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弄潮儿”到“落水者”的江亢虎

他是“时代的弄潮儿”，他早在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即已阅读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著作，而且为之着迷。他立定志向，决心著书立说，奔走倡呼，要做一个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中国教宗，开山鼻祖。一九一一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接着又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刊行了第一份鼓吹“社会主义”的杂志，建立了第一个“中国社会党”。他就是江亢虎。当年李大钊就曾加入中国社会党，并曾为该党天津支部的负责人。在长沙，青年毛泽东也是在读了江亢虎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后，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江亢虎可说是毛泽东的老师，是曾予毛泽东早年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前驱者。

江亢虎（1883—1954），原名绍铨，号洪水、亢庐，祖籍安徽省旌德县江村，生于江西省上饶弋阳陶湾一个仕宦之家。他从小聪明过人，自称“十岁即属文字”。其父见其聪敏过人，必能“亢宗耀祖，光大门楣”，乃以“亢甫”字之。他嫌“甫”太抽象，不如“虎”之有生气，乃改“甫”为“虎”。他又曾自道：“江水滔滔，洪水也；虎，猛兽也；亢，高昂也。洪水猛兽，俗指为天灾巨祸。江亢虎者，实兼洪水猛兽二者而驾凌之。”

江亢虎十六岁，应童子试，以案首入庠，次年参加乡试，高中第四名举人，自是不凡。清朝末年，因为时代剧变，江亢虎并没有重复走着一条旧士子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当时游学东瀛的风气很盛行，他乃放弃功名，趋赴时髦，入北京东文学社寄读，未几，得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习法政，并兼修英文、德文。一九〇一年回国，袁世凯已慕其名，遣人赉致重币，礼聘他为北洋编译局长。但他年少气盛，看不惯那辈老官僚的嘴脸，不到一年，他便掉头东去，再次赴日本留学。一九〇四年因脑病辍学回国，再谒袁世凯，用为刑部主事，后改任京师大学堂东洋语文教习。那时的学生平均年纪都比他大，后来在汪伪政权中出任监察院长的梁鸿志，便是江亢虎的学生之一。所以，当年江亢虎在南京（时任汪伪考试院院长）酒酣耳热之际，便不免当众大吹法螺地说：“毛泽东吗？他做我的徒弟还是后来的事，只有梁众异才是我的弟子。”果然，梁鸿志在人前还很恭敬地叫他一声“老师”。

一九〇七年，江亢虎第三次去日本，转攻社会学，这时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已遍播文化界，译书颇多。江亢虎乃初次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接触，似通不通，遂热衷于德、法文字之学习，以便研究原著，意欲普遍阅读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书刊。一九〇九年，首《无家庭主义》《自由营业管见》，发为谬论，恐遭物议，不敢用本人名号，托名徐安诚，寄给法国巴黎吴稚晖所办之无政府主义杂志《新世纪》周刊发表。一九一〇年，江亢虎进行环球之游，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表《无家庭主义意见书》，对早在一九〇三年以来所形成的“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思想做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建立了以破除家庭为中心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江亢虎惊世骇俗地说：“欲求亲爱、自由、平等、快乐者，必先破坏家庭。破坏家庭以及倾覆政府、废弃宗教。论事，则为根本之图，而成功则咄嗟可办，更不难以和平手段得之。”

学者黄波在谈到江亢虎时认为：“一个少负不羁之才、长有乡曲之誉的人，济世之心和功名之心在他那儿是相伴相生的，他不愿意做社会的配角，他要做时代的弄潮儿。”这其中影响江亢虎较大的是他的舅父，也是后来成为他岳丈的刘乾卿。江亢虎在赴日求学之前，就住在刘乾卿家，刘乾卿常给江亢虎以教诲，并将自己所读之书及读书笔记送给江亢虎。一九一〇年初，时年二十七岁的江亢虎赴欧洲留学途中，转道长沙时，与刘乾卿同去观戏，散场后，刘乾卿对他说：“人世如剧场，纷纷者皆备节目砌末之用，所谓正角者，全幕仅一二人而已。今海内多事，中国且为新剧场之中心，汝宜勉为正角，否则宁勿登台也。”江亢虎后来回忆这一情景时，说当时“闻言汗下，期期不能作一语”。确实刘乾卿的一席话对于江亢虎后来一生之行事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一九一一年春，江亢虎归国后，因不能昌言社会党，乃托名“个人会”。以“社会者个人之团体，个人者社会之分子”做号召，在大门口挂上“个人会”的招牌，着手筹组新团体。却是苦于乏人问津，无人愿予领教，组会不成，颜面无光，乃以丁忧为名，到南京去住下。千方百计，再钻门路。于是因南通状元张謇之介，遍访南京、苏州两地的各育婴堂，然后撰文为婴儿请命，痛加指责各地育婴堂为“人世间另一地狱”。因此他自告奋勇要在南京劝业场创办模范育婴堂和保姆传习所，讵料各方反应冷淡，不获支持，计划遂胎死腹中。

一九一一年六月，江亢虎曾到过杭州女学联合大会去演讲“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这是国内第一篇公开鼓吹“社会主义”的演讲，也是江亢虎回国后第一次公开揭橥“社会主义”的旗帜于大众。但这事却掀起轩然大波，当时浙江巡抚曾子固（韫）以为他的思想甚于洪水猛兽，驱逐出境，并电北京，谋兴大狱，幸赖两江总督张人骏力保免祸。从此他便以“洪水”为号，后来他的社会主义论文集，题名为《洪水集》。江亢虎虽在杭州惊险一场，但却因祸得福，他声名鹊起，回到上海，上海的“惜阴公会”、“女子进行社”、《天铎报》都支持他，于是他“打铁趁热”于七月十日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到会听讲的四百余人，入会者约五十人。并发行《社会星》作为他的机关报，他宣称：“社会主义在中国今日，正如漫漫长夜，凉蟾已坠，曙色未晞，唯见数点疏星，依稀闪烁于沉阴积晦之中。”《社会星》仅发行三期，即被清廷取缔禁止。同年十一月五日，江亢虎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改研究会为“中国社会党”。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党，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

“中国社会党”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江亢虎制定党纲八条：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者；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一九一一年底，据该党自己宣布，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余起”，拥有党员“五十二万三千余人”。这个数字虽然很夸大，但当时全国确有不少地方建立了中国社会党支部，如天津支部干事就是后来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又如苏州支部的总务干事是陈翼龙，成员有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等。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叶圣陶日记中记载：“江君亢虎素抱社会主义，曾周游各国，专为考察此主义，归国后竭力鼓吹……其语详括简要，条理明晰，不愧为此主义之先觉者，而其演说才亦至可钦佩。”同月十八日，叶氏又记，“颉刚谓‘社会主义我深赞成’，挽余及伯祥共入社会党”。当月二十一日，叶圣陶等人即赴社会党支部谈话会，参加社会党，叶氏并在日记中慨叹，“闻此间党员已有二百人之多。社会主义之流行乃速于置邮，可喜矣”。在该党党员中，就职业和阶级而言，占首位的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就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国社会党还曾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其规章中写道：“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它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且其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党。

江亢虎因与袁世凯有旧交，乃于一九一二年六月旋赴北京，谒见袁世凯，袁的智囊梁士诒、张一麔等都在座上。江亢虎侃侃而谈，申言他所主张的乃是世界社会主义，但不妨碍现在国家之存在，更不想琐屑干预政府之行为，更无取而代之野心。并自吹其社会党党员已拥有二万人之多。当时袁世凯颇想借重他，但他狮子大开口，非内阁总理不干，这样谈判终于无成。江亢虎这样的自视甚高，意气飞扬，俨然可以“布衣傲王侯”，连袁世凯都要买他的账，但湖南都督谭延闿、湖北都督黎元洪却不把他放在眼里，黎元洪在他的辖区，禁止社会党活动，封闭支部，并电北京请求严加取缔。黎元洪声言社会党乃非法分子的结合，《大江报》为该乱党的秘密机关，妖言惑众，应予以查封，并收捕何海鸣、凌大同等人。江亢虎十分气愤，在《天铎报》有讨谭社评、致黎元洪公开信，极尽讥讽之能事。后来江亢虎从京汉铁路南下，刚抵汉口，即被黎军警拘捕。旋因张振武案发生，舆论哗然，黎元洪恐因拘江亢虎而更遭物议，乃释之。旋返上海，有人出版《缚虎记》一书替他宣传，他也自鸣得意，其社会党二次联席会议，假上海中华大戏院公演《缚虎记》一剧，即由江亢虎粉墨登场，现身说法，他五短身材，稍嫌臃肿，宛如美国滑稽明星哈台出场，观众为之叫绝。

由于江亢虎的风头出得太足，也颇引起一般名流的反感，章太炎既声讨于前，刘师培又鸣攻于后。倡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写了一本《伏虎集》，专门批驳江亢虎的社会主义不过卖狗皮膏药，欺世盗名。他指出江亢虎“忽而推崇共产主义，忽而排斥共产主义，忽而以集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忽而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之真精神，颠倒瞀乱，尤难究诘也”。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刺，江亢虎发布宣言，认为宋案法律解决全然无效，应该继之以政治解决，大总统袁世凯以次应亲身到案，公开审判，以伸法权。又电告袁世凯，“请自引罪辞职，以明心迹而谢天下”，这一下可惹火了袁世凯，于是袁世凯宣布江亢虎的罪状：“实行共产，铲除强权，必至劫掠煽乱！解除夫妇名义，必至灭伦伤化！至预备世界大革命，则意在破坏现在之秩序，为万国的公敌！”并下令内务部咨行各省严禁其社会党的活动。

社会党被袁世凯政府取缔，江亢虎流亡美国，他在美国生活七年，其间他任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文化课讲师，加州大学并授予他名誉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一五年江亢虎又受聘兼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后为东方部）主任。在美期间，江亢虎仍心系社会主义，并广泛研读了西方各派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九二〇年九月，江亢虎返国。

一九二一年四月，由于时任北京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的支持，江亢虎取得外交部护照，前往苏联考察。行前并曾应孙中山之邀，前赴广州勾留了十天。因为这时的中国人士去苏俄还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江亢虎此行，是沿着中东路西伯利亚铁路西行，由于远东共和国行政委员会会长克拉斯诺索霍夫，曾久居美国，是江亢虎在美国时的朋友，所以江亢虎在赤塔一带留居月余，观察周详。到了莫斯科，江亢虎竟被待以国宾之礼，六月二十二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时，江亢虎便以社会党人资格列席，且有发言权。会议期间，江亢虎三次听到列宁的讲话，并且与列宁有过两次特别会谈。江亢虎回忆说：“（列宁）殷殷问余行程及中国近况，并致慰劳企望之意。”除列宁外，托洛茨基、越飞等重要分子都曾与之晤谈。江亢虎赴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在苏俄政府的帮助下，在那里进行社会主义的试验。但事情最后却事败垂成，对此学者汪佩伟认为：“平心而论，江亢虎从民初提出《筹边策》，到赴俄组织华侨义勇军以收复外蒙，其动机无可非议，其热忱也堪称可嘉。他的征蒙‘办法大纲’，就其内容来看是积极的，对中国、苏俄和蒙古都有利无害。大纲中规定苏俄红军在蒙事问题解决后‘退出蒙疆’，外蒙‘仍合并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这些规定不仅合理，而且维护了中国国家主权，理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从苏俄铩羽归来的江亢虎，于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自任该校首任校长。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党的同时，江亢虎在北京第三次组建中国社会党（一九二五年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自任总理，下设政务、民生、技术、训练、宣传、党务、理财、交通、事务九股。并宣布四大纲领：一是主张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适合国情，救正各派流弊。二是采公开合法运动，不参加秘密破坏之事。三是务自创实力，反对利用他党，尤其反对借重外国。四是取得政权后，政治经济同时改进，根本解决。立法在意见沟通，行政必须事权统一，对于他党绝不诛逐异己，但须解除武装。

一九二五年江亢虎以社会党代表资格，出席了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并成为制宪委员。同年八月，江亢虎因被新闻界披露两件丑闻而声名狼藉：一是他晋见清废帝溥仪；二是冯玉祥查获的江亢虎写给溥仪的恭维信。南方大学师生认为江亢虎参与“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案件”，掀起驱江亢虎风潮。江亢虎被迫卸去校长职务，并于一九二六年自行解散“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人们突然间发现，新派人物江亢虎，原来不过是一个“颇念旧恩、尚不忘本”的“复辟党”！（《向导》第123期）江亢虎一方面高谈“社会主义”，一方面做“称臣的‘人妖’”，这真是“文人末路”，“人格破产”，令每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羞与为伍”。舆论的挞伐，此起彼落。江亢虎可说是身败名裂，举世共弃了。

于是一九二七年夏，江亢虎前往美国，再度任职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一九三〇年辞去在美的工作，前往加拿大，任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及汉学系主任教授。直到一九三四年夏回国。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他从上海启行，搭乘大阪商船凤山丸在八月二十三日抵基隆，九月九日则由基隆出发，乘大阪商船福建丸离台，短短三星期台湾之旅，留下一部《台游追纪》。他在书中特别写道：

生平未抵此历史上一名岛，亟欲一观野番初民生活，荷兰殖民遗规，延平王开拓之功，清政府经营之迹，及四十年来日本化之现状。

当时的台湾是在日本统治之下，日本对江亢虎来访确实很重视，他一到台北中华总会馆，总督府特派员已在该处等待。与其说是欢迎江亢虎，倒不如说是“监视”更为贴切。当时日本刻意经营台湾成为对外宣传的橱窗，江亢虎在基隆登岸后发现“交通、教育、卫生、慈善，种种设备，应有尽有。由厦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顿觉气象不同”。虽然“沿途所见乡村风景，农家装束，与漳泉间完全无二”，但“公共建筑，都市外观，则一切皆日本式矣”。当他到台北更见到“市政修明，设备周到，街衢清洁，屋宇整齐，衣食住行，充分无缺，人人可以安居乐业，长养子孙。日本统治之能，台湾同化之速，可惊亦可叹也”。可见当时的台湾让江亢虎留下深刻的印象。江亢虎除了旅游之外，就是拜访各地的文艺团体。他非常在意能不能演讲，但因日本政府监控森严，故敏感问题不能提出讨论。他对于东洋文化大肆推崇，同时对白话文及文言文的讨论更为热烈。其中应“大同促进会”发起人之邀讲《新旧文化比较观》时，江亢虎便抱怨地说：“余敷陈东西两洋文化之不同，而归结新旧调和之必要与可能。无一语涉时事，然会场侦警密布，每句皆译记报告，可见政府对于思想言论监察之严。”

日据时代台湾同胞向往祖国，对于祖国来人莫不予以盛大热烈的欢迎，何况江亢虎还是一位“知名之士”呢。因此，江亢虎由热情亲切的台籍人士竭诚招待，从基隆一路畅游到高雄。台籍名绅林献堂、杨肇嘉等都和他诗酒联欢，互有唱和之作。当年江亢虎游台时，对日本的态度与他后来的亲日行动差异甚大。他希望台湾诗人不该沉溺在文字游戏中，更勉励文人当尽时代的责任，对当时台湾部分亲日的言行委婉地表示不予认同，如大亚细亚协会请其演说，他婉辞谢绝，“因其颇带政治色彩也，林君高唱中日亲善之论调”。

由台湾转赴厦门，江亢虎再游福州，听说李济深、陈铭枢等挟十九路军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他竟然也想插入，但李章达、黄祺翔、徐名鸿等都不欢迎。江亢虎乃怏怏赴上海，再转南京，以哲学博士头衔，贴出海报，在夫子庙演讲，引经据典，拥护“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共产党支持的左派文人徐懋庸等所办刊物，群起而攻之，他眼看时移势易，右派远不如左派之有力，只好辍讲缄默。到处游荡，总是碰壁，不得已再回南京。有人控告他曾参与“闽变”，于是被南京卫戍司令部逮捕，经由汪精卫出面保释，遂往天津。汪精卫的这一援手之恩，也是江亢虎日后走入汪伪歧路的原因之一。

抗战爆发后，江亢虎辗转西南，后来避居香港。一九三九年九月他接受汪精卫的邀请，从香港到上海，参加汪伪“和平运动”。一九四〇年，汪精卫组织南京伪“国民政府”，急于登场开幕。一时正苦于找不到志同道合，而江亢虎是过去尚有些名气，且为日敌所许可的傀儡人物，于是他不惜羽毛，自甘下贱，适逢其会，便落水为奸了。初分配为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院长为华北汉奸王揖唐。后来王揖唐改继王克敏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对伪院长，仍恋栈不肯放弃。经汪精卫再三托人劝其辞职后，江亢虎始得扶正为伪考试院院长。

江亢虎热衷政治，走了一辈子的旁门左道，熬到五十八岁才当上了一个汉奸伪官，比比群奸之中，犹以他的伪官瘾最大，在伪考试院里跟女职员拉拉扯扯，勾勾搭搭，闹出不少笑话。又以伪典试、襄试委员的名字大作其嵌字格的歪诗。而当伪安徽省长出缺，他也曾见猎心喜，到处找些皖赣同乡去向汪精卫请愿，要求汪精卫以他继任伪安徽省长，颇有斯人不出，如皖民何之概。而精明如汪精卫者，早已看穿江亢虎的把戏，他来个装聋作哑，相应不理。江亢虎谋差不遂，怀恨在心，便发表一篇文章，题目赫然是《饿死事大》。嬉笑怒骂，语语含刺。他坦承自己下水当汉奸是为了“饿死事大”吃饭问题，然而却是备位闲曹，冷羹残粥吃不饱。原为怕饿死而失足，结果是失足以后仍有饿死之虞，因此饿死事更大了。言下之意，汪精卫当汉奸非为混饱肚皮，那当然是“失节事小”有以致之。这篇文章把汪精卫骂得很惨，在沦陷区曾经传诵一时，汪精卫自此对他更为不怿，可是江亢虎笑骂由他，好“官”仍优为之，连汪精卫都拿他没法。

江亢虎一生钻营，四年汉奸。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军统局在北京将其捕获，遂将其关押在北平监狱。一九四六年初，将其移押到南京老虎桥监狱。随后，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对江亢虎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审理。最后判他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可是江亢虎居然不服，初审、复审两度上诉。眼见最高法院行将定谳，他又出人意外地控诉主审法官“枉法”，成为当时不大不小的花边新闻。案经南京地方法院审理，地院认为江亢虎叛国有据，主审法官用法量刑均无不合，乃予不起诉处分。江亢虎的无期徒刑移付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他病死于狱中。

江亢虎一生复杂多变，他从一个四品京官，转变为维新人士、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又从一个“社会主义”的宣传家沦为无耻政客，最后堕落成可耻汉奸。江亢虎为什么会从“弄潮儿”而一变为“落水者”？学者黄波认为，可以追论到江亢虎“勉为正角”的人生理想。江亢虎绝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始终想做时代舞台上的正角、主角，但最后却以丑角落幕，“勉为正角”的理想成就了江亢虎，也害了江亢虎。可谓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