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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笺证 作者:邓小军 其他


邓小军

李天馥《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并小引(序)一卷,康熙四年原刻本,今藏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当为海内外孤本。顺治十五年至康熙三十八年,李天馥历官翰林院庶吉士、检讨、侍讲、武英殿大学士。顺治十七年(1660),顺治董皇后崩,康熙四年(1665),李天馥为顺治董皇后作《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并小引(以下简称《古宫词》)。世传董小宛(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莲,1624~1660)入清宫案,迄今未能定论。《古宫词》采取集句之传统文体,集唐诗诗句成七言绝句宫词体诗,借古述今,暗指顺治董皇后名白字青莲,并缕述顺治董皇后之艰难经历、宫廷生活和内心世界。若按《古宫词》所述顺治董后,则顺治董后只能是董小宛,绝非满洲董鄂氏。由此可见,《古宫词》是关于董小宛入清宫案之重要文献。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五李天馥条:“别有《古宫词》百首,盖为董鄂妃作。……后来因有避忌,宫词遂未入集。”高阳曾“馨香祷祝”以求李天馥《古宫词》,认为是“细考此案最珍贵的材料”,其生前则始终未能寓目。由是可见,《古宫词》之史料价值倍加珍贵矣。

一 李天馥与《古宫词》

李天馥(1635-1699),字湘北,号容斋,河南永城人,家合肥。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十八年散馆授检讨。康熙十一年晋翰林院侍讲,三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学士,人称“合肥相国”。三十八年卒,谥文定。详见《碑传集》卷十三《康熙朝宰辅·下》韩菼《光禄大夫武英殿学士兼吏部尚书李文定公天馥墓志铭》、《清史列传》卷九、《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七本传。王士禛称李天馥诗“鸿博绝丽”,“卓然为本朝一大宗”

李天馥《古宫词》作于康熙四年任翰林院检讨时。按《清圣祖实录》卷二十四康熙六年九月丙午:“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命……检讨李天馥……为汉纂修官。”可知康熙四年天馥作《古宫词》时,犹任翰林院检讨。时天馥在翰林院履历,计其间丁忧在内,已有七年时间。

按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三《吏部·文选清吏司·官制·翰林院》:“(顺治)二年,裁并内三院。十五年,复设翰林院……十八年,裁并内三院。”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撰《词林典故》卷三《职掌·入直侍班》:“世祖顺治十七年六月谕:翰林院翰林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今欲于景运门内建造直房,令翰林官直宿,朕不时召见顾问,兼以观其学术才品。应分几班,每班酌用几员,即列名具奏。寻掌院学士折库讷、王熙请分翰林官为三班,每班用讲读学士二员、讲读二员、编检四员,依次入直,周而复始。”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五十三《翰林院·纂修书史》:“恭纂实录、圣训。掌院学士充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充纂修官。恭修玉牒。以满洲、蒙古、汉军修撰、编修、检讨职名,移送宗人府,充纂修官,亦间以庶吉士拟送。纂修书史。掌院学士充正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以下、编检以上,充纂修官,亦充提调官。庶吉士亦间充纂修官。”

《词林典故》卷三《职掌》:“记注册籍。书明月日,及该直官姓名,每月满汉文各一册,至次年按月排纂。凡记注官侍班所纪,一一备载卷末,汇为总跋,册中用翰林院印钤缝,贮以铁匦,扃鐍封识。岁十二月,题明记注,官防同,内阁学士藏之内阁大库。”

由上可知,当李天馥顺治十八年授翰林院检讨直至康熙四年时,依翰林院检讨之职责,一是入直侍班,于景运门内直房直宿;二是纂修书史,充纂实录、圣训、玉牒、书史纂修官。由于入直禁中,以及得阅内廷档案,从而可能知闻宫中秘事。

二 宫词体·集句体·文学价值

李天馥《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此一书名,包含两个文学概念:宫词体、集句体。宫词体之体,是指题材。集句体之体,是指文体。

严格意义之宫词,兴起于唐代,通常用作诗题,长于描写人所未知之后宫妃嫔、宫女之生活与心理,尤其后宫女性之哀怨之情,基本风格绮丽哀婉,多数为七言绝句。

宋欧阳修《六一诗话》:“王建《宫词一百首》,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其诗。”王建《宫词一百首》,正是唐诗宫词之典范。所言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人所不知者,王建何从得知?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琅琊忤》:“王建校书为渭南尉,作《宫词》。元丞相亦有此句。……渭南先与内官王枢密(守澄)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后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多遭党锢之罪,而起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元公亲承圣旨,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何其慎静乎。二君将遭奏劾,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王建》:“建性耽酒,放浪无拘,《宫词》特妙前古。建初与枢密使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守澄以弟呼之,谈间故多知禁掖事,作《宫词》百篇。”王建所闻宫禁中事,是来源于宦官王守澄。由此可见,唐诗宫词具有实录传统,宫词内容虽非来自亲见,但亦来自亲闻。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六《十家宫词序》云:“宫词不著录于《隋》《唐》《经籍》、《唐》《宋》《艺文志》。惟陈氏《书录解题》有《三家宫词》三卷,唐陕州司马王建、蜀花蕊夫人、宋丞相王珪作也。又《五家宫词》五卷,石晋宰相和凝、宋学士宋白、中大夫张公庠、直秘阁周彦质及王珪之子仲修五人诗,各百首。马氏《通考》取焉。”又云:“鄱阳洪伋称:‘宫词古无有,至唐人始为之。不知《周南》十一篇,皆以写宫壶之情,即谓之宫词也,奚而不可。然则《鸡鸣》,齐之宫词也。《柏舟》《绿衣》《燕燕》《日月》《终风》《泉水》《君子偕老》《载驰》《硕人》《竹竿》《河广》,邶墉卫之宫词也。下而秦之《寿人》,汉之《安世》,隋之《地厚天高》,皆房中之乐,凡此其宫词所自始乎。公尝言之矣。花蕊,春女之思也,可以怨。王建而下,词人之赋也,可以观。至道君以天子自为之,风人之旨远矣,可谓善言诗者也。”“宫壶”,此指宫中后妃。朱彝尊所说唐以前诗,“写宫壶之情,即谓之宫词”,是广义之宫词。由此可见,宫词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朱彝尊指出,宫词按作者可分春女之思、词人之赋、天子之诗三类,特色各不相同,其中“词人之赋也,可以观”,正是指诗人所作宫词,具有实录传统。“可以观”,典出《论语·阳货》孔子曰:“(诗)可以观。”魏何晏《集解》引汉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

集句是选取前人成句合为一篇,是诗中之一种文体,始见于西晋傅咸《七经诗》,流行于宋元明清。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条有集句。严羽将集句作为一种诗体,正式列入文学理论范畴。

宋孟清《诗学体要类编》卷二《集句体》:“集句者,集古人之句以成篇也。前古未有,宋王介甫始盛行之,石曼卿以文为戏,虽未足以益后学,庶几有见诗家组织之工也。”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集句诗》:“按集句诗者,杂集古句以成诗也。自晋以来有之,至宋王安石尤长于此。盖必博学强识,融会贯通,如出一手,然后为工。若牵合傅会,意不相贯,则不足以语此矣。”

孟清、徐师曾所言,指出了集句诗之文体特色,是组织之工,融会贯通,如出一手。也指出集句可能流于文字游戏。

李天馥《古宫词》,采取集句之传统文体,集唐诗诗句,成七绝宫词,借古述今,决无文字游戏之意,唯有实录以及避祸之思。

李天馥《古宫词》之文学价值,可以略述如下:

第一,清辞丽句,词藻警人,馀香满口,足资鉴赏;

第二,组织之工,融会贯通,如出一手,足资观摩;

第三,妙处传神,言有尽而意无穷,足资探骊得珠。

三 《古宫词》之微言指事

《古宫词·小引》:“阅者以词会旨。”可见诗中具有微旨。在此,微旨即是实录。实录而不能显言,便只能采用微言。

中国文学史上之微言时事诗,是诗人在恐怖统治下,为了避祸而运用微言艺术所作之诗,用以揭露被政治谎言所掩盖之现实真相。

“微言”一词,源自《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史记·匈奴列传》:“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唐司马贞《索隐》:“不切论当世而微其词也。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微”,训为潜在、隐藏、微妙。《尔雅·释诂》“幽”:“微也。”《说文解字》卷二:“微,隐行也。”《广韵》八微:“微,妙也。”“微言”就是隐微其辞,而不是直说,因为它是有所避讳的。微言诗的客观原因是恐怖政治、无言论自由,因言获罪;主观原因是人之本性,不平则鸣。不能明言,又不能不言,故只有微言。《后汉书·仲长统传》:“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可以喻之。

优秀之微言诗,激发于至深之兴发感动,触发自精湛之诗性智慧,能够达到指事精微(指事确切而又深藏不露)的艺术境界,并使读者能循序渐进地确解诗意,引起兴发感动。

中国微言时事诗源远流长,魏曹植《赠白马王彪》、魏晋之际阮籍《咏怀诗》、向秀《思旧赋》、晋宋之际陶渊明《述酒》《饮酒》、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谢灵运《临终诗》、北周庾信《拟咏怀》、唐李白《远别离》《南奔书怀》《上皇西巡南京歌》《经乱离后》、杜甫《北征》《洗兵马》《曲江对雨》《寄韩谏议》、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弟》词,皆是微言时事诗之经典作品。至于清代,尤其顺康时期,微言诗实为中国诗隐藏之主流。而对此之现有研究,可以说是成就尚且不足,学者仍须努力。

李天馥诗才之高,微言指事,造诣精湛。《容斋千首诗》七言古《行路难八首存三》之五、《容斋千首诗》七言古《月》,足以证之。此二诗所写,乃是方孝标见孝庄太后为冒辟疆索还董小宛事。《容斋千首诗》卷首毛奇龄序云:“五言超逸鸿博,直追汉魏。拟古诸篇,有康乐、邺中、文通杂诗所未及者。”可以移评《行路难八首存三》之五、《月》,乃至《古宫词》。何以说其有古人诗所未及者?因为诗中所写之事,似为从古所罕有,而诗能精微地写出之。

李天馥《古宫词》之微言指事,采用集句之微言,确指顺治董皇后即董小宛,缕述顺治董皇后之艰难经历、宫廷生活和内心世界,隐藏甚深,隐藏甚多,略举如下。

(1)《古宫词·小引》:暗指顺治董皇后即董小宛。

《古宫词·小引》:“世尚香评,人耽艳咏”,“香评”二字,直接今典(字面)出自张明弼《董小宛传》:“赏茗香,评品人物山水”(古书无标点符号,“香评”二字连属),原始今典(本事)出自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纪茗·香·花·月》记董小宛“细品名香”,《影梅庵忆语·纪诗·史·书·画》记董小宛“阅诗无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包括古代宫词;尤其冒辟疆《小宛哀辞》:“精理茗香,佐抄诗史。咸通微义,时出芳旨。”“艳咏”二字,典出《影梅庵忆语·纪诗·史·书·画》记董小宛编成《奁艳》一书,均暗指本书主人公即董小宛。

《古宫词·小引》云:“况昭阳殿里,八百无双”,表示本诗主人公如居昭阳殿之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是居承乾宫之顺治董皇后。《古宫词·小引》又云:“此固在昔同伤,于今共悼者也”,表示本诗主人公之皇后已故;末署“乙巳”,即康熙四年,康熙四年之前之已故皇后,只有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去世之顺治董皇后。由是亦可知《古宫词》是为顺治董皇后作。《古宫词》其四十九:“万片香魂不可招”,其六十六:“万片宫花共寂寥”,亦皆表示哀悼本诗主人公董皇后。

《古宫词·小引》:“况昭阳殿里,八百无双;长信宫中,三千第一”,以居昭阳殿之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指居承乾宫之顺治董皇后;以居长信宫之汉元帝孝元王皇后即成帝之母,指居慈宁宫之清太宗孝庄文皇后即世祖之母;并暗指董皇后与顺治帝之遇合,与孝庄太后有关。

董皇后脱离承泽和硕亲王硕塞之后、册为顺治贤妃之前,入侍慈宁宫,详见《古宫词》其二十一笺证。

《古宫词·小引》:“此固在昔同伤,于今共悼者也”,指董皇后即董小宛两度之死。“在昔同伤”,指冒辟疆《影梅庵忆语》《亡妾秦淮董氏小宛哀辞》所述顺治八年辛卯(1651)正月初二日董小宛之死,乃其假死,当时人所同伤。“于今共悼”,指清廷所发表顺治十七年庚子八月十九日董皇贵妃之死,即董小宛之死,于今人所共悼。

(2)《古宫词》暗指董皇后名字:名白,字青莲。

《古宫词》其五“满地梨花昨夜风”,其十四“东风满地是梨花”,其十七“门掩梨花日影长”,其四十一“梨花满地不开门”,其七十“雨里梨花寂寞开”,五次咏梨花,皆是借梨花色白,暗指顺治董皇后之名白;《古宫词》其三“麝熏微度绣芙蓉”,其三十“似隔芙蓉无路通”,其三十八“白云斜掩碧芙蓉”,其四十四“惊起芙蓉睡新足”,其七十“芙蓉塘外有轻雷”,五次咏芙蓉亦即莲花,皆暗指顺治董皇后小字青莲;《古宫词》多达五次明确无误地、完整地暗示出顺治董皇后之名白,一字青莲,乃是确指顺治董皇后即董小宛。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二章《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附带问题》:“明末人作诗词,往往喜用本人或对方或有关之他人姓氏,明着或暗藏于字句之中。斯殆当时之风气如此,后来不甚多见者也。”寅恪先生所言,至为精辟。在此可以补一句,当清初诗人吴梅村、李天馥作诗述及董小宛入清宫之事时,完整地暗示出主人公董小宛之姓名、小字,不仅是当时风气使然,而且是为了指事确切和隐藏避祸。

(3)《古宫词》明言董皇后家在远方(在江南)。

《古宫词》其三十七:“东风一夜吹乡梦,知隔春山不可寻”,明白表示本诗主人公顺治董皇后家在远方,董皇后决非所谓鄂硕女。因为鄂硕家在北京,近在咫尺。

《四库全书》本《八旗通志》卷一百五十七《人物志三十七·鄂硕》:“鄂硕,满洲正白旗人,先世居栋鄂,以地为氏。祖棆布,太祖高皇帝时率四百人来归,名鲁克素。授其次子锡尔泰为佐领,长子锡罕,予骑都尉世职,即鄂硕父也。……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四月,从大兵入山海关。……八年,授前锋统领。十三年,擢内大臣。”

《清世祖实录》卷九十九顺治十三年三月乙酉:“命护军统领希尔艮、苏克萨哈、达苏、前锋统领努山、鄂硕、梅勒章京苏拜俱为内大臣。”

《御制(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行状》:“顺治拾有柒年捌月壬寅,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崩。……后董氏,满洲人也,父内大臣鄂硕。……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庭。……于顺治十三年八月内,恭承懿命,立为贤妃。……于是年九月,复进轶册为皇贵妃。”

由《八旗通志》可知,鄂硕先世居栋鄂地方,祖棆布归努尔哈赤(1559—1626)时,其家族即已脱离栋鄂地方。顺治元年(1644),鄂硕从清兵入关,顺治八年授前锋统领,顺治十三年擢内大臣。顺治元年以后,鄂硕家当已定居北京。

由《清世祖实录》可知,鄂硕擢内大臣是在顺治十三年三月乙酉。内大臣必定家居北京,故至迟顺治十三年(1656)三月,鄂硕家已定居北京。当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董氏立为顺治贤妃、十二月六日册为皇贵妃之后,所谓鄂硕女之家早已定居北京,不得曰“东风一夜吹乡梦,知隔春山不可寻”矣。

《古宫词》其六十四:“心孤长怯子规啼”,用李中诗句,言汉族女子在满清宫中之孤独,永远怕听子规“不如归去”之啼声,直指董皇后永远思归故乡。此并歇后式地暗用李中原诗此句之上文:“家在江南梦去迷”,指冒辟疆董小宛家在如皋,虽在长江北岸,亦属广义江南。

“东风一夜吹乡梦,知隔春山不可寻”,“心孤长怯子规啼”,皆只能为家在长江北岸如皋之董小宛道,而不可能为家在北京之所谓鄂硕女道。

(4)《古宫词》明言董皇后与本夫生离死别。

《古宫词》其七:“还到春时别恨生”,“身是三千第一名”,表示本诗主人公董皇后与本夫生离。

《古宫词》其九:“御河流碧送晴波”,标作者名为聂夷中,用明邱濬《重编琼台稿》卷五《秋兴七首》其二(题下注明:“天顺甲申”)诗句,乃是歇后式地暗用其下文“云迷乌鹊旧填河”之句,以确指主人公董皇后欲与本夫重逢而不可能,因为宫墙阻隔,不能逾越,宛如银河阻隔,而无鹊桥。集明邱濬之句,乱之以唐聂夷中之名,是为了隐藏痕迹。

《古宫词》其八十五:“不知何处消兹恨”,用戎昱诗句,暗用原诗上句“十年多难未还乡”,实指董小宛自顺治七年被掳离乡背井,至今顺治十七年已是十年。《古宫词》其九十六:“半夜灯前十年事”,借用韦应物“半夜灯前十年事,一时和雨到心头”,直指董小宛被劫持离乡背井,至今已是十年。一明一暗,反复言之,以确指今典。

《古宫词》其九十四:“路隔星河欲往难”,用刘损《愤惋诗》句,改变“路隔星河去住难”之“去住”二字,而为“路隔星河欲往难”,以确指董皇后与本夫生离,欲往见本夫而被“星河”亦即宫墙隔断无自由,如同织女与牛郎生离,欲往见牛郎而被星河隔断无路;并暗指如刘损妻裴氏被藩镇嬖将吕用之所夺走,冒辟疆姬董小宛被多尔衮、硕塞、顺治所先后夺走。

《古宫词》其一百十一:“未应清浅隔牵牛”,用温庭筠《七夕》诗句,指董皇后本来不应与本夫冒辟疆为银河亦即宫墙所隔绝,并歇后式地暗用原诗此句之上文:“世间离恨水东流”,指董皇后与本夫生离已久。

《古宫词》其一百十九:“一世生离恨有馀”,明言本诗主人公董皇后虽然贵为皇贵妃、皇后,却是与本夫一世生离死别之抱恨无尽之人。如果端敬皇后为鄂硕女,绝不可能有“一世生离恨有馀”之本夫。至于皇后之父母,则不得曰“一世生离恨有馀”,清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卷八《典礼四·宫规》:“内廷等位父母年老,奉特旨许入宫会者,或一年,或数月,许本生父母入宫。”何况宫词核心之主题,本是宫中女性之爱情。

(5)《古宫词》明言董皇后曾被迫归富贵家。

《古宫词》其二十一:“薄命曾嫌富贵家”,其八十五“真成薄命久寻思”,均指董皇后“曾”“久”历劫难之不幸命运(“薄命”),即董小宛被掳归多尔衮、后又归硕塞。“薄命曾嫌富贵家”,是用韦庄《伤灼灼》原句,及《绿窗新话》“灼灼,锦城官妓也。相府忽速召之,自此不复面矣”故事,表示本诗主人公皇后董小宛一生薄命,“曾”经怀恨(“嫌”)被迫入“富贵家”。如灼灼曾怀恨被迫入相府,董小宛曾怀恨被迫入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王府、承泽和硕亲王硕塞王府(相关史料详见《古宫词》其二十一笺证)。

《古宫词》其六十七:“抛掷红尘应有恨,香车争路进宫来”,表示董皇后被迫离开人间,抱恨进入清宫。其中“抛掷红尘应有恨”,用罗隐《西京崇德里居》诗句,并歇后式暗用其上文“强随豪贵殢长安”,指董小宛被劫掠到北京被强迫归多尔衮,与《古宫词》其二十一“薄命曾嫌富贵家”,相互印证。

《古宫词》其一百一:“夜半雁归宫漏永”,用李商隐《龙池》:“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之上句(仅易一字“宴”为“雁”),乃是用歇后式修辞法,暗用其下句“薛王沉醉寿王醒”,借唐玄宗夺寿王妃杨玉环,指清世祖夺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妻董小宛。

《古宫词》其一百:“五夜清歌月满楼”,用韦庄《忆昔》“子夜清歌月满楼”,是歇后式暗用其下文诸句:

“西园公子名无忌”,指如皋水绘园冒辟疆,冒辟疆为明末著名“四公子”之一,董小宛本夫。《同人集》卷首韩菼《冒潜孝先生墓志铭》:“故明熹庙时,珰祸大作,……而国是淆于上,清议激于下,名流俊彦,云合风驱,惟义之归。……当是时,四公子之名籍甚,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阳羡陈定生贞慧,归德侯朝宗方域与先生也。先生少年负盛气,尤能倾动人。……先生冒氏,名襄,字辟疆,别号巢民。世为扬州之如皋人。”

“南国佳人号莫愁”,指董小宛。冒辟疆《影梅庵忆语·序》:“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复字青莲。籍秦淮,徙吴门。在风尘虽有艳名,非其本色。倾盖矢从余,入吾门,智慧才识,种种始露。”《同人集》卷六《水绘园题咏》陈维崧《杂诗寓水绘庵作》十首其一:“南国有佳人,容华若飞燕。”韩菼《挽冒巢民诗》:“载得佳人字莫愁,染香亭子木兰舟。”“南国佳人”“莫愁”,均指董小宛。

“今日乱离俱是梦”,指顺治七年(1650)三月董小宛被劫去以后,只今日俱是乱离生涯。

如果说《古宫词》例如“满地梨花昨夜风”“东风满地是梨花”“门掩梨花日影长”“梨花满地不开门”“雨里梨花寂寞开”,借梨花色白,暗指顺治董皇后之名白,是典型之微言;那么,《古宫词》“半夜灯前十年事”、“薄命曾嫌富贵家”,尤其“一世生离恨有馀”,直指董皇后(被劫持)离乡背井至今已是十年、董皇后一生薄命曾经怀恨被迫入“富贵家”、董皇后与本夫一世生离死别抱恨无尽,则已经是半明言或明言。由此可见,就语言艺术论,《古宫词》整体是微言,局部含有明言。对于微言作品来说,有时明言至少半明言实在是必不可少,是画龙点睛。

综上所述,《古宫词》采用微言、明言、互文之叙述方式,表示董皇后即董小宛,董皇后名白、字青莲,董皇后家在远方、在江南,董皇后与本夫生离死别,董皇后曾被迫归富贵家。如果依清廷官方说法,董皇后是鄂硕女,顺治十三年十八岁入宫,顺治十七年二十二岁死,有何“还到春时别恨生”“半夜灯前十年事”“薄命曾嫌富贵家”“路隔星河欲往难”“未应清浅隔牵牛”“一世生离恨有馀”可言?

由上可见,翰林院检讨李天馥《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并引,实为考察董小宛入清宫史案的不可或缺的证据文献。

李天馥作《古宫词》言董小宛入清宫事,触犯清廷忌讳,包藏天大祸事,李天馥不能不考虑避祸。集句诗,所集是古人之句,而非原创,这本身就有避祸之考虑。不仅如此,《古宫词》几乎世无传本,当是早已回收。李天馥《古宫词》刊于康熙四年(1665),李天馥诗集《容斋千首诗》编成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集中未收《古宫词》,即是不传《古宫词》。李天馥《送洪昉思归里》诗云:“无端忽思谱艳异,远过百首唐宫词。斯编那可亵里巷,慎毋浪传君传之。”亦流露出不传《古宫词》以求避祸之心情。“谱艳异”,指洪升《长生殿》传奇。“百首唐宫词”,指李天馥《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李天馥《古宫词》与洪升《长生殿》,皆为涉及董小宛事而触犯清廷忌讳之作。李天馥不传《古宫词》,正是为了避祸。李天馥不仅不传《古宫词》,而且从此之后做官极为小心谨慎,以致能历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人称“合肥相国”,康熙更称之为“老成清慎,学行俱佳,朕知其必不生事”。李天馥作《古宫词》包藏天大祸事,与李天馥从此之后做官极为小心谨慎,前后之间,岂无因果关系耶?

四 《古宫词》之唐诗资源与诗学理论

关于《古宫词》集句创作之唐诗资源。此是一个有趣之问题。

《古宫词·小引》:“择数百人之警句,故声调易工;积十馀日之精研,遂捃摭特切。”虽然李天馥自诩“积十馀日之精研”,“择数百人之警句”,成此集唐一百二十首,固然是才华不凡。但是,亦应估计到康熙四年李天馥作《古宫词》时,官翰林院检讨,翰林院所藏之图籍文献资源,当可以充分渔猎。笺注《古宫词》集句出处,着重在搜索宋至明代之唐诗别集、总集、选集。此等唐诗文献,乃是清初李天馥所能、所易见到之书。

关于《古宫词》诗学理论。此是一个有意义之问题。

《古宫词·小引》:“择数百人之警句,故声调易工;积十馀日之精研,遂捃摭特切。”此表示,《古宫词》借古言今,借重古人片言居要之警策,确指今日不能明言之事情,宗旨在“捃摭特切”,即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特别贴切。

《古宫词·小引》:“阅者以词会旨,宜百首作一首观;亦以要该繁,更一句作一首读可尔。”此表示,《古宫词》是微言,非显言,故读者须“以词会旨”;《古宫词》全体大于局部,局部决定全体;微言指事,尤在于关键之一首、关键之一句。此正是微言诗与微言著作之基本手法。故笺证《古宫词》,特别着重在诗史互证,笺证此等微言指事之警策,揭示未能明言之时事。

《古宫词》集句微言指事艺术,包括:古典字面、今典实指;改变古典原句一、二字,以确指今日关键时事;暗藏当事人姓名于字句之中;以及歇后式修辞手法等。《古宫词》集句歇后,包括歇后与歇前。集句歇后,即用前人某一句而暗用其下一句或下文之句。集句歇前,即用前人某一句而暗用其上一句或上文之句。本书统一称之为歇后式修辞手法。歇后式修辞手法所暗用之句,意义非常要紧,表述非常明显,而不便直用,故采取歇后式修辞手法暗用之。《古宫词》对于中国诗微言指事艺术之传统,几乎可以称为集大成。

“捃摭特切”“以词会旨”“以要该繁”,即贴切性、隐藏性、警策性,李天馥对古典字面、今典实指诗歌艺术的自我期许,实际已是微言诗史的极高艺术标准。

五 《古宫词》之版本

关于《古宫词》版本。

清李天馥《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并小引一卷,半叶框高20厘米,宽13厘米,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版心上方镌:宫词,下方镌叶数,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双行小字字数相同,宋体字。卷首第一行顶格题:小引,正文卷端第一行顶格题: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第二行低九格题:朝霞李天馥湘北辑。第三行低二格题:其一,其下双行小字题集句原作者名,因诗为七绝体,一首四句,一句集一人之诗,故集句原作者署名为四人。第四行顶格起镌诗。康熙四年原刻本。天馥后因避忌,未收入其别集《容斋千首诗》。邓之诚原藏本,书名页粉红洒金纸,邓之诚题记,蝇头小楷。后捐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今藏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号:242536。当为海内外孤本。

此本藏书印及题记:

(1)卷首小引题下钤:“蕉林梁氏书画之印”。阳文。此为清初梁清标藏书印,南唐赵干《江行初雪图》、宋沈子蕃《缂丝梅鹊图》轴、金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皆钤有此印。梁清标(1620-1691),河北正定人,字棠村,号玉立,别号蕉林居士。明崇祯十六年进士,顺治初降清,授编修,累擢户部尚书,官至保和殿大学士。著有《棠村随笔》等。收藏古书画有“甲天下”之称。所用印章、印泥十分精良,不易仿制,故仿者甚少。

(2)第二十三页卷末钤:“棠邨后人”。阴文。王翚《唐人诗意图》钤有“棠邨后人”印,著录在“野石鉴定”“野石居士”“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诸印之前。按梁清标字棠村,存世作品所知的鉴藏印记有“棠村”“河北棠村”等,“棠邨后人”当是梁清标后人之印。

(3)卷末钤:“梁佑偓”。阴文。

(4)卷末钤:“臣有书画癖”。阴文。

(5)卷首小引天头钤:“张”。阳文。

(6)正文卷端《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题下钤:“邓之诚文如印”。阴文。

(7)小引题下钤“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善本”。阳文。

书名页有邓之诚题记,大字题署:“古宫词一卷”,题下双行小字:“李天馥撰”,“五石斋藏本”。题记云:“天馥字湘北,河南永城籍,家合肥。顺治戊戌进士,入翰林,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康熙三十八年卒,谥文定。著有《容斋千首诗》。此《宫词百二十首》,刻于康熙四年,正官检讨时也。同时人多有宫词之咏,盖皆为董鄂妃作。天馥特别白之曰‘古’,以‘集唐’为名,终不能掩其寄托也。词久失传,从未为人称道,顷无意中得之。天馥喜荐引,一时人才所依归。其诗舂容有法度,以视新城、泽州,自当无愧。然则《容斋千首诗》足贵,此《宫词》尤有足贵者矣。己丑四月朔,文如居士识于成府村居。”下钤“邓之诚”印,阳文。

其后又记:“其自序:‘况昭阳殿里,八百无双;长信宫中,三千第一。’非董鄂妃而何?又:‘愁地茫茫,情天漠漠,泪珠事业,梦蝶生涯。在昔同伤,于今共悼者’,语意尤显。词中‘桃花满地春牢落,万片香魂不可招’,明言悼亡,非宫怨也。越日又识。”

有《四库未收书辑刊》八辑十六册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藏康熙刻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邓之诚文史札记》民国三十八年(1949)四月二十八日:“蜚云(阁)裴估送来李天馥《古宫词》康熙四年刻本,前有自序云:‘愁地茫茫,情天漠漠,泪珠事业,梦蝶生涯,此固在昔同伤,于今共悼。’明明指出其为董鄂妃作,当无疑义,亟留之。”一九四九年邓之诚收得《古宫词》一书,遂使此孤本不湮灭於天地之间,亦云幸矣。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五李天馥条:“别有《古宫词》百首,盖为董鄂妃作。……后来因有避忌,宫词遂未入集。”邓之诚原藏并题记批注之《古宫词》,后捐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今藏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当为海内外孤本。李天馥《古宫词》,高阳曾“馨香祷祝”以求之,认为是“细考此案最珍贵的材料”,其生前始终未能寓目。今笺注《古宫词》,以飨读者,不忘前贤。

2001年,本书作者承蒙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惠予复制《古宫词》,谨此志谢。

六 《古宫词》校勘、注释、笺证体例

1.底本

以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中心藏康熙原刻本《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并引)》为底本。原文照录,不作任何改动。

2.校勘

(1)校勘依据之校本,即注释援引之集本。

(2)校订作者署名舛误,必要时说明存疑。其中别有缘故、有意为之者,在笺证中加以讨论。

(3)校出诗句异文,必要时加以判断。其中有意地改变诗句原文一二字,以确指今日关键时事者,在笺证中加以讨论。

3.注释

主要依据清康熙以前通行之唐诗别集、总集、选集,即李天馥所易见到之本,注出集句出处,包括时代、作者、书名、卷数、篇名、原诗全文。必要时说明该书版本。并注出该诗在清编《全唐诗》中之卷数。

4.笺证

凡微言指事,以及寄托主人公心情,另出笺证,根据诗意与相关史料文献,注出所指之时事,及所寄托之主人公心情,以明诗意。

5.附录

附录若干种,包括李天馥述及有关董小宛入清宫事诗三首;顺治《御制(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行状》;李天馥墓志、传记文献四种;李天馥《容斋千首诗》王士祯序、陈廷敬序、毛奇龄序;李天馥诗词集评;董小宛入清宫及文献依据年表。

李天馥《容斋千首诗》王士祯序、陈廷敬序、毛奇龄序,其中关于李天馥诗之评论,李天馥诗词集评从略。

董小宛入清宫文献依据,或辞繁不具引,仅作提示,详见拙作《董小宛入清宫考》(《中国文化》2015年第2期)。

  1.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5页。
  2. 高阳:《清朝的皇帝》第一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第181页。
  3. 清嘉庆《合肥县志》卷三十一《集文一》卷端国朝王裛《朝霞山赋》:“肥之东南七十里有山,曰朝霞,故名四鼎,俯瞰太湖,烟云四际,一郡胜境也。”朝霞山原名四鼎山,又名四顶山,乃合肥之胜境。故李天馥《古宫词》题名自署朝霞,以代合肥。
  4. (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五(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第126页。
  5. 《清圣祖实录》,《清实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85,第328页。
  6. 参阅邓小军《魏晋宋微言政治抒情诗之演进——以曹植、阮籍、陶渊明为中心》,《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
  7. 参阅邓小军《向秀〈思旧赋〉考论》,《诗史释证》,中华书局,2004。
  8. 参阅邓小军《陶渊明〈述酒〉诗补证——兼论陶渊明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态度及其隐居前后两期的不同意义》,《诗史释证》,中华书局,2004。
  9. 参阅邓小军《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晋阳学刊》2007年第5期。
  10. 参阅邓小军《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笺证》,《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1. 参阅邓小军《三教圆融的临终关怀——谢灵运〈临终诗〉考释》,《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术丛书·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2. 参阅邓小军《永王璘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李白与永王璘“谋主”李台卿——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笺证》,《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李白从璘之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13. 参阅邓小军《杜甫〈北征〉补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兼论唐代的制敕与墨制》,《诗史释证》,中华书局,2004。
  14. 参阅邓小军《隐藏的异代知音》,《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杜甫曲江七律组诗的悲剧意境》,《北京大学学报》2011第4期。
  15. 参阅邓小军《杜甫与李泌》(上、下),《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2期、2012年第4期;《杜诗:诗史与神韵的融合》,《古诗考释》,商务印书馆,2013。
  16. 参阅邓小军《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考释》,《晋阳学刊》2012年第2期。
  17. 参阅邓小军《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弟〉词的古典与今典》,《古诗考释》,商务印书馆,2013。
  18. 笔者所作出的一点相关研究,参阅邓小军《红豆小史——以王维、杜甫、〈云溪友议〉、钱谦益为中心》,《诗史释证》,中华书局,2004;《周法高〈足本钱曾牧斋诗注〉书后》,《学林漫录》十六集,中华书局,2007;《曹秀兰〈曹溶词研究〉序》,《曹溶词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西青散记与贺双卿考》,《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陈三立的政治思想》(散原精舍诗发微之一),《陈宝箴之死考》(散原精舍诗发微之二),《诗史释证》,中华书局,2004;《“殉国”:陈宝箴之死的新证据》,《古诗考释》,商务印书馆,2013;《董小宛入清宫考》,《中国文化》2015年第2期。
  19.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三联书店,2001,第16页。
  20. 《丛书集成续编》第39册《史部》影松邻丛书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第160页。
  21. 《容斋千首诗》王士祯序落款:“康熙丁丑秋八月济南。”见清李天馥撰、毛奇龄选评《容斋千首诗》卷首,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文282·479。
  22. (清)韩菼:《光禄大夫武英殿学士兼吏部尚书李文定公天馥墓志铭》,全文见附录。
  23. 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上册,凤凰出版社,2012,第474页。
  24.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5页。
  25. 高阳:《清朝的皇帝》第一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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