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袁昌英

袁昌英传略

袁昌英(1894—1973)，字兰子、兰紫，湖南醴陵人，幼年在家读私塾，后入上海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英语。

1916年，自费入英国爱丁堡大学研习英国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是当时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为此路透社发了电讯稿，英国的《泰晤士报》和国内一些大报都刊登了这条新闻。1921年回国，与经济学家杨端六结婚。后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教授英国文学史，也是我国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女学者。在北京和上海教了5年书，她博览西欧、北欧戏剧名著，吸取西方戏剧创作的长外，于1922年写出三幕剧《孔雀东南飞》，用西方戏剧形式表现中国历史题材作品，用话剧形式再现了中国传统的“婆媳”问题，成为时人爱看的名剧，并凭借此剧作而驰名文坛。

1924年，入法国巴黎大学，两年后学成归国，任上海中国公学教授。

1932年，开始任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讲授英法文学史、戏剧史和名著选读25年，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勤奋的积累为她的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外国文学人才。所著《法国文学史》出版后，被国内各大学选为教材，15年中重印4次。所著《法国文学》、《西洋音乐史》、《玛亭》、《痛苦的灵魂》等著作亦相继出版。她兼长散文和小说，其作品分别发表在《现代评论》、《现代文艺》等杂志，后分别编入《山居散墨》、《行年四十》两本散文集。代表作《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感想》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抗日战争期间，她又写了《饮马长城窟》，成为中国女作家中一位知名的剧作家，也是中国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戏剧的学者之一。储安平教授和端木露西女士为她编辑出版散文精选本《友谊》。1929年，出版小说集《牛》。1948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将毛泽东部分诗词译成英文，传播国外。年近60高龄，仍孜孜攻读俄语，并翻译不少资料。还用英文写作和出版《中国的爱国文学》，向西方读者介绍爱国诗人屈原、杜甫、辛弃疾、岳飞、陆游、文天祥及其作品。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武汉市政协委员。三次参加武汉市文代会，当选武汉市文联执行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7年她被错划为“右派”，免去了教授职务，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由法院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交街道监督劳动。

“文革”的风暴中，与她患难与共一起生活了45年的伴侣杨端六去世，她被迫搬出原来较宽敞的住房，住到一间狭小的房子。1969年12月，她在珞珈山居住了几十年的权利被剥夺了，当作“五类分子”勒令限期离开珞珈山。她这时已75岁，无处安身，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下放到“五七”干校，自顾不暇，幸好她老家有一位贫下中农是她从未见过面的远方侄子，愿意收留她。就这样，她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老家。在返乡3年多后的一天含冤去世。1979年，武汉大学改正了她的右派结论，武汉市法院也撤销了1958年对她所作的错误判决。

记袁昌英女士

苏雪林

假如你还没有会过女作家袁昌英女士，我可以在这里给你介绍一下：短小的身个儿，不苗条也不精悍。说她美，女作家容貌足称者本少，我们又何必诛求；说她不美，一双玲珑的大眼，配着一口洁白如玉的齿牙，笑时嫣然动人，给你一种端庄而流丽的感觉，但她的照片却往往不及本人之可爱，可见风韵之为物，原是活的。它好像一首美妙的歌，只能唱在口边，不能写到纸上。难怪古诗人有“意态由来画不成”之说了。

人是聪明而且敏捷，你同她谈话，才说上半句，她便懂得下半句。读书也如此，艰深的意义，曲折的文句，只匆匆看一遍，便会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地给你解释出来。这虽然得力于她平日学问的修养，资质的明敏，似乎占了更多的关系。

口才也很好，上课时口讲指画，精神弈弈，永远不会教学生瞌睡，数年前因为某种便利，我常去偷听她的课。我觉得听好口才的人演讲是一个愉快，同我所经验到的打球，游泳，驰骋自行车的愉快相同，有人以为我好学，谁知我在享乐。

假如你想同她辩论，你一定得不着便宜。辩论愈激烈，她的词锋也愈犀利。你明明觉得那是方的，然而她却会说成圆的。已故诗人徐志摩不曾这样说么：将方的变成圆的，有何难哉，铰去四只角，不就圆了？我们的昌英女士同人辩论的时候，便似乎善于利用这个“铰”字。像我这样口齿钝拙而又不肯服输的人，同她起了言语上的冲突，往往只有面红耳赤，一吵了事，然而十回倒有九回，她先到我的寓所，低声下气地同我讲和。经过她这样“义释”之后，我便不再坚持己见了。她对朋友的忠恳和仁慈，果然值得心折。

据说英国留学生都有点绅士淑女习气。昌英女士同她丈夫杨端六先生都在牛津剑桥受过多年的教育，岂有不成为绅士淑女之理。但据我的观察：端六先生的性格是厚重，宽宏，心思尤其缜密，说话做事，都要经过几番考虑与打算，有一点害处，他都不干，必要时也能接受重大的牺牲，可谓百分之百的经济学家风度。无疑的，他是个“君子”，但他却是一个由四书五经陶冶出来的“君子”，并不是牛津剑桥式的“尖头曼”。太太呢，那可是一位典型的英国式“淑女”了。听说英国上流社会最讲究礼貌，所以我们的昌英女士礼貌颇为周到，仪容的整饬更为注意，头发梳得一根不乱，衣服熨得平平正正，不容有一丝皱痕。有时候，她似乎想拿仪容之整饬与否判定人品之高下，这就苦了我这个不修边幅的人了。她一看见我，往往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忽然眉头一皱：雪林，你的领钮没有扣拢呢。或者：你穿的这件衣服材料太不行。穿了这样衣服去上课，是有损于你的威仪的。她常不惜送我几件珍贵的衣料，想替我装装门面。我有时也想打起精神，来充个“淑女”试试，无奈自己既未到牛津剑桥，又洒脱已惯，画虎不成反类犬，何苦。所以我对于她的一番美意，总是辜负的时候多。

夏天，我们为了便利游泳，又讨厌长统袜的拘束，常赤着胫腿跑来跑去。这可害她眉头多打几个结。我又故意同她开玩笑，到别人家穿袜，到她家偏偏不穿。近年她已不再当我的新生活义务纠察员了，大约已感觉孺子之不可教吧。

她虽没有研究家谱学，对于遗传学说也似不感兴趣，但我觉得她的门第之见很深。某人品性如此优良，是因为他家世贵，某人习惯如此之好，是因为她出身高，都是她常放在口边的话。在中国，我以为根本没有阶级这回事，亭长，博徒，叫化子，一朝紫微照命，还不是俨然真命天子。十载鸡窗的寒士，题名金榜，不久便可以成为当朝一品贵人。就勉强说我们也有所谓贵族吧，那也是从下面爬上去的，只要你有能耐，你就爬得上。但不到两三代，便又堕落到原来地位，让别人来爬了。中国固没有像日本和阿比西尼亚一样的二千年一系相传的皇室，也何尝有像欧洲那样的子孙绳绳相继连血统都不与平民混杂的贵族阶级呢？记得十余年前在里昂读书，曾戏言同乡某君的父亲是个乡老，曾亲担大粪灌园。事为某君所闻，认为奇辱，大兴问罪之师，意气汹汹，欲以老拳奉敬。幸而他也是个能说不能行的人，否则区区鸡肋，必碎无疑。其实，我说那句话并不是存心毁谤他，我就从没有将担粪这件事当作什么告诉不得人的贱务。寒家世代务农，至祖父才做官。家曾祖少年丧明，贫无以为生，帮人舂米以糊一家之口。其躬亲担粪与否，家乘不载。以意度人，当时既无抽水马桶之类的设备，家贫又雇不起佣人，粪便不自己清出，难道可以让它积存屋里不成？旧读稗史：后唐韩淑妃为明帝所囚，守者索贿不遂，不为通粪。粪积圃中十年成为一邱，土皆五色，生奇花异卉多种，芳馨异常云云。果能如此岂不省了许多事。但韩淑妃乃真仙谪降，才能有此奇迹，而我曾祖父一家大小则无非俗骨凡胎；如学淑妃办法，花香未必可闻，粪臭先不可耐了。所以他之曾亲自担粪，乃势所必然之事，我辈子孙虽欲为之讳亦不可得的。我之直书此事，并非醉心劳动神圣主义，谬托第四阶级以自炫，我觉得以前的人以高门世阀为荣，现在的人以农工大众为尚，我若这样存心，便成了攀附。攀附的对象虽不同，攀附的动机之可耻则一。我虽不肖，尚不至此，所以然者，无非证明我素无所谓阶级观念，并想借此向从前对我发生误会之同乡解释解释罢了，假如他能够读到此文的话。喔，我由袁昌英女士说到自己的曾祖父，由贵族说到大粪，又由大粪而向某同乡补道十年之歉，野马未免跑得太远，再跑下去，不是要跑过希马拉亚山那头么？况且昌英女士虽与我相交多年，尚不深知我的家世，我现在将祖宗舂米担粪的话柄，一概宣扬出来，岂不累吾友面上无光？又听说英国上流社会谈人体有一定尺寸，粪便之类的字眼，当然更绝口不提，我今于此物偏津津乐道，恐十年老友将对我提出绝交书矣。奈何！还是赶紧自己喝一声“带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