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宁在朝廷，不下地方

朝廷如同心脏，是唯一的，处在独一无二的地位，地方可以有若干个。朝廷是官场的核心地带，仿佛地核似的，愈接近中心温度愈高，在这里官员可以吸收到足够的热量，为晋升积蓄养分。

1.古代当官的四种途径

宋真宗年间有一落第老儒，北漂于京师。

“落第老儒”是经过多次科举考试失败的年老读书人，年龄尚未到进棺材的地步，处于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尴尬年纪。朝廷对科举考试中的年迈举子有“特奏名”照顾，落第老儒大都在四五十岁，说老不老，说年轻也不年轻，有史料记载的举子最多长达三十年未能考中，最后只好抑郁而终。像这种漂泊在京城的落第读书人不在少数，无法通过科举入仕，老儒只得剑走偏锋，另寻其他入仕途径。没才能、没背景、没钱，整个一“三无人员”，混迹京师的落魄儒生多半毫无背景，期望与当朝大员建立关系甚为艰难。然而，老儒自有妙计。

当时有一市井泼皮名叫于庆的，贫寒不立计，吃了上顿没下顿，与老儒有着同样的悲惨命运。飞黄腾达是所有落魄之人的共同愿望，与博彩的心理一样，希冀有朝一日天上掉馅饼。

于庆到老儒这里买了一注“命运彩票”。这是天赐良机，老儒遂在他身上打起了主意，押下了下半生的赌注。一个泼皮无赖能有什么用处？何况这样的人距离仕途甚远。要知道一颗螺丝钉都有它的作用，何况一大活人。

于庆问老儒，如何才能发迹？

老儒给他彻头彻尾地分析了下原因，最后说想要发迹也很简单，但你需要改个名字。

只要能发迹显贵，对于于庆来说叫什么无所谓。老儒给他改姓丁，取名宜禄。

宜禄，翻译成现代话是“高工资、高薪水”的意思，没什么高明之处。传说三国时期有个叫秦宜禄的人，老婆杜夫人，也就是三国第一美女貂蝉。秦宜禄没本事，老婆先被领导吕布霸占，曹操打败吕布后老婆又被曹操霸占了。万难之下秦宜禄选择了离婚，后来投奔了张飞，不久又想叛逃，最后被张飞结束了憋屈的一生。文盲于庆不知上述的典故，但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却有它玄妙的地方。《宋书·百官志》载：“有苍头字宜禄。至汉，丞相府每有所关白，到阁辄传呼宜禄，以此为常。”由此可见，“宜禄”古时为“宰相仆人”的名字，预示着他的主人能够做宰相。

老儒告诉于庆，你去丁侍郎府上碰碰运气。这就是给他改名“丁宜禄”的高明之处。

丁侍郎即丁谓，时任礼部侍郎。丁侍郎中进士第四名，确实有一定的才能，得到宰相寇准的举荐，上位之后却把寇准排挤走。丁谓本人崇尚祥瑞，恰好晚年的真宗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是以平步青云。真宗封禅等大兴土木的事儿就是丁谓与王钦若撺掇的。

老儒不知从何处获悉丁侍郎好祥瑞的信息，恰有无赖于庆求拯救，遂出一石二鸟计。老儒正苦于无法与丁谓建立关系，丁谓门客众多，说句不好听的，给人家提鞋人家都嫌浪费时间。恰好有这么个愣头青，权拿他当枪使了。去丁谓府上是有风险的，却于老儒无碍，不成功，死个无赖，老儒落得为民除害的美名，成功了，老儒便能分杯羹，这就是老儒的考量。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于庆化名“丁宜禄”投奔丁谓。丁侍郎一听来者叫“丁宜禄”，饱读诗书的他眼前一亮，心想，难道这预示着自己能当宰相？暗合了丁谓崇尚祥瑞的心理，丁谓大喜，收之门下。果然，没过多久丁谓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丁宜禄承蒙丁宰相提携，老儒也得蒙引见，得到个教育口工作的官职，进入了仕途。

这是宋代笔记史料《枫窗小牍》中记载的一则故事。泼皮无赖、落第老儒，他们无法通过国家正规的科举制进入仕途，只能通过另一种制度——恩荫制。

面向全社会，宋廷确立了大致四种入仕途径：科举、国子监（太学）、举荐、荫袭。

这四种入仕途径呈现一个相互递进的关系。

首先来说科举制，它是针对贫寒子弟的入仕途径，渐渐地演变为主流途径。宋代科举在唐代基础上增加了“誊录”“弥封”等制度，使科举向“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的最佳公平状态发展。诸多贫寒子弟如吕蒙正、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等皆是通过科举入仕。这是朝廷向民间开放的一种笼络人才的方式，使得万千寒士加入到帝国体制当中，冲淡以往的阀阅世族的权力。科举考试主要有进士科、明经科、武举科、医官、法律等其他诸科。此外，朝廷对耄耋之年的考生设有“特奏名”，即把那些眼瞅要入土为安的老考生放低要求再考一次，或者直接授官。太宗时有个叫赵昌国的老儒，考试时被要求一天内写二十首诗。结果他写了不到十首，水平还一般，太宗也特赐及第。宋神宗元丰年间还有个老儒在卷子上写道：臣老矣，不能写文章了，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神宗特赐食禄终身的优待。“特奏名”进一步地体现了朝廷笼络士人之态度。

对广大的贫寒子弟朝廷开设科举，对于广大官员、纳税大户子女等朝廷也照顾到了，即是国子监，宋廷公务员的孵化基地，进入该学校等于进入了仕途。国子监的监生有不满官职的可以参加进士科考试，但成绩再好也不授予状元。为了避免他们与寒门子弟抢名额，官方规定参加进士科的监生应与其他考生区分，另设考场，称为“锁厅试”，如果考不上的罚铜二十斤。还有一条致命的规定，落第的监生终生不得再参加进士科考试，直到宋仁宗嘉三年（1058年）才废除了这条规定。

科举与国子监两条主流的入仕途径，已然囊括了方方面面，然而朝廷犹觉得做得不够，又设立了举荐制度，对那些散在民间有名气的儒生给予特殊入仕名额，如种放、苏洵等。举荐，原是汉代重要的选官机制，即察举制。宋代规定官员举荐者不得超过五人，初荐者为“破白”，终荐者为“合尖”，防止结党营私。因有名额规定，所以不是至亲或者哥们儿等关系非常铁的不予举荐，每个官员都小心翼翼地保留自己的举荐权。举荐通常是朝中大员举荐颇有政治声望的官员，有着政治方面的考虑，如赵普举荐张齐贤、吕夷简举荐富弼、庞籍举荐司马光、文彦博举荐王安石等等。

以上三种入仕途径层层递进，譬如寒士通过主流的科举制考试入仕，磨勘升迁混得年头多了，说话有了一定的分量方能去举荐某某人，建立自己的官场网络。这样的人子女当官不愁，若不能通过科举，直接上贵族学校即可，甭管官职多大，至少在仕途内。如果升迁到了宰执、转运使阶层，荫袭等待遇会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

荫袭，也就是前面落第老儒入仕的恩荫制，即父辈为国做出重大贡献，子女直接以父荫当官，是一种变相的世袭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着重提到了宋代恩荫之滥觞。每逢祭天、皇帝生日、大臣致仕或去世等特殊时节，皇家会拿出名额恩荫臣子，致使恩荫成了常例，待遇优厚。如宋初名将曹彬去世，恩荫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太宗时期战神李继隆去世，恩荫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宋英宗治平年间恩荫二百人，宋神宗熙宁六年恩荫四五百人，宋徽宗政和六年恩荫一千四百六十人。有时候一次恩荫名额很多，大臣如无子嗣者则以亲属、门客、随从甚至奴婢充额，更有甚者充分发挥了宋代商业优势，直接将朝廷的优恤名额私下买卖，明码标价。如仁宗庆历年间大理评事一万贯，主簿、县尉六千贯，最低一级文官将仕郎三千两百贯。

面对恩荫入仕的巨大诱惑，仕途外的人投机钻营，想尽办法要进入仕途内，只要与当朝大员建立关系，哪怕去府上做个幕僚门客也有恩荫入仕的机会。这无疑给那些落第举子及社会闲散人员大开门径，自然个个绞尽脑汁使尽手段。

《东轩笔录》记载了宰相张齐贤的一个故事：张齐贤任江南转运使时，一日家宴中，有一奴偷银器藏在怀里，恰好被他看见，张齐贤默不作声。日后张齐贤为相时，所谓宰相门童七品官，家里的奴婢纷纷升官高就，日子好得一塌糊涂，唯独当年偷东西的那位还是奴。奴不服气地问道，我侍奉相公时间最长，凭什么他们都得了官，却偏偏把我撇下？张齐贤说我要不说你一定会怨我。当年你偷银器的事在我心里藏了三十年，不以告人。现在我为宰相，为国家选拔栋梁之才，安敢用盗贼？念你侍我最久，给你拿路费，走吧！奴震骇，恸哭拜谢而去。

不谈这则故事中的张齐贤如何品察人品，单说他们家的奴婢通过什么途径“皆得官”？是官，不是吏。官有国家正规编制，吏只是朝廷的临时工，官与吏在宋代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文已述，举荐是有条件的、有利益的，且有名额限制。想来张宰相府上奴婢众多，他怎会挨个举荐？由此可见，我们有理由推测，奴婢与于庆、落第老儒他们很可能是通过获取恩荫名额入仕的。

面对恩荫的诱惑，《青箱杂记》提到宋仁宗皇年间士人往往为了入仕名额奔走呼号，时有两位士人最具代表性，一个绰号“望火马”，另一个绰号“日游神”，但凡有那么一丁点儿入仕的机会他们两位闻风即到，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朝廷遂颁布“谒禁令”。也不能怪士人投机钻营，变相世袭给很多幸运儿提供了捷径，找人托关系是一种传统，反映出走捷径似乎是人们的固有思维。寒窗苦读十年的学子到头来饥寒交迫，那些目不识丁的布衣百姓只因做了大员的奴婢而得官入仕，这让学子们情何以堪？

然而，这种恩荫名额其实只有在京师最为泛滥，所以大家扎堆开封汴梁。宋代规定：“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官员等级官阶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司”（司空﹑司马﹑司徒）的，恩荫范围才可达到异性亲属及门客随从。文散官官阶为三公三司的，最低也是宰执层次的职事官。地方省长（转运使）恩荫的范围仅为嫡系及本宗族，名额很少，通常是一人。

恩荫属于稀缺资源，谁能争取到谁就有发迹的可能，诸如泼皮于庆、落第老儒这种与朝廷大员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以其门客随从充额，这种机会只有在朝廷才有。此为很多仕途外的人员要混迹京师的缘由。

2.朝廷提携地方，地方孝敬朝廷

明清时期京官通常比较穷，但他们左右了地方官的升迁，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所以建立了“京官提携地方官，地方官孝敬京官”的利益交换模式，但这种模式在宋代却并不风行。宋代的京官是指不经常列班上朝、职务较低的官员，上朝奏事的称为“升朝官”。我们要说的京官是在中央系统工作的官员。

宋代把全国划分成若干“路”的经济区。宋初颁发诏令，诸州正常经费开支之外的财产全部上缴中央。宋初时全国划分六个财政经济区，即六个“路”。每一路的官衙称“转运使司”，又叫“漕司”，长官为转运使。发展到仁宗时全国共有18个路级行政区，下辖府、州、军、监320个，县1262个。除转运使外，每路还设有经略安抚使主管军政，提点刑狱使主管司法，提举常平使主管社会救济，均由中央官员充当，属于中央在地方设置的直属部门。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军事等权严格掌控，致使地方财政空间不足，财神爷甩袖子——子皆无。

赵匡胤打天下时，建立了“桩库”，藏有收缴的各地方的金银财帛，同时规定每年国库有节余则封存入库。桩库的钱财有两种作用，第一是国家有难时救急，第二是为了赎回燕云十六州（实为十四州）。赵匡胤曾说，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贿赂契丹人，朕甚悯之。今天我攒个三五十万两银子从契丹手里把地盘赎回来，如果契丹同意那就把钱给他们。如果不同意，那就把这些钱用在军队上，招募勇士，准备开战。宋太宗时将“桩库”改名为“内藏库”，宋神宗写了一首诗，共九十二字，“内藏库”按照字的排列顺序管理，譬如“九重方执象，万里定寰区”，其中的“九”即是九字号小库。直到北宋灭亡这笔钱也没怎么用上，后被金人给抢走了，金军搬运了三天三夜不绝。

天下财帛尽数麇集京师，桩库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无法计算。这种强干弱枝的政治意志导致了地方财政匮乏，全国财政分布不均，形成京师一家独大的利益划分。一旦地方有个病有个灾的，财政漏洞的贻害暴露得十分明显。典型例子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的澶渊之盟。为什么辽军能够迅速推进到距离首都开封直线距离120公里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市）？两百里地的路程，辽军铁骑一个急行军，一天之内兵临城下。辽军能够迅速推进，一方面是因为河北路地处华北平原腹地，无天堑可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地方财政枯竭，毫无经济实力组织抵抗，战争的比拼也是经济实力的比拼，虽然冷兵器时代这点不甚明显。说白了地方没钱，财富全堆积在中央，一旦遇到灾难要从中央拨款到地方，必然导致地方执政能力下降。

“天圆地方，道在中央”这句话同时道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识其字不晓其意，对中央概念的错误理解，必然会失去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王安石拜相的前三十年一直漂流在地方，与中央士大夫交往不深，人脉关系不够扎实，“熙宁变法”引得士大夫们激烈反对，新法施行几年后王安石被罢相，他对“中央”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偏颇是罢相的原因之一。

朝廷如同心脏，是唯一的，处在独一无二的地位。一个国家、一个机关单位、一个企业不可能有两个行政中心，由此可见朝廷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有若干个。如同向湖里扔一块石头，激起的涟漪必然由中央向四周扩散。将此概念明晰，我们不难发现朝廷是官场的核心地带，仿佛地核似的，愈接近中心温度愈高，在这里官员可以吸收到足够的热量，为晋升积蓄养分。

3.京官的巨额福利

郊赐，就是朝廷给广大京官提供的热量。

读书人做官一方面为了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可以获得优越的物质生活，通俗说是“千里为官只为财”，官方叫“书中自有黄金屋”。可见为官的初级目标是先要获得财富，而后再去施展政治抱负。郊赐，是朝廷为广大官员提供的一次合理、合法拿钱的好机会。

宋代官俸之低是中国历代之最，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杨亿上疏论官俸低称：“左右仆射乃百僚之师长，月俸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岂稽古之意？”国家副宰相工资不及中级军官高。从这开始，宋代公务员开始涨工资。

北宋官员俸禄大致有三大组成部分：其一，正俸，什么官、什么级别开多少薪水；其二，津贴，如禄粟、职钱、职田（根据职位高低分给田地不等）、马料（类似车补、油补）、茶汤钱、公使钱（类似招待费）等；其他福利，如冬春工作服、随从人员衣服、绫、绢、冬棉、茶、酒、厨料、柴火、米面、牛羊等。《宋史·职官志》载：包拯（时任权知开封府事，相当于首都的市长）年收入为大米2180石、小麦180石、绫10匹、绢34匹、罗两匹、绵一百两、木炭15枰（每枰15斤）、柴禾240捆、干草480捆。这些实物折算成钱，包拯年薪约为21878贯铜钱，相当于人民币大概1000多万元。

北宋官员工资已经非常高，但每逢过节、皇帝生日、大臣致仕或死亡、皇帝驾崩等等，朝廷会额外有所表示，总称“郊赐”，其中包括赏钱、恩荫等等。钱财不定额，有多有少，但赵官家出手绝不会寒酸。

赵匡胤喜欢在御花园打鸟，玩得正兴头上，大臣有紧急政务禀报。赵匡胤急忙召见，结果是一件平常事，龙颜不悦。大臣认为这事远比打鸟重要。赵匡胤抄起随身携带的玉斧打掉大臣两颗门牙。大臣不声不响地找到门牙揣在怀里。赵匡胤问他，你捡牙齿难道要起诉我吗？大臣答道，臣不能起诉陛下，自有史官书之。赵匡胤“转怒为喜”，赐金帛若干。

《涑水纪闻》记载的这则故事说明了皇帝对个别臣子的赏赐充满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然而大型郊赐每三年一次，时间固定，钱财非常丰厚，犹如单位发放福利。郊外祭天枢密使赏赐银帛四千两、宰执三千，以此类推。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宋湜、王化基初为右拾遗（皇帝顾问），各赐钱三百万。杨徽之迁侍御使，赐钱三十万。魏廷武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抟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等。真宗时雷有终平讨四川王均之乱，赏钱两千贯。

北宋历史中曾有七次财政记录，三次盈余、三次赤字、一次盈亏持平，其中郊赐费用占了很大的比例，如下表^[1]：

这是官员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拿钱机会，绝不怕监察机构盘查，拿得绝对心安理得，没有人会拒绝白给的金银财帛。正所谓天下熙攘利来利往，读书人入仕的初级目标正是发家致富。京城的繁华，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吸引着所有人前来闯荡碰运气。新科进士自然明白这一点。见的人多，识的人广，思维开阔，对待仕途的看法也为之一新。一名新科进士，只有在中央工作才有可能赶上官方发放的巨额福利。在地方工作，年节时候组织上最多给几斗米意思意思，难有如此阔绰的红利。上述表格中显示太宗时郊赐钱财已达到了国库收入的四分之一。大员因此钵满盆圆，分到新科进士头上属于杯水车薪，但这点“薪”足以令新科进士们欢欣鼓舞，令在外为官的同事们垂涎三尺。

当然，有的官员选择宁做鸡头不为凤尾，宁可在偏远地区做一个说了算的“鸡头”，也不在京师做毫无实权的跟班，大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魄。这句话放在官场里完全行不通，鸡头终究是只鸡，什么时候才能飞上枝头变凤凰？终老闾里，造福一方，恐怕不是士大夫们的理想，更不是为官的终极目标。凤尾虽是尾巴，但毕竟长在凤凰身上，象征高贵的身份不会改变，留在朝廷的优势显而易见。就好像篮球场上的得分后卫通常选择突破，杀入篮下上篮得分，距离篮筐愈近命中率愈高，得分也就愈高。因此，留在朝廷无论在政治上与生活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所以，郊赐才是官员宁可留在中央做“凤尾”的首要原因。

4.新科进士是最好的政治出身

北宋有四个首都：东京汴梁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西京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开封是首都，其他三座城市为陪都。当时开封人口超过100万，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世界之最。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今洛阳、杭州、扬州、成都、广州、福州、商丘。其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也不过十几万人口。《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等史料记录了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的高度繁荣情况，今日现代社会的很多生活都可以在宋朝找到源头，譬如城市格局、商业信贷、商品一条街、博览展销会、夜市、二十四小时夜店、演艺广场等等。

繁华自不必细说，单说《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郓城县刀笔小吏宋江来到京师，觉得“东京果是天下第一国都，繁华富贵”。又逢元夜花灯，宋江这厮头一回来到大城市，没见过世面，“遍玩六街三市，果然夜暖风和，正好游戏。转过马行街来。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逛街偶然进入李师师府上，宋江哪里见过如此尤物，“酒行数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点点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来”，强盗本性显露无遗。足见开封的富贵繁华与风土人情，令江湖老大头晕目眩。很多人喜欢去大城市打拼，是因为那里机会多，诚如处在中央地缘优势明显，处在权力中心“补缺”的机会更多，京城诸多方面的优越性，多数新科进士对此难以拒绝。

生活在首都有优越的一面，自然也有艰辛的另一面。

面对巨大的政治优势，留在中央对新科进士来说无疑是第一选择，但能否留在中央并非个人说了算，得看进士的出身。

宋代科举进士科分为五等（明、清为三等），第一、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五等赐同进士出身。前三等通常授国子监监丞（太学的高管）、大理评事（司法部门科员）、秘书省校书郎（国家图书馆编校）等官职。如果本人不愿意留在朝廷的，去地方工作则授签判某州、知县事等。四、五等授主簿（秘书）、县尉（县公安局局长）等职。

通过出身可见，一、二、三等的进士有留在朝廷或者下地方的选择权利，而四、五等完全没有留在京城的资格，新官上任的头三年磨勘必须下地方工作。出身折射出来的是官场等级，俗称“规矩”。孟子曰，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规矩是一个概称，放在民间是社交礼仪，放在官场那便是官场礼仪。如果超出了本官职的礼制叫“僭越”，属于斩立决的大罪。

宋代官场等级森严，主要表现在工作范围、薪金待遇和出身几方面。

宋代政府部门机构重叠严重，工作范围相互冲突，譬如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审刑院主管全国司法，但是中书省（政务院）、枢密院（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司使司（财政部）也有参与司法的权力。三司使司有个小监狱，专门管理经济案件。具体到工作中，如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知制诰，属于“两制官”，前者为内制，后者为外制，工作内容相同，都负责起草文件。外制为中书门下正规机构所撰拟的诏敕，内制则是由皇帝直接从宫廷发出的诰谕，区别在于一个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另一个在寝室。薪金待遇方面，有的致仕（退休）的“寄禄官”待遇也不错。所以，最能区分官员等级的即是出身。

最简单地来说那就是穿的官服了，人靠衣服马靠鞍，我们总是善于通过穿着打扮去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宋承唐制，三品以上紫袍、五品以上绯袍、六品以下绿袍，连僧人身披的袈裟同样能够区分等级。南北朝以后紫衣为高干公服，故有“紫衣朱冠”之说。唐末著名诗人郑谷世称郑都官，有“逐胜偷闲向杜陵，爱僧不爱紫衣僧”诗句。《归田录》记载太祖赵匡胤有一次去相国寺上香，犹豫良久，问旁边的赞宁和尚，拜还是不拜？赞宁说不拜。赵匡胤问为什么？赞宁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甚嘉，龙颜大悦。欧阳修所写的《六一诗话》里称太祖将赞宁晋升为“通慧大师”，赐予紫衣。赞宁大师身份地位今非昔比，出入成群结队的，排场挺大。儒生安鸿渐，文词隽敏，看不惯他的做派，某次两人在路上相遇，安鸿渐出口讥讽：“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反唇相讥：“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

禅院尚且如此，官场就更加邪乎了。如《涑水纪闻》载：“宰相谓之礼绝百僚，见者无少长皆拜，相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尝下阶。”不管你是多大岁数的官员，见到宰相都得行礼，哪怕宰相是你儿子，你也得照样行礼，这是朝廷的规矩。官员去宰相家串门行礼时，宰相垂手扶之。说完事儿走人，宰相送送你，但只是走两步意思意思，不下台阶为止。就跟去领导家串门同样的道理，最多给你送到电梯口。若是说完了事儿还不走，没完没了的，宰相不好意思说，则由家仆大喊一声“相公尊重”，就是给官员下了赶紧滚蛋的逐客令，官员遂“而退”。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庚辰科，苏易简与父亲苏协同榜进士，全都考中了。但苏易简是状元，父亲名次靠后。后来苏易简晋升翰林学士，老父在京城任低级科员。爷俩一见面，小苏要给父亲行请安礼仪，到了朝堂上老苏要给小苏行官场礼。老苏感叹道，父参其子，本末倒置矣（《事实类苑》）。没办法，这就是官场规矩，这就是等级制度。在办公室里议政时，等级体现得更为明显。京官以上的升朝官坐着，京官以下的都站着。头顶两个或两个以上官衔的，如包拯，曾为尚书省右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权知开封府事是差遣，才是他的实际工作。这种官员在办公室议事有茶喝，天热了有专人给扇风，天冷有热宝。其他官员无此待遇。

综上所述，新科进士的政治出身决定了他的去留。皇帝特别关照的属于特例。

如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王禹是特例。王禹文采斐然，北宋前期文坛巨擘，但为官有文人的通病，什么都看不惯，动不动写诗骂人写文章讽刺人，弄得他在朝野关系很臭，最后被踢出了中央，死在了地方。听说王禹去世，真宗都哭了。《涑水纪闻》记载，宋仁宗时有个叫王汾的考生，文章水平一般，被评为第五等进士，意味着要去地方任职，当个主簿、县尉等等，工作相对清苦。宋仁宗改判等级，要他在京城任职，考官不明所以问为什么，仁宗叹道，此王禹孙也。

政治身份较低的官员通过走走关系能否留在京城工作？这种可能性较低，因为宋代是道德管制下的社会，最能体现该管制的是“礼制”。朝廷宰执每每因为道德问题丢官罢相，谁敢在这方面僭越？为了保你个小科员留京述职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试问那得给多少钱才能达到两者的利益平衡？等新官三年磨勘结束，那个时候还是有必要活动活动的。通常大佬们不碰新瓜蛋子，犯不上。王汾因有了祖父的关系，考得成绩不好，破例改判京官。仔细看看，不难发现皇帝虽然对他特殊关照，但还得符合规矩。只是改判了等级，这说明皇帝作为帝国最高领导熟悉礼制规矩，他都不敢破坏，何况其他大臣乎？

5.京城的幸福生活

有的新科进士无奈下了地方，只因京城消费过高，主要体现在物价和人际关系维护上面。京城的盐、米、茶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中等，其他如住房、娱乐、生活等费用极高，这是很多新科进士伤不起的地方。

通过水路与陆路，全国各地的粮食、财物、上供物品等源源不断运往京师。天下第一繁华之都，靠着全国的血脉给养，从不缺粮，很少发生饥荒现象。帝国其他地方诸如关中、河北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导致大范围饥荒，最严重的现象是“人相食”。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发生了大旱，起于陕西，波及中原地区。其时新科进士王安石从扬州任满回京述职，一路所见触目惊心，作诗《河北民》：“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简简单单几句道出了当时的干旱程度，黄河以北的难民扶老携幼赶往南方讨生活，从南方归来的王安石比任何人清楚，南方人民的粮食除去上供的自己都不够吃。京师开封府也在此次干旱范围之内，朝廷下诏：“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以此缓解旱情。这一举措稳定了首都人民，至少他们没有像河北人民那样逃荒。

京师的地缘优势极为明显，皇帝在这里，天下财务集中于此，首都大量驻军，干什么事都方便，老百姓生活亦有保障，幸福指数最高。一直以来，这种地缘优势是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上面的干旱例子说明了皇帝在哪里幸福就在哪里。全国都可以干旱，唯独皇帝生活的京师不能没水喝。皇帝喝上了水，仁君辈出的宋代自然要恩泽京城老百姓。

十年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6年），全国范围内发生洪涝灾害，京师未能幸免，从五月开始下雨，持续了一个多月，造成洪水淹没城门，毁坏官私房屋数以万计，首都居民只好靠木筏行动。朝廷采取了迅速行动，积极组织军民抗洪抢险，对财产损失的百姓进行了经济补偿。此次全国范围内的洪涝灾害中河北路受灾较为严重，在宋仁宗的倡议下，内藏库出银绢三十万赈济河北路，灾民每人发放五斗米。一户人家主要劳力溺亡者给三千文抚恤金，其他人死亡的，给两千文^[2]。洪水年年有，今年范围特别大，江南诸路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相比河北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偏偏河北路人民享受到了朝廷抚恤？

背后即是地缘优势。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河北路紧邻京畿，是大宋开国故土，宋廷南征北战开疆拓土主要经济给养来自中原广大人民，那是自己家人。而江南地区原属于吴越、南唐等割据政权，算是外来户。政治上有分野，这也是造成后来哲宗朝新旧党争的主要原因。南北政治对立在宋初特别明显，如《邻几杂志》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科，状元萧贯是南方人。宰相寇准就说话了，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宋真宗一想也是那么回事儿，二大爷赵匡胤曾有“南人不得为相”的祖训，真宗遂改状元为山东人蔡齐。寇准得意地对同僚说，我又给咱们中原人争了一个状元。所以在全国洪涝灾害的情况下，河北路受到抚恤可以理解，另外大宋皇室的老家在那里，赵匡胤祖籍河北涿州。

遇到灾难，京师人民有相对的保障，生活方面也有优势，譬如说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盐。

宋代最高财政机关三司使有个专门管理禁榷商品的部门——盐铁司都盐案。

禁榷商品，望文生义，从字面上就能理解那是一种禁止商榷（禁止民间买卖）的商品，完全由国企垄断。如盐、茶、铁等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禁榷商品需求缺乏弹性，一旦形成垄断，利益十分可观。正所谓“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3]，盐是生活必需品，市场需求量巨大，老百姓不会因为价格变动而放弃购买，诚如烟民不会因为香烟价格上调几块钱而戒烟。宋代的盐主要有三种，颗盐（陕西路所产的解池盐及河东路盐）、末盐（海盐）、井盐（四川生产）。官方盐质量粗糙，往里掺沙子，对广大人民群众十分不负责任，价格又高得离谱，所以老百姓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买私盐也不买官盐。西夏出产的青白盐价格十分低廉，冲击着大宋盐业市场，双方因此爆发过军事冲突。

据程民生先生著作《宋代物价研究》载，开宝九年（976年），颗盐40文/斤，解池盐44文/斤，海盐47文/斤。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解池盐55文/斤。庆历八年（1048年），京师盐价40文/斤。大观四年（1110年），京师盐价45文/斤，西夏盐价15文/斤，辽国盐价11文/斤。宋帝国其他地区盐价各异，多在6070文/斤，个别地区为200文、400文、700文不等，如秦凤路西安州盐价竟高达2贯/斤，换算成人民币是很吓人的数字。

北宋中期仁宗时米价300文/石。宋代一石为92.5宋斤^[4]，一斤16两。一宋斤的重量不固定，初期1宋斤680克，中期1宋斤640克，南宋初期1宋斤625克。由此计算，北宋中期1石=92.5宋斤=118.4市斤≈120市斤。现在好一点的米价格在3.005.00元/斤。由此得出，北宋中期仁宗时300文钱大概等于3606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因物价时有波动，亦有通货膨胀、耕地面积、亩产数量等因素，所得数值仅供参考。

首都的地缘优势再一次凸显，针对京师盐价，官方设有都盐院，起抑制和调平盐价的作用。都盐院有大量囤盐，当市场盐价低于35文/斤则“敛而不发”，盐价超过40文/斤，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这种幸福生活只有在具有地缘优势的京师才能享受到。《梦溪笔谈》记载，宋太祖曾降墨敕，允许民间贩卖私盐，不许官方买卖，地点仅限于河北路。宋仁宗又有批诏云：“朕终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贵盐。”河北父老，皆藉火焚香，欢呼称谢。这条规定经年不变，恩泽京畿老百姓百年之久，所以靖康之变“二圣”（宋徽宗、宋钦宗）离京之际，沿途老百姓头顶焚香数十里，哭送赵天子。

北宋仁宗时米价每石300文，同等价钱可买短褐一件（类似T恤衫加短裤的粗布衣服），可买两份诉状，可到甜水巷卜一卦，可买三斗蜜酒，可到店宅务（国有廉租房）或主户（拥有开封户口的居民）那里租一间房子。御史中丞张方平雇佣一位女仆，“女仆随身衣装，自直百千”，仅给女仆置办全套衣服竟高达100贯。

在京城生活，有幸福优越的一面，自然也有水深火热的一面。如房价高得离谱，真宗咸平年间前朝宰相薛居正的后人以5000贯把宅子贱卖给了当朝宰相向敏中。神宗元丰六年开封府拆迁城墙三十步内的建筑物，共计赔偿拆迁款22600贯，有130户左右得到拆迁款，平均一户民宅价格最少为173贯，这还属于较偏地段的民宅。

6.京城也有穷官

福建神童杨亿才学卓著，七岁那年已显露出了惊人的才华。十一岁时，宋太宗召试，果然非常了得，当即授官秘书省正字。宋太宗问他，你久离家乡，想不想念父母？不用说当然想念，可杨神童毕竟是神童，就算他想也不能说出来，杨亿对曰：“臣见陛下，一如臣之父母。” （《墨客挥犀》）杨亿担任的秘书省正字，主要掌管图书勘误校对工作，月工资十六贯^[5]。在店宅务租个单间，充其量跟随三两仆人，十六贯钱足够他们在京城生活支出。

杨亿十八岁时赐进士及第，随着他长大，生活阅历逐渐丰富，开支明显增多，尤其担任翰林学士时，经济状况大为紧张。翰林学士接近皇帝，职位特殊，但不给开工资，没有正俸可拿，“文馆职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只每月领一些绫罗绸缎等生活用品。

翰林院在唐代属于供职艺人的机构，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是翰林学士，一是翰林供奉。翰林学士院是清水衙门，毫无实权可言，油水少得可怜，朝廷给的公使钱摊到个人头上没多少。不像其他部门有自己的创收，如群牧司，管理军队战马的，他们把马粪卖掉作为内部活动经费。其他有钱部门则把余钱放在榷货务，进行官方放贷。

翰林学士的工作类似文秘，但与领导的生活、办公室行政等无关。头衔显赫，但不如小小的太常博士来得实惠。太常博士隶属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寺，设有四人，月薪二十贯，社会地位与绫罗绸缎等补贴不及翰林学士，就这么不起眼的工作岗位，它的灰色收入远高于翰林学士。

宋代规定殡葬标准，如皇亲宗室、当朝大员去世，朝廷遣礼官为丧主主持殡葬事物，称为“祭”，由四名太常博士轮流负责。干一次活所得的绢四人分，主祭的得十四匹，其他人得十二匹。朝廷礼官的出现是对丧主的莫大殊荣，赶上家境殷实的有额外辛苦费，一年下来，吃喝不愁。他们闲着没事满城溜达看看最近有没有业务，一次，数名年老皇亲退朝而出，边走边唠嗑，一太常博士窃笑道：“这帮老家伙皆材也。”（《孔氏谈苑》）翰林学士名头叫得响亮，论物质实惠上焉能与太常博士相提并论。

杨亿手里没钱叫苦不迭，此外他有赌博的嗜好，经常与章得象（仁宗宰相）、李宗谔（太宗宰相李昉之子）等人聚众豪赌。有一次章得象输了三十万，在十赌九输的经验下完全有理由相信杨亿经常输得兜比脸干净。（《宋史·章得象传》）杨亿于是请求下地方工作，上表千余言，其中有“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莫敖之馁鬼”句。

杨亿十一岁来到京城，仕宦多年应该有些经济实力，如果像他这种个人生活负担不大的官员已快成饿死鬼，料想那些拖家带口的新科进士想要留在京城当真需要魄力和勇气。相比之下，王安石的选择较为客观实际。

王安石考中进士第四名，其时父亲已去世，母亲尚在，有两位同父异母兄弟，六位弟妹，再加上若干仆人，十五六口人的生活开支全仰仗着他的工资。文彦博举荐他回京直接进入馆阁工作，不需要经过馆阁的考试。王安石在《乞免就试状》中写道：“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原因很简单，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弟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一大家子人口众多，很难在高消费的首都生活。王安石继续留在地方工作，一干近乎三十年。

地方消费相对较低，生活环境很是单调，人事关系没那么复杂，朝廷对去地方上任的官员有相关政策，这是很多新科进士放弃中央挥泪下地方的原因。京城的巨大政治诱惑令很多新科进士争相留在此地，超高的物价又令他们望而却步。物价尚且如此，关系维护费用更是捉襟见肘，没钱的进士想要保持与同事、领导及其他大员的关系唯有赠送诗文，出卖自己的才华。

7.官员的常态消费

“腰缠万贯”是形容一个人富有，按照宋代的物价，你有一万贯存款算得上中产阶级，能在京城活得很舒服，但无法奢侈享受。官员与普通百姓一样也要吃喝拉撒，他们的主要消费表现在请客吃饭、饮酒狎妓、买卖人口、馈赠礼物等方面。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饶州通判白稹向一位新来的同事借了500文钱，用于招待客人吃饭。一顿饭吃500文不少了，宋代官方规定770文为一贯，几乎一贯的消费，可见吃得很丰盛。那位新来的同事就是年轻的丁谓。神宗时苏轼记载，官员张怀民与张昌言两人下棋，输了的请吃饭，也花了500文。可见官员士大夫之间小聚一次通常需要一贯钱左右，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大米。要说奢侈得说徽宗时蔡京请同事们吃饭，单单一道蟹黄馒头为“钱一千三百余缗”，这顿饭下来至少上万贯。“腰缠万贯”的主儿一顿会被吃个赤身裸体。

吃饭属于常态消费，类似零花钱，买卖人口则是笔很大的支出。宋代倒卖人口、包二奶、找小三、嫖妓等合理合法。宋徽宗都戴着青衣小帽趁着月黑风高杀人夜出宫嫖妓，何况士大夫乎！

《邵氏闻见录》记载王安石在京任知制诰时，妻子吴氏给他买了一个小妾！王安石见到小妾就问，你谁啊？小妾说，是被夫人买来伺候大人您的。换了别人肯定就范了，王安石对美色、金钱、权力这方面的欲望很淡，真正的淡泊名利。王安石又问，你谁家女子？小妾叙说了原委，她丈夫原是某将军，因为押运大米，船翻米沉，这个损失要由押运武官来抵偿。将军倾家荡产赔偿还不够，没奈何只好把媳妇卖掉。王安石又问，夫人花了多少钱买的你？小妾答曰九十万。王安石找到了她丈夫退货，令夫妻俩破镜重圆。九十万即是九百贯。

宋代中期，买一名女婢的价钱大概在百贯左右。《青琐诗话》载韩琦镇守真定，有读书士人彭知方前来求职，韩琦未予理睬。彭知方跳进他们家大院在墙根下睡了一夜，次日家仆上报，韩琦还是不见，出口成诗：“殷勤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乱出墙。”彭知方羞愧不已，当即和诗：“主人若也怜高节，莫为狂枝赠一柯。”韩琦眼前一亮，这小伙子文采有两下子。说过不见人家了，碍于面子，韩琦花了一百贯钱买了个女婢赠之。

吃饭也好，倒卖人口也好，属于正常开支，宋代官员的主要消费在娱乐方面。通常是出手一掷千金那种，令人目瞪口呆。宋代的狎妓并非今天普遍意义上的嫖娼。宋代妓女如名妓、歌妓、营妓、伶人、打野合（土娼）等等，类似交际花兼歌舞演艺兼性工作者。宋代文化异常发达，妓女的普遍素质也是历代最高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达到了“要模样绝对百看不厌、要文采绝对出口成章、要技术绝对颠倒乾坤”的境界。

《青琐诗话》载寇准发迹有了钱，开始了他的奢华生活，一请客，二点蜡，三狎妓。请客很正常，但经常请客那就不正常了。寇准请客通宵达旦地点蜡烛，蜡烛在宋代是奢侈品，平时用煤油灯照明，每根蜡烛的价格在150400文不等。寇准请客均有官妓跳西域性感柘枝舞，类似艳舞，玩到兴起，寇准给官妓“缠头”，演员演完之后客人给打赏，寇准给的是绫罗绸缎等高档丝织品。他有个叫茜桃的小妾看不惯，写诗劝道：“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翻译过来是说歌妓跳舞唱歌你就给一束绫，人家还根本没当回事儿。丝织品来之不易，请珍惜纺织女工的劳动成果。

从茜桃的诗中可见，“一曲清歌一束绫”，吃顿饭不可能只唱一首歌，整个宴会下来寇准得赏赐出去好几匹绫。当时的一大匹绫价值六到七贯，一小匹是一贯零六百六十文，接近两贯，够五口之家吃小半年的大米。而且歌妓“意嫌轻”，人家没当回事儿，显然比寇准出手更阔绰的官员大有人在。寇准见诗哈哈大笑，回道：“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这首诗道出为官的心声。

出手更阔绰的人是徽宗时的晁冲之。

晁冲之出身名门望族，家境殷实。考中进士后“少年豪华自放”，逛遍了京城的烟花柳巷，与当时京师三大名妓李师师、崔念月、赵元奴交流过心得，探讨过人生。尤其对李师师，曾有“缠头以千万”的记录，一次打赏给了一万贯。有宋一代名妓林立，分别是刘娥、甄金莲、谢玉英、琴操、李念奴、朝云、宇文柔娘、敫桂英、苏小卿、阎惜姣、谢素秋、李师师、花想容、莘瑶琴、梁红玉、谭意哥、严蕊。因为花魁的素质极高，遂至名妓“大家控”，竟到了官员与皇帝明争暗抢的地步。

如李师师被宋徽宗“承包”后，官员士大夫们只有远观的分儿。但也有胆大的，北宋末著名词作家周邦彦就敢。有一次周邦彦与李师师正调情，不凑巧徽宗到了。周邦彦见躲不过，急忙钻到床底下。徽宗拿出一只新枨（橙子）给李师师，说是江南新进贡来的。床下的周邦彦，来了创作灵感，作词《少年游》一首。

几天后，李师师陪宋徽宗时偶然吟唱了“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枨”。宋徽宗问谁写的，李师师脱口说是周邦彦。宋徽宗也不傻，“纤手破新枨”是描写李师师剥橙子，敢情那天周邦彦在屋里，要不然怎么能描写得如此细致生动？宋徽宗气呼呼叫来蔡京，找碴儿把情敌周邦彦逐出京师。不几日宋徽宗再次驾临李处，等了很久才见她回来，原来是去送周邦彦了。徽宗不悦，李师师吟唱《兰亭王》词调节尴尬气氛，唱到伤心处竟泣不成声。宋徽宗为她擦擦眼泪，叹了口气，罢了罢了，回来吧！复召周邦彦回京，任大晟乐乐正（皇家乐队词作者）。

8.流血的仕途免不了流血的馈赠

仁宗皇年间，宰相宋庠在任期间毫无建树，不承想衙内犯事儿被包拯抓住把柄，弹劾罢相，下了地方工作。宋庠知扬州，送行的人寥寥无几。宋庠很郁闷，大家不说是同事那也算是文友，宋庠与弟弟宋祁时称“二宋”，仅次于文坛领袖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大小算个腕儿。于是他给梅尧臣送去了两只大鹅，希望得到他的回赠，上路心里也有个平衡。

梅尧臣一直在地方工作，五十岁时始得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授国子监直讲，名头响亮，但不是实权官职。在京城过得比较清苦，喝酒狎妓通常是欧阳修埋单。收到前宰相给的大鹅，梅尧臣没什么可回赠的，来了文人那一套——赠诗：“昔居凤池上，曾食凤池萍。乞与江湖走，从教养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写黄庭。”把前宰相一通埋汰，惹得宋庠老大不高兴。

文人士大夫之间赠诗，属于应情应景必须要会的一套，否则你就不是士大夫，同事们会瞧不起你的。士大夫说来话长，简言之读书人称为“士”，岁数大了就叫“老儒”。光读书没做过官，只能叫“士人”。做过官没读过圣贤书的如武官、医官，也不叫士大夫。得是既读书又做官又有一定的文学造诣与政绩的，才是名至实归的士大夫。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全是士大夫出身，读过书、做过官、文学造诣深厚、有一定政绩。

宋代最著名的士大夫互赠诗，应属欧阳修与王安石。欧阳修年长王安石十四岁，欧阳修为文坛领袖之际，王安石刚刚崭露头角，两人神交十余年，仁宗皇年终于在京城见了面。时年四十七岁的欧阳修无法掩饰对后生王安石的欣赏，宴会上诗兴大发，当即写下《赠王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答赠《奉酬永叔见赠》：“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这是两位文坛泰斗的一次面对面碰撞。赠诗如同两个业务员见面互赠名片，只是表面的东西。当然有的士大夫诗文写得非常好，赶上个年节假日能充当金银细软赠送给同事或领导，如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进士许洞就干过“卖诗”的事儿。

许洞文武双全，可惜一生仕途落拓，仅做到了乌江主簿的低微位置。许洞喜欢喝酒，欠了一屁股酒债没钱还。酒家催债，许洞说再赊几斤，而后喝得酩酊大醉，提笔在墙壁上写下数百言诗句。不明真相围观的群众惊呼有才，就有人出钱买他的诗文。许洞当即卖了诗文，还了店家的酒钱。许洞有个外甥名气很大，就是北宋著名科学家、研究宋史的重要资料《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宋仁宗景年间，范仲淹、尹洙、欧阳修、余靖等人被诬为“朋党”坐贬，这场政治斗争意义深远，少壮派向老宰相吕夷简发起进攻，但终究不是对手，四人被贬出京。其时著名书法家蔡襄为四人鸣不平，写了一首《不肖诗》，人人争相传写。书商发现了这一商机，竟然把蔡襄的诗刻印成书投向市场，具体挣了多少钱不清楚，但“颇获厚利”，应该不在少数（《渑水燕谈录》）。

赠诗文属于士大夫之间的一种关系交流，算是“雅贿”的一种。尤其文坛上有一定名望和造诣的官员，写得好的确价值千金，省了不少人情钱。赶上哪位领导摆寿宴，直接送诗了事。没有文学才能的人，想要维护或与领导建立关系，只好大出血了。

《归田录》载吕蒙正为相时，有个士人向他献礼，想走后门求得一官半职。士人献上古玩，是面镜子，相当神奇，据说能照两百里，反射面和映照面十分广阔。故事中未提到镜子价值几何，推想应不菲。宋代的铜镜以消耗多少铜计算，每两铜400文。从出土的宋代铜镜来看，手掌大小的镜子重在300克左右，大一点的三斤左右。士人给的铜镜是古玩，所以价值自然比其他铜镜高，可能是他的传家宝，拿出来换个仕途明朗。没想到被吕蒙正拒绝了，他说我脸不过碟子那么大，这镜子能照两百里，给我有何用？

宋仁宗时还有给大员送礼失败的，《梦溪笔谈》载孙甫官至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河北转运使。有人给孙长官送礼，一个砚台，价值三十贯。孙甫就问什么砚台这么贵，送礼的说砚台以石质润泽为上品，这砚台呵口气就有水流出来。孙长官当即说道，一天呵出一担水，也不过才值三个大钱，我要它有什么用？孙长官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拒收了礼物。当时普通砚台的市场价在百文左右，相比其他砚台，送给孙甫的不算贵，一千贯的也有。

9.新官的对手是旧吏

做官即是脱离布衣百姓的身份象征。新科进士经过唱名、释褐（授官）、赐绿袍、赐笏（大臣上朝时拿的手板，有玉的、象牙的，也有竹片的，作用类似便笺，把要奏之事写在上面，省得忘）等程序，标志着正式进入仕途，神宗熙宁六年，经过变法国库充盈，对于所有新科进士赐钱，始诏“进士科及第赐钱三千贯，诸科七百贯”。三千贯什么概念？《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有口祖传的宝刀，想典卖三千贯。

新科进士大可不必以为这笔钱是作为下地方的盘缠，宋代有一套严格的上任制度。宋承唐制，规定“诸外官授讫，给假装束，其千里内者卅日，二千里内者五十日，三千里内者六十日，四千里内者七十日，过四千里者八十日”。根据上任地点不同给予不同的到任时间，如果不赴任或迟到，唐代最高可判处徒刑，宋代“罪止杖一百”，揍一百棍子。拖家带口上任的官员朝廷赐给“驿券”，通过此券可在驿站免费吃喝。高级官员赴任地方的，朝廷给予搬家船。

然而，新科进士下地方，在州府工作通常是闲职，如王安石进士及第被任命为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淮南。官名一串，读着很吓唬人，实际上不是多大干部，即扬州知州手下的小科员，对于新官来说下地方的优势远不如京城那么明显。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一直在地方工作，最后落得“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的经济处境。如果在基层（知县事），新官要面对当地的胥吏，这往往是麻烦的开始。

包拯任权知开封府事时，立下规矩，有民犯法，先吃一顿杖脊。一罪犯为逃脱杖脊之苦贿赂吏员，吏员出主意说大人必让我先审问，你呼号自辩，我自有办法。果然包拯让吏员先行审问，罪犯大声说自己冤枉、没罪、是清白的。吏员厉声呵之：“但受杖脊出去，何用多言。”堂上的包拯一听应该是我发号施令才对，哪轮到你个小吏，分明越权了。包拯急忙喝止，免去了罪犯的杖脊，以此抑制吏员气焰。

铁面无私的包拯对吏员仅仅是压制，张咏则直接来狠的。

《鹤林玉露》载张咏任崇阳县县长时，一吏自县衙财政部出来，鬓旁巾下藏有一枚铜钱，被张咏发现了，一看就知道是府库的钱。张咏不由分说杖之。吏员叫嚣说一钱何足道，即能杖我，宁能斩我耶？张县长提笔判刑：“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判完刑直接拔剑给砍了，然后给上级奏表弹劾自己管教不严、治理无方云云。任益州知州时，再次遇到了吏员犯罪。张咏命人给他上枷锁。吏员威胁说，给我上枷锁容易，但我告诉你脱掉枷锁那就难了。言下之意是说你得好好斟酌，胥吏并不把你官员放在眼里。张咏说，脱枷锁有什么难的？我这就帮你脱掉。抽剑砍之，吏员脑袋直接从枷锁上掉了下来。

这两则小故事足见官与吏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官吏在秦汉时期等级相同，后逐渐分道扬镳。吏员因无品秩，虽属政府员工，但政治身份与官有着天壤之别。吏员是连接人民与朝廷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上层政权在官的手中，基层政权掌握在胥吏手中。宋代元丰改制之前，吏员没有工资，他们的经济收入只有靠坑害百姓，所以官与吏的斗争层出不穷。

王益任福建路建州建安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县）主簿，知县的副手，遇到过一次吏员抗税事件。收税时老百姓不交税，不仅建安如此，整个建州的下辖县情况相同。王益经过调查发现了“孔目吏尚不时入税，贫民何独为邪？”，在衙门口工作的吏员尚且不交税，老百姓凭什么交税？该现象折射出了不公平的现实。王益也采取张咏的方法，把不交税的孔目吏重打二十大板。孔目吏吃了板子，三天之内交齐税款，收税的问题迅速解决。

无论王益、包拯还是张咏，都对犯罪吏员手段狠毒，绝不姑息。他们是官的代表，代表着广大体制内的官员利益，对于官僚体制外的人他们有着严格的界限，说到底官与吏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吏员要依附官员才能维护本阶层的利益，反之官员也要倚仗吏员的辅佐来管理全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谁也离不开谁，谁又都不服谁。新官上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摆平胥吏，其次是乡绅、富户、望族等等。地方上任荆棘遍地，新官的靴子能否走得踏实，走得长远，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10.武臣的手段是“明抢”，文官的手段是“暗夺”

地方上的新官较为清贫，不及留在朝廷的官员待遇优厚，但地方大员活得滋润。

如前文所述，寇准饮酒狎妓是在知邓州时，山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把仕途积攒的半辈子的钱随意挥霍。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下了地方，同样“广置田产”，称为“义田”，以抚恤自己的亲族。当时宗族内尚有九十口人，嫁娶婚葬大事小情都给发钱。如嫁女给钱五十贯，娶妻给三十贯等等。

州、府、军、监领导乃至路的转运使，处在山高皇帝远老子说了算的位置上，每年向上汇报工作，完成朝廷交给的任务即可。做到路一级别的官员再往上升只有进入朝堂成为宰执，如不能进入决策层，进了朝堂反而毫无意义。州、府、军的长官晋升同样存在很大的瓶颈，做转运使一方面需要才干，另一方面竞争甚是激烈，不如做一方土皇帝来得实惠。

宋代因为强干弱枝的政治制度留给地方的财政空间不足，即便如此，也有官员搞出了花样。

朝廷给予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公使钱（或称“公用钱”），类似今天的招待费，中央有，地方也有，确保一碗水端平。患多不患寡，不患寡而患不均，官场的沉浮多由于利益分配不均所致，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公使钱或公用钱是宋代财政的节点，也是目前尚未研究清楚的一个概念。《宋会要辑稿·礼》载：“中书宰臣月各给厨钱五十贯、参知政事三十五贯，枢密院每月东厨三百五贯、西厨二百七十贯，三司每月三百贯，学士院每月厨钱百贯等。三京及诸道州府军监旧皆有常数，并准宣定支，计月均给，知州、通判或职官上历同支。”总之公使钱作为招待费已然数目巨大，但朝廷的补贴远不及地方独自的创收。

腐败如同寄生虫，以帝国血脉滋养，又虹吸帝国的营养。朝野腐败会导致纲纪凌乱风气不正，军队腐败则会有巨大的破坏性。宋仁宗皇四年（1052年），侬智高叛宋建立“南天国”，在西南一带闹得很凶。狄青没有赴前线之前，当地官员无法抗击。邕州知州宋克隆不能平乱，又想着怎么得到朝廷赏赐，联合多名前线官员如溪洞都巡检刘庄、宾州推官王方、钦州灵山县主簿杨德言等人干了一件缺德事，杀逃民诈称斩获敌人，以此冒领朝廷的军饷。事发后，相关责任人受到了严肃处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流放千里，永不录用。

宋克隆发了一笔国难财，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战乱时“杀逃民诈称获贼”的比比皆是，不足以证明地方大员的优势。和平年代会体现得更加明显。北宋开国名将曹彬宗亲曹翰，是一员血战沙场的将领。曹彬入蜀时，曹翰为西南诸州转运使，负责大军补给工作。灭南唐时，曹翰为先锋。曹翰文武双全，诗写得极具气魄：“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摩峭壁，定应先勒大名曹。”宋太宗经常吟咏曹翰的军旅诗，以追慕当年峥嵘岁月。曹翰任幽州行营都部署，利用自己的军队在当地开黑市赚钱，《宋史》载“征敛苛酷，政因以弛”，竟然到了卖兵器的地步。军中高级军官私自贩卖武器，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足以致死。宋太宗念他劳苦功高，贬谪汝州，以示惩戒。

宋克隆、曹翰仗着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优势，利用国家资源中饱私囊，上过战场的武臣搞起经济建设确实不手软，考其做法过于粗野，缺少含蓄。同样是武臣的果州团练使张亢的做法显然技高一筹。张亢不杀民不卖武器，通过放贷取息的方法搞经济创收，他“假官银”为己所用，原始资本是朝廷的钱，来了一招“空手道”，现在我们管这种做法叫“挪用公款”。

武臣的手段是“明抢”，而文官通常是“暗夺”。

《宋会要辑稿·职官》载，时任刑部员外郎任颛知潭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长沙市市长，文官出手隐蔽性极强，但杀伤力很大。时有来自广州的大珠宝商死在了潭州，任颛一看发家致富的机会来了，找到本路路转运判官（副省长）李章，两人同流合污。

宋代商业发达，商业税首次超过了农业税，成为帝国重要经济支柱。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到“熙宁十年（1077年）岁入7070万贯，农业的两税为2162万贯占30%；工商税为4911万贯占70%”。宋代有一套完备的财政系统和商业税收系统，如中央财政最高部门三司，地方有都转运司管理财政。管理贸易，中央有榷货务，地方有榷货司、市舶司（海关）等。任颛与李章销毁了珠宝商上税的凭证，从而以偷税漏税为由没收了珠宝商的财产，得到珍珠80两，恰好是5宋斤。

这位广州珠宝商曾在广州用一千贯购进货物，贩卖到京城卖了3000余贯，价格翻了两倍。当时他用1000贯买了5斤珍珠，合每斤200贯。这是成本价，不是市场价。很不凑巧这次广州珠宝商病死在潭州，任颛与李章两人“籍其财”，把所得的五斤珍珠“贱市之”。一个是管地方的市长，另一个是管财政的副省长，他们对珍珠的市场行情了如指掌，之所以贱卖是急于出手，兑换成现钱。给他们打个折，低于市场价出手，怎么的也得两千贯吧！仁宗朝米价每石300文钱，等于360600元人民币，一贯是9001500元人民币，2000贯相当于人民币180300万左右。两人一合计把珍珠贱卖，钱财“按劳分配”，又找了个借口弄死了珠宝商的儿子。

宋克隆、曹翰、张亢、任颛等等，文臣也好武臣也罢，他们在地方为虎作伥，并且事发后能够全身而退。他们在犯罪后有个共同特点：为什么没有诛杀责任人以示天下，仅仅轻描淡写地处理了？

“强龙不压地头蛇”这句江湖术语给了我们启示，该现象正是它的延伸与折射。在地方待久了，建立了稳固的组织关系网络，好比身体某处发了痈疽，处理的方法并非要割掉烂肉，而是寻求另一种使其不至于扩散坏死的补救方法。强龙之所以难压地头蛇在于地头蛇众多。再次绕回到朝廷与地方的关系上来，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恰因有若干个地方的支持，所以才有了朝廷的独一无二。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两者本质上相同，龙的退化就是蛇，同宗同源，无法分割。地方优势在于有着极强的自我保护的政治力量存在。朝廷对他们的处理态度十分明确，照顾到地方势力，首先要照顾到地方的人事。归根结底是平衡官与民的物质利益，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利益。

官场，最大的沉浮无外乎“平衡”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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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史·食货志·会计》：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绮、絁绸平其直给之。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而赢数不预焉。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增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着《景德会计录》以献，林特领使，亦继为之。凡举大礼，有司皆籍当时所费以闻，必优诏奖之。皇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预焉。

[2]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七月丙戌，赐河北路诸州军因水灾而徙它处者米，一人五斗。其压溺死者，父、母、妻赐钱三千，余二千。

[3] 《管子·海王》：桓公曰：“何谓正盐筴？”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且，大女食盐三升少且；吾子食盐二升少且。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

[4] 宋，沈括，《梦溪笔谈》载：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

[5] 《宋史·职官志》：秘书省校书郎十八千，秘书省正字十六千。大理评事十千。诸路州军万户已上县令，二十千；簿、尉，十二千。七千户已上令，十八千；簿、尉，十千。五千户已上令，十五千；簿、尉，八千。三千户已上令，十二千；簿、尉，七千。不满三千户令，十千；簿、尉，六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