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一九零二~一九三七

[第一章] 凤凰：古怪地方，军人家世，顽野而内向的少年

一、古怪地方：“密度”、“空间”和“张力”

一九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湘西小城镇筸，诞生了一个男孩，名叫沈岳焕。等到这个男孩长大，产生出改变人生的意识和渴望，要一个人自主地去闯荡世界的时候，确定改名为沈从文。为了叙述的方便，这本书从一开始就称他沈从文。

镇筸，是凤凰的旧称。有很长时期，两个地名并存，大约始自清康熙年间，延续了两百年；到一九一三年，就专称凤凰。《从文自传》开篇写“我所生长的地方”：“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13；243）

“古怪”，沈从文很可能有意选用了这么一个不那么准确和恰切的词。在他想来，一个“城市中人”，怎么可能准确和恰切地谈论这个史书上记载为“五溪蛮”居住的地方：沅水上游的五条支流称为“五溪”，生活于此地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被通称为“蛮”。

不过，今天，任何“古怪”的地方，在交通日益便利、资讯愈发发达的条件下，“古怪”性都可能大大降低。更何况，凤凰早已变成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旺季常常人满为患。

假设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游客，或多或少读过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小说，带着印象，加上自己的想象，来到此地，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抱怨野蛮的建设和发展、无孔不入的现代旅游业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可以从山城的形貌变化，说到淳朴民风的丧失；还是过滤掉这些，依然能够感受天地造化神秀动人的景致，小城生活历久未绝的余韵？

无论感觉是失望，还是不虚此行，“见多识广”的游客都很难把这个地方描述为“古怪”。他置身此地，眼见为实，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凤凰观”。不过，这短暂的“实地经验”，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对此地的了解，真比以前更多了一些、更可靠了一点。譬如，他大概没有想过，他脚下正踏着的路，曾经被血染红过一次又一次；他眼前这个声誉远播的“最美的小城”，与暴虐血腥的历史，联结得超乎异常地紧密。

这个地方兴起为一个城市，并非交通、物产、经济活动等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清代统治者治理“边疆”，“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13；243）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著作，来了解这个“古怪”地方的历史，了解苗汉杂处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更直观的，是曾经长期存在的这种不平常的景象：

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五百以上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13；244）

沈从文出生时，当地的行政建置为凤凰直隶厅，是嘉庆二年（1797）由辰州府下的厅升格的；民国后改成县治，名凤凰县。从入清到民国，这里是湘西管钥之地，重要的军、政中心。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立湘西自治州，设吉首为州府，凤凰才降为普通一县。

简单地说，沈从文生长的地方，“古怪”地积聚了这么多如此不同的东西：

从外在的视野来看，这里是“边疆僻地”，接近“蛮荒”；但你能由此想当然地以为，其风气必定闭塞、落后、保守？此地分明是湘西的中心，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得风气之先处，往往超出一般的想象。这是其一。

其二，在异常美丽而幽静的自然环境之中，极其平常地上演着极端暴虐的人类行为，以至于自然的光、影、声、色，与杀人印象，混合叠加，一并成为沈从文童年、少年记忆的主要部分。

其三，人的世界，一方面是“屠杀政治”；另一方面，普通的社会生活却规矩、平和，兵卒，土匪，平民，商人，以及由少数读书人和多数军官结合产生的上层阶级，各本其分，各守其道。实在说来，近两百年的绿营兵役制度，以及其后的残留建制，使得军事和百姓生活交织渗透，形成从生活图景、社会肌理到人的性格方方面面的特殊性。

其四，苗族、土家族、汉族杂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日常活动，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13；245）城西北方向，即为万山重叠的苗乡，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筸’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13；246）

这些不同的东西，本来之间距离遥远，一般很难“统一”到一个地方来；它们偏巧积聚到一起，共同作用于这个小小的山城。可以想见，这里的“密度”何其大，“质量”何其重；同时，这些不同的东西，处在动态的相互关系之中，对照，冲突，融合，纠缠，拉扯—能够拉扯出很大的“空间”，而在这个“空间”的构成中，始终绷紧了各种各样的“张力”。

沈从文幸或不幸，在这个地方长到十五岁，早期生命经验的“幅度”，即呼应着这个“空间”的“密度”和“张力”。

1. 例如，《苗防备览》，清严如熠编撰，共22卷，《从文自传》里提到过，说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13；243）；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前往湘西，集中于凤凰、乾城、永溪三县做实际调查，后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经典著作；苗族学者石启贵的遗稿，经整理编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1986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两部产生重要影响的沈从文传记，凌宇的《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和金介甫（Jeffrey Kinkley）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符家钦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都对湘西苗族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有详细叙述。凌宇用一章的篇幅，描述“在别一个国度里”，行文中蕴含着他自己作为一个苗族人的深切感受；学历史出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在另一部著作《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做了比传记更细致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