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年，我身在鲁院

本届高研班平均年龄四十三岁，这恰好是我的岁数。之所以首先想到这点，是因为我从来相信，岁月之于一个小说家，必定是最为根本的塑造力之一，我们的体格、气质、情感方式乃至运思向度，无不被它所决定。我岂敢妄称沧桑，但实际上写作经年，今天的自己，的确有了无从掩藏的疲态。于是，在这短促的几个月里，修养身心，便成为我重新走入鲁院的一个理由。

这么说，岂不是将鲁院视为了疗养院？当然不是。可我也不觉得我的这个诉求格外荒谬。出于顽固的对于词语的较真，我专门翻看词典，查找了“疗养”的定义，词典给出的答案是：治疗、休养以恢复健康或体力；病后逐步地复原体力和健康。它完全没有额外的歧义，无外乎：一、治疗调养；二、特指患有慢性病或身体衰弱的人，在特设的医疗机构里进行以休养为主的治疗。词典给出的答案令我松了口气，犹如此行被赋予了讲得过去的正当性，同时，就像一个求医者走向医治，我也有无端的伤感和莫名的盼望。

不错，我是一个病人，起码是一个“身体衰弱的人”，我渴望治疗，“恢复健康或体力”。我相信，谁都知道我说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肉体。我的这种状况，当然更多的是指向精神，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如今阶段性的自我体认。我愿意如是陈述：我的写作亟待治疗、休养以恢复健康或体力，而鲁院，这所“特设的医疗机构”，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将我再次召回。我想，承认并说出这一切，可能需要一些勇气。

我常常会暗自羡慕那些始终雄心勃勃的同行，心情犹如一个举步维艰的人被置于了马拉松高手彪悍的队列之中。我不是害怕被落下，是实在难以领受自己魂魄的不矫健。可我知道我也无法甘愿置身文学的跑道之外，只去单纯地做一个欢呼者抑或看客。我只有勉力跋涉，以一种不惜透支甚至恶狠狠的赌徒的心态押上自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教养，于是都在四十三岁的时候，提前被挥霍，感到了力有不逮。重要的更在于，当我已经超额奔跑了一段路程后，却恍然发现，也许自己竟然跑了不少的弯路，最严峻的时刻，甚至是在背道而驰。

我在新集子的后记中写道：

如果上帝足够仁慈，我还想继续向他祈祷，请他让我在这本集子付梓以后的写作中，不怀有任何一种与小说艺术无关的奢望，从而让我不至于因为怀有了这样的妄念而蒙受羞耻。

这些说得出口的，只是我诸多病象中有限的表象。还有那些更加本质的、对于文学乃至生命本身的困惑，我无力坦陈，或者是羞于启齿。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告诉过我，患者们要么隐瞒、要么夸大自己的病症，自我陈述时很难做到客观与真实。那么，我的这个表述可信吗？对此，我同样无力做出详实而又准确的坦白，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诚实地面对自己身心的诸般表征。我不能保证我会彻底勇敢地剖析自己，但怀有这份盼望，有了一颗企图被医治的心，我想，或许便有了被搭救的可能。我不想倒在文学的跋涉之路上，无论精神与肉体。

那么，这一次，鲁院能否如我所愿，给我这样一个有效的疗养？

在这里，我开始跑步（尽管它更像是快一些的走路），从每次二十分钟开始，逐步向四十分钟的目标迈进；我开始严格按照健康的规律作息，终于可以安睡在黑夜里，黎明看到第一缕晨曦；我开始节食，食欲被控制的滋味，就像是自己重新得到了宝贵的管束……是的，这一切挺难的，因为它们都是针对着我习焉不察却冥顽不化的陋习。原谅我只能以这些身体的指数来比附我的鲁院生活，毕竟，这些事物最无异议，直观，并且容易被检验。然而，我知道我的精神与灵魂也在同步经历与蒙受着什么，我甚至可以听到它们由急渐缓的喘息与声律萌动的起伏。

是的，我的精神与灵魂也在跑步，也在力求健康的作息，也在节食，尽管步履笨拙、饥肠辘辘、气喘吁吁。在这里，我开始了有计划的阅读，安静地聆听耳边每一句值得聆听的话语，我在这个必然充满着殿堂气息的场域中，过着一种被强化了的、更易于心无旁骛和自律的精神生活，灵魂苏醒，开始柔软地体恤自己。

这一切刚刚开始，当然，这一切永无止息。前后两次来到鲁院，我计算了一下，自己差不多总共会在这里度过一年的光景。一年长吗？似乎短暂。然而，转念一想，它却是我至今生命中的四十三分之一。我竟然会被这个换算出的比例所打动，内心微感唏嘘。无论怎样，这四十三分之一已经镌刻在我个人有限的生命里，它对于我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迥异于我那些大部分粗糙的日子，更接近我心目中那种文学意义上的隐喻。在这样的时间段里，借助那种无须说明的氛围，我会难得地进行清醒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怀疑，重新梳理自己精神的真实来历。我想，我会在一个又一个的艰窘时刻怀恋它，在一个又一个商兑未宁的时刻追忆——有那么一年，我身在鲁院……

这一次，我期待自己离开时，身心安宁，久违的想象力重新在得以修复的胸中升起，目光清澈，在洞察尘世之前，首先学会去洞察自己。我期待告别时刻，我能对着窗外的第一缕晨曦，上不欺星辰，下不欺鬼神地告诉自己：我现在是作家，我做的是自己毕生渴望的工作，不需要谁的批准，只要有可写的题材，有写作的技能，我就会一直写下去。

2015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