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龄伉俪的人和文

——彭龄、章谊《书影月痕》序

人在青少年时期建立起来的友谊是比较纯洁因而也是比较能持久的。我与本书的两位作者——曹彭龄和卢章谊夫妇之间的友谊就是在大学年代建立起来的。那时我们都生活在未名湖畔，我在西语系学德语，他俩在东语系学阿拉伯语——当时还没有结合。本来也未必有缘相识的，但共同的爱好——文学将我们沟通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业余文化生活向来丰富多彩，其中文学社团是比较活跃的，我们就在那里相知相识。由于彭龄性情温和，待人谦逊诚恳，我们很快产生了友情。离校后，大家各奔东西；“文革”中，他俩一个在部队，一个（章谊）在新华社，我则去了“五七干校”，无缘见面。不过，他俩却有一条“亲情纽带”与我联系着：七八十年代，我有机会拜访过他父亲多次，其中前三次是在“文革”后期，原因是我与几个年轻同事乘邓小平复出“抓生产”之机，在冯至等前辈的指导下搞了个“鲁迅与外国文学”的课题。我们都知道彭龄的乃父曹靖华教授是鲁迅的至交，便拿着冯至先生的介绍信去工体东路向曹老先生请教去了，受到他亲切热情的接待。后来，我们编出了两本油印资料、最后写出初稿，都先后直接送给他提意见。每次拜访，都有悉心照料父亲的苏玲即彭龄的姐姐在场。她亲切热情、性情直爽，在我们与她父亲谈完后，她都要和我们愉快地聊上一番，除了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也谈及彭龄两口子的动态，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一次见曹老是在1980年秋，外国文学学会在成都召开“文革”后的第一次年会，我冒昧去曹老的住处聊了一个晚上。他丰富而不寻常的一生以及对于翻译的卓见，令我对他更加景仰。无疑，在前后数次与曹老的接触中，每次都有彭龄和章谊的影子在，就是说，我们的谈话都涉及他们，因而知道他们的行踪。

七八十年代，彭龄夫妇和父母住在同一座楼的不同单元，那时我住在东光路的南端（与工体东路在一条直线上），彼此距离较近，故而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有过几次来往。但自他们出使外国后，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又是文学帮了我们的忙：继承了父辈基因的彭龄写得一手好文，常把他在国外工作或游览中的所见所闻发表在国内报刊上，凡我看到的都让我感到欣慰，从而增进了友情。日积月累，到一定时候他们就出一本集子，我收到后放在枕边不时翻翻，阅读时总觉有一股暖流在周身循环。因为彭龄绝不是一个徒有生花妙笔的作家，他真的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白居易），每写一件事都倾注了满腔热情和真情实感。例如他去一个地方参观游览，事先都要收集一番相关资料，然后结合自己的耳闻目睹，把真实的感受写出来与读者分享。于是，我们读到了诸如《不能忘却的记忆》这样的醒世感言，写他夫妇俩去了辽宁葫芦岛休养后，方知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东北曾发生过一件这样重大的事件：中国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将105万日本在东北的侨民和战俘遣返回国，在当时各方面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竟在七个月内胜利地完成了这一极其艰巨而庞杂的任务！而在这过程中，14年内受尽屈辱和残害的东北大地竟然没有发生虐待俘虏或报复事件！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显然也感动了被遣返人员中后来成为作家的田源和夫与国弘威雄，他们写的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及拍摄的影片，在日本读者中引起积极的反响。彭龄夫妇为自己先前对此一无所知而深感愧疚！其实，感到愧疚的岂止是作者，笔者对此原来也一无所闻。这就说明了这篇文章的价值。

某些事件曾在国际上轰动一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却鲜有人知。这样的事一旦被作者捕捉到，他是不会吝惜自己的笔墨的。于是像《希腊魂》这样的精彩散文亦让我们如愿以偿：德国法西斯占领希腊的时候，竟然将它那面丑恶的卐字旗插在了宏伟庄严的帕特农神庙上！这对欧洲文明的神圣策源地是多么严重的亵渎！希腊的爱国志士们岂容这样的耻辱，于是他们站出来了，决心拔掉这面血腥的黑旗！经过长期而周密的策划，两位分别叫桑塔斯和格列索斯的勇士，在一天夜里终于设法躲过严密的岗哨，成功地爬上了150余米高的陡峭的雅典卫城山顶，一举拔掉了这面罪恶的黑旗。这不啻是一首现代版的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的英雄史诗，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荡气回肠。

《书影月痕》的作者作为在国外工作多年的外交官，自然经历过不少激动人心的事件，接触过不少官方或民间的优秀人物，并将其诉诸笔端。例如《天涯尽知音》一文，写的是作者受托将冰心翻译的黎巴嫩大作家纪伯伦的《先知》中译本带往黎巴嫩一个叫布舍里的地方的纪伯伦博物馆，期间经过许多曲折，在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热心人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读后让人获得一种雨过天晴的喜悦与宽慰。作者还在叙利亚对中国最友好的德鲁兹人中发现并结识了“阿拉伯的白求恩”，即著名诗人奥贝德。奥贝德后来应聘来到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一待就是12个春秋！除教学外，他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翻译校订工作，把最好的年华贡献给了中国的教育和翻译事业。读后，你会觉得说他是“阿拉伯的白求恩”一点都不过分。

作为有身份的外交官，作者自然有机会接触国际上的某些风云人物。其中最生动的记述莫过于他与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埃及杰出外交家加利先生的结识了。这位于上世纪90年代在任期间（1992—1996）三天两头在几十亿观众的电视屏幕前露面的国际长官，到1999年已是第十次来中国。但当他见到作者夫妇时并不因对方不是高官而止于寒暄，而是驻足长谈，且态度极为亲切友好。除了彼此语言相通，这显然跟交谈的主题——中埃友好有关。当温文儒雅的彭龄夫妇告诉对方曾在埃及工作了四年，并恭恭敬敬地将他们的著作《埃及漫步》呈送给他时，加利先生顿时眼睛发亮，不顾语言障碍，立刻一页一页地翻阅起来，因为书中的许多照片中有不少他熟悉的人。最为动人的是，最后，当作者夫妇俩递上本子请加利先生写几句话作为留念时，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样大笔一挥了之，而是请他俩将本子留下来，等他签好后让埃及大使转交给这两位可信赖的新朋友。不久，夫妇俩果然从大使那里收到了加利先生那恭谨的、充满中埃友谊的美好题词。

不过，若将外交家与作家这两种身份加以衡量，则彭龄夫妇最本质的身份恐怕还是后者。因为外交官是国家授予的职责，而写作则是出自自己的天赋，参加作协更是自己的自觉要求。那么，在《书影月痕》中涉及最多的题材是文学，就不足为怪了。从他父亲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俄苏文学到他自己专业所在的阿拉伯文学，再到对我国文学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学，那一篇篇阅读心得常常伴有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和独特感受，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至于某些亲身经历或直接参与的事件，读来更令人刻骨铭心。如《带不走的那份沉重》，内容丰富而复杂。它不仅赞颂了苏联时期写了《暴风雨》、《解冻》、《人、岁月、生活》等的大作家爱伦堡伟大而沉重的一生，而且带出了作者父亲早期革命翻译生涯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在当时听起来也是沉重的！作为爱伦堡作品的第一个译者，年轻的曹靖华先生当时翻译了爱伦堡的短篇小说《康穆纳尔的烟斗》。译者的师长鲁迅先生看了后认为是好作品，但同时觉得“康穆纳尔”（共产党人）可是个“敏感词”，有关的人们都有同感，为了不影响作品的发表，最后不得不干脆改名为《烟袋》。啊，连“骨头最硬”的鲁迅都畏惧这个“敏感词”，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它可真是西绪福斯背上的那块石头啊，始终沉重地背着！

《书影月痕》涉及的多位西方作家中，看来作者最为钟情的是浪漫主义作家，尤其是英国的那三位早逝的青年浪漫主义诗人。难怪刚读完专写拜伦的那篇佳作以后，又发现还有一篇把这三位诗人作为三位一体来写的妙文《罗马三月悼诗魂》！而机缘恰恰是由于作者参观罗马西班牙广场的“三位一体教堂”而意外发现了其近旁的这座小三位一体纪念馆。它原本是济慈的故居，后来上述诗人们的粉丝把这座三层小楼的第二层买了下来，设立为三位诗人的共同纪念馆，不愧是有识之士功德无量之义举。19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以美学之贡献而言当首推德国浪漫派，它最早透露了20世纪的美学先兆。但若论时代豪情之强烈、推动历史之进步，则无疑是英国浪漫派，其中尤其是上述三位青年诗人。他与封建复辟势力、社会黑暗和殖民统治不共戴天！而且他们这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并不止于诗歌创作，亦诉诸行动，即鲁迅所说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当年身处“黑暗如磐”的祖国的鲁迅，窒闷于“铁屋子”里，充满急欲要把它凿穿的强烈反抗情绪，因而与上述浪漫主义诗人产生强烈的共鸣。他当年写的《摩罗诗力说》（1907），呼唤“大呼猛进的斗士”，其楷模就是这批“撒旦”式的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拜伦。无独有偶，视“行”甚于“言”的德国文豪歌德亦对拜伦赞美有加，显然这跟拜伦身体力行，最后死在反抗殖民主义的希腊土地上有关。三位青年诗人以拜伦的年龄最大，雪莱小他四岁，济慈又小雪莱三岁。但他们离世时，次序却倒了过来！而最后离去的拜伦，天年也不过36岁！对于文学星空中这一小群彗星式的天才，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无不在赞美之余，深深地感到惋惜。如今，《罗马三月悼诗魂》的作者以其亦喜亦悲的笔调，舒解了读者心中久久难以排遣的遗憾，读之岂不快哉！

《书影月痕》的两位作者毕竟都是阿拉伯语专家，他们自然不会放过机会向读者介绍阿拉伯文学中的精华，首先是那些他们有直接交往的作家。他俩确也没有辜负读者的期盼。除了前面提及的诗人奥贝德教授以外，还向我们推荐了两位世界级的大家——叙利亚的阿多尼斯和埃及的马哈福兹。阿多尼斯也是黎巴嫩一条负载着诸多文化蕴涵的古老河流的名称。从这点可以看出他的气魄及其作品的精神气质。但他有多年的西方（法国）学习背景，还成了巴黎大学的教授，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故他对阿拉伯的传统文化首先持反思态度，称自己“是犹如中国鲁迅那样的批判者”。与此相关，他也崇尚主张价值重估的尼采。不难想象，批判和反抗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同时，他的诗歌形式也是现代的、先锋的，因而是世界的。因此，他先后获得多项重要的国际奖项，包括一项2013年中国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授予的“金羚羊奖”。说来也巧，笔者作为该诗歌节每届组织工作的参与者之一，也是金羚羊奖的评审委员，在投票之前，就听熟了评委们对阿多尼斯的众口一词的高度评价。故在读到《书影月痕》对阿多尼斯的诗和人的评说时，深感共鸣。

《书影月痕》的两位作者曾出使埃及四年。他们与埃及文学的往来最堪欣慰的莫过于与埃及文学泰斗马哈福兹的结识了！这是阿拉伯世界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而他始终平易近人，接近民众，每天上班来回步行，一路上随时与人打招呼搭话，沿途成了一道生动的人文风景。难怪他读到老舍的《骆驼祥子》时喜不自胜，两颗贴近百姓的心很快紧贴在一起。也因此，他很快与这对来自中国的新朋友拉近了距离。最后，他竟然带着因受重伤而颤抖的手为这对中国朋友题词、签名留念。从这些细节中，我们窥见了这位看似平凡作家的不平凡的精神世界。他与以上提及的几位阿拉伯民族精英一样，鲜明地透露出中阿两个伟大古老民族之间的共同的精神情怀。

《书影月痕》全书分为四辑，共60篇。它们包括了作者几十年的散文精华，浸透着夫妇俩几十年在外交和文学上所付出的才华和智慧乃至做人的风范。以上写的不过是随意“点击”，你看已经可以说异彩纷呈。读完它吧，你会收到一个文学和文化、知识和智慧的“大礼包”！

叶廷芳

2017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