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观念和选择
Ideas and choices

我们的国家很富有，但是人民很贫穷。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情况。

——弗拉基米尔·普京

在前言中我们注意到，在世纪之初的头几年做出的选择已经被证明是决定性的。然而，这种模式随着20世纪后期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而被修改。改革伴随着对选择的激烈辩论，包括诸如计划和市场、自由多元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党的方向和民主之间的平衡等根本问题，这在当时的大量作品中得到了反映。与此同时，有一股奇异的力量确确实实地坚决主张，俄罗斯除了在共享民主和市场价值观的基础上重新加入西方之外，别无选择。进化方法和形态学方法之间的张力关系是明显的。1991年12月，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加剧了那些接受相对缺乏选择的人和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的民族主义者、左派甚至一些自由主义者（各种类型的自由国家主权论者和自由爱国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叶利钦在20世纪90年代为俄罗斯选择的自由民主主义、新自由资本主义和国际一体化道路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它在世界上的角色产生分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普京掌权了。像之前很多次一样，21世纪初是俄罗斯的另一个阈限期，当时，很多选择似乎是开放的，国家领导层很清楚，他们所面对的是划时代的选择。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普京上台后的想法和争论，首先从普京代表的不同观点开始，并简要讨论他所继承的制度的性质。

谁是普京先生？

《费城问询报》的特鲁迪·鲁宾在2000年1月下旬召开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媒体的积极关注。这个问题至少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宣言性的——这个敢当总统的人是谁？一个无名小卒。他的批评者很快强调，他在安全部门的地位不高于中校，而且他的过去显然是隐蔽的。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知识分子们，有一种伴随着典型都市优越感的阶级对立的成分：这样一个出身圣彼得堡集体公寓的小子怎么敢领导这个国家？第二个要素是令人疑惑的和方法论的——有着各种不同背景的普京如何能确定他会做什么呢？而且他在克格勃的工作是不可能被公开审查的。作为一位不值得信任的总统候选人，他现在上台了，他过于依赖内部官员和寡头们组成的小圈子，而且他并没有对自己的观点做出纲领性的演讲。第三个要素是实用的——既然普京现在已经一跃掌权，他会做什么呢？他将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策划他成为总统的特殊环境？还是说他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政策？尽管关于他生活的大量演讲和材料很快出现了，但关于他的性格和领导意图人们仍然不得而知。正是这个原因，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才会这么引人注目。

对于普京究竟代表什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对季诺维耶夫来说，普京上台代表着“俄罗斯第一次认真尝试抵制美国化和全球化，这是国家的内部需求”。季诺维耶夫也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普京身上，但和许多同胞一样，他认识到普京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我有一种感觉，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任命普京的前任，都没有认识到普京的潜力。”他警告说，如果这件事被搁置了，西方国家有可能会设法阻止普京就职。对季诺维耶夫来说，普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

强化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反共产主义政变的基本成果，完成后苏联社会有机体的形成，修复叶利钦政权的明显缺陷，在新的社会有机体框架下恢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状况，恢复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态度来区分普京的纲领和他的个性。据他说，“普京的纲领来自叶利钦及其跟随者、腐败官僚和金融巨头。他们被一种巨大的恐惧团结在一起：那就是害怕人民会夺走他们已经盗取的一切，害怕他们的罪行遭到调查，而他们也会被送进监狱”。索尔仁尼琴严厉指责普京作为过渡时期总统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也就是授权叶利钦和他的家人免于被起诉。至于普京的个性，索尔仁尼琴认为，“他在很多方面是个谜。我们不知道他作为总统会做什么。他站在十字路口，要么向他的赞助者让步，把国家带入不可避免的毁灭——他自己也将一起毁灭，要么打破对宗派的忠诚，推行自己的政策”。普京要么自成一格，拒绝叶利钦和他的遗产，要么为腐败及“叶利钦家族”追逐私利的贪婪所吞噬。结果，普京都没有做。他没有公开拒绝把他带到权力位置的团体，但他也没有成为他们的工具。相反，他开辟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自己的政策在他所继承的体制框架内逐渐形成。

普京的人格和领导的双重性备受评论。《卫报》的社论指出：“我们选举前的问题——‘谁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在或许可以肯定地回答了。据透露，他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包装成的一个人。”据说，一张脸会和西方国家一起创造商业友好的民主，承诺开放的市场，而另一张脸却转向内部，展现丑陋的一面，试图通过独裁手段把纪律和秩序强加在人们身上。这个描述里有一些真实的因素，但是其界限并不足以形成民主和外交政策的对比，而是同时贯穿于普京所有的政策里。这种对比不仅仅是普京人格的一个方面，而且还反映了他所继承的体制本质。普京想要建立的秩序不是反民主的，而是想要在保留政权自治性的同时呼吁宪法对法律和惯例的尊重。

俄罗斯政治高度集中的本质，意味着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普京的个人选择。为了描述这些选择，我们可以确定其政治身份里的两种元素，它们共同存在，却令人不安。第一个是他的“新苏联”的一面，他在苏联后期接受的培养使他吸取了当时的价值观，连同它们所有的矛盾，然后他在苏联情报机构服务了15年。这种新苏维埃主义与他的后苏联时代的身份不合，不仅标志着他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明确决裂（即使在他的新苏联特征方面，似乎也没有那么多），而且也有对权力、财产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不同态度。像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一样，普京认为，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在这些情况下”保全国家的唯一出路，尽管他也谴责布尔什维克过度意识形态化和狂热集中化。普京的后苏维埃主义不只是承认苏联是一个失败的乌托邦实验（这甚至在他的新苏维埃主义框架中被接受了），而且，接受这样的失败不仅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缺陷，还因为俄罗斯过度夸大了它的能力、容量和重要性。

普京的新苏维埃面孔试图恢复过去的尊严，倾向于行政手段，而非完全赞同政治多元主义和观点冲突。这一点为普京的后苏联立场所平衡，它在20世纪70年代为学生时的普京所吸收，很可能在德国工作时又得到了强化——在那里，他看到了旧体制的解体，之后为他在圣彼得堡做索布恰克副手的职业生涯所巩固。普京在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帮助城市走向资本主义。城市居民的背景促使他倾向于西方化。这两张面孔允许普京在短短几周之内就在卢比扬卡树立了纪念安德罗波夫的匾额。安德罗波夫是1967年至1982年间克格勃的负责人，然后他又为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坟墓献花，后者是最杰出的自由主义异见人士之一，也是1979年至1982年间安德罗波夫“第二次冷战”中的受害者。莫姆森在标题为“克里姆林宫的狮身人面像”的文章里反思了这些矛盾，像俄罗斯的国家象征一样，双头鹰既看着东方，也看着西方，而普京则既往后看，又向前看。

普京思想的二元特征体现在“法律的独裁”（参见第5章）观念上，这是他在2000年2月选举中所使用的概念：

在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也就是弱的）国家，个人不但无助，而且不自由。国家越强大，个人越自由。在民主政体里，你和我的权利只受到其他人享受的同等权利的限制。法律正是建立在对这一简单真理的认识上，人人都要遵守法律——从有权威的人到普通公民，莫不如此。但是，民主是法律——而不是那些置身于官方立场去维护该法律的人——的专政。

依法治理和法治之间的矛盾也可以看作是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矛盾。从框架上讲，两种尝试之间是有冲突的，尝试不从根本上改变个人的、占优势的和经常随心所欲的传统领导模式而使体制理性化，或者尝试重新安排执政，使它真正做到更加包容、法治和民主。二分法介于两种尝试之间：一方面，尝试将国家权力再集中；另一方面，尝试在法治和宪法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国家。

普京的改革计划和领导的确因这些趋势而陷于两难境地，但这种做法最终却暗示着一种误导性对立，就像任何尝试都暗示着他的专制和爱国本能，以及他的民主和西方化思想之间的鲜明对比一样。稍后我们将看到他政治身份的多面性如何在某些时候发生冲突，但是我们坚决主张，一个新综合体最终出现了，超越了这些老套的立场。普京先生不仅仅是他过去和环境的产物，而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行动者，他有能力应对新的挑战，并从经验中学习。

他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位有魅力的领袖。他的出现，就像叶连娜·舍斯托帕尔所说，“不是作为活生生的人，而是某种神圣的形象，一种符号，一个神话”。她注意到普京是“一个有趣的政治类型的人物。他真诚地信奉欧洲理想，而且倾向于欧洲的文化、政治和民主模式。但是，他同时也是典型的俄罗斯人”。在克里姆林宫赞助的一部著作里，阿列克谢·恰达耶夫分析了普京的思想学说，他认为，普京的公共政策有三个主要元素：民主，是发展自由个人的方式；主权，是发展一个自由的国家；物质福利，是试图将改善社会和经济福利作为其他两个原则的基础。这本书反映了苏尔科夫的观点，他认为，“民主社会要经得起蜕变，维持团结和功能绝对需要教科书，教科书可以统治和团结人民。如果你喜欢，就需要一本民主圣典”。对恰达耶夫来说，这部“圣经”落实在俄罗斯的情况就是主权、民主和生活质量。亚历山大·齐普科（Alexander Tsipko）主张，“在普京身上，俄罗斯不仅有一个理性、负责、有效、能干以及聪明又睿智的经理来管理俄罗斯这家大公司；它也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他有着真诚的承诺，全心全意地推进民族历史的进步”。对他的对手来说，正是普京试图把俄罗斯当作公司来运作而侵蚀了政治多元化、企业化和社会行动主义。

这在普京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学术著作中有所体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京为他1997年6月在圣彼得堡矿业学院所做的博士论文（候选人）做了答辩。1998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并于次年发表，文中总结和拓展了他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俄罗斯必须以西方两倍的速度成长才能减少“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增长的基础将会是“对矿物原材料资源的提取、加工和开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国内拥有丰富的这类资源。要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必须创立纵向一体化的金融工业公司，“有能力同西方跨国公司在同等条件下竞争”。苏联遗产意味着，俄罗斯不可能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创造有竞争力的公司。国家还必须捍卫“整个社会的利益”，对经济利益进行仲裁和阻止占支配地位和“阻碍创新”的“垄断行为”。根据普京的观点，留给他们自己的是，私营企业不会创新。这种观点虽然有悖于众多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但是，却为之后的反尤科斯石油公司攻击提供了一些理论基础。市场机制被启用，但是它们将受到国家战略指导的制约。正如普京所言，“国家必须规范采掘业来完全行使市场方法，在这方面，国家必须支持以采掘业为基础的加工工业的发展”。

虽然国家支配能源部门可能有一定的理由，特别是在高需求和高价格的情况下，但该模式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几乎不可能有效。这篇文章反映了普京对私营企业的不信任，但他也同时明确指出，俄罗斯需要发展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这是自上而下的一种现代化的典范。普京的政治人格和他的政策一样充满了矛盾，但是他最终的行动有一个共同的主线——试图实现俄罗斯的现代化，但却是用俄罗斯的方式实现。首要的任务是主权和安全，俄罗斯像一辆富丽堂皇的大篷车在向前移动，忽略了那些“幸灾乐祸的人”或者像“狗一样乱叫的人”的观点。我们可以把他的方案描述成国家民主制度的一种，民主的必要性为政府对国家发展和安全认识的观念所缓和。普京的思想可以贴上战略性折中主义的标签，对经济领域采用自由原则，对国内政策采取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采取大国主义(Derzhavnost')。稍后，我们将更多地谈论普京版的国家民主。

正常和正常化

正常总是相对的，当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时，并不是要暗示某处（除了神学领域）有完全正常的状态。我们对正常的标准来自俄罗斯自己的传统意识（彼得大帝表达得最为强而有力），它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西欧的标准，而且近来在“西方”更加广泛。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西方国家制定的正常标准存在严重的问题；埃米尔·涂尔干认为，毕竟，在过去半个世纪，如果不是病理的，西欧的发展模式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病态。同时，一系列自由权利、民主方法、法的治理和经济自我肯定（包括财产权）的人权发展，正如编入《欧洲人权公约》及随后的协议一样，定义了一种正常，虽然没有达到中世纪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宗教生活的统一，也确实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文明模式。这种“正常”文明正是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所渴望的。恰如马利所说，“对今天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正常’的概念是从西方借来的”。然而，正如伏尔泰指出的，“在已经建立的政权是错误的基础上保持正确是危险的”；因此，在当代世界，对正常的测量是由霸权体制确立的，这种事先排除了多样性和论争的可能性，也就是非“正常”的可能性，因此有着矛盾性的危险。在普京治下，以一种独特的“俄罗斯方式”把俄罗斯特点和普遍规范，以及进化的和形态学的方法结合起来，且在他领导的后几年被赋予了“主权民主”的特点，这种尝试被再次贴上非正常的标签。他的管理在另一次自19世纪早期以来就具有西方特征的根深蒂固的恐俄症爆发时，受到西方分析家和大部分新闻媒体的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