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夏季，他们二人终于结婚了，他们的婚礼举行之地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伊里市，我母亲被当地报纸称为“费城第一美人”。

总而言之，二人真是幸福的一对儿，我父亲绷得紧紧的神经得以被我母亲那安详、刚强和不服输的勇气所舒缓，不过，在任何一件大事上，他那更为明智的判断力却令她钢铁般的意志甘心顺服。每逢他生病的时候，她一直体贴而同情，对他悉心照料。

不过，她并不认为他生病是一件幸福的事，在此点上，她真的一点儿也不像达尔文家族中人；实际上，她更希望他身体健康，而事实上，他的确比从前健康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倘若她嫁给了一个更年轻、更强壮、更快乐的男人，他娶了一个和其智力水平更接近的女人，二人也许会更加幸福。可是，他们各有长处，也就正好将对方的缺点给弥补了。

1884年秋冬之交，他们将春田庄园租了下来（就是杰布夫妇的房子），开始了他们共度的第一个冬天。杰布夫妇当然会于格拉斯哥过冬。紧接着，他们开始寻找自己的房子。开始的时候，他们请一个朋友传话给T先生，声称打算将其刚刚购置的那处产业买下来。于我而言，这种做法相当不够圆滑。好在不管何时，T先生好像拿定了主意，不愿意赔了夫人又折屋。所以答复是，他要一个人在那里居住。卡拉姨妈用浑然不觉的韵文写道：“他认为找一个老婆是相当容易，不过另找一处让自己满意的房子相当不易。”

后来我父亲将彼尔斯家的住宅和店铺买下，它们和春田庄园隔街相望。这位彼尔斯是剑桥的粮商和煤商，直到现在剑桥还有一个姓彼尔斯的煤商呢。他家为数众多的谷仓、货栈、牛圈、马厩、院落一字排开，沿着剑河西岸从银街桥溯流而上。整幢宅子是一座无名之所，路自然也是无名路，属于剑桥的那个地段简单地被称为纽纳姆，于是，我父亲就将自己的新家称为“纽纳姆庄园”。

这的确是一笔相当棒的投资，不过，我敢说，实际上，我父亲之所以买下这里，仅仅由于爱上了它，同时也爱上了这里浪漫的环境。

这宅子是18世纪末修建的，或许是建于一座旧屋的地基上，它位于国王磨坊和纽纳姆磨坊之间，北面面对着后园地带，南面位于剑河的一条支流上。一道水门开在其中一座谷仓的下面，最早的时候，载着货物的驳船可以由此直接开进来。等到我小的时候，尽管驳船还时不时地将货物运到福斯特磨坊（也就是国王磨坊）去，不过已经不再从此进入；彼尔斯家的所有生意已经迁往火车站一带，仅留两位年迈的彼尔斯小姐还住在此地。

我父亲不嫌宅子太大，把整个宅子都买了下来。于是，我母亲开始兴高采烈地着手打理这项物业，而这恰好将她一直以来的大无畏精神充分体现出来，倘若换作其他人，她们必定会认为此地环境过于潮湿，河水过于危险且气味过于难闻。

真的相当难闻，直到如今我还对那股气味记忆犹新。任何一处下水道中的水都直接流入剑河，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剑桥才铺设了合理的排水系统。

关于这一排水系统，还有一个故事：维多利亚女王在院长休维尔博士的陪同下参观三一学院，女王站在桥头向下一看，不由得惊讶地问：“河上漂的这些纸都是什么？”院长相当自然地回答：“那些纸吗，夫人，只不过是禁止游泳的布告。”幸运的是，我家位于剑桥城的上游地带，情况还没那么差。

不过，这就是为何澡堂都开设在剑河上游的羊园和科沼的原因。

当时，这两座磨坊仍在使用。我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个相当不自然的缺口出现在剑桥的风景线上，那个地方就是福斯特磨坊在被拆毁之前所在之地。现在，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小男孩坐于河畔的护墙上垂钓，我对他们竟然不清楚自己的背后昔日为一座大磨坊感到相当不可思议。

曾几何时，我们还在那里一连数小时地痴痴观望，就为了看那些胀鼓鼓的麻袋如何被一只滑轮拉进高耸的磨坊山墙，当然，有时候是从驳船上，更多的时候则是从黄色的四马大货车上。

晚上，守夜人在磨坊里自得其乐地学着吹笛子。因为其学习没什么大的进步，于是，凌晨三点钟的笛声听上去分外苍凉。我父亲一向睡眠较轻，因此，他被那一支支凌乱的小曲儿搅扰得烦躁不堪。如果去表达抗议，人家必定认为他相当残忍。不过最后，双方还是达成了协议，自那之后都皆大欢喜了。

我父亲还修缮了这所新房子，将几间厨房进行了改造，使之变得更为宽大，也更古朴。他还拆了几个谷仓和马厩，又将一个鹅卵石院子开辟成网球场。他在剑桥的支流上架设了两道木桥——经过木桥，可以分别通向两座河心岛。

就因为剑河的走势在其支流上变得相当复杂，堰坝、磨坊、水门、古老的沟渠，一股脑地跑到这片沼地上来徜徉。他为客厅设计了一个凸出的窗户，却因此弄乱了整幢房屋的乔治式对称风格（一种严格对称的风格），真是让人相当惋惜。不过，谁让当时的建筑师不接受18世纪的建筑风格呢。

由这座凸窗向外远眺，可以看到剑河从浓荫如冠的大树下流淌而过，还能看到牛在远处的纽纳姆磨坊附近一天四次地涉过浅滩，再返回牛圈，轮番吃草、挤奶。这是多么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啊。

我母亲相当欣赏这一景象，事实上，她相当喜爱这里，甚至为此而浪漫情怀满溢。一次，她满怀希望地请教彼尔斯小姐中年长的那位：屋子里是不是住着一个鬼？老太太的答案是：“噢，我们一向对它不闻不问！关于此事，我不会告诉你任何情况。”然后就打死也不开口了，所以，我母亲由此断定，屋子里必定藏匿着某种形式的鬼魂。

这位大彼尔斯小姐过世之后，有一年，我母亲遇见了还在世的小彼尔斯小姐，又对她说：“我相当希望你能将那个鬼故事告诉我，你姐姐可是对此点滴不漏。”小彼尔斯小姐似乎相当吃惊，而且还有些不悦，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说：“难道我姐姐果真暗示屋子里有鬼吗？不过也的确像是她的为人。她是一个相当有幽默感的人。”——这是纯粹的维多利亚式的说话风格，言外之意是我母亲被故去的老太太戏弄了一番。

这真的是老太太出于逗乐的玩笑话吗，或是姐妹二人明明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却不愿意告诉他人？我们永远不清楚。当然，不曾有人看见过鬼，而且，若有鬼的话，我们小孩子肯定清楚它在何处：只不过在最高一层天台上，那个黑乎乎的柜子边上。总之，阴森的鬼气弥漫于整个屋子。

河畔的一座谷仓被建筑师改造成了一道窄窄的长廊，由此可以俯瞰网球场。对于激烈的现代网球而言，我们的网球场真的不算大，不过，就当时那种原始的壁网球而言则相当宽敞，男女老少都可以在球场上跳来跳去，看上去动作文雅却稍显外行。

建筑师原本打算在长廊里举行网球派对，大家可以坐在那里观赛，不过遗憾的是，因为长廊朝北，冷到无法举办派对。此外，因为这位建筑师是一位资深建筑师，于是，他很自然地用最新潮的维多利亚-哥特式混搭风格，在这座朴实无华的乔治式老谷仓的外墙上建造了一扇优雅的石雕弓形窗——为整幢建筑增添了一抹优雅的异国情调——事实上，此举也因荒诞不经而迷倒了一大批人。

总之，建筑师们的头脑真是相当古灵精怪！

夏天的时候，我们坐在河畔花园的一棵巨大的紫叶山毛榉树下喝茶。就在此地，塞西莉亚·博阿小姐，一位著名的美国画家，为我母亲画了一幅水粉肖像。作为一位优秀的肖像画家，博阿小姐的画风是印象派的，在一定程度上有着马奈的风格，因此，她将我母亲的肖像画得相当可爱。

作为我母亲的闺中密友，博阿小姐也是我本人经常“重点保护”的淑女之一（详见第六章）。当然了，我所喜爱的客人很少，可我对她的喜爱是毫无疑问的。我确信，自己那时就已经对她的画充满兴趣了。

一座又大又空的谷仓位于网球场的尽头，当时还不曾被拆毁。就某种程度而言，我母亲真是一个创造奇才，她曾以多种方式利用这座谷仓。比如，她曾计划在楼上几层的地板上种蘑菇；也曾计划在第二层晾衣服，因为洗衣是在第一层进行的，洗衣用的水必须靠女佣从河里抽上来（她们相当讨厌这活儿）；还曾计划让母鸡们在第二层安家做窝。

谷仓的底层是一个勉强可称为地窖的地方，经常被水淹没，因此，母鸡们不得不搬到第二层，为此，还专门在墙壁上凿了一个小洞供它们出入，洞口下方架了一个似乎是梯子的东西，可以一直通到地面。我母亲希望这些可怜的母鸡们顺着梯子爬下来，穿过马厩的院子，再穿过巨大的马车门上的另一个小洞，穿过马路，最后到王后绿地去吃草。

我不清楚对于这些母鸡们来说，这段旅程是不是过于复杂，要知道，这可是一群众所皆知的低智商者，它们可能认为梯子太难爬，也有几只被飞驰而过的马车和货车碾死。总之，母亲的计划没能获得成功，没过多久，它们就被转移到了大河心岛上一所舒适的老宅里。母亲为它们设计了一座专用的小桥，这桥跨过水道，一直通往向麦收节园的草场。小桥是用铁丝网做的，颇具叹息桥的模样。最终经过一番苦心教诲，母鸡们终于学会了过桥。

不过，为了方便母鸡通行开在谷仓壁上的小洞还是保留了下来，于是，我们获得了最为热衷的一项娱乐活动——沿着一根排水管爬上去，再经过小洞用劲将身体挤进谷仓的顶楼。由于我很胖，有一次甚至被洞口卡住了。最后，我费了吃奶的劲儿才挣脱出来，直到现在，我最可怕的噩梦都跟那次被卡的经历有关。

我九岁的时候，谷仓因为过于破旧而不得不修缮，我母亲就产生了一个废物利用的想法：将其改造成一幢公寓或“楼上的房子”，然后租出去。紧接着，工程开始了。脚手架从河面上架了起来，梯子、灰浆、工匠等乱哄哄地纷至沓来，而我们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玩耍的地方了。

这幢房子的底层被改造成马车库和马厩，好让我母亲养那匹她一直想养却总也没养成的马。直到现在，我似乎还能感觉一匹马的鬼魂在我家如今的汽车车库里游荡，不过，这匹充满渴望的马从不曾在马厩里住过一天。

屋内被我母亲心爱的种种小器械塞满了，这真是一些奇技淫巧，你甚至可以将前门打开，用篮子就可以将面包拉上去。毋庸讳言，建筑师必定要执着地遵守著名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原则——餐厅最大限度地远离厨房，浴室最大限度地远离锅炉。这位卓越的建筑师在执行这项原则时是极为干脆的。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内容就是关于住宅设计的。在书中，他如是说：

为了达到燃料高效利用的效果，煤炭理应尽可能在远离厨房的地方存放。

这所房子最终被命名为“谷仓”。

越过“谷仓”，就是另一座狭长的沿河花园。我清晰地记得，一个六月的傍晚，我透过暮色从花园尽头看到船队在游行，当时，这是五月船赛（剑桥各学院在剑河上举行的一种传统赛事）的闭幕活动。每个船队有八名队员，他们身穿运动服，手持鲜花和旗帜，慢慢地划进了磨坊潭，在那里将船头调转，再往回划。我想，那一定是1892年，也就是举行最后一次船队游行的时间。

由于我母亲永远是时代进步的弄潮儿，因此，毋庸置疑，纽纳姆庄园的室内装修也是现代化的。她在育儿室的隔壁加盖了一个非常大的贮煤间，结果，送煤工在扛着麻袋送煤的时候，不得不沿着狭窄的后楼梯拾级而上，再由弯弯曲曲的甬道走上去，结果在身后留下一片狼藉。我母亲原意是为了让女佣省事，结果，她们非但不领情，还令她们对煤灰格外憎恨，由此可见，原因就在于她的方法过于独特。

我母亲还在宅子里建了一个浴室，还相当别出心裁地为浴缸裹上端庄的“红木外衣”，仅仅为了遮掩它的腿。实际上，在浴缸之前，我母亲甚至还安装了一个通话管系统，其发源于育儿室，最后与大厅相连，不过这个系统一次也没用过——冲着短短的后楼梯吼一嗓子，要比这简单太多了。当然，看起来没那么文雅罢了。

总而言之，摇铃呼唤女佣为壁炉加煤一类事，从未在我家发生过。对我母亲而言，一个孩子若不能造出所需的东西，那就让他（她）自己去要。我的本意并不是说，她不会在孩子短缺的时候亲自打铃，而是说当孩子短缺的时候，相对于其他方法，她总是将某个恰巧从房门口经过的人叫进来解决问题；她如同任何一位真正的美国人一样，从不会将房门关得严严的，必定要留出一条缝，倘若房门关得紧紧的，她必定会感到窒闷。

楼下一共是四个大房间，其中一个房间是吸烟室，原因是吸烟在当时不太受人欢迎；不过，我们家里，我父亲就能随时抽烟，最后的结果就是教室成了吸烟室。

在任何一间育儿室、甬道、卧室里，都可见到一盏煤气灯，它们发出咝咝的响声，那无盖的煤气喷嘴喷出花朵般的火苗，我曾为那褐色的火芯儿而痴迷。客厅里放置着一盏菜籽油灯，餐厅里则是一些长蜡烛。一旦安装电灯成为可能，我们家马上就装上了新电灯。不过，由于电灯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昂贵的物件，因此厨房和阁楼是不能安装的，否则会被认为过分奢侈。这些电灯还处于过渡时期，所以还不能长时间照明。

我们家还超前地安装了电话，因此在电话簿中，我们家被列为第10号。

在厨房里，一台发条转动的烤肉器静静地立于烈火熊熊的大铁炉一侧，它将自己藏在闪闪发亮的罩子底下，这罩子主要是作为面团槽的盖子。当时，我们的面包都是自己做的，用的是附近格兰切斯特磨坊的石磨面粉。

就在此地，就在纽纳姆庄园，1885年夏天，我出生了；也是在此地，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起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代。

每逢夜间，借助于育儿室的大窗户，我们低头就能看到碧绿的河水在我们脚下缓缓流淌，每当有船儿驶过时，河水就会将船的倒影映照出来，同时也会在天花板上划过一团光影。白天的时候，在太阳照耀下，河中的涟漪荡漾出粼粼的光波，如同一种舞蹈韵律一般。

越过小河心岛向远处眺望，还能看堰坝和剑河上游的河畔便道，我常想，上帝必定沿着这条便道踽踽前行，赶着羊群去青葱的牧场憩息。小道是那么静谧，纵然是河水流过堰坝的低吟声也能轻易地听到。每逢起风的冬夜，我们就躺在床上，倾听远处火车站的动静，如货车的转轨声和火车头的呼啸声。

在那样的一些夜晚，你是不能睡着的，原因就是你感冒“发热”，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夜间育儿室里生着炉火，那高高的挡炉栅的影子就会投到天花板上，从而形成摇曳的十字架。每逢外面的黑夜中弥漫着可怕的孤寂时，能相当安宁地静卧于床上，真是令人安慰。有时候，在漆黑的凌晨，我们还能听见公鸡的啼叫声，那是由大河心岛传来的。不过，我父亲却因此而心烦意乱。

借助于日间育儿室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马路，远眺那长满青草的堤岸和剑河对面的椴树，甚至可以看到王后绿地以及后园地带的参天榆树。当时，王后绿地的水平线比马路低，因此马儿可以在绿地上啃食浅草，那里平滑的草皮历史悠久，经过数百年时光才得以形成。于我而言，这里就像是一首美到了极点的诗歌：

毛茛和雏菊，

花朵多美丽。

开于春日前，

默语阳光事。

后来，市议会决定垫高这片绿地，结果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无数车垃圾倾倒在此处，肮脏龌龊，令人作呕。拉车的马儿在泥泞中打滑，稍不注意就会摔跤，最终，它们实在没办法了，干脆戴着全副马具躺在地上不起来，就好像失败后垂头丧气的骑士。我望着它们，心怀恐惧和一种夸张的怜悯，倘若它们是人类，我想我对其关心的程度恐怕不如现在。不过，于我而言，我将自己和马儿视为同类。最后，王后绿地上的青草重新长了出来，不过，那些古老的草皮和大部分雏菊却再也回不来了。绿地加高以后，从前的美景永远地消失了。

一天晚上，剑河突然涨水，睡在小床上的我被抱着来到大门口，身着睡袍看着河水怎样逐渐淹没马路和绿地。那天晚上，我的父母是步行出门赴宴的，为此，惊慌的女佣们马上派了一辆四轮马车去接他们回家，结果马车的轮轴却浸没在水里，亏得人行道上的水还算浅。彼时，每家的地窖都变成了水泊。一只猫实在无停留之地，不得不孤独地卧在花园的墙头上，于是，我的父亲就蹚水过去解救它。我小时候曾经历过数次让人高兴的洪水，不过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洪水从不曾进入家门，甚至就连1947年的大洪水也不曾涌进我家。

冈宁先生（Henry Gunning，1768—1854）在其名作《忆剑桥》中描述了，1795年2月发生的一场大洪水：

当晚，共济会恰好举行舞会，彼尔斯太太一行原本由一辆马车负责送去会场，不过车夫最终策马逃走，将诸位乘客扔在了身后。原因是他要救自己和马儿们的性命。城里有好几拨人盼望着，想看到著名美发师科尔内耶先生的身影，不过，他当晚无法离开彼尔斯先生的宅邸，不得不在那里休息。

毋庸置疑，“那里”说的就是纽纳姆庄园。借助上下文可知，除了地窖之外，整栋房屋纵然在这么大的洪水中也不曾被淹没；不过，其水位竟然达到了王后学院的走廊那样高，可见那次洪水规模之浩大。

站在日间育儿室的窗户向左边看，可以看到春田庄园和西奇威克大道的起点，不过，当时大道还在建设之中，于是，我们将之称为“新马路”。这里是后园地带的十字路口，一个跛脚的扫街人每天一瘸一拐地用扫帚清扫路面。

从日间育儿室的窗户向右边看去，可以看到一个建筑工地和两栋小房子；向更远的地方看，可以看到一些大树、银街桥、王后学院的埃塞克斯大楼。不过，无法看到那栋都铎式小屋，蓊郁的树木将其掩映住了。

我的一个早期记忆就是建筑工地于某夜失火，火星竟然飞过马路，迸入我家的“谷仓”，父亲因此急得乱作一团。

乔治时代的两排护栏非常美观，沿着马路一直伸向银街桥，可惜，如今已经被拆除了。当时，面对着吓人的牛群，行人们兴高采烈地躲到护栏后面；那些牛群被驱赶着穿街走巷奔着星期一的牛市而去，发出一阵一阵噼啪声和呜呜声。现在银街桥的所在地，当时还曾有一道桥。狄赛德留斯·伊拉斯谟本人就曾缓步踱出王后学院，到那里呼吸新鲜空气。当然，那时他必定会常常沿着我们的这条路前行。（伊拉斯谟，文艺复兴时期的荷兰学者，1510—1515年在剑桥大学王后学院短暂停留，并任剑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神学教授。）

夏天的时候，大道上来往的马匹扬起滚滚尘烟，白尘从每一扇窗户飘进来，也将马路对面的青草和绿树染白了。到了冬天，四处飞溅的稀泥如同果酱一般，清道夫将其刮下来，如同一匙匙的美味浓汤般甩进他们的大车里。空气中永远充满着马儿的味道，它和灰尘一道从窗外飘进来，相当难闻，不过也好过现在的汽油味和废气味。

时常可以听见嘚嘚的马蹄声和叮咚的铃声，那是马儿拉着汉瑟姆客车缓缓地从窗前跑过；这些马儿大多数是赛马，是从纽马基特退役的（剑桥附近萨福克郡的一个集镇，是世界赛马中心）。所以，不管它们事实上跑得多么慢，总之就是给人一种飞奔的样子，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讨好大学生。我的堂妹诺拉说，她认识所有的马儿。

屠夫们的车由暴烈的矮种马拉着，哒哒哒地从门前疾驰而过；我们确信，它们是吃鲜肉长大的，因此才会跑得这样生猛。黄色的送奶车如同古罗马战车，装着巨大的铜箍的搅乳器，几只小小的戽斗挂在一侧的吊钩上。还有那些毛脚夏尔马，将大得可怕的粮车由乡下拉到城里。每次星期六赶集日时，农夫们就会乘着自家的马车到城里来，车轮从窗前辚辚驶过。

一群性子慢吞吞的马儿拖拽着客运马车，步子沉甸甸的，从十五英里外的村庄驶来。或是篷车，或是敞篷车，车后木板座位上坐着十二个穿斗篷、戴布帽的妇女，一起度过这漫长的旅途。直到1914年，我与克罗伊登-克洛普顿的客运车夫还相当熟，那里距离剑桥十二英里，他的马车每天清晨六点半出发，直到晚上十点左右才能回来。尽管他并不老，不过因为不认识字，不得不一直做着沿途接生意的活计，不是给这位太太送一包缝衣针，就是将一只新茶壶送到另一位太太手中。总之，在回来的路上，他要将货物一样一样送到货主手中，从未出过岔子。

每天都有慢得出奇的四轮出租马车吱扭吱扭地向着火车站驶去。有时，还会有全世界最老的马儿拉着几辆戈登出租马车慢腾腾地走过，步子更慢、更重、更凄凉，发出咚咚的声音，如同灵车一样，向着远处的戈登学院驶去，每辆车里都坐着四个表情悲伤的女生。

与之相反的是，纽纳姆学院的令人感到乏味的女学生则步行穿梭于课堂之间。时时都能看到教师“去上课”，“其袍子内兜起呼呼的风声”。还有身着诺福克上装（即猎装）的学生，成群结队地去格兰切斯特远足——那是他们在做体育运动。（戈登学院和纽纳姆学院为剑桥大学的两所女子学院。）

差不多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圣凯瑟琳学院院长从门前经过，他骑在那小不点的黑色矮种马上。这个小老头身着教士袍，留下一个沧桑而孤寂的身影。实际上，三十年前，传说他于圣凯瑟琳学院1861年的院长选举中作弊，为此遭到了全剑桥大学的冷落。甚至有人说，当轮到他接任剑桥大学校长的时候，竟然被直接跳了过去。这些事情，就连我们小孩子都清楚。

不过，通常认为，这件事情的真相是：在圣凯瑟琳学院选举院长期间，这位鲁宾孙博士与另一名院士互相保证为对方投上一票，这样两人获得的票数就是一样的。不过，在关键的时刻，鲁宾孙博士却投了自己一票，最后得以凭着两票胜出，坐上了院长之位。

当然，此事始终头绪纷繁，毫无证据可寻。我的父母如果在外面与其巧遇，还是要看在可怜的鲁宾孙太太的份上与其打招呼的。不过，他从不曾被人邀请参加任何聚会，他出行的同伴经常是其女儿玛丽。二人骑马出行，玛丽骑的是一匹较高的马。可是，在女儿的陪伴下，他反而显得更加孤独了。

当时，还不时有老年工匠经过这里。他们身背草编的工具包，骑着老式脚踏车。不时还可以看到可爱的街头手风琴师，或者是一个流浪的意大利男孩，手中牵着一只瑟瑟发抖的小猴子，甚至是一头跳舞的熊。

每天晚上，手执长杆的点灯人就会过来将煤气路灯点燃。夏日的夜晚，不时能看到漂亮的义务兵队伍，他们身着猩红的制服，威风凛凛地行走着，特别美丽，不过也让人感到莫名的恐怖，就好像一道阴影，把懵懂的战争场面投射进我童稚的心灵。铜管乐队踏着步子演奏着军乐，我的心随着节奏忽上忽下。

还有太多值得一看的东西，总而言之，差不多所有的剑桥生活，都在桥上和我家房前川流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