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疆域
Die Provinz des Menschen
李佳川 译
1942
如果从某个年龄开始，我们的个头会随着年岁增加而变小就好了，就像孩子会随着年龄长大，但智力和社会地位依旧和年龄保持一致。这样，就会有一群看上去像七八岁男孩的老者和智者。最年老的皇帝个头最小；当然，教皇也都是小人，个头大一点的红衣主教要低头看小小的教皇，正如个头更大的普通主教也会低头看着他们。孩子们都不希望自己长个子了。历史也将失去意义；我们会感叹，过去的三十年不过是这群蚂蚁般的小孩创造的历史，这样，历史终于有幸得以逃出人们的视野了。
自由这个词，表达了一种执念，或许是人类最强烈的执念。人总有逃离的愿望，可是要去的远方未知而没有边界，我们称这种愿望为自由。
空间层面的自由是冲出无形边界的愿望。飞翔，飞向太阳，是自由最古老和原始的形态。时间层面的自由，是超越死亡的愿望，单是慢慢延缓死亡就很让人满足了。物质层面的自由，是对价格流动的愿望，是对挥霍的向往，我们希望物品的价格像变幻莫测的天气一样永远在变化，不受任何规则限制，不受任何条件影响。我们从不会对什么事渴望自由，自由的来临和快乐都是源于我们自己内心，我们生来渴望突破牢笼，为此我们总会为自己构想出一个最可怕的牢笼。人类为自己建的牢笼之一即针对谋杀的法律，用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可当一个杀人犯发现自己并不会被其束缚时，这法律的存在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快感——不过，自由来源于呼吸。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任何一片空气中呼吸，呼吸的自由，是这世界至今仅存的纯粹的自由了。
你喜欢的不是某个人，只是他的表象。天使的来源。
梦到飞翔，这种梦如此原始和珍贵，而它的魅力、意义和灵魂又消逝得如此之快。所有的梦都是这样接连消逝、走向灭亡。你会做新的梦吗？
一个多轻信别人的人才会去信仰某个宗教！我了解很多宗教，可只有一个才能称得上信仰，这需要我尽毕生之力去找寻。
当某些想法从水中伸出双手，它们被误认为是在呼救；同样，它们给人造成一种各个想法在水下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的假象，我们何不去尝试着就上来一个想法！
知与未知的平衡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未知并不会在知的面前相形见绌。一个好答案一定来源于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有过很多错误答案，这个问题也可能离答案很远，远到看上去和答案毫无关系。答案很多的人，背后一定是更多问题的支撑。智者永远都有孩子般的求知欲，答案本身只会让土地更贫瘠，让空气更稀薄。知识只是强权的武器，但真正的智者不会把知识当作武器。智者从不吝惜自己对陌生人的博爱；也不会傲慢地表现自己的特别。
在我生命最好的时光中，我总想在心里腾一些地方，再多腾些地方，在那里我会把雪铲走，我会把低陷的天空抬高一些，那里还有泛滥的海，我就任凭海水溢出来——鱼儿会来救我——海水淹没茂密的森林，在密林深处我会捕猎一群新猴子，一切都那么生动，就是地方总是不够大，我却从没问过：这些地方，是为了什么，我没有答案：为什么；我只能一直，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筋疲力尽，只有这样做，我的生命才有价值。
尽管我们知道那张脸是战争的始作俑者，可从未有人要消灭它。大地上充斥着上百万件武器，和三千年的战争所需的弹药，那张脸还在，在空中笼罩着我们，那是戈尔贡[1]的鬼脸，石化了所有人。
其实我们很像保龄球的球瓶。九个家庭成员像球瓶一样被摆好。我们一起短暂、呆滞地立在那里，不知如何与彼此交流。那个要击倒我们的球在一个长长的轨道上朝我们滚来了；我们只能傻傻地立在那里等；那一击是我们唯一能与彼此交流的机会，我们尽力触碰身边的球瓶，来证明彼此的存在。这一击后，我们会被换到别的位置，被换到了一个新家庭，身边的人也变了，在新的家庭中又变成一个球瓶，傻傻地、木讷地再次等待那次撞击的来临。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亲眼看着一只老鼠活活吃掉一只猫。当然，要在老鼠玩腻了它之后。
我们的白天各色各样，我们的夜晚却有着同一个名字。
他有着一双空洞的眼睛，却装满世上最多的爱。
关于祷告——祷告是一种高效而危险的重复活动。唯一能与其相抗的方法，就是让祷告变成一种像牧师传教和转经轮旋转一样的机械活动。我不知道教徒们怎么能在无数祷告中的每一次都表现出他们的衷心。祷告者默念的那些话，能与人类的全部力量相匹敌。
祷告的幼稚之处在于：人们祈求的往往是自己唾手可得的东西，而不是得不到的东西。
其实这种求而不得对我们来说更好，至少会启发我们考虑信别的神。做祷告的人一定要经常进行这种变化中的思维训练。
认真考虑这个道理的人，都不会轻易去做祷告，至少需要几周的深思熟虑才能鼓起勇气做祷告。
上帝成了祷告者嘴中的面包。他们随意地提起他、呼唤他和解释他。他的名字被嚼烂了，他的身体被吞噬了。祷告者们却称他是无比崇高的上帝。我怀疑，这是因为很多祷告者想方设法要赶在别人之前把上帝的一切据为己有。这件事很滑稽：祷告者们聚在一起祷告，不过是因为他们都急需同一个东西。这和一众抱团的乞丐涌向一个过路人要钱的混乱情景并无差别，只不过祷告者们看上去没他们那么粗俗罢了。
如果我信教的话，我就不会祷告。在我看来，祷告是用最无赖的方式对上帝进行纠缠，是世间最大的罪恶。我会为每次祷告而进行更久的忏悔。
有时候我觉得，我听到的句子，可能在我出生前三千年就有人为我写好了。如果我认真听的话，他们会慢慢变老。
神的冒险被遗忘了，但它们变成了诗人的直觉。
你的华词，你望向太阳的目光，你给星星的吻，你震耳欲聋的雷声，你划破天际的闪电，都会在人类把自己的同类肃清后变成鸟儿婉转的歌声。它们会想起我们，知更鸟会一直记得我们的对话。
通过某种一年一度的盛会，我们被调教成能够容忍偷窃的人。在这个盛会上，这个目的不能被任何人知道，而且没有珍宝，没有圣物。不允许退还偷来的东西。盛会开始前，所有防盗措施都要被严厉禁止。我们不能追踪被偷走的东西的去向和用处。只有最年轻的和最年老的人有不参与偷窃盛会的特权。或许一些人能够通过偷来弥补丢的损失，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人，经过这么一个集会的洗劫一定很痛苦，但是如果他们充分利用盛会的时间，还是有可能可以挽回损失的。这样一来，对物品的占有权不再有上帝般的神圣和永恒。除了买来的东西和礼品之外，人们平日里还要在家里保存偷来的东西。至少在下一次偷窃盛会之前，这些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人类是所有祖先智慧的结晶，可依然，是一个傻子！
证据是思考代代相传下来的不幸。
知识生来是要被分享的。对知识保守的人，必将遭到报应。
神是不会让任何一个人逃离死亡的命运的。这是神独有的、唯一的特权。
因为人的表里不一，一个人若想完全隐姓埋名地生活，只需要表现真实的样子就够了。
战争在人类世界重复上演，似乎世上从未有过正义。
所有人类早期的信息传播方式中，写史这种形式是最与众不同的。我们很难从流传下来的历史中去分辨哪些是真相；这种形式最早被用于记录族群之间的仇恨，其中会提及所有族群，当然也包括族群自己的敌人。历史的意义在于让所有的宗教、国家、阶级永生。哪怕他们之中最爱好和平的双手也一定曾沾满鲜血，历史都能忠实地把他们的正义吹捧到天上。是有很多人尝试过对抗历史，但终究都走向失败。它是禁锢世界的巨蛇。它是古老的吸血鬼，吸去所有年轻人脑中的鲜血。它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不同的语言都记载着同样的历史。最恐怖的是它通过倚老卖老使自己成为信仰、保持活力，我们都要以此为辱。除了那些瘦骨嶙峋的牧师，没有人该感谢历史，因为没有历史的扶持这些牧师会变得更消瘦。有人为历史辩解道它可以让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但是代价是什么呢，我们真的成为整体了吗？我觉得历史曾经没这么可怕，或者至少没这么有害：因为历史曾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遗忘。可现在，它被文字的铁链永远地拴住了。它为未来的几世纪提供的是最虚假和最低劣的信息。哪怕没有约定，一千年后还是会有人知道这段历史。事实上没有哪个人会毫无根据地出现在这个世界；叙述历史时，至少要用一些数据吧。历史污染了空气，让我们不能思考、无法呼吸，它把那些句子强行灌入我们的大脑。赫拉克勒斯要变得多强大，才可以战胜它！连死亡都比历史更容易被战胜，历史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打败死亡的胜利者，未来也将永远是它。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再出现了。
摧毁一个人的爱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没有人能活到起诉这桩谋杀案的那天，这比直接杀了他还可怕。
心理活动的反射法则：没人会对别人做出在他自己那里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无论这件事有多私密。所以，日后别人对我们的报复，可能已经隐藏在我们当下自身的行为之中了。
每当我想到未来的一个宗教，现在我们还对它一无所知，就感到难以言状的痛苦。
说话时用口头禅当然没问题。可他们不知道，在最寻常不过的闲聊间，他们已经因此出卖了自己。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要守住一个秘密，只要不说出口就行了，可是快看，他们的口头禅已经将这个阴森森的秘密暴露出来了。
最可怜的人：就是，他所有的愿望都被满足了。
是上帝自己把毒蛇丢给了亚当和夏娃，一切的前提是，蛇永不背叛上帝。这个有毒的动物直到如今依旧是上帝忠实的追随者。
莫里哀之死：他不能放弃戏剧，那些伟大的角色，那些观众的喝彩，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的朋友总劝他放弃表演，可他总是回绝这些善意的建议。临死那天他还在说，他不能苟同其他演员的演技。事实上，他眷恋的不过是来自观众席的喝彩，似乎这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值得注意的是，他下葬的那天，有群反对者聚集在他家门前，和剧院里喜欢他的观众完全不同。他们是教会的信徒；教徒们的抗议与剧院观众的掌声在某种奇妙的方面不谋而合：只要把门票钱退给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打发走了。
人们一定要掌握这么几种语言：一个用来与母亲交流，以后不会再讲的语言；一个用来阅读，但不能用来写作的语言；一个用来祷告，但完全不需要理解的语言；一个用来计算，以及处理钱财的语言；一个用来写作（除了写信）的语言；一个在旅行中用的语言，也可以用它来写信。
世界上很多语言的共存揭示了世界神秘的真相。世上所有东西在不同的语言里都有不同的叫法；我们会怀疑，我们在说的究竟是不是一个东西。语言学共同的目标就是追溯所有语言共同的源头。建造巴别塔是人类的第二桩原罪。人类已经犯下了原罪，并失去了永生的权力，后来又渴望接近天堂。刚开始他们走错了路，不过后来他们学会了用自己的方式接近天堂。因此，人类继第一桩原罪后又失去了一件东西：名字的统一。上帝为此做出了最邪恶的事：他亲手创造出来了名字的混乱。我很不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在大洪水时将一些人救出来。
当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行为还有哪怕还有一丁点自知，就会对某些话语和谚语感到不寒而栗，因为它们和毒药的效果相似。
只要你仔细观察一个动物，就能感觉到，有一个坐在动物体内的人在嘲笑你。
关于戏剧：我慢慢想明白了，从某种程度来说，戏剧是从音乐发源来的。我研究过戏剧角色以及主题的设定。戏剧中的主矛盾，等同于剧中人物的“发展”（同样适用于真实生活），这让我想起不同的乐器。我们一旦决定了自己是某个乐器，便会对此坚信不疑，一起合奏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乐器。音乐的美妙就源于乐器之间精准和清晰的划分。
这样的话，或许戏剧角色也可以与动物相提并论。每种乐器对应着一个动物，至少是一个独立的、特征明显的生物，我们只能用某种特别的方式来演奏某种乐器。戏剧超出其他所有艺术形式的优势就在于，创造可能性，像上帝一样根据剧情需要创造出变化多端的新动物，或者说新乐器。
只要有了这些新动物，戏剧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变化。无论是筋疲力尽的角色，还是飞速奔跑的角色，所有的新创造都可以被写进戏剧中。
人们早就该弄明白歌剧与戏剧的区别了。音乐剧，这个俗气的形式，是最模糊和矛盾的形式。戏剧是一种独立的音乐形式，很难与其他形式兼容。剧中承担情节的角色和音乐是不可能协调的，除非人物角色的出现只起衬托作用，在剧情中没什么意义，同样也适用于有寓意的动物角色；当音乐成为主角时，剧情不该扮演任何角色。
人的这些行为根本毫无意义，独自合唱，与食人族安静地对视，在树上爬回到两百年前，因为一个疯子把自己关起来一整月，遇见不杀戮的十字军，在身体里开五金店，去巴勒斯坦朝拜，聆听佛陀讲经，安慰穆罕默德，信仰基督，保护一个萌芽，画一朵真花，阻止果实成熟，或者还可以：追逐太阳，只要有两个太阳；驯狗学猫叫，驯猫学犬吠，归还给百岁老人一口好牙，采摘树林，为光头洗头发，阉割母牛，为公牛挤奶，如果他们觉得这些都太简单了，（人总是着急做完所有事情），他们还能学习尼安德特人的语言，靠在湿婆的胳膊上，让梵天从古老的吠陀中消失，为裸体的韦达穿上衣服，将天使的合唱消失于天堂，督促老子做事，教唆孔子弑父，拿下苏格拉底手中的毒草杯，永远抹杀永恒，人们可以——但是这些没用，没什么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停止杀戮？
哦，那个听诊器，那个精致的听诊器，听到了子宫里那个将军的身份！
在这个“心理学的年代”，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却比从前都要少。他们静不下来。他们逃离自己的变化。他们不愿意静静地等待新的自己，而是一定要抢先，做那个不像自己的自己。他们驾车驶过自己灵魂的风景，只在加油站下车，误以为，这些石油管就是他们的人生。工程师们也无心修建其他设施了；他们的食物闻起来像汽油，他们在那滩黑色的池塘中做梦。
世界上最奇异的设想莫过于一个被人类遗弃的地球。人们总算计着离开地球，与此同时，却开始思念它了。他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这里一样美好的地方了。他们的高科技设备可以让他们观察地球，却无法让他们弄明白地球上真实上演的一切。他们总觉得故乡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正是这种错误的信仰导致人类失去了地球，不过等人们想明白了，那时就已经太迟了。如果一个正确的信仰能够及时出现，就一定能将地球解救于人类之手。
别人教导我们，要经常接触神，越频繁越好，所以神不得片刻的安宁。他们都很贪睡，而且将人和他们将死的兄弟一起丢在筏上。
死人靠世人的评价而活，活人靠爱而活。
有些人被剥夺了做梦的权利，没有哪个笨蛋或幻想家能阻止我去爱这些人。我们依旧有希望重获完整的生命。奴隶们会救赎他们的主人。
“干掉他”——这句话听上去多么伟大，多么开放、宽广和勇敢：“掐死他”、撕碎他”、“烧死他”、“炸死他”，这些话听上去轻松极了，似乎他们不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自从人类的生命不再有标准，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标准了。
清点世界上的一切纸张。统计学的本质。
他割我的左耳。我挖他的右眼。他打掉我十四颗牙。我缝上他的嘴。他烧我的屁股。我剜他的心脏。他吃我的肝脏。我喝他的血。——战争。
我很反感放弃精神武器的战争。除了敌人的死亡，他们什么都证明不了。
我不愿给别人灌输恐惧感，世上没什么事让我如此嗤之以鼻了。我宁愿被看不起，也不愿被惧怕。
他去参军了：他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和平大会达成决议，给欧洲一个合理的机会，哪怕他们本该受到一场惨烈而持久的战争的惩罚。欧洲所有地方都要一起从头开始。为此要建立一个联合舰队，炸毁那些之前从战火中幸存的城市。
上帝是最自大的人类；如果上帝为人类赎罪，世上就没有最自大的人了。
只有意志薄弱的人才会结婚；活在耻辱中，也比结婚强；虽然名声不好；但他还有一种无价的自由，思考的自由。婚姻就像挂在眼睛和耳朵上的挂毯；结了婚的人，还能看到什么，还能听到什么；在婚姻中，梦想被窒息，岁月会枯萎。
他把钱存在心里，用心跳清点数目。
他愿意回到那个充实又美好的世界，没有人会死去，因为人类派了一群像自己的蚂蚁去打仗。
可能诗人是那种，通过感知过去去预言未来的人。他的回忆并不会让他感到痛苦；他只能对未来预言，却什么都做不了。
皈依某个已经有很多信徒的宗教是件尴尬的事，这表现出某种人云亦云的心态。信仰是种人类能够拓展的能力，每个人都要尽一己之力去拓展这种能力。
人的声音是上帝的面包。
有个怪人，他有着英国人的外表和东方人的内心。和这个英国人短暂地相遇时，我以为自己搞错了，我还以为他心里的东方人会慢慢消失。可之后我发现，那东方人变得越来越高大了，甚至有释迦牟尼那么高大。我们只能用转世之说解释他的存在，可他是怎么适应英国这种环境的呢！
这个东方人的表现有：他喜欢静静地打坐，不是为了偷懒，而是以此与伟大的智慧相连接。他很享受被女性崇拜的感觉；一个他刚认识的女人也能够吸引他，即使他还认识很多其他女人；这些女人之间毫不排斥彼此；他也毫不避讳地展示自己的满足感。只要他确定不会伤害别人的感情，他就会对别人讲他对佛陀独一无二的批判，这是他静坐时独立思考的成果，虽然这些是他从印度听来的；可对于头一次听到这些的英国人来说，和他原创的没有区别。
他不是个追求精准的人；他经常弄错名字、日期和地点。他知道自己的这毛病，不过这对他来说不重要。人际关系于他而言非常空虚、毫无意义；雕琢自己话中的深意才是最有意义的。不过英国人对准确性有病态的追求；不守时是仅次于谋杀的大罪；修脸时不能忽略任何一根毛发；约谈在进行之前，就已经开始计费了；围住院子的篱笆堪比圣物；书只是一定数量字母的堆砌；这个东方人对准确性的冷漠和英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也有与众不同的友好的一面。他会赞美他提到的每个人，声音不大，却充满了南方人那样的热情。爱笑的人很美，我们要把他们当作榜样来敬仰。他会按对方喜欢的头衔来称呼别人。他并没有强烈的意愿要讽刺头衔，但他依然想借此表达一下他的不屑。他对永恒平静的追求被一丝遗憾扰乱了，因为他大限将至，他的心生病了；他不介意跟别人提起他的病；为了表达自己的遗憾，他总和别人讲这件事。他希望别人能赞美他生病的心，他们理应这样做，因为即使大限将至，他还依然“在创作”。写作是人类最安静的活动，这个东方人盘着腿，用一种非常庄严的姿势写作，让想法围绕着他流动。只要他依旧拥有英国人的外表，他就会提醒自己，不要向别人提起他有一颗心，更别说是一颗生病的心了，他会锁好自己写下的让自己都难为情的东西。
想要不再恨一个人，就去看他睡觉的样子。
一个人爱上了他的武器。在武器面前，他怎能不陷入情网？武器应当被设计成更频繁而出乎意料地威胁使用者的工具。这还不够危险，哪怕对手也会用相同的方式反击也不够。武器本身也要被赋予生命，这样的话，相比对手，人们更要提防的是自己手中的危险。
战争是人类最牢固的信仰，即便如此，它也是能被消解的。
如果人必须赤裸着上战场，仗就没这么容易打起来——一种野蛮的和平方案。
对上帝的信仰有个很重要的条件：要让人们相信某种永生的存在，多邪恶的力量都杀不死他。
在黑暗中，话语的力量会翻倍。
现在很难说猿比其他动物更接近于人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和它们并无太大差别；那时我们依旧是近亲；现在我们之间已经隔了无数次的变异了，我们的距离并不比和鸟类的距离近。
要理解我们如何变成人类，可能研究猿的模仿机制是最重要的。一个实验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让猿与它们从未接触到的动物长时间待在一起，并细心记录下，猿的行为如何受到这些动物的影响。我们要按不同的顺序，让动物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我们要时不时地在这种频繁的变化中让它们完全独处一阵子。通过多次尝试，我们就能够丰富“模仿”这个空洞的概念，人们或许会意识到，“模仿”本身已经包含着改变了，不仅是关于“适应”，“适应”仅仅是更幸运，更精致的改变罢了。
关于人类的变化历程，我们要从神话和戏剧中寻找答案。每个人都有的梦，为我们提供了抽象、但主观的释义可能性。神话，作为一种比梦更稳定的表达形式，不仅仅更具美感，也更便于研究。神话的流动性是具有封闭性的，它不会从外界带什么东西进来。它怎么出去，就怎么回来。它是人类能产出的最持久的东西。没有哪种创造能在几世纪的长河里像神话那样持久。它的光辉守护着它，它的内容让它永恒，讲神话的人要比最出色的发明家更容易满足人类的需求。
戏剧总结了人类所有的可能性，用最真实的方式。
每次在英国有什么不幸发生，我都对他们的议会感到震惊。他像一个人造的、会发光、有响声的灵魂，一个面向所有人展示的模型，但背后充满着秘密。关于自由，他们整天嚷嚷的自由，是种未知的自由：是因他们有一具凡人的躯体，他们便可通过公开忏悔政治犯罪而得到赦免。这群人通过收拢自己的同类，让自己成为潜在的统治者。他们并不比统治者差，因为他们实权在握；就算他们有强大的野心，也不能表现出丝毫的傲慢，因为傲慢会让他们在议会中彻底名誉扫地。这六百个雄心勃勃的人监视着彼此的所有细节；弱者是不可能藏匿其中的；强者只有守住自己的位置才能有发言权。这一切都在公众视野中上演；他们无休止地相互引用。在这群人中，也有人只站在一边起哄和指责别人的。预言家，只需足够耐心地等待，并要学会用世人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上述机制清晰的划分，就是它实际运行的先决条件。权力便如此被实现了——对外展现的形式就是，明确的条文和款项。
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点是，用仪式和运动的方式来完成最重要的事，哪怕水没过了他们的喉咙，也不知变通。
小说里不该出现紧张的情节。之前这种情节还属于小说的范畴，不过如今已经被电影取代了；因为有了电影，带这种情节的小说就成为次品。小说属于之前那个更安静的时代，理应在快节奏的新时代继续扮演旧角色。它应该是我们看时间的放大镜；它应该让世人沉淀下来；用纯净的沉思来代替浮躁的狂热。
他笑谈自己罪恶，忘记自己的年龄，他性别有缺陷，工作充满血腥：一个伟大的将军。
我不愿随时等待着真理的降临，尤其是那些从习惯于义务而来的真理。真理是场雷阵雨，一旦空气被洗刷干净，它便走开。真理只有像闪电一样短促而有力才能发挥作用。了解真理的人，都会对它产生敬畏。真理不是狗，谁对它吹口哨，它就跑向谁。它不能被拴在绳子上，也不会随意在人的嘴里跑来跑去。我们不能喂它，也不能测量它；真理只有在充足的平静中才能慢慢生长。只要离真理太近，哪怕是上帝，也会被它噎住。
一个人有多在意永恒，他就离实现多近——只要他不会淹死在里边。
动物们不知道我们给它们的名字。或者，它们其实是知道的，可能这才是它们害怕人类的真正原因。
死太容易了。死应该变得更难一点。
一片永恒的土地：人们只有不停地向前走，才能遇到一个愿意动动小拇指的人；不然他只能看到一群人像埃及人一样呆滞地坐在那里。
英国人从不把他们的法律写下来，而会随身携带。
在英国，话语的力量日渐衰落。
哪怕世上最后一个犹太人已被肃清，犹太人还是要继续流亡。
人要清醒地意识到，最大的危险其实是光的变化，尤其是在它的光芒下所有事物和信念看上去一览无余。一切都在流动，我们只能看到流动速度最快的东西；我们永远无法看到事物的全貌；每座城墙都有门，门的另一边永远有我们没见过的东西；总有我们从没见过的颜色；花岗石般坚硬的道路也可能变得像黏土一样软。我们在某二十年间一直渴望的东西，会突然之间对它再也没兴趣了。之前面目可憎的东西，会突然变得前所未有得美丽：它们会跳着轻快而明亮的舞蹈慢慢消失。所有变化都是有可能的，反对的声音听上去也很无力，审判也会像风中的麦秆般脆弱；硬骨头也可以充满弹性；思想也会变得如我们期待的那般充满生气；融万物为一身的人类，也可能会拥有无所不及的能力。
人类要造出多少物件，才出现了唯物主义哲学。
斯威夫特的核心经验是权力。他是个被阻挠的掌权者。他用讽刺宣判对别人的死刑，他所有的反对者都成了他反对的对象。正是因此，句子本身的含义成了每个作家针对他们对手的最有力的武器。
他在作品中模仿和改建王国，他不断地在脑海中构思宫殿的样子。他总会充满讽刺地描写他那由宫殿组成的王国；他让读者感到——也是他想让读者感受到的唯一的东西——他建的王国比别人的都好。
只有《给斯特拉的信[2]》是个例外，因为他不加修饰地、只是略微夸张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生活在冷酷的两党制时代，他自己在权力中间，而永远无法拥有权力，因为他把这个制度看得太透了。
这些蠕虫，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钱没那么重要，哪怕在他们真的需要钱的时候。
人们总为别人实现愿望而欢喜，尤其在他们什么贡献都没做的时候；就算他们参与了，比如友善地旁观，又有谁知道呢。
去做吧，就像以后再也做不了那样。
成功的人只能听到掌声。除此以外他什么都听不到。
世界上所有统治，所有轻蔑、奴役、征服，都集中在某个男人病态的心里，他，一个替罪羊，承担了地球上所有的罪恶，他因地球所有的历史而被罚。
所有抨击权力的人自己都渴望权力，宗教道德家们是最虚伪的。
狗之间恐怖的关系：最小的狗也能和最大的狗亲近，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能生出小狗。两极分化在狗的世界出现得更早，虽然它们是一个物种，说着同样的语言。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无论多古怪的对立都能够在它们之间实现！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它们会受到恶的诱惑吗！它们的神总是在身边，吹口哨发令后，便会回到那个充满符号的、更复杂的世界。我们为自己勾勒出来的宗教世界，用魔鬼、矮人、亡魂、天使和神组成的世界，似乎都是对狗的世界的模仿。我们多样性的宗教信仰，会不会不过是狗的世界的再现？我们之所以为人，是不是因为我们养狗？总之，我们总能在狗的世界找到人类的行为模式，可以想象，大部分的大师可能要更受益于这个模糊的模型，而不是那个活在他们两片嘴唇之间的上帝。
音乐是最好的疗愈，因为音乐不产生话语。即使将话语加之于音乐，他自身的魔力也足够将话语的危险消解掉。不过，最纯粹的当然是，为自己演奏。人们对自己创造出的音乐有无条件的信任，因为它来源于自己的感觉。音乐的自由流动超出了人类自由的极限，这种自由中蕴藏着救赎。世界上的人口越多，生命的形态就越像机器，音乐就越重要。我们即将来到一个时代，只有音乐能够溜出功能的密网，未来的学者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守护音乐，这世上最后一片稳定而独立的自由的栖息地。音乐是人类最鲜活的历史，除此以外，所有东西都已经死了。人们不需要创作音乐，因为它一直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只需要静静聆听，别的都是多余。
我读了布莱克[3]的诗后才真正明白，老虎真正的模样。
那些古老而强有力的变形遗留下来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奇迹。
每个笨蛋都能迷惑某个最复杂的灵魂，只要他想。
一个对不死的承诺，足以撑起一个宗教。一句简单的命令，足以消灭四分之三的人口。人究竟想要什么，生还是死？只要他们总想要兼得二者，他们就将永远沉醉于各种对永生的承诺。
一些句子的毒性会在几年后才发作。
穷人的希望，是富人的财富。
不要相信只说真话的人。
成功，人类的老鼠药，很少有人能从中幸存。
怀疑比相信更有欺骗性。
每种语言都有属于自己的沉默。
将世界重新限制于战争的心理结构的人，是所有事件的胜利者。他们麻痹所有人，让世界只剩下无穷无尽的战争。
当犹太人再次来到埃及，他们被分成了三组：第一组被放走了；第二组被逼上前线；第三组被杀害。就这样，之前的一切又重演了。
人什么都做不了。除了抱怨，除了变得更好。
我被复仇诅咒，如果他们杀了我挚爱的兄弟，我也会复仇，杀掉仇人。
战争有他自己的意志。只要不认可他，战争永远不会爆发。
1943
自从有了战争，适应命令，思想和话语都变短了。人们想要一切，却不懂得充分利用他们手头的资源发展和进步。没有人知道，谁会回家；没人知道，家在哪。没有人愿意驻足在任何一句话中，它们像扫落叶一样将这些话从街上扫走。没有那些“每天都不同”的报纸和广播报道，就像猴子一样；当人们在一棵树上发现它们时，它们已经跳到另一棵树上了。战争的玛土撒拉的寿命[4]又长了一天，人们只愿意考虑一小时后的人生。有时候，人们会忘记自己上一秒的敌人是谁；他们说，只要将杀人作为清晰的目标就行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河面上漂满尸体，但移动的焚尸炉总是迟到。可能像鞑靼人的就地用水泥浇筑成颅骨塔更好。人们在实验中学会用先进的技术充分利用尸体的心脏和肠子，很有可能，我们能用别人的尸体起死回生，只有这样，战争才能实现其只在预言中出现过的最深刻的意义。人们对战争还没足够的了解，但庞大的数字已经解释了它的重要性，不然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白白送命吗？甘愿送死和冲锋陷阵？这数字总让质疑战争的人自惭形秽。人有求生的本能，但却在战场上主动送死，一定是有道理的，不仅仅是偷偷地分解敌人的尸体。我们嘲笑猎首者，讽刺食人族。而这些大自然亲手养大的孩子，一定有更健康的灵魂，正如他们比我们更精通草药和毒药，可能他们明白，至少比我们更清楚，人为什么要吃人。有件事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他们的原则是一致的，我们的伪文明中那些可笑的多愁善感并没有让我们拒绝食用心脏，我们只是拒绝人心，却去取来动物的心。
历史记载中，关于动物提到的太少了。
有个尼安德特人断定：战争是永恒的，三百万年以后也如此；他的算数能力已经到百万了。
来说说你认识的能接纳死亡的人吧。你能讲出一个名字吗？
上帝的遗产有毒。
未来，每时每刻都在改变。
一群挺着肚子的孕妇；大货车、坦克、大货车、坦克，在她们面前驶过，里面坐着武装到牙齿的士兵。车开走后，那些孕妇，站在街道中央，开始唱歌。
战事太频繁了，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
他们坐下来，开始吃饭，更长的战争便开始了。
死人怕活人，可活人不知道死人怕他们，却同时对死人也充满恐惧。
地球上有很多古老的国界，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一个委员会，用来确认这些国界的真实性：边界学术委员会。他们有部国界大辞典，每一版都在更新。他们为此设下预算。一些英雄为捍卫国界而战死，英雄的子孙将国界从他们的坟墓里挖出来。有一些国界很长时间都被标错了。死去的边检人员留下他们的制服，越境和逃逸像山上滚下的碎石一样永不停歇。狂妄自大的海；失控的虫子；鸟儿飞越国界，用自己的行动废除了这些国界。
科学已经背叛了自己，因为它的落脚点仍是它自己。它变成了杀人的宗教，它试图将人们从传统宗教引诱到科学，从死亡到杀戮，科学说服人们，这是一种进步。我们要抓紧时间用更大的力量遏制住科学，不要杀死他，而要让他作我们的仆人。这个过程不会费太长时间。科学赶在人们有勇气废黜它之前，迅速让自己变成宗教，然后尽快肃清人类，如此，知识将真的变成权力，无耻地接受狂热的崇拜。崇拜者沉沦于它的头发和头屑；他们的脚上戴着科学为他们打造的沉重的枷锁，他们哪里也去不了。
古老的游记才是最珍贵的艺术品；因为充满未知的地球是神圣的，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魔鬼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它们不会对人造成直接伤害，给我们造成一种安全的假象。
德国垮掉前，有些小摊贩卖元首的画像，当你盯着他的眼睛时，会发现它们在发光。
普通人总会问：“您觉得战争快结束了吗？”当人们下意识地回答“对，快了”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并确认心中的恐惧和震惊。
他们觉得很羞愧，虽然他们一直都很清楚，出于人性，他们理应对即将结束的战争感到高兴。但是战争给了他们糊口的收入，一些人平生第一次从中获益，一些人是重拾旧业，某个奇怪的想法折磨着他们：仗再打几年吧，千万不要结束啊！所有阶层的人都成了战争胜利者，不同的眼中看到了同样的世界。我想说，战争带给我最大的疑惑正是这点：它能喂饱人的肚子。
狂热的马屁精是世上最不幸的人。他们时不时将自己困于对奉承对象的仇恨中，他们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无法控制这狂野和凶猛的仇恨，如鲜血于饿虎。更可怕的情形是：某个人收回之前所有盲目的赞美，将与之等量的恶言恶语抛回给那可怜的受害者。他不会忘记之前带给他们的快乐。他在暴怒中，将之前的甜点清单翻译成了仇恨的语言。
给予我们勇气的是观察对象，而不是观察本身？
哪怕某个死人做出了最坏的事情，我们也无法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会用各种方式继续活下去。
如今，我们只关注新物件，而不是新思想。
生命中最勇敢的事是，恨死亡，鄙视和怀疑那些试图抹去这份仇恨的宗教。
如果我给出了一个技术性建议，最终导致一个人的死亡，我将不会允许自己再活下去。
“文化”不过是为了满足发起者的虚荣心。它是一种危险的爱情药水，将人的注意力从死亡中转移。形容文化最准确的比喻是埃及的坟墓，里面应有尽有，器皿、首饰、食物，图片，雕塑，可它们毫无用处，因为坟墓里的尸体什么都用不到。
阅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人能避开其中的愤怒和诱惑。里面哪个人物不是源于真实世界，盗贼、伪君子、暴君，可在《圣经》中，他们从未被挑战过！《圣经》是人性最真实的写照，一部奇书，直观又神秘，它才是真正的通天塔，而且上帝非常清楚这点。
人很难丢掉爱中夹带的恨。
人文主义太被低估了；我们其实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人文主义；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不过是保留某种传统的惯性。人文主义运动除了它的名字外什么都没被记住，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神圣的地位；在其基础上茁壮成长的一个学科，人文主义真正的继承人，人类学，虽然继承了它名字的一部分，却少了几分自信。
有一些陪伴我们二十年的书，从未被阅读过，我们却总是带着它们走南闯北，哪怕行李箱的空间很紧凑，也要把它们仔细地装好。偶尔，我们把它们从行李里拿出来，会随手翻一翻；读完一句后就又将它们小心地放回去。又过了二十年，有那么一瞬间，似乎某个强大的力量逼迫我们必须一口气将它读完：犹如上帝的启示。只有在这一瞬间，我们才明白之前带着它跋山涉水的意义。这本书必须要陪伴我们一路披星戴月、风尘仆仆，如今它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揭开自己的面纱，这一刻它照亮了之前那二十年的光阴，和那段默默的陪伴。如果没有这跨越几十年的沉默，它开口的一刻就不会如此有力，而有哪个傻瓜敢断定，这书里的东西始终一成不变？
可能我之前忽视了行为的重要性，因为我总希望，每个小行为都有普遍的意义，希望行动的影子能同时遮住天空和地面。但是，我们真正的行动已经炸成碎片了，如果要让别人觉察到自己的行为，必须做出一些爆炸性的事，猛烈地碰撞别人。因为人们之间离得太远了！真是一种耻辱！这种喧闹毫无意义！而外界的温度越热，它们的喧闹就更激烈。我们的第一个念头总是，去做，之后才会思考，做什么。愤怒的双手让我们不停地做出行动，而双脚的作用越来越小。哪怕世界上所有人都被砍掉了双手，我们依旧会拿鼻子去碰那个危险的按钮。我们只想做事，而做什么并不重要；不重要的事，就是坏事。我们总感叹人生苦短，却没有一刻曾认真地生活。我们愿意为了某件事牺牲无数条生命，往往也包括自己的性命。我们是上帝的鹦鹉，他总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指导；只要是行为，他都喜欢，尤其是杀人。充满智慧的文学史从过去祭祀的仪式发展而来的；而智慧，毫无疑问是行动的女儿。很多人将战争当作一种献祭的新形式：因为屠杀要付出的代价和时间都太多了。这样看来，行为和杀戮已经完全密不可分了。如果我们不愿意让地球沦落为地狱，就必须戒掉所有行为。会不会有朝一日，我们终于能静静地盘腿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借助神秘的力量靠呼吸和做梦喂饱自己；我们动了动手指，只是为了赶走一只苍蝇，这举动让我们想起我们终于摆脱掉的古老的年代，那个耻辱的，原子能和行为的时代。
历史看不起爱它的人。
无法想象，没有动物的世界会多危险。
千年的帝国造就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
我们能甩掉多少精神的重负？能彻底地遗忘一件事吗？将它忘得干干净净，就像从未知道一样。
对历史学家来说，战争太神圣了，就像一道注定要照亮世界的神秘闪电，劈向我们自以为已经解释清楚的领域。
我厌恶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一切的尊重，他们总用错误而过时的标准衡量过去，并且见了权力就下跪。他们是朝臣、马屁精，是事无巨细的法官！人们总爱把历史切割成肉眼看不到的小碎片，哪怕放在历史学家的显微镜下都看不到。白纸黑字的历史无耻地为所有过去辩护，这让本来就真假难辨的过去更令人迷惑了。在这个为所有人敞开的巨大的武器库中，每个人都能找到他的武器。这些战功赫赫、锈迹斑斑的武器原本安静地躺在武器库，却被人们取出来自相残杀。战死的人互相握手和解，永载史册。这些象征着光荣的旧武器被历史学家，这群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从战场带回兵器库。他们小心翼翼地看护着每个武器，保管上面的每一滴鲜血。这些血曾经流淌在战士的血管中，因此，每一滴都是神圣的。
每个历史学家都有一个依赖为生的旧武器，他们会努力让它成为历史的核心。这些武器傲然挺立，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事实上，它们都是石头般冰冷的杀手。
前不久，历史学家的主要食物来源还是书籍。可他们已经从蜜蜂变成只能消化纤维素的白蚁了。他们还是蜜蜂的时候还愿意看看世界的色彩，而现在，他们只愿意待在黑黢黢的地下，因为他们讨厌光，他们在黑暗中啃噬着那些书籍。他们不读上面的字，而是吃掉它们，他们的排泄物，会被别的白蚁再吃掉。在黑暗中，历史学家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预言家。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无用的过去，他们能以任何一段历史为基础去预言未来。他们言之凿凿的说辞，不过是历史事件的堆砌，他们所谓的预言，早就已经被实现了。
除了书籍以外，他们还喜欢石头，但不是用来吃的。他们只会把石头堆砌成一片废墟，然后往石头缝里硬塞一些陈词滥调。
判断一个人的人品，要看他对历史的态度，是欣然接受，还是引以为耻。
世上已经没有未知的事物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去创造未知，太荒唐了！
将自己置于孤独的境地，让自己无法漏掉任何一个人——任何人和任何事。
如果认真思考权力的话，会发现它是最危险的东西。人们总会重复地花很长时间去追逐它，却很难得到它，因此这是个错误的目标。尊严和气度让人们轻易地原谅了最不该原谅的事情。掌权者和权力的追逐者，戴着面具，利用着整个世界，于他们而言，世界不过是一个资源库。他们没时间认真地质疑任何事。一旦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就要马上将之占为己有。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在历史中寻找一片土地，只要是片沃土，他们就会在那里扎根。他们搜寻着古老的帝国、神、战争、和平，他们从中选择一个最便于灵活操纵的。掌权者之间并没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当战争持续到某个阶段，交战双方开始为了胜利互相妥协的时候，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所有事都旨在胜利，而胜利在所有地方都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越来越多的人被聚集成越来越大的群体。我们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体，一旦有不幸降临，没有一寸土地能够从毁灭中幸免。但那些坚持初衷的掌权者们能够安全地活在他们的小世界。他们才是这是时代真正的居民；我们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内阁和部长们的现实主义更魔幻的事了，不过独裁者例外，他们还是更接地气一点。启蒙运动的先驱们在与各种僵化的信仰形式作斗争的时候却疏漏了最荒谬的那个宗教：权力教。我们只能用两种方式面对权力：第一种，从长远来看比较危险，就是不去提它，任其用传统的方式继续生存，凭借无数坚不可摧的历史榜样变得更强大。另一种，更激进的方式，就是在采取行动前先抬高它；权力会软硬兼施地取代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成为替代它的新宗教。他们声称：上帝即权力，有权力的人，就是上帝的先知。
没权力的人也会被权力冲昏头脑，而且效力更大。
在思考这件事上，我做不到小心谨慎；太多让我心焦的事了；旧答案分崩离析；新的答案还没着落。我毫无头绪地开始，似乎未来的一百年都铺在我面前。可是，当我有限的生命结束后，会有人延续我锈迹斑斑的想法吗？我不能驻足在小事上：给予某件事特殊的关注会将自己框住，有种这就是全世界的错觉。我开始思考某个观点之前，总是先慢慢感受它。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让它先在我心里安家，然后再去做出评判。我要让这些观点在我的思想中结婚生子，绵延后代，之后再去检验它。一百年？简直就是白驹过隙！可对于一个严肃想法来说，一百年真的很久吗？
前人在嘲笑我。他们满足地看着自己的思想追着尾巴转圈。他们真的把自己的思想当回事，并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世上唯一这样转圈的思想！这思想的步伐越快，他们越觉得它是对的，当某个想法啃掉自己的一块肉时，他们会开心到疯掉。我的某个观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是唯一让我害怕的事。我会给它们一点时间，让错误完全暴露出来，或者至少等它们先退层皮。
人能变成自己的动物就好了，这样人们才能彻底地、舒心地与它们达成和解。
人们喜欢自欺欺人地在战后给自己希望。个人的希望是被允许的：人们与兄弟重逢，祈求他们原谅自己之前的不轨之念，哪怕自己并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因为经历了战争的分别，人们都希望借此让重逢变得煽情一点。他们跨越城市的废墟，去母亲的墓地，站在墓前感叹，幸亏战争开始前她就已经离世了。战争就是这样让人类离自己的天性越来越远。他们回到熟悉的城市，在那里寻找幸存的故人，不停地讲述着别人的奇怪的故事。他们会在一百个回忆中安家，在那里，每个人，都认真爱着彼此。然而，这些最本真、纯粹和利他的希望，不能给他们自己带来任何利益，完全为了别人，为了后辈，那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为了还没出生的人，后世的好人和坏人，无论他是战争狂还是和平使者，仿佛自己是后世所有人的神秘祖先。而这样无私的希望，是人类天性中的宝藏，这种天性中的美德，尤其是在战后，这阳光般金色的希望，我们要去接近它、爱护它、赞美它、爱抚它、拥抱它，即使它看上去很空洞，即使人们会拿它行骗，即使它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没有哪个谎言可以像它一样神圣，它是我们弥留之际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对罗马人的反感，竟然源于他们的服饰。我构想一个罗马人时，总会想到小时候在图片上看到他们的样子。他们穿着雕塑一般的长袍，他们留下的只有站着，平躺着或者战斗时的样子，真令人气愤。大型油画中的大理石和花冠也有他们的影子。罗马人执迷于永恒，为了让自己的名字永恒，他们把名字刻在石头上，可刻在石头上的东西，何来生命呢！如今令我们快乐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都是奴隶做的事情，如果突然将他们带到我们的时代，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是奴隶主。服装保障了他们的命令。它表达出尊严，却丝毫未表达出人性。它太像石头了；没有哪个民族的服饰像他们那样很少用到动物皮毛；我觉得这种服饰丝毫没有人性。僵硬的线条仿佛是场严肃的仪式，所有人被毫无差别地被精确分配到他们该去的位置。我看到一群爱斯基摩人从海上登陆时的开心是发自内心的，我太喜欢他们了，一见钟情，我非常惋惜，自己离他们的世界太远了，哪怕和他们在一起，也很难感觉真正融入他们。罗马人总是很冷漠、拘谨地对待别人，总想马上发号施令。他们有无数奴隶为他们做所有事，他们却并没有腾出时间做更好或更难的事，仅仅为了满足他们随时发布命令的需求。可看看他们都发出了什么命令！这些爱发布命令的罗马人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人，更滑稽的是他们真的会实施自己可笑的命令。而他们的衣服！衣服！他们的衣服是同谋。象征等级的紫色条纹！垂落到脚的长袍，上面的线条没有一丝特别的弧度。世上的一切都被这些线条和命令盖住了，真相触不可及。这被罗马人带入歧途的世界！这凌驾于一切的自信！这正义，权力！为了什么？
战争之所以永恒，唯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罗马人的存在。至少罗马人的战争成为人们追逐的胜利的榜样。对文化人来说，他们代表着帝国；对野蛮人来说，他们代表着战利品。我们的世界正是由这二者组成的，文化和野蛮，因此，或许可以说，世界就是在罗马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罗马城在罗马帝国毁灭后还存在真是太可悲了！教皇扩张它！自负的国王缴获了罗马城的废墟和它的名字！罗马用基督化战胜了基督教。这座城市的每次陷落都是一次战争。它的每次巨变都伴随着地球另一端的惨剧，在那里人类上演着自己的掠夺传统。美洲大陆的发现激活了奴隶制！作为罗马的行省的西班牙成为世界的新主人！之后的二十世纪，日耳曼人开始新的掳掠。后来，罗马影响的规模越来越大，从地中海到全世界，比之前多一百倍的人被牵扯进毁灭之中。基督教用了二十世纪给赤裸的罗马裹上了长袍，也给了他们做一些好事的理由。现在它终于变得完整了，动用所有的精神力量把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摧毁它？它真的坚不可摧吗？人类，可以用上千次尝试，将它彻底消灭吗？
人们不认识自己的祖先，要因此感谢他们。
每个想法最重要的部分，都是不能被言说的，我们要去思考，这些无法表达的部分有多重要，如果没了它们，这个想法的实质还剩多少。
有时候，重点也会被说出来，只不过只会被提一次。它必须非常短促有力；如果总是重复，它就会失去瞬间的魄力。就像一道闪电，不能两次都打到一个地方。它的效果就在于它的魄力，他的光芒转瞬即逝。有火的地方，就没有闪电了。
成系统的想法都不够纯粹。无法言说的部分会被这个系统排除在外，慢慢被彻底遗忘，枯萎凋零。
所有人，至少是意大利人，都希望能跟古罗马沾点关系。他们从古罗马幸存下来了。
风，是文明中唯一的自由。
诗人们非常生气，因为他们被要求更博学。
踏上了流亡的路途才能发现，这个世界一直是个流亡者的世界。
如果能让一个人复活，人们不会拒绝任何诡计、借口、托词和谎言。
英国人只愿意针对某一件事做出判断，他们没兴趣将事情分类，做出一个整体又抽象的评判。对他们来说，思考意味着直接行使权力。独立思考是件很不靠谱和令人反感的事；尤其是用他们的语言进行思考的人，让他们觉得很陌生。他们总在寻找一片自己的观点可以占上风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需要征服任何人。而那些对此没兴趣的人，很招英国人反感；这种人对他们来说，就像虎视眈眈的征服者，而他并没有犯什么错。对英国人来说，不将追求学问作为终身目标的人是个谜。如果不想被他们嘲笑的话，最好在英国人面前收敛起自己的光芒。
英式生活的本质是权威的分配和僵硬的重复。正是因为他们太注重权威了，所以要用谦逊的话语来粉饰自己的意图。只要自己的权威受到一点点威胁，他们会准确、强硬，但有礼貌地进行回应。国界，等同于英国人对行为的许可，世界上没有人要比他们表达得更清楚了，毕竟，哪里的国界能比一个岛国更清晰呢？
重复让英国人的生活无比安全；他们生命的最小单位是以年计的，不仅是时间单位，一切都会像之前那几千次一样重复上演。
悲伤不会再用温暖的话激励我们了；它已经变得像战争一样又冰又冷了。我们该去怨谁呢？坦克和轰炸机里有被设计好的生物，它们会按按钮，并且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它们漂亮地完成所有事，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比整个罗马元老院知道的更多。可同时它们又一无所知。它们中那些能够幸存下来的，在很久以后，一个叫做和平年代的未来，会被调到其他岗位。
阅读亚里士多德时的沉重。我读他的第一本政治书时，就了解到亚里士多德用尽全力去捍卫奴隶制，就给我一种和读《女巫之锤》[5]相同的感受，即使这两部书有着完全不同的氛围、气候和秩序。我们的科学对亚里士多德式秩序的依赖是一场噩梦，因为他那些“陈腐”的观点，连同别的观点一起，活到了现在。中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停滞很有可能要归咎于他的权威，只要某个权威被打破，自然科学往往可以不治而愈、继续发展。现代各种科学门类，冰冷的技术，精细划分的学科，都有亚里士多德的烙印。我们的大学结构就是按照他的蓝图设立的；一座现代大学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科学，将研究作为他们标榜的目标，这并不属实。对科学家来说，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们的研究毫无吸引力。他们毫不考虑人类的激情和灵动。所有，可以定义人性的东西，都跟科学所追求的毫无关系。我们剩下的只有好奇心了，它给我们一种特别的宽容，为所有东西腾出空间。我们要用好奇心给我们的东西，填满我们内心精巧的小盒子。我们自己发现的所有东西，都能被收入其中，安全地存放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是个杂食动物，他给人们证明，只要人们学会将事物分类，就能享受理解它们的乐趣。他书里面提到的一切，无论是死是活，全部都是用来利用的对象，而这提醒了我们，这些书有多害人。
他的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事物的分类。他的研究中一直都有种对于位置和关联的执念，感觉他想将所有事物囊入他系统，放在某个位置。他专注于清晰和均匀的分类，却不怎么考虑准确性。他是个不做梦的思想家（和柏拉图完全相反）；他对神话的不屑经常能被觉察到；哪怕作为诗人他也是很功利的，无用处的东西他毫不在乎。现在依旧有人不愿意接近那些没被收入他的系统中的东西；有些人认为，一些东西在亚里士多德的箱子和抽屉里才会变得更清晰，而在现实生活中毫无活力。
一个民族只有在他的敌人改名换姓后，才算真正消失了。
我们要经历人类所有的风俗和事件；我们要弥补过去的时光，因为未来没什么好期待的；在自己支离破碎前，先将自己拼好；让自己的生命有价值；想想自己的每次呼吸会让别人付出多少代价；虽然我们的生命都源于痛苦，但也不要歌颂痛苦；保留只属于自己的东西，直到它生长到也适合别人，这时再将它送出去；要长到对待每个人的死亡都像对待自己的一样，与所有事情和解，除了死亡。
我们都被要求独立收集思考和信仰的素材，这样似乎不太合理，就像要求每个人独立建造一座只有自己居住的城市。
动物的原罪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承受死亡的痛苦？
在战争中似乎每个人都会用他全部的认知去复仇，好像不该有人应得自然死亡。
盲人祈求上帝的原谅。
神秘的偏见系统。一个人变老的速度取决于他们偏见的密度、数量和规则。人们害怕改变，有改变的地方就有偏见。但人们并不排斥改变：因为一个偏见的力量会将他们掰回原样，之后他们就重获自由了。人不可能总能阻止必然发生的改变。而偏见会将人们压到反方向，人的灵魂是有弹性的，一旦这个反方向的力足够稳定，人们就会再恢复原样。一些改变发生在父母的驱逐后；这是最危险的。他们可能会对全人类产生仇恨；只有极少数人会被逼到这种境地。
经常变化的人，要经历更多偏见。偏见不会阻碍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我们看一个人时，要看他做出的事，而不是那些将他打倒的事。
在变形学被完全研究透之前，本有可能发展成一种万能药的。它和灵魂漂移说或达尔文主义差不多，只不过没有依附于严肃的宗教或自然科学，就像心理学和社会学，其实这二者本为一体，却戏剧化地被分开了，在这两个学科里一切事物都可以共存，又可以被划分到不同的时代，甚至不同的地质年代。
和英国人只能聊可以亲眼看到的东西。亲临现场至关重要；所有事都像在法庭上上演一样。他们根本不需要看见被告，就可以下判决，也可以是一个城市，甚至整片领土。人们会被传唤去做证人，就像在法庭上一样要求讲出实情。法庭不负责下判决。法官出席审判只为了施展自己的影响力。英国人是自己的法官，至少是自己的证人；他们不是在判决，就是在目击案件。他们不不屑于给予别人希望，人们只会执行法庭的决定，除此以外别的东西都不重要。没有人在意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望，人们只能将它埋在心底。当人们的所有行为都会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只有当事人自己描述自己的行为时，才可以有一点喘息的机会。别人会审判他的行为，而他们除了等待什么都做不了。英国人经常组织审判，自己也会被审判。他们从不感觉他们正在被一个神秘而独裁的权力统治，哪怕他们自己的利益已经被侵犯；在他们看来，连上帝都是公正的。
经历与审判，等同于呼吸和撕咬。
动物被卖得太便宜了，这很不好。
人们只能被彼此拯救。上帝用这种方法藏匿于人间。
深入研究童话我们才能知道，对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指望。
在历史上没有踪迹的事情，就算彻底消失了，和它有关的民族也消失了。
不受崇拜的人会成什么样，而崇拜让一个人变成了什么样！
战争把人分成了两类：只愿打仗的人和只要和平的人。前者把战争发展成了复仇，后者会在前者胜利之前，为休战而欢庆。
我用尽毕生精力，不过是想做一次不确定的尝试，我试着放弃把工作分给别人，所有事情都自己去考虑，这样，所有事情就会都存在于我自己的头脑中，并再次合为一体。我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我只是想把分散的东西统一起来。但这看上去根本不可能。但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值得一试。
把神当作永生的人类，没有坏处。但把他们当作唯一，并认定他是决定一切的神，就不大好了。
随着动物认知的增长，动物和人类越来越接近了。等它们和古老神话中的人类那般接近时，世界上就几乎不再有动物了。
研究诅咒，研究所有最古老、最神秘的诅咒，这样人们就会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人们喝醉时，种族的差别会被抹去。
读那些伟大的格言家们的话，会感觉他们都是熟人。
如果我不得不活着，那么我要感谢歌德，就像信徒感谢他的神。这种感恩不是某种行为，而是一种当人的存在被满足时所产生的情绪和责任，它们突然把我征服了。我可以随时随地翻开他的作品，时而读诗，时而读他的书信，或者读几页随笔，仅仅是几个句子就能把我吸引住，我读歌德时，充满了希望，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给我这种感觉。我非常清楚，自己最受用什么。这些年我一直有种迷信，智慧的灵魂要每时每刻都施展它们的张力。我不允许有黯淡和平庸，完全无法接受任何安稳的存在。我鄙视释放和快乐。对我来说，革命就是我的榜样，那无休止的、不知满足的、被无数肯定的眼神照亮的革命，就是人生本身。我为占有感到羞耻，甚至是占有一些书，也需要好好道歉，再找一些说得过去的借口。我不能坐在软沙发上工作，这让我难为情。这混乱的、火一般存在，只可能在理论层面存在。事实上总有新的知识和思想的领域激起我的兴趣，如果不马上吞食掉它们，它们就会悄悄地随着年份增加越来越多，就像某个理性的人在我面前，如果他们不说话，我就不可能把他们当作异己而置之不理，他们总会很晚才兑现承诺，有时候也会撒谎。就这样，慢慢生长，像鬼魂一样不被察觉；但我的兴趣总会被一个暴躁的暴君所控制，他总会宣战和制造动乱，实施错误、懒惰和毫无逻辑的对外政策，会在所有事上犯错，并且他的想法总会被一只蠕虫的奉承所左右。
我觉得，歌德就是那个，把我从这个暴君手中解救出来的人。我重读歌德之前，会对我的想法感到羞耻，比如说一点，就是我对动物的兴趣和一种对动物的感觉，就是我总慢慢从它们那里获取到什么。我不敢向任何人承认，现在，在战争中，小小的萌芽也会像人一样吸引我。我会把神话当作现代性的心理模型去读；为了满足我对神话的如饥似渴，我做了有科学依据的实验，我会关注那个神话扎根的民族，然后把神话和这个民族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但对我来说，我还是在研究神话本身。自从我读了歌德，仿佛我做的一切，都是能够自然而然被接受的；如果某件事不是他会做的事，那么就要去怀疑这件事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但我有我的权力：去做你必须要做的事，他说，即使你的人生不能像风暴一样汹涌，你也要，呼吸，观察，思考！
人们只想和与自己类似的人交换简单而寡淡的信息，这样，他们才能避免为自己的错误而失望。
哦，动物，被爱的、残酷的、濒死的动物；他们挣扎、被吞下、被消化、被占有；被抢走，然后在血中腐烂；逃跑、配种、孤独、被发现、被捕猎、被击碎；它们似乎不是被上帝创造的，而是被上帝偷来的，不知为何他还要赋予它们生命，像弃婴一样！
人们必将死亡的诅咒应该被当作一种幸运：无法忍受生命的时候，人们还能死。
人们不该被多愁善感的人吓到。他们的痛苦不过是一种遗留下来的消化问题。他们抱怨时，就像他们会被吃掉，或者是待在一个陌生的胃里。约拿[6]应该要比耶利米好消化。他们确实有说自己的胃里有什么；脏物里的声音诱人地描绘着死亡。“到我这来”，它说，“我这里四处都在腐烂。你看不到吗，我多么喜爱腐烂。”可之后，腐烂的东西也死去了，可那个多愁善感的人突然痊愈了，轻松地出发打猎去了。
在所有我会讲的语言里，密度最大的单词是英语中的“I”。
你是否不会高估了别人的虚伪？有很多人总是带着一副面具，当人们把他的面具扯下，会发现，你刚扯下的是他的脸。
大部分哲学家都低估了人类行为和能力的灵活性。
最难的事情，是不去恨自己，不屈服于这种强烈的仇恨；不要毫无来由地恨自己，公正的对待自己，就像对待别人那样。
如果你是希腊人面包屑上的乞丐。你会将你的骄傲置于何地？当你在他们那里找到了思想上的共鸣，不要忘记，是它们通过某个路径主动找上了你。你自以为原创的想法，其实都是希腊人的产物。你的思想是他们的玩具。虚弱的你，根本抵抗不住它们的力量。你不仅要屹立于对你毫无威胁的野蛮人的风暴中：在希腊人透明、强劲和无害的狂风中，你也要学会坚定地独立思考。
很多年来我都没被死亡所触动过了。现在我明确而严肃地承认，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人类的永生。有一段时间，我会给小说里的角色赋予这个目标，我称他们为“死亡的敌人”。在这次战争中，我明白了，要说服人们相信永生的重要性，必须直接而丝毫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实际上就像宗教一样。我现在会写下所有和死亡有关的事情，就像我自己亲自和别人说话一样，那些“死亡的敌人”已经被我丢在幕后了。我不一定会一直这样做；也许过几年这些角色就会出乎意料地重新复活。在小说里他会在一件大事上摔跟头；他希望荣耀地死去；他希望被一颗流星击中。他会失败，这可能是现在最困扰我的事。他不被允许失败。可是我也不会在成千上万人死去的时候，让他得胜。非常严肃地考虑让这两种情况都变成纯粹的讽刺。我已经把自己逗笑了。懦弱地调整一个角色什么意义都没有。我可以在战场荣誉地牺牲，就像掩埋一条无主的野狗，就像诋毁一个疯子，就像可以避免一种无药可救的顽疾带来的痛苦。
如果人可以永生，还有多少人觉得生命充满价值？
我不想再看地图了。城市的名字闻起来和烧焦的肉一样臭。
六个穿制服的人围坐在桌前，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神，可他们决定着，一个小时后哪个城市会消失。
每次爆炸都会有一块炸弹的弹片蹦回到创世之初那一周。
《圣经》要被当作人类的不幸。
我们的悲伤永远不够让世界变得更好。因为我们的饥饿来得太快了。
诞生于战争的俄国革命，怎么又回到战争的，真是很奇怪。
我越来越确定的是，弗朗西斯·培根属于那种少见的中心人物，他们会学习人类世界可以学到的所有东西。他不仅会学到他生活的时代的东西；还能表达出前瞻性的观点；并且会遵循他明确的目标。世界上伟大的灵魂有两种：开放的和保守的。他属于后者：他喜欢定目标；他的目标很明确；他总想要点什么：并且很清楚他要什么。这种人的内心充斥着动力和觉悟。他的神秘感就在于他毫无神秘感。他经常提到亚里士多德，这是他最缺的东西；他渴望瓦解亚里士多德对我们的统治。埃塞克斯[7]就是他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想通过他来征服世界；他生命中最好的几年时光都花在这个计划上了。当他发现计划要落空，他马上就冷落他了。权力的各种形式，都会引起培根的兴趣。他是个心思缜密的权力追求者；他不会放过任何兽穴。王冠本身不能满足他，它只是让他自己发光的工具。他懂得如何让统治变成一个谜。他执迷于让自己变成立法者和哲学家，好在自己死后继续统治人们。外界的干扰是他所不齿的，而如果某个奇迹故事能够帮助他统治人们的信仰，他才会考虑利用它。为了推翻之前流传下来的奇迹故事，他要努力创造自己的奇迹；他的实验哲学本质就是在修改并剽窃这些奇迹。
科学理论的短暂性被宗教所鄙视，可世界几大宗教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如果世界上不存在羞耻感，人能讲出什么？
弄清楚每个人如何利用自己的传统，这会很有趣。离开旧传统时，人们需要应付来自各方的、古老的阻力。人们回到过去，像斗牛士那样抓住旧传统的牛角，在激怒它们之后匆忙逃跑。让我们严肃而明确地设想，从佛陀那里逃走的印度人。读到普鲁塔克[8]的《伊西斯和和奥西里斯》第三章时就合上书的埃及人。我们很清楚，这些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们曾生活在这世上，这很好，但在他们跑向我们之前，一定要赶紧离他们远一点。这让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无论他们如何祈求、怒视和威胁我们！他们坚信我们呼唤他们的名字时，是真的需要他们！泰勒斯和梭伦没有去埃及吗？智慧的中国朝圣者没有去戒日王朝吗？柯尔特斯没有骗走蒙特祖玛的帝国和生命吗？人们在传统中找到了十字架，但那是他们自己带过去的。这些来自传统中的人可以呼吸，这样人们才能完整地看到他们，但他们只能待在阴影中。人们向他们打招呼时，他们要不耐烦地打呵欠。他们不该为自己考虑任何事；毕竟，他们身上没有血。他们应该飘在空中，而不是被踩在脚下；他们要把号角留在自己的影子里；不要露出可怕的牙齿；他们要感到害怕，祈求人们的宽容。因为这里没有留给他们的位置，他们的空气早就用完了。就像小偷那样，他们在梦里潜行，在那里被逮住。
语言带有某种古老的保障，他们会为自己创造名字。逃亡中的诗人，尤其是剧作家，很多方面的能力被因此削弱了。如果将他抽离语言的空气，他会失去自己熟悉的语言的养料。之前他注意不到每天都能听到的名字；现在他注意到了，并准确而完整地叫唤它们。他设计角色时，会从这些名字中选出一个，即使这些名字在他的记忆里毫无意义，但他确实存在过，并且它听过别人唤过这个名字。他将名字的记忆像宝贝一样好好地封存住了，没有风能够将这些名字带进他的耳朵，他在新的大气中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懒得碰这些名字。
就这样，如果逃亡中的诗人不愿意完全放弃，他们只剩下一种可能性：在新的空气呼唤他们前，将这些空气吸进身体。过了一段时间后，空气凝固了。他能感觉到，并且很难过，可能他会自己关上了耳朵，这样的话他就听不到任何名字了。陌生的空气越来越浓重，当他醒来，他身边还是那旧的、干枯的一堆谷物，那是他的青春，他以此来充饥。
幸福就是：丢掉自己的整体性，让情绪自由地来，静静地待一会，然后走掉，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只倾听自己的声音。
关于变形。我今天去吃饭时，右边来了一辆大车，是去商店运包裹的。方向盘前坐着一个女人，我只能看到她的脑袋。我之前经常会坐这种运煤油的车；司机是个丑女孩，她的脸丑得像是被撕咬过，她会将煤油倒进罐子里。我对这个女孩的命运很有兴趣，但我对她几乎一点都不了解。
我常想，那个我旁边开车的女人是不是她，我直直地看向那边，就好像真的能看到什么一样。我不确定，但有种感觉，她的目光一定也在看向我。可能过了一两秒，她从我面前驶过，我在想，是不是真的是她。我看向左边，突然感觉，我自己也跟着她飞速地从房子前驶过，她就在我旁边。这种感觉太强烈，让我不得不开始乱想。我丝毫不怀疑，这种具体而明了的情况，就是我说的变形。在我们目光相遇的一刹那，我变成了那个方向盘前的女孩；现在我坐在她的车里，开向我的目的地。
我们像死亡根本不存在一样去描写它。设想有一群人从没听说过死亡。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与死等同的别的说法。即便他们中有人想要谈论死亡，想要打破这个这个不成文的规则和禁令，他也找不到一个别人理解的词来描述它。他们那里没有埋葬和火化。更是连尸体都没见过。一些人会突然消失，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可能是因为愧疚突然自己走掉了；因为独处是有罪的，所以没人会提起这些消失的人。有时候消失的人会回来，人们为他们的回归感到高兴。他们觉得远离群体的时光和孤独像一场噩梦，但描述这噩梦是无罪的。一些孕妇会消失一段时间后带孩子回来，她们可以独自分娩，然后自己回家，也有可能在分娩时死掉。所以有很多小孩不知从哪里跑来，四处流浪。
我们至少能够证实，每经历一次死亡，人都变得更坏。
如果人的寿命变得很长，死亡会不会成为一条出路？
告诉一个人他不久后就要死了，这给他的一种甜蜜的温情；他们之前觉得值得或者不值得的事，现在都变得无关紧要，他们对自己的生命、身体、眼睛，甚至是呼吸产生一种不负责任的爱！如果有机会痊愈，他们会更爱之前的这一切，并且再也不期望死亡降临了。
有时候我会想，只要我还认可死亡，世界就会消解成一片虚无。
如果死亡被废除了，很难想象人们还能信什么。
所有死去的人，都是为了某个未来宗教而殉难。
我们总想如实而准确地记录一件事，而最大的困难是，记录永远是主观的。这不是我们期望的结果；承认记录的主观性让人很羞愧，就好像这件事本身也不可能再发生改变了。事实上所有事都在不停地变化，可记录下来的东西是静止的。只有经常阅读它们，才能拓宽思维的大道。克制自己不去重读，也是每个人的自由。不过重读它们能减轻我们对主观性的愧疚感。其实只要把记录的作者当成别人就行了；“他”跟“我”相比，没那么难听和贪婪；只要人们有勇气让自己作品的作者变成“他”，那么“他”就可以变成任何人，而且只有作者本人可以分辨出来。风险在于，当别人阅读这份记录时，他们无法分辨这些“他”到底是谁，因此而产生的误解会对自己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果要尝试用第三人称去思考和观察，那么一定要做好准备，牵扯到记录的真实性和直接性时，尽量只让自己在正面的内容中被当作“我”认出来。
很奇怪的是，当今世界的不幸要归咎于《圣经》的强大，而这也正是它的可怕之处，因为它还能同时抚慰人心。
只要能够拥有一片家园，流亡中的人可以用任何名字定义自己。
很明显，有一些人之所以成为预言家，只是因为他们无法化解对身边的人的不满。这种怨恨困扰他们已久，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于他们而言，一切事都发生在未来；永远不会发生在当下。他们预言一件事，就是为了贬低它。已经应验的事因为已经真实发生过了，所以已经不重要了。人们永远要对真预言家说的话保持警惕。他们预言坏事时，会装作自己正在真实地经历那种痛苦。他们夸大未来。预言家们能够忍受永远活在想象出来的美好景象中，它们能冲走噩运。可美好的事通常要很久以后才会发生。他们有恶毒的一面。因为他们永远不会给予别人和自己，当下的美好。现在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坏人。真正的幸运和荣耀，会被他们故意推到很远的未来。这份美好到来前，人们必将经历一段恐怖的黑暗。人性之恶，是这些预言的内容和细节。他想向人们证明，人性有多坏。
人们喜欢根据他们的预言，在自己的人性之恶中，活得稍微好一点。
世界上已经没有有力量的词语了。连“上帝”这个曾经很有力的词，现在也被拿来随口自称。
历史反馈给我们错误的自信。
游记中的“普通”人出现得越多，读者就越想摆脱那些或稳固或存有争议的民族学理论，并产生其他新想法。对我们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些理论中只字未谈。我们依旧只能自己做出选择。而我们怎么能把自己的思想建立在那些根本没有思考能力的人身上；民族学的神话已经被它的准确性击碎了；他们认为完整性要比准确性重要得多；民族学只为收集而生，认知是次要的；他们狭隘的眼界，让他们只愿意关注眼前的东西，而忽略了很多。过去的旅行者纯粹出于对世界的好奇才上路，而不是为了捕获新的信徒或别的东西。现代人类学家善于用方法论；他们接受的教育让他们对观察上瘾，却没有创造性思考的能力；他们装备上最细密的网，第一个网住的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对民族学提供的资料感激不尽；这些材料像过去的国王和总统那样被做成雕像。而真正无价的艺术品，是之前旅行者们的游记，它们才值得被好好保存——里面的思想要由我们自己来探索。读之前我们不该对它们有任何盲目崇拜，只能通过丰富的阅读、实践和生活的乐趣去领悟它们。重复理论的陈词滥调毫无意义。阅读这些丰富多彩的游记才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圆满，因为我们能够借此得到完整而稳固的世界观，人类如何在地球不同的角落，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生活着。我们不能把不同的生活方式生硬地拼接在一起；这种认识太孤立和做作了。我们要好好领会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给我们带来的感觉，直到下一个整体的印象打破它。这种过程经历得越多，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就会越丰富和准确。
距离感是英国的全民美德。他们的历史塑造了他们的现代科学。
我惧怕历史，担心历史的触角还未触及的地方，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塑造新的坏榜样。
当今世界的战争发生在四个种族之间：即盎格鲁-撒克逊人，德国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别人不过都是他们的跟班。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太老了，已经不适合作跟班了，所以只出一半力。盎格鲁-撒克逊人比别人开始得早，其他种族的人怕是追不上了。他们用两种方法让自己变得不可战胜和取代。首先他们让自己人殖民全世界。英国人遍布全球；可他们并不满足于作全世界的主人。在这之后，他们把一块大陆最好的地方开辟成了收容所，在那里，美国，他们收拢来各个种族的人，并将他们混血成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相近的种族。他们就这样拿到了地和人。因此，现在这个种族又分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种族：旧的贵族，和新的充满生机的混血人种。俄罗斯人就不同了，他们有一块自己的大陆，在那里，他们把新的社会信仰和革命者安插在全世界。俄罗斯人真正的征服可能才刚刚开始。德国人和日本人，他们的表现方式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像其他早期征服者那样起步，但只相信现代技术，可他们的对手同样可以学到这些技术。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和罗马人很像——考虑到如今人口的增长——他们用几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罗马人几世纪才能完成的事。他们对周遭发生的事完全没有认真去考虑的意思。对他们来说，主观的优越感已经足够了，足以让他们用各种方式挑事了。对他们来说，正确的做法是永远不去了解别人。而德国人建立自我价值的方式，就是去欺负厌战的犹太人。他们的树敌思想太过极端，以至于他们慢慢觉得别的敌人也都有犹太人的样子。更具有毁灭性的事是，本来没那么好斗的俄罗斯人和英国人，现在也将德国人的想法奉为信条。
诗人的内心有某种合理的力量：接近现实，并保持距离；对其充满渴望，并始终有力量远离它。这样，他们永远不会离现实太近，也永远不会让自己离它太远。
每个人都要被允许拥有一片自己统治的领域，这个空间里，他们可以尽情鄙视别人，将自己的高傲挂得比月亮还高。对这个领域的选择越早越好，因为这差不多是人生最重要的事了。教育者在这个过程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要耐心等候，细心感受，当他发现一个孩子找到正确的领域时，要努力帮助他圈起这个领域的边界。这个边界很重要；它要很坚固，并且每次受到攻击后都要变得更坚固；要能抵挡别人抢走他的骄傲。嘴上说“我是个伟大的作家”是不够的。他必须要真正切身感受这种骄傲，不然和别人相比，他们自己的骄傲会越来越少。骄傲的领域本身要有足够的空间和空气。最好把仆人们支到边界之外。只有在少数特别的情况下才能暴露他们仆人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在心里放一个玻璃球，保护好它里边稀薄的空气。我们能够在里面安静地呼吸清新的空气。只有坏蛋和傻子才会希望玻璃球能变大，这样好把外边的人也关进来。聪明人会把它攥在手上；他非常清楚，当它想偷偷变大时，必须赶紧在它接触到粗俗之物之前把它攥紧。
人活着需要一个仓库，储备那些确定的名字。人们思考时会从中取出一个名字，咬一口，然后对着光端详它；当他们看到这个名字和他们想描述的东西不匹配时，就会不屑将它丢掉。于是，仓库中的名字就会越来越少；人们也变得越来越穷。如果不及时补充，他们会变得一无所有。不过这并不难，因为世界很丰富；太多动物、植物和石头的名字还不为他们所知。如果他们想重新充实自己的储备，就要像孩子学说话一样，充满向往和好奇地凭第一印象记住事物的名字，趁着它们还未被质疑。
消失的动物：这些物种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们阻碍了人类爬向食物链塔尖。
哲学家们的立身之本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主要思想，以及他们对这些思想的固执和保守。
真是太可笑了，竟然还有人会为死亡辩护，而死亡不需要任何辩护也能始终位居高位！最“深刻”的思想家对待死亡就像看魔术一样。
知识只有在不承认死亡的宗教中才会彻底死掉。
基督教是古埃及信仰的退化形式。基督教准许肉体的堕落，却通过对它的描述让人们唾弃它——死人真正的荣耀是被涂上防腐材料，只要他再也不被唤醒。
四十岁的男人，毋庸置疑会被权力吸引。他们不会对它撒谎，不然就会变成它的祭品。他们要看清自己所在的真实阶层和要承担的责任，然后努力爬到最高层。如果他们爬得太高，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他们就要像躲开瘟疫一样躲开权力，因为权力将他们与实际条件绑在一起。
真理就像一片青草的海洋，在风中起伏；它渴望人们能够感知到它，将它呼吸进身体。对于那些感觉不到、呼吸不到真理的人，真理就是一块岩石；他们要在这块岩石上撞得头破血流。
与其去观察原始族群，对我而言，不如去阅读他们。仅对一个非洲的侏儒，我就有足够多的疑问了，比科学界在未来几世纪要解决的问题都多。我对现实世界感到不屑，因为它太庞大了。它已经不是我们口中的现实了，既不坚固，也不连贯，无关行为，也无关事物；它们像原始森林一样在我眼前生长，里面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原始森林中应该发生的一切。为了保护好这片森林，我必须为它抵挡住太多真正的现实。我们总温和地用图片和描述构造出一个人们容易接受的现实。它们同样充满活力，只不过生长得很慢。里面的生物各顾各地静悄悄生长。它们的生长很难被发觉。它们缺少一种可怕的力量，将现实推翻的力量，它们缺少一只健美而闪耀的猛兽，可以把人类吞掉。
我要稳住自己，不要让我的各种角色互相乱窜。
所有我们没做过的事情，都有最大的优先权并且至关重要。
进化论限制了我们看大自然的视野。真希望有某段智慧的时光，能让我们领略大自然的宽广和富饶。被严格的谱系框死的进化论非常无聊和狭隘，因为进化论总把一切事物落脚到人类自身，将地球上的所有权力收归己有。进化论将人类自己置于进化终点，为人类的占有合法化。它还让人类免受更高级的存在的专制。进化论让人们觉得，当下，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生物，会像人对待动物那样对待人类。“人”这个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类的这种可怕的愚蠢；这个词并不代表人类这一整体；它将人类通过暴力强征来的一切都收归名下。每个人都拥有这个词的一部分特征，但各有不同，因此他们就能够对彼此作恶。他们有的是耐心和力量内斗，直到人这个物种完全灭绝。要相信他们一定会将自己彻底灭绝，到了那一天，被他们奴役的动物们还活着。
我从不认为进化论有任何特别的科学价值。我们用更包容和宽广的眼光，本该有更多新发现，我们或许会明白，每个动物，在某些条件下，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技术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他们会让人分心，让我们忘记真的想做的事和真正需要的事。
人类学，一个关于“普通”人的学科，是人类最沉重的学科。那些已经灭绝的人种，煞费苦心、想方设法地紧紧攀附人类古老的系统之上。
我的朋友，那个乡土诗人。当我又一次走近那个自称乡土诗人的生物，终于发现了一些他的秘密。
我的诗人朋友总喜欢离自己最近的东西。可千万不要觉得离他最近的是一头牛或者烟囱。对他来说最近的是他的器官。让他为之着迷的并几小时沉醉其中的，是他的消化过程。心跳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这些跳动之间互不关联，不留痕迹。消化是他最棒的体验；消化像温暖的阳光一样照亮他浑浊的世界。每当进入一个他没去过的房子，他都会先找厕所，之后就是厨房。只要他的胃还允许他行动，他就会穿梭在乡间的房子里，从厨房到厨房，从厕所到厕所。他爱走路，不爱坐车，他不想过快地飞驰在房子之间，而想细细地去闻里边的人的消化的气味。
他喜欢乡下人，因为他们爱一起坐在一个大碗前，他们总会留他过夜。在工人中间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会认真关注他们的政党，会为提高劳动条件而发声。他讨厌工厂；却喜欢那里的后厨；为了在餐桌上吃到更好的食物，工人必须要把生产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镇压一场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一段时间的食物补给。只要有来自市民阶层的人请他吃饭，让他坐在餐桌前，他就不会斥责他们占有的财富了。为了报答他们，他会和他们讲过去几年自己的消化史。在这种场合下，他会强调自己是个乞丐。人们会直接给他钱，因为有些时候他不得不自己买肉吃。只要他夸赞食物好吃，并且索要更多时，就没有人会斥责他。他非常清楚农民、工人，和市民的胃里分别发生着什么。从食物到粪便，他了解所有可知的事实。他厌恶图片和梦境；而所有能变成食物的东西，他多少都知道一些。过去，人们在庆典上用矛串起整头牛烧烤时，有可能他就是那个在王侯面前忠实又正直的吟诵诗人，可惜这绝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那些饥饿的贵族们对他有着无法言表的厌恶。
对他来说，友谊建立在请客吃饭之上。但他从不主动邀请别人。他仅通过人们能给他多少和怎样的食物来评判别人。“写作”这个词，在他的嘴里有种难以模仿的语调。听上去不像说“拉屎”[9]那样坚决，虽然他总爱把两件事关联在一起。他有这种近乎贞操的东西，因为不是每首诗都和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有关，所以他不得不编出一些事情。但它们听上去像真的一样，因为他要靠这些为生。
他的夸张手法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那就是当他吃饱为止。
所有的想法都是道德的；没有哪个想法会恶毒到人们无法将其运用到生活中。只要我们了解了全人类的品行，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这给了我们重新开始的理由。但世上没有完美的事。人们必须变得更诚实和谦逊。我们更理解祖先，也知道了他们对我们有多不满。但他们的神圣也被打破了，除了一点：他们已经去世了；而正因此，我们永远无法超越他们。
最可怕的一句话：某人“适时”的死了。
末日审判那天，每个墓地中都爬出一个生物。上帝哪来的勇气去审判他们！
死去的人为第一个永生的人喜极而泣。
每个人都配死去吗？这可不好说。人的寿命应该够长。
一个悲观的想法：可能世上没有什么可知的东西；而错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总想把一些事情弄明白。
有时候人们能提前感觉到战争的结束，他们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了，这让他们像孩子一样高兴，战争还没完全结束，人们就开始呼唤彼此，别人回答他们，他们也觉得战争要结束了。
在众多矛盾的事件中，哲学家们为彼此留了位置。
人类所有的情绪里，没有什么比爱自己更美好而无助了。我们如何在充斥着他人的生命中，让自己成为首先要考虑的呢？没有人愿意被替代；每个人都不该被替代。我们要将这种不可替代性在空间和灵魂中可视化。就像大地只有一片天空，天空只有一片大地，我们接受这个事实，但与此同时，拥有一个的时候，总想着也要另一个。事实上，每个人的宇宙里都有无数的星球，无数片天空为我们敞开大门。
只要我们不为天堂和地狱的想法感到羞耻，奖罚机制就会一直针锋相对。
我很可能和第一百二十代埃及人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依旧崇拜他们的祖先吗？
我们要说多少话，才能让我们沉默的心声也能够被听见。
我们总想把从生活中借来的一切都写下来，可很少认真对待他们。
随着我们慢慢变成熟，我们对诗人个体的声音已经失去兴趣了。我们开始寻找无名氏，寻找着某个民族的伟大叙事作品，这些作品为全人类而存在，像《圣经》、荷马史诗和神话那样，它们的出身都很简单。海洋的另一边，却对个人最私密的弱点和卑微感兴趣；这又回到单独的诗人了。诗人吸引不了任何人，除非他们成为私人领域的门卫；他们展出的唯一的作品，自己画的瓷器，会被我们打碎。
他总是小声地说话，对自己的话语有绝对权力，他从不肯定，不嘲笑，也不会笑——我怎么去信任这样的人。
我受够了看透别人；这很容易，但毫无意义。
人们在生活中能用上多少知识，单是想想这件事就让人难受。可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将这些知识忘掉。
我们可以在一个人身上感受到所有不幸，只要我们不放弃他，我们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只要他还呼吸，我们就能呼吸。
你总是讨论保护动物；可你从未发现，你其实过着动物一样的生活：被骗，骗人。
又来了，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了，我会把死当作我的出路。恐怕我的想法以后会变。可能我以后会成为它的信徒，当我老了会向它祈祷。我只能尽力让死亡在我最近的未来不起任何作用，如果我还能活着的话。我不愿意为了一件以后我会否定的事情而活。我希望别人能看到两个我，一个强大的，一个弱小的，人们会听那个强壮的话，因为那个弱小的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不想用老成的话去摧毁一个年轻人。我宁愿中途就死掉。
我真的想死，我太渴望死亡了，但死亡最可怕的一点是，死后没什么好怕的。
如果我们知道人在死后还有意识，死亡会更可怕；因为到那时我们只能沉默。
无论人类经历了多大的绝望，在所有的历史记载中，总包含着芝麻大小的希望。
1944
我一生中最大的精神挑战，也是唯一我奋力与之斗争的事，就是：变成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我一直在打击的那本书，《旧约》，已经征服我了。书中的每个字，似乎都和我相符。可能我是里边的诺亚或者亚伯拉罕，但我自己的名字已经足够让我骄傲了。当我被约瑟夫或者大卫的故事吸引时，我试着告诉自己，是他们指引我成为作家，而哪个作家能逃过他们的吸引呢。但这不是事实，因为他们的影响并未止于此。那么，究竟为什么我能从圣贤的故事中看到我梦到的未来？为什么大卫王和我一样恨死亡？我之前很鄙视那些与别的宗教的诱惑作斗争的朋友，他们主动选择做犹太人，只做犹太人。而现在来看，不效仿他们太难了。刚死去的人，和很久之前就死去的人，都在折磨我们，可谁敢向他们说不呢。现在不是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有刚死去的人吗？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民族。俄罗斯人中也有犹太人，中国人离我太远，德国人被魔鬼附体了，而我要因为这些理由拒绝与他们交往吗？我能不能保持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会不会有哪部圣经教导人类自我毁灭。
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总是突然出现，这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没人愿意说话了，人们只想将句子排列好，然后看看它们。
对抗一个时代需要犀利的句子，不然反抗的力量就会就不够尖锐和有力。而这些犀利的句子一旦被发现，就很难继续保存。只有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想法，才可以永远被保存。
阅读的多重意义：字母就像蚂蚁一样，有自己的秘密国度。
每个单独的句子本来都很干净。后面接的一句污染了它。
现在，我们的脑子里充斥着对永生的追求，我们不该为此感到羞愧，这不是自私的想法，相反，这非常明智和谨慎。你们看不到那些被装在车上驶向死亡的人吗？他们在车上会大笑、打趣和炫耀，给予彼此错误的勇气吗？之后，这里会飞过二十架、三十架、一百架飞机，载着炸弹，每过一刻钟或一小时，人们会看到他们在炸毁了一座城市后平安归来，看到他们在阳光中闪耀，像花，像鱼。人们不能再提起“上帝”，他被永远打上了烙印，他的额头上有战争的该隐之印[10]，人们只能想到他们仅剩的净土了：永生。如果永生曾有一刻属于我们，世界会完全不一样吧！如果没有人会死，谁还有兴趣杀人呢，谁会堕落成杀人犯？
旧的废墟被我们保留下，为了能将它们与刚被炸毁的新废墟做比较。
你不要被胜利的光芒晃了眼睛。胜利是用来诱惑德国人的，可对你有什么用呢？
进步也有缺点；它偶尔会爆炸。
经验会告诉我们，在我们相互树敌的游戏里，哪些游戏会增加我们的仇恨，哪些会减弱它。
值得注意和担心的是，为什么两千年过去了，伦理的基本问题依旧没变，甚至更尖锐了，现在只有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的人才会说，我们要爱彼此。
虽然我是犹太人，但我用来思考的语言，和德国人一样。这片千疮百孔的废墟上，还有给我这个犹太人的容身之地吗。他们的命运也是我的；但我比他们多留了一些人性共有的东西。我想把他们的语言还给他们，这是我欠他们的。我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让人类对德国人多少还有点值得感谢的地方。
对疼痛的不信任：疼痛永远是自己一个人的事。
植物的缓慢生长是它比动物有优势的地方。被动的宗教，比如佛教和道教，都希望帮助人们实现植物式的存在。他们建议人们学习这种美德，可能并没有明确表达；人类由以斗争为基础的生命是非常具有动物性的。植物没有野性；它们梦幻而缓慢的天性让它们的生长不露痕迹。不过植物世界也有很多和人类相似的地方。花朵就是他们的意识。和大部分动物相比，它们会更早地表达自己的意识。最智慧的人们已经过了行为的阶段了，它们让自己的灵魂开花。而植物会无数次循环往复地开花；不像人类的灵魂，具有可怕的单一性，植物的灵魂有无数次生命。可惜我们永远无法拥有植物般无限的生命。现在我们总说，生命的单一性限制了我们。艺术家们下意识创作出来的作品，多少带点植物开花的感觉：不过植物只会开出一种花，而现代艺术家们则狂热地追求差异。
我们通过建筑来接近人类的植物属性。但我们开始对自己造出来的房子感到恐惧。而现在，我们成功地将恐惧融入到我们的建筑中。
读文学史的时候，总感觉作家的名字可以互相替换，里边提到的某个名字，好像也可以安插在别的作家身上，整部文学史都可以这样无限套用，唯一无法替换的是对作家作品的评价。
我们总活在天真的想象中，“以后”要比所有过去都长。
不久之后所有古文字都会被破解，再也没有神秘的文字了。于是，文字不再神圣。
人们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所有的厌恶都是一种可怕的征兆。人们在未来的破镜中看到了一个人，但他们不知道，那就是自己。
可是，就算我们没在镜子中看到自己，以后有可能变成别的样子吗？
你对未来知道得越多，过去就越沉重。
我们少得可怜的思想，差不多都属于心理学的领域。而这让我们生活在富有的穷困中。确实，我们比之前谨慎和谦虚了。如今，不知道太多，是一种精神的纯洁。在之前那个思想家的时代，他们渴望知道一切。虽然思想家们的名字如今依然如雷贯耳，但没人拿他们的话当回事了，因为他们不是专家。如今，我们还是会遇到那些求知欲很强的人，渴望了解那些必须知道的一切。但这些事真的重要吗？重要的难道不是它的反面吗？思考的王国本该建于未知之上。在未知的领域，灵魂能够发问；在未知中静思；在未知中怀疑。
但物质征服了我们。他让我们大规模地生产，每天规模都更大，就这样，物质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只关注具体的事物。我们只能看到、听到和感受实体。大胆的幻想被物质填满了。我们的世界建立在物质的生产和破坏之上。地球，这个球型的物质，离所应当地属于那双贪婪的双手；没有理由。批量生产出的东西理应被公平地分配；没有理由。上面的这两句话已经足够在摧毁物质的同时，摧毁所有生命了。
会不会有一个人，他鄙视一切他想拥有的东西？会不会有一个人，会赞叹，在远处赞叹那些他从未接触过的东西？我们伸手触摸事物，并且坚信，我们摸到的就是全世界了。动物比人类强，因为它们除了自身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它们没有对世界的概念，而我们人类会抽象出概念。人类抓住这些概念，杀了它，撕碎它，闷死它。
拙劣的诗人会抹去变形的痕迹；优秀的诗人会描写它。
女人会轻易相信有关爱的一切。男人相信的是战斗。
他们谈起直觉，好像他们变成了信天翁。
我对各宗教中的不同教派越来越有兴趣了。研究他们的区别，和他们如何从宗教主体中分流出一个教派，给我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我确定我曾成功的找到了深层的规律，这个规律掌控着宗教的分流。当然对于信仰问题，这个我们人类最大和最普遍的问题，也可以顺着这个规律找到答案。
我具有一个教徒的所有品质，当也有内心最深层的压力，我试图避免再次成为宗教的猎物。可能我这种矛盾的品质是从昆虫那里习得来的。
人们希望弄明白如何随时为死做好准备。
那个沉默寡言的兄弟：我们数年未见，突然在路上碰到他，他已经变傻了。
梦永远是年轻的；对梦来说，做梦的人都是新人。即使我们觉得这个梦似曾相识，它也绝不是现实生活的重复或缩减。梦闪耀着天堂般的色彩，在震惊中，我们接受洗礼，被命名为一个我们从未听过的名字。
那些无法做梦的女人被困在一个社会。在所有人的眼睛里，她们已经变成猿猴了。
那些找别人释梦的人，白白浪费掉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他们活该注定变成奴隶。
将世界上所有存在过的神聚在一起：他们对彼此的陌生，陌生的语言、服装；他们，神们！——如何触碰彼此，如何认识彼此。
一个埃及人遇见一个中国人，用一具木乃伊换了一个祖先。
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信仰而瞧不起他。你无法决定自己的信仰。因为信仰只要求信徒天真而听话地相信。这样，也只有这样，你才有一点点希望能够触碰到信仰的本质。
不信上帝的人，会把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归咎于自己。
我们发自内心地表达时，会变得很神圣，我们会用最充沛的情感讲出我们的想法。人们滥用最常用的讽刺画，就像他们用最粗俗和错误的话表达自己。所有的宗教都不得不承受自己的牧师冗长而自信的讲话。他们的话越跑越偏，只能增加他们自己的自信，而不是打动听众的心房。
1945
他们太热爱战争，所以才把战争带到了德国；再也不愿意交给别人。
春天来了，德国人的悲伤又要向无穷尽的喷泉一样流出来了，他们和犹太人之间再无差别了。
是希特勒让德国人变成了犹太人，在不久的将来，“德意志”这个词听起来会和“犹太人”一样痛苦了。
那遗弃的地球，被字母塞满，被知识窒息，没有一双耳朵能够听到地球上的寒冷。
最恶毒的待人方式，就是完全无视他。
在爱情中，承诺听上去像是对自己的讽刺。
对一些人来说，“灵魂”这个词，集中体现了人类所有的恐惧和仇恨，他们希望变成火车，慌忙地呼啸而逃。
无论在某个国家或岛屿，只有当我和当地人相遇，那个地方才会在我心里活起来。可这样，我就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恐惧，就像我自己也成了那里的居民。
战胜民族主义的方法不是国际主义，这种误解产生的原因在于我们讲话时要使用不同的语言。战胜它的方法是多民族主义[11]。
我厌恶之前在家乡的某种情景，那种不同的人声和人脸交错在一起的感觉。我更愿意单独结识某个人。很多人同时在场时，我们不得不按安排好的位置就座，就像在火车上那样，对我来说，从中挑选出一个观察对象是最重要的。我必须整理好自己的思绪，才能不让自己在这片混乱中迷失。这样我就不可能全神贯注地关注某一个人。而混乱代表着战争。我对战争的不屑，多于对它的仇恨。很多活动于中心的人，当他们度假或者娱乐时，我都觉得他们是为一个更高尚的理由叛逃。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变得顺从和懦弱，或者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只有在小酒馆外边，他们才像夜晚的影子一样，有点真实感，就像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的死人；在通往皮卡迪利街附近小巷里，我带着巨大的成就感观察他们很久了。当他们伸手触摸彼此时，我明白了，他们的身体中藏着女性化的一面。空气中传来几声吼叫，这些人承受着超越了他们生命极限的东西。之前，我只去倾听人的声音；我有种奇怪的力量，只有在混乱中才能施展；我对这件事情非常确定，就像对整个世界。而现在，连混乱都被炸毁了。一切都沦为一片虚无，一片不可能变得更空虚的虚无，无论身在何处，都只能闻到烈火烧尽后的气味。可能我们被烧干净比较好。剩下的事就让那些精神病人去慢慢收拾吧。他们会在火山口煮汤，愉快地用硫磺加作料。然而将这片废墟的所有细节都尽收眼底的人，在他们眼里，再无美好可言了，他们在绝望面前瑟瑟发抖，他们非常清楚，他们要永远活在这毫无希望的恐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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