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追求学术寻求真理

1.求学无锡国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苦难的中国老百姓好不容易舒了一口气。冯其庸当时在无锡城里的孤儿院小学教书，正放暑假，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高兴得睡不着觉，连夜赶到镇上与同学通宵达旦地欢聚庆祝胜利。开学后，回到孤儿院小学，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接管无锡城的入城仪式，看到作恶多端的日本鬼子的狼狈状和中国军队威武雄壮的军容，心情痛快无比。其后不久，一些学校陆续从内地迁回无锡，他萌生了继续读书的强烈愿望。

在迁回无锡的学校中，有一所创办于1922年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颜文樑担任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颜文樑率领学校迁到上海租界之内，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继续办学。胜利后，原校址苏州沧浪亭一时未收回，因而暂时迁到无锡。冯其庸那时最想学画画，便报考了这所学校。考试很有意思，有素描，有作文，还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他画了素描，作了作文，老师就来告诉：“你的素描和作文，老师们都非常欣赏，下面的不用再考了。”于是被破格录取。当时他实际上是半工半读，边在孤儿院小学教书边上学，用工资交付学费。但天不遂人愿，学习不到两个月，苏州美专原校舍收回了，要搬回苏州去。冯其庸只好忍痛放弃学业，他无法跟到苏州去，因为这会失掉孤儿院小学的教职，而脱产学习，他是绝无能力承担学费的，况且美术学校的学费比起一般学校要贵不少。对他而言，这已经是第三次失学了。

一次又一次的失学，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冯其庸内心充满了苦涩。可是，他并没有气馁，一面坚持自修，一面不懈地寻找着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

机会终于被他抓住了。1945年底，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从广西迁回，1946年春开始招生。冯其庸闻信后跃跃欲试。大哥和亲戚觉得他是块读书的好材料，不上学可惜，凑了学费支持他去考。结果因为文章写得漂亮，一考就被录取了。

在人生历程中，往往有几步十分关键，会影响人一生的走向。对于冯其庸来说，考入无锡国专无疑就是这样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这一步开始，他得以迈进了真正的学术殿堂，见识了第一流的学者，感受到第一流的学问，体悟到第一等的境界，胸襟变得开阔，眼界变得宽广。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就像西南联大一样，无锡国专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学校规模不大，历史也不算长，可是却从这里走出了唐兰、吴其昌、马茂元、蒋天枢、汤志钧、魏建猷、周振甫、杨廷福、黄永年、沈燮元、范敬宜等等一大批硕学鸿儒。冯其庸正是这一大串闪光的名字中间的一位。

无锡国专究竟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冯其庸认为，关键在于任教的名师多。其办学硬件若是和今天大多数院校相比，简陋得简直可以说相当“寒碜”，可是它所拥有的名师，却让今天所有大学的文科院系相形见绌。直到晚年，他谈起那些曾经亲承教泽的老师们，依然非常激动，连他们授课的一些细节都记得十分清晰，讲起来绘声绘色，历历在目。

他最初接触的老师里有朱东润、冯振心、吴白匋、周贻白诸先生。朱东润先生开了两门课：《史记》和杜甫。冯其庸记得，朱先生总是征引各家旧注，细加评析，然后断以己见。朱先生还有个习惯，上课先朗诵，声调不高，可是情味特别足。讲《史记》他就朗诵《项羽本纪》，同学一听就想读，感觉有味道。特别讲杜诗，每一首吟诵的声调都不一样，完全根据诗歌的内容变换节奏，味道全出来了。例如朗诵前后《出塞》、《三吏》、《三别》、《同谷七歌》，有时如叙述，有时如哀叹，有时如呼号，有时有点像啜泣，一下子把人带进情境中去。特别朗诵七律《秋兴》八首和《诸将》五首，真是感慨苍凉，一唱三叹，令人为之低徊不已。尽管朱先生的声调不高，却满室都可以听到。学生们感受到一种诗人的情韵，一种俯仰古今的感慨，一种人生的咏叹！

冯振心先生开了三门课，冯其庸对《说文解字》这门课印象最深。冯振心先生根据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要求学生对每个字的字形写法和解释，都能默写与熟记。许多同学对这门课感到枯燥无味，但冯其庸却特别感兴趣，巴不得老师每堂课能够多讲几个字，因为他知道这是治学的初级阶段。课外他还经常到冯振心先生的书房去请教，而冯师每次都是不厌其烦地给他解释问题并指点读书的方法。他记得，冯振心先生书房里有一个很特殊的书柜，面积不大，方方的，但很高，里面有好几十个格子，每格平放着一本书，是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先生是为了取书方便，特意做了这样一个立柜，每格一本书，就可以随手抽取，不必搬动压在上面的书卷，由此可见先生对于《说文解字诂林》用力之勤。当时先生给他解释问题时，随讲随取，精熟之极。这种治学态度，让他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

此外，吴白匋先生讲词，俞锺彦先生讲诗，周贻白先生讲目录学，向培良先生讲戏曲……也都各有各的风采，各有各的境界。这些老师课内课外言传身教，传道授业，营造出讲求学问的浓厚的学术气氛。求学心切的冯其庸在这种环境中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丰富的课外活动也是构成这所学校浓厚的学术气氛的一个重要方面。活动形形色色，例如：

学校经常邀请名家来作演讲，开阔学生眼界。像钱穆先生就来讲过怎样治学，冯其庸感觉太吸引人了，特别是钱先生讲到做学问要从大处着眼，用其原话说叫做“我见其大”，不要一开始做学问就钻牛角尖，对他影响极大，他后来治学就力图照着去做。

学校老师们也会积极参与学生的课余活动，比如有时会带着学生去观看演出，并介绍学生与文化名人相识。1947年田汉和洪深在无锡排演《丽人行》，田汉的老友周贻白和向培良两位先生就曾带着冯其庸等去秦淮海祠堂看望这两位戏剧家，并观看他们彩排。之后冯其庸数次独自前往拜见田汉，他还带去一本折叠式签名册，展开来足有两米多长，请田汉题词。田汉竟一口气全部写满，写了他当时题《丽人行》的诗。这次与田汉相识的机缘，冯其庸直到晚年也不能忘怀。

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更为活跃，比如成立“国风诗社”，冯其庸是发起人之一。他和这个诗社的成员汪海若以及诗人严古津、张剑岳等经常聚于“秋水吟馆”谈诗论画。诗社还创办了油印刊物《国风》，冯其庸的很多诗词作品发表于本刊物之上。他书法好，还担负了刻钢板的任务。为了提高诗艺，冯其庸的好友、钱仲联先生的入室弟子严古津，特地把钱先生从苏州请来，约好在无锡公园茶室见面。冯其庸拜见了这位鼎鼎大名的诗坛泰斗，道了对钱先生的仰慕之忱，行了拜师之礼。严古津也代道了他的诚意，其后不久，严古津还将钱先生手书的新作《八声甘州》赠给了他。从此以后，他就不断地向钱先生请益了。

有人说，学问是“熏”出来的，这话有一定道理。无锡国专的学术环境太好了，冯其庸在这个环境中得到名师的传授与指点，得与同道交流切磋，时时薰习，日日修炼，对学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那些名师成了他最景仰的人，他觉得做学问真了不起，一个人要是能像那些名师一样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有所发现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心无旁骛的钻研，再加上过人的勤奋，颖悟的天资，使得冯其庸迅速在学术上成长起来，开始崭露头角。1947年10月22日，《大锡报》刊登了他的历史调查报告《澄江八日记》。调查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进行的，前后共八天。当时正值暑假，他为母校青城中学招生之事前往江阴。招生事毕，即冒着溽暑在江阴城内外做了调查。调查的内容是清初江阴人民抗击清兵的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顺治二年六月，清廷下剃发令，激起江南人民激烈反抗。江阴人民在明典史阎应元率领下抗拒清兵八十余日，歼敌七万五千多，击毙清三王十八将。城破之时，清兵下令屠城，城内外十万居民，同心死难，最后仅存五十三人。冯其庸访查了这一事件有关的遗迹，如玉带河、四眼井、明伦堂、兴国寺、观音寺、三官殿等等。这些地点，名称依旧，残迹犹存，冯其庸根据调查中所见所闻，再按之康熙间韩菼所著《江阴城守记》，一一作了详细记录。归来后，写成《澄江八日记》一文。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会产生一种感觉，仿佛同作者一起走入了那段历史，300年前江阴人民誓死抗击清兵的壮烈，城破后横遭屠戮的惨烈，不再是躺在纸面上的死材料，而一齐在眼前生动起来。这篇文章，严格说还不属于学术文章，但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始终贯彻的实地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法，却已初露端倪，这一点较之文章本身，也许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