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用现代诗歌的方法重新表现古诗的念头，时兴时息。真正坐下来，花了时间去做，是1986年偶然得友人相赠的一册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倪海曙老先生所著的《长安集·唐诗的白话改写》。展卷读后，深感倪先生用心的深厚和改写的艰苦，但合卷之后，心中总感觉有些欠缺。倪先生改写唐诗，重点放在“白话”两字上，力求好懂和明白，这点是做到了，但是我觉得于改写的诗味失落了不少。白话毕竟是白话，把唐诗用白话说出来，于普及明白是好，于艺术再现便感不满足了。

我一直在写现代诗，便有了用现代诗的语言来改写古诗的念头，这是一；其二，是因为中国的古诗对于当今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现代诗坛，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美国自现代诗的先驱庞德翻译了中国的古诗后，中国古诗的光芒便渐渐地照到了美国这块陌生的地方，并引起了极大的回响。雷斯克洛斯、加里·斯奈德、罗勃特·勃莱、詹姆斯·赖特等著名诗人的诗作中都有着中国古诗的影响和痕迹，有的干脆将翻译的中国古诗作为自己的创作收入诗集。勃莱甚至把中国古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歌传统来进行继承和学习。可以说由于中国古诗的出现，大大丰富了美国的现代诗。

但是，为过去骄傲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现在，是现在的工作。

1988年，在一个诗会上，我与山东大学中文系袁中岳和吕家乡两位教授聊及用现代诗译写古诗一事，他俩极为兴奋与支持，嘱我坚持下去，这于我也是一种喜悦和坚持的动力。但因为译写古诗，纯粹是我个人的意愿，写出一些来给朋友看，大家一片叫好，我一满足，一得意，译写的状态竟消失了。1991年，台湾的《现代诗》杂志又大篇幅推荐发表了拙作，高兴归高兴，译写工作却并未就此推进。反正是个人兴趣，自己高兴了，大家称赞了，就觉得满足了。这样拖拖拉拉，一直到201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来信说，希望将译写的书稿作为重点图书出版。但当时已译写的量实在太少，无法成为一本书出版，于是又来了干劲，一鼓作气，译写出了十几首。但不到半年，编辑因故辞职，又没有另一位接手此事。于是，结集出版一事便停歇了。直到2016年，由于“灰光灯”公众号的推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前来约稿。仔细算来，整整28年过去了，我竟然一共才译写了三十多首，而其中还丢失了好几首。

于是，我又得了译写的勇气，一年内译写了二十首。现在终于完成了五十首，也终于可以作为一本书的样子出版了。这几乎就像我心爱的女儿，终于要梳妆出嫁了，心中感受非常复杂，当然，高兴是最为主要的。特别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来出版这本书，我觉得真是最为恰当，最为满意的结果了。夫复何言！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