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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第7辑):文学艺术的瞬间与永恒 作者:曹莉,蔡文鹏 编


主持人的话


谢谢各位来参加余华的这场讲座。讲座之前,曹莉教授说今天全校有合唱活动,怕没有很多人来,但今天来了这么多人,也表明余华是不太需要介绍的,让我再介绍就有些“叠床架屋”了。不过,我说一点点。

我和余华认识已经二十几年了。我到北京不太久,余华也不太久。20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算是比较正统、最有权威的文学杂志,当时的主编是刘心武。当时杂志社组织了一个会议,当年最年轻的代表性作家,特别是先锋派作家余华、通俗文学家王朔在场,还有一批这样的人。什么意思呢?当时余华、王朔这一代被看成是“最新的一代人”,要登上文坛了,像《人民文学》这样的杂志也只好屈尊面对他们。还找了一些像我这样——当时还是研究生的评论者,屈尊一起来讨论文学问题。到底讨论了什么样的文学问题,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只记得,我们开完会出门,我的一个朋友和同事,当时也是研究生,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叫金大成的朋友。他就说:“余华的发言不就是超现实主义的宣言吗?”所以我只记得,当时“先锋派”在登上文坛的时候,就好像法国超现实主义登上舞台,改变了整个文学景观。我们可以把余华这一代的文学,还有我们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也是作家格非先生的创作,都认为是80年代先锋派文学的代表,改变了整个的文学景观。

余华是一位特别勤奋的作家。他在80年代开始写作,像《18岁出门远行》一系列的短篇,当时影响特别大。但90年代以后,他开始迅速转型,连续写作了好几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像《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这几年引起特别轰动的《兄弟》。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在美国,余华也去了美国。那时候美国的一些重要媒体,像《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杂志》、《纽约客》等,都用大篇幅发表对余华创作的评论。余华的巨型头像也登在《纽约时报》的杂志上,这样的情况过去非常少见。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最近在法国、德国、美国等都有对他大量的介绍和报道。

至于别的,我就闲话少说。现在我们有请余华先生给我们做演讲,讲座题目叫“文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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