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层次

关于“自由”，我们至少应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由”有不同的层次；一个是在“自由”之中，有“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或者我们对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并不是“自由”本身发生了的问题；或者是“自由”和“民主”本身不可避免地要由上述两个问题产生种种毛病。“自由”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思想可以完全自由的，而行动和言论的自由不能不受到某种限制，思想言论和行动之间就会产生矛盾。思想从原则上看，应是可以绝对自由的，而思想的完全自由正是为人类的创造力提供前提。我可以想，如果我不说出来，谁也不知道，没法限制它。过去，我们曾经做过不少傻事。要你交心，要你把思想中的东西都交出来。其实是不能交出来的，交出来的东西是骗人的，不是他真正想的。冯友兰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每天有红卫兵来斗争他，要他承认错误，承认他是最大的“尊古派”。当时他心里想什么呢？他后来告诉我，那时他心里默念几句禅宗的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你批我白批，我心里想的和我说的完全是两回事。思想是可以绝对自由的，这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因此，交心没法判定他是真是假，言论行动的自由却不能不受到某种限制，因而言论行动和思想之间不能不发生矛盾。而思想的完全自由正是为人类的创造力提供动力，没有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科学理论和社会理想。

北大的传统是什么呢？有的领导讲是革命的传统、爱国的传统。这的确不错，我们北大一直是有着革命的、爱国的传统的。但这样讲是非常一般化的。就我们中国人讲，都有革命的传统、爱国的传统，不像汪精卫那样。但北大作为一个大学，它有没有一个特殊的传统？作为北大的特殊的传统，就是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北京大学。讲一个一般的传统很容易，但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就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传统。有一段时间，批判蔡元培，说蔡元培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错误的。我想，如果把蔡元培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批掉的话，就没有北京大学了。北大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有学术自由，之所以今天我可以这样讲，也是因为它有学术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就没有科学的理论和社会的理想，包括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时的资本主义那个条件下提出来的，这是因为马克思有自由思想。没有自由思想，他的理论也出不来。但我们并不能把自由思想的结果全部转化为言论和行动，也绝对不可能把自由思想的结果全部转化为言论和行动，因为它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过，自由思想不能见诸言行，就不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这样会扼杀人们的创造力。这就形成了矛盾。这种矛盾为什么会产生呢？我想，思想是纯粹个人的事，只要它不付诸言行，就不会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但言论与行动就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表现出来的言论和行动就会影响他人和社会。因此，在“自由”问题上，就涉及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这就是自由的第二个问题。

由于有“群体”和“个体”的关系，就有了一种意见，所谓“个人的自由必须不妨碍他人的自由”的原则。但我们仔细想想，这个原则是非常抽象含糊的。什么叫“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呢？没有一个非常明确具体的规定。特别是“自由”，它必须要强调个人的意义、个人的价值，难免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人们可以利用“自由”的模糊性，造成社会的不平等和混乱，这也不一定是“自由”本身所引起的，也可以是对“自由”的错误理解或误导引起的，情况是不同的。那么，如果把一个国家（或民族）作为一个个体放在整个世界这个群体中看，那就往往有的国家（或民族）利用“自由”的模糊性强调它的国家（或民族）的意义和价值，因而造成世界和地区的混乱。在日常生活上的“自由”度越来越大，越来越个体化，而同时，造成了人们生活越来越多样化，极端的个体化反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模糊化。这样，“现代”理论所具有的明晰性、确定性、价值的终极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等等全被冲垮了。因此，“自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可贵的，它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但“自由”之误导也会造成种种弊病，特别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很难避免不发生种种问题。现代社会（现代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它们的毛病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个体自由的强调，一方面调动了人的巨大的创造力，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了解和隔膜。因此，近日在西方又出现了所谓“后现代”的理论。“后现代”理论开始出现在文学理论上，后来也成了一种文化理论，它涉及哲学、社会学、神学、教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而且众说纷纭。尽管“后现代”理论众说纷纭，但它无疑是对“现代”理论的否定。如果我们从“后现代”理论看现代社会“自由”和“民主”的种种观念，可能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个人的强调，每个人都成为孤立的个人，这也表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可是又由于现代社会已进入到信息时代，又使得人与人之间虽然在精神上是孤寂的，但在日常生活中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这就是说，极端的个体化反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模糊化。“后现代”和“后现代理论”是两回事，当然“后现代理论”应该是说明“后现代”现象和解决“后现代”现象存在的问题的。可是现在，对西方的“后现代”现象的特征的描述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因此，“后现代理论”也必定是众说纷纭。但不论如何，“后现代理论”的产生，还是针对现代社会的未来走向而出现的一种思潮。正是由于西方社会出现的这种由极端个体化而造成的模糊化，“后现代理论”追求不确定性、无序性、反中心主义、随意性和反文化传统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