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人做官的瓶颈

耶律楚材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

乱世出英雄，治世出能臣。改旗易帜的大历史时代，大刀阔斧远比笔头子起作用。

文人情结较重的官员在官场中本就盲人骑瞎马，再加上无法摆正位置，从而无法摆正心态，使得仕途始终处在夜半临深渊的境地。

1.文人能做官吗？

郑思肖，原名不详，是南宋末年的一位普普通通的文人。“思肖”从“赵（趙）”，表示怀念赵宋故国的意思。他并未像文天祥、陆秀夫那样壮烈殉国，而是以著书立传的方式继续反元斗争，代表作品《心史》，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其中记载当时社会的等级为“十色”，分别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同时期的谢枋得《叠山集》也有此记载，与郑思肖的《心史》大致相同，略有出入，第八等为娼。不管怎么说，文人知识分子在哪个改朝换代的年头都不招统治阶级待见。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文人？他们有什么作用？

但凡提到文人便会联想到知识分子，两者同属一个阶级，在不同历史时代下的叫法不同。根据《汉语词典》对“文人”的解释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读书人”来看，文人属于知识分子中的高层人士。古代中国的读书人是社会的重要阶层，秦汉以前统治阶级为天子、诸侯、大夫、士，读书人算狗尿苔长在金銮殿上，大小是个贵族。秦汉以后，士人沦为了平民，士、农、工、商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但士的地位高于其他阶层。

文人的概念比较好理解，但凡具有文化水平的，不说学富五车、经天纬地，最起码会写个作文或者编个顺口溜，若能弄出秀句广为流传，则为不朽了。《左传》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儒家思想里“三不朽”的概念。立德居第一位，中国乃礼仪之邦，向来注重德行修养，若能弄出“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之类道德故事令后世传唱，则是不朽。立功，需要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个一般不好搞。相对来说立言较为容易，如今网络工具极为发达，立言谁都可以，但能否成为不朽言论，只有交给时间去检验了。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文人的三大目标，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三个最高目标一直存在于每个中国文人的心中。立言的前提是要有本著作摆着，文人年龄越大这方面的心情越迫切，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或学问，要给自己一个盖棺论定。所以，退休的官员因立言的情结作祟，自费出书的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有“三不朽”的概念，所以文人身上具有诸多毛病。

民谚“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人在历史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耶律楚材对汉儒文人曾有过经典的定论。

蒙古以武力征服世界，并不重视文治。铁木真西征以后，“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建议把汉人全杀光，将中国本部当作天然牧场，此建议遭到了耶律楚材的坚决反对。到了元太宗窝阔台时对文人成见挺大，在他们眼中文人之乎者也的，工作能力不如工匠来得实惠，也不会编筐、造兵器，他们有什么用呢？中原大国竟然有读书这一门职业存在，对于人人劳动的蒙古人来说甚是稀奇。耶律楚材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1]这番话概括出了文人的核心作用，那就是守江山。元代统治者或许不清楚“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道理，总是看文人不顺眼。儒臣与工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只是工种不同，一个制作器具，一个治理天下。

乱世出英雄，治世出能臣。改旗易帜的大历史时代，大刀阔斧远比笔头子起作用，文臣儒士的作用在乱世显现不出来。帝国需要发展或者出现社会危机的时候，文臣的作用体现得最为具体，譬如社会改革。

社会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即社会的发展偏离了正轨，滑向崩溃的边缘。通常此际，总会有思想觉醒的知识分子跳出来，试图以改革之方式将积弊已深的社会拉回原点，引向统治阶级意识中的理想之路。诸如春秋管仲改革、秦之商鞅变法、楚国吴起变法、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宋代熙宁变法、明代张居正改革、清末戊戌变法等等。王朝崩溃前夕，通常由文人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既倒，文官士大夫阶层拯救失败后，才会有其他阶层或武装夺权或起义反抗，继而改朝换代，历史的发展通常沿着这一规律前进。

由此可见，文人从狭义方面来讲是那些唧唧歪歪吟诗作对的知识分子，从广义上来讲他们是智慧阶层，能够左右历史的进程，同时文化与物质的创造和承传也是由他们来完成的。社会如果缺少了文人知识分子，那么我们也就离茹毛饮血刀耕火种不远了。儒家思想强调“学而优则仕”，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文人指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身奋斗目标。问题又来了，文人究竟能不能做好官？

2.“得瑟”是文人做官的通病

《新唐书·裴行俭传》载：（裴行俭）善知人，在吏部时，见苏味道、王抃，谓曰：“二君后皆掌铨衡。”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才，引示行俭，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

裴行俭是唐高宗时的名臣名将，“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这句话是专门为他准备的。裴行俭师从大唐名将苏定方，一生举荐了很多人，如程务挺、张虔勖、崔智、王方翼等俱为当世名将，熟悉唐史的对这些人并不陌生。当有人向他举荐“初唐四杰”的时候，裴行俭说了上面的话，他对文人已经看到了骨子里，正所谓一针见血之论。

首先裴行俭肯定了“初唐四杰”的才华，唐初文坛他们四人举足轻重，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文坛巨擘未出道时，他们四个叱咤风云。继而裴行俭指出了虽然他们有才但毛病不老少，四个字概括“浮躁炫露”，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太能得瑟，这种人如果当了官，必然堤高于岸浪必摧之。

“初唐四杰”果然如裴行俭说的那般，王勃写完《滕王阁序》掉水里淹死了；卢照邻身体不健康，自小患了“风疾”，因不能忍受病痛而跳水自杀；骆宾王站错了队，参与徐敬业（徐茂公之孙）公开反武则天，讨伐檄文是他写的，失败被诛；四人保留全尸的只有杨炯，却仅仅做到了盈川县令的小官。

民国时期的许止净居士在谈论此事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浮躁炫露’四字，斫丧多少文人，而又为文人之通病，然皆以仅有文艺而乏器识之故。苟有器识，则自能浑厚沉默，可以入德载福矣。”许大师说很多文人败在了“浮躁炫露”这种处世态度上，如果能明白这四个字的危害及危险，也就能入德载福了。但可惜很少有文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不是智慧阶层吗，怎么忽然间不智慧了？苏轼的一句诗可以为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浮躁炫露”是文人通病的高度概括，窃以为至少可以划分出多条细则，每一条皆有为官的无数例子存在。

3.发脾气也要有资本

与自我膨胀差不多，俗称“装犊子”，尤其是文人中的佼佼者，我们称之为“名士”的，自以为才华盖世天赋异禀，完全有理由目空一切。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三国时期的祢衡，有“狂疾”的毛病，类似“人来疯”，而且病入膏肓，典型表现是骂人。大豆腐从他嘴里说出来能变成臭豆腐，骂人功力就这么强悍。祢衡如同吸毒瘾君子似的，不骂人难受，他骂人特狠，不讲面子，同样也不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祢衡有两个好朋友，都是文学圈里的大名士，孔融和杨修。这些所谓的文人在一起，相互欣赏又相互轻视，谁也不服谁。祢衡经常占他们两个便宜，管孔融叫大儿子，管杨修叫小儿子。祢衡除了切磋文学外，并不研究为官之道，所以死得很惨。

《后汉书·文苑列传》载“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时年四十岁的孔融特别欣赏二十四岁的祢衡，向曹操举荐了他。此时的曹操向天下人表现出了“英雄”的一面，还没到“奸雄”的那个时候。曹操想见一见祢衡，哪知祢衡称病不去。曹领导特来气，因爱惜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不能杀他，于是侮辱了他一下。听说祢衡在打击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遂“召为鼓史”，大宴群臣时让祢衡击鼓助兴。下面的情节我们都很熟悉了，祢衡脱光了击鼓，一边打鼓一边骂人，上演了著名的“击鼓骂曹”。面对祢衡的反击，曹操无奈地笑道：“本欲辱衡，衡反辱孤。”目中无人得罪领导的后果极为严重，不管你如何有才如何自以为是，但那得有个底线，雷池在哪里应该清楚。否则踩了地雷，保留全尸也就成了奢望。

祢衡你是爷我惹不起，曹操略施一计把他送给了荆州的刘表。那时刘表展现给世人的政治形象与曹操差不多，对待祢衡“甚宾礼之”，到了“文章言议，非衡不定”的地步。祢衡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渐渐地自我膨胀起来，对待新领导极为轻慢，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祢衡在刘表身边充其量是个“御用文人”，其价值与家童、仆人、奴婢等同，伺候好人家才是你的本职工作。祢衡老毛病又犯了，刘表一想，曹操受不了的人给了我，想把杀人的罪名扣在我头上，你以为谁傻啊？刘表也找了个借口，把祢衡介绍到了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工作。

黄祖性子急，又是武人出身，他管你那个。按说经过两次官场失意，祢衡应该有所觉悟，为什么处处不招人待见？估计祢衡考虑过这个问题，从他被送到刘表那里时就有所醒悟，所以无论在荆州还是在江夏，最初的表现都很不错，大家很欢迎他，可是架不住时间长。岁月是把杀猪刀，时间久了原形毕露。一次黄祖请客，祢衡老毛病又犯了，出言不逊，搞得黄领导十分没面子。黄祖不管不顾，拉出去斩立决，祢衡时年二十六岁。

祢衡的例子足见官场中自以为是多么可怕，比这更可怕的是有才人自以为是。《三国演义》中为了表现曹操的阴险奸诈，特意在祢衡死后给曹操加了一段戏码。却说曹操知祢衡受害，笑曰：“腐儒舌剑，反自杀矣！”这个桥段的设计巧妙高明，也非常实用，给人以深刻教训。

轮到祢衡“小儿子”杨修上场了。恃才傲物，要“恃才”而后方能“傲物”，一个胸无点墨的主儿也骄傲不起来。职场里通常有脾气的人都是些有本事的人，所以发脾气是要有资本的，啥也不成的绵羊只有消停啃草的命运。与祢衡相比，杨修是正常人类，懂得处世之道，譬如他与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关系密切，尤其与曹植因文学情结遂致关系非比寻常，杨修不知不觉陷入了“东宫太子案”的旋涡之中。曹操选择谁来当继承人本是领导自家的分内事儿，不容外人掺和。杨修偏偏犯了这个错误，非但不避讳，反而以己之才帮助曹植屡屡通过曹操的考验。曹操得知后非常震怒，暗自决定要干掉杨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九州岛春秋》载：“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时王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时任主簿的杨修听到这一军中暗号，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人惊问修：你怎么知道要撤军？杨修说：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就好比眼前汉中，猜想要撤军。曹操终于找到了借口，此时已不再是当年对待祢衡那么个态度了，遂杀之。

4.做官不可得与做官不珍惜

假装清高的背后即是注重名节，实乃因为对仕途晋升及福利待遇没指望了，才来了这么一首“田园将芜胡不归”，展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其实不是这样的，出仕做官是文人的终极目标，宋代官方宣传“书中自有黄金屋”等，文人最终目的还是为功名利禄，正所谓“天下熙攘利来利往”是也。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名将陶侃，做过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封爵长沙郡公。大司马在和平年代相当于宰相，战时类似天下兵马大元帅，为朝廷一品大员。陶渊明祖上十分显赫，然而一代不如一代。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任安成太守。到了陶渊明这辈儿家道中落，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骆驼毕竟死了，马还健康地奔驰着。诗作可见陶渊明年轻时曾立下过“大济苍生”恢复祖上荣光之志，随着仕途不断地受挫，志向日渐消弭，也就萌生了退隐的念头。

陶渊明先是任江州祭酒，以“不堪吏职”为由辞职了，翻译过来说得好听是政治黑暗，说得难听是嫌官小。起复后先后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祭酒、参军不是什么大官，类似参政军务，没实权。直到陶渊明四十一岁时才当上了彭泽县令这样的低级官员。当时上峰主管前来检查工作，吏员提醒陶县长如何如何招待，陶县长火往上蹿，怒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将官场比喻“尘网”，自己喻为“羁鸟”、“池鱼”，退隐田园喻为出了“樊笼”。

通过他的仕途经历不难想象，眼瞅年过半百才做到县令级别的小官，面对曾祖父的无限荣光，他一定不甘心，但在现实面前又无能为力，所以隐居不仕也是无可奈何之选择吧！读《山海经》诗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不知不觉流露出了陶渊明对官场的爱恨交加。他想做高官成就一番事业，又不愿意去招待上级，既不能适应官场，只能被淘汰。《归去来兮辞》全文读过会有种酸涩的感觉，就像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假装欢天喜地地回家。如果陶渊明能在官场上混下去，为什么结尾又道出了“乐夫天命复奚疑”此等认命的心声？戳穿所谓性格豁达的伪面具，露出假装清高的嘴脸和想干又混不下去、不想干又想着的矛盾心态。

陶渊明生前并不出名，刘勰著《文心雕龙》中对他只字未提，钟嵘著《诗品》仅仅将他的田园诗作列为“中品”，真正开创田园诗派的人是谢灵运。

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要么祸起萧墙，要么两国对杀。二十二岁的谢灵运出仕做官，在豫州刺史刘毅麾下任记室参军，不是多大干部，但得有个过程。很不凑巧豫州刺史刘毅造反了，出兵讨伐南宋武帝的刘裕，兵败自杀了。东晋内部的军阀自相残杀，谢灵运并未受到影响，反而返京任秘书丞。经过十年的混日子生涯，三十二岁的谢灵运任中书侍郎。中书省是帝国最高行政机构，长官为中书令，相当于宰相。谢灵运做的中书侍郎，相当于北宋时期的参知政事副宰相。仅仅过了四年，刘裕代东晋自立，创建了南宋王朝。

南宋文帝刘义隆时期的元嘉之治算得上一段黄金岁月。相对和平的年代，谢灵运顿扫魏晋玄言诗，开创了田园诗派。谢灵运的家世背景是陶渊明无法相比的，他是淝水之战主帅谢玄之孙，东晋的豪门望族。刘禹锡《乌衣巷》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中国的两大望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有着世家的底子，谢灵运在文坛上举足轻重。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体制下，谢灵运做官并不难，难的是能做多大的官。

南宋王朝建立后，谢灵运高歌猛进的仕途忽然遭到了打击，由公爵降为侯爵，任太子左卫率。新一轮的政局动荡，优胜劣汰，谢灵运参与南宋皇权交接斗争，站错了队伍，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任职。谢灵运觉得没什么意思，遂辞职不干。六年后，文帝刘义隆诛杀权臣徐羡之等人，为了拉拢世家大族，名声在外的谢灵运应诏回到京城任秘书监。这个职位说白了就是御用文人，起到装点门面的作用，有你是五八，没你照样四十。谢灵运世家出身，特别热衷政治，然而不谙为官之道，对近在咫尺的政治锋芒置若罔闻，尤其动不动耍一耍文人的臭脾气。在京城不受重视的日子不好过，谢灵运深感压抑，多称病不朝，与三五成群的诗人文友满京城溜达。最后干脆给皇帝来点颜色看看，辞职了。

谢灵运原以为闹闹情绪会引起皇帝的重视，就好像小孩子淘气无非要吸引大人的注意。谢灵运有着文人通病，譬如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等等。说得最狂的那句是：“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享一斗。”在各种文人通病的混杂驱使下，谢灵运渐渐得罪了皇帝。他这么一闹情绪，皇帝刘义隆长出了一口气，烦人的玩意儿终于滚蛋了，一纸诏书免职归家。

经过官场的第二次打击，谢灵运应有所省悟，然而他闲职在家的日子里却优游自若，终日呼朋引类，一出门随从多达两百余人。会稽太守看不惯这帮自诩清高的文人士大夫，诬陷他“决湖造田”，狠狠地告了他一状。谢灵运上疏申辩。文帝刘义隆因爱其才未予追究，反而给他起复升了官，任临川内史。任内谢灵运依旧不作为，诗人性格大发，风景区成了他的办公室。上峰要治其罪，谢灵运不服气，兴兵拒捕，麻烦大了。谢灵运被捕后竟然写了一首诗诽谤朝廷，将南宋比作暴秦，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为故国复仇，无疑这种危险的言论加重了他的罪行，被判流放广州。刚到广州就有人告发他谋反，文帝下诏，就地正法，一代文豪就这么死了。

谢灵运一直在闹情绪耍小脾气，旨在吸引上峰注意，然后重视他，希望能够获得实权职位。可是他每一次闹情绪都把自己推进了雷池，只会作死，不会保命，这个太危险了。世家出身也好，才高八斗也罢，帝王领导眼里他们不过如同一幅画，雅兴来的时候细心观瞧，毫无兴致时扔到一边。统治阶级对这帮文人看得很透，因为文人通病的存在，让他们作诗可以，让他们做事不可以。陶渊明是想做官不可得，谢灵运是有官做不珍惜，所以他的命运要比陶渊明悲壮。

5.皆是文官致命伤

提起李商隐，谁也不陌生，他是晚唐著名诗人，与杜牧合称“小李杜”，诗歌成就非常高。《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歌占了二十二首，数量上名列第四，诗坛地位无可撼动。宋代神童杨亿对他极其崇拜，师法李商隐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呈现出了典雅的艺术特征，称为“西昆体”诗派，于宋初文坛影响巨大。细究李商隐一生仕宦那叫一个憋屈，宁可窝囊活着，也不选择悲壮死去。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是衰乱之世，不幸地赶上了唐代著名的“牛李党争”。晚唐宦官专权的日子里，依附宦官的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四十余年。“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门第卑微的寒士。“李党”大多是世家出身，门第显赫。两者入仕途径不一样，一个靠科举，一个靠恩荫。隋朝发明了科举，唐代开始实行，科举的出现打破了门阀垄断，一大批寒门之士进入帝国执政阶层，于是两者矛盾升级，爆发了“牛李党争”。李商隐的仕途卷入其中，致使一辈子落魄失意。

李商隐自称唐代皇室后裔，晚唐时期这个政治身份已经毫无意义了，对他仕途没啥帮助，他与普通平民差不了太多。李商隐有个同学叫令狐绹，他爹是著名的令狐楚，时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是“牛党”的重要代表人物，与李商隐有着师生情谊。很快令狐绹考中了进士，李商隐落第。唐代的科举远不及宋代公平，朝中无根基和背景的考生很难考中。没辙的李商隐向同学令狐绹求救，希望能够通过他爹的政治影响力拉他一把。令狐爷俩儿很给力，在他们的操作下李商隐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考中了进士，时年二十四岁，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哪承想次年令狐楚去世了，一棵大树轰然倒塌。

当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特别欣赏李商隐，聘请他来做幕僚，表示可把女儿许配给他做妻子，李商隐经不起诱惑稀里糊涂地去了。王茂元与李德裕关系密切，被人视为“李党”成员。李商隐做了王茂元的女婿，自然也是“李党”的一分子。时人对李商隐的所作所为多有不耻，大家一致认为他背叛师门，忘恩负义。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里“忠孝”最为重要，问题忽然严重了。爱情的力量终究大过一切，婚后李商隐幸福得一塌糊涂，然而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得以顺利通过，任秘书省校书郎。没干多久被踢出了中枢，到地方任县尉，因为死囚减刑与上级领导发生了冲突，李商隐辞职了。没关系，现在是“李党”得势的时候，所以李商隐再次调回秘书省任职期间，坚决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刚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母亲去世了，李商隐丁忧三年错过了黄金阶段，更悲哀的是岳父大人也在此期间病故。唐武宗去世，唐宣宗即位，宰相李德裕一干人等迅速被排挤出中枢，“牛党”上位。

守丧结束后，李商隐再度出山早已物换星移，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幕僚生活。先是追随郑亚去桂林任职，不到一年郑亚被贬，李商隐失业。无奈之下从遥远的桂林回到了长安，希望寻求一份工作，李商隐厚着脸皮给同学令狐绹写了封求职信。此时的令狐绹已是宰执阶层，想要提拔下他很容易，可是李商隐道德有问题，那么一段刻骨铭心的背叛相信谁也无法忍受，所以令狐绹断然拒绝了他。李商隐只好通过考试获得了县尉的职位，十年前他就是县尉，干着实在没什么热情可言。好在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聘请他去做幕僚，李商隐欣然往之，仅仅过了一年卢弘止病死了，李商隐再度失业。福无双降祸不单行，转过年来妻子王氏去世了。失业丧妻的双重打击下，李商隐郁郁寡欢，幸好又有节度使聘请他，于是李商隐去了西川入幕府，度过了四年。此时已年过半百了，就在李商隐对仕途晋升毫无希望的时候，上天忽然给了他机会。李商隐被调入京城任盐铁推官，这个职位主管国家财政，待遇较幕僚丰厚多了，可李商隐没干到两年就被辞退。归家不久郁郁而终，年四十五岁。

李商隐的身上没有那么多特别明显的文人通病，但他的人格如同他的诗作一般朦胧，此乃他最大的缺点。文人有鲜明的弱点，同样有光彩的优点，你可以狂放不羁、目空一切、恃才傲物，但原则决不能破坏。中国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即是“外圆内方”，如同一枚钱币，表面圆滑，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有原则、底线，尤其政客，突破了底线必然引起进攻。许多文人外在棱角分明，内在泾渭不分，这样的人做官太扯淡了，绝对不招人待见，因为在传统仕途的意识里“叛变”是最严重的道德问题。政敌会看不起你，同党会鄙视你，当世人訾议你，历史会贬低你，文人犯了这个错误才是最大的病症。

民谚有云“小心驶得万年船”，旨在告诫人们凡事三思而后行，向最坏处打算，往最好处努力。

中国的官员天生缺少预判力，遇到事情过于乐观，好拿“以不变应万变”来敷衍，预防和善后工作做得不到位。文人做官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算是文人通病之一，可以拿出来晒一晒。对于政务的处理想当然的情结特别严重，一定会导致不切合实际，甚至贻笑大方。

《宋稗类钞》载，杨叔贤知荆州时，自诩才高八斗，感觉很了不起。当时其辖区内经常有老虎伤人事件，那时候环境基本属于原生态，白额吊睛大虫出没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杨市长非但没有派人前去捕捉，思来想去写了一篇文章，名曰《戒虎文》，向老虎发号施令，意思是消停点儿，不许出来惹事。杨市长命人把他的大作镌刻于老虎出没的崖壁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此文一出，本地果然未有老虎伤人的报告，杨叔贤着实得意扬扬了一番。不久，杨叔贤调任郁林，由于当地民风剽悍，老杨想用《戒虎文》来教谕老百姓，他就委托荆州书记官赵守基拓摹几本崖壁上的《戒虎文》，没想到杨大人一调任老虎再次出现，虎大王不给面子，把派去的工匠全部咬死了，此为对《戒虎文》的赤裸裸的讽刺。

出现了老虎应该如何处理？杨叔贤以主观臆度提出了自己的办法，这种不谙实际的做法非常危险。文人经常犯这个毛病，尤其在臧否他人文章时，一味挑毛病，哪怕一点点瑕疵也会拿在放大镜下观瞧。文人过于理想也算正常，因为他们在创作作品时需要想象力的支撑。然而，官员过于理想属于行政低能，那是极其危险的，一条错误的政令，不知要多少人的性命埋单。

文人通病除以上几条外，还有很多，诸如眼高手低、好吃没够、内心阴暗、攀龙附凤抱大腿、见不得别人走红等，每一条皆是文人致命伤。诸如祢衡、杨修、陶渊明、谢灵运、李商隐等，上天赋予了他们超世的文艺才能，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一劳永逸。每个人有其专长，亦有其短板，不可能指望每位官员充当多面手。满身文人酸腐气的官员，往好听了说算锦上添花，起到御用文人的装点作用，通俗地讲也就是一堆卖酸文的。皇帝并不希望他们有什么政绩，创造诗词歌赋才是他们最大的政绩。多数文人或者具有文人气质的官员做官失败的很大原因在于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清楚自己在官场扮演何种角色，一路招摇前行，其仕途之路等于盲人骑瞎马，处境危险。

6.舌尖上的官场暗斗

《新唐书·裴行俭传》中提到的王勃等“初唐四杰”皆“浮躁炫露”之流，难以在官场混得长久。与“初唐四杰”齐名的还有“文章四友”，这些名号类似于现在的文学社团。弄好了青史留名，弄不好勉强算文人雅兴，所有文人均有这种组团的情结。“文章四友”处在“初唐四杰”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唐代文坛大师爆发之前的过渡阶段，分别是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崔融。值得一提的是，杜审言就是一代“诗圣”杜甫的祖父。

杜审言，京兆人，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中进士。中了进士后杜审言自我膨胀得不行，恃才傲物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曾吹牛说：“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意思是说他写的文章与屈原、宋玉相比，他们得靠边站。他的书法与“书圣”王羲之相比，王羲之得俯首称臣。吹得山响，实际上没那么大正能量。

步入仕途的杜审言嘴上没把门的，什么事都想点评两句，并且说得特别极端，以显示自己见解独特。官员之间闲聊天，聊聊诗词歌赋古往今来这都不算毛病，如果臧否当世人那就不明智了。因为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眼睛之所以长在嘴巴的上面，无外乎多看少说。杜审言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地骂人，终于骂出了事儿。杜审言坐贬吉州司户参军，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他犯了官场大忌——揭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