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式小学、性格的内部、预备兵

一九一五年，沈从文入新式学校，先在城内的第二初级小学，半年后转入城外的第一初级小学（今文昌阁小学）；一九一六年暑假后升入高小。

新式学校比私塾宽松、活泼得多，沈从文不必再逃学，但心思仍然在课本之外的空气、声音、颜色、味道，他充分动用“各样官能”来接收、消化各种东西。爬树，泅水，甚至赌骰子，给老师起绰号，还学会了粗话野话。

《从文自传》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个孩子顽野的兴趣、热情和各种行为，与此对比，他对上学、对文字写成的“小书”，倍感无趣，无比厌烦。这是叙述造成的印象。也许，这种叙述有意压低了读书的“教育”，有意忽略了学校的影响。譬如，这部自传没有提及他的老师田名瑜。

田名瑜，字个石，南社诗人，擅书法，一九五四年入中央文史馆，寓居北京，沈从文常相过从。上高小时，沈从文早听说过国文老师田名瑜一些传闻，对他“有些害怕，有些好奇。到后又觉得为人异常和蔼可亲，别具一种吸引力量，因之印象甚深，上课时堂上格外安静，从不捣乱，在当时实稀有少见”。为什么呢？原来这位先生年少时候，比他们这些顽童更野得厉害，“经常在腰间别片尺来长南竹块，裹腿间插把黄鳝尾小尖刀，终日在附近城乡里市集和庙会戏场热闹处游荡，寻衅打架，聚赌哄人。……正当十六七岁紧要关头，忽然改邪归正，把所有旧家当一齐摔去，投拜本地诗人田星六门下，读古文学诗了。”这是比《从文自传》晚三十年写下的回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老师，当时对顽童们的扭转之功，多年之后可以叙述得平实而恳切：“事情留在我们一群未成年小顽童心中，既浪漫也相当现实，因之对于先生产生一种不易形容的好感。好些人后来由‘拼命逃学’转而为‘一心向学’，形成种种不同发展，……虽有种种内外因子相互凑和，但是在成年前先生做人印象影响，仍占有一定分量。”（15；424）

这种影响潜移默化，在顽野之外，添加进别样性质的东西。

本来，这个性格也不只是顽野而已。《从文自传》突出和夸张了这一面的特征，掩藏和略去了另外的方面。一九四九年，沈从文重新回顾生命历程，写《一个人的自白》，述及童年少年阶段，说：“由于家道中落，长时期贫困，体质孱弱无从补救。生长小乡城社会，若顽童群免不了日有殴斗事点缀于生活间时，败绩纪录用任何勇气总不易抵消。由于私塾制诵书习惯，读到七八岁时，四书五经及杂诗的温习，任何驯善孩子都必然感到担负沉重，而发生反抗。……从这时起的我，一个具内向型的主要条件已形成，随同这个类型的特征也即起始见出。脆弱，羞怯，孤独，顽野而富于幻想。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家道日益贫困，且增加了这个对同年分，同小集团的亲友疏隔。……尤其是由之而来的屈辱，抵抗报复既无从，即堆积于小小生命中深处，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种生命动力来源。”（27；8）

这个性格的内部，有这么多因素纠结，综合作用于生命的成长：顽野却内向，不缺少勇气却脆弱、羞怯，倾心人生光景却拙于人际关系、与人疏隔，为现实所拘而富于幻想、郁积屈辱。

沈从文读高小的时候，地方上受蔡锷讨伐袁世凯战事刺激，军队改革，小小的凤凰一下子出现了四个军事学校，用新式方式训练青年。有教官饭后课余教教小孩子，顷刻间就能召集一百人左右。一个受过训练的同学问沈从文愿不愿意进预备兵的技术班，有机会补上名额当兵。“本地的光荣原本是从过去无数男子的勇敢搏来的。谁都希望当兵，因为这是年轻人一条出路，也正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13；284）沈从文的母亲正想不出如何管教这个日益放肆的孩子，此时有这么一个机会，既能考一分口粮，而且受严格的训练，总比在外面撒野好，就答应儿子去做兵役的候补者。

训练期间，营上的守兵出现缺额时，就会分配名额给技术班考选，沈从文考过三次，都没有考取。后来主持的教官调走，这些预备兵也就只好解散。这次训练大约持续八个月左右，“起始在吃月饼的八月，退伍是开桃花的三月。我记得那天散操回家，我还在一个菜园里摘了一大把桃花。”（13；290）

这是一九一七年，沈家的境况一天比一天坏。为偿还沈宗嗣几笔大的债务，家里卖掉了大部分不动产；比沈从文大两岁、美丽而骄傲的二姐，死了；夏天，沈从文高小毕业。往后怎么办？

“母亲看开了些，以为与其让我在家中堕入下流，不如打发我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凤凰军官杨再春带兵路过山城，母亲向这个有点亲戚关系、过去的老邻居说及情况，他应允沈从文用补充兵的名义，随同部队到辰州驻防。这一天是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照习俗祭奠河鬼，谁也不敢下河。沈从文烧过纸钱，把酒倒入水中，一个人在清静的河水中拍浮了两个钟头。晚饭后母亲领他去杨家，他才知道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当兵了。“七月十六日那天早上，我就背了小小包袱，离开了本县学校，开始混进一个更广泛的学校了。”（13；294—295）

这个少年离家时，没有不舍的感伤，没有愁苦一类的阴郁情绪，相反，他内心几乎是雀跃地呼应即将展开的宽广世界和幻想中的自由生活：“离开了家中的亲人，向什么地方去，到那地方去又做些什么，将来便有些什么希望，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还只是十四岁稍多点一个孩子，这分年龄似乎还不许可我注意到与家中人分离的痛苦。我又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时，深觉得无量快乐。”（13；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