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掩卷默无声——陈忠实与为传统文化唱挽歌之《白鹿原》

费孝通把中国称为“乡土中国”。是的，在这个农业国家，每个人都与乡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乡土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乡土情怀和审美理想，都形成一种独特的“乡村文本”。它自身与生俱来的宏大、深沉、稳定的叙述，既规约和限制作家的叙述，又对他们的想象、叙述、诗情产生深刻影响。

大唐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陈忠实曾说：“我第一次把眼光投向白鹿原，预感到这原上有不尽的蕴藏值得去追寻。”他在这个原上追寻了一辈子，深切地感知到，穿透这道沉重的原的软弱和平庸，深知这会直接制约体验的深浅，更会制约至关重要的独特体验的发生。他在反复回嚼这道原的过程中，尤其着意只属于独自体验的产生，得益于几本非文学书籍的认真阅读，“我终于获得了可以抵达这部小说人物能够安身立命境地的途径，我也同时获得进行这次安身立命意义的长篇小说写作的自信，探究这道古原秘史的激情潮涌起来。自我感觉是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次突破，也是一种转折”。于是，陈忠实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史诗《白鹿原》，“整个白鹿原很快删减到只具象为一个白嘉轩”（陈忠实《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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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其书写语境不同，因此，陈忠实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与张炜时运不济的《古船》相比，呈现出不同的意味。

《白鹿原》沿袭了文学传统中关于土地与家族的叙述，把家族故事以“诗史性”的期待，带入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星空。

《白鹿原》问世之后，评论家包括该书的编辑写的“内容说明”，都做了如下评议：《白鹿原》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写了白、鹿两姓一族三个家庭的恩恩怨怨和纠葛矛盾，以及家族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展示了“一部民族秘史”。而他们对小说没有直接写阶级对立和矛盾，更关注历史斗争背后的文化行为，叙事的焦点始终对准聚族而居的白鹿原，通过白、鹿两姓合二为一的宗法文化的恒长与震荡探索民族的生存和精神历程等深刻的表达，具有的独特品格，关注不够。

陈忠实自己说，是的，“我要全面地反映这个文化。这个文化，有它腐朽的一面，还有很伟大的一面，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不能延续下来”。有的论者批评说，陈忠实为了“反映这个文化”，精心塑造了一个大儒朱先生形象。可惜作品中的朱先生，因为过多地负载了作家的理念，成为超凡入圣、不食人间烟火的现代大儒。儒家文化，也成了中国文化复兴的灵丹妙药。这样既违背了历史，又与《白鹿原》浓重写实的艺术风格相悖，此乃一大败笔。论家的此立论似过于草率。

君不见，《白鹿原》叙事苍凉而雄浑，刻画塑造了白嘉轩等一个个真实而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革命洪流中始于坚守、终于垮塌的悲剧命运，这是一部民国和解放初社会生活、文化形态的艺术长卷，不失为一部永恒的民族史诗。20世纪前半叶，中国是乡土国家、农耕社会，是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它的两大基石是宗法的家族自治、以儒文化为核心的道统。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睦亲故的白嘉轩集这两大基石为一身，他不仅仅是白、鹿两家的族长，又是白鹿原的精神文化象征。大革命浪潮涌来，他不自量力，挽狂澜于既倒，结果被撞击得粉身碎骨，却戳穿了乌托邦的虚妄、无知和残酷，更让历史显露出真相。白嘉轩、黑娃、朱先生、白灵、田小娥的死，为中国传统文化唱响了一曲挽歌。白鹿原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毁灭方式，呈现了此文化的深刻伟大的价值，完成了伟大的历史悲剧。可以说，白鹿原把白、鹿两族的生存状态作为宗法文化的完整模式，置于暴风骤雨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正面的、系统的、深刻的审视和呈现，正面观照中国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白鹿原》是一部重新发现人，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厚重的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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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我与陈忠实相识。那时，他已经创作了表现陕西关中农民生活的《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信任》《初夏》等中短篇小说，并获过多种文学大奖。初次见面，是在《当代》编辑部。他那如黄土高原，有着纵横交错沟壑的脸上，凝铸着岁月的沧桑，很像一个关中农民。文如其人，怪不得他的小说如土地般浑厚却粗糙。其实，忠实是个地道的文化人，父亲是农民，却珍藏一大木箱书籍，十分重视文化。忠实刚上初中时，不管风雨冰雪，父亲都会骑着自行车驮着一口袋馍，给儿子送到离家很远的学校。忠实读过书箱里的书，到初二时，就对文学发生兴趣，开始动笔写小说。

1962年，忠实从西安市三十四中毕业，在西安郊区当中小学教师，并自修大学。三年后，忠实发表小说处女作《夜过流沙沟》。

1984年夏，我与忠实、王朔等作家，到京郊游览慕田峪长城。我们谈到了古华的《芙蓉镇》。忠实很赞赏古华透过小社会的变化来概括大社会、大时代变迁的笔法。忠实说，《芙蓉镇》是反思历史的，其反思集中在极左的阶级斗争对人的戕害。它的最大的功绩是坚持“写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发现，忠实在反思自己的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