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亡国奴

1937年7月29日，日本开始攻打天津。飞机在天津上空一圈圈打转，轰鸣声不时为爆炸声和火光所打断，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天津沦为一座人间地狱。

亲历者这样描述逃生经历：

我正依恋地再回头看看自己曾生活过的家园，又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灰土迸掷，扑面而来。全家赶快随着邻居们向胡同口挤去。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胡同内若干经历过战乱的耆老，根据他们过去对付乱兵的经验，封死所有胡同出口，只留一口，还把大口封成只容人并排出入的小口，但老人们没有想到，这次是祸从天降，落后的防御设施反而造成逃离险境的障碍。

人流由于各个胡同居民的不断涌进而扩大。

敌机看到下面的人流，开始俯冲，用机枪向无辜的人群反复扫射。顿时，逃难的人群像怒海的波涛，一会儿拥东，一会儿挤西，已经无法自主，只能人裹人地往前行进，有人被机枪射中，倒在人群的脚下，有的捂住流血的伤口，跌跌撞撞地向前拥进。

顾方舟一家住在英租界里，这里是汹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享受着孤独的和平。尽管顾方舟无需担忧自己的性命，但天上是战火炮弹、地上是同胞的奔走哀嚎，已开始懂事的他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

时间就像水一样流逝，灾难也在追赶着不幸的人们。顾方舟家原已艰难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了。母亲就像那剪脐带的剪刀一般渐渐上了年纪，做起接生来，越来越吃力，每次回来都要歇上好久，遇上夜里接产，更是力不从心。

但是，相比租界外的同胞，这却已是不幸中的万幸。顾方舟听说，日本人不许中国人吃白米，百姓们只能从被日军控制的粮食配发粮店里购买杂和面儿，他们还时时往小米里放锯末，让人吃了拉肚子。很多人因为吃不上粮食而面黄肌瘦，满街都是吃不饱饭而哭叫的孩子。

比死亡的威胁更为恐惧的，是空气中都能嗅出来的悲怆。悬挂的烈士的头颅、被扔在荒野的尸体、随时可能被恣意玩弄的妇女、流落街头的孤儿、失去儿子的老人，让城市里的所有人感到压抑。

中学时代的顾方舟

顾方舟初中上的是昌黎汇文中学。汇文中学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建校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唱过脍炙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楼乾贵，就是长顾方舟三岁的学长。

汇文中学不在英租界内。每天，顾方舟都要拿着通行证出租界去上学，放学后再拿着通行证进租界。进出租界的关卡处有座岗楼，四四方方的，很是森严。岗楼上挂着惨白的太阳旗，站着架着机枪的日本兵。顾方舟和同学们第一次通过关卡时，几个日本兵就端着枪走来，查完他们的通行证后，日军要求他们向太阳旗鞠躬。顾方舟和同学们很不情愿，还没等他们表态，日本兵就按住一个同学一顿拳打脚踢，同学倒在地上久久起不来。面对鬼子们黑洞洞的枪口，手无寸铁的同学们不得不违心地向太阳旗鞠了一躬，但个个恨得牙咬得紧紧的。

殖民教育也是日本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殖民地，日本强行推行奴化教育，强调铲除中国人民的“排外思想、种族观念”，从而与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协和”“共存共荣”“一德一心”，要求中国学生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利益为主，无条件地忠于日本天皇，“名为教育，实为奴化”。

因此，除了以前的课程外，顾方舟和同学们还要被迫学习日语。那些封面上写着方正汉字的教科书，打开全是日语。要是日语学不好、背不上来，日本人就会拿着宽宽的木板，叫班长打学生的手掌。班长如果不打或者打得不狠，日本老师就亲自上阵，拿着板子打班长，直到把手打肿了才算完。

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男人被奴役，女人被欺侮，同胞尸横遍野，亡国热泪洒遍故国，满腔热血报国无门。每天太阳升起时，顾方舟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日本人凶残的目光，是难以名状的屈辱。

悠长而沉重的钟声响起，在他身旁发出阵阵悲怆的回响，仿佛是这个不幸的民族在舔舐自己的伤口、诉说着自己的苦难。顾方舟的心像离群的马一样，发出悲哀的嘶鸣。他逐渐意识到，个人的尊严是建立在祖国的强大之上的，祖国被侵略者践踏，自己便毫无尊严可言。他现在能做的，只有默默地好好学习，让祖国强大起来。强大了，就不会再有屈辱。于是他更加刻苦学习，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

而母亲对顾方舟的要求也一向严格，自己再忙再累，也要让他接受优质的教育。

那时的高中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公立高中，为国民政府所办，一种为教会高中，由西方列强所办。中学教育本是一个地区教育系统的中坚，但那时公立高中教育质量之差，即便是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承认。1921年，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华考察时，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教育，中学最坏！"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时，中等教育仍然被教育界认为是“中国国家教育之弱点”。

因此，当顾方舟第一次来到考取的天津国立中学时，他的满脸失望就毫不奇怪了。听了两节课后，教材质量之差、教师水平之落后、同学素质之低，令他大为失望、坐立难安。这就是以后要学习三年的地方吗？在这种地方能学到什么知识？只能荒废三年时光！不，我不要在这里读书，这里太糟糕了！

一回到家，顾方舟就将对学校的印象告诉了母亲。一通竹筒倒豆子后，顾方舟突然后悔了起来：母亲负担已经如此沉重，自己怎么好意思再向母亲要求太多？教会学校虽然好，但是那么昂贵，母亲怎么吃得消！可是他对国立高中的失望挥之不去，真的要在那里读三年吗？

“那我们不去这个学校！”没等顾方舟理清思绪，母亲就咬牙下了决定：“再穷我们也不能不读书！我们上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

尽管教会学校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一部分，但客观上也起到了为中国传播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作用。那时的教会教育水平，普遍要高于其他学校。在一份英美等国考察中国教育后完成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教会学校“质量是首要的，而不是数量”。而母亲所说的“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指的是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是当时天津最好的学校之一，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即毕业于此。

顾方舟对家里的经济情况了然于胸，知道母亲这一决心下得多不容易。在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母亲的歉意中，顾方舟又一次鞭策自己：“我要认真读书！将来当医生，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2.北大生活

1944年的夏天格外舒爽，阳光不像往日那般毒辣，而是快乐地洒在大地上。国外，美国的舰队让日本海军节节败退，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国内，国民党的军队开始了局部反攻，日军已呈颓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日军快撑不住了，抗战快胜利了。

令顾方舟一家兴奋不已的另一个消息是：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他离理想又近了一步！

事实上，这已不是北大第一次垂青顾家了。数年前，顾方舟的堂叔就考入了北大。他的堂叔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又追求进步的青年，在北大读完大学后，又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留学法国，留下新婚燕尔的妻子和尚在襁褓的孩子。在法国，他参加了一些进步组织。正当他打算回国、行李都已先托运回国内时，灾难降临了。他本欲取道苏联回国，却不幸地遇上了苏联的“大清洗”而惨遭杀戮，离世时年仅27岁。

16年前，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京逐渐陷入衰败之中。紫禁城的红墙剥落失色，建筑工地半途搁置，水泥路破烂不堪，管线裸露，污泥遍地。失业率飙升，教授、政府官员甚至是以前雄踞一方的将军都沦落为与黄包车夫为伍的苦力。

然而，坐落在京郊的北京大学仍保持着一份宁静，北大就像这个衰败而喧闹的都市中的一片净土。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1898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宣布开始戊戌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把变法中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却保留了新政时正在艰难筹建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天津的《国闻报》记载，“戊戌政变后的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而已”——京师大学堂被称为戊戌变法后唯一的幸存者。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被任命为首任校长。

开学典礼上，顾方舟站得笔直，内心充满了庄重。终于，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可以踏入医学的殿堂，终于可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了！他高举右拳，庄严的宣誓声在北大的校园里回荡：

仰赖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波斯及天地诸神为证，鄙人敬谨直誓，愿以自身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业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兄弟，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凡我所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与吾师之子及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殛之。

这是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写就于2400年前，于今已是职业道德的圣典。全世界所有的医学生，在入学第一天便要以此宣誓。这条在天地、诸神面前许下的誓言，就像洗涤灵魂的净水，让教会亿亿万万的医生们自洁自律、敬畏生命。

甫入北大，顾方舟就爱上了这里的气氛，被这里蓬勃的朝气打动。著名学者、北大毕业生张中行曾描述：

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都放幻灯片，很有意思。那天最后一次课……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大揖，听课之人报以微笑而散。

不幸的是，北平沦陷后，日军操纵的华北伪政权统治着北大。在课程安排上，除原来一些专业课，增设了日文和伦理两门必修课。日文课是想让中国学生从感情上接受日伪统治，伦理课则想利用愚忠思想，提倡中日文化一体，宣扬“大东亚文化圈”。学校涌进一批日籍教员，大多数以教书为名、监视为实，也有一些为了谋生而来。部分日籍教员以占领者自居，一副殖民主义者的嘴脸，很让大家反感。

顾方舟的生理课教师，就是个日本教授，这也难怪顾方舟最讨厌这门课了。这日本教授极得日本兵的神韵，极有“民族优越感”，动辄批评中国学生。临到上课，总是用日语趾高气昂地敷衍了事，根本不管学生是否听得懂。每当他上课，同学们就恨得牙痒痒。但日本还占领着北平，同学们敢怒不敢言。

顾方舟最喜爱的，莫过于严镜清先生的公共卫生课。他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受美国医药团体资助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严先生高高瘦瘦的，眼眶很深，眼神中总散发着智慧的光，一口宁波口音更是让顾方舟感到亲切。每逢他的公共卫生课，顾方舟就听得格外认真。

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国人对公共卫生毫无认知。放眼全国，路面凹凸不平，多有积水；垃圾随意倾倒，污物满地；厕所多为沿街沿河而建，粪便尿溺时常满溢；河水有饮用、洗衣、除垢、排污等“多重用途”；水井与厕所比肩而设，平时村落就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到了夏季更是蚊蝇虫蚤丛生。卫生环境的恶劣直接导致疾病的流行，死亡率之高令人咋舌。据统计，民国时期粗死亡率高达25‰~35‰，婴儿死亡率高达170‰~200‰，农村平均寿命仅33岁。

严先生的课与中国的公共卫生现状密切相关，令顾方舟震惊不已。从严先生的课上，顾方舟知道，那时的中国，民众每年“枉死之人”在600万左右，鼠疫、天花等传染病“无岁不盛行，无年不杀人”。国民健康状况之差也令人咋舌，“健壮无病、合乎健全体格标准者寥寥无几”，国民政府甚至因此不得不设立一所空军幼年学校，从小培养空军。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今民众健康状况如此之差，又如何抵御外侮、固国安邦？

更令他触目惊心的，是严先生讲的一个个事例。小小破伤风夺走大量人命；产妇卫生状况悲惨，病死率居高不下；大量婴儿未经基本卫生保健，还未看清这个世界就匆匆告别……严先生常常讲着讲着，眼眶就红了，学生们也潸然泪下。

一次，班上一个女生随老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回校后，她情绪低落、一言不发。同学们对她的见闻很好奇，缠着她讲一讲，她起先不愿开口，禁不住同学的再三请求，她竟嚎啕大哭，边哭边讲矿上的惨状：矿工毫无保障，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穿着麻袋，鞋破露趾，夜枕砖头，日不见天，有时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

她边说边哭，周围同学也闻之落泪。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女生的哭诉和同学们的抽泣。她不知道，她的这番话对一旁的顾方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顾方舟第一次开始对自己的理想——做一名医生产生了动摇。

顾方舟意识到，纵然自己成为一名医生，穷其一生也只能救治为数不多的人，那些活得生不如死的矿工、那些还无缘看到自己的孩子就离世的母亲、那些成千上万乃至成万上亿的贫苦的人们，不还是生活在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中吗？如果自己能将严先生的理念在这个世上推广，那能救多少人？难以计数！

想到这里，顾方舟迷惘的心渐渐坚定：我要做一名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己已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又怎能只想着自己呢？顾方舟似乎一日之间长大了，他在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3.中国应新生

日本终于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宣布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至1945年东京湾受降终，在这14年间，这个疆域广大、历史悠久，却因积贫积弱、一盘散沙而自近代以来备受欺凌乃至遭遇亡国危机的国度，终于在最危险的时候发出了最后的吼声，向世界证明她“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一时刻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正义的世界。从华盛顿到伦敦，从堪培拉到莫斯科，欢笑、眼泪、歌舞、游行、亲吻、拥抱、帽子翻飞……象征胜利的犞字手势和旗帜，舞动在大街小巷。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发出的电文是：“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投降而告终。”

《大公报》记者、时年30岁的朱启年，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同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全过程。他在被评为“状元之作”的长篇通讯《落日》的结尾中，动情地写道：

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

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一句，笔力千钧，道出了当时中国四亿人民的期盼。八年的岁月多么漫长啊！八年中，孩子在灾难中长大，无数无辜善良的人民失去了生命，美丽的田园化成废墟，千千万万的妻子失去丈夫、母亲失去儿女……这噩梦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在这欢乐难忘的时刻，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和信念：中国应新生！

在那时，国民党仍控制着中国的大部分国土。国民党长期以来的奴化教育让“正统”观念仍根植在顾方舟和同学们的心中，顾方舟和同学们误认为国民党政府是领导抗战的“正统”力量，把蒋介石看成“抗战英雄”，因此对国民党心存幻想。顾方舟热情而又幼稚地以为，中国从此迎来了新生，国民党将带领全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

然而，他的美梦没做多久，就被无情的现实打碎了。在学生们的心目中，国民党很快从民族英雄，变成了和日本鬼子一样的坏蛋。

学生运动依旧此起彼伏，不过，这回不再是反对欺凌国人的外国人，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国民政府。前不久还呐喊着“中国应新生”的《大公报》，更是痛斥当局“失尽人心”。

国民党之所以招致顾方舟和同学们的反感，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物价飞涨，不到一年间，物价竟涨了640余万倍，一麻袋钞票才能买到一盒火柴，光是一粒米就要130金圆券。当时国民党在上海有五家印钞厂、几十部印钞机，还不能满足需要，又派人到美国和英国印钞，用飞机、轮船运回国内。有人戏称，当时在百业萧条的中国，唯一能够开足马力不停运转的只剩印钞机了。

第二，贪污腐化极其严重，民间流传着“三洋开泰”（爱东洋、捧西洋、捞现洋）和“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一些名人子女被扣上“共产分子”的“罪名”，直到他们的父母“慷慨捐输”后才能获释。

第三，国民党背信弃义、坚持内战，扼杀民主。且不论抗日期间，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让周恩来痛心疾首地写道，“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抗日成功后，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便背信弃义，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为了镇压反对当局的学生，甚至制造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炸死4名学生，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

即便是吸纳了大量优秀青年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也让顾方舟失望透顶：官僚作风盛行，曾任三青团书记长的张治中都承认，“大多数人的目的，只是为了结识几个大官和重要人物以及他们的圈子，以利用自己争夺地位和饭碗”；派系化严重，党争不断。最令顾方舟反感的是，三青团的干部耀武扬威、横行不法，简直和日本人一样坏。

著名学者储安平在1947年写就的《中国的政局》一文中，直率地指出了当时的形势：

青年本来纯洁，对于政治初无成见。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国家有前途，他们自然拥戴政府。但是政府种种表现，无不使人失望；这已是了不得的大危机。而还要花样百出，“帽子”乱飞，无异于火上加油，以致造成今日青年清一色地厌恶南京政权的局面。

与国民党日渐失尽人心相反的，是共产党日隆的声誉。土地改革、建立并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践行民主、恢复生产、加强自身建设等举措，让全国各族人民都将国家的民族的命运寄托在共产党身上。1947年，刘少奇指出：“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站在人民头上屙屎屙尿。”

现实让顾方舟对国民政府彻底丢弃了幻想，转而对共产党产生信心和期望。他渐渐明白，如此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会带领中国走向新生。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代表民族的胜利，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中国人民对民主进步、繁荣富强的追求不可能实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的政权，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光明。

1946年，蒋介石国民党为获得美援而进行内战，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条约，大肆出卖中国主权。驻华美军更是横行无忌。一年间，在上海、北平等五市，美军暴行超过3800起，死伤3300多人。

12月，两名驻华美军在北平东单操场强奸了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引燃了顾方舟和同学们的怒火。顾方舟走上街头，平生第一次参加了大规模游行。他高举标语，听着同伴们将国民党政府喻为“属躬侍奉洋大人的奴才”“不知国家民族，不能保护人民而高高在上的软骨动物”，对国民党的假和平、真内战及媚外外交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再一次感受到，国民党助纣为虐，无力保护国家和人民，只能带给人民悲痛和屈辱！

1947年5月4日，北大举行了一系列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对顾方舟的触动很大。在訾维廉、周克敏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文中，他们生动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这一年由北大各院系举办的“五四”纪念周活动内容丰富，吸引了北大和许多大中学生前来参加。医学院的许多同学着迷似的每天傍晚都去参加晚会。著名民主教授许德珩、樊弘、袁翰青、冯至等，从不同角度号召青年们要继承“五四”精神，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战斗。师生们身在“五四”发祥地的沙滩北大，痛感国是日非，民主和科学不仅没有来到中国，而人民又已陷入水深火热的内战和贫困饥饿之中。

……

这一年北大的“五四”纪念周活动，实际成为北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动员会。医学院的许多同学在那些日子里都深深地以自己是“北大人”为荣，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北大学生，他们更感到自己肩上担负着历史的重任，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有一个个新的飞跃。

顾方舟（后排左三）在“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后与同学合影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等地学生6000余人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残暴镇压，当场流血、受伤118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五二〇”血案。

愤怒的顾方舟也会同北大、清华等15000名学生，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在潮水般的人群中，顾方舟手持“争自由！争民主！”的标语，大声呼喊。他的声音和一万多名学生的声音汇在了一起，如汹涌澎湃的河流，冲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朽大门。

在气壮山河的爱国呼声中，顾方舟深刻地认识到，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已是不可能，只有打倒国民党，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这一刻，顾方舟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突然明白自己毕生追求的是什么。

1947年7月，北医北系学生党组织成立了共产党的外围革命群众组织，民主进步青年联合会，简称“民进”。“民进”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要求党员先把自己周围的积极分子发展为“民进”。其中，因为低年级同学进步力量强，且尚未与右翼同学发生冲突、易于争取，因此将发展的重点放在低年级同学身上。思想进步的顾方舟很快被党组织注意到，成为第一批加入“民进”的成员。

1949年10月，当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已是党员的顾方舟的弟弟找到顾方舟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张硕文同志的介绍下，顾方舟郑重地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4.地下党

入党后，顾方舟有了更为宽广的舞台。他本就是学校的活跃分子，有了地下党的支持，更是有使不完的气力，他立即投身到社会活动的第一线。

顾方舟喜爱表演，是学校“长庚社”剧团的成创始人。剧团在学校颇有名气，每次演出前，不必发传单，就有同学口耳相传了，每到表演时，舞台总被围得水泄不通。顾方舟既演过正气凛然的抗日英雄，也演过嚣张跋扈的政府官员。他的表演惟妙惟肖，让观众们跟着欢喜或悲伤，响亮的喝彩声洋溢在学校上空的云朵里，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

1947年顾方舟（后排右一）与“长庚社”剧团部分成员合影

在《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大学医学院学生运动纪实》一书中，对“长庚社”有专门的描写：

长庚社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同学在1946年下半年、北平学生运动逐渐发展壮大时组成的进步群众团体。

1947年，高天祥、李从培、顾方舟、翁永庆等同学聚在中南海运料门北医学生宿舍的操场上，议论起组社。大家的热情都很高。为我们的组织起个什么名字好？大家提了几个，后来采用了长庚社三个字。“长庚”是古代为太白金星在黄昏出现于西方时取的名，等它转到东方天快亮了又叫“启明”。

……

我们所演出的多是活报剧，很灵活、很有战斗力，主题明确、富有感染力。三五个演员，简单的道具，演出地点有时在学校里，有时在马路上，只要容得下管中，随处可演。演出的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是反对内战的；《凯旋》是揭露国民党欺压老百姓、打击共产党的；《国大与行宪》是揭露当时国民党要“行宪”的实质的……每次游行或演出时，社员能去的都去，随在队伍里配合呼口号、唱歌，另外还有许多同学协助，面对群众甚至警察，搞宣传争取工作，效果很好。也还冒着可能被反动派阻挠甚至拘捕的风险，应邀开着大卡车去农学院和中法大学演出。

最后一次活动是在1948年8月19日，当时各学院同学正在四院会演，突然听到国民党特刑庭发出了迫害学生的黑名单，其中就有我们长庚社的同学。他们当夜躲在后台，然后安全转移。长庚社也就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战斗使命。

顾方舟也喜欢音乐，他是北京医院歌咏队的指挥。在他挥动的双手下，一个个音符蹦跳出来。美妙的歌声像长了翅膀一样，在轻轻地飞翔。顾方舟陶醉其间，脸上总是露出感动的神情，唇边浮起温淳的浅笑。

不过，顾方舟投入精力最多的，当属什坊医疗队。

什坊是北京西郊的一个小村庄，紧邻国民党的华北“剿匪”总部。1946年暑假前，北医微生物学副教授方亮带领同学调查井水污染情况，随后在此建立保健站，组织一些医师、教员给农民免费看病。不久，包括顾方舟在内的几十名同学报名参加医疗队。师生们骑车带饭，天亮出城，天黑回城，每次诊治一百多位病人。

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来到了这里，每批住一个月左右，有点像夏令营。他们自己办伙食，自己管理生活，开展多项农村卫生调查、防病治病工作。

什坊院的活动让大批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包括一些只知埋头读书的中间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到农民之中，活动中的所见所闻使他们认识了社会，最后走上革命道路。

至1947年暑假，参加活动的师生累计达四五百人。地下党支部便决定充分利用，把它当作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基地。此后的三个假期中，每个假期都有30多名同学搬到什坊院去住。除了为农民治病外，地下党支部还组织同学学习进步书刊，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并且进行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讨论。这些小册子多由几位同学冒着风险从城里带来。他们还弄到了美国新闻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进步影片，晚间向农民免费放映。

1947年顾方舟（坐在石狮子上）在北医与班级同学合影

顾方舟后来在《革命人生观的启蒙教育》一文中，深情地回忆了在什邡院的经历：

记得什邡保健院是一座小院落，有三间较大的房间，可能是正房，院内还有几间小屋，院子的空地上堆放着草垛、杂物。冬天屋里生着煤炉……白天跟着高班同学给老乡看病，有时也跟着出诊。有时还给贫苦农民发一些救济品，如毛毯、奶粉等，晚上则是学习，在油灯下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辩论……

通过这段和进步同学一起生活、学习（的经历），我感到我的人生观从一个云雾弥漫的峡谷中走了出来，看到了灿烂的天空。我初步懂得了一个人应该为人民的幸福而活着、而战斗；懂得了人类社会必然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就像奴隶社会必然会发展到封建主义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懂得了共产党人的先驱们、先烈们的光荣和伟大。

1979年顾方舟（右三）与原北医什坊医疗队成员合影

在什邡保健院，顾方舟对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加坚定了。这种坚定的信念，伴随了他的一生。即便是在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顾方舟遭逢厄运，他仍对什邡院的经历心怀感激：“（‘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组织不信任你，大家不信任你，甚至无辜地戴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那的确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事。但是，我从什邡院学到的、感受到的一股精神，就是始终想着别人、想着人民。只要你为他们做了好事，他们是不会忘记你的。什么委屈、什么冤枉、什么不被理解等等，都变得那么微不足道了。”

小心驶得万年船，在白色恐怖猖獗的北平，入了地下党，自然要做足保密功夫。组织有任务都是单线联系；即便是同宿舍好友，也不能透露一星半点。

当时，中共北平地下党分作南系和北系两个系统。北系为抗战时期坚持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党，由彭真、刘仁领导；南系则为抗战胜利后从国统区复员回平津的地下党组织，直接受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领导。北大的学生党员也分别依附于两个系统，彼此之间没有横向联系。

顾方舟属于北系。一次，一个南系的地下党员看顾方舟表现进步、可发展，就悄悄问他的意向：“小顾，你表现不错，加入我们组织怎么样？”

顾方舟故意装傻：“组织？你们什么组织啊？”

那位同学环视四周，确认无人后，小声地说：“共产党！”

顾方舟内心哭笑不得，自己已是共产党员，还用你发展吗？他本想表明身份，又突然想起党的纪律，防止对方是三青团的特务，就摇摇头拒绝了。

这场景在当时颇为普遍，且不说同宿舍两人不知对方都为党员，就连夫妻俩，都有互不知身份的情况。此外，地下党组织还规定，抛头露面的，如学生会和进步团体的负责人，要单独编组，单独联系。地下党的领导，则要以中间或者落后学生的形象出现，暗中掌控全局。

即便是对最敬爱的母亲，顾方舟也严守着党的纪律，不向母亲透露半分。直至解放，顾方舟和他同为党员的弟弟都没有告诉母亲他们是党员的事实。但知子莫如母，聪慧的周瑶琴怎么会对儿子言谈举止的转变毫不在意呢？——尽管如今已无从考证，但顾方舟相信母亲已猜到自己是共产党员，母子俩不过是心照不宣罢了。

顾方舟也有糊涂的时候。一次，八路军卫生部委托方亮教授采购60万元法币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由党组织设法送往解放区。地下党支部便发动同学秘密地分批采购，顾方舟也分配到一个任务：向校长要纱布、棉花！

入学数年，除了开学典礼见过校长，谁认得校长？但组织下达的任务，拼了命也要完成啊！顾方舟只好硬着头皮跑到校长室。哆哆嗦嗦地一通自我介绍和说明来意后，校长竟大手一挥，签了个字就让顾方舟去总务处领物资了。

现在想起不免有些后怕。正值战争，一个学生无缘无故要一大批物资，不会暴露身份吗？不过，校长的不闻不问也引人回味。顾方舟后来听说，北平和平解放后，校长还是校长，才有些明白过来：恐怕校长当时就已是进步人士，故意放他的水吧。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们也加紧了对内镇压。多所大学被关闭，报纸、电台、书籍、杂志和电影也被严格审查。此外，国民党修改了课程设置，让学生们不得不忙于应付接连不断的考试，无心关心政治。特务机构常常在天亮之前发起行动，逮捕思想激进的教授和学生，搜查教室和宿舍。著名学者闻一多即因反对国民党，被特务们暗杀了。

1948年7月，国民党当局对北平3000多名东北学生“要读书，要饭吃，誓死不当炮灰”的请愿斗争进行了残酷镇压，死伤100多人。7月9日，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顾方舟和万余同学联合举行抗议“七五”血案的示威游行。游行的宣言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东北死难同学的鲜血，受伤同学的呻吟，洗亮了我们的眼睛，给我们以光明，打碎了我们对政府怀着的一点点可怜幻想和希望，启示我务要冲破黑暗，击退反动逆流……”人群中，顾方舟带领周围学生举起紧握的拳头，喊出了钢铁般的誓言：“我们决心以钢铁的意志和坚强的决心，来坚特我们的斗争！”

国民党当局对顾方舟们的斗争非常恐慌。当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给各大专院校下了密令，命令各校当局“将校内共产党员与共产党嫌疑或接近共党营私自便别有企图的分子，不论员生，均应视为危害分子，在暑期内，分别处理，务望肃清”。

8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北平全市进行了一次疯狂的大逮捕，各高等院校100多名学生被投入监狱，此后，越来越多的学生被捕。8月19日，平津各报都刊载了北平特刑庭以“共匪职业学生罪”拘传的第一批黑名单，涉及北大、清华、燕京等院校学生共250人。特刑庭20日又公布第二批74人名单，总共要审讯逮捕324人，其中北大最多，为93人。当天各院校均收到反动当局的拘传票，有的限次日到特刑庭投案，有的要立即拘提。

顾方舟眼看周边好友纷纷被捕，大量地下党员撤至解放区，内心也焦急万分。但自己得到的指示却是留在北平，完成护校任务，同时准备为即将攻打北平的解放军战士提供治疗服务。应该何去何从？

顾方舟决定，越是关键时刻，越是要服从、信任组织！组织没让自己撤离，就坚决留在北平，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

那时，校门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封锁，反动布告贴满大街小巷，各个城门设卡，军警逐个盘查，白色恐怖笼罩全城。身为敌人千方百计要清除的对象，年轻的顾方舟要留在北平，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留在北平的顾方舟为解放北平准备着医疗物资。他以教学需要的名义弄来了大批绷带、夹板、棉签、药品……同时，他还和同学们一起加入护校斗争。他与同学们一道，访问教授、讲师，宣传革命形势，争取让他们留下，并安排好围城期间师生员工的生活，保护学校的资财文书。顾方舟所在的北京大学，已和清华大学一道，被广大同学和市民亲切地喻为“国统区内的解放区”。共产党已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心中的太阳。他们一心向往解放，议论解放军何时进城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这一时期，积极要求加入中共党组织和党的外围团体的学生增多了。到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城内中共党员由抗战胜利时的200多人发展到3376人，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等团体的盟员超过5000人。

“八一九”大逮捕，是国民党政府的垂死挣扎。此时的国民党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北平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1949年1月3日，随着北平守军傅作义的起义，北平和平解放。顾方舟为救治伤员而做的准备，自然没能用上。解放后，顾方舟才知道，自己已经被三青团发现，名字已列在第三批黑名单中。可他福大命大，国民党特务们仓皇而逃，还没来得及抓人，就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