的资源，柴禾垛、谷草堆、马铃薯田地、野地、黄土沟壑都留下我们捉蛐蛐的身影。

搬家到梨树县城里上学，我也把这一乐趣带到了县城。很快就有了对手，都是同街区的小朋友。这时期更加着迷，也达到斗蛐蛐儿生涯的顶峰。原因是对手都很强，不上进就会落败。关键是捉得到好蛐蛐儿。

到哪儿捕捉蛐蛐儿？先是在城墙。宽大的土城墙，年深日久，上墙两侧都长满荒草。草丛中，城墙土洞里都可以捉到很好的蛐蛐儿。后来听人说乱坟岗里捉到的蛐蛐儿很厉害。城外有乱坟岗，不知在哪里。斗蛐蛐儿时，说到这事，终于有人知道，那是家住城外农村的一个同学，他上学路上就要绕过一个野坟地。问清了路径和地点，我和另外两个玩伴便商议去乱坟岗捉蛐蛐儿。心里期望很高，要找到天下无敌的蛐蛐王。一个星期的下午，我们便开始了远征。

出城，我们既不走东门，也不出北门。按那同学指的路，由姥姥家那条胡同向东，经孙家沿向北的胡同，过菜园一条小道就到了城墙东北角，那儿有一个穿过城墙的豁口。到了城墙上，我们并未急于前行，反而在城墙外侧的草丛中捉开了蛐蛐儿。这不是计划中的事，道途中遇到了吸引人的大个虫儿，大家就分散开在草丛中找起来，其实这里的蛐蛐儿和我们在小南门城墙捕捉的并无两样。捉了一会儿，想起来这里的目的，重新集合，离开城墙向乱坟岗进发。

乱坟岗是埋死人的地方，是那些没有自家茔地的穷人丧葬的公共墓地。由于年代久远，这大片荒野坟地杂草丛生。大小坟头很多，杂乱无章。有的无人管已颓圮，棺木都裸露出来；有的坟很大，新抷过土修整过。在坟地一侧边缘，有个坟坑里棺木已成朽木碎板，堆在墓穴里，那正是捉虫的好地方，棺材板下面发出蛐蛐的叫声。我们开始都不敢跳下那个坑里，那可是埋过死人的地方，三个孩子心里都怕鬼。在各坟堆土缝里捉了些蛐蛐儿之后，又都回到那个坟坑处。经不住蛐蛐王的诱惑，我终于还是跳下去掀开了那块板。啊！那下面真正是蛐蛐王国，那么多！它们果真喜欢那下面潮湿的土壤和黑暗的环境。当板子被掀开，许多好蛐蛐儿都四散跳逃，我看见一个油黑透亮的“王者”，它并不急于逃，而是低头用触须找什么，这正是我要的！心里一阵激动，让它毫发无伤地进了我的纸筒。这是一只个头很大的短尾，我预感它将在我手里称“王”。

那天回到家，已经过了吃晚饭时间，妈妈把饭菜摆在桌上等我。可我必须趁天还没有完全黑之前，把捉回的蛐蛐作筛选。我把那只特别的蛐蛐直接放到一个最好的盒子里，它不用参加选拔，也不会让它和原来的“大王”去斗。它那大个头，王者气质，在我心里已把它摆在原来的“大王”之上，我不会看错。筛选过后，留下两只最好的，加上我原来的“大王”“二王”和“将军”，我已有一支蛐蛐“铁军”。这时吃饭特别香，因为饿透了，也因为特别心满意足。

果然，从此我在这群玩蛐蛐的同伴中战无不胜，与他们斗，我多半不用请出那只特别的宝贝，只在赛后拿出我那大盒子——为这只蛐蛐王特备的“皇宫”，掀开盒盖给他们看看，他们便都气馁了。他们开始各处宣传，我有一只特大的天下无敌的蛐蛐。由此引来一些新伙伴，他们带来横的、强的、怪的蛐蛐来和我比斗，结果可想而知。慢慢地，我小有名气，受推崇对孩子来说那也是了不起的感觉。在我得意、满足、骄傲、唯我独尊时，我开始尝到孤独的滋味，因为缺少竞争和胜负的悬念，别人都不跟我玩了。我只好自己跟自己玩，捉来蛐蛐，打开那个大盒子欣赏王者的威风。正在我笑傲江湖时，突然一天，我又从云端跌落到地上。

我家邻居李俊有一个弟弟叫李青，他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在县政府所辖的区公所做办事员，他对工作不满意，常常不去上班，也是个玩主。由于年龄差距，他和我们孩子不是一个圈里的人。虽住一个院却互不相识，他基本上不理我们更不会和我们玩。在我声名远播时，有一天他在院子里叫住我：

“让我看看你的蛐蛐！”说话时面带奇怪的笑容。

“你有蛐蛐吗？”我不知他也玩。

“你的那个肯定不行！”他十分有把握。

我没有和成人比拼的经验，半信半疑。我把我的“大王”和“天王”都搬了出来，他也拿来两个盒，他看了一眼我的蛐蛐，微笑着把他的一个盒子打开给我看。我的吃惊可以用灵魂出窍来形容。我没见过这么雄武的大蛐蛐，不用比拼了，我那个最大个的蛐蛐，在他的蛐蛐面前，就是小人遇上了大汉，恰似我这个小孩面对李青！我不知道他从何处淘到这样的宝贝，这样的蛐蛐我从前和以后再也没见过，若是古代应该是进献皇宫的！武林高手遇到天外高人，自信心受到打击，我以后斗蛐蛐的兴趣减弱，直到最后不再斗蛐蛐。我知道，我不可能找到那样的虫！

童年体验的农家乐是多种多样的，香瓜季节也是吃青玉米的时候。初秋，东北这时候无论穷家富户，几乎家家都吃青玉米。选择那些已灌浆饱满又未成熟的青玉米，由地里掰回来，立即上锅蒸煮。这全是由妇女媳妇们去干。平时媳妇们家务缠身，除了去自家菜园摘瓜拣菜，很少有机会出土围子去田野玉米地，高兴得像过盛大节日一样。一群妇女携篮挎筐，有孩子们追随着，大队人马涌出西大门去到离家最近的玉米田里。

大家庭人多，掰回玉米多半要车拉回家。农村大柴锅强火煮，玉米皮盖锅，腾腾热气半熟时，已经满院飘着玉米的香味。吃煮玉米配蒸茄子，辣酱，鸡蛋酱，成为固定的套餐。

给青玉米剥皮时，孩子们也都在其中为自己挑选适于烧烤的玉米。剥开青皮，选玉圆粒小的在头部用指甲轻轻一掐，流出一滴白浆最好，没浆嫌老，浆水太多就嫩了。用火叉，长杆铁扦插入玉米穗的根部。每台大火灶前聚集着几个孩子，手擎长扦把玉米伸进灶中，争抢着火中的有利位置，把玉米扦抬高，不时翻转，待玉米粒金黄熟透，结一个黄亮的暗斑就好了。

烧柴锅的木柴炭火最好，火力充足耐久。头一拨人烤完，等待着的弟弟们——第二梯队马上进入。烧烤玉米，有时大人也参加进来，他们不与孩子争抢位置，反而干的是粗活，把留有一层薄皮的玉米，五六个一股脑丢进灶坑火里，薄玉米皮烧掉，翻动一下，用暗火余灰全埋起来，便不再管它们。这样烧的玉米，有的地方火强，糊了，有的地方欠火。好处是产量高。我慢工细活，才烤好一穗，他们的一锅全出炉。煮玉米与烤玉米比高下，烤出的玉米香味要比煮的高出一个等级。

这时期吃煮毛豆也是吃青吃鲜的另一项目，也是妇女到田里采摘鲜嫩的大豆，回家立即大柴锅煮。那时化肥尚未发明出来，青玉米、鲜毛豆天性中甜甜的原汁原味都还保留着。

深秋，收获的季节到了。春天种到田里的所有东西都要收到家里来。农家收获的喜悦？胡扯！这期间是一年中最忙碌和焦虑的时刻，谷仓要腾空，原有仓中剩余的陈粮要装麻袋运走卖掉，卖给谁？市场？烧锅？要人去张罗，大车往县城往复运粮。新粮脱粒的场院要准备，平地夯实，加宽运输粮柴的通道。接下来，先收哪块地，后收哪块地，组织安排收割劳力，伙食加餐，家中所有主事人，都忙得脚朝天。刻板办事，一天又一天，一桩又一桩。像我家这样大宗田地，齐全的五谷，从田里弄回来入仓，家主人心里只有盘算和焦急，忙碌得吃饭都变得匆匆，没有时间感受喜悦。真心喜悦的是我们这些孩子，秋野、秋收是玩耍的另一个天地。

那时，东北大田主要作物有三种：高粱，大豆和谷子。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大家庭，其他作物也都种，荞麦、黏米、旱粳米、棉花都种些，尽量自给自足。开镰了，先割已成熟的大豆，孩子们的快乐不是看到大批的谷物回家，而是都集中在自家正在收割的黄豆地里。

伙计们干活前，先坐在田头抽烟，歇息。这时，就有人抢两铺已割下的黄豆棵，找一块平整的地方放好，再弄些豆叶，干草塞在已铺好的干豆棵下面。一根火柴，烧起大火浓烟，听得豆荚在烟火中爆得砰砰作响。豆铺烧完，拔下田边一棵带鲜叶和花穗的鲜麻，把火拍打熄灭。明火扑灭继续拍打，使暗火也消散。移去没有烧尽的豆棵，烧熟的黄豆，扑上鲜麻的香味躺在热气腾腾的灰烬里。大家围上来，从热灰中挑拣熟豆，吹去浮灰吃起来。直到头把式招呼一声，开始下田割豆，大家才起身跟进，继续干活。

接着在那堆剩余的灰烬周围，我们这些孩子们便围上去，接着吃那喷香的熟豆。这时余火已全熄，灰也不那么热了，正是孩子用小手拣豆的好时机。每人都吃一个黑嘴巴，回家放屁家人都知道我们吃了烧野豆。

以后，我们自己也学会了烧豆，不用再吃长工的剩余。几个孩子凑在一起，田边选一个平地，抱来豆棵，也选那些干透的，如法炮制地烧起来。孩子手上没有老茧皮，烧完后经野麻穗扑打过，仍不敢马上吃，要等到余灰尽温，不烫才敢下手。

长工和孩子们烧野豆吃，家长从不干涉。有时，他们也过来吃。东北那广阔的田野，大片农田，割下的豆铺，三五步一堆，一堆堆铺满田地。正秋高气爽，野火青烟，人心也畅，吃豆糟蹋些粮是有限的，快乐是无边的！秋野豆田周围一堆堆黑色烧过的灰堆，是那个时代特别的印记。

高粱的收割与黄豆不同，黄豆是割下后，一堆堆，一铺铺堆放在田里，大车到来就把这带豆荚的黄豆堆，尽数叉到车上捆紧，拉回场院。高粱收割是把一人多高的高粱割下，捆成捆，高粱穗朝外码成大堆，两三天后，第二次把高粱穗割下打捆运回。剩下的高粱秸捆就暂时留在田里晾晒。再过半月或更长时间，把它们作为柴禾运回。

没有脱壳的高粱穗，谷子捆和黄豆都运回自家场院里，分类堆码成高高的大垛。场院是菜地田垄被平整夯实做成的小广场，专为谷物脱壳的地方。脱粒方法很原始：圆柱形石头滚子，每个数百斤重，七八个石磙穿起来，由马拉着在谷物穗子铺成的圆场地上，一圈圈反复碾过。粮食颗粒从秸秆上碾下，耙除秸秆，就剩下混着秸秆碎屑的粮食。两三人站在风吹的上游，用木锨把粮食向空中高高扬起，借助微风积屑被吹到一边，落下来的就是纯粮。

收割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天天都忙着打场脱粒。有时趁天气好还要挑灯夜战，赶在十月末第一场大雪到来前，把粮食全部收仓。各家场院隔着矮墙相望，都在忙着同样的事情。收获就是忙碌、紧张和热闹。

这期间留在田里的高粱秸，已经晾晒半干，也要赶快运回来。那时候农村的烧柴，一冬取暖，一年做饭，都要靠高粱秸。为尽量多运，拉高粱秸的大车都装码得高高的。高粱秸捆整齐，装车容易。这种车装码得又宽又高，用粗缰绳捆紧，摇摇晃晃，不怕翻车，翻倒到哪一侧，都有伸出的高粱秸捆支撑着。

傍晚，夕阳西下，在田里玩了一天的孩子坐在拉高粱秸的柴草车上，慢慢摇晃回家。远望收割后的秋野大地，再无遮蔽，疏透空旷。地垄上留下的高粱茬渣，横竖成行形成小方格样的图案，疏疏斜斜延伸到远处树壕挡住的地方。

拉回家的高粱秸捆，垛在西大门处靠土围墙附近，有两个大垛。另外，在土围子北面，离家稍远点，还有一处单独的高粱秸大垛。在那里，高粱秸垛连通高粱渣子垛，做成一个大围场。我不知分成两处是因进出没有空地，还是为了安全。

农村这种柴草垛堆码得很规矩讲究，高大方正，上面要做成像屋顶一样的斜坡，可防雨水漏入垛内。取用时，在一侧扒开洞口而整垛外形不变。那时，村庄周围这种大柴垛是一种特别的风景，也是农村青年男女约会的地方。冬天大雪覆盖起一个个柴草垛，远远望见雪地里这凸起的白色建筑物，让外出归来的人知道到家了，寒冷中有一种人气与温暖。

六、冬闲，跳神

进入十月份，东北寻常人家都吃两顿饭，上午一餐，下午一餐。少了做饭时间，媳妇们似乎多了些闲暇。空闲又被过冬的活计占据了。渍酸菜，腌咸菜都要按时令入缸。明年吃的黄酱，也在这时煮黄豆做酱坯，晾晒发酵。各屋还要为自己的孩子们做过冬的衣被，拆洗和缝制每个孩子的棉衣、棉裤、棉鞋，一套都不少。

那时做棉被，时兴漂洗，上浆，捶打。被面、被里要用米汤浆过，晾晒半干放在一硬木砧板上用两个木棒槌捶打。经一遍遍捶打处理过的布面，平整、光滑、耐用和好洗。入冬，西风刚起，家家户户都传出木棒槌声。在寂静的乡村，清脆响亮的棒槌声传播得很远，给人一种安详和农家过长远日子的憧憬。

为越冬，各屋的火炕要拆掉重盘新炕。积了一年的烟灰、烟油的炕坯拉去积肥，换成新坯、新炕。烟道畅通，过冬就有热炕头。东北的严冬，农家就靠做饭烧柴通自家炕洞烟道，来使室内暖和些。灶中烧柴余火，用铁铲扒到一个特别的铁盆里。白天老人坐在火盆周围取暖，夜里，早早把被褥铺在热炕上，睡觉的被窝就是暖洞。温暖的被窝，清凉的空气，睡觉特别香甜，早晨大人不催叫，孩子们都不愿起床。

真正的冬闲尚未开始，农人这时正忙着起圈积肥，挖菜窖。所有猪圈、马圈和厕所积一年的垃圾，肥料都要起出，用车拉到西门外，沿西墙堆起高大方形的堆。起完圈，拉新土垫圈。干涸的河沟，南大坑淤泥肥土，用大车拉回来垫猪圈、马圈。这样牲畜冬天也有一个干爽的家，明年这些东西混杂动物的屎尿，又成了下一年的农家肥。

场院靠猪圈那一侧，挖了一个巨大的方形菜窖，菜窖深入地下。梁木架起高粱秸棚顶，盖上黄土。乘梯子入窖，这里储存一冬吃的白菜、萝卜和土豆，白菜在窖中码成几个方阵，萝卜土豆埋入土中。

几场大雪过后，真正的农闲到来了，农活都转到室内，为开春下地作准备：搓缰绳，修农具，备草料。孩子们觉得闲了，东走西走不知该干啥。冬天里孩子们的游戏，只剩下去南大坑冰上玩。溜冰，谁都没有冰鞋，在冰上开出一条冰道，利用助跑向前冲的惯性，由大坑此岸溜到彼岸，中间可以加自选花样，双脚并齐，旋转或跳过障碍。

童年对外部的感知，只限于家庭圈子和土围子周边的人和事。离开妈妈的身边，外界一切都是陌生的、未知的和神秘的。留在记忆里的最神秘的事是跳神。

那时，东北农村跳神、迷信巫婆的现象很普遍。农家请人跳神是为医病或还愿，大概也有驱鬼降妖的意思。一个村附近，十里八乡总有知名的大神。所谓大神，就是通灵的媒介，神能够附在他身上，沟通阴阳两界传达信息。大神不能独自做法，需二神与其合作。二神就是普通人，他负责请神，送神，答话，应对大神以完成全部“演出”，达到请神的目的。平时，大神、二神都是普通农民，他们何时、用何种方法具有通灵的功能，没人知道。传说中这些人都有神奇的经历。我想这大概与东北少数民族信奉的萨满教有关。

几场大雪过后，天寒地冻，户外农活停止，乡村中开始有请神活动。消息先在长工中传播，堂兄知道，报告消息给家长，并申请去看。去看跳神，有时由长工带领，有时由家中长兄或二哥带队，我央求妈妈批准，也就可以跟随去。请神者多是乡里熟人或沾亲带故，并不是去陌生人家，小时候那兴奋和激动，完全是因为有热闹好看，并不知请神为何物，跳神干啥？

晚饭后，穿戴好全部防寒衣帽，包裹严实。东北冬天的夜里，走在荒野的冰雪地里，十分寒冷。目的地都是临近村，太远的路家长就不会批准去。有时会派个雪爬犁（雪橇），那多半是家中有长辈的人要去。按约定时刻，一路人马沿雪地羊肠小路，跟着前面的人，踩着雪地里的脚窝前进。有雪的朦胧夜，没有照明，小道也看得清晰。带队的人对农村的路都是很熟的。

到达目的地，是一个农村家的大伙房。屋子里暖融融，房中央的房梁上悬挂着两盏小油灯，昏黄的光线，满屋子烟气缭绕。两条对面通墙的大火炕上，坐满了来人。屋子正中摆了一条长条桌和两条长凳。家主人正和大神、二神及另一客人坐在长凳上喝茶，抽烟。

我们被招待在一面暖炕上。满屋子人都用长短不同的烟袋吸着关东烟，每人嘴里伸出的烟筒，就是这满屋子腾腾烟气的来源。声音嘈嘈，不止一个谈话中心，人们在闲话年景家常，听不到有关今天请神主题的谈话。我坐在炕里墙角边，对满屋子陌生人好奇，又不懂他们说的农家事，急切地等待演出的开始。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人们嘈杂的谈话声稍静了些，大神正在把一个缀满腰铃的带子往腰上系，二神拿起鼓鞭，举起轻鼓，“嘭嘭”敲了两下，嘴里缓慢地哼两句什么词。大神也拿起鼓敲，两人斜对面坐在长条凳上，开始主要是二神在敲鼓唱词，大神鞭鼓应答。

这种鼓是牛皮张在一个大圆铁圈上做成的，有一个手柄，手柄末端圆铁环上串着几个铜环。圆鼓铁圈四周，也有多处挂着同样的小铜环。鞭鼓同时，举鼓的手有节奏地晃动，铜环发出碰撞的铃声，造成鼓铃的喧闹气氛。

就这样，二神唱着神谣，鞭着轻鼓，摇着鼓铃，饰演着开戏的主角。大神这时只是鞭鼓应答着，嘴里有时也咕哝两句，并不是和同二神的韵调，甚至停下与家主人说几句话，完全是正常人。二神卖力地唱，大神在应付，这状态持续好长时间。至少以儿童的时间尺度来判断，我感觉过了好久。终于，大神进入状态，开始了大神和二神的角色转换。

大神从心不在焉咕哝几句，应答着二神的唱谣，变成与二神同样的喊唱，同时他的腰铃哗哗响起来，高举着鼓重敲猛摇。再一会儿，大神发威，双眼紧闭，浑身发抖，腰铃鼓声大作。大神唱喝变成主角，二神应答着。两人唱答，像是问答，也像辩论。也许是与另一世界沟通的暗语？一般人听不懂他们那含混不清的唱词。

大神在神附体的状态下，愤怒地责问一些什么事情，言辞激越，有时又和缓劝说，都是用唱词有韵调地表达。二神这时只附和着，应对着，词句很简单，就是非耶，是耶，如此照办之类。其实二神这个人自始至终都是我们这个世界清醒的普通人。职业化的二神角色，让他懂得演出过程，按照程序完成他该做的事。

最后，似乎事成，达成协议。要把附在大神身上那位神灵送走，这又是二神的任务。他又开始那有韵调的唱词，安抚，讨好，客气地送神。重复开始时和大神之间漫长的互唱。大神在应答中，声调慢慢缓和，张扬的肢体动作也慢慢和缓下来。终于，从全身发抖的状态，到完成几个激灵动作后，停了下来。随着几声鞭鼓，人睁开眼睛，像是从梦中醒来。大神的身份又恢复成农民，说话的内容和声调都变成原来的他。戏终，卸掉腰铃，又开始和主人喝茶、抽关东烟、闲话。我们所有的观众散场回家。

以后，我又看过几次大同小异的这种农村跳神。农村孩子是一有热闹就不放过机会。有一次，我在不堪长时间等待的开戏过程中，竟然在农家温暖的大炕上睡着了。戏终，我不情愿地被叫醒，迷迷糊糊在雪地里跟随家人的脚步回家。走几里雪地去睡了一觉，昏沉的又走几里雪地回家续上原来的梦。这也是我童年在农村看跳神的独特经历。

看跳神，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三门宋家本家。中院一个堂兄家的女人，久病医治无效而寻此策。大家闺中做此求神弄鬼之事不愿为外人知道，也是家庭内部各派争论的最后结果。无论如何保密，本家临院，亲戚总有消息传出。这次不用走远路，戏一开场，由西院走到中院东厢房，就到了“大街长”家。这位堂兄是中院四爷的长孙，曾做过一个小镇的街长，人们都叫他大街长。这次病魔缠身的就是他的妻子，我应叫嫂子的农村妇女。请神的目的是弄清何方鬼魅来此作祟，并驱逐之。

女子盘腿坐在炕上，用幔帐遮蔽一半，使大神、二神和外来生人看不见。而家人亲属坐在幔帐开放一侧，即可看见大神如何施法，又可看见病人的反应。病人双手举着一个细长杆做成的灵幡，是用黄纸粘糊在高粱秸秆上做成的，其上附着很多飘带，上面有一个花簇，由朱砂红笔写有咒符之类的东西。

“演出”照例是二神先打点，唱神谣，敲钟鼓。待大神通身摇摆抖动，神灵附体后，大神二神互相唱答，满屋钟声、铃声欢响。这时主要是大神呵呵咧咧，又唱又舞。二神似有可无地应答着，中间敲两下鼓，简单的几个词回答。就这样持续着。一会儿，奇怪的是闭着眼睛的病人举着灵幡的手开始抖动，灵幡也摇起来。很快就演变成浑身抖动，进入与大神同样的状态，开始与大神同调唱起来。接着又变成大神和病人之间互唱问答，辩论。两个发抖的人，闭着眼睛，像神志不清，却沿着一个故事线索哼唱一件事。这期间二神在一边等待，没有他的事情。

我当时很小，只把这看成热闹，是农村常见到的大家都接受的“演出”。当时名叫“搬杆子”，意思是大神施法搬动了那根花杆。当时也不懂大神和病人，两个神迷的人在唱说什么事。

长大以后再回忆这不可思议的事，我推测大神和病人在非正常状态下的唱答对话，可能就是神魔之间的谈判。至少是两个梦魇状态的人自己认定的谈判。是谈判就有妥协，最后有了结果，大神暗示病人，他已经把事情摆平。

最终，二神协助把附大神身上的一方神圣送走，病人也从全身不可抑制的快速抖动中停下，清醒过来。我清楚记得本家嫂子的样子，就像沉睡过后刚醒。用手把眼睛和脸颊轻按两下，回到正常状态，她还是那个大家都了解的农村妇女，既不会唱神谣，也不记得方才发生的事，好像被催眠了一回。

七岁时，我上了乡村小学。小学校离家五六华里，在大榆树村。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另一间屋是老师的住家。每天上学，妈妈用一块花布把两本书，一支铅笔包起来，我就挟起布包和堂兄弟走路上学。在学校念书的印象已经全无，更记不得学过什么。只记得每次开学后几天，老师就叫学生告诉家长，下次带钱来缴学费。虽是少许几个小钱，对我们几个堂兄弟来说却是难关。

大家庭的财权全掌握在爷爷手上，我们兄弟三人站在爷爷堂屋地上说学校老师说要缴学费，爷爷板着脸说出两个字：“没有！”我们无可奈何地退出。我始终都不明白爷爷为何这几个小钱故意为难我们，是训练我们从小就明白钱的重要性？还是土地主的守财习惯，从手里拿出每个铜板都心疼？几次交不成学费，老师让我们带一封信回来给家长。这次我们站在爷爷堂屋地上，他打开大柜子的老锁，很不情愿地从钱匣子数出几个大铜子，扔在了地上。四哥把它捡起来，我们去交了学费。

两年多乡村小学的启蒙，我们蒙昧的头脑并未被开启多少，记不得学过什么东西，开了哪股心智，对这个世界仍然蒙昧，又有些恐惧。只感到与妈妈在一起，在她的庇护下才安全。我仍是顽童一个，玩仍然是我的天性。

上乡村小学前，我是那个大家庭中唯一受到过学前启蒙教育的孩子，妈妈是我的启蒙老师，她嫁到宋家前曾上师范读过书，她知道小孩子要开启心智，需要一点火种。

最早，妈妈给我讲故事，都是些孩子易懂的善恶报应和施恩报恩的故事。教我背《三字经》，也讲《三字经》背后的典故。“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意思是：孩子不尚学，孟母把正在织的布线割断，三次搬家就为孩子有个好的教化环境。她用这样的故事触动我的心智，我觉得妈妈也有同孟母一样的期望。

妈妈还教我背唐诗，许多唐诗我都能顺口溜一样背出。不懂诗的含义，只要第一句念出，接下来三句便流水一样脱口而出。妈妈似乎要我学做《二十四孝》故事里的那样的人。稍长几岁又给我讲岳飞的故事，后来也讲《夜雨秋灯录》里的故事。在那个家庭里，只有她的立柜里有一个书架，上面摆满了书。有国学书，如《论语》《易经》；也有流行小说，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巴金的《家》。

接下来，妈妈又教我写毛笔书法。她有一个铜墨盒，里面装着丝棉，浸入墨汁，省去用砚台研磨的麻烦。她不许我在那种半透明的方格纸上描绘，直接拿来成亲王字帖：《竹枝词》，让我看着写，不计好坏，说是让我操练姿势，和凭孩子的灵感体验运笔。

妈妈是那个地主旧家庭里的另类。两个伯母都是文盲，她们不可能对自己孩子另有要求，对妈妈的举动，心里颇不以为然，有时还说风凉话。姑姑们和她们在同一水准上，也认为妈妈是另类。妈妈不管别人说什么，心里有数，相信玉不琢不成器。当别的孩子都在院子里玩时，我被关在屋里写毛笔字，心里痒痒，耳朵总听见外面玩时的呼喊声。直到完成规定的任务才获得准许，这时我会赶快跑出去玩。

我对妈妈的依恋特别深，一天都离不开，不像其他孩子。直到上中学，离家几天，回家都要抱着妈妈亲，倒像个女孩。

上乡村小学，每天上下学要走很远的路，出土围子西大门，先向北走到自家菜地北端，沿乡村大道向东，出了三门宋家范围，到岳家村北山门处，转向东北方向的一条大道。再看到村庄便是大榆树村，小学所在地。孩子们上下学一路游玩，“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也不觉路远。只有一次感到回家的路遥遥无尽头，那是一次夏雨滂沱的归家路。

那天像往常一样，放学回家。三个堂兄弟还有东村岳家同学，一路上边走边玩。采野花，在野地里找一种叫酸沫浆的草根，啜吃它的酸味。在一处田埂上，有孩子发现两个小兔子，围捕追赶时，它们钻进了高坎边土埂的洞里。大家都放下书包去捉小兔子，等在洞口没有办法。有人找来树枝掘洞，一会儿把洞口掘模糊，找不到方向了。有人说家在这里，等它们自己出来。

不知不觉天色变了，远处有隆隆雷声。等大家发现雷阵雨要来时已经晚了。天上黑云翻滚，有凉风吹起。大家开始快步往家走。一会儿觉得不妙，又变成一路小跑。天已经变得墨黑，浓云逼近地面，一声炸雷就在不远处上空劈下，很快闪电雷鸣，孩子们一路狂奔，终于没有雨快。狂风夹着大雨倾下，先是风吹得人站立不稳，接着大雨泼下。我们不再跑，大道上很快积满了水，已经没过脚踝。跑几步激起泥水满身，看不清路，不知深域浅洼，又会摔倒在水里。雨最大时，完全似倾盆水泼在脸上，呼吸困难，孩子们被这雷声大雨所惊吓，都哭了起来。周围天空大地都是黑色的，风夹着雨扫过，又有雷声轰鸣，谁也听不见哭声，走路都困难了，孩子们本能地蹲跪在泥水里，手抱头，脸向下贴着地面的积水，以躲避雨水向面部直接的袭击。这样，总算好受些，也缓解了雨水泼在脸上造成的呼吸困难。

我们就这样在绝望中使脸匍匐地面避雨，直等到雨终于小些，远处天空也亮了一点，大家才站起来一路小跑，尽快离开方才的恐慌。趟起泥水溅得满身、满脸，回家的路十分遥远，跑累了也没有人再敢停下。终于发现已经到土围子村北，心里升起灾难快终止的希望。雨小，凉风仍一路吹，浑身湿透，每个人都冷得发抖。奔到家时，泥水遍身，脸上泪水混着雨水，书包又湿，都抱在胸前。有人跑丢了鞋子。家人迎接这群溃不成军的孩子，笑声里也透着不小的吃惊。

有了这次经历，每次放学回家我们都注意天气。若有雨，就在教室等待，雨过再回家。若担心将会有雨，放学趁天色尚未变，一路快跑回家，这也算是我从小学启蒙学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