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

在很多人看来，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傻瓜。一九二四年我高中毕业，即使在我的少女时代，人们依旧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是群精力过度充沛、滑稽可笑的天真放浪之徒。当时，激进派们还相信“行动宣传(1)”那套理论，时不时地对着政府首脑开一枪或扔几个炸弹。依我看，那些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可笑的家伙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人活一生，难免在某件事上沦为傻瓜，比如爱情、宗教以及内心涌动的崇拜和钦佩之情。事实证明，我有几位朋友三者都占全了。但我的经历却是另一个故事。

我并非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条皈依之路是由阅读开始的。某天在大街上，有人给了我一本小册子，那是我首次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当然，其中也有表哥乔的影响。我们是第三代表亲，几乎谈不上血缘关系，但青少年时期，我俩曾跟随母亲出入教堂，参加救助穷人的慈善活动。母亲临时起意，决定捐赠些旧衣服，包括散发着霉味的羊毛外套、褪色的校服背带裙和成堆的男士礼帽。然而，母亲却害怕那些前来领衣服的穷人。教堂的地下室潮湿且阴冷，我们仨站在桌子后面，母亲恳求大家遵守秩序，排队领取，不仅如此，她还凑到我耳边叮嘱，不让我碰那些穷孩子；而此时，乔则小声地向我讲述着为什么我们的衣服多到穿不完，但穷人却衣不蔽体。

我出生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马德拉斯，父亲是公理会派的牧师。我六岁时，全家搬回费城居住，虽然我当时还小，但这段记忆依旧残存。父亲是怀着巨大的幻灭感离开教会的，在印度这个充满苦难的国家，教派之间经常内讧不断，父亲被折磨得身心俱疲。在美国学校里，我的印度口音被同学们嘲笑，一群女生天天欺负我，追得我满处跑。

成年后，朋友们一听说我来自牧师家庭，就纷纷打趣说，我家里住着群宗教狂热分子。难道不是吗？虽然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可事实上，在我成长过程中，所谓的宗教狂热早已消耗殆尽。父亲只是个秃了顶、整天疲惫不堪的牧师，和同行们没什么两样，每次布道都是喃喃自语一通，不想看任何人的眼睛。相比之下，母亲则虔诚得多，甚至愿意不顾一切地投入慈善事业。

我讨厌妇女救助会，她们经常在我家客厅碰头，令人无法忍受。周日课堂也单调乏味，可怜的母亲在那里教课，整天讲些无可救药的陈词滥调。上高中时，我背上了恶名，因为我喜欢亵渎圣母玛利亚，对着她冷嘲热讽。比我更离经叛道的就只有乔了。某次在学校大礼堂，他递给我一张纸条，这家伙居然在模仿集会上宣读的圣歌。（双手干净、心灵纯洁的人一定是用硼砂水洗过。）

乔总是最理解我的人。他居然对我来电了，那是个寒冷的秋日，我在公园听几位演讲者讲述萨科和万泽提的故事。我倚着榆树，看见乔大步向我走来，他双腿修长，头发向后梳着，油光水滑的。

“他们以为我在图书馆学习呢。”我说。

“你的确在学习，薇拉。”

“我已经待了一会儿了。”我说，“你不冷吗？我都快冻僵了。”为了增强效果，我特意打了个寒战，然后把手贴在乔的脸颊上，好让他感受到寒意。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某个瞬间，我的确对他动心了。乔摘下围巾，围在我肩膀上，然后又走近一些替我系好。“暖和点了吗？”他说。当时，气氛真的很温馨。

探讨世界观，交换意见，愤慨，发脾气，我们的爱就是如此疯狂，如此充满激情，有什么错吗？谈天说地时的引经据典，灵感的突然迸发，这种交流实在美妙至极。我们俩曾和工人一起，在纺织厂担任纠察员——当时是周六下午，父母还以为我俩去看电影了。我和乔搭乘有轨电车，混到人群中参加示威游行。乔步速很快，我们与大声喊叫的男学生一起挤到了队伍前方。我站在乔身边，发觉自己也在声嘶力竭地叫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公众游行，第一次看到崭新的自我。

乔比我大一岁，高中毕业后在印刷所担任管理职务。他喜欢在社会上闯荡，也喜欢轮转印刷机和凸版胶印，但这份工作相当耗时，一干就是几个钟头。我也有弟弟要照顾，每周六，我都推着婴儿车，带胖乎乎的小罗伯特去公园遛弯，乔也跟我一起，他会帮忙推车，这样我才能挎着他的胳膊。

母亲以为我俩要谈婚论嫁，这完全是误解。我们根本没打算结婚。我们决定终生厮守，但不需要用一张纸来证明。我真心喜欢这个主意——爱，就要纯粹，用不着政府说三道四，也无须宗教人士批准。“合法婚姻”这四个字本身就是对我俩乃至全人类的极大羞辱。我无法容忍妹妹的说辞：“不登记乔跑了怎么办？他随时可能甩了你。你想当弃妇不成？”太过分了。这既是对乔的污蔑，也是对我的轻视。

即便与家人同住，我俩也不改初衷，连叛逆都光明正大。坦率是必需的，容不得一丝作假。父母虽是神职人员，但并不像其他牧师家庭那样保守严苛。他们没把我送到远亲家，也没将我锁进卧室。但乔却被拒之门外，他多次来访都未能成功。“你认为我俩会任你胡作非为，原谅你的荒唐举动吗？别做梦了。”妈妈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必须遵守戒律。你难道不懂得上帝无处不在吗？你认为自己能超越上帝吗？”父亲也站在牧师的立场规劝我。

愤怒也许会让我的态度更坚定，但眼泪我就招架不住了。爸爸居然在哭泣！我那辛苦操劳、殚精竭虑的爸爸。他在墙那边哽咽，喘息到痉挛，发出一种极不自然的声音。我和乔究竟在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太盲目、太激进了。就像我的小学同学玛丽·伊丽莎白，她认为领圣餐前绝不能吃葡萄干。一粒葡萄干而已。在典礼上说话又能怎样？有谁在乎？残忍会是更好的选择吗？乔同意这个观点，但他却难掩尴尬，只能摆出一副似笑非笑的怪表情。我不想看他的脸，这简直是对我俩的伤害。所以，归根结底，我们都要披上伪善的外衣。手捧橘黄色鲜花站在大家面前，我心里在想：我很开心，但一切都是假装的。也许每个人在婚礼上都这样想吧。

我们在费城住了两个月，那间公寓距纸盒厂很近，站在窗前就能看到厂房的屋顶。待条件允许后，我们立刻远离家人，搬到了纽约一个不为人所知但气氛相当自由的街区。刚开始，我俩栖身于逼仄、偏僻的寄宿公寓，后来，随着交际圈日益广泛，我们搬入了村子，邻居是一对叫贝琪和诺曼的夫妇，还有单身汉理查德以及他的宠物狗巴枯宁。偶尔也有其他人来。我非常喜欢这里。

和他人不同，我们不怎么喝酒，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喝酒——没有酒精的力量，我们照样大喊大叫，为某些问题争吵不休，用言语互相攻击，外加插科打诨。任何东西都要论个是非对错。理查德可谓满脑子奇思怪想。

“乔！”他说，“倘若你发现有人正在偷你钱包，你会怎么做？逮捕他？”

乔反对抓人去坐牢，我们都认为世界上不该有监狱——克鲁泡特金称其为“犯罪的温床”——这种东西存在。“先夺回钱包，再和他谈谈。”乔说。

“得了，还谈谈，”贝琪说，“也许那家伙宁愿坐牢。”

我赞成乔的观点。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里的男主人公就是监狱制度的坚决反对者。我准备借此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听听她的想法，”乔说，“你们在听吗？”所有人都知道我比贝琪有学问。

“在托尔斯泰看来，金钱是一种新形式的奴役。没多少人读过他的随笔。”我说。

“只有你乐意瞧上几眼，我猜，”理查德说，“别自我炫耀，没用。”他的话着实令我尴尬，从此，我再没吹嘘过自己。

“我进过牢房。但我还是我，没有任何改变。”多萝西说。她是理查德的朋友，经常找我们喝酒。多萝西比我们年长，很快就三十岁了，曾因参加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游行而被捕。

就快轮到乔发言了，每到这时，我都会细细端详着他：坚毅的下巴，乌黑的双眸中尽显柔情。妈妈说婚后的第一年简直是灾难，但我们的同居生活还算顺遂，至少大部分时间如此。思想的迸发、理念的碰撞是促使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当然，还有身边的一众朋友。

睡眠不足成了常态。午夜过后，其他人去几个街区之外的地下酒吧狂饮。他们大多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为杂志撰写文章，为百货公司广告部设计流行女装的画稿，贝琪的钱好像是家里给的。乔在市中心的一家打印店上班，我则为附近的一家公司制作广告牌和标语。我从小酷爱绘画，装饰教堂的活儿都交由我来干。

这真是一段无比美妙的时光。乔喜欢辩论，他可以从头说到尾，始终保持滔滔不绝的状态。但每天晚上回家，他总要说上一句：“真是累坏了。”然后猛地扑将过来，顺势把我压到身下，肆意释放内心的情欲。肉体的疲惫就这样被抹杀得干干净净。那些纵欲过度的销魂之夜当真绚烂多彩。

我们在暑气浓重的夏末住进纽约市区，还不到一个月，爽朗的秋天就近在眼前了，连晨间的空气都透着清亮。我决定走路上班，多享受享受这突如其来的新鲜馈赠，可惜，计划只持续了两天。我嫉妒多萝西，她在斯塔顿岛有栋房间内没装暖气的别墅，就坐落在海滩附近。周末不用进城上班时，一个名叫福斯特、性格十分温和的男人会陪她去那儿度假。据说，他们靠走私贩来的酒和福斯特打捞的鱼为食。他们还送过我一篮子海贝，个个精致可爱，泛着股干海草味，有大个的白海螺，还有闪着珍珠般光泽、轻薄如纸的铃贝，以及蓝色带黄条纹的牡蛎。我将它们放置在壁炉架和床头柜上。“就当咱俩在岛屿隐居了。”我边对乔说边把贝壳翻转过来，“呼啸的海浪声应和着内心的激情澎湃。”

“我听到了，听到了。”乔说。

乔和我不同，他从未去过海边。当初妈妈为说服我放弃乔，曾带我到泽西海岸散步。当时的我只觉得奔涌的海浪像极了巨兽的呼吸声，那是性的脉动。我知道性为何物，或者我认为自己知道——我和乔约会过几次，每每想起，兴奋又甜蜜的感觉就会萦绕心间。我和妈妈坐在沿沙滩而设的长凳上，海浪起起伏伏，雪白的泡沫卷曲翻滚着，怀揣着与乔有关的回忆坐在妈妈身边，我竟有种自鸣得意的感觉。

“我们可以坐轮船去科尼岛。”乔边说边脱鞋。

“这就是属于咱俩的小岛。”我对乔说。我平躺到床上，双手手掌朝下，垂在两侧。

乔喜欢赤裸裸的诱惑，但我也不能太没遮没拦。他冲上来抱住我，用另一只手关灯。倘若我直言不讳地夸他身材好，或拙嘴笨舌开诚布公地赞赏我们做过的某件事，乔会大笑着说：“是的，是的。”但其实他心里并不高兴。因此，我必须更正自己的行为。所有人都觉得乔更强势，但他们不知道两人共同生活需要相互磨合。自我牺牲在所难免。乔也一样。他学会了上床后少说话，除非我俩昏昏欲睡，没有做爱的兴致，否则基本不会在回顾与自省上浪费时间。争吵虽使人脾气暴躁，但也能及时提醒我们进行自我修正。

多萝西说过，夜晚的海滩最迷人，苍穹下，松柏的身影高大且纤细，房子里星星点点的灯光顺着海岸延伸开去，翻滚的巨浪隐藏于黑暗中，滔滔水声不绝于耳。我幻想着那个画面，眼前的夜晚是属于我和乔的，这是我们自己的海洋。一个长长的不眠夜，晨光熹微，送奶车从门口经过，空气中回荡着马蹄的嘚嘚声。

我俩起床时，只有一只带着警犬基因的杂种狗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其他人习惯晚睡，但我喜欢定时上下班，且从不介意手头的工作。工作内容虽说不上有趣，但我仍能全身心投入其中。

整个下午过得相当愉快，我一直在制作广告牌——主色调是深棕和常青藤绿——文字如下：

亚当斯·芝兰

“带给每个人最真实的快乐”

底部还有薄荷叶图案。画叶子很简单，我特意将边缘设计成锯齿状，纹理小巧精致，枝蔓鲜活有力。我为自己的设计感到骄傲。

诚然，口香糖不怎么值钱，精明的进货商最爱这种随便鼓捣鼓捣就能卖的便宜货。贝琪从不买口香糖，爸爸也禁止我们姐妹吃口香糖，在他看来，只有奶牛才一天到晚嚼个不停。可怜的爸爸。印度人习惯在饭后嚼beeda——将甜香料裹在叶子里——以此来清新口气，帮助消化。每次看到印度人将红色的汁液吐在大街上，妈妈都痛苦得要死，几乎流出眼泪来。

难过的妈妈。她是怎么熬到今天的。我有时会收到她的信。美其名曰写给亲爱的女婿，希望他能忍受我的厨艺！妈妈从未真正地喜欢乔，因为他企图玷污自己女儿的名誉，这是不可原谅的。我拿妈妈的信当笑话读给朋友们听，讽刺她言不由衷，好像我多么希望她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似的。

“你画的叶子怎么看都像被人踩过一脚的毛毛虫。”老板弗朗西斯先生如此评价我的设计。

“是薄荷叶，”我说，“我家院子里种过。”

“我竟然雇了个白痴？”弗朗西斯先生说，“我也够白痴的，是吧？”他对谁都这样说。

有时，他会以设计不合格为由克扣工钱。十或二十美分，反正够吃一顿饭了。弗朗西斯先生认为我们亵渎了艺术，必须接受惩罚。强迫加班，擅自增加工作量也是他的惯用伎俩。“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他说。有几次，我还给同事们发过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打算把几个工人组织起来，我胆儿不大，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你是我见过的最散漫、最没有才华的广告牌设计师。碰到你真是倒霉死了。”弗朗西斯先生说，“这是有目共睹的。不是吗？”

他总想让你同意他的观点，这是最糟糕的。

“不知道。”我说。

“不，你知道。”弗朗西斯先生说。

我把画笔拿到水槽，泡在盛松脂油的罐子里。“你知道。”他说。

水哗哗地流淌，我始终背对着弗朗西斯。我不想重新找工作。我们没有多余的存款。

“你知道。”弗朗西斯说。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我应该转过身去，但我并没那样做。所有人都在屏息以待。

“我知道。”我说。

他会不会开除我？所有同事全盯着我看，换作他们当老板，也会做同样的决定吧。

“回家找你丈夫去，只有他能容忍你。”弗朗西斯先生说。

我穿上夹克走出房间，一路都在琢磨如何向乔交代。必须打好腹稿，尽量说得圆满些。今天的确太糟糕了，我从未受过如此严重的打击，但不管怎样，乔会永远陪着我，他就是那颗甜蜜的定心丸。

我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径直走向客厅，脱下泛着松脂油味的夹克，坐在床上等乔回来。尽管疲惫不堪、满身墨渍，乔依然要听我发牢骚。

“他这么做不是因为钱，”我说，“就是欺负人。他控制不了自己。你觉得欺凌弱小是人类的本能吗？”

“当然，”乔说，“但有些必须加以克制。比如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不能乱搞别人的妻子。”

“去和他谈谈，明天还要去工作。”乔始终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我倚靠着他那坚实的胸膛。“我已经妥协得够多了，不是吗？”我说，“丑恶的世界。”

贝琪建议所有人去地下酒吧狂欢，听到这个消息，我依然满心兴奋。即便刚刚经历了难以言说的痛苦，但没过多久，我就已经在酒吧引吭高歌了。贝琪的声音比我动听，但我喝了酒不跑调：“在广阔的大海上，美人鱼正在诅咒狂野的女妖洛雷莱。”

《美丽的追梦人》，我的最爱。不远处，乔和福斯特相谈正欢——福斯特坚信，戈雅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画家。“胡说！应该是伦勃朗！”我反驳道。杜松子酒能让你理直气壮，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不想和福斯特打架，也不想惹怒他。“我就是喜欢伦勃朗。”我平心静气地说，声音小了许多。

“那些描绘战争的蚀刻版画才是真正的艺术，谁会不喜欢呢。戈雅最棒。”

“麻风病人呢？”我说，“基督治疗麻风病人那幅画难道不是伦勃朗的杰作？”

“你们这些家伙根本不知美为何物。”贝琪说。

“美丽的追梦人，你俩成歌后了。”乔说。

“你绝对唱功了得，我打赌。”贝琪说，“会唱歌吗？”

“我的声音像半死不活的青蛙。”

“青蛙的叫声好听得很，”多萝西说，“堪比蟋蟀。”

看来大家更喜欢乔。我也觉得他更有魅力。口才好，善于自我展示，为人幽默，和蔼可亲。此时此刻，他正在用鼻音浓重的青蛙嗓吟唱《美丽的追梦人》，之后又唱了《斯旺尼河》。难道多萝西喜欢乔？也许我想多了。她的确不够安分，挑逗撩拨偶尔有之，但她爱的还是福斯特。

“有的青蛙可以把脖子涨到和脑袋一般大。”福斯特说。

“就你知道得多。”我说。

圣诞过后，天气越发冷起来，严寒刺骨，理查德犯懒不想出去，遛狗的活儿便落到了我身上。我经常在华盛顿广场遇到福斯特。他喜欢广场南侧银杏树旁的长凳，福斯特喜欢在户外待着，这点倒和狗狗很像。

“坐这里不觉得冷吗？”我说，巴枯宁正在摆弄福斯特的鞋。周日早晨，广场上人不多。

“无所谓。多萝西说我压根不知道有冷这回事儿。”福斯特回答。

“中国西藏喇嘛更厉害，冬天可以赤身裸体坐在外面，”我说，“估计他们能让自己的新陈代谢变慢。”

“恐怕我做不了喇嘛。”福斯特说。

“没关系，我并不感到失望。”我说。

福斯特面带微笑。他性格安静，和他聊天必须努力寻找话题。“我认识很多牧师。”我说。

“多萝西笃信宗教，对我而言，那就是迷信。”

巴枯宁正冲着一只松鼠狂吠，我解开它身上的皮带。尽管它什么都抓不到，但追逐猎物的过程更重要，有助于帮狗狗建立自信心。巴枯宁朝美国梧桐纵身一跃，可惜它能力有限，每次都上不了树。附近长凳上刚好有名男子在打瞌睡。为安抚自己，巴枯宁开始对着他嗅个不停。“巴枯宁！”我喊道，“离那人远点。”

小家伙哀嚎不止。“没戏，他不会醒过来陪你玩的。”我说。突然，空气中传来近似于吼叫的恸哭声，狗也能这样叫吗——长长的、汽笛般的震颤。莫非是那男子发出的声音？不对，他动都没动过。或许他早冻僵了，无法移动身体。

“我把巴枯宁叫回来。”福斯特说。

我和他一起走了过去。男人侧躺在长凳上，脏兮兮的外衣盖住身体和脑袋，双脚伸到外面——脚上满是灰尘，而且什么都没穿。这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啊？零上十摄氏度的大冷天居然有人不穿鞋？看那脚踝处皴裂的皮肤，简直和石头没什么两样。福斯特摸了摸男子的肩膀，动作很轻柔：“打扰一下，打扰一下。”

这是颁发禁酒令最好的理由！我差点脱口而出了。我要让男子听到我的话，这绝不是开玩笑。严冬时节露宿街头，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吗？福斯特俯下身去，试图窥视隐藏在外套下的脸庞。

“可以麻烦你待在这儿吗？我去找警察。”福斯特说。

“他遇到麻烦了？”

“没有。他不会伤害你的，放心。”

我掀开外套，注视着眼前的男子。从小在牧师家庭长大，我对死人并不陌生：嘴巴张开，眼神空洞，脸上写满无助。我不禁本能地发出一声简短的尖叫：“快去。”

福斯特刚走，我突然想起他还没给男子做全方位检查。也许他只是生病或者冻坏了，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开始揉搓他的双脚，努力使其保持温暖。隔着手套，我能感觉到他的脚已经僵硬了，但脚本来就是僵硬的。我也许在惊扰一个逝去的灵魂，这真可怕，即便如此，我仍未停下手中的动作。我想起了多萝西，她当过战地护士，也许她知道该怎么做。

“没事了，没事了”，我对着尸体喃喃自语。他的头发又长又细，牙也坏了一颗。我答应过福斯特不能离开这儿，但我害怕这具尸体，也害怕男人突然活过来，给自己带来危险。眼前的男人危在旦夕，游走于生死之间，而我却在纠结自己内心的感觉，简直令人羞愧。

还有那双脚，绝不能让狗狗嗅闻。我一把推开巴枯宁的大鼻子。虽然我没机会亲自瞻仰圣体，但我能确定那就是上帝的脚。这怎么会错呢？此时此刻，我仍在埋头低语，一边说着“没事了，没事了”，一边揉搓男子的双脚，直到福斯特带着警察赶到了。

“请拴好您的狗，小姐。”警察说。他做了我们本该做的一切。他将手掌弓成杯子状，探测他的鼻息，检测手腕处的脉搏，将手伸到衣服里面看是否有心跳。

“情况很糟吗？”福斯特问。

“糟到不能再糟了。”警察说，“你们可以走了。谢谢。非常感谢。”

我本想说愿他的灵魂可以安息，但我没这么干，因为福斯特会认为我在冒傻气。我跟在他身后，沿着小路慢慢前行。

“周围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嘈杂？可能刚才我们一直在别的地方待着。”

“是啊，我还没回过神来。”福斯特说。

男子神秘地死去了，对于他，我们一无所知。前一刻刚刚见证了死亡，后一刻就要面对如此鲜活的世界。死神降临时的宁静仍在脑海中盘旋，久久挥之不去。我们漫步在公园的边缘，寒风依旧料峭，两人都默不作声——我喜欢这样。商店的橱窗，多么渺小，多么虚幻，多么幼稚可笑的地方。顶端饰有羽毛的礼帽，这东西究竟有何用？

福斯特把我送到家门口。“你去找地方坐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他说。

“要是早点发现就好了。”我说。

“想起来就生气，”他说，“根本没人关心流浪汉的死活。”

福斯特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我害怕接触他，我的手套触摸过男子的双脚，但我还是稍微向前探了探头。

数天后，多萝西告诉我，她已经为男子祈祷过了。

“你怎么祈祷的？”我说。

客厅里正在举办派对，气氛热烈，声音很大，我俩坐在一个角落。多萝西用手夹着烟，说：“但愿他的灵魂上天堂。除此之外还能祈祷什么？我给圣瓜德罗普的牧师塞了点钱，拜托他替男子念祝祷词。”

一贫如洗的多萝西竟肯为了这件事慷慨解囊？

“我们年幼时受过许多宗教方面的训练，不是吗？”我说。

“没有。”她说，“这么多年来，我只是喜欢去教堂而已。大部分是天主教堂。尤其是深夜，在我独自离家后，我喜欢看点亮的蜡烛。不仅如此，我还在心里默默祈祷。别问我听众是谁。我也搞不清。”

多萝西的话令我大跌眼镜。我并不认为祈祷是疯子干的事——我家人经常祈祷——但我已经受够了。在费城时，我经常参加工人集会（包括游行），宣传小册子上写着“耶稣拯救奴隶”，至于“信仰上帝，露宿街头”这类话就更不必提了。这些口号，多萝西肯定有所耳闻。她是作家，多年来一直为激进派杂志撰写新闻报道。

“具备献身精神的人境界最高。”多萝西说，“有时，我从海滩步行至镇上，口袋里装着《玫瑰经》念珠。哪怕偶尔念错经文，也没什么大不了。”

多萝西是不是有点精神失常？我觉得是。我甚至希望她是。她也许配不上福斯特，这个念头居然让我感到开心，真是奇怪。我知道其中的意义。（我难道没有钟爱的丈夫吗？我有。）脑袋里想什么是我自己的事。不是每个自然形成的念头都有付诸实践的必要。思想是自由的。就像工人朋友们吟唱的那首德国歌曲：没人能否认，思想是自由的。

多萝西从盛朗姆潘趣酒的空杯子里掏出一块水果。祈祷词也能临时编纂，信手拈来，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觉得她疯疯癫癫的吧。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我都会顿觉尴尬。多萝西内心敏感，极有个性。她愿意对着虚空默默吟咏祈祷词，那是她的自由，她有这个权利。

派对上开始播放《我的宝贝只在乎我》这首歌，它并非节奏欢快的狐步舞曲。乔过来找我借打火机。福斯特没来（他不喜欢派对），理查德充当了多萝西的舞伴。房间里烟雾缭绕，多萝西边跳舞边和理查德聊天，在灯光的映照下，她那闪闪发亮的短发显得轻柔缥缈，此时此刻的多萝西与我们无二，节奏感很好，专心致志地投入于当下，外表也称得上漂亮。一个如此热爱自由的人竟会笃信天主教？那些热衷于谋求特权，机构设置冗繁复杂，写满腐败堕落的宗教团体难道不该是最为她所痛恨的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与乔讨论了许多次。多萝西并非出生在笃信天主教的家庭，如果她真心实意地热爱教堂，那意味着什么呢？“宗教制造出的幻象让我毛骨悚然。”乔说。他指的是神灵、耶稣或其他。你可以像多萝西这样，一边拒绝妥协，反抗压迫——我再也不想跪着祈祷了——一边对某个看不见的神灵卑躬屈膝吗？“不可能，我做不到。”乔说，“告诉我一个不用低头鞠躬的宗教。”

我不愿思考这个问题。既然脱离了父母的掌控，我就不想再为生活下任何决断。但我看到了多萝西内心的悸动与虔诚，她对祷告的执着，对信仰的坚守和渴望。早晚有一天，她会觉得我们肤浅。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信仰，那就是推翻过去的愚蠢，迎接崭新的未来。“在她眼里，咱什么都不是。”乔说。

“别自以为是，”我说，“那不算事儿。”其实，我也很受伤，多萝西可能会离开我们。

我和乔一直想去斯塔顿岛看看多萝西的小家，直到盛夏，我俩才动身。那时的曼哈顿和烤炉差不多。斯塔顿岛的海滩美得惊人，空气十分清新。我们穿着泳衣在海浪中奔跑，迎着浪花的撞击欢快尖叫。福斯特外出钓鱼去了，多萝西十二岁的弟弟约翰在家，小家伙水性极好，他时不时出现在多萝西身下，故意取笑姐姐泳技不佳。乔假装营救多萝西，拼命把她往旁边拽。“戴伊家全是游泳高手。”多萝西边说边踩着水游走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多萝西已经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