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相见牡丹时

洛阳人好牡丹。早在唐、宋时，已是“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每当暮春谷雨花开时节，倾城观花，车马塞途。父亲说，早年他从豫西山区背着行李，跋涉三四天山路到洛阳，再从那里转道省城开封读书时，是多么想看看这国色天香的牡丹啊！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过这样的闲暇与机遇。对父亲的感叹，我只是听听罢了。因为我在北京看到过天坛或中山公园牡丹园中的牡丹，觉得也不过如此。所以，当我读到宋朝诗人邵雍写的《洛阳春》：“洛阳人惯见奇葩，桃李花开未当花；须是牡丹花盛处，满城方始乐无涯”，感到洛阳人也未免太偏执了！牡丹再好，也不能把其他花不当花呀！

说来也巧，今年暮春，我们父子双双接到故乡邀请，出席一个文学刊物的颁奖、座谈和参加牡丹花会。父亲爱花是有名的，而去洛阳观赏牡丹，更是他几十年的夙愿，但不幸他却卧在病榻，不能成行。见我犹豫不决，他反催促我：“去吧，去吧，平时工作忙抽不开身，这次可以利用这难得的机会，请几天假，回故乡看看故乡人、故乡土、故乡花……”

我忽然感到肩头多了许多重负，使我不敢掉以轻心。到洛阳后，我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在火车站买一份洛阳地图。

紧紧张张两三天的颁奖、座谈结束了，这期间还穿插了观赏花灯和豫剧，并用了一天时间参观龙门石窟和少林寺。剩下的，就是参观花会了。我拿出洛阳地图，只见那上面用一朵朵牡丹花标示的花会展出点，竟像繁星一样遍布全城。花潮正盛，时间有限，我该从哪儿看起呢？我想起在市文联工作的海涛，我曾为他们办的文学刊物《牡丹》写过稿，也算有文字之缘吧。对我这不速之客，海涛并未见怪，立即安排车子，陪我直驱花会中心展点王城公园。那里早已是人头攒动，宾客云集。海涛如数家珍，指给我看什么是“魏紫”、“姚黄”、“瑞红”、“赵粉”，什么是“粉娥娇”、“烟绒紫”、“洛阳红”，什么是“凌花晓翠”、“娇容三变”、“酒醉杨妃”，什么是“冰凌罩红石”、“青龙卧墨池”……一朵朵，一株株，一蓬蓬，如翠羽丹霞，婀娜妩媚，光艳照人。那花容之美、花色之多、花事之盛，实实在在令我吃惊。真个是“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为什么司马光不惜“拼湿衣”劝友冒雨观花：“小雨留春春未归，好花虽有恐行稀。劝君披取渔蓑去，走看姚黄拼湿衣”；为什么苏东坡为了观赏牡丹，竟举家自汝南迁居洛阳：“花从单叶成千叶，家住汝南移洛阳”；为什么洛阳人不把桃李花当花，而到牡丹开时，竟“绝烟火游之”的痴迷；也才明白为什么“走遍大半个地球”的老父亲一直为平生竟没有机会看看这“家家魏紫，户户姚黄”的盛景而引为憾事了。

牡丹原产于西北和江南，根可入药，称丹皮，有镇疼、解热、通经、活血之功效。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牡丹就以药用载入《神农本草经》了。它作为观赏植物大约也是始于南北朝而盛于唐。据宋朝吴俶的《异人录》记载，天授二年（690年）武则天诏游后苑：“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百花俱放，牡丹独迟。武后震怒，贬之于洛阳。这则传说揭露了武则天的暴戾残忍，也赞扬了牡丹不畏权贵的刚心劲骨。由此而衍生的“牡丹仙子”的故事不仅在民间广泛流传，还被明清小说大家冯梦龙、李汝珍、蒲松龄写入小说，一篇篇都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颗颗光灿灿的明珠。

正如宋代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所说：“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千百年来，洛阳牡丹同古都洛阳几度坎坷，几度盛衰，恐怕没有人能比出身花农世家，如今是王城公园负责人的王三道体味更深了。他告诉我们，解放前夕，洛阳牡丹稀稀落落只剩下20多个品种，散落在少数人家中。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总理来洛阳视察时，听说牡丹濒临绝境，非常难过。他说牡丹雍容华贵，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要赶快抢救。在周总理关怀下，在洛阳人民和花农们的辛勤培育下，牡丹花族才又绝处逢生，一年年兴旺起来。后来，周总理又几次到洛阳，但都未赶上花期。最后一次是在1973年深秋，他曾感慨地说：“我好像和牡丹无缘吧，怎么老是秋天来呢！”他表示“明春一定来看牡丹！”王三道和洛阳人民一年又一年眼巴巴地又盼了整整三年，想不到盼来的竟是令人心碎的噩耗……

彭龄（右）与海涛摄于洛阳牡丹园（1984年4月）

这次我来洛阳，却听到一则新的传说，说的是在哀悼周总理逝世的举国伤悲的日子里，洛阳人用纸做成一朵朵牡丹，扎成一只只洁白的花圈，汇成一片白色花海，以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忽然人们纷纷闪在一边，让出一条路。大家看到一位花农竟然捧着一盆鲜红的牡丹，默默地走向祭坛。人群躁动起来，人们当即给这株顶风冒雪怒放的鲜活的红牡丹取了一个寓意深长的名字——气死武则天！

俗话说：“养花千日，花开一时。”牡丹虽然脾性粗放，但开得好坏还需精心培育，施肥、松土、灌溉、整形、除叶、分根、嫁接、喷药……一个新品种育成，至少要6—8年。而今，望着这满园130多个品种、2万多株如霞似锦、令人如醉如痴的牡丹，怎能不对王三道这样辛勤的育花人肃然起敬呢？

当晚，我又急匆匆赶回北京。在夜车中，不禁想起唐代诗人温庭筠的诗句：“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虽说来去匆匆，但我觉得，对故乡人、故乡土、故乡花，确确实实多了一份理解与眷念。

（1983年4月于洛阳至北京夜车中）

我们在聆听……

——访纪伯伦博物馆

就像谈起印度文学不能不提到泰戈尔，谈起黎巴嫩文学，就不能不提到纪伯伦。

50年代，我们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偶然从图书馆借到一本纪伯伦的《先知》中译本，立即被书中那深邃的哲理、高远的意境和浓郁的诗情深深吸引了。特别是，这个译本又是出自我们景仰的诗人、作家冰心先生之手。那流畅的文笔、细腻的格调，更使它像一块美玉，熠熠生辉。我们反复吟诵、咀嚼、玩味，简直爱不释手。

欧美的文学评论家们常把纪伯伦的《先知》和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相提并论，共誉为“东方最美妙的声音”。他的另一本论述生命、爱情和友谊的散文诗集《沙与沫》，也堪与泰戈尔的《飞鸟集》媲美。

纪伯伦1883年出生在黎巴嫩北部一个名叫布舍里的山城。父亲是牧人，母亲是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女儿。当时黎巴嫩正处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黑暗统治之下，纪伯伦8岁时，父亲被捕入狱。1895年，纪伯伦11岁时，由于生活所迫，母亲带着他和比他大6岁的哥哥伊德及两个年幼的妹妹，远渡重洋，移居美国波士顿，靠母亲和两个妹妹以女红缝纫谋生。纪伯伦在一家专为外国人开的学校学习。一位女教师发现了他的绘画天才，把他介绍给著名诗人和艺术活动家法尔德·戴。戴鼓励他为一些书籍设计封面，从而开始了他的文学艺术生涯。1898年，他的亲人们坚持把他送回故乡学习阿拉伯语。他在黎巴嫩《觉醒》杂志上发表了最初的诗作，同时仍与戴保持联系，继续为他们画封面。1901年4月重返波士顿时，他的妹妹苏尔妲已死于肺病。次年，母亲和哥哥又相继病故。这接二连三的打击，给他心灵上留下了终生难愈的创伤。他和妹妹玛丽安娜在穷困中相依为命。他仍坚持文学和美术创作，先后发表了《音乐书》、《草原新娘》、《叛逆的灵魂》和《金环》。由于买不起绘画颜料，有时他还不得不充当模特儿，来换取一点买颜料的费用。1908年，他到法国巴黎艺术学院学习，曾得到著名艺术家罗丹的指导。1912年返美后，移居纽约，并陆续发表了《泪与笑》、《折断的翅膀》和《行列圣歌》。1920年4月，他在阿拉伯侨民中组织了文学社团“笔会”，成为本世纪阿拉伯文学重要流派——旅美侨民文学派的创始人。1923年他发表了代表作《先知》。尔后，又相继写出了《沙与沫》、《人子耶稣》和《先知园》等有影响的著作。他的作品强烈地抨击封建礼教，洋溢着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在当时阿拉伯文学和社会以至世界文坛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然而，纪伯伦却一直在贫病中挣扎，1931年4月病逝于纽约，年方48岁。遗体被运回故乡，安放在玛丽·萨尔基斯修道院内。

作者将杭州织锦赠给馆长库鲁兹先生

1981年纪伯伦逝世50周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这一年定为纪念纪伯伦的国际年。1983年纪伯伦诞生100周年时，黎巴嫩又专门组织了“纪伯伦纪念委员会”，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可惜的是，我们来到黎巴嫩时，各种纪念活动都已结束。只是在贝鲁特的各个书店里，显著的位置上仍然陈列着各种版本的纪伯伦著作和文集。

每当我们翻看黎巴嫩地图，目光总不期然地停在黎巴嫩文学巨擘的家乡和他的安息之所——那有着诗一般美丽动听的名字的布舍里。我们多么想去看一看啊！可是，布舍里远在黎巴嫩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离海拔3000多米的科奈特索达大雪山不远。如果时局正常，那儿倒是冬季滑雪、夏季避暑的旅游胜地。但在今天黎巴嫩内乱不已、烽火遍地的情况下，要去一趟，实非易事。我们只好望“图”兴叹，一拖再拖。直到一年之后的今天，趁去特里波利出差之便，才靠了友人的帮助，穿过数不清的路障、哨卡，来到布舍里。

纪伯伦说过：“给我一只耳朵，我将给你以声音。”今天，我们正是带着一颗虔诚的心，风尘仆仆地来聆听、聆听……

布舍里像所有黎巴嫩小巧的山城一样，宁静而安详。大约由于地处偏远和时局动荡，显得十分冷清。以纪伯伦的名字命名的小街横贯全城，街上稀稀落落，几乎没有多少车辆行人。我们费了一番周折，才打听到纪伯伦博物馆。原来它不在城里，而是坐落在城外的半山腰上，有一条岔路直通门前。

这是一长排连在一起的石屋，门窗紧闭，狭小的窗户上嵌着铁条。推开拱形的木门，迎接我们的是博物馆馆长库鲁兹先生。这是一位中年学者，他听说我们来自中国，便一迭声地表示欢迎，让我们在他的办公桌旁的长椅上坐下。这里有英、法和阿拉伯语的录音带，来访的客人都先在这里听一遍录音，然后再进行参观。趁他安放录音带的时间，我们好奇地打量着这间小而简陋的办公兼接待室。这是一间延安窑洞式的拱形小屋，粉白的墙上挂着几幅纪伯伦的速写。其中一幅是两个少女的头像，清癯的面庞上各有一对亮闪闪的大眼睛，流露着少女的天真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那脸盘，那神情，都酷似纪伯伦。无疑，这是纪伯伦为他的两个妹妹玛丽安娜和苏尔妲画的肖像。可惜，这两位天真烂漫的少女都未能品尝到幸福，一位过早夭折，一位一直陪伴着哥哥在贫困中苦斗。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会忘。

一个声音在我们耳旁响起。是的，她们同纪伯伦，同所有贫苦的人们一起流过泪，一起苦熬、苦斗过。她们也像纪伯伦一样，不会被人们忘却。

录音机里传出库鲁兹先生的声音，宽厚而清晰。他简要地介绍了纪伯伦的生平、著述及博物馆的情况。从介绍中，我们才知道，纪伯伦9岁时，曾被一块坠下的山石砸断过肩胛骨，造成右臂终生残疾。而他正是用这只有残疾的手臂，去劳作，去追求，去开拓，去抗争。

在你劳动不息的时候，你确实爱了生命。

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晓了生命最深的秘密。

工作是眼能看见的爱。……

耳旁又响起纪伯伦的声音。他就是带着对生活、对工作的热爱，带着这种执着的热烈的追求，不顾身体的伤残，从这里起步顽强地走向人生的……

听完录音，库鲁兹先生起身领我们参观。博物馆是由修道院改建的，拱形的甬道十分狭窄，两旁一间间修女们做功课的小屋也都辟作一间间展室，陈列着纪伯伦的日记、手稿，墙上挂着他各个时期创作的油画、速写和插图。

我们看着他1901年在巴黎时的自画像，仿佛听见他说：

灵感总是歌唱，灵感从不解释。

当时，他正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风华正茂，又得力于名师罗丹的指导，艺术上不断取得长足的进步。他的油画《秋》就曾获巴黎传统的春季绘画艺术展览银质奖。难怪，罗丹和他的朋友们把他称作“20世纪的威廉·布莱克”。

一间展室的橱窗里，陈列着纪伯伦1921年访问开罗时的日记。另一个橱窗里摆的是《风暴》的手稿，写满厚厚的几大本。我们仔细辨认着那一行行匆匆写下的文字：

……他们说对了，我的确是个极端分子，甚至近于疯狂。……在我心中，有对人们视为神圣的东西的厌恶，有对他们所厌恶的东西的爱。假如我能连根拔除人类的风俗习惯、信仰传统，那我决不会有一分钟的犹豫。

这是《风暴》中“麻醉师与解剖刀”一章的一段文字。他正在用这犀利的“解剖刀”，一层层剥落宗教势力、传统习俗和虚伪法律的维护者及市侩们的外衣。这和《先知》及《沙与沫》的格调迥然不同。

我们听见纪伯伦笑着说：

当生命找不到一个歌唱家来唱出她的心情的时候，她就产生一个哲学家来说出她的心思。

啊哈，是了，从纪伯伦的作品里，你不难找到歌唱家的柔曼轻快，也不难找到哲学家的深邃、雄辩。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甬道上的橱柜里陈列的纪伯伦生前搜集的花插、雕像等等摆设中，竟发现了一对中国的如意。我们问馆长：“这是从哪儿搜集的？”他投给我们一个羞赧的微笑，摇摇头嗫嚅着：“没有留意过……巴黎？纽约？……”忽然，我们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耳旁说：

我们活着只为的去发现美。

是了，也许，它那弯弯的弧线，它那玲珑的造型，不是十分美吗？更何况，它来自东方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我们频频点头，露出会心的微笑。这神情大约也感染了库鲁兹先生，他也为博物馆中陈列着一件使中国客人感兴趣的中国工艺品而高兴。

我们告诉他，中国读者对纪伯伦并不陌生，早在30年代，就有一位中国著名女诗人、作家将他的《先知》译成了中文。

“真的？”他惊喜地问。

我们点点头：“那位女诗人叫冰心。”

“能不能为我们博物馆找一本？”他急切地说。

我们告诉他，来黎巴嫩之前，我们曾在各书店寻找过，都没有找到。冰心女士手边也没有多余的存书，不过，她说过一段时间还会再版。我们答应一俟再版，一定设法送他们一本。

库鲁兹先生领我们沿着弯曲的甬道，来到最里面的一间展室。这里陈列着纪伯伦生前使用的家具：木床、画架、桌椅和一扇雕花屏风。一只破旧的皮包上面用英文写着纪伯伦的姓名和他在纽约的住址。这些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家具，这些破旧得不能再破旧的物件，向我们展示着纪伯伦生前的清贫与穷苦。

看着眼前的情景，我们几乎难以置信。一头是纪伯伦使用的如此粗鄙、破旧的家什，一头是他为人类创造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心头的这杆天平，怎么也难以平衡。

一个声音又在耳边响起；

如果你嘴里含满了食物，你怎能歌唱呢？如果手里握满金钱，你怎能举起祝福之手呢？最可怜的人是把他的梦想变成金银的人。……

从这里，是否可以感悟到人生的真谛？

纪伯伦只活了48岁，但他把全部的生命，都投入了工作。

在你工作的时候，你是一支管笛，从你心中吹出时光的微语，变成音乐。

你们谁肯做一根芦管，在万物合唱的时候，你独痴呆无声呢？

库鲁兹先生告诉我们，1928年，纪伯伦曾想买下故乡的玛丽·萨尔基斯修道院，以便回国疗养。但他为了赶写《土地女神》和《先知园》，仍坚持留居美国。1931年，他预感到生命的灯即将熄灭时，便不顾医生的警告，每日埋头于绘画和写作，用他生命的笛管，吹出使人们心灵震颤的音乐。他逝世的前一天，一位医生去看他，发现他正在病痛中挣扎，立即和玛丽安娜一起把他送往医院。他离开工作室时，还看着自己的双手说：“这双手，在我最后从这里走出去之前，还有许多画要画，许多书要写呢……”

他们认为我疯了，因为我不肯拿我的光阴去换金钱。

我认为他们疯了，因为他们以为我的光阴是可以估价的。

一个人的意义不在于他的成就，而在于他所企求的成就的东西。

我们听着，听着，心海在翻波涌浪。只觉得自己正被一种崇高的精神在陶冶，在净化……

这间展室的一边连着石山，石山上有一个小小的石洞，是纪伯伦停灵的地方。库鲁兹先生打开洞里的壁灯，让我们透过一扇小窗瞻仰纪伯伦安息的灵柩。灵柩很小，漆成白色。我们放轻脚步，生怕侵扰纪伯伦的甜梦。他劳碌一生，直到死后，才由玛丽安娜和他的生前好友们把他送回故乡的怀抱中安息。

临告辞，我们把一幅杭州织锦赠给库鲁兹先生。库鲁兹先生回赠我们一套阿拉伯文新版的纪伯伦两卷集和三幅纪伯伦插画复制品，并殷殷叮嘱我们再去，早日带去《先知》的中译本。

步出博物馆，我们仿佛一下子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

“再见了，纪伯伦，”我们在心中默默地说，“谢谢您这么坦诚，这么真挚，让我们看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想了这么多。在我们离开之前，不知道您对我们这两个万里迢迢来看望您的中国读者有什么告诫？”

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

让今日用回忆去拥抱着过去，用希望拥抱着将来。

你们的理性与热情，是你们航行的灵魂的舵与帆。

一个羞赧的失败比一个骄傲的成功还要高贵。

……

这是一位饱经沧桑的百岁老人慈祥、亲切的声音。

（1984年11月草于贝鲁特，载于《世界文学》1986年第6期）

她就是大海……

假期结束了，我们从北京经贝尔格莱德和雅典转机返回贝鲁特。从雅典机场起飞不久，便飞临地中海上空，舷窗外，一边是波光粼粼的大海，一边是延绵起伏的海岸线。我们一边捧着航空小姐送来的袋装饮料，插上吸管，慢慢吸吮着，一边俯览着机翼下那蓝色织锦缎一般熠熠闪光的大海。忽然，一串珠玑般隽永、瑰丽的诗句从脑海中跃出：

大海啊，

哪一颗星没有光，

哪一朵花没有香，

哪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这是冰心老人书赠我们的条幅上题写的诗句，录自她早年创作的诗集《繁星》第131首。

我们默诵着，假期里会见老人的情景又一一闪现眼前……

年初，从黎巴嫩回国述职、休假，我们便一直惦念着纪伯伦博物馆馆长库鲁兹先生的嘱托：为博物馆找一本冰心先生翻译的纪伯伦散文诗集《先知》。

刚巧，回国不久，便接到作家协会举行迎春茶话会的请柬，我们想，这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在茶话会上向冰心先生陈述原委。谁知道，在茶话会场转了好几圈，也没有见到冰心先生。诗人纪鹏告诉我们，冰心先生摔断腿骨后，已经好几年“足不出户”了。他建议我们到先生家里去找。他说，冰心先生家门上虽然贴着一张“医嘱谢客”的小字条，但你们有要紧事，她不会介意的。

冰心与章谊

我们听了，既感意外，又十分踌躇。一方面挂念着冰心先生的身体，一方面又想尽可能不要给她添麻烦。

听说《先知》已经再版，我们想还是先在书店买买看。然而，我们几乎跑遍了北京大、小书店，都买不到。

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我们向一位40多岁的负责同志求助。她告诉我们：“像《先知》这类书，订数很少，早就卖光了。”

“还来吗？”

她摇摇头，劝我们再到别处找找看。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前的售书亭（那里专卖文学书籍），我们在书架及书柜眼巴巴地找了一圈，没找到，只好问一个20多岁戴眼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冰心翻译的纪伯伦的《先知》？”

他想了想，回答说：“我们这里不卖宗教的书。”

镜片后面，一双眼睛坦诚地看着我们，简直叫人哭笑不得……

去外地开会、参观途中，无论在成都、重庆或武汉，只要有可以由我们自己支配的时间，其他人都去逛市场、买土特产，我们却怀着一线希望，往书店跑，结果都失望而归。

回到北京，有一次去看望臧克家老人时，同他谈起这件事，臧老说：“冰心同志的家远一些，你们年轻，多跑些路没有关系，直接到她家去好了。不要管那门上的字条，那是为了应付不大相干的人的，老人精力有限，要干的事情很多，不得不如此。你们远道而来，又带着外国朋友的重托，她会欢迎的。”他还找出冰心先生的地址、电话，让我们记下来。

看来，事到如今，也只好麻烦冰心先生了。我们按臧老给的地址，给冰心先生写了信，恳请她帮助找一本她译的《先知》，签赠纪伯伦博物馆，并随信寄去宣纸，恳请她按中国习惯，题一幅字，待我们返任时，一并赠给纪伯伦博物馆。另外，还寄去了我们新出版的散文集《而今百龄正童年》，请她指教。

很快收到冰心先生的回信，她欢迎我们前去。由于未见过冰心先生，在约定的前一天，我们特意赶到人民日报社姜德明同志家中，因为他对这些老作家们十分熟悉，我们想向他请教，看望冰心先生应当注意些什么。他笑笑说：“冰心同志腿脚不太方便，但精神很好，每天都坚持读书、写作。你们去她家不要拘束，这位老太太非常和蔼……”

冰心先生的家，在北京市郊区一所高等学府的普通宿舍楼里，据说，这还是1985年才调整的。一位中年女佣把我们让进客厅。客厅大约十三四平方米，一边靠墙放着沙发，墙上挂着吴作人为她画的熊猫，两旁是梁启超手书的对联：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不知道这副对联的由来，但我们觉得这两句话用来形容冰心先生倒很贴切。

墙上靠窗的一边，还挂着一张装在镜框中的国画，画上一个身穿红肚兜的胖墩墩的孩子，背着一只红嘴大寿桃。这是冰心先生80寿辰时《儿童文学》编辑部送的，它令人想到冰心先生从《寄小读者》到《小桔灯》和近年的《三寄小读者》等等几十年来在儿童文学园地中勤奋耕耘的功绩。

沙发对面是老式的橱柜，橱柜前放着一把椅子，它们大概跟随冰心先生好几十年了。橱柜上方的墙上，挂着根据意大利摄影师在周总理患病期间拍摄的那幅著名照片绘的油画。橱柜旁边是书柜。

房间陈设、布置既简朴又素雅，使人感到亲切。

稍候，只见冰心先生扶着助步器（一种铝制的半圆形支架，她说是美国朋友送的）慢慢走来，一边和蔼地笑着：“怎么不坐下？请坐，请坐。”

我们想把她扶到沙发上，她说“我习惯坐高一些”，便在沙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没容我们开口，她笑着说：“《而今百龄正童年》我看完了，写得很好，只是书名让人不太清楚，应当直接写上‘我的父亲曹靖华’……”彭龄不好意思地嗫嚅着：“用第三人称写方便一些。”她依旧笑着：“直接说自己的父亲更亲切。”接着，她又问起我们的经历和家里老人们的情况。她是那样平易、谦和，使我们感到我们探望的不是一位有名的大作家，而是像姜德明同志所说的——一位慈祥的“老太太”。

我们从背包里取出从黎巴嫩带回的纪伯伦的画和纪伯伦博物馆的照片，赠给冰心先生，并向她谈起我们参观博物馆时，馆长库鲁兹先生听说她早在30年代就将《先知》译成中文时既惊讶又兴奋的情景。

冰心先生说：“那是在1927年，我从美国朋友那儿第一次读到纪伯伦的《先知》，很喜欢那些富有哲理、又具有东方气息的文词。我觉得它很像泰戈尔，却又不一样。这大概同他们的出身、经历及社会地位有关。泰戈尔出身贵族，纪伯伦是穷苦人……”

她在为《先知》写的“译本新序”中也曾说过：

我很喜欢这本《先知》，它和《吉檀伽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觉得泰戈尔在《吉檀伽利》里所表现的，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先知》却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中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

她很仔细地听我们谈起纪伯伦家乡布舍里和纪伯伦博物馆的情况，并询问了纪氏的卒年。

接着，她递给我们书赠纪伯伦博物馆的《先知》中译本与墨宝。她告诉我们，这本《先知》是她手边仅存的唯一一本。

我们展开宣纸，上面是冰心先生一行行娟秀的字迹。她抄录的是纪伯伦的《先知》中谈论友谊的一段文字：

让你的最美好的事物，都给你的朋友。

假如他必须知道你湖水的退落，也让他知道你湖水的高涨。

你找他只为消磨光阴的人，还能算是你的朋友么？

你要在生长的时间中找他。

因为他的时间是满足你的需要，不是填满你的空虚。

在友谊的温柔中，要有欢笑和共同的欢乐。

因为在那微末事物的甘露中，你的心能找到他的清晓而焕发的精神。

我们捧着、看着，简直爱不释手。可以想象得出，当我们返回黎巴嫩，将这些珍贵的礼物转交给库鲁兹馆长时，他该有多么兴奋。

冰心先生安详地看着我们，坦诚而又自谦地说：“我的字写得不好，没有专门练过，不知道行不行。”

她谈起当年她翻译《先知》时，原版书上每一节后面，都有纪伯伦自己画的插图。后来出版中译本时，她曾希望将这些插图收入，但出版社嫌麻烦，没有答应。

我们忙问：“将来再版时，能不能把插图收进去？”因为纪伯伦不仅是散文诗大师，也是著名画家，他为自己作品绘制的插图，无疑将更加珍贵。

冰心先生颇有些遗憾地说，她手边英文的原版《先知》已经没有了。我们想，英文原版《先知》不一定好找，但找一本有插图的英文本《先知》还是有可能的。我们立即允诺返回黎巴嫩之后，一定为她找一本带插图的英文本。先生慈祥地点头微笑着，轻轻说：“谢谢。”

在谈到翻译时，她说由于纪伯伦的《先知》是用英文写的，她很喜爱，决定把它译成中文。如果是转译的，她便不会译它，“因为文学作品经过转译，便打了折扣，不一定可信”，“应当对读者负责。”足见她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

告辞时，我们取出相机，问能不能为她照几张相，她依旧慈祥地笑着说：“当然可以。”并把她的女婿陈恕先生喊来，为我们拍了合影……

回到城里，我们立即把冰心先生为纪伯伦博物馆题的字送去装裱，并查阅了我们参观博物馆时记的笔记和相关资料，发觉由于记忆不准确，在回答冰心先生关于纪伯伦卒年的问题时，年代有误。我们忙写了一份纪氏生平概要寄去，并恳请她暇时也能为我们题一幅字。

不几天，便收到冰心先生的回信，信中附着应我们恳求书赠的墨宝——那一串熠熠闪光的珠玑……

飞机在地中海上飞行。

我们隔着鹅卵形的舷窗，俯览着那蓝色织锦缎一般熠熠闪光的大海，一遍又一遍默诵着：

大海啊，

哪一颗星没有光，

哪一朵花没有香，

哪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我们知道，冰心先生爱海。早在1924年6月，她在美国留学期间写的散文《说几句爱海的孩气话》中，就以孩童天真烂漫的口吻“品评”了山与海，抑山而扬海，抒发了对海的挚爱。我们想到她秀慧、文静，又刚毅、倔强的性格；想到她重事业、轻名利，“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风骨；想到她历尽坎坷，却安之若素，豁达、坦荡的襟怀；想到她“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睿智、勤奋，与时代共奋进的精神……不禁感到：她，就是大海……

“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我们想起冰心先生客厅悬挂的对联，心中似有所悟……

（1986年6月草于贝鲁特，载于《文朋诗友》1987年第2期）

天涯尽知音

——再访纪伯伦博物馆

上次我们参观纪伯伦博物馆还是一年前的事。记得那次参观时，库鲁兹馆长听我们说中国著名女作家冰心先生早在30年代就将纪伯伦的代表作《先知》译成中文时，十分惊诧。他一再恳求我们一定设法为博物馆弄一本《先知》的中译本。

其实，我们来黎巴嫩之前已想到这一点，只是没有找到罢了。我们一直惦念着库鲁兹先生的嘱托，这次重返黎巴嫩，我们不仅带来了冰心先生签赠的《先知》中译本和她为博物馆题写的墨宝，还有别的我们尽力搜集到的与纪伯伦博物馆相关的礼物。但是，怎么才能把这些礼物和冰心先生及其他中国作家、翻译家的关爱与祝福送给库鲁兹先生和纪伯伦博物馆呢？

纪伯伦博物馆所在地布舍里，在黎巴嫩北部卡迪斯山谷（圣谷）的尽头。说远，也不算远。我们自己又会开车，如果时局正常，举足就可以前往。但现在，不仅要穿过贝鲁特的“绿线”——横跨贝鲁特市中心的两大教派已持续了近10年之久的武装冲突的交界区。那里处处断壁残垣，形同鬼域。从那阴森可怖、空无一人的通道穿行时，需时时冒着爆发冲突，遭遇炮击和成为武装分子冷枪靶子的风险。那里名为“绿线”，风云突变时就成“鬼门关”。沿途还要经过黎巴嫩政府军、叙利亚派驻的“阿拉伯遏制部队”以及黎巴嫩各派民兵设置的路障、哨卡，使交通变得异常不便。而且，不久前，离布舍里不远的达尼亚镇也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叙利亚驻军还进行了干预，致使局势一直相对平静的黎巴嫩北方也变得像其他地区一样动荡不定。

我们十分踌躇。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这桩未了的心事总时时萦绕心头。随着任期将满，更令我们焦虑不安。

我们试探着向黎巴嫩军方朋友穆罕默德·泽丹上校谈起此事，他仔细听着，尔后微笑着说：“这样吧，你们做好准备，我来帮你们安排。待局势许可时，我通知你们，先到我家里，我陪你们去。”他的家在黎巴嫩北部著名港口城市特里波利（又译的黎波里）南边的卡拉蒙，从那里去布舍里，只需1小时车程。他信息多，又人熟、路熟，有他陪伴，当然是再好下过的事。

正是靠他的帮助，我们才在局势持续动荡的间隙，又一次长途跋涉，穿过贝鲁特市中心的“绿线”和数不清的路障、哨卡，赶到卡拉蒙，然后一同前往布舍里。我们从卡拉蒙出发时，还庆幸局势也像这天气一样“阴转晴”了，不料半途中，却听见远处传来的隆隆的炮声，一丝不祥之感陡然而生。但泽丹上校说：“叙利亚军队可以控制住局势，战火还燃烧不到布舍里，我们抓紧时间，快去快回……”好不容易盼到的这么一次机会，我们都不愿意放弃。

由于泽丹上校事先同库鲁兹先生进行了联系，所以，当我们风尘仆仆赶到布舍里时，他和助手早已等候在市中心的小广场上了。

库鲁兹先生穿一套蓝色的“猎人装”，更显得神采奕奕。只是，一年不见，他两鬓似乎更白了。

他紧握住我们的手，笑着说：“一接到泽丹先生的电报，说有中国客人要来博物馆，我就猜想到一定是你们。在这种时候还赶到这里来，实在太感谢了……”

他领我们穿过市区，显然，由于局势动荡，大多数商店已经歇业，一路上偶然见到的行人，也都神色慌张，脚步匆匆。往日平和、安详的小镇，笼罩在一种大难临头的紧张、无助的气氛之中。

我们终于又来到小镇外半山腰上的纪伯伦博物馆。还是那拱形天花板的办公兼接待用的小屋，还是那简朴的木板条儿钉的长凳。粉白色的墙上，依旧挂着纪伯伦的画像。纪伯伦正含着微笑，用亲切、和蔼和含有一丝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仿佛在说：“哈！又见面了，远方的朋友。只不过，不该在这样的时候……”

就像前一次一样，这里的一切都那样朴实、自然、熨贴，使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即使炮声还在远处轰响，这里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我们紧紧吸引着，让我们暂时忘却了担忧与不安。

纪伯伦曾说过：

我是那坚实的植物的种子，在我们的心成熟丰满的时候，就会交给大风纷纷吹散。

啊，纪伯伦，我们多么想告诉你，你的作品，正像你所说的你的“成熟丰满”的心所孕育的“坚实的植物的种子”，借着风的翅膀，已经传播到全世界。全世界，无处没有你的朋友、你的知音。在中国，你的作品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从30年代著名女作家冰心先生翻译的《先知》，到如今80年代，依旧常常散见于中国各种文学报刊。你的名字，为几代中国读者所景仰、所熟知。

我们怀着对纪伯伦的深深的敬意，把带来的礼物一一转赠给库鲁兹先生。

“这是冰心先生签赠的《先知·沙与沫》。”

我们告诉他：冰心先生是著名的诗人、作家，《先知》经她译成中文后，便广泛流传。她的译笔明丽、晓畅，不仅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内涵，还保持了原著质朴又华美的风格。该书从30年代初版起，就被中国广大读者视为瑰宝。1981年，它与冰心先生译的另一部纪伯伦的散文诗集《沙与沫》合辑重版后，很快就脱销了。再版一发到书店，同样被抢购一空。这一本，还是冰心先生自己留存的唯一一本。

库鲁兹先生接过去，翻开扉页，上面有冰心先生用她清秀的字体亲笔题签：赠给黎巴嫩纪伯伦博物馆。

“请告诉我，冰心女士是哪一年翻译的《先知》？”库鲁兹先生问。

“1931年，”我们指给他看冰心先生初版短序后面标注的年份。

“啊，那是纪伯伦逝世的同一年！”库鲁兹先生说：“这大概是纪伯伦著作的最早的译本了。请你们代我们谢谢冰心女士，谢谢她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做了这么有意义的事——不仅自己是纪伯伦的知音，而且，通过她的译笔，又把纪伯伦介绍给千千万万中国读者，让他拥有千千万万个知音……”

“这是冰心先生按中国的传统习惯亲笔题赠的卷轴。”

我们解开卷轴的丝带，慢慢展开。卷轴上是冰心先生特意抄录的纪伯伦《先知》里《论友谊》中的一段：

让你的最美好的事物，都给你的朋友。

假如他必须知道你潮水的退落，也让他知道你潮水的高涨。

你找他只为消磨光阴的人，还能算你的朋友么？

你要在生长的时间中去找他。

因为他的时间是满足你的需要，不是填满你的空虚。

在友谊的温柔中，要有欢笑和共同的欢乐。

因为在那微末事物的甘露中，你的心能找到他的清晓而焕发的精神。

我们根据库鲁兹先生上次赠给我们的阿拉伯文版《纪伯伦两卷集》，把这段话事先用打字机打印出来，和卷轴一起交给库鲁兹先生。

库鲁兹先生说：“冰心女士从纪伯伦的著作中，特地选出《论友谊》中的这一段，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恰恰证明，黎中两国作家和人民是心心相通的。”

另外，我们还把在使馆找到的《中国女作家作品选》英译本（那上面有一篇冰心的小说）和刊登着冰心先生访问记的英、法文版《北京周报》一并交给了他。这些是当时我们能找到的仅有的有关冰心先生的外文资料了。

“这是我们北大学习时的同窗、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仲跻昆翻译的纪伯伦的《泪与笑》。”

库鲁兹先生接过去，发现扉页上有跻昆学长用阿拉伯文书写的题赠，格外兴奋。

我们告诉他，纪伯伦的《泪与笑》同样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一出版就卖完了。和冰心女士一样，这本书也是译者手边唯一的一本，本来准备自己留存的，但听说我们还要到博物馆来，便毫不犹豫地托我们把它送给博物馆，他说这样比他自己保存更有意义。

我们还告诉库鲁兹先生，我们在国内休假期间去看望著名诗人纪鹏先生时，看到他正阅读的一本《泪与笑》上画满了记号。他是在以纪伯伦为师，潜心研读呢。

“我想，纪伯伦如果知道他有这么多的读者、朋友与知音，一定会高兴的，”库鲁兹先生感慨地说。

“啊，这是一本《世界文学》杂志及其主编高莽先生写给博物馆的信与译文。”

我们告诉库鲁兹先生，这本《世界文学》上刊登着黎巴嫩著名作家米哈依尔·努埃曼写的关于纪伯伦的传记文学的片断。高莽先生知道我们很快要返回黎巴嫩时，便托我们把它转赠给博物馆，同时还亲自写了信，表示中国广大读者对纪伯伦的爱戴与景仰。我们还告诉库鲁兹先生，高莽先生本人既是翻译家、作家，也是画家，他不仅欣赏纪伯伦的文学作品，也欣赏纪伯伦的画作与插图。

库鲁兹先生把这些礼物一件件接过去，一一摆在办公桌上，兴奋得脸色通红。

他拿起冰心先生的卷轴，细细地看那木轴，看那绢面。他说：纪伯伦生前珍藏着一对中国的玉雕如意，说明他十分喜爱富有东方韵味的中国手工艺品。这么精致的卷轴，他也一定会喜爱的。

库鲁兹先生看着冰心先生清秀的字迹和红色的印章，感慨地说：“我会阿拉伯语、英语、法语，看来，还得学学中文，那样，便可以直接看懂这些书、信和冰心女士的珍贵的手迹了……”

库鲁兹先生的助手煮好了红茶，他一边招呼我们喝茶，一边指着桌上的礼物说：“这是纪伯伦博物馆建馆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了。它的珍贵，不仅在于它们本身的价值，更在于它们代表着黎中两国作家、两国人民执意追求的理想、信念与友谊。”他说：“这些礼物作为两国作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象征，将同纪伯伦的文物一起，永远保存在博物馆中。”

面对这些礼物，库鲁兹一脸兴奋，却又难掩内心的不安。他搓着双手，为难地说：“在这种时候，你们能来博物馆，我们已经很感激了。而你们又为博物馆带来这么多珍贵的礼物，我们却想不出有什么可以回赠。由于局势突变，小镇差不多变成空城，店主们也早把货物运往外地，闭门歇业。博物馆为避免战祸殃及，也已将大部分馆藏整理装箱，准备运往安全的地方……”我们原本也并未想到要什么“回赠”，只是想乘我们在黎巴嫩工作之便，为两国文化交往略尽绵薄之力。

由于博物馆地处镇外，隆隆的炮声更加清晰。博物馆还正忙着转运藏品，我们想起冰心先生想要一本有插图的英文版《先知》。那是我们上次回国述职、休假，去看望冰心先生时，将库鲁兹先送的纪伯伦亲笔插画的大幅复制品转赠给她，她说：“《先知》中译本初版是插图本，后来的版本都不是了……”她对此感到遗憾。我们问：“以后再版能否补入？”她摇摇头：“可惜手头已经没有英文原版插图本了。”我们想，初版的《先知》英文插图本不一定找得到，但在黎巴嫩，带插图的英文版《先知》却不难寻觅，便允诺回黎巴嫩一定为她找一本。当我们试探着问库鲁兹先生时，他忙说：“有，有。”稍停，又迟疑着问：“不过，这作为回赠，太轻了吧？……”我们笑着讲了中国“千里送鹅毛”的谚语。他笑着，忙让助手取来几本英文版《先知》：白脊、黑面，封面上有一个纪伯伦的圆形贴金的图案。书的一边还是毛边的，书中有十余幅纪伯伦自绘的插图。这是博物馆专为馈赠印制、装帧的“豪华版”，古朴、素雅、大方，难怪市面上未曾见过。我们喜出望外，对库鲁兹先生说：“这就是最好的回赠！”库鲁兹先生也高兴地笑了。

他拿起笔，在书的扉页上一一为冰心、高莽、跻昆题写了赠言。他为冰心先生题写的赠言是：

彭龄将冰心亲题的纪伯伦《论友谊》卷轴赠给纪伯伦博物馆馆长瓦希布·库鲁兹

尊敬的冰心女士：

您给纪伯伦博物馆的赠礼，是最有价值和最宝贵的。我们将把它陈列在纪伯伦文物旁。

在您的手迹前，我看着它，感到岁月的流逝、生命的深邃和您眼中闪烁的中国古老文化的智慧的光辉。我热爱中国的古老文化，并努力从中汲取营养。您对纪伯伦的《先知》的重视，在他逝世不久的同一年里就将它译出，正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价值和您的睿智的明证。

我毫不怀疑，您给我和博物馆的赠品，将是最深刻、最根本的人类共有的文化联系着我们大家的最好的纪念。只有深刻的、人类共有的文化，才能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并促进他们的团结。

向您表示由衷的敬意！

布舍里，纪伯伦博物馆

馆长　瓦希布·库鲁兹

1986年7月12日

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在库鲁兹先生书写赠言的时候，我们一边喝着红茶，一边环顾着这间小小的办公兼接待室，目光又不期然地停在纪伯伦的画像上。

清癯的脸庞，两撇短短的胡须。那深邃的目光，那刚毅的嘴角，依归含着微笑，正亲切、和蔼地注视着我们。

我们仿佛听见他轻轻地说：

有人只有一点财产，却全部都给人。

这些人相信生命和生命的丰富，他们的宝柜总不空虚……

纪伯伦，你一生清贫，清贫得像个乞丐。而你又如此慷慨，倾你所有：你的智慧，你的生命，“全部都给人”。所以，你才拥有这样多，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朋友与知音……他们找你，绝不是“只为消磨光阴”，而是为找寻与结识你那“清晓而焕发的精神”。

（1986年7月草于贝鲁特，1987年2月改于北京。载于1987年2月22日《文艺报》）

希腊魂

1960年6月，魏巍同志访问希腊，带回了一组传颂一时的组诗《橄榄树》。他在其中的《登雅典卫城》一诗中写道：

我面前有一支高高的旗杆，

它兀立在几十丈高的悬崖之上，

想当年格列索斯就从这里冲上城头，

这就是他把卐字旗撕碎的地方！

马诺利斯·格列索斯是希腊著名的民族英雄。

20世纪30年代末，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结成“轴心”，欧洲和巴尔干上空布满战云。1940年法国沦陷，墨索里尼站在希特勒一边公开宣战之后，巴尔干半岛形势一触即发，希腊岌岌可危。果然，这年10月，意大利侵占阿尔巴尼亚后，便把黑手伸向了希腊。当时，希腊首相梅塔克萨斯将军拒绝了意大利的最后通牒，并亲自担任总司令，指挥希腊陆军胜利地越过阿尔巴尼亚边界，给墨索里尼以沉重打击。但是，1941年1月梅塔克萨斯将军去世之后，优柔寡断的银行家亚历山大·科里济斯继任首相，形势便急转直下。4月6日，希特勒为渡海进攻北非进行准备，在进攻南斯拉夫的同时，也向希腊发动了进攻。两周之后，希腊军团司令特索拉科格罗向德国军队投降，希特勒随即任命他为希腊傀儡政权总理……

但是，古希腊温泉关和马拉松战役的英雄们的后代，向来把独立、自由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的希腊人民，是绝不肯俯首贴耳地充当亡国奴的。以希腊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抵抗运动，在敌后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为抗击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军事占领作出了贡献。

当时，希腊已经被瓜分和肢解：德国的盟友保加利亚兼并了希腊的马其顿东部和色雷斯西部；意大利控制了首都雅典和希腊大部；德国人自己除控制希腊北部、克里特岛西部之外，还控制着希腊的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雅典卫城，是希腊首都的制高点，自然由德国法西斯军队亲自把守。卫城上，那面纳粹德国的卐字旗像一团沉重的阴云，压在希腊人民的心上，那是国家、民族屈辱的象征。多少人一看见它，就暗自伤心落泪，甚至走路都低着头，不愿向他们心目中的圣地、那有着帕提侬神庙的古卫城看上一眼……

然而，这一年5月30日早上，不知道谁无意中瞥见，卫城上，在晨风中迎着初升的朝阳高高飘扬的，不是希特勒的卐字旗，而是一面崭新的希腊国旗。

人们迸着喜悦的泪花，奔走相告，倾城欢腾。

德、意法西斯惊恐万状，一面驱赶街头涌动的人群，宣布“全城戒严”；一面气急败坏地把那面希腊国旗降下来，重新升起瘟神般的卐字旗。

但是，那面希腊国旗却高高地飘扬在希腊人民心中。

它像火一样，烧尽了希腊人民心中的悲观与失望，唤起了他们抗击法西斯占领者的决心和勇气。

雅典卫城坐落在雅典城南一座150多公尺高的石灰岩山顶上，山势陡峭，四周又环以壁陡的城墙，像是高耸于悬崖绝壁之上。而守卫它的，又是纳粹德国的军队，徒手攀登上去，谈何容易！但是，为了打击侵略者的气焰和振奋希腊人民的民族精神，希腊人民抵抗运动批准了这个大胆的行动。它向全世界宣布：希腊不死！反抗的火种依旧高燃在人民的心中！两位青年怀着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的决心，在同伴们的协助下，经过周密的计划与安排，乘暗夜悄悄从城堡东面攀上了卫城，扯下卐字旗，从怀中掏出那面崭新的希腊国旗，把它高高地升起……

这两位青年的名字是：马诺利斯·格勒索斯和阿波斯托罗斯·桑塔斯。

我们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从卫城西面的山门一步步登上卫城。然后，由西而东，绕过雄伟端庄的帕提侬神庙，直到最东面。我们从高高的石墙上探出头去，下面是几十丈高的笔陡的悬崖。据说，当年格列索斯和桑塔斯正是抱着同法西斯占领者不共戴天的复仇决心，出乎敌人意料地从地道来到卫城下，又一起攀上卫城的。离城墙20多米处，竖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一面白底蓝道的希腊国旗正在阳光下、晨风中轻轻飘卷……为了升起这面象征着希腊自由、独立的旗帜，希腊人民付出过多少血的代价！

当时，希腊存在两个政府：一个在希腊本土，是德、意法西斯豢养和扶持的伪政权，早已为人民所不齿，虽然频繁更迭，除去一小撮附敌分子之外，收买不去半点民心；另一个先在埃及，后在英国，是希腊国王领导下的流亡政府，它虽然得到国际上的承认，但对希腊人民反法西斯占领的斗争并未起到多少值得称道的作用。在国内真正领导希腊人民进行艰苦斗争的是希腊共产党所领导的抵抗运动。他们在斗争中日益壮大，1942年成立了与各党派联合的政治组织“民族解放阵线”（FAM），并建立了“民族人民解放军”（ELAS），将反对德、意法西斯占领的抵抗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同年11月，抵抗运动破坏了重要的交通枢纽戈戈波塔摩斯的铁路高架桥，引起德、意法西斯占领军的震惊。1943年年中，有着“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元帅统率的德国远征军在埃及阿拉曼战役中被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国军队打败后，入侵北非的德、意法西斯军队被肃清，英、法盟军腾出手来反攻南欧。后来，抵抗运动在英国军队的胁迫下，被迫交出武器，国王乔治重新返回雅典执政，开始了希腊战后政治动荡、经济紊乱的困难时期……

魏巍同志访问希腊的时候，希腊仍处在“黑云紧接着黑云，又遮住了希腊的地面”，“小胡子警察比苍蝇还多”的时期，许许多多当年英勇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抵抗运动战士被流放和监禁。我们从他带回的《橄榄树》组诗里得知，有一次，他去那“掩埋着几百战士的躯体”的青草地上，想凭吊这些为反抗法西斯而牺牲的烈士时，竟遭到这般境遇：

我怀着深深的悼念向前走，

忽然又被警棍拦住——

据说是，要拜谒死者，

还要经过希腊的警察局！

在他访问希腊的前一年，即1959年夏天，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把希腊国旗插在雅典卫城上的民族英雄马诺利斯·格列索斯，也竟被以“进行颠覆活动”的罪名判刑。这一事件，曾引起希腊和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和抗议。魏巍同志心情沉重地吟道：

多少英雄的子弟被囚禁在海岛，

谁忍心去细看你那美丽的山河！

在德、意法西斯黑暗统治下没有屈服的希腊人民，自然也不会向本国的黑暗统治屈服，他们相信，那些囚禁希腊人民英雄子弟的海岛“终究要变成圣地”……

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来时，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历史是公正的。40年代的希腊抵抗运动终于得到了正式的承认。而且，希腊人民在这20多年的岁月中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国家，特别是大量引进技术和资金，使希腊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农业并举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500美元迅速上升到4000美元。这样高速的发展，在希腊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雅典卫城旗杆旁，我们看到一块镶嵌在石壁上的铜牌，上面用希腊文铭刻着1941年5月30日马诺利斯·格列索斯和阿波斯托罗斯·桑塔斯在这里降下法西斯德国的卐字旗，升起希腊国旗的事迹。这是1982年希腊社会党政府执政后设立的。

两位教师模样的人领着一队十四五岁的少年来到旗杆下的铜牌前。我们让到一边，只见少男少女们围成半圆，仔细听着一位20多岁的妇女讲解，有的还拿出小本子在记。我们通过翻译，知道他们是雅典一所中学的学生，由老师领着来这里上历史课。

我们默默地站在一旁，虽然女教师的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但她和学生们严肃认真的神情却使我们感动。

历史是要一代一代人时时温习和传承的，这样才能以更坚定的步伐走向未来。

我们仰望着高高的旗杆上那迎风舒卷的希腊国旗，又想起魏巍同志当年含着激愤写下的诗句：

是谁唱永恒的太阳把海岛变成金，

这里除了太阳，一切已经消沉；

今天我要同诗人高声辩论：

古希腊依然是普罗米修斯的灵魂！

这一节诗的前两句，是引的拜伦《哀希腊》中的诗句。

我们想，今天，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那高高的旗杆上迎风飘扬的国旗，正代表着希腊民族不屈的灵魂。

（完稿于1987年7—8月，载于1989年7月5日《中国旅游报》）

追寻拜伦的足迹

海神庙位于雅典东南70公里的萨罗尼克湾的顶端，是公元前5世纪建造的。

相传，古希腊的第一个城邦雅典兴建时，海神波塞冬和智慧女神雅典娜都希望充当它的守护神，双方争执不下，不得不靠斗智裁决。在俯瞰这新城邦的卫城上，波塞冬气势汹汹地用手中的三叉戟一下一下敲击岩石，海水应声奔涌而至。雅典娜却不慌不忙随手撒下一把把种子，一株株橄榄树破土而出，排排绿浪自上而下迎着海水冲去，海水落潮般哗哗退去。雅典娜胜利了，在宙斯与众神见证下，充当了这第一个城邦——雅典的守护神。

看来，古希腊人并不以成败论英雄。他们在雅典卫城上为那场智斗的胜利者雅典娜修建帕提侬神庙的同时，也在萨罗尼克湾为战败者波塞冬修建了海神庙。

当然，希腊人也知道，他们这个多山、面海的半岛国家，出出进进，无论通商或作战，都免不了同大海打交道。要想求得对出海的商船、战船的庇护，也不能怠慢了海神。

我们来希腊之前，还听说过同海神庙有关的另一则传说：

相传，米诺斯王统治克里特岛的时代，他依仗着人首牛身的妖怪称霸海上，要挟雅典王爱琴每年向他进贡童男童女，这些人一走进他的“迷宫”，即为人首牛身妖怪所害。为了制服妖孽，爱琴王的独子和继承人忒修斯主动要求把他当作童男进贡。行前，他与父母商定：如果平安返回，便将船上的黑帆换成白帆；如果不换，便是他遭遇了不幸。

忒修斯在“迷宫”里得到阿里阿德涅公主的帮助，杀死了妖怪，胜利返回。但是，他们沉浸在得胜的喜悦里，竟忘记出发前的约定——将船上的黑帆换下。爱琴王在海神庙前，一边祈求海神保佑忒修斯平安，一边焦虑不安地向海上眺望。

忒修斯的船队归来了，但为首的那艘大船的船头赫然悬挂着黑帆。爱琴王以为王子被害无疑，悲愤交加，转身投入大海。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爱琴王，便把这海称作爱琴海。

不过，我们来萨罗尼克湾瞻仰海神庙，却并非因为这些有趣的传说，而是为了追寻19世纪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一位献身希腊民族独立事业的战士乔治·戈登·拜伦的足迹。

拜伦，是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们喜爱的诗人。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曾满腔热情地介绍了一批19世纪“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即“反抗”）诗人。其中，就有拜伦。鲁迅先生在《坟·题记》中说：“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鲁迅先生的青年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封建买办势力勾结，加紧掠夺和控制中国，使中国由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急剧滑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风雨飘摇的年代。鲁迅先生毅然放弃了科学救国的思想，决心用笔唤醒民众。那时的中国多么需要像拜伦这样的“摩罗”诗人的读了使人振聋发聩、“心神俱旺”的作品啊！

希腊海神庙

我们读拜伦的诗歌时，中国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的“我是剑，我是火焰”的“叫喊和反抗”那火一样的激情，也同样令我们“心神俱旺”。这不单单是因为拜伦是一位诗人，更主要的是他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战士。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其实，那时Byron（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助希腊独立。”（《坟·题记》）

拜伦只活了36岁，他把他一生最好的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正如他1824年4月19日临终时在希腊的梅索朗吉昂所说：“我已把自己的时间、资财和健康全部献给了希腊，现在连生命也献给了它。”正是他的这种为推动希腊民族解放献身的精神，使他同希腊民族的历史融为一体。

拜伦出生在英国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性格刚直、豪爽，喜剑技与马术，颇有一股豪侠气度。他在大学里受到启蒙主义思想的熏陶，对英国的贵族社会产生强烈的反感。在学生时代，他就翻译了古希腊三位悲剧大师之一的埃斯库罗斯的名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对古希腊的文化推崇备至。毕业后，他又用了三年时间，到南欧作了一次旅行。他瞻仰了古希腊文明的风采，也目睹了希腊人民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奴役下的悲惨现实。他在旅途中写的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热情歌颂了希波战争时温泉关和马拉松战役中的古希腊的英雄。同时，他也对希腊可悲的现实感慨万端：

美的希腊！光荣的残迹，使人心伤！

逝去了，但是不朽；伟大，虽已消亡！

有谁来领导你一盘散沙的后裔，

起来挣脱那久已习惯了的罗网？

当时，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正方兴未艾。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开始向下坡路滑去。欧洲英、法等列强和沙皇俄国都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妄图取而代之。特别是沙皇俄国，不断作出愿意协助“解放”巴尔干人民和“拯救”东正教徒的姿态。希腊的统治者由于自身的软弱，无力团结和领导早在希腊各地特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奋起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把民族独立的希望寄托在依靠外国、特别是沙皇俄国的援助上。拜伦不得不大声疾呼：

世世代代做奴隶的人们，你们知否，

谁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自己动手；

必须高举起自己的右手，才能战胜，

高卢人或莫斯科人岂会对你们公正？

拜伦奔走呼号，唤起欧洲舆论对希腊的关注，也为后来的希腊军民的武装起义在精神上、物质上作了准备。就在他那部有着广泛影响的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发表的第二年，即1814年，希腊的革命团体菲力克·赫特里（友谊社）重新恢复，并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共同提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宗旨。这标志着希腊民族的新的觉醒。经过几年的准备，1821年，在“友谊社”的推动下，希腊军民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起义，解放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等大片国土。次年11月，成立了国民议会，宣布希腊独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自然不甘心希腊脱离帝国的版图，它网罗各方力量，对希腊军民进行反扑。在这种情况下，拜伦毅然离开他寄居的意大利，1823年7月，他携带枪械、战马、药品和大量资金亲援希腊。次年1月，他们摆脱了土耳其军队的追捕，抵达希腊政府所在地梅索朗吉昂。

鲁迅先生曾特别赞赏过拜伦那幅“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的肖像”。据说，当年拜伦抵达梅索朗吉昂时，正是这身打扮：身着半敞胸的绯红色衣服，头上裹一块长长的花巾，一端从左颊垂下，直至胸前，手按刀柄，英姿飒爽。拜伦的到来，对希腊军民是极大的鼓舞。他们以军礼对他进行了隆重的接待。他被授予“起义军总司令”的称号，同希腊军民一起，在艰难困苦中搏斗。

艰苦的环境损害了他的健康。起义队伍内部派别斗争也十分激烈，直接影响着希腊民族独立事业的成败。而这些，又都不是仅靠拜伦个人的努力与影响所能克服的。当时，不少友人都劝他离去，他却执意留在希腊。

他在《哀希腊》中写道：

在戴了枷锁的民族里坚持，

博不到名声，也大有意义：

只要能感到志士的羞耻。

歌唱中，烧红了我的脸皮，

为什么诗人留在这里受罪？

给希腊人一点羞，给希腊人一点泪。

鲁迅先生说，拜伦对于“戴了枷锁”的希腊，“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这痛心疾首，含血、含泪吟出的诗句，正出自于他对希腊人“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的凝重而又深沉的情感啊！

病魔摧残着拜伦的身体。1824年4月，他外出遇雨，疟疾复发，终卧床不起。弥留之际，他还高呼：“前进！前进！”……

在拜伦精神的鼓舞下，梅索朗吉昂的军民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攻下，坚持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梅索朗吉昂保卫战……

今天，拜伦这种为支援民族解放事业义无反顾、死而后已的精神，依然为全世界人民所称道。

1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来到希腊萨罗尼克湾的海神庙，终于在一根白色的大理石柱上找到拜伦当年用端庄的手写体亲手刻下的“G.Byron”的字样时，心潮怎能不像爱琴海的海潮一样汹涌澎湃呢？

相传，1820年，拜伦来到雅典，原想看一看卫城上的帕提侬神庙，但他远远地看到卫城上飘扬的不是希腊国旗而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旗帜时，便愤然离去。后来，他来到海神庙，在这根石柱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站在海神庙前，遥望着碧波万顷的爱琴海。啊，拜伦，今天，可以告慰你的是：希腊已经获得了独立。雅典卫城上，高高飘扬的不再是占领者的旗帜，而是你曾为之奋斗一生的、象征着一个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希腊国旗！

（写于1987年4—5月间，载于1987年6月2日《羊城晚报》）

罗马三月悼诗魂

离开北京时，天阴欲雪，穿着毛衣裤和皮夹克去机场，还有些瑟缩。待到了罗马，南欧三月，正春光烂漫，毛衣裤、皮夹克显然已不合时令，赶忙换上一袭轻便的春装。

来罗马，除了想看看古罗马的建筑和文艺复兴时代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贝尔尼尼等艺术大师们留下的绘画、雕塑等人类艺术的瑰宝之外，并无他求。不料在游览罗马市中心的西班牙广场时，了解到三位一体山教堂脚下广场边上的一幢小楼曾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浪漫诗人济慈的居所，现已辟作济慈、雪莱、拜伦三位同时代的英国诗人的展览馆，不禁喜出望外，特意挤出时间去参观，拜谒我们学生时代就仰慕的这三个早逝的诗魂。

西班牙广场是1725年修建的。广场中央著名的古舫喷泉，是文艺复兴时代著名艺术家贝尔尼尼的父亲彼得罗·贝尔尼尼的作品。广场后面有一个137级的巨大的艺术石阶，直通向三位一体山教堂。据说这个艺术石阶是由一位名叫埃蒂纳·高菲尔的法国外交官捐助的，它的设计师斯佩基因设计建造了西班牙驻罗马教廷大使官邸而闻名，这个广场也被叫成了西班牙广场。几个世纪来，西班牙广场一直是罗马最繁华的商业区，它附近有许多珠宝店、古玩店、高档服装店及艺术画廊。拜伦、李斯特、歌德、司汤达、巴尔扎克等著名艺术家、诗人、作家旅居罗马时，都曾在附近的街区居住过。

济慈居住过的这座粉红色外墙的三层小楼，是与广场同时修建的。1906年，由意大利的济慈、雪莱、拜伦三位英国诗人的崇拜者集资，将济慈当年居住过的第二层买下，辟作展览馆。

济慈、雪莱、拜伦所处的时代，正是19世纪初叶欧洲大动荡的时代，一方面，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浪潮正席卷整个欧洲。另一方面，欧洲世袭的封建贵族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与各种反动的势力相互勾结，建立“神圣同盟”，进行疯狂反扑。这三位才华横溢而又富有正义感的诗人，用他们的笔写下了大量歌颂光明、抨击黑暗的诗篇。尽管他们都英年早逝，为世界诗坛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然而他们的作品的影响，却远远超越过他们生活的时代，成为全人类文学宝库的一部分。

这三位诗人中，年龄最长的是拜伦。他于1788年出生在伦敦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学生时代便开始写诗，并出版诗集。1803年大学毕业后，曾游历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饱览异国风土人情。回国后写出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从此蜚声诗坛。他早年便投身政治运动，1812年，他以世袭议员的身份在上议院发表演说，为英国纺织工人辩护。同时，还写政治讽刺诗抨击英国统治者，遭到上流社会的忌恨。1816年，拜伦终因不堪忍受上流社会对他的毁谤与攻击，愤然去国，迁居意大利。这年3月他写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借这位希腊神话中因偷天火给人类而触怒天神宙斯，被绑在高加索的悬崖上遭秃鹰啄食的蒙难的神祇的形象，吐露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愤懑：

作者在罗马西班牙广场古舫喷泉旁

那郁积胸中的苦情一段，

它只能在孤寂时吐露，

而就在吐露时，也得提防万一

天上有谁听见，更不能叹息，

除非它没有回音答复。

巨人啊！你被注定了要辗转

在痛苦和你的意志之间，

虽然不死却要历尽苦难……

然而，他并没有因为流亡国外或提防万一“有谁听见”而沉默。他在同年写给他的好友托马斯·糜尔的一首诗中骄傲地宣称：

爱我的，我致以叹息，

恨我的，我报以微笑，

无论头上是怎样的天空，

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

拜伦移居意大利期间，不仅参加了烧炭党人抗击奥地利占领者的斗争，而且还站在了反对以“神圣同盟”为代表的全欧洲反动势力的前列。他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期间他写了历史剧《马利诺·法列洛》、诗剧《该隐》、长篇诗体小说《唐璜》和大量的抒情诗及政治讽刺诗。由于他的作品有力地支持了席卷欧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在一定深度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使他成为当时欧洲文学界的一面旗帜。鲁迅先生盛赞他的作品“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并在《摩罗诗力说》中向仍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的读者们满腔热忱地介绍了拜伦这样一批“摩罗”（反抗）诗人的令人“心神俱旺”的诗作。

提起被恩格斯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雪莱，不能不令人想起他的“如果严冬已经来到，难道春天还会远吗？”的名句。雪莱生于1792年，小拜伦四岁。1811年，他因发表《无神论的必然性》被牛津大学开除。1812年，他赴爱尔兰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后来，由于迷恋社会哲学家威廉·葛德文的女儿玛丽，与之私奔。他的无神论、激进思想和“不道德行为”，自然为英国的贵族社会所不容，不得不流亡国外。1816年，他与玛丽及玛丽的妹妹克莱尔旅居瑞士时，在日内瓦湖畔结识了拜伦。这次相遇，不仅使两位诗人结为知己，还使拜伦与玛丽的妹妹克莱尔之间产生了一段罗曼蒂克的恋情。以至两年后，他同妻子玛丽移居意大利时，不得不带上克莱尔和她的私生子——与拜伦的那一段恋情的结晶。这段爱情纠葛不知后来如何了断，只知雪莱在意大利生活得并不愉快，他深感移居他乡的那种被人遗弃的痛苦与寂寞。然而，正是在这种常人难以忍受的困境中，他写出了生平最伟大的几部作品：《伊斯兰起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钦契》、《1819年的英国》、《给英格兰人的歌》，以及《西风颂》、《致云雀》、《云》等瑰丽多彩的抒情诗。

向上，再向高处飞翔，

从地面上你一跃而上，

像一片烈火般的轻云，

掠过蔚蓝的天心，

永远歌唱着飞翔，

飞翔着歌唱……

雪莱1820年写的《致云雀》，曾鼓舞过多少向往自由、追求光明的心灵去搏击，去奋进，去像云雀那样，倾吐着“酣畅淋漓的乐音”。

雪莱是1822年乘船在意大利海面上遭遇风暴不幸罹难的。他在前一年写的《哀歌》中，似乎已经预见到自己的不幸：

哦，时间！哦，人生！哦，世界！

我正登临你最后的梯阶，

战栗着回顾往昔立足的所在，

你青春的绚丽何时归来？

不再，哦，永远不再！

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向上，向上，“像一片烈火的轻云／掠过蔚蓝的天心／永远歌唱着飞翔／飞翔着歌唱”的云雀。

三位诗人中最年轻的是济慈。他生于1795年，却于1821年2月先于拜伦和雪莱离开人世。济慈出身贫苦，早年曾当过学徒。读书时深受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等人作品的影响，热衷于诗歌创作。1816年冬，雪莱自瑞士回国后，经友人李·亨特介绍，结识了雪莱。雪莱十分关心济慈的诗歌创作，在雪莱帮助下，济慈于1817年出版了处女作《诗歌》。后来，他又陆续发表了《恩底弥翁》、《伊莎贝拉》、《圣艾格尼斯前夜》等长诗。但济慈影响最大、最出色的作品，可能还要数《夜莺颂》、《秋颂》、《希腊古瓮颂》等抒情诗。这些诗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调，展现了济慈所独具的对大自然的细腻、深刻的感受，丰富的想象与卓越的才华。

济慈是在1820年9月由于肺病急剧恶化，经朋友劝说来意大利养病的。然而，南欧的气候对他的不治之症已无济于事。他在罗马仅仅居住了5个月，就在寓所二楼朝向广场的卧室的病榻上与世长辞了，年仅25岁。雪莱在为他写的挽歌《安东尼斯》中，把他称作“露珠培育出的鲜花”……

展览馆很小，不足20平方米的大厅是济慈当年待客的地方。墙上挂着三位诗人的油画像，靠墙一排书架上摆着他们各种版本的诗作。我们进去时，恰好遇到一批意大利男女青年在参观。看来，他们对这三位诗人的代表作都相当熟悉，讲解员介绍时，他们很热烈地答对。当谈到三位诗人的私生活和传闻逸事时，又不时爆出阵阵笑声。

大厅的一侧，有两个相通的小房间，展橱里陈列着济慈生前的照片、手迹。他最后一首诗《灿烂的星》，是在自英国来意大利的轮船上写的。重病缠身的济慈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仰望星空，感慨宇宙的浩大和人生的短促，便随手在《莎士比亚诗选》的空页上匆匆写下这首十四行诗，把它献给女友范妮·勃朗。那是在1820年9月28日。

诗的全文是：

灿烂的星！我祈求像你那般坚定——

但我不愿高悬夜空，独自

辉映，并且永恒地睁着眼睛，

像自然间耐心的、不眠的隐士，

不断望着海涛，那大地的神父，

用圣水冲洗人们居住的海岸，

或者注视飘飞的雪，像布幕

绚丽、轻盈，覆盖着原野和高山

啊，不——我只愿执拗地把头

枕在爱人酥软的胸脯上，

永远感到它舒缓的降落、升起；

而醒来，心里充满甜蜜的激荡，

不断，不断听着她细腻的呼吸，

就这样活着——或沉睡地死去。

济慈没有死在他爱人的怀中，而是死在病榻上。他的卧室的小窗，正对着广场上彼得罗·贝尔尼尼雕塑的古舫喷泉。济慈，这只“善鸣的夜莺”，正是在那潺潺的水声中，静静地睡去的……卧室的橱窗里有他去世时的画像：济慈睡着，恬静而安详。他的诗却活着，活在夜莺的鸣声里，活在一代代人们的心上。

大厅的另一边，有一间通向阳台的小屋。那里陈列着拜伦和雪莱的照片、书信与手迹。那幅为鲁迅先生所赞赏的“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的肖像”，摆在十分显眼的位置。橱窗中，雪莱临终前6周给情妇的信的手迹，曾引起人们对他的私生活和他的死因争论不休。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他关心写诗，也谈到死，以致不少人猜测他的死不是由于事故，而是自杀。殊不知，他当时常常为债主所逼，不得不时时迁居。而且，由于生活窘困，一双子女在一年之内相继夭亡，妻子玛丽也近乎精神失常……

我们穿过小屋，走上阳台。阳台上摆着盆花和几把椅子。这里可以仰望三位一体山上的双钟楼教堂，也可以俯览整个广场。据说当年雪莱曾住在广场附近的科尔索大街，而拜伦的居所也不远。料想他们在济慈家聚会时，一定也曾坐在这个小小的晒台上，促膝畅谈过。他们谈些什么呢？是谈诗歌，谈人生，谈抱负？还是继续着拜伦和雪莱之间关于人类天性的争论？这些都无从考证了。三位诗人在罗马相聚的时间很短。1823年春，在济慈和雪莱相继去世之后，拜伦听说希腊反抗土耳其占领者的起义达到了高潮，便毅然放下正创作的长篇诗体小说《唐璜》，奔赴希腊，不幸积劳成疾，翌年4月病逝于起义军中。

100多年过去，三位诗人自己也绝不会想到，当年他们客居罗马时聚会的地方，今天竟成了他们的纪念馆。每天，都有那么多慕名而来的客人，缓缓地登上广场边这幢粉红色的小楼，来凭吊他们的诗魂吧。

（1994年3—6月草于罗马、开罗，载于同年8月27日《文艺报》）

写在普希金铜像前

虽然是第一次来这里，可心里总觉着很久以前就曾来过。

我们熟悉这里的一切：蓝天，白云，秋阳、落叶……

还有……

还有这份宁静——虽在闹市区，却无车马喧。人们安闲地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或遐思，或谈天，或休憩，或一卷在手静静地读，斯斯文文，互不相扰，充分享受那份闲适与安详。

普希金铜像

当汽车沿着莫斯科很有特色的环行路，来到和特维尔大街交叉处的这个以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的名字命名的广场，远远地看见他这尊青铜塑像高高地站立在广场中央深褐色的花岗岩基座上，就分明觉得，我们来过这里，很久很久了。

是的，多少多少年以前，从电影里，从画报上，从来过这里的诗人、作家们的作品中，从父母对往事的回忆里……

这次，不过是旧地重游。

记得最早接触普希金的诗，还是在不懂什么叫做“诗”的年龄，在重庆沙坪坝的乡下，夏夜，坐在家门口的小板凳上，头顶着满天繁星，伴着旁边草丛里纺织娘吱吱吱的鸣声，缠着母亲讲故事：有《牛郎织女》、《凿壁借光》、《岳母刺字》，也有《七色花》和《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后来，从父亲带回的画报上看到普希金的像，知道《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就是这位卷须卷发的俄罗斯诗人根据俄国的民间传说写的童话诗。50年代，我们竞相传抄着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忧郁

这样的时光须要镇定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哪怕眼前常遇到不快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而过去的时光，都将是亲切的追忆

据说，这是普希金为一位15岁的俄罗斯小姑娘题写在纪念册上的一首小诗。而那时，我们也是和这位俄罗斯小姑娘差不多年纪的“不识愁滋味”的少男少女，一心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与向往，却未曾经历过雨雪风霜、挫折磨难，也未真正懂得“生活的欺骗”。但从那时起，普希金的这首诗却根植在心中，伴随我们勇敢、镇定地面对生活，跨越人生路上的泥泞、坎坷，从“不识愁滋味”的单纯、幼稚的少男少女，直到两鬓斑斑。

大约从那时起，我们就熟悉这位卷须卷发的俄罗斯诗人和他的这尊塑像，熟悉这里的蓝天、白云、秋阳、落叶，也熟悉这份宁静——连日来，在莫斯科街头，在住宅区的花园，以及林间空地常常见到的这种令人感动又艳羡、向往的人文景观，这种体现着一个伟大民族文化素养与气度的宁静。

我们站在基座前，仰头凝视着普希金的塑像。据说，这尊塑像是1880年由俄罗斯民众自发地集资修建的。不知道普希金是不是正从我们刚刚瞻仰过的他在阿尔巴特街的寓所一路漫踱而来，走得热了、累了，随手解开大衣的纽扣，摘下礼帽，双手随意地背在身后，任秋风吹拂着他的卷须卷发，倜傥风流。他似乎正颔首沉思，是在构思一首新诗吗？

……面对上流社会和宫廷

形形色色无益的纷扰

我保持着冷静的眼睛

单纯的心，自由的头脑

以及真理高贵的火焰……

我们似乎听见他在默诵这些诗句。这是1832年他题在亚历山德拉·奥西波夫娜·斯米尔诺娃手册上的诗句。

普希金一生写了数千首诗歌。他在诗歌中描述过彼得堡，描述过克里米亚、高加索，但他最迷恋的还是莫斯科。1830年，他的好友乌沙科娃姐妹从莫斯科寄给他一封匿名信，普希金读后，一下子就猜出是谁同他开了这个善意的玩笑。他抓起鹅毛笔，写下这样一首诗，寄给乌沙科娃姐妹：

彭龄在阿尔巴特街的普希金故居纪念牌前

……

我满心赞叹地读罢

你们的来信，不禁相思

重重，忍不住叫道：

是时候了，到莫斯科去！

他终于离开居住了15年的彼得堡，回到他生于斯、长于斯，令他“不禁相思重重”的莫斯科。而且，他不久就和被称作“莫斯科第一美人”的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冈察诺娃恋爱、结婚。但是，莫斯科并不是诗人的象牙之塔。普希金虽然出身贵族——这或许是他的诗歌常于清丽洒脱中难以避免地带有一种浮华的贵族味道的因由，但是，他与上流社会的虚伪奸诈、阿谀奉承却始终格格不入：

我的本性不惯于取悦帝王

我的缪斯天生地害羞……

是的，他的缪斯“天生地害羞”，他绝不会用他的“高贵的竖琴”弹出暧昧的曲调去“取悦帝王”，去阿谀“世界的神”，也绝不会“用香炉把权贵供奉”。在皇亲贵族们的圈子里，他始终是一个狂傲不驯的不入流的异类。别林斯基说：“他为生活中的矛盾和不和谐感到深深的痛苦”，但是，“他的缪斯”不甘沉默，他愤然而起，继续用他那犀利的笔，对上流社会的种种黑暗予以辛辣的嘲讽。

我好像听见普希金在默诵：

……我嘲笑着无聊的人物

我据理而明智地判断

而且把最黑色的恶毒

写成白纸上的一篇笑谈……

我们想，这也许正是“他的缪斯”不同凡响之处吧？

同去的杨晖告诉我们，今年6月6日，普希金诞生195周年之际，俄罗斯文化界人士举行隆重集会，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人们朗诵普希金的诗篇，表演根据普希金的诗歌改编的戏剧，孩子们也登台朗诵《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普希金的童话诗。就在这广场的一角，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新版的《普希金文集》……

我们无缘看到那个盛况，但我们却看到过新版的《普希金文集》。那是在离莫斯科红场不远的一个地下通道里，许多人围着一个小书摊，我们出于好奇，特意走过去，发现卖的正是最新版的《普希金文集》，厚厚的两卷本，装帧十分漂亮……

时光荏苒，近200年过去了，普希金时代那些显赫一时的帝王权贵们早已化作粪土。而普希金的诗，却根植在一代代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读者们心中，绝不因时光流逝而减色。

近200年过去了，普希金依旧站在这秋阳普照着的小广场中央，颔首沉思。他刚毅的嘴角依旧充满着自信，因为他知道，他的“不为利诱的歌喉，一直是俄国人民的回声”。

是的，普希金早已用他的诗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它“高耸在亚历山大纪念石柱之上”，高耸在一代又一代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读者们的心中。

（1994年9—10月草于开罗，载于《星火》1996年2月号）

也吊“新处女”

来到莫斯科，除了红场之外，唯一想看看的，就是这莫斯科河畔的“新处女公墓”了。

这不是普通的公墓。诚如父亲在60年代初写的散文《凭吊“新处女”》中所说：“古往今来，俄罗斯和苏联多少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爱国志士……把自己毕生心血，有的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人类最美好的事业之后，都在这儿安息呢！这儿有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有文学家果戈理、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绥拉菲摩维奇、富尔曼诺夫、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马卡连柯……有艺术家、作曲家、雕塑家、舞台活动家、理论家，以及抗击希特勒法西斯的苏联英雄卓娅、舒拉……”

远在二三十年代，父亲旅居列宁格勒时，每到莫斯科来，都爱在这里的林荫道上，在碑石与雕像间漫步。因为长眠在这里的作家中，有不少是他的同志和朋友。那时中国正大夜弥天，他在鲁迅和瞿秋白的影响下，曾用“为起义了的奴隶们偷运军火”的精神，冒着涅瓦河畔零下30度的酷寒，将他们的文学作品——“起义了的奴隶们”赖以斗黑暗、求生存的火种——一本一本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

父辈们不用说，就是我们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这一代，谁没有受过俄罗斯进步文学的影响呢？！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也动摇不了《铁流》、《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这一部部史诗般的著作和它们的作者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

感谢在莫斯科就读和工作的曹惠、赵国臣、殷卫国和钱郁几位青年朋友，他们在困难和繁忙的时刻慨然相助，开车的开车，翻译的翻译，终于帮我了却了长期以来一直埋在心底的夙愿。他们之中，只有在使馆工作的赵国臣来过这里，但莫斯科近来偷车十分厉害，上周新华分社的一辆汽车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窃。他担心人离开之后遭小偷光顾，特意留在车里。其他几位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来。而走进公墓大门之后，才发觉这公墓竟这样大，在参天古木的浓荫下，一条条墓道两旁并列着一座座陵墓，墓上覆盖着黑色、灰色、赭色花岗岩的碑石，或立着一尊尊雕像，宛然一部厚厚的史书，或一条条俄罗斯民族精英的艺术画廊。如果一座座地瞻仰，怕是三天三夜也看不过来。我只好请曹惠向来这里凭吊和扫墓的俄罗斯人求助了。

先去凭吊谁的墓呢？我想起父亲在《凭吊“新处女”》文章的结尾曾提到的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便请曹惠问问坐在路旁长椅上休息的几位俄罗斯妇女，几位妇女立即指给我们。怕我们找不到，其中一位瘦小的白发妇女主动带我们前去。远远地，便看见绿树丛中赭色大理石碑座上的卓娅雕像，正像父亲文章中描述的那样：挺胸，敞襟，头后仰，身微屈，左臂下垂，右臂侧后。

我们仿佛听见卓娅用沉着、镇定的语调，对被德国法西斯驱赶到行刑场地的乡亲们说：“我不怕死，同志们，为人民而死，这是幸福啊！”这是卓娅生前留下的最后的话语，它化作疾风，化作暴雨，永远回荡在俄罗斯大地。

“对面是女英雄卓娅的弟弟舒拉和他们英雄的母亲的墓，”那位瘦小的白头发妇女介绍说。我记得我们读卓娅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写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时，还是50年代初，脖子上还系着红领巾。同学们纷纷用俄文给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写信，称她为“亲爱的妈妈”，表示决心向卓娅与舒拉学习。当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应邀访问中国时，我们已是北大的学生，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聆听过她的报告。当年那如潮的掌声仍响在耳边。此刻，我怀着敬意来这里凭吊。舒拉的墓前没有雕像，仅镶嵌着一帧舒拉的照片。而卓娅的颈项上却系着一条红领巾，十分显眼。因为这象征着红旗一角，被千千万万少先队员视为珍于生命的红领巾，在苏联解体、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之后，已经从俄罗斯少年们的颈项上消失了。但这条颜色尚未褪尽的红领巾，却依旧像一团火，系在这位苏联女英雄的颈项上，照着她如火的青春。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向那位妇女致谢，她却主动地问：“要不要我领你们看一看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我想你们一定知道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卓娅产生的影响……”

“太好了，谢谢您。”我话还未说完，她已经在前面为我们领路了。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石与墓碑都是凝重的黑色，象征着钢铁。碑身的上端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浮雕像：他正坐在病榻上，左肘支撑着身体，右臂平伸，放在厚厚一叠稿纸上，仿佛正在凝神沉思。碑身的下端是一柄马刀和一顶军帽。这位曾跃马挥刀、驰骋疆场的红军战士，在下肢瘫痪、双目失明之后，依然以顽强的意志，在病榻上写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风雨所诞生的》两部巨著。这两部巨著被译成几十种文字，流传全世界。他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之口，说过这样一段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他临终时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斗争。

这段话，不仅鼓舞着卓娅，也鼓舞着各国千千万万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去拼搏，去奋进。

在距奥斯特洛夫斯基墓不远处，我看到一座熟悉的雕像，那不是《铁流》的作者吗？因为我孩提时就从《铁流》中译本扉页上见过他的照片，对他的模样已经十分熟悉了。我快步走过去，辨认着雕像下那一行金色字体的签名，果然是绥拉菲摩维奇！我想起父亲1933年在列宁格勒写的散文《到赤松林去》，他在那篇文章中记述了第一次访问这位老作家，并把《铁流》中译本送给他的情景。当时的中国正是“大夜弥天”，而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就像一颗火种，鼓舞着中国“起义了的奴隶们”去斗争，去掀起浩浩荡荡的“铁洋的飓风”。绥拉菲摩维奇对中国、中国革命是那样关切，他比我父亲年长一半，但从那次见面起，他们便结为忘年的莫逆之交。父亲回国时，他对父亲说：“中国革命总有胜利的一天，我们后会有期！”中国革命终于胜利了！1949年4月，父亲作为革命胜利后第一个出国代表团的成员，途经莫斯科前往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而绥拉菲摩维奇却在同年1月辞别人世。世间有多少这样的憾事！更令人遗憾的是：父亲当年回国之后，虽然云山阻隔，仍和绥拉菲摩维奇有书信往来，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些被父亲珍藏起来的书信、照片和其他资料，竟全部在“文革”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被北大俄语系的×教授领着“造反派”们抄走，至今无法追回。

当我们在绥拉菲摩维奇墓前凭吊时，那位白发的俄罗斯妇女未等我们向她道一声谢，已悄然离去。

我们在墓道间走着，忽然看见一座黑色的墓石上端有一个青铜的浮雕头像，下端是一柄夹在书中的马刀，也是青铜雕的。中间是姓名和生卒年代：1891—1926。我想起这正是父亲在《凭吊“新处女”》文中提到过的富尔曼诺夫的墓。墓石上的碑文仅有三个词：布尔什维克、作家、战士。富尔曼诺夫生前被派往夏伯阳的部队，将这位传奇般的“草莽英雄”改造成了出色的红军指挥员。富尔曼诺夫牺牲时，年仅35岁，但他和他的著作《夏伯阳》却与世长存。

拉夫列尼约夫也是父亲的老朋友，他的墓石中央，顶端雕刻着他的头像的石柱下，砌着一方花池，种着几束枝叶青翠的马蹄莲。他的《第四十一》，早在20年代末就被父亲译成中文，在中国读者中产生过深远影响。记得前些年在保定看望年轻女作家铁凝时，就曾听她谈起，在“四人帮”肆虐的日子里，她竟不惜拿自己心爱的一本《金蔷薇》同友人悄悄换来一本《第四十一》，尽管她明明知道这本书当时是横遭批判的“毒草”。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墓碑十分别致：一根黑色大理石方柱上，立着诗人的头像，后面用一方赭红色的大理石作衬底，上面刻着马雅可夫斯基的姓名和生卒年代。庄重、鲜明、简洁，恰如诗人的诗风。我站在墓碑前，仿佛听见诗人正高声宣布：

无论是诗，

无论是歌，

都是炸弹和旗帜！

歌手的声音，

可以唤起

阶级！

彭龄在《铁流》作者绥拉菲摩维奇纪念碑旁

他的头像下面，放着一支洁白的玫瑰，不知道是什么人敬献的。歌手虽已矣，正气凛然的歌，却依旧响遏行云。

在父亲熟悉的其他作家中，我首先想到的是盖达尔、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费定、波列沃依……作为一个后来者，我多么想一一瞻仰他们的墓地啊！当曹惠一股脑儿将我的愿望告诉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人时，他笑着说：“据我所知，盖达尔的墓在乌克兰；西蒙诺夫和波列沃依生前留下遗嘱，将他们的骨灰撒在俄罗斯大地。至于法捷耶夫和费定的墓，请随我来吧……”

他把我们带到法捷耶夫的墓前。两米多高的碑石的顶端是法捷耶夫的头像，而碑石下端的浮雕，我想，只要看过法捷耶夫的代表作《青年近卫军》的人，都不能不怦然心动。书中主人公奥列格就义前怒斥德国法西斯的话语又在耳边回响：“你们应当记住：苏维埃的青年，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向你们屈膝——即使死，也要站着死！”这浮雕，正是书中描述的苏联卫国战争中克拉斯诺顿市的奥列格等五位青年近卫军领导人英勇就义时的情景。

费定的墓在一条墓道的拐角处。墓碑是黑色的大理石，显得十分凝重。墓石的下方是费定的头像。父亲和费定有很深的交往，他的长篇小说《城与年》是父亲翻译的最后一部苏联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忙于教学和其他工作，无暇翻译，但他每次到莫斯科，都必去费定家作客。费定爱喝酒，父亲却不善饮，又不好扫主人的兴，于是就饮葡萄酒作陪，餐桌上，红、白对斟，也别有情趣。60年代中，席卷中国的那场风暴隔断了他们的音讯，待风暴平息，费定却已作古。父亲怀着痛惜的心情在悼念这位老友的文章中说，倘有天堂的话，愿他的老友在天堂中安息。此刻，我在费定墓前冥想：倘若真有天堂的话，他们也许正在那里红、白对斟，把盏话旧呢……

那位中年人指着离费定墓不远处的一座墓说：“这是卫国战争时期一位著名的诗人……”墓石的上方是诗人身着西装的半身坐姿雕像，膝上放着翻开的本子，仿佛正在构思新的诗作。我忙去读底座上的姓名，竟是伊萨科夫斯基！“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走在陡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愿沿着这条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他的抒情诗《喀秋莎》、《小路》、《灯光》……一首一首脍炙人口，离曲可咏、谱曲可唱，深受千千万万读者的喜爱，也鼓舞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勇敢地走上反法西斯的战场。

“如今，俄罗斯的青年们还爱唱那些歌吗？”我问那位中年朋友。

他点点头，十分严肃地说：“尽管现在有人对西蒙诺夫、费定、伊萨科夫斯基以及其他老一代作家们的作品说三道四，这在今天早已见怪不怪了，但是，请相信，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会记住他们，怀念他们的……”

在我们离开“新处女公墓”的时候，看到人们手中拿着花束成群结队地涌进来，沿着浓荫覆盖的长长的墓道走去。他们之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中年人，也有年轻的姑娘、小伙。我请曹惠问一问，他们是为谁祭扫？一位姑娘回答说，今天是一位戏剧导演的祭日，那位导演曾导演过许多儿童戏剧……

我不由想起郁达夫在散文《忆鲁迅》中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俄罗斯人是不会忘记自己民族的光辉历史的。

（1994年9月完稿于开罗，载于《星火》1996年2月号）

访托尔斯泰故居

我说不清是怀着怎样的虔诚与崇敬走进这院落，走进这幢小楼的。

这里是托尔斯泰的故居。1882年，托翁出于子女就学考虑，从一位商人手中买下这所房子，举家从乡下迁入莫斯科。直到1910年逝世，他在这里度过了19个冬天，写了《复活》和后期的许多短篇。据说，托翁在世时，每到夏季，都要步行或者骑马到约100公里以外的乡间居所雅斯纳亚·波良纳去。晚间住在驿站里，一为锻炼体魄，二为在驿站和普通百姓们谈天，了解民俗民情和搜集写作素材。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著作就是在那里完成的。虽说托翁已去世80多年了，但我总觉得他依旧健在，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夏初去了雅斯纳亚·波良纳，此刻正在乡间居所汲水、劈柴，倚着篱笆和乡亲们谈天……或者，他正握着鹅毛笔在写《安娜·卡列尼娜》的续篇吧……秋凉之后，他就会回到这里，仍背着他的背囊，穿着他自制的皮靴，来这里度过俄罗斯寒冷、漫长的冬季。这里的一切，包括托翁常坐的餐桌左面第三个座位前放的一只水杯，都按照托翁生前的习惯布置，都保持着托翁在时的氛围。

托翁故居占地约一公顷，紫色雕花的木围墙和红墙、绿顶、木结构的住房浑然一体，显得格外端庄、拙朴。大门对面是托翁妻子索菲娅管理的印刷厂，右边是马厩，左边一幢二层小楼便是托翁的住所。小围栏后面还连着一个林木葱郁的院子。在那里，孩子们冬天常常在自己用水泼成的溜冰场上滑冰嬉戏。

托翁有13个孩子，餐厅旁是谢尔盖、伊利亚和列夫小时居住的地方，房中有小床、弹子球台。谢尔盖成人之后，这里成了谢尔盖夫妇的居室。墙上挂着谢尔盖妻子的画像，这是托翁当画家的女儿塔季扬娜画的。餐厅的另一边通往托翁的卧室，中间隔着一扇屏风，屏风前面摆着几只沙发，那是托翁妻子索菲娅接待她的密友的地方。墙上挂着她抱着女儿的画像。屏风后面是托翁的核桃木制的床。再往里，是托翁第13个孩子万尼亚住的地方。万尼亚出生时，托翁已年届六旬，晚年得稚子，自然视若掌上明珠，十分宠爱。万尼亚也是13个孩子中唯一有可能承袭托翁成为作家的人。他聪颖好学，六岁便会用英、法、德三种语言同大人对话，并能写小童话。房间里有他骑的小木马，小桌上还陈列着他的图画和外语作业及发表过的作品。可惜，他不到七岁便死于白喉。

女儿塔季扬娜是画家，她的房间琳琅满目，陈列着列宾、卡萨特金等许多著名画家的艺术品。据说是这些画家来访时，她央求他们画的。房间里还有一尊托翁的头像，是著名雕塑家特鲁别茨基1898年为托翁塑的。小方桌上铺着一块黑色的台布，上面装饰着各种颜色的线条。通过管理员介绍才知道，这些线条原来是塔季扬娜请求来托翁家作客的一些名人签名后，由她自己用各种颜色的线，按照签名的字迹绣的。

通向二楼的楼梯边，挂着托翁冬天穿的皮大衣。楼梯口，有一头制成标本的棕熊在迎候客人。这一切，依旧是托翁生前的模样。

二楼的客厅是托翁待客的地方，陈列着一张1898年东正教斋节时，托翁与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在这里拍摄的照片。照片旁的小台子上，有一台十分简陋的录音机，管理员用它播放了一段托翁创作的华尔兹舞曲，霎时优美的旋律便回荡在整个房间……客厅的一角，有几把椅子和一张小桌，桌上还放着一副国际象棋。那是托翁和几位要好的朋友——契诃夫、拉赫玛尼诺夫、达尼耶夫——闲谈和下棋的地方。据说他们曾有一条约定：下棋下输了，便起身去钢琴边弹奏一曲，作为“惩罚”。

彭龄在托尔斯泰雕像前

托翁的妻子索菲娅的会客厅比起托翁的来，显然豪华、气派多了。这也是她崇尚浮华、虚荣的表现。管理人员说，托翁买下这所房子后，将最差的一间留给自己作书房。她领着我们从客厅的一边走下三四级楼梯，穿过一个窄窄的走廊，才来到托翁的书房。书房中有一张书桌，托翁个子大，晚年视力减弱，他为了坐得舒服一些，特意将椅子的腿锯短了。当年，托翁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交替着用两只蘸水笔写下不朽的名著《复活》。如今，书桌上还陈列着《复活》的小样。据说，托翁还爱站着写作，他特制的一个写字台，如今也靠在墙边，像在静候托翁归来。

在托翁书房的走廊上，放着两把水壶、一对哑铃和一辆脚踏车。托翁生前，每天早晨起床后，都提着这两把水壶去河边打水。脚踏车是托翁67岁时友人送的，年近七旬的托翁竟真的学会了骑脚踏车。走廊上还有一个柜子，里面放着托翁自制的皮靴和制靴工具。据说，托翁将一双自制的皮靴送给女婿苏霍金，苏霍金舍不得穿，将皮靴放在书架上，同托翁12卷文集摆在一起，戏称为“第13卷”。托翁见到后，笑着说：“这也许是我最好的一卷……”

托翁不仅在居所接待名人、显贵，还接待平民百姓。据说他的妻子索菲娅对平民百姓穿堂入室十分不悦，托翁不得不在走廊里开一个小门，修一个小楼梯直通向院子，以便来看望他的平民百姓可以从那里直接进入他的书房。

“家庭不睦，是托翁晚年离家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管理员介绍说。我们听后，相对默默。托翁的妻子索菲娅一直管理着托翁书籍的出版及营销工作，托翁对那一切从不过问。他在1895年的一篇日记中曾说：“……拿我的著作做生意，是我生平最痛心的。”夫妻失和，是令人遗憾的。它或许导致了1910年那个严冬托翁愤然离家出走，并不幸感染肺炎，病死在一个偏僻的驿站上。但托翁思想上的变化，决非夫妻失和、家庭不睦所能解释的。它必有更深层的原因。我想，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的急剧变化，恐怕是促使这位身为伯爵的贵族出身的作家思想激变，在同俄罗斯地主阶级观念与生活方式决裂之后，试图从宗教和孔、孟、老子等东方圣贤哲学中寻求真理，却又不知所终，才是他心理陷入极度苦闷的主要原因吧。

尽管托翁不断地思考、探索，却最终未能找到正确的、科学的答案。恰如鲁迅先生所说：“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但无论如何，托翁用他不朽的作品，反映了他生活的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被列宁誉为“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列宁还说，托尔斯泰“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托翁无愧于列宁的评价。

托翁死后，葬在他的家乡雅斯纳亚·波良纳。墓很小，他不让人们给他立碑。他生前曾说过：我的纪念碑，是人们对我的思念。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崇高、最伟大的纪念碑了。

（1994年9—10月草于开罗，1997年12月刊于《大公报》）

他播下了理想的种子

——访穆赫塔尔博物馆

开罗大学西南面，有一个圆形的广场，广场边高高地耸立着一座花岗岩石雕：一尊狮身人面像旁，站立着一位埃及妇女。这是埃及现代著名雕塑家马哈茂德·穆赫塔尔半个多世纪前的成名作：《埃及的复兴》。

在古埃及第三王朝至第六王朝期间，即公元前2800年—前2300年期间，埃及已经成为上、下埃及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法老（国王）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法老们从即位的时候起，便竞相倾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为自己修建工程浩大的陵墓，即金字塔，史称“金字塔时期”。同时，还雕刻狮身的法老头像，象征法老们无上的权威。其中，最大、最著名的便是开罗城郊吉萨区哈夫拉金字塔前的那一尊。

哈夫拉狮身人面像，是一头匍匐的狮子，静静地卧在金字塔前，度过了悠悠5000年漫长岁月。而穆赫塔尔创作的《埃及的复兴》中的石狮，却是头颅高昂，前脚挺立。穆赫塔尔用这只初醒的雄狮，象征古老埃及的觉醒。它身边站立的埃及妇女，体魄健壮，面容刚毅，象征着新生的埃及，正充满自信地瞩望着未来。

半个多世纪以来，穆赫塔尔创作的这一艺术珍品，一直激励着埃及人民向着新的征途迈进。

穆赫塔尔1891年生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坦巴拉村，在幼年时代便表现出了美术的天赋，喜爱绘画和用泥巴捏出各种人物。1908年，埃及美术学校一建立，他便成为这所学校最早的学生之一。1911年毕业后，由于才华出众，他被派往巴黎深造，主攻雕塑。巴黎卢浮宫里珍藏的埃及艺术品给他极深的教育，他立志为埃及艺术的复兴而奋斗。学习期间，他呕心沥血、悉心钻研，努力将西方的雕塑艺术和古埃及的文化传统融汇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现代埃及民族化雕塑艺术的奠基人。

穆赫塔尔博物馆坐落在尼罗河中的宰马立克岛上，有一个小小的院落，林木稀疏，清静幽雅。

穆赫塔尔卒于1934年，年仅43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埃及人民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作品。从博物馆展出的几十件原作和缩小的复制品可以看出，穆赫塔尔不仅在雕塑艺术上达到很高的造诣，更可贵的，是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把一个艺术家的才华和生命全部无私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穆赫塔尔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埃及进行疯狂的压榨和掠夺的时代，也是埃及人民奋起反抗殖民主义占领的时代。埃及人民风起云涌的斗争不断激励着穆赫塔尔，特别是1919年3月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大革命，更给他鼓舞和力量。他从埃及人民的斗争中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

虽然身在巴黎，但地中海的波涛却隔不断他同祖国和人民的联系。创作激情像奔涌的潮水，不断冲撞着他的心房。他怀着振兴民族的热望，创作了现代埃及雕塑艺术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埃及的复兴》。博物馆展出了当年他创作这尊雕像时的工作照，以及使用的工具和剩下的花岗岩石料。

作者在《埃及的觉醒》雕塑前

1920年，这尊雕像完成并展出时，曾轰动了巴黎。著名艺术评论家雷蒙·阿斯库莱称赞说：“世界艺术家的行列里，又增添了一位伟大的雕塑家，他用现代的风格，复活了埃及古老艺术的灵魂。”当时，穆赫塔尔年仅31岁。

除了代表作《埃及的复兴》外，穆赫塔尔还为因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而被英国占领当局逮捕并流放的埃及民族民主革命领袖萨阿德·扎格卢勒塑过像。尽管在穆赫塔尔生前，萨阿德·扎格卢勒的雕像一直未能面世，穆赫塔尔也为此屡遭迫害，难在开罗栖身，不得不再次流亡巴黎。但是，在他死后，他雕塑的萨阿德·扎格卢勒的两尊铜像，终于分别竖立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街心广场上，记述着埃及人民用鲜血写下的那一页光辉历史。

在英国殖民主义者被迫宣布埃及独立的日子里，穆赫塔尔欢欣若狂，他夜以继日地先后创作了《自由、公正、宪法》，《宪法、正义、科学、工业》两组雕塑和《正义、向祖国致敬、意志、宪法》一组浮雕，热情讴歌古老埃及的新生和对祖国未来的热切祝福与向往。

穆赫塔尔的代表作还有《尼罗河新娘》。有埃及“生命的钥匙”之称的尼罗河，哺育了埃及古老的文明，人们把它尊为“神”。传说远在古法老时代，每年河水泛滥季节，人们便涌到河边，载歌载舞，顶礼膜拜，祈祷河神为他们带来丰收。为感谢河神的恩泽，还需向他敬献一名年轻美貌的少女。穆赫塔尔根据这一传说创作的《尼罗河新娘》，是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初浴方罢，佩戴起天堂鸟金冠和神虫图饰的项链，娉娉婷婷，眼角眉梢无不流露着新嫁娘的妩媚与娇羞。这座石雕完全可以同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海岸边那座根据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雕塑的美人鱼的铜像媲美。

穆赫塔尔自幼生活在农村，他熟悉并热爱农村。他那一尊尊反映埃及农村生活的石雕，简直就是埃及农村的风俗画：在尼罗河边汲水的农妇；持杖守护农田的老农；头顶装着鸭子什物的藤筐，刚刚从集市归来的少女；贪婪、骄横、大腹便便的村长……无不惟妙惟肖，细腻传神。

埃及除了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外，全国96％的土地皆为沙漠。每年三四月间，常有西部撒哈拉大沙漠刮来的熏风，持续约50天，人称“五旬风”。如果谁对这种大漠熏风不了解，就请看看穆赫塔尔创作的这尊题作《五旬风》的石雕吧：一位紧裹披风的埃及农妇，正顶风前行。那为燥热的沙漠熏风高高扬起的披风，仿佛是一面鼓荡的风帆，呼呼有声。这种粗犷、夸张、大写意似的艺术风格，给人过目不忘的深刻印象和强烈的艺术感染。

穆赫塔尔的人物雕塑，大部分是妇女，他喜欢用妇女的形象代表埃及。他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大都丰满、健壮、乐观、自信，给人鼓舞和力量。除了《埃及的复兴》之外，同类作品还有《上、下埃及》这一组雕像。其中，《上埃及》是一位妇女举着“生命之钥”，象征尼罗河从上埃及流过，为埃及带来了繁荣；《下埃及》则是一位妇女举着两片椰枣树叶，象征着尼罗河三角洲丰硕的收获。

穆赫塔尔正当盛年，却由于贫病交加，竟不幸早逝。他逝世后，生前好友们组成的“穆赫塔尔之友协会”委托艺术家安东·哈加尔为穆赫塔尔的面部和双手做了石膏拓像。而今，这些拓像和他生前使用过的工具一起，陈列在博物馆的橱窗中，使人们能够瞻仰这位艺术大师宁静、安详的面容，缅怀他奋进、辛劳的一生。

离开开罗时，想不到班机起飞之后，竟又在开罗上空兜了半个圈子。使我们有机会俯身窗前，依依地向这博大的古城投去最后的一瞥。尼罗河、宰马立克岛、开罗大学广场……都匆匆地从机翼下闪过。飞机越过尼罗河三角洲，朝向波光粼粼的地中海飞去。上午参观穆赫塔尔博物馆时的场景，仍一幕幕浮在眼前。虽然穆赫塔尔没有来得及看到祖国的独立、复兴，但他却把理想的种子播在了人们心间，播在了古老的金字塔的国度，播在了哺育他成长的尼罗河浇灌的土地上。

（1986年5月草于开罗、贝鲁特，载于1989年11月8日《文艺报》）

常青的葡萄园

——访埃及著名诗人艾哈迈德·绍基故居

阿拉伯诗人阿布·马赫君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我死后，请将我葬在葡萄园，

让我的骨骼也浸润着葡萄酒浆。

千万，千万莫把我葬在沙丘上，

我担心，再也尝不到酒的芳香……

活脱脱表现出他放荡不羁的性格。

今天，我们也有幸造访了一座葡萄园，一座被主人命名为本·哈尼的葡萄园，那里是被阿拉伯文学界誉为“阿拉伯诗歌王子”的埃及著名诗人艾哈迈德·绍基的故居。

艾哈迈德·绍基1868年出生于开罗一个富贵之家，父亲在宫廷中任总督私人视察员，母亲也是名门闺秀。他从小聪颖过人，15岁中学毕业后，秉承父亲的旨意，进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被总督陶菲格委任在宫廷中任职，后又被派往法国留学。

法国的文学艺术给他深刻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观看巴黎的戏剧，阅读和钻研各种文学作品，就像飞进花园的辛勤的蜜蜂一样，在法国文学艺术的百花园里忙碌地汲取营养。他还趁在法国留学的机会，游历了英国、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并受埃及政府的委派，出席过在日内瓦召开的东方学者会议。会后，他又访问了比利时。

这些阅历开阔了他的视野，同时，也丰富了他的诗歌创作的源泉。1890年，他的第一部被称为“绍基体”的诗集《绍基诗选》一出版，就轰动了埃及以及阿拉伯诗坛。人们看到一颗明亮的新星在开罗的夜空冉冉升起。

绍基自法国回国后，仍回宫廷司法翻译局任职。这时，陶菲格总督病故，由阿巴斯继任总督。对新的总督来说，他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家的助手，而不是诗人。所以最初，他对这位颇具声名的年轻诗人并未重视，但后来，他们却成了莫逆之交。总督曾给绍基极大的信任与重托，并提升他为宫廷翻译局的局长。

正如埃及著名评论家穆罕默德·奥德所说：“艾哈迈德·绍基原是宫廷诗人，他出生与成长都在宫廷……”他的诗词藻华丽，韵律铿锵，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也不乏宫廷贵族的浮华之风。也许正因为这样，他十分崇尚阿拔斯王朝时代著名的宫廷诗人阿布·努瓦斯，即哈桑·本·哈尼。连他在尼罗河畔购置的新居，也取名“本·哈尼葡萄园”。但是，他的心却向着祖国和人民。他用各种风格、各种体裁创作的大量的长诗、短诗，大都是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对埃及人民在殖民主义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给予深深的同情。1906年，英国殖民者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丹沙维村残杀埃及农民，酿成震惊全国的“丹沙维惨案”，绍基曾怀着满腔激愤，挥笔写下了《长忆丹沙维》，对英国殖民者的丑恶行径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

作者在艾哈迈德·绍基的故居“本·哈尼葡萄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废黜了阿巴斯总督，另立侯赛因·卡米勒为埃及国王，将埃及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绍基愤然辞去官职，用他的诗歌控诉英国的殖民统治，从而也触怒了以埃及“保护者”自居的英国殖民者。在他们开具的长长的黑名单中，第一个就是艾哈迈德·绍基。艾哈迈德·绍基被放逐到西班牙，全家搬到巴塞罗那。在流放的日子里，他常常思念祖国和远在开罗南部小镇哈勒旺的母亲，写出了《金字塔下》、《啊！尼罗河》等大量歌颂与怀念祖国山河的诗篇。他开始将自己的命运同祖国、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密切关注民族的觉醒与时局的变化。1919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国占领的革命，更给他深刻的影响。1920年，他终于结束长达五年的流放生活，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无论是在亚历山大，还是在开罗，他都受到埃及民众的热情欢迎。埃及，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主题。他已由一位“宫廷诗人”，无可争议地登上了“阿拉伯诗歌王子”的宝座。

绍基回到开罗之后，没有再迁回他在马特里亚区的旧居。他热爱埃及，热爱尼罗河。在流放的日子里，他就常常叨念诗人法蒂玛的名句：

如果你不是住在日夜流淌的尼罗河滨，

你就算不上是埃及人……

他早就盼望回开罗之后，在尼罗河畔另觅新居，让尼罗河的流水声伴着他发自肺腑的歌吟。

他终于选定吉萨区尼罗河之滨的这片土地，在这里修建了新居，并在花园里搭起葡萄架，种上葡萄。他把新居命名为“本·哈尼葡萄园”，每当满架葡萄织成翠碧的华盖，艾哈迈德·绍基便同文朋诗友们坐在葡萄园里，沐着尼罗河上清爽的风，谈论诗文。

艾哈迈德·绍基的这所故居，1977年被辟为博物馆。我们来开罗，就盼望看一看艾哈迈德·绍基笔下的尼罗河，看一看他在尼罗河畔的故居，但它从1989年4月起就一直关闭。当我们从报上终于看到艾哈迈德·绍基故居重新开放的消息，便迫不及待地赶来。使我们深感荣幸的是，我们一来到这里，便受到博物馆馆长、研究艾哈迈德·绍基的著名学者安阿姆·阿布·曼苏尔女士的盛情接待。

经过六年多的修葺，故居里里外外都已焕然一新。故居是一幢两层的欧式小楼，踏上大理石台阶走进大门，有一个很大的门厅，门厅右侧有一间阿拉伯式的客厅，屋顶、墙壁都装饰着伊斯兰风格的木雕、书法与彩绘。沿墙摆着一溜阿拉伯式的长沙发。安阿姆女士说，这里是绍基与艺术家、文学家和政界人士聚会的地方，他曾在这里会见过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埃及诗人哈菲兹·易卜拉欣、海里姆·密特朗，埃及著名艺术家乌姆·库尔松、阿卜杜·瓦哈布，以及著名的1919年革命运动领导人萨阿德·扎格鲁勒等。每年闻风节，他还和诗人、文学家们在这里举办文艺沙龙。

门厅左侧还有两个房间，一间是绍基的书房，在一些文学刊物的空白处，还保留着绍基亲笔写的诗稿。安阿姆女士说，绍基和诗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他用理智写诗，用诗来思考，诗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走路、睡觉、与友人对坐，都会突然有诗句从他脑中跃出，他便随手将诗句写在手边的文学报刊的空白处或任何一张小纸片上。他写诗就像着了魔，有时他会突然站起来，离开与友人围坐的小桌，去找纸笔，“至于什么时候再回到桌旁，那就要看诗魔的意愿了”。

安阿姆女士还告诉我们，绍基的一首关于尼罗河的诗，就是他行走在尼罗河桥上时诗兴突发，随手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的。她脱口背出绍基的名句：

因太阳落下而悲伤的我，

随着太阳的运转又复苏。

说明绍基对生活、对生命、对诗歌执着的追求与热爱。

书房隔壁是著名作曲家阿卜杜·瓦哈布客居“本·哈尼葡萄园”时的住房。阿卜杜·瓦哈布与绍基是忘年之交。在阿卜杜·瓦哈布生病期间，绍基去看望他，并坚持让他住进自己的“葡萄园”中，予以精心照料。阿卜杜·瓦哈布在这里居住了好几年，他们之间的友谊成了埃及文学、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阿卜杜·瓦哈布曾为绍基不少短诗和诗剧谱曲，使绍基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借助阿卜杜·瓦哈布的音乐及乌姆·库尔松的歌喉，就像插上了翅膀，迅速传遍埃及和阿拉伯世界。而今，这里已辟为音乐室，让后来者在感念老一代著名诗人、作曲家、艺术家亲密无间的友情的同时，也能欣赏他们共同的艺术成果。就在我们踏进这间音乐室的时候，一支乐曲也在室内回旋，这是绍基作诗、阿卜杜·瓦哈布谱曲和乌姆·库尔松演唱的《啊，我的世界，我的爱》。

在门厅通向二楼的楼梯边，有一尊艾哈迈德·绍基的半身铜雕像，那是黎巴嫩著名艺术家优素福·哈维克1927年创作的。也是在那一年，为庆祝《绍基诗选》再版，在埃及国家歌剧院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来自阿拉伯与伊斯兰各国的代表团在集会上共同授予他“阿拉伯诗歌王子”的尊号。

沿木制的楼梯登上二楼，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门厅。门厅的桌上、墙上，陈列着诗人和亲属们的照片。他有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妻子哈迪佳·利雅德、长子阿里、次子侯赛因和女儿阿米娜。门厅的四周有绍基与妻子的卧室，一间法国格调的小客厅。另两间小屋陈列着诗人获得的勋章、获奖证书、穿过的礼服及诗人的手稿。安阿姆女士说，这些礼服是他早年在宫廷任职时穿的。她告诉我们：“其实，绍基最讨厌宫廷繁琐的礼仪，他平时连领带都不愿系。”

二楼的小书房，是绍基的写作室。临窗有一张小书桌，桌上有一台小电扇，墙上挂着一大幅卢克索的照片。不知道有多少夜晚和黎明，绍基隔窗对着日夜奔流的尼罗河，对着河边的椰枣树及河上的帆影，将他心中奔涌的诗句倾泻笔端。他的另一首写尼罗河的诗，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她像少女一样丰润，

又像武士一样雄伟。

在平如明镜的水面，

闪耀着千万道金辉……

作者在艾哈迈德·绍基雕像前

晚年，绍基致力于阿拉伯诗剧的创作，写下了《克娄巴特拉之死》、《莱拉的痴情人》、《冈比斯》等作品，这使他成为阿拉伯诗剧的创始人。

他的卧室里有一张单人沙发和一张座椅。1932年10月14日夜，他就在这张座椅上走完他的人生之路。

从故居出来，安阿姆女士领我们到庭院，庭院里有一尊艾哈迈德·绍基的大理石坐像。这是埃及已故雕塑家贾马勒·赛吉尼1962年为纪念绍基逝世30周年创作的，原作为铜雕，现在意大利。我们仰望着这位常坐在尼罗河边的阿拉伯文学巨子，他仿佛仍在思考，或许会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片小纸，记下他心中奔涌的诗句。

雕像后面的葡萄架上，艾哈迈德·绍基亲手栽下的一株株葡萄，依旧在阳光下舒展着青青的藤蔓。

（1997年7月草于开罗，9月改于北京；载于《世界博览》1998年1月号）

访塔哈·侯赛因故居

从埃及《十月》周刊上读到埃及文学巨擘塔哈·侯赛因的故居将改建成博物馆的消息，十分兴奋。我们像崇敬茅盾、老舍、叶圣陶等我国前辈文学大师们一样崇敬塔哈·侯赛因。50年代，我们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曾一边捧着阿拉伯语词典，一边专心地“啃”他的蜚声世界文坛的自传体小说《日子》，马坚教授曾将它作为阿拉伯文学语言的范本推荐给我们。从这部三卷本的自传体小说中，我们了解到这位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学者艰苦却令人感佩的人生经历。

塔哈·侯赛因1889年出生在上埃及米尼亚省一个叫马加加的村庄。由于长期殖民主义的封建统治造成埃及农村极端贫穷、落后，塔哈·侯赛因幼年时不幸被庸医所误，双目失明。但他凭着超乎常人的顽强毅力，在乡村私塾学校受完初级教育后，又随其兄到开罗，1908年入当时新开设的开罗大学，1914年获该校第一个博士学位。同年被派往法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蒙彼利埃大学和巴黎大学。1919年归国后，担任开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和亚历山大大学校长。1950年出任教育部长，1956年被推选为埃及作家协会主席。

塔哈·侯赛因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著有小说《鹬鸟声声》、《山鲁佐德之梦》、《苦难树》、《大地受难者》，评论集《周三琐谈》、《哈菲兹与绍基》、《我们当代的文学》等60余部著作。自然，其中最负盛名的，还是他那部三卷集的自传体小说《日子》。

塔哈·侯赛因1919年自法国归国后，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开罗，在萨卡基尼、宰马立克岛及新开罗都居住过。迄今，宰马立克岛上中国大使馆附近他居住过的那条街，仍以他的名字命名。但他最后为自己选定的住所，却是这座位于哈拉姆区一条安静的小街上的两层小楼。他从1955年4月11日买下它，直到1973年10月28日逝世，一直居住在那里。塔哈·侯赛因十分珍爱他的这个住所，特意给它取了一个富有寓意的名字：拉麦坦。阿拉伯语的“拉麦”这个词，专指沙漠中旅人憩息的地方。“拉麦坦”是一个双数词，因为他的儿子穆安纳斯夫妇也同住在这幢小楼里。

塔哈·侯赛因代表作《日子》书影

我们自然希望瞻仰被这位文学巨擘命名为“拉麦坦”的故居，瞻仰这位倾毕生精力发展阿拉伯的文化与教育，自己看不见一丝光亮，却高擎火炬为子孙后代照亮前进道路的“旅人”最后一次憩息的地方。我们甚至等不及博物馆建成，就急急前往。

由于《十月》周刊上刊登的地址不详，我们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还是在友人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哈拉姆区那条安静的小街，叩开了门边上斑驳地写着“拉麦坦”的院门。尽管博物馆还在筹建，而事先我们又没有想到该去埃及文化部开一封介绍信，仅凭着一张名片，仅凭着我们对塔哈·侯赛因的景仰，管理员还是破例接待了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

塔哈·侯赛因故居占地850平方米，有一幢白色小楼。简朴的小院里，有青青的芳草和三两株碧树。走进底层，门厅里有一尊塔哈·侯赛因的雕像，那是埃及著名艺术家阿卜杜·卡迪尔·里兹格1936年创作的，就像是塔哈·侯赛因在亲自迎接来访的客人。当年，自从他搬来后，这里就成了海洋上的一座灯塔，远近过往的船只都要在它的港湾停泊。他在这里接待过数不清的客人，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著名作家、学者和爱好文学的青年。开罗大学、亚历山大大学和艾因·夏姆斯大学的教授们每周一都要来这里聚会，一起探讨阿拉伯语言与文学。门厅右侧是塔哈·侯赛因的书房，书橱里放满了图书。书房里有一张简陋的书桌，管理员告诉我们，当年，塔哈·侯赛因的秘书就是坐在这张桌前，为塔哈·侯赛因朗读新出版的阿拉伯和其他外国文学书籍，塔哈·侯赛因坐在旁边一张同样简陋的椅子上静静地听。管理员说，这是塔哈·侯赛因每日的“功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就靠这种方式去聆听，去体察，去思考，去参与。这位“沙漠中的旅人”，是在跋涉一条怎样漫长、艰巨的道路，才攀上人生的高峰，成为人们仰慕的作家、学者、教育家、思想家。除了在埃及和阿拉伯文学界、教育界享有盛名之外，他还荣膺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多所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头衔。1965年，他被埃及政府授予尼罗河勋章，是埃及文学家中受到国家这种最高褒奖的第一人。我们不由把脚步放轻，怕打扰了圣人的“功课”。

啊，这便是纳吉布·马哈福兹、陶菲格·哈基姆等老一辈埃及文学大师们都十分熟悉的客厅。主人生前，他们曾是这里的常客。塔哈·侯赛因主持的周日座谈会，也在这里召开。客厅布置简单而温馨，墙上有一块麦加伊斯兰“卡阿巴”圣石图案的挂毯，是当年塔哈·侯赛因访问沙特时带回的赠品。角落里一两件简单的工艺品，也是好友们送的。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黑色的钢琴，当年，塔哈·侯赛因的妻子苏珊常在这里弹奏。管理员告诉我们，除了文学之外，塔哈·侯赛因和妻子苏珊还有两个共同的爱好：一是欣赏音乐，他们保存着贝多芬、巴赫、柴可夫斯基、毛里斯·拉菲尔等许多著名音乐家的唱片。据说，塔哈·侯赛因最爱听的是舒伯特的《第九交响乐》。二是喜爱美术作品，我们看到散见于住所墙壁上的就有埃及著名艺术家宰奈布·阿卜杜·阿齐兹、优素福·海法吉、阿卜杜·卡迪尔·里兹格等人的油画、水彩、木雕画。

塔哈·侯赛因的卧室在二楼。卧室很小，陈设也极简朴：一张高架床、一个衣架、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浅绿色的墙壁上挂着妻子苏珊及儿子穆安纳斯的相片，衣架上是他的大衣和帽子，桌上放着电话机及他生前的个人物品：玻璃念珠、皮手套、皮夹、打火机。他毕生使用的黑眼镜放在床头柜上，手杖立在床边，仿佛正静候着小憩的主人醒来。妻子苏珊卧室的墙壁是粉红色的，陈设也极简单，没有什么奢华物件。墙上挂的一幅木刻印刷的圣母像，是塔哈·侯赛因送给苏珊的第一件礼物，她特别珍惜，无论搬到哪里，都要挂在床前。这里，值得提一笔的是，塔哈·侯赛因的妻子苏珊是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学习期间曾给过他不少帮助，同时又十分仰慕他的学识与人品。1917年结为伉俪后，他们便一直相濡以沫，度过漫长的一生。我们深感越是底蕴丰厚的伟人，生活态度越是淡泊，越是平易近人。因为他们用不着以浮华虚饰来“包装”自己，来虚张声势。古今中外皆然。

我们在住所里还看到塔哈·侯赛因生前的手迹、讲稿和著名作家给他的信件。纳吉布·马哈福兹1957年6月4日的信中，对塔哈·侯赛因在他病中给予的关切表示感谢，他称颂塔哈·侯赛因“登上了荣誉的顶峰”。信末的署名前冠以“您忠实的学生”。我们记得，1988年10月纳吉布·马哈福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对记者们说：当我听到获奖的消息时，感到意外，感到惊喜，又感到遗憾。因为我觉得，教育我成长的老师们，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一荣誉。他列举的更有资格获得这一荣誉的“老师们”，第一位就是塔哈·侯赛因。把塔哈·侯赛因奉为“老师”的著名文学家，绝不止纳吉布·马哈福兹一人。我们在住所里还看到埃及著名作家优素福·西巴伊的信，信中说他将“十分注意不再犯语言和语法的错误”。

塔哈·侯赛因是阿拉伯语言大师，他的自传体小说《日子》是公认的阿拉伯文学语言的典范，他有一句名言：“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的艺术。”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不断呼吁作家们用规范的语言进行写作，以维护阿拉伯语言的纯洁。在这一点上，我们不由想起被誉为“语言医师”的前辈文学家叶圣陶。叶老对一些作家，哪怕是知名作家文章中出现的不合语法规范的句子，曾同样撰文给予不留情面的批评，以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但使叶老在，大概不会对诸如“爱你没商量”、“幸福着你的幸福”等蹩脚语言和不规范的表述无动于衷吧？！

管理员告诉我们，博物馆的建馆工作正在积极筹备。塔哈·侯赛因生前存放在其他地方的图书、文稿，以及有纪念意义的个人物品也正在征集中。待博物馆开馆后，这里还将不定期地举办文学研讨会。我们想，到那时，这安静的“拉麦坦”又将像主人生前一样热闹起来。

（1994年6月草于开罗，载于《阿拉伯世界》1998年1月号）

费沙维咖啡馆

在英国人写的一本介绍埃及的书中，谈到埃及早年的咖啡馆时，作者这样写道：“安拉（真主）赐给埃及人两大恩惠，那就是温暖的阳光和充分的闲暇。”难怪露天咖啡馆到处盛行，因为在这里最能享受到这两大“恩惠”。

据说，咖啡是16世纪由伊斯兰教的苏菲教派传到开罗的。由于苏菲教派是为数不多的神秘主义教派，正统的伊斯兰教人士把对他们的反感也迁怒于这些带苦味又能提神的咖啡豆上，把它视作“异端”。直到咖啡渐渐成为广大群众钟爱的饮品之后，对它的排斥才销声匿迹。于是，产自也门山区的咖啡豆，便经红海源源不断地运到开罗，再经伊斯坦布尔运往欧洲。开罗在销售咖啡的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里的咖啡馆及瘾君子自然也一天多似一天。1830年，英国社会科学家爱德华撰写的《现代埃及人的生活习惯》这部社会学著作中统计，当时开罗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家。“没有一个男子会一天不找个咖啡馆坐坐，交换一下笑话，把生活中的磨难化作有听众在场的笑谈……”

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这“三部曲”和《汗·哈利利市场》等小说中，都有许多有关咖啡馆的描写。咖啡馆是那个时代开罗市井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去咖啡馆，不只是消磨时间和把苦涩与烦恼化作笑谈，也为着广结善缘或与同好者交流信息，商讨对策。一时间，文学的、艺术的、商业的、政治的、帮派的……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聚会沙龙，在咖啡馆里应运而生，蔚成时尚。连政治家们拉选票，最简捷的方式也是从造访各咖啡馆开始。

当年，散布在开罗各街道、各城区的咖啡馆，无不门庭若市，座无虚席。特别是黄昏时分，夕阳的余辉把一家家店铺染得金黄，收音机里传出乌姆·库尔松的歌声，从一户户人家窗口流泻出来，和咖啡馆里那些抽水烟的人慢悠悠地喷出的一缕缕轻烟一起，为开罗的黄昏注入了一份甜美。

然而，时代在变，世道也在变。

在花园城、马阿迪、新开罗等新市区，已经很难找到纳吉布·马哈福兹笔下的咖啡馆了。取代它们的是麦当劳、肯德基、蒂卡或阿布·夏杰拉等西式或伊斯兰风格的快餐店。霓虹灯下，出出进进，或是新潮男女，或是带孩子出来换换口味的年轻夫妇，或是匆忙中来不及赶回家吃饭的上班族。较之当年仅限于男子出入的传统的咖啡馆，或许多了几许浪漫与温馨，却少了那份闲适，还有沙龙聚会时的热闹、嘈杂与火爆的气氛。

要找寻纳吉布·马哈福兹笔下的咖啡馆，只能去开罗老市区穆罕默德·阿里大街、侯赛因广场或尼罗河西岸的尼罗大街。在老城区的那些街道上，仍有一些“老字号”的咖啡馆，费沙维咖啡馆便是其中之一。

费沙维咖啡馆在侯赛因清真寺附近，对这家咖啡馆的历史，侯赛因区的住户和新老开罗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以至费沙维咖啡馆的老板，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它建于法国占领时期，因法国人写的一本书中记载，拿破仑曾在那里喝过咖啡，并称赞它的味道。也有的说，早在马姆鲁克时代就有这家老咖啡馆。而目前，关于它最早的记载是1772年穆罕默德·阿德海布苏丹统治时期。相传，它最初的店名叫“布斯福尔”，是第一代费沙维家族老板取的土耳其名字，后来才改用家族姓氏“费沙维”当店名。在200多年的岁月里，它经历过多次历史变革，许多国王、总统、政客、名流、作家和艺术家们都光顾过，由此不可避免地演绎出许许多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使它成了现代人和迷恋东方传统文化习俗的游客们寻芳觅古的场所。

作者在费沙维咖啡馆

1903年，旅行家斯特拉蒂斯这样描述过费沙维咖啡馆：“人走进去的第一个感觉，仿佛是突然走进与外面截然不同的地方。那里很安静，阳光透过绿树，让我们愉快又安详。三五个人各自远远地坐在一个角落，默默不语。只有两个人在玩棋。一位艾资哈尔的学子离那两个人很近，却管自把本子放在膝盖上写字。一位学者似的人戴着眼镜，轻轻拨动念珠在沉思。桌子很小，是绿色的。这里可以望见对面窄小的街道上，马车、手推车、乞丐、拾烟蒂者和小贩们来来往往……”他提到费沙维咖啡馆面对着侯赛因和艾资哈尔广场，门前有一块很大的空地。每次我们去汗·哈利利市场购物，在侯赛因广场停好车后，都要在那一家挨一家的服装店和餐饮店中寻找费沙维咖啡馆，想看一看这家因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纳吉布·马哈福兹等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常常光顾和举行文艺沙龙而出名的“老字号”咖啡馆，却始终没找到。直到要离开开罗了，觉得这张张嘴问一问就能问到的地方，却没有下功夫去找，日后想起来会后悔莫及的，这才乘周末休息的日子，约了中航技公司驻开罗代表程红军一起，专门去找寻费沙维咖啡馆。

我们在侯赛因广场停好车后，又径直去了正对着广场的那一排店铺，不再一家家看招牌，而直接打听费沙维咖啡馆，人们说从后面一条街进去就是。我们进到后面那条窄窄的小街，果然看见白底蓝字的招牌上写着“费沙维咖啡馆”。它大约有三个铺面那样大，窄窄的一长条。斯特拉蒂斯文中提到的它和侯赛因及艾资哈尔广场之间的那“一块很大的空地”上，盖了前边那一长排我们平时常经过的小街，把原本直接面对着侯赛因和艾资哈尔广场、视野开阔的费沙维咖啡馆给堵在了背后的这条并不惹人注意的小窄巷里。难怪我们找不到！这或许倒应了中国的一句俚语：酒好不怕巷子深。

彭龄在马哈福兹当年常坐的位置“马哈福兹角”

由于前面的店铺未开后门、后窗，这条小窄巷便自然地成了费沙维咖啡馆的前庭，也算是给它的补偿吧。那里随意地摆放着一些椅子和斯特拉蒂斯文中提到过的仅有一尺见方的小桌，但已不再是绿色的。顾客们坐在那里，就像坐在小天井里。巷口小街上，背着背囊，穿着短衣、短裤，或留着怪模怪样新潮发型的三五成群的西方游客经过时，大都投来好奇的一瞥，又匆匆忙忙像探宝者似的向汗·哈利利市场深处走去。

我们走进费沙维咖啡馆，围着一张小桌坐下，要了三份薄荷红茶。侍者很快用小托盘送来红茶，以及一小罐白糖、一小壶续茶的开水和一只盛着翠绿的薄荷叶的玻璃杯。我们各自取几片薄荷叶，泡进冒着热气的红茶里，立即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从杯中溢出。我们边品红茶，边环顾四周。这家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店，比起尼罗河边玛丽奥特、洲际饭店、喜来登、牧羊人等五星级酒店中那些为猎奇的西方游客和来自海湾国家的富豪们而设置的豪华的咖啡座来，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负着昔日荣光，却无奈地被时代潮流促动着，蹒跚地一步步赶着自己的路。

咖啡馆里没有沙发，没有包厢座椅，没有新潮的家具与陈设，只是木椅、小桌，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挪动，可以五六个人围成一圈，边喝茶、抽水烟，边高谈阔论；也可以两人占据一个小角落，玩斯特拉蒂斯笔下的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传遍阿拉伯半岛及埃及、利比亚的靠掷骰子走子的棋；或是在一旁讲悄悄话，也算大庭广众之中的“二人世界”。这里只供应咖啡、红茶、水烟，没有高档饮品。我们要的薄荷红茶，每杯仅2.5埃镑，还远不够在五星级酒店咖啡座付服务员小费的钱。因而，来这里的顾客大多是社会中下层的低收入者，间或也有我们这样的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擦鞋匠和兜售梳子、塑料小皮匣子的小贩也穿行其间，这自然是五星级酒店咖啡座里绝看不到的景观。而我们却很欣赏这平民化的氛围，它使人感到平等、随意，没有奢华的五星级宾馆或官场中那种浮华、虚伪，让人举手投足都感到拘束。

现在的老板法鲁克·费沙维每晚7时后才来，白天只让管事带几位伙计照应。我们向管事打听“马哈福兹角”，他立即打开我们座位旁边的一扇门，原来那里面还有一间8平方米见方的小屋，算是专门接待“贵宾”们用的“雅座”吧。小屋墙上挂着埃及外交部长、宗教基金部长来这里巡视的照片。管事指着朝门的一角说，当年纳吉布·马哈福兹常坐在这里，一边喝咖啡，一边随手记下脑中闪过的思绪。由于他为人谦和，没有名作家那种让人敬而远之的傲气，许多拥戴者看见他，都要走过去恭敬地同他打个招呼。埃及著名女演员尤丝娜七岁时随父亲来这里，恰巧纳吉布·马哈福兹也在，父亲牵着尤丝娜的手走过去同他打招呼，他见小女孩伶俐乖巧，把她抱到膝上，问她长大想做什么，小尤丝娜毫不迟疑地说：“当明星！”马哈福兹哈哈笑着说：“有一天你会成为大明星！”后来，已经成为大明星的尤丝娜忘不了马哈福兹老爷爷对她的祝愿，不久前，她还曾专门来这里摄影留念。

纳吉布·马哈福兹迁居尼罗河西岸的尼罗大街后，很少再来这里。但他当年常坐的这个角落，仍被人们称作“马哈福兹角”。

这间小屋是费沙维咖啡馆200余年沧桑的缩影，它的铜器、灯饰以及镶嵌着贝壳的伊斯兰风格的木雕，都是上个或上上个世纪的艺术精品。墙上还有一幅已故的最有名的店主穆斯塔法·费沙维的画像，他身着灰色的现在在开罗仍常见的阿拉伯大袍，头戴土耳其式的圆筒形红色毡帽，坐在咖啡桌前抽水烟。据说，苦涩的烟味通过水的过滤，能变得清淡和略带丝丝甘甜。因为这里的水烟用的不是普通的烟叶，而是将剁碎的烟叶用蜂蜜搅拌、发酵制成的烟膏。它能使瘾君子们在享受这甘甜的烟味的同时，也静静地沉湎在冥思之中。画中的这位费沙维家族的先祖，正在水烟发出的汩汩的水声中沉思，显得沉静、安详。小屋还陈列着各时期的政要、名流的题词，纳吉布·马哈福兹1982年12月23日的题词是：

向费沙维咖啡馆的主顾们致意。祈求真主让它和它的主人长寿。

不论周遭如何变化，费沙维咖啡馆还将走自己的路，将昔日的荣耀融进历史，用平民的心态固守着一个古老民族的传统与风俗。

（1997年6月完稿于开罗，载于《世界博览》1998年2月号）

不应忘却的记忆

——感受葫芦岛日侨俘遣返地

古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与“行路”都能使我们增进学养，增加阅历。无论国内国外、因公因私，我们每去一个未曾去过的地方，行前总要将与那个地方相关的资料看一看，预做一点“功课”。这个习惯已延续了几十年，这次去葫芦岛疗养，自然也不例外。

葫芦岛位于辽宁西南，西濒山海关，东抵锦州湾，囊括了整个辽西走廊。葫芦岛之名始见于《金辽志》，原指龙港区由西北至东南伸向海中的长约六七里的小半岛，形若漂浮在海边的葫芦。而其历史却可追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是著名的“红山文化”的延伸。据史料记载，战国时燕将秦开伐东胡，定辽东，置上谷、渔阳等辽东五郡，并筑燕长城，开启了中原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汉民族与辽东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清等民族文化交融、开发的先河。自那时起，如今葫芦岛所辖的狭长的辽西走廊，金戈铁马，烽火狼烟，演绎过多少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活剧啊！秦皇、汉武，魏主曹操，都曾来此登临、驻跸，留下过足迹与传说。而位于葫芦岛东北端，现龙港区那个形若漂浮在海边的葫芦的小半岛，由于港阔水深，是我国北方罕见的不冻港，自古就是军事要隘。近代，自清末以来，那里修堤筑港，一直备受关注。1918年孙中山先生亲自拟定的《建国方略》中，也特别将葫芦岛筑港工程列为北方待建的筑港工程之首，并提出具体规划，后因直奉战争爆发而搁置。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便立即以筹划实施“三大铁路干线”及与之配套的葫芦岛筑港工程为抓手，以期“振兴东北全局”，并于1930年7月亲临葫芦岛，主持盛大的筑港开工仪式。然而，正当这被誉为“中国复兴之曙光”的筑港工程紧张、有序地实施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工程又被迫终止。其实，由于葫芦岛的特殊地位，以及筑港工程牵涉到国内外诸多复杂的矛盾纠葛，便注定它在“启动之初，就为列强所掣肘”。

以上这些有关葫芦岛及葫芦岛港的资料，都是我们在预做“功课”时匆匆摘录下来的。

更令我们感慨与关注的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根据《波茨坦公告》关于日军“完全解除武装后，允其返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的规定，和1946年1月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及美特使马歇尔共同议定的有关在年底前分战区、分阶段遣返日侨、俘的具体办法，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25日的232天里，将羁留在东北各地的日侨俘共105万余人自葫芦岛遣返回国。如此巨大的规模，在世界上尚无先例。中国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提供了巨大支持，特别是刚刚摆脱日本侵略者长期残酷奴役、压榨，自己还缺衣少食、遍体鳞伤的东北及葫芦岛人民，以德报怨，无私地接纳潮水般一批批不断涌来的敌对国战俘与侨民，让他们平安地踏上归国之路。对照日军处处“烧光、杀光、抢光”的野蛮行径，这该是何等的大义、大节，何等的宽厚、仁慈啊！

我们愧疚自己才疏学浅，对这一切知之甚少。便期盼着趁去葫芦岛疗养之机，到龙港区葫芦岛港所在地，去实地感知那页不应被忘却的历史。

我们去的沈阳军区疗养院位于葫芦岛辖区的兴城，与葫芦岛港所在的龙港区分列在葫芦岛市区的西南与东北两个方向。我们一到疗养院，便听说兴城倚山傍海、历史厚重、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改革开放以来，深得经济快速发展之惠。由于拥有城、泉、山、海、岛“五宝”，近年来，交通及旅游、疗养设施不断完善，使其迅速成为辽东湾西岸新崛起的旅游、疗养城市。兴城拥有的“五宝”分别指的是：城，即距兴城市区不远的始建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的宁远城。它是明代军事防御体系中典型的卫城建筑的范本，也是山海关外第一军事重镇。明天启六年（1623年），努尔哈赤亲率13万后金军，气势汹汹直扑锦州、宁远，明将袁崇焕率2万兵马，坚守孤城。血战中，努尔哈赤亦被明红夷大炮击伤，只得偃旗息鼓，铩羽而归；泉，即今位于兴城市政府东面兴海大道上的古汤泉，迄今有1300年历史，水温摄氏70度左右，泉水清澈透明，含有钾、镁、钙、钠、硫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氡，具有很高的医疗价值；山，即宁远古城与兴城市区之间的海拔330米的首山，是宁远古城东北的天然屏障，亦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如今，首山主峰仍留存明代修筑的烽火台，是首山的标志物；海，即以菊花女塑像为中心的海滨景区。北侧的“兴海公园”内有30多公顷松林和近一公里长的半月形海滩。踏进园内，满耳松涛海浪，遥相呼应。走进沙滩，坡缓沙细，是天然海水浴场。南侧是上世纪80年代在海边三块天然礁石上架桥、筑阁建成的“三礁览胜”景点，成为人们观海听潮、度假休闲的好去处；岛，即兴城东南10余公里的长条葫芦形岛屿，旧称觉华岛，因千年前辽代名僧觉华在岛上修行而得名，金、元、明、清均沿用之。后因岛上遍开菊花，及菊花女挺身仗剑伏海妖的传说，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改称菊花岛。而今，菊花岛上庙宇楼台、古木参天，风光秀美，成为旅游胜地。说来也巧，我们来疗养院入住的房间，恰是不久前病故的《江姐》等著名歌剧编剧、词作家阎肃前两年疗养时住过的房间。阎老疗养期间，曾应院方之请为疗养院题词留念：

作者在葫芦岛“日本侨俘遣返之地”纪念碑前

兴城有五宝，城、泉、山、海、岛。

进院方更夜，推窗觉春晓。

留下情谊知多少？真好，真好！

院方将阎老手迹镌刻在一方天然的石头上，成为疗养院庭园中的一景。不知阎老疗养期间是否都亲临了这兴城的“五宝”，我们来时，恰逢十一以后的旅游淡季，原入住的疗养人员大多在十一前离去，连疗养院前面那“三礁览胜”及菊花女塑像附近海边上旅游旺季时往往人满为患的餐馆、酒店、度假村，也都变得空空落落，宾客寥寥。所以，疗养院只安排我们参观了宁远古城。“五宝”所列的菊花岛、首山等景点，都没有安排。但“五宝”所列景点都在疗养院附近，特别是缘石阶而上，登上后山庭院最高处的观景台，环顾四方，远远近近，这城、泉、山、海、岛，历历在目。我们每天早早晚晚在庭园中散步，路过这块石刻时，总要伫立片刻，细细品味阎老的题词。它既写景，又写情，情景交融，意韵缠绵，既是一首短诗，又是一首歌词，离曲能诵，谱曲可歌，像阎老一贯的风格：质朴，率真，简洁，隽永。每次我们缓步离开时，都自心中由衷地赞叹：“真好，真好！”——对葫芦岛，对疗养院，也对阎老……

然而，我们每日除按医嘱在疗养院休息、疗养外，也总惦记着去龙港区实地看一看当年遣返百万日本侨俘的葫芦岛港。我们打听到疗养院门口就有公交车去兴城市区，倒也方便。然而，当我们向疗养院医护人员和院外的葫芦岛市民问及葫芦岛港和二战后遣返日侨俘的事时，他们大多竟一无所知，最多告诉你龙港区海边是造船业基地“船舶重工”所在地，过去的旧港口、旧码头早不用了，而且说那里太远、太偏僻，又不知通不通公交车，劝我们不要去。就在我们以为无望，只能知难而退的时候，疗养院曹政委来住处探望，关切地询问在疗养院吃、住、休息习不习惯，并问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办，他可协助安排。我们趁机提到想看看遣返日侨俘的葫芦岛港的事，没待我们说完，曹政委便笑着说：“这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去过，那里还有一块遣返日侨俘的纪念碑。”并说：“明天周日，要没什么事我陪你们去。”第二天午饭前，曹政委忽来通知，他下午有会不能陪我们，但已为我们安排了车。说完，又风风火火地离去。我们来的第二天，贾院长便去外地参加一个为期两三个月的集训班，全院大小的事，便全落在曹政委一人肩头。虽说现在不是疗养“旺季”，但疗养院属基层单位，除内部管理之外，还须处理好、理顺与上级及与地方各相关部门的关系。俗话说“上面千根线，下头一根针”，事杂，头绪多，任务重，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正是不愿为他们添麻烦，才四处打听公交线路，打算利用假日可以请假外出之机，自己乘公交车去，没想到最后还是麻烦了疗养院。我们除感念曹政委热心关照外，也很感慨他认真负责、周到、干练的作风。

果然，到了预定时间，两位青年便开车来到我们的住处门前，司机已按曹政委交代的路线预先调好了导航仪，依靠它的指引，我们很顺利地从疗养院穿过兴城市区，沿着锦葫路一直开到龙港区濒临原葫芦岛港的高台上。那里是一片开阔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日本人建的三个硕大的水泥浇铸的储油罐。那是1934年日本占领全东北之后，对葫芦岛的地质、水文、气象、潮汐以及社会情况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详细考查，与伪满洲国政府签订了“合作开发葫芦岛协议”，力图依托辽西地区水泥、煤炭、矿产、石油等综合性工业基地，把葫芦岛港建成具有储备、转运、补给、维修等多用途的军商两用港口，直接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次年4月，日伪先后招募了万余名劳工，在清末以来两次筑港的基础上，平山填海，修筑防波堤、货运及输油码头等设施。这些硕大的储油罐，就是那时专为包括锦西合成炼油厂、锦化集团等企业在内的日陆军燃料厂修建的，产品包括航空用油、汽油、柴油及燃料油等。现在，这几个挺刺眼的庞然大物，成为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我国资源的罪证。他们疯狂劫掠的又何止是油料，还有煤炭、钢铁、硫酸、铅锌矿、钼矿，以及粮食、棉花、毛皮……几乎所有能掠夺的物资无所不抢。而修建包括这些储油罐在内的筑港工程的开支，打的是“日满合作”旗号，自然全列入伪满洲国账簿——这就是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合作”。

在一个硕大的储油罐的西侧，果然找到了曹政委说的葫芦岛市人民政府2006年6月立的白色花岗岩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着“日本侨俘遣返之地”一行蓝色大字，并分别标示了遣返人数与日期，分别是：1051047人和1946—1948年。碑的右侧，还有一幅当年日男女侨俘和孩子登船离港时在船尾回望葫芦岛港的浮雕。碑的后面是中、日两种文字刻下的碑文，记述了遣返日侨俘的经过。最后一段写道：“60年过去了，当年那场战争带给中日两国人民的伤害已成警世的钟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决不让历史悲剧再次重演，衷心期盼中日友好世代相传。”这块碑立在硕大的储油罐旁的山洼处，碑的后面及旁侧有一片并不起眼的小树林。我们穿过树林，想去马路对面的“观海亭”俯瞰葫芦岛港旧址时，忽然发现小树林前面也立着一块小石碑。从碑文得知，这片小树林是由“日本国际善邻协会”为感谢葫芦岛市政府在当年日侨俘遣返出发地修建遣返纪念碑及加强中日友好，资助购买了360余株樱花树、松树、柏树幼苗，会同葫芦岛市望海公园绿化部门，于2013年5月共同建起的“中日友好林”。读罢碑文，再回望这片并不起眼的小树林，心中不禁多了许多感慨。原来这些树苗竟都是带着日本人民的美好情谊，从东瀛跨海而来，我们自然也当善待它们，勤松土，勤浇灌，勤照料，让它们在葫芦岛这片曾经溽漫过中日两国人民斑斑血泪与深厚情谊的土地上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