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临近完成时，曾有人向我建议，在此书的基础上再撰写一部《中国近代小说史》，因为在撰写《编年史》的14年间，已对近代小说作家作品、相关文学现象与事件的各种资料按时间顺序作过一番辨析与梳理，各种资料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相当熟悉，而且还有约40万张近代书籍、报刊上与小说相关资料的照片作支撑，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是否将撰写《中国近代小说史》作为下一步的目标，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其实也浮现过，但最后终于放弃，原因很简单，尽管我拥有上述的有利条件，但近代小说史的撰写是个太复杂、太庞大的工程，如何才能较好地完成它，我心中无数，何况《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完成时我已六十有四，在时间与精力方面已无优势可言。我曾经撰写过《明代小说史》，原以为用几年时间即可完成，谁知在撰写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新问题需要深入探究，结果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故而我深知要撰写一部较理想的小说史实是不易之事。

要撰写一部小说史，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弄清何谓小说史以及小说史该如何写。如果按以往许多小说史的通常写法，即根据时间顺序排列各作家作品的介绍分析，如此撰写相对较为容易，已有的各种作家作品分析论著也可供写作时借鉴。可是按此方法写作，严格地说只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作家作品史而非小说史，许多原本应由小说史解释与论述的重要文学现象与问题会遭湮没，它们甚至不会出现于撰写者的研究视野，有时即使意识到也无法应对。譬如说，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与《剪灯新话》等作品问世后，在近二百年内通俗小说新作竟是一部也无，文言小说也消失了半个世纪。如果小说史的写作是按时间顺序排列作家作品分析，那么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很可能未被注意到，即使意识到它的存在，也完全可以避开不谈，事实上面对没有作品的小说发展阶段，惯常使用的作家作品分析方法也毫无用武之地。如果小说史的写作是定位于各小说现象与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间联系的揭示，那么就得解释清楚，为何在这样长的时间段里，竟然未产生新的小说作品。在小说发展的历程中，类似的文学现象与事件还有许多，它们的存在，是在质疑按时间顺序排列作家作品分析的小说史撰写方式。所谓小说史，其实应是小说创作状态变化的历史，某个阶段作品稀少甚至没有作品，同样也是一种创作状态，它理应得到解释与分析。事实上，小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实体，其运动受到了创作、传播、理论、官方文化政策以及读者等多重因素合力的制约，而撰写小说史者的任务，便是勾勒其行进轨迹及起伏态势，结合对多重因素的考察解释其动因，并揭示各种小说现象与事件间的联系。这是我通过《明代小说史》的撰写所获得的重要认识，而另一认识也很重要，那就是撰写小说史实是费时费力又费思索的活儿。

《近代小说史》的撰写将比《明代小说史》更为复杂。所谓近代小说史，应是描述从鸦片战争至清王朝灭亡这72年里小说创作状态变化的历程及其动因。就时间长度而言，72年只相当于明代的四分之一，可是该阶段小说状态的复杂与头绪纷繁却远甚于后者。此时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大量前所未闻的事物与学说涌入国门。中西文化思想的碰撞、生产技术与能力的迅速提高以及信息交换的快速与便捷，使小说发展的摄动因素复杂化，小说创作状态变化节奏之快也非明代小说所能相比。谁都知道古代小说发展体系与现代小说发展体系完全是两码事，而身处两者之间的近代小说发展体系，首端是古代小说体系的自然延伸，末端则与现代小说体系无缝对接，在短短的72年里就完成了这样的转换，它意味着该体系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印刷业的近代化改造，增强了出版能力与加快了出版节奏，而书籍的价廉物美不仅使读者群迅速增扩，而且使其所含的社会阶层变得复杂。“小说界革命”发生后，历来遭鄙视的小说突踞文学殿堂的尊席，观念的颠覆导致一系列后续事件的发生。报纸、杂志成为小说传播的新方式，这是小说自有史以来从来未有之事。经历一番磨合后读者逐渐适应并欢迎，报刊小说从此成为人们接触小说的极为重要的途径。这一新的传播方式因其刊载的特点，刺激了短篇小说的发展，使其在消失了一百多年后重又复兴，它所提供的广阔的发表园地，又为创作新人的培养创造了条件。稿酬制度在小说阅读市场的竞争中开始形成并逐步完善，它刺激了创作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使一批专业作家脱颖而出。与此同时，翻译小说开始进入中国，它的流行，逐渐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也影响了作者的创作思想与方法。此时的中国先后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重大事件，国家被推近危亡的深渊，社会急剧动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已尖锐至白炽化，爱国志士为救亡救国而奔走呼号，以及新旧思想、中外文化的冲撞等等，这一切都给近代小说的创作与传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与古代小说阶段相较，交通的便捷、信息传递的快速，也使近代小说快节奏地变换面貌。若仅就小说发展形态而言，古代小说体系中，创作、传播、理论、官方文化政策以及读者等因素互相制约而处于平衡状态，小说创作与传播也平稳发展；进入近代后，印刷业的近代化改造以及报刊等新传播方式的出现，打破了原先的平衡，经过一系列的震荡、冲突与磨合后，各因素的匹配形成新的平衡，这一新的平衡，已是现代小说体系的形态。近代小说史的特点就是打破旧平衡与趋于新平衡的动荡，这期间各因素的变化各有特点，它们相互间的冲突磨合又形态不一。犬牙交错，头绪纷繁，而近代小说作品就多达五千余种，已散佚者尚未包括在内，这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其间又包含了各种丰富复杂的社会因素。为这样一个阶段的小说发展变化写史，谈何容易！

撰写《中国近代小说史》是一个挑战，在完成《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这一基础性工作后，更深知应对该挑战必是艰苦的持久战，如果年轻二十岁，或许还会雄心勃勃地作番尝试，而如今力所不逮，该有自知之明了。不过，经过《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撰写，我对有关近代小说资料的了解已较系统，通过梳理、辨析与排比，也摸索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据此反观多年来近代小说的研究，发现有不少重要的问题尚未被涉及，对不少现象的解释与把握似应再斟酌，甚至应纠误。一些相关论著不乏宏大框架的搭建与华美理论的搬用，但由于资料掌握过少且无系统性的关联，以及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只是选取了占总体极小部分的若干个样本，其描述与当时小说发展的真实图景毕竟还有着很大的距离，所得的判断与结论自然易于失真。针对这种研究状况，我产生了凭借撰写《编年史》时的研究与相关思索发表己见的想法。这是《编年史》撰写后的自然延伸，或可有益于当下的近代小说研究；它不是小说史，却可为今后撰写《中国近代小说史》者提供参考。由于本书是对近代小说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特别是前人未曾涉及或有误判的关节点作论述，故而命名为《中国近代小说史论》。

本书的《导言》辨析目前二十世纪小说、晚清小说等概念与相应的版块划分，论证近代小说是一个完整的发展实体，并阐述了本书研究的总观点：小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实体，它在创作、传播、理论、官方文化政策以及读者等互为约束的多重因素制约下运动。近代小说首尾衔接的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体系内各因素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近代小说则由于外界的刺激与内部的变革，各因素间的平衡被打破，经过震荡、冲突与磨合，又达到新的相对平衡，于是古代小说体系经近代小说阶段而过渡到现代小说体系，这也是近代小说的历史使命。

承接《导言》的论述，第一章《延续与潜动》梳理了道光末至同治末小说创作及理论的状况，这通常是以往清代小说研究简略带过的内容。该章还讨论了小说体系转型的深层次酝酿，较集中地讨论了近代化大都市上海的崛起，对它日后成为近代小说创作与传播中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新传播方式的出现以及读者对它态度的变化。小说发展体系发生变化的征兆显露，始于申报馆将新的传播方式推向小说阅读市场。读者囿于多年养成的阅读习惯而冷漠以待，迫使申报馆放弃了报刊小说的尝试。随后它以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出版小说单行本，因价廉物美而大受欢迎，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所印全为读者喜闻乐见的传统小说，这一成功迅速在出版界引起连锁反应。《沪报》借鉴此经验，连载读者喜爱的传统小说也获得了成功，报刊小说借此而站稳脚跟。戊戌变法后，小说新传播方式的逐渐普及，带动了构成小说体系的其他因素的变化，近代小说发展由此展现了全新的面貌，此时重大政治事件接连发生的刺激，也加速了这一变化进程。这些便是第二章《小说发展体系变化格局的初显》的主要内容。

纠正以往与小说发展实际不相符的结论是本书的重要内容，如第三章《傅兰雅征文征到了什么》。过去美国学者在未见傅兰雅征文具体作品的情况下，便作出了此次活动是后来“新小说”之先声的判断，国内学者随之纷纷附和。后来那些应征作品被发现并结集出版，依据对它们的深入研究，本可对傅兰雅征文活动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可是学界却仍然维持原先的判断。本章根据征文的宗旨、过程以及150篇应征作品作分析，指出这是一次主要依靠教会系统组织的宗教色彩浓厚的活动，那些应征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均非“新小说”，傅兰雅征集的“时新小说”与后来的“新小说”完全是两码事，两者之间并无联系。而且，那些应征作品当时也没发表，在近代小说史上当然也未能产生什么影响。又如“小说界革命”确为近代小说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特别是对小说地位的提升居功厥伟。过去的研究视其为文学上的突变，过于强调了梁启超的个人作用，并认为其后的小说发展都笼罩于它的影响之下。如果掌握了充分的资料，便可发现前此几年，“改良小说”的主张业已提出，并有不少创作实践相伴随，相应的理论阐述已基本包含了后来梁启超提出的各种观点，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其实是综合归纳几年来各种论述与实践（其中也有他的贡献），它并非是一次突变，而是文学发展渐进过程中的一环。梁启超强烈地突出政治而忽略小说文学特性的主张确曾得到过呼应，但随后的创作实际上却是在对此作纠偏，更有一些报刊与作者直截了当地批评他的这一主张。梁启超实际上只办了三期《新小说》，该刊在办了七期后也改变了原先的立场。“小说界革命”有过短暂的轰动效应，但其影响很快消退，其间阅读市场根据读者意愿所作的调节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第四章《“小说界革命”及其后之转向》就是依据大量新掌握的资料，围绕此专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描述与分析。

本书还依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一些近代小说史上十分重要但以往未进入研究视野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如日报是每天都要与读者见面的传播媒体，日报小说的数量占整个近代小说的近一半，可是过去的研究对此几无涉及。第五章《日报小说的兴起及其特色》根据现掌握的近代79种日报上刊载的2681篇小说，探讨了日报小说兴起以及读者态度从冷淡到欢迎的原因，梳理了近代日报小说逐步走向繁盛的历程，并分析了日报小说创作与传播的特点，及其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又如妨碍近代小说正常发展的盗版问题，也是过去无人问津的领域。出版业的近代化改造导致书价下降，小说读者群则不断扩大。阅读市场迅速扩张之际，利益驱动使盗版现象屡屡发生，一度还相当猖獗。书局与作者为保护权益作了种种努力，官府也给予一定的支持。经过二三十年的较量，盗版的猖獗势头已被压制，在这一过程中，近代小说传播领域的秩序也终于基本建成。这便是第十一章《小说盗版与市场渐趋有序》的主要内容。与此相类似的又有报刊小说的转载问题。当时小说地位迅速提升，读者群相应扩容。办报者在实践中发现小说刊载与报刊销量的关系，而转载是稿源跟不上需求时的应对之计。随着稿酬制度逐渐形成与版权保护意识萌生，小说转载的泛滥开始受到谴责，但在整个小说市场无序之际，它并没得到实际上的约束与制止，而这恰是从古代小说走向与现代小说的过渡转换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第十二章《近代报刊小说之转载现象》梳理了小说转载从产生到逐步蔓延的过程，归纳其间的类型及特点，并结合当时小说创作与传播的总体态势，探讨该现象成因及其间规律。

书中有两章内容可以算是跨界研究，但它们又是近代小说研究应有的内容。翻译小说按学科划分应归于外国文学，以往的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对此只是有所涉及，且只聚焦于若干个点，相对于1300余种翻译小说来说，实在只占了太小的比例。其实，当时的翻译小说大多为“译述”、“意译”之类，含有相当大的译者自创的成分，故也应归入近代小说范畴，而且它们对当时读者阅读口味与习惯的改变，对小说创作思想与方法的影响又都十分显著，若将其排斥在外，那么探讨近代小说各种变化时，就无法对其动因作出完全的解释。第八章《翻译小说在中国的出现》勾勒了它先为点状后为连续运动的行进线索，展现其数量两次跳跃式递增，在光绪朝最后几年极其迅猛地占有小说阅读市场80%的份额，随后又直线下跌的态势。分析了书局为牟利迎合读者，并以此约束译者，单向式通道造成侦探、言情两类译作独大，译者队伍混杂，译作不尊重原文等现象。最后则是反映读者压力的市场调节，使翻译小说脱离虚旺的繁盛而回归正常的发展。属于跨界研究的又有第十章《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它对分属文学与语言学的小说与白话进行综合考察。甲午战败与庚子国变后，为唤起大众救国救亡，白话运动渐起，提倡者在实践中意识到，借助小说是推广白话最有效的手段。白话小说的流行遭遇到过阻力，热心提倡者却艰于白话写作也是其中之一。不少书局与报刊是白话小说创作的推动者，因为这可吸引文化程度不高的大众加入购买的行列，但在增强白话声势的同时，为不失去传统的读者群，它们又维持了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相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被打破。

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有以部分考察替代系统把握，所得结论又试图覆盖全体的现象，这或是资料匮缺的缘故，也可能有研究思想与方法方面的原因。如论及近代小说理论，常集中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仿佛这是突如其来的事件，与先前小说理论的发展处于割裂状态，而后的创作与理论的发展，似乎又全在这场“革命”影响的笼罩之下。第九章《近代小说理论变化的历程、动因与结局》针对这一情形，依据充分的资料并结合各种相关因素，对近代小说理论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其中包括以往研究未曾虑及的因素，如印刷业近代化改造与新传播方式的出现，扩大了小说阅读市场，大众成为读者群主体，出版者为牟利而迎合其好恶的经营，使他们的小说观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原先以劝惩为主导的格局被打破，以及对梁启超推崇政治小说主张的纠偏，这批读者的阅读意愿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关于小说专刊的研究亦是如此，以往只局限于《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与《小说林》等几个点，或欲作整体性的把握，但所论仍是那几家，且各自均以个体独立的形态呈现，很少涉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整体意义上的小说专刊发展状况依然不清楚。本书将小说专刊视为近代小说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实体，各个刊物实是该整体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表现形态，都是它发展中的一环，由此出发描述各个小说专刊的详情与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探究这个整体的运动状态及其规律。此部分内容较为丰富，故而以《小说专刊的发展历程》为题，分上、下两部分写成第六章与第七章。

本书各专题论述的过程中，都大量引用了当时报刊上相关的广告内容。这类资料极为丰富，除去重复者不论，现所知至少有2859条与小说有关的广告见于136家报刊。根据这些资料，可了解今日已失传的作品或小说专刊信息，框定作品行世或文学事件发生的时间，考察作者、出版与读者间互动情况，而综合分析考察又可展现鲜为人知的文学事件全貌或厘清其发展过程，这些都是以往研究中未曾出现过的内容。第十三章《广告：近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支撑》论证了当时广告对近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意义，其展示的研究思想与方法，或可供有兴趣尝试的研究者作参考。

本书写作的基础，实为此前完成的《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及其撰写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它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以往所未见的原始资料，该书写作时通过对那些资料的考辨梳理，又熟悉了它们间的相互联系，一些基本观点也在此过程中形成。这时发现，近代小说研究领域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甚多，而本书所论，则是其中重要的主干性的关节点。将它们厘清之后，将有助于其他问题的考察与解决，而厘清这些关键点时形成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对其他问题的解决或许还会更有用。当然，本书所论及的问题也远非已得到完美的解决，准确地说应是有所尝试，有所推动，全面完美的解决还有待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为了便于日后大家的研究，本书的正文后还列上了几个附录，它们或可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些线索。正文及附录的引文部分都节自过去的报刊，其文字常常不统一。为了保持原貌，在不影响文意的情况下，一律不做改动。

当大家共同努力，逐步解决问题，逐步推进研究，一部成熟的《中国近代小说史》的问世将是水到渠成之事，我对此是深信不疑。

[清]粟海庵居士《燕台鸿爪集》，见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272页。

我在《华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刊载的《论小说史上的二百年空白》中首次提出这一事实，约三十年过去了，在这一空白阶段中仍无作品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