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还原历史真相·是非留与人说

当代学者朱大可说：“在中国语境下治史的学人，都会面对一种奇怪的‘老花效应’（Presbyopia Effect）——距离今天越近，历史被模糊、歪曲和谎化的程度就越高。基于这种原因，近代史和民国史，始终是民族记忆的难点，因为它被大量的政治谎语所包围。有良知的当代学人，近年来共同发起民族记忆修复运动，旨在重新展开历史叙事，以剥除谎言和逼近真相。”

民国史虽说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但某种程度上却也是最为隐晦不明的。因为有太多的迷雾，有太多的人为刻意的遮蔽存于其间，以致让人感觉是虽近却又实远，朦朦胧胧看不清。因此，如何扫除这些迷雾，还原其历史真相，是重要而刻不容缓之事。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喊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学者李文卿认为，“大东亚共荣”思想的发展，除了明治维新运动中的“近代国家”之转型因素外，另一个建构关键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兴盛。在帝国主义势力的高涨下，日本除了自身占有两个殖民地（中国台湾、朝鲜）外，在为拓展帝国势力以取得与西方势力抗衡之前提下屡对中国采取武力侵略态势，想一举进入世界的帝国之林。它的“大东亚共荣”，实际上却是复制了欧美的帝国主义思考模式，它是以日本为盟主地位的东亚思考。它以“八纮一宇”为其思想支柱。“八纮一宇”一词，出于日本最早的编年体古书《日本书纪》中“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之句。传说是古代神武天皇发布的诏令，意思是合天下为一家，而其家长则为万世一系的天皇。学者余杰更进一步指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以日本为殖民者的亚洲新殖民大帝国。亚洲各国将成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经济上之原料供应地、文化上之仆从。在此思想下，日本军国主义者将侵略他国的战争，美其名曰“大东亚圣战”。企图营造一个以日本为主的新东亚共同体，借以主导东亚对抗欧美势力。以“八纮一宇”的观念，透过“万世一系”“东亚一家”的倡导，借以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大东亚帝国。

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之一的松井石根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中日之间的战争，一直是‘亚洲家庭’之间的兄弟阋墙。这些天来，我始终相信，这种斗争是让中国人反躬自省的方法。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是因为我们太爱他们。就好像在家里，一般来说，做哥哥的必须忍受弟弟所有的坏行为，但是，为了让弟弟行为得当，做哥哥的有时也要惩罚弟弟。”可见野兽般的日本兵对南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惨绝人寰的屠杀，在六个星期中杀害三十多万人，强奸妇女三万多起的暴行，其根源就是来自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核心的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

其实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特务机关所支配的浪人，即预先勾结了许多中国的失意军阀、政客及土匪流氓，利用这些或明或暗的所谓“汉奸”，到处刺探军政消息，挑拨、离间、造谣，使东北军内哄。如张作霖之被炸及东北军新旧派之分裂和倾轧，很多地方都有日本利用汉奸在作乱。这是初次出现大批汉奸的时候。后来东北沦陷以后，大批汉奸就公开地做起伪满洲国的官吏，而不顾一切廉耻地粉墨登场了。当时上自溥仪、郑孝胥，下至伪满洲国的警察、包探，没有一个不是受日本军队及特务机关指挥和监督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东北的汉奸，根本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爪牙和走狗。一个极鲜明的殖民地被侵略者统治着的典型特征，就是利用那里的败类出来欺骗和监视自己的同胞。

继东北失陷造出大批汉奸的，便是一九三三年“四一二”热河血战的结果，签订《塘沽协定》以后，许多新汉奸便利用《塘沽协定》的屈辱条件及“战区”的畸形组织，大肆活动。冀东伪组织下的殷汝耕、池宗墨等大批汉奸，便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同样的情形，察北方面的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大批汉奸，也是在同等条件之下，利用充当中日战区的缓冲地带而转变为汉奸的。

继冀东伪组织而起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原是“中央”衡量当地情形，适应“特殊”环境而设立的政权。更明白地说，“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设立，在中国官方的立场上，是一方面维持地方秩序，加强华北国防；一方面应付日本在华北的侵略行为，企图消灭冀东的非法伪组织的。然而事实上却发生相反的结果：日本侵略者认为冀察政权的设立，是“华北特殊化”的初步机构。因而，日方屡次以“华北、日、满一元化”的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逼迫冀察当局。日方同时就引用陈觉生出来做北宁铁路局长，请出齐燮元之类的老牌汉奸，赶走萧振瀛等。甚而重新提拔张自忠，勾引张等组织“赴日考察团”，以便与张秘密订立华北政变的阴谋。据说，日方曾经与张自忠商定：由张出来代替宋哲元的军长及冀察政务委员长，由张负责使华北特殊化，接受日方完全开发华北和控制华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权；接受“共同防共”与“取缔抗日”救国的一切势力。这种阴谋，实际上是日方感到宋哲元年来未能接受引诱的直接反映。华北战争爆发以后，证实了汉奸势力在平津方面的浩大，是早已形成的局势。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后，日军为打击国民党抗战意志，指令王克敏立即成立伪临时政府。王克敏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是有名的亲日分子，深得日方青睐。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匆忙粉墨登场，并发表宣言，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定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

一九三八年日本要在华中建立亲日政权，指定陆军特务部负责筹措，华中日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原本看上了唐绍仪，但不久唐绍仪被刺身亡，只好另觅对象。此时梁鸿志主动找上门来。原田熊吉很重视梁鸿志在北洋时期的政治经历和他与“华北临时政府”汉奸的历史关系，认为他是“进行新政权机构建设的最合适人选”。同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箓任“外交部长”。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将北平、南京的傀儡政权合于一体，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称，要还都南京，“全国以内只有此唯一的合法中央政府”。尽管表面上华北、华中伪政权同时宣告解散，但由于得到华北日军的支援，华北伪政权更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后，实际上自成一体，根本不认同汪伪中央。汪伪政权建立后，一方面实行与日本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原则，疯狂劫掠沦陷区经济资源，协助“大东亚圣战”；另一方面积极在敌占区建立各级伪政权，组建伪军，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破坏抗战，配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和“扫荡”，残酷杀害沦陷区人民。

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就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作为战时惩处通敌行为的法律依据。其中对汉奸做出说明：“什么叫做汉奸？凡是中国人，不论直接或间接给敌人做走狗，用种种方法来扰乱我们的军事，破坏我们的策略，泄漏我们的机密，惨（残）害我们的同胞的都是。”

在抗日战争中，其实有一群文化人，他们或为诗人、文人、报人、小说家、政论家、翻译家、编辑家，按理说他们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上都卓然有成，奈何他们附逆了，大节一亏，遂半生成就付之东流。加之大家都“因人废言”，因此有关他们的种种，都被刻意遮蔽了，只留下被扭曲或谩骂的材料。笔者认为对于他们的附逆，我们不应回避不谈，也用不着为其翻案，事实上他们绝大多数都已遭国法审判，得其应有之罪责。但我们也不应“因人废言”，而将他们的成就全盘抹杀。我们要透过他们的作品，档案资料、回忆录、口述历史、当年的报刊等文献，试图去还原历史的真相。本书是对这群所谓“附逆文人”的梳理，其中前人谈论已经很多的，如周作人等，就不再列入。当然还有相当多的人，如文载道、瞿兑之、周作人等，因篇幅所限，则留待日后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