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五月的一个夜晚——事件前因

熊熊大火边站着一个脸颊被烤得通红的胖女人，她的视线定在一张随风扬起、已经烧掉半边的书页上，她紧紧握着身穿棕色衣服的丈夫的手，对着人群激动地大喊：“伟大的时代！美丽的时代！”俄国《真理报》的记者就站在她身边，等着第二天把报道传回俄国。这是1933年5月10日，午夜刚过。在柏林的歌剧广场上，这场惊心动魄的事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火光从远处就能看见。火舌高蹿达十一二米高，主事者将生火的预备事项委托给一间烟火技术公司。他们用几米长的木柴堆置出八座庞然大物。堆放之前，还小心地在地上铺上厚厚的沙，以保护地上的砖瓦，使之事情完毕后不致受损。晚上9点30分的时候，天上开始下雨，准备浴火仪式的技师们略微紧张了一下。在要被送上火堆的物品还没到达之前，他们不厌其烦，不断地把淋湿的木柴擦干，因为这些木柴必须要维持火焰的高炙。

虽然顶着雨势，仍集结了几千人来到现场。各大报纸几天前已经得到通知。没有人确切知晓，到底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极有可能又像十天前一样。十天前，五一劳动节那天，希特勒在他自己所建的滕珀尔霍夫机场（Tempelhofer Feld）安排了一场灯光秀，在百万听众面前保证了德意志民族大团结。就连法国大使，事后也感动不已地说：“所有的人呼吸到的空气都是好的、气氛欢快的、愉悦共享的。没有什么让人感觉到压迫。”

希特勒政府才刚刚掌权三个月。它想尽办法利用各种国家资源，来巩固政权以及执政党的权势——还通过训练冲锋队（SA）及党卫军（SS）进行威胁恫吓。德国人那时一窝蜂要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党，NSDAP），在这三个月内，纳粹新成员数目冲破150万。忠贞的85万老党员转眼变成党内的少数。为了阻止所有国民都变成纳粹党员，1933年5月1日紧急暂停新会员的吸收。

新政府虽如日中天，却还是尝到败绩。1933年4月1日首次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失败。犹太商店的营收归缴中央的不多，人民的反应大部分是负面的。有关当局决定，近期不再筹划类似的行动，改为通过不引人注意的施政措施将犹太人排挤出正常的社会体系。再来就是举办正面的集会活动、公共演讲、灯会与火炬游行。

所以事情如今已很清楚，历史资料研究学家也已经有一致的看法。5月10日，不只在柏林一地，而是在几乎所有德国的大学城所发生的焚书事件，并不是宣传部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希特勒自己，甚至不是政府部门任何一位首长策划的。这个构想来自活跃的“德国大学生组织”（DSt），他们不但将计划巨细靡遗地付诸实行，还带着极大的热情。早在魏玛共和时期，大学里便弥漫着反动、排外与民族沙文主义。而且从1931年开始，“德国大学生组织”经过民主投票，正式由“纳粹德国大学生联盟”（NSDStB）的代表领导。不需要再多做什么，1933年便完成了“大学生主动一致化”。当德国政府3月决定成立“帝国国民宣传教育部”时，大学生便马上主动成立了自己的“德国大学生新闻宣传总部”。随即在1933年4月6日发刊的“1号通函”（Rundschreiben No.1）上，领导人第一条先公布新闻宣传部成立，第二条即是：“宣传部组织第一个牵涉全体学生会与德国公办单位的活动，为期四个星期，1933年4月12日开始，5月10日结束。活动详细内容后续公布。”

两天后，第二份通讯上才具体刊出，新宣传部的措施：第一，“由于世界犹太文化对德国的敌意，德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组织将公开焚烧犹太书籍”。通讯中首先要求德国大学生自己“清除”由于“糊涂或无知所增添的书籍”。第二，所有的大学生都有责任清理所认识的人的书架。第三，学生会的责任是将所有图书馆或书店，从“那种书籍”里“解放”出来。第四，每个人在他的影响范围内，都要“放胆进行教育活动”。

所有的活动都要求马上进行，立刻见效。大学生们希望以迅雷的速度组织起一个所谓的“报道服务”机构。他们在某一期通讯中，呼吁作者帮助他们与新的军队，书写一些宣传文字，作为进行反对犹太精神活动，以及支持德文书写民族主义思想情感的准备。4月10日作家们收到命令，4月12日作品就必须完成。这项要求导致就算是新的民族主义作家群中最勤奋的人，也无法交稿。E.G.科尔本海尔（E.G. Kolbenheyer）便断然拒绝，回以“碍难从命”，请他们重印他之前的两篇专文，“可以为现在的战斗路线所用”。另一位对新时代的到来兴奋不已，但已经为新时代奋斗得疲累不堪的文人韦斯伯（Will Vesper），则回答学生说，“我所写的全部作品都是为了这个使命”，但是“可惜我因工作过度，已经精疲力尽，医生强迫我一定要静养一段时期，我无法再写”。这个运动的响应虽然并不太理想，可还是有三流和四流的作家以及几个根本没有被邀稿的作家，提供了一些文稿给学生会编辑发表。

这个机器继续运转着。4月12日与13日，学生会“反‘不符德国精神’的12条纲要”下达各大学。纲要第五条宣告：“犹太人一使用德语书写，就是说谎。”第七条说：“我们要视犹太人为外人，我们要严肃对待我们自己的民族正统。所以我们要求审查制度，让犹太人的作品只以希伯来文出现。如果发表的语言是德语，必须将之视同翻译作品……德语只有德国人有资格使用。不符德国精神的，都必须从图书馆中清除。”

针对这种听起来荒谬胡闹，而且几近滑稽的纲要，并没有引起任何抗议。柏林大学校长科尔劳施（Kohlrausch）教授犹豫地说：“这些话是夸张了一些，但是，这些只是为了颠覆不符合德国精神的战斗而做的文字宣传。”而且他解释，他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纲要是否可能被撤销，“会去征求部长的裁决。”科尔劳施教授不会真的天真到认为，部长戈培尔会将这12条纲要撤销。另外，科隆大学校长则对负责这项行动的领导单位“纳粹德国大学生联盟”提出要求，“请给予书面保证，5月10日在焚烧犹太书籍的集会演说里，不会提到这些纲要，尤其不能提出‘犹太人一使用德语书写，就是说谎’这一条。”这就是新政权刚上台第一个月的情况。堂堂大学校长竟然还必须拜托学生会组织，避免在焚书集会上提出这种荒谬的、违反人权的、可笑的纲要。学生会则大方地答应。而科隆大学校务会议也通知：“校务会议连同校长决定一起参加该集会（焚书大会）。服装：黑色礼服，抑或制服。校长不须穿戴链章。”

德国的大学里没有人抗议。学生没有，教授也没有。违反德国精神的论纲，准备焚书仪式的工作，一切都毫无阻力地进行得很顺利，而且也没有反对言论。只有很小一部分城市，教授们在想办法保存图书馆的藏书。他们的做法是，即使并非德意志的书也是“研究用”书籍，必须保留在图书馆中。

不是只有学生想到利用这个大好时机，一劳永逸地将这些不具德国精神的书籍从德国人的文学里驱逐出去。甚至在“书市协会”（Börsenverein）组织起来的德书商会也早就看出时势，1933年4月12日《德书商会实时议案》决定：“德书商会支持民族主义提升，为达目标极力配合，并将意愿付诸行动。”哪些目标必须被极力配合，等作家黑名单一公布，就真相大白。首先，5月13日在《文讯报》（Börsenblatt）里公布第一批最具威胁性、最不符合德国精神的作者名字——借此达到渐次效果，包括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格莱泽（Ernst Glaeser）、霍利切尔（Arthur Holitschner）、克尔（Alfred Kerr）、基施（Egon Erwin Kisch）、路德维希（Emil Ludwig）、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奥特瓦尔特（Ernst Ottwalt）、普利维尔（Theodor Plievier）、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以及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而且三天后，即5月16日，由图书馆员沃夫冈·赫尔曼（Wolfgang Herrmann）所拟，长达131个名字的名单正式付印发表。这份名单是焚书以及日后纳粹德国禁书的基本依据。

纳粹新政施行不久，柏林便成立了一个德国国家图书馆员协会理事会，也就是所谓的“柏林市与国家图书馆新秩序理事会”。它的目标是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文化”，以及贯彻有关“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犹太文化”书籍借阅的禁令。这个计划的主脑是柏林施潘道区市立图书馆馆长马克斯·维泽尔博士以及沃夫冈·赫尔曼博士，后者不久前才坐上国家图书馆员协会中“民族书籍德国中央部”的领导位置。这个赫尔曼早先已在鼓吹德国文学应该帮助“国家军备重整”做宣传。1932年，在图书馆员杂志中以“新民族主义及其所属文学”为标题，刊载发表了第一批为国家图书馆筛选的书单。

现在他的机会来了，这是赫尔曼一辈子所梦想的光荣时刻，他掌握决定权，可以决定哪一本书是现代与未来端正的德国书，哪一本不是。赫尔曼不假思索地迅速利用这个机会。也许当时他已经察觉，就像这个掌权机会突然从天而降，他也很快就会被甩出权力核心。

列出此份名单的人到底是谁？谁是沃夫冈·赫尔曼？1983年柏林艺术学院展览“焚书之书”时，西格弗里德·施利布斯（Siegfried Schliebs）在展览目录中描述此人的生平。赫尔曼，1904年生于萨勒河（Saale）畔的阿尔斯莱本（Alsleben），学生时代就已经是德国民族青少年队的一员。他在慕尼黑大学完成近代历史系学业后，1929年到布雷斯劳（Breslau）市立图书馆任职。当时他就已经发表了不少关于德意志民族主义图书政治的演说，攻击“被自由与共产意识污染”的图书馆，反对“购买纳粹刊物摆在市立图书馆阅览室”的犹太负责人。1931年，他换到斯德丁（Stettin）市立图书馆，同年10月又被解雇。赫尔曼走投无路，他申请加入纳粹党。他替纳粹独裁出版社的杂志写稿，可是却——如他自己所言——“是一个29岁营养不良的病夫，徒增父母的负担”。这是他列出第一份名单的时期。而这第一份名单日后证明也危害了赫尔曼自己。当时赫尔曼不仅有职业上的危机，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危机。他属于纳粹党施特拉斯同情者派，他早期的名单中不但推荐讽刺希特勒的文章——恩斯特·尼基施（Ernst Niekisch）写的《德国的灾难》（Ein deutsches Verhängnis）以及米尔滕贝格的魏甘德（Weigand von Miltenberg）写的《阿道夫·希特勒，威廉三世》（Adolf Hitler，Wilhelm der Dritte），而且他还批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 ）说：“希特勒写的自传是最具权威性的资料来源。但它完全没有思想上的创见，在理论上也没有成熟的想法。”这个人如何能写了这些东西后，仍能坐上后来的位置，的确令人百思不解。但显然，1933年他所拟定的名单，事实上只是给图书馆禁书用的。这时候焚书的主意还没有一点影子。但是把焚书当成目标的学生，却紧紧跟上来。结果是，德国学生会跟赫尔曼取得联络，赫尔曼乐得把名单双手奉上。与此同时，在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senberg）的领导下，纳粹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也开始按照名单行动。1929年开始，在战斗联盟的通讯上，就有德国“真正敌人”详细的特别速写。但是彻底把这些人以名单的方式列出，赫尔曼则抢先了一步。而对4月开始的学生集会活动而言，赫尔曼的名单是唯一在手上的资料。

5月19日，离焚书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后，大德国新闻部（Die Großdeutsche Pressedienst）发表标题为“名单错列？”的文章来反对赫尔曼，其中也引述赫尔曼早期对希特勒《我的奋斗》的评论。多么可耻！多令人生气！现在才公布这些数据。赫尔曼已经料到，这个抨击所自何来。5月24日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早就知道，“反对我的这些资料，几个星期前便在斯德丁……从柏林战斗联盟（Kampfbimd）转交给德国文化部处理”。而事实似乎果真如此，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领导下的战斗联盟跟赫尔曼争相列立黑名单，结果落后，便借此令赫尔曼威信扫地。5月26日，赫尔曼写信给战斗联盟，附上一大叠资料，用以证明他对希特勒的忠诚。然而，赫尔曼的风光日子已经结束了。接下来针对书店、出版社以及分类名单的扩展工作，虽然以他的名单为基础，或者也有些单一例子和他的名单完全分歧，但是一概不准他参与。他得以免除党内审判，1934年被命令应征柯尼斯堡（Königsberg）市立图书馆馆长，他照做，也获得了这个职位。在那里，他的过去阴魂不散追赶上来。1936年秋天，当他被提名为政治领导人时，压力变得很大：“因1932年发表对元首（希特勒）的不当批评，我请求对党做出解释，请求进行党内审判。”1936年12月12日，他必须对柯尼斯堡纳粹党地方领导提出自我检讨。审判一直延后，拖了很久，柯尼斯堡多次警告慕尼黑最高党法院加速审理，因为判决没有下来的话，无法对赫尔曼采取行动。终于，一年半以后，所有诉讼手续完结：“基于元首（希特勒）1938年4月27日所做决定，赫尔曼一案停止审理。”从此他不再受到骚扰，在布雷斯劳（Breslau）的科恩（Korn）出版社出版名为《科恩文库》（Kornkammer）的多部“被遗忘者文集”（Sammlung der Unvergessenen），内有约翰·彼得·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i）的《莱茵地区之友》（Kheinischen Heusfreund）。之后他从军上战场，1945年在战场上阵亡。

然而，当时，也就是1933年4月和5月，这个人还未满30岁，就已经经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大时刻。他把一张一张名单寄出，持续不断更新名单，在主要大名单之外，他还拟出包含131个作家的“纯文学”黑名单，包括“一般”、“艺术”和“历史”领域，发表基本文稿《黑名单之制作》和《按原则肃清公共图书馆》。他表现得几乎很得体，还在黑名单的前言里解释：“本名单上列出的所有书名和作者，务必在肃清公共图书馆行动中将之扫除。这些作品是否应该彻底销毁，该清除到什么程度，视新的好作品需要多少空间而定。”

原来赫尔曼列出黑名单，是要把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汰旧换新。但是学生却将名单拿去做别的用途。国家新势力在最初，对“焚书”这件事的态度有所保留，并不代表这个行动不符合高层的心意。“肃清德国藏书”、“驱逐可恨作者”是高挂在榜上的议题。只是因为在4月1日迫害犹太人行动的经验不佳，所以当局担心会不会又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外国和自己人民面前丢脸。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当时的德国大学生组织主席格哈德·克吕格尔（Gerhard Kdiger）1983年在一篇文章中证实，宣传部强烈鼓动学生，使其将已经计划好的“小范围象征性焚书行动”变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肃清运动”。学生组织虽然在他们4月初第一次通讯草案中，已经提名他为活动致辞者，可是显然完全没有料到这个活动会有如此奇效，5月9日戈培尔才决定现身：“如你们5月3日在通讯上所言，今天电话通知大家，部长答应，5月10日24点，将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歌剧院广场为焚书活动致辞。”

这个行动准备得太成功。大部分的大学真的都准备好公开焚书，很认真地搜集“不符合德国精神”的书籍。只有规模小的大学拒绝行动。例如艾希施泰特大学（Eichstätt）持保留态度，只说明，“一个反对‘不符合德国精神’的行动还不能有效展开”，但是“也许比其他地方好一点”，这场战斗在这里早就是理所当然。雷根斯堡大学（Regensburg）直率严厉地回答：“这种行动绝不可行，我们当然毫无‘不符合德国精神’的书可以焚烧。因为图书馆中找不到这样的书。我们学校犹太精神早就铲除，未来也会保持如此，这是别的大学不能声称的。”在科隆（Köln）则是因为下大雨而临时延后。只有斯图加特（Stuttgart）传来明确的反对意见。符腾堡（Württemberg）学生会组织代表格哈德·舒曼（Gerhard Schumann）没有多做解释，便拒绝架起由柏林学生会对全国大学所发起的耻辱的火柱，也拒绝有组织性的集会或者书籍焚烧活动。火炬游行是法律禁止的，“因为斯图加特这个城市并不适合火炬游行，而且最近火炬游行不胜枚举，没有理由再举行一个”。但是日常生活中，一定会更加努力献身给对抗肮脏粗鄙的文学。

反对意见就这么一点。在其他城市里，则建立起收集站，约定好集会地点，以便让图书馆和学生把书送到那边。学生在冲锋队或警察陪同下，在地方图书馆搜集赫尔曼名单上的书目。赫尔曼督促大家提高警觉。大家不应该只注意“在书店门口或摆在橱窗里唾手可得的书，要多注意书架后面和后面的房间。现在图书馆里国家主义的书当然都摆在前面，但是几个星期前这些地方都还是文学妓院”。因为有人不小心，在搜索行动之前，把他的名单发表在一份图书馆杂志上。赫尔曼料到，图书馆会将这些书藏起来，并且否认有这些书。也因为如此，才更让人惊讶于安塞尔姆·福斯特（Anselm Faust）1983年所写，关于焚书事件的杰出前行研究所确定的事实：“学生的报告中，没有一件图书馆否认馆藏的案例。”这个威吓确实太彻底。即使图书馆跟新国家的想法和精神一样，并且赞同书籍清洗，但是这些书若被没收，还是代表巨大的财务损失，因为书被没收当然不会有赔偿。书店在这一波查书行动中，还不是目标。但是私人的租书店在魏玛共和时期，在阅读的群众间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很多小商店的主人都兼营一个租书店。

搜索书籍和没收行动稍迟才涉及书店以及古书店。有无数的文件数据是关于警察在调查时，对私自将禁书储存秘藏起来的书商愤愤不平的报道，例如在葛莱夫斯瓦（Greifswald）的汉斯·达尔迈尔（Hans Dallmayer）书店：“店主克劳斯（Kmuse）陪同搜查时，言语恶意中伤。一开始他先拒绝接受我们没收82本书要开给他的证明，最后他终于解释道，他还是要把这份名单当作文化数据归档。”

公开的谴责在焚书之后非常罕见，那不会有什么作用。柏林“西部百货商店”隐藏在字里行间的谴责，是现存少数文件资料之一。在这份写给国家文书部图书馆处的信中说：“我们通知您，今年（1935年）1月3日我们将上交八箱一捆，总共1329册书籍给西城收纳处。请容我们礼貌地提醒，这些书籍，如我们所列名单，是我们公司的财产。敬上。”图书处的回信，据称是没有，也不必期待私人财产的没收可能会有任何必须负责的后果。没收的书籍通常由受监管的公司捣毁，或者——尤其在刚开始的几个月——卖给外国的旧书商。这样做既有钱赚，又可以伤害流亡作家，他们的市场在国外本来就小，现在还有大量便宜的二手书流入市场，流亡作家更是没有活路。除了由于书籍平白被没收，得不到补偿而感到郁闷之外，最大的不满来自什么是禁书和什么不是禁书的界线完全不明确，以及这个界线在焚书之后公务单位如何继续执行。12月时，书商威廉·雅斯佩（Wilhelm Jaspert）不满地说道：“上面所执行的政策，在买书的读者间，尤其是在书籍选择和出版社里所引起的慌乱不安，很明显无法计量。新国家有超过1000本书被21个部门禁止。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不是完全停止禁止行为，就是设立一个中央机构，可以在付印之前，将手稿送去审查，或者已经印行的书只能由这个机构统一禁止。”

这场混乱是人为制造的。混乱、不确定、惶恐不安，在新国家各个社会领域开始的几个月里，这些都是制度所需。在书籍文稿索引领域里，以及整个文化政治领域，借由这些在纳粹党内引发出剧烈的权力斗争。不只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和戈培尔在不断尝试扩张他们的权力，直到1937年戈培尔大获全胜，才出现可以独自裁定的国家“文字政策”。1938年12月16日他终于白纸黑字订下规则：“请注意，现在开始由我一人亲自裁定一本书禁止与否，绝无例外。”

那天夜里，柏林歌剧广场的雨中，他还没有说出禁止两个字。他站在小小的讲台上，穿着浅色的大衣，在灯光下望着焚书大火，望着这个时刻，大学生们、冲锋队队员、充满期望的群众，宣布“过于膨胀的犹太知识分子文化”时代终止，“德意志革命”将清除德国道路的阻碍。他呼喊：“当纳粹运动1月30日夺取政权时，我们还不知道德国的清扫会这么迅速、这么彻底。”

我们甚至可以相信他这一番话。焚书演说的那个时刻，他自己确实也无法相信，德国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已经准备好将他们最好作家的作品丢进火堆焚烧。

那一夜，德国文学在全世界的注目下被驱逐，从国家的记忆中，从过去、现在和未来被熄灭抹去。这一个夜晚对列在不符合德国精神黑名单上的131个作家来说，是生活中一个巨大的裂痕，一个划穿他们生命、他们作品的裂痕，也是一个划穿国家历史的裂痕。

来自阿尔萨斯（Elsass）的作家热内·席克勒（René Schickele），作品虽然不在焚书名单上，但之后还是从图书馆被移除，他在流亡时写道：“如果戈培尔成功地将我们的名字从德国的黑板上擦掉，那我们就死了。我们成为孤魂野鬼，身处水草不生之地。下一代也不会理会我们。”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五月这一场焚书之火，为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所有把书往火里掷去的人的目的。他们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