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录

主持人：余华讲起文学作品时，总是娓娓道来。他可以把好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的句子一段段背出来。我讲个小故事给大家听。

大约十几年前，我在香港，就邀请余华和张承志到香港做个文学讲座。他们两位都来了，我们三个人要去大屿山。那个时候金马大桥还没建起来，我们要从中环坐船去那个地方。余华是一个平时吊儿郎当的人，让人很不放心。张承志走南闯北，非常稳当。当时是夏天，香港非常热。我们带的钱包、证件等其他东西，不知道放哪儿。张承志带了一个包，说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他的包里面，他来保管。余华虽然吊儿郎当，但他非常自告奋勇。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张承志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起来了，余华说，“这个包我来拿”。张承志问他：行吗？他说：当然没问题，这个包还拿不住吗？结果我们玩的时候，一路余华就抱着看着包，玩得很高兴，一路都没丢。但坐在返程的船上，大家开始谈文学，余华就开始背了，一段一段背完了，我们都很高兴。下船的时候，我们就突然想：包呢，这包在哪儿？我们三个人就赶紧往回跑。前后差了大约一分钟，跑到船上发现：包没有了，证件没有了，钱也没有了，我们三个就开始“飞翔”了，过后几天就开始“变形”了。好！现在可以提问了。

问：余老师，我想请问您：怎么看待人、兽、鬼这三种自然界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东西？

答：人、兽我是见过的，鬼还没见过，即使在太平间睡午觉的时候，我也没见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谈。

问：余老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听了您的讲座后，我的理解是：一部文学作品是一个作家记忆和想象力的结合，可是记忆和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作家的经历。所以我在想，一部作品的思想深度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经历呢？

答：刚才因为时间有限，其实文学问题涉及的可以有三个，也可以有三十个，也可以有三千个。当一部文学作品完成时，它涉及的问题像人体基因一样多，有极其特殊的理由和原因。我刚才只是从三个角度来谈文学比较基本的问题。写作和人生是一样的，甚至比人生还要丰富。因为写作有想象力的帮助，而想象力有时帮不了人生。我想这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不是说要强调这个或那个，有些看起来重要或不重要，但其实它们是同等的重要。

问：余老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首先，您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好的文学作品究竟应该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如果给人带来不安、呕吐的感觉，这样的文学作品究竟算不算是好的文学作品？第二个问题是，请问您是否认为纯粹的文学应该是属于贵族的？

答：这个问题，我换一个角度来回答吧。为什么有很多作家的很多文学作品被流传下来？并不是因为它们发表时有很高的评价，而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还在阅读。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评论家评论作家和作品，但是最后能够帮助一个作家进入文学史的是读者，而不是评论家。因为当这个作家去世以后，喜爱他的评论家也去世以后，就是靠后来的读者。

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们经常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是群众创造了历史”。是“群众”创造了历史，不是“英雄”。文学也是这样，不是作家或者评论家创造了文学史，而是读者创造了文学史。我觉得文学不属于贵族，属于所有热爱文学的人。

问：您好！十年前我就特别崇拜您。我几次听到，您说观点是会陈旧过时的，但事实不会。我想问的是，作为一个作家，您是怎么在现实和想象中把握平衡的？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特别喜欢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您，一个是姚明。我知道您也是篮球迷，姚明的比赛您也都看过，能不能写一本关于姚明的著作？

答：其实想象力和现实是不冲突的。我指的是在表达现实时，你需要想象力；当你在表达想象力时，你需要一种现实的标准。至于以后会不会写关于姚明的文章，我还真不知道，以后再说吧。

问：余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创作方面，短篇小说和中长篇小说在创作时有何不同和相同；第二个是创作和本人职业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两者相互冲突，您是怎么处理的？

答：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差不多，长篇则不一样。我的经验是：短篇小说是工作，长篇小说更像是生活。为什么？因为短篇小说很快就可以完成，基本在自己的控制当中，很少出现意外。而长篇小说可能需要一年、两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写完，而这段时间自己的生活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你可能会发现一些新奇的东西，就是你事先没想到的，所以我觉得很像生活——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至于写作和职业的冲突，我觉得写作和任何职业都是有冲突的。但是当你在写作能养活自己之前，还真的应该把职业做好。我就是先干了五年的牙医，然后觉得写作能活下来了，我就不干这些工作了。

问：余华老师，您好！我看过很多对《兄弟》的批评，您有没有参照过《美丽人生》？

答：你认为这是抄袭啊？我刚才说过，马尔克斯在写床单的时候，阿拉伯的飞毯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但是马尔克斯可能根本没想到。我之前看过那个电影，我觉得它的构思很好，但它表达的张力很一般，那么我在写《兄弟》这个小说时，我完全没想到它。

你可能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活过来的人，像宋凡平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小学时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被称为地主，被揪出来了。他在被红卫兵造反派打了两个月后放出来了，有一天早上他投井自杀了。自杀前一天的晚上，我看到他和我的同学在小镇上走。他摸着我同学的头，满脸都是伤痕，很亲切地和他说话。第二天，我的那个同学哭哭啼啼地去上学，我们才知道他父亲自杀了。我相信这个父亲想死的念头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是他不让家里的任何人知道，就是把痛苦留给自己。“文化大革命”时，这样的人非常多，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你可以再去问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可以告诉你很多感人的故事。我看到，还有一些人写文章说我在《兄弟》上部里写李光头和宋钢整天在大街上游荡，这个是抄袭了另外一部叫什么《西西里》的电影，因为那个里面也有很多年轻人整天在大街上游荡。难道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就不在大街上游荡了吗？特别是我和汪晖这个年纪的人，少年和青年时期在大街上游荡的次数太多了。我们那个时候有个比喻：我们坐在街边看着人走来走去，我们把那个叫“看宽银幕电影”。因为那时，宽银幕电影刚好出来了。

问：余华老师，您好！据我对现代一些作品的了解，像您这个年龄段的作家对“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年一般都有亲身记忆，这些会反映到文学作品里面，像您的《活着》、《我的父辈们》都是中国那些集体记忆的。我想问，据您的观察，比如20或30年后，作家们对我们90年代到2010年的这20年，会有怎样的时代精神或叙述轮廓？

答：我想你们的生活和我们那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看电影也就是八个样板戏，还有两个“战”——地雷战和地道战，没有其他的电影，所以我们整天就在大街上游荡，关心的就是小镇上发生的事。而你们完全不一样，你们什么都知道，我想不同时代生活的人写出来的作品肯定完全不一样。至于再过20、30年，年轻作家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我真的不知道。

问：余华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了文学中“记忆”的作用，您说文学作品的伟大在于能唤醒人的记忆，能让那些美好的记忆伴您走完剩下的人生。但是，文学作品唤醒的不一定都是美好的记忆，特别是您的暴力作品。而且一些读者的记忆可能太痛苦了，这时他再读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记忆残酷的作品，这样文学作品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作品岂不是太残酷了？而且不管是美好的还是不美好的，一个普通读者可能没有作家的这样急于把它表达给世人的需求，那么这个对他个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答：我觉得阅读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强迫。如果你心情不好，你去读一些让你心情好的书；如果你心情好，你去读一些让你心情差一点的书。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我和汪晖小时候读的书都是没头没尾。前面少了十多页，后面少了十多页，当时是被称为“毒草”的书。不知道故事的开始，不知道故事的结束。不知道故事的开始还可以忍受，但不知道故事的结束是非常难以忍受的，这点你们这代人是非常难以体会的。现在我们的图书那么多，中国每年要出版二十万种以上的图书。我觉得阅读是个自我选择，不是说我想读什么样的书。我在自己书架上选书完全和我的心情有关，尤其是阅读文学作品。我绝对不会按别人给我开的书单去读，所以我也从来不给别人开书单，我觉得那是骗人的。对你有用的书对别人未必有用，所以你应该自己选择。

还有一点，是要充分相信自己。哪怕整个宿舍的人都说这个书好，你读了两页觉得没意思，你就放弃。第一，这未必是好书，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人云亦云的事太多了，尤其是汪晖说这个书好了以后，大家都说好了，谁也不敢说不好。第二它确实是一本好书，但也许它还没到和你相遇的时候，你们的缘分还未到。所以阅读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你可以选择去读一些让你感觉轻松的书，不要读像我这种比较沉重的书。

问：余老师，有评论家说当代文学缺少“大爱”，缺少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关怀和悲悯，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们的评论家说过的话非常非常多。我不知道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因为从我的角度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表达对穷人、普通人关心的作品，数量非常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评论家说缺少这样的作品？也可能他们读的都是贵族的文学，没有注意到，其实不少。

问：余老师，您好！我读过您很多作品，非常崇拜您，但我有一个困扰很久的问题，就是《兄弟》里那个拔牙的人。他拔了一辈子牙，但却因为背不出人体解剖手册，面临失业的危险。您当时选择作家这个行业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吗？

答：不是一样的问题，但有点相似。我是因为不喜欢牙医这个工作，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又不是健康美丽的嘴巴，所以想换一份美好的工作，就开始写作。在当作家以前，我唯一的一份工作就是牙医。我给自己开了个玩笑，所以就把自己的姓给了那个“余拔牙”，但也带来了一点麻烦，很多人怀疑那个人就是我。我就告诉他们：肯定不是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我，我肯定把他写成一个英雄人物，不会把他写成小丑。

问：余华老师，您好！我看过您的很多作品，觉得您写的都特别有深度。您的很多作品在西方受到了欢迎，但有人就说您是把中国的伤疤揭起来向西方谄媚，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答：这样的评论我听到很多了，你说得一点不错。昨天晚上我还在回答加拿大报纸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如何回应那些认为你表达了过多负面东西的批评？我是这样说的：

在我们中国，大多数作家都在歌颂我们这个社会，只有少数作家在批评，所以，第一他们不用担心，第二他们应该容忍我们这几个人。就那么几个人，不多。

问：您刚才说读书完全是凭个人喜好，那么在您的记忆中，有没有一本书让您读了很多很多遍？此时此刻，如果说书或者文学书时，在您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本是怎样的书？

答：我当年给汪晖打工时重读了很多书。汪晖当年在《读书》当主编时，让我写了很多稿子，还不断表扬我，弄得我那几年全为他干活了。确实有收获，当时重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像《百年孤独》这样的书。80年代，我是在《十月》杂志上读的，和后来这一次感觉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去重读。

如果你一定要说文学作品的话，其实浩如烟海，很多文学作品都需要重读，但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重读。除非是你突然想重读了，那你再重读。比如《洛丽塔》，我最早读到的是节选本。西方人不是喜欢搞评选吗？我就觉得奇怪了，就是整个英语世界评选20世纪最伟大小说时，《洛丽塔》大概排在第三位，竟然排在《百年孤独》之前，我很吃惊。后来又有一个由英国很著名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做问卷调查，是在全世界一百多名著名作家中做的调查：你认为最有名的十部文学作品是哪十部？由一百四十多个在世的西方大作家们投票。西方大作家们和中国作家很不一样。中国作家成为“大牌”以后，谁还管这个调查？但西方作家们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地填写选票，因为他们有一种责任感。我看了结果以后，托尔斯泰最厉害，占了两部。《安娜·卡列尼娜》第一，第三是《战争与和平》，第二是《包法利夫人》。19世纪的文学作品占了八部，19世纪以外的只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20世纪的只有《洛丽塔》。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那么多的伟大作家们都如此推崇它？我就找了译林出版社的译本看，看完之后，我就知道了“什么是伟大的叙述”。它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叙述。这就是为什么哈金和我说，任何一个想在美国文学系毕业的学生都必须熟读《洛丽塔》，了解它的英文、叙述的力量。它的故事很简单，但却写了那么厚，你就可以感觉到作家叙述功力之厉害，这也就是为什么作家们这么推崇它的原因。

问：余老师，您好！我非常喜欢您的作品。我想请问您，对当代作家王小波和王朔的作品怎么看？

答：王小波的作品我就读过一个《黄金时代》，读得不多，但我很喜欢，是充满生命力、生机勃勃的作品。王朔就不用说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也很喜欢他。可惜他最近很长时间没有写东西了，因为他已经进入佛教的领地去了。我认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了不起的人物，我相信中国文学史会给他们很大的篇章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主持人：我知道很多同学还有问题，但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结束了。谢谢余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