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

我们家住在津浦铁路边上，火车一开过，家里的窗户就哗哗地响，像发生了三四级地震一样。

那是一个铁路职工的大院，里面住着铁路机务段和工务段的职工。

清末民初铺设津浦铁路的时候，在铁路边为英国设计师修建了四排宿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这四排宿舍被日本人占用，里面铺上了榻榻米。再后来，先后归属于国民党、共产党。直到解放后，这四排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房子，被分配给了火车司机和铁路高级工作人员，大家管它叫做“官房”。

我的妈妈1935年就出生在这里。

她住过英国人时期的建筑风格，也住过日本人时期的榻榻米，解放后，再搬回来，就住到了现在我们家的位置。

没房子住的铁路职工越来越多，很多人喜欢这四排高大的平顶建筑，但论资格又住不进去，就挨着官房建起了自家的房子——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违章建筑”。结果，把这个颇有气势的民国建筑围在了一堆形状各异的自建房子中间了，并形成了现在的大院。

我们家是第三排官房中的头两间。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的格局，就是厨房建在两排住房之间，隔断了来往的路，形成一个不小的院子。房子是灰砖建的，院里的地面上也铺着灰砖。长方形的院子，沿着墙边用灰砖架起了三层高低错落的台阶，姥爷那些修剪精美的盆景就整齐地摆放在台阶上。

姥爷的盆景，有假山，有树根，有植物；有小桥流水，也有渔翁垂钓；有仙鹤立于水上，也有小亭在青松旁。每一个盆景都是一幅山水画，而那些小桥、小人、小船也成了我的玩具。虽然那会儿的我，并不懂得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诗情画意，对戴斗笠的老头还不如对亭子和桥感兴趣，但在物质贫乏的七十年代，姥爷的这些小玩意对一个孩子来说，已经是很奢侈的物品了。

小院中央，屋子门口，有三个大鱼缸，里面养着颜色各异的金鱼，眼睛也都奇形怪状。

鱼缸的一半埋在土里。冬天，水面上结了厚厚一层冰，我怕鱼儿被冻住，或者被憋死，就用铁棍把冰面凿出个洞，却发现冰下的鱼儿依然自在地游来游去。

那会儿养鱼可没有如今的“水循环系统”，我就是我们家的“水循环系统”。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三个大鱼缸来一次大换水。

先准备好桶和塑料管子，把管子的一头放在鱼缸里，另一头含在嘴里用力吸气。眼看着鱼缸里的水顺着管子向自己这边流过来，快流到嘴里时，赶紧把管子放到桶里，这样鱼缸里的水就顺着管子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

傍晚，昏黄的阳光洒在湿漉漉的院子里。

鱼儿在清水里游，花儿在露珠下笑。

姥爷坐在藤椅上，欣赏着他一院子的花。

我在姥爷身旁，欣赏着我的劳动成果。

为了有效利用生态资源，我再把桶里的水倒进浇花的壶，用富含鱼儿粪便的水滋养院子里的植物。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姥爷的教导下锤炼出来的，姥爷也会在一旁观敌料阵，见我忙不过来的时候伸一把手。

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湿漉漉的院子里。鱼儿在清水里游，花儿在露珠下笑。姥爷坐在藤椅上，欣赏着他一院子的花。我坐在姥爷的腿上，欣赏着我的劳动成果。

这个画面在我儿时的照片上有记录，虽然是黑白照片，但那一院子整齐、美丽、郁郁葱葱的盆景、假山和植物，到现在看上去都是那么有质感，呼之欲出。

我最早学会的一首古诗，不记得它的名字了，只记得其中两句，特别像我家的小院：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拍摄《我们天上见》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对摄影师描述我想要的两个理想中的镜头。其中之一是：移动摄影机从大院门口，跟着一路蹦蹦跳跳的小兰，穿过曲曲折折的巷子，经过一片破旧的老房子，最后停在一扇红色的小门前。随着小兰伸手推开院门，一个美丽的，天堂一般的花园出现在镜头前。

后来，两个理想中的镜头都没有拍成。原因是我儿时的院子已经不复存在，而我们拍摄的外景地，也不具备这个环境，只能放弃了。

但是，那个巷子，那条曲径，那扇红门，那推开门时的惊心动魄的美丽，时常出现在我的白日梦里，就像美国电影《蝴蝶梦》中的开场白一样：

“昨天夜里，我又回到了我的曼德里……”

自来水

那会儿，自来水龙头可不是每家都有的，整个大院也就八个。

这八个水龙头，是给官房配置的。四排官房，每排配置两个。后来，这四排官房都被从中间隔开了，八个水龙头也就被隔在了八个区域。除了官房的住户，周围的人家也来这儿接水。

姥爷的小院里就有一个自来水龙头。

为了邻居进出方便，我们家那扇红色的院门，几乎是从不插上或锁上的。姥爷那一院子的花，全凭大家自觉，竟也从没丢失过。

经常，天不亮，就有人来接水，夜里一两点钟来接水的也有，姥爷从无怨言。

每个月，公家都会把本月用水的费用下发居委会，居委会再让各家各户轮流来收水费。我就干过收水费这活儿。

一个被传得破破烂烂的水费本子，上面记着用水户的姓名和家庭人数。轮到我们家收水费时，姥爷就把每户费用算好写好，然后背上一个小口袋，拿上一支笔，带着我挨家挨户地去收。后来就变成姥爷把费用算好，让我背上小口袋，拿上笔，独自去收水费。再后来，就连算水费都是我自己的事了。

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开始观察进进出出的人。

有些邻居神情自若，有些邻居匆匆来去，

只有平时一副冷冷面孔的李大娘，今天对我特别热情，

每次来接水，都主动跟我搭讪，

我若正好在看她，她又赶紧转移眼神……

这不是很可疑吗？

选自《我们天上见》

一年也摊不上一次收水费，所以我的积极性特别高。

邻居们也都很热情，我一报出水费金额，从来没有人对一个小孩儿的计算能力表示过怀疑，总是立刻掏出钱来给我。这份信任，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大人了，收完一圈，从没见过这么多钱的我，背着满满一小袋战利品，心花怒放地回家去了。

小院里每天来接水的、洗衣服的、洗菜的人，络绎不绝。大多数人都很自觉，不破坏姥爷那美丽的花园。不过，菜叶子堵了下水道，垃圾桶里多了很多垃圾，也是常有的事，其间，还闹出过许多笑话。

有一次，我怎么都找不到家里的剪刀了，那是把老式的裁缝剪刀，从我记事起，这把剪刀就在我们家。

我找遍了所有的抽屉和卧室、厨房、院子里的犄角旮旯，一无所获。突然，一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会不会是被哪个接水的邻居偷走了呢？

这个念头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可它一经产生，就像洪水一样汹涌，把其他的想法全淹没了。

于是，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开始观察进进出出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观察人，发现很多人的表情都特别有意思。

有些邻居还像往常一样，见到我神情自若地叫一声：“小三子，吃了吗？”这种人被我排除在外了。

有些人匆匆忙忙地来，匆匆忙忙地走，就像我不存在一样。他们平时也这样，所以也被我排除在外了。

范围逐渐缩小，最后，我把注意力放在了我们家隔壁的李大娘身上。李大娘平时见到我，总是一副冷冷的面孔，爱搭不理的，但是今天，她对我特别地热情，每次来接水或洗东西，都主动跟我搭讪。这不是很可疑吗？

我又进一步观察她，发现她的眼神有点儿鬼鬼祟祟，东看看西瞧瞧，正好跟我对视时，她就赶紧把眼神躲开，这不叫做贼心虚吗？

于是，我故意大声地叫起来：

“谁看见我们家的剪子了？我们家的剪子不见了！”

我一边叫，一边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李大娘，发现她很紧张，一句话都不说，埋头洗菜。

我越来越肯定自己的判断：就是她偷的！

就在我准备走上前去质问李大娘的时候，姥爷叫我吃晚饭了。吃饭的时候，我把我的怀疑告诉了姥爷，没想到，姥爷二话没说，起身从被子下面把裁缝剪子拿了出来。

啊？难道我一嚷嚷，李大娘做贼心虚，悄悄地把剪子送回来了，还藏到被子下面？

我问姥爷剪子是怎么被他发现的，姥爷说他下午缝被子的时候，顺手就放在被子下面了。

吃完饭，我跑到李大娘家门口，看到他们一家人正围坐在桌前吃饭，李大娘看到我，就让我进去跟他们一起吃。

这会儿再看李大娘，跟换了一个人一样，一脸的慈祥，和蔼可亲。

想想李大娘，平时对我真是挺好的。小孩子都喜欢吃隔锅的饭，我不就经常端个空碗去李大娘家蹭饭吗？玉米面的贴饼子，蒸槐树叶，这些又乡土又好吃的东西，不都是在李大娘家吃到的吗？再想想自己刚才对李大娘的怀疑，我愧疚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小脚张奶奶

李大娘家的隔壁，住着小脚张奶奶。

张奶奶的脚，那真叫三寸金莲，张奶奶的个子又很高，走起路来像在风里飘。

张奶奶养了很多鸡，都养在她的屋子里，所以进她的屋子需要很大的勇气。除了地上的鸡屎，还有满屋子鸡屎的臭味。

张奶奶是唐山人，说话很好听，虽然不识字，却酷爱看小人书。她的家里有很多小人书，《小兵张嘎》、《鸡毛信》、《平原游击队》，我都是在张奶奶家看的。

张奶奶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小鸡下蛋。随着“咯哒咯哒”的叫声，张奶奶摇晃着她细长的身躯，准确无误地从鸡窝里取出一个热乎乎的鸡蛋，笑眯眯地让我摸摸，小心翼翼地放进坛子里。

张奶奶的鸡蛋坛子，只进不出。因为没牙，她每天就喝点儿粥，吃几根咸菜，或者嚼点儿馒头。只在逢年过节，才能看到她的三个儿子带着点心来看她，坐上几分钟，提着鸡蛋走了。

张奶奶自己提水，虽然是个小桶，可她那一步三摇的姿态，一桶水到家就剩一半了。每次看她提水，我都为她揪着心。

有一天姥爷把我叫到面前，问我：

“小文丽，你想不想越长越美丽？”

“想，当然想了，可怎么才能越长越美丽呢？”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就是多帮人做好事，你就会越长越美丽。”

“真的吗？”

张奶奶成了我变“美丽”的目标！

下了学，放下书包，我就直奔张奶奶家，拎起水桶就跑，把缸里接满水。又开始扫地，先在鸡屎上洒上炉渣灰，小心把鸡屎除掉，再在地上洒点水，不让灰尘扬起来，最后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张奶奶家的窗户，就像是从来都没擦过一样，连阳光都透不进来了。当我用自己的劳动让小屋洒满阳光的时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我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我发现，帮别人家干活，比帮自己家里干活带劲儿多了，更何况越干越美丽！

我热切地盼望着自己早一点儿美丽起来。

张奶奶盘腿坐在床上，吃惊地看着我像猴子一样地上蹿下跳。既不赞许，也不感激，好像很无奈。

她是不是在想：这个小家伙是不是有点儿神经不正常啊？

每年的五月端午，妈妈都会请张奶奶来家里帮我们包粽子。

我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我发现，

帮别人干活比帮自己家干活带劲儿多了，

更何况越干越美丽！

别看张奶奶不讲卫生，不会收拾屋子，包起粽子来可是一把好手。粽叶在她的手里上下翻飞，一转眼，一个小粽子就包出来了。

我在演电影《台湾往事》的时候，包粽子速度之快让全组的人惊诧，这还要感谢小脚张奶奶，是她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包粽子。

后来，我还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了。

这是不是要归功于姥爷教我的秘诀呢？

现在想想，姥爷是多么智慧。他如果直接让我帮小脚张奶奶提水，我怎么会愿意？小孩子嘛，提个一次两次也就罢了，哪里能坚持太久？现在好了，既帮了需要帮助的人，又培养了我的品德。

现在，我也会模仿姥爷，用这个办法来教育我的孩子，却发现，我的孩子可没有我那么当真啊。

吴大姑

“吴大姑，又要问你借钱了。”

这是每个月8号，姥爷必说的一句话。

吴大姑是个在职的寡妇，两个儿子上山下乡都去了农村，她一个人省吃俭用，每个月都有结余。

七十年代，每个月都有结余，那是很奢侈的。

妈妈和姥爷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将近一百元钱，一百元养活三口人，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奢侈的。

可是，我们每个月的8号，都要向吴大姑借钱，每次借十元。

姥爷和妈妈在铁路工作，铁路每月15号发工资，吴大姑在地方工作，每月月底发工资。

妈妈的工资全都交给姥爷管理，姥爷就是在最困难的时期，烟、酒、茶、糖也不会少。

茶，要茉莉花茶；酒，要高粱酒；烟，来人必给人家递，也是那会儿的好烟；糖，不光我吃，来家里的小朋友吃，姥爷自己也吃。

就这几样，全是那个年头的奢侈品。再加上姥爷爱吃肉，红烧肉烧得一流。姥爷还爱喝鸡汤，因为他的牙齿几乎掉光了，妈妈每天早起去很远的地方给他买鸡汤。那是一种用大麦和鸡丝在一起熬的汤，营养丰富，妈妈一买就是三碗，可以让姥爷喝上一天。

想想，这是在七十年代啊，这样的生活是会让多少人流口水的！姥爷还要买花买鱼，一百元钱当然是不够的。

那能不能下个月省省，少买一样东西呢？

不能！

所以，每个月到了8号，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8号到15号，还有一个礼拜，只能找吴大姑借钱。

吴大姑也早已习惯了，每到8号这一天，早早地就把十元钱准备好，姥爷一来，不待张口，便将钱送上去。而姥爷也在一个礼拜以后，发工资的当天，第一时间把十元钱还给吴大姑。

有一天晚上，不知因为什么，姥爷跟妈妈生气了，妈妈在屋子里哭，姥爷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可把只有八九岁的我吓坏了。

我怕姥爷生气了去跳河自杀，想去找姥爷，又怕妈妈一个人在家想不开上吊自杀，又走不开，情急之下，我敲响了隔壁吴大姑家的门。

我语无伦次地跟吴大姑描述了家里突发的事件，也讲了我的担忧，希望吴大姑帮我在家里看住妈妈，我要去执行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寻找姥爷。

吴大姑，平时对我爱答不理地，那天一定是被我的神情吓住了，居然对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唯命是从。

我曾无数次地幻想，我跳河自杀了。

妈妈和姥爷，还有所有的亲人们奔向河边，

趴在我身上哭天喊地。

这种幻想带给我巨大的满足：

哈哈，谁让你们平时对我不好？

谁让你们老是批评我？

现在后悔了吧，晚了！

她立刻穿好衣服，跟着我来到家里，坐在了正在哭泣的妈妈身边，一边安慰妈妈，一边向我点头，示意我可以放心地走了。我也向吴大姑点点头，拿上手电筒，穿过黑黢黢的巷子，直奔大塘公园。

大塘公园里有个大水塘。那是修建津浦铁路的时候，为了垫高地基，在地基上铺设铁轨，挖土形成的大坑，后来积水成塘。

原先的大塘没有围墙，也不是公园，后来因为有小孩不慎落水淹死，便建起了围墙，形成了一个街心公园。

因为离家近，我想，将近九十岁的姥爷最有可能去跳大塘。可是我忘了，夜里，公园是关门的。我围着大塘公园转了一圈，几个大门都关着，姥爷应该没有那个身手，可以爬树进去。

怎么办？难道姥爷真的去跳淮河了？

淮河，可是很远啊，又是深更半夜的，我一个人去，真有点儿害怕。

我也奇怪，为什么一个八九岁的小孩，认定她的姥爷和妈妈会以自杀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呢？

那其实是我自己的幻想。

以一个弱小的生命面对大人的指责和惩罚时，唯一能让大人们后悔和感到痛苦的就是死。

我曾无数次地幻想，我跳河自杀了，妈妈和姥爷，还有所有的亲人们奔向河边，趴在我身上哭天喊地的样子，我感到巨大的满足和幸灾乐祸。

“哈哈，谁让你们平时对我不好？谁让你们老是批评我？现在后悔了吧，晚了！”

所以，我以儿童的心理，以为大人们生气了，也会跟我想得一样，以死让对方后悔。

为了确保吴大姑没有失职，妈妈在家安然无恙，在奔向淮河前，我先回了趟家，去看看妈妈。

家里还是两个人，只不过吴大姑变成了姥爷。

姥爷坐在里屋的大床上，妈妈坐在外屋的小床上，两个人谁也不理谁，也不说话。

啊？姥爷没有去跳河啊！

我跑进屋，拉起妈妈的手，二话不说，走到姥爷面前，就像平时我犯错误的时候，妈妈拉着我的手走到姥爷的面前一样。

我轻轻地掐了一下妈妈的手，妈妈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爸爸，我错了，您别生气了。”

“啊？什么？”

姥爷平时就背的耳朵，现在更背了，装作听不见。

妈妈提高了一点声音，却多了一点泪水：

“爸爸，我错了，您别生气了。”

这就是我的姥爷！完全的封建礼教！在七十年代的红色政权下，居然还来这一套。

可是，我就是这样长大的，妈妈也是这样长大的。

直到今天，我开始教我的孩子们学习《弟子规》，发现姥爷对我的教育，都是从那上面来的，毫不含糊。

原谅了妈妈之后，我和姥爷躺到了床上，我好奇地问他：

“您刚才离家出走，去哪儿了？”

姥爷诧异地看着我：

“离家出走？我就去了趟茅房（厕所）。”

丫头

我们住的大院里，有几个小朋友，常跟我一起玩，其中就有丫头。

丫头的父亲，曾经在铁路工作，后来在一次事故中，被火车轧死了。丫头的母亲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疯了。这个家，就这样败落了。

上面有三个哥哥的丫头，是这个家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儿。按说，丫头应该是最得爸妈宠爱的，可是我们眼里的她，永远蓬头垢面，鼻涕邋遢；永远穿着破衣服，衣服上面黑乎乎的，不知是鼻涕，还是吃的东西留下来的印子。

院子里的小朋友都欺负她，不愿意跟她玩，嫌她脏。

的确，她那头像朋克一样永远也不梳理的头发，长满了虱子和虮子。虱子是黑色的小虫，虮子是白色的小虫，都附着在头发上，奇痒无比。

想想这个有个疯妈妈，没人管没人疼的孩子，真是可怜。就那一头虱子和虮子，就够她受的了。小朋友们怕被她头上的虫子传染，都远远地躲着她。

她很想跟我们一起玩，总是眼馋地，远远地看着我们，一双小眼睛充满期待，盼着能加入进来。

她的妈妈，倒是毫无顾忌，蓬头垢面，唱着走调的歌，骂骂咧咧地从我们玩的地方经过。

小朋友有时会放下正在玩的东西，把注意力转向丫头妈妈，朝她扔石头子；有时会追在她的身后，戏谑她。这种时候，丫头总会自卑地，悄悄地溜走。

我是院子里这几个同龄小朋友的“头儿”，可能因为自己在学校和体操房的境遇吧，让我对丫头充满同情。虽然我没有一个疯子妈妈，虽然我衣着整洁，但是，同学们和队员们不也是不理我、不跟我玩吗？我不也总是一个人，可怜巴巴地看着人家玩、看着人家笑吗？

我真的很想让丫头跟我们一起玩，但是，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大家都不想理她，都不欢迎她加入。于是，我又担心如果向着她，自己会失去这一点点得之不易的江湖地位。矛盾和斗争的结果，让我只能无奈地远远地看着她那双热切的眼睛。

有一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我就跑到小朋友们一起玩的大树下面。那儿，只有丫头一个人，她正在用我们在地上画的线，模仿着我们的动作，跳房子呢。

看到我，她停了下来，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转身就要走。我不自觉地叫了声：

“丫头！”

她站住了，转过那个朋克头来，看着我。我又不自觉地问她：

“想不想跟我一起玩？”

选自《我们天上见》

我很想让她跟我们一起玩儿，

但也能明显感觉到大家对她的抗拒。

我担心接纳她，

会让自己失去这点得之不易的“江湖地位”。

她吃惊地看着我，不太相信似的，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过了一会儿，见我没有反悔，见我的目光一直真诚地注视着她，于是，她使劲地点了点头，脸都红到脖子根了。

我们俩互相看着，她灿烂地笑了，我也灿烂地笑了。

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当妈妈。

我把她带到了我们家的小院，让她坐小板凳，我坐椅子，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膝盖上，开始帮她捉头发上的虱子和虮子。

那个下午，阳光温暖地照着小院，我真的像丫头的妈妈一样，温存而认真地帮她清除着这些小朋友们嫌弃的东西。我好像有一种伟大的使命感，就是要帮助她，帮助这个可怜的小姑娘，重新建立起生活的信心，让她干净美丽起来。

帮助了她，也就如同帮助了我自己，我也希望在学校，在体操房，同学们和队员们也能像我对丫头一样地对待我。

有时候，我把她的头发弄得很疼，她也一声不吭地忍着。

虱子和虮子都很难弄下来，这些个小虫子，死死地抓着头发，要用两个手指头的指甲相互挤压，听到“啪”的一声响，才算是把它消灭了。

太多了，何时是个尽头啊。

弄着弄着，我的身上也痒起来了，然后，头发又痒起来了——天哪，是不是已经传染给了我呀？

我开始后悔了，后悔让她来我们家，后悔帮她摘虱子，害怕自己被传染上这些可怕的小虫子。要是那样的话，学校里的同学们，体操房里的队员们不就更加嫌弃我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姥爷伸出了援助的手。

姥爷已经观察我们半天了，他知道丫头家里的情况，很同情这一家人，所以，看到我帮助丫头，姥爷很高兴。

姥爷看我的方法太笨拙，就提着把剪刀走过来，“咔嚓咔嚓”几下子，就把丫头那又长又乱的“朋克头”，剪成了齐耳的短发。

哈哈，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下子，可就容易得多了。本来，虱子和虮子，也大都集中在发尾，剪掉了，不就省得一个一个弄死了吗？

从没梳过头的丫头，一下子变了个人，干净、整洁，好看了许多。

从此以后，丫头就成了我的小伙伴。

我带她去洗澡，教她洗衣服，到她的家里帮她打扫卫生。

那个家，如果可以称之为“家”的话，简直就不知道人怎么可以生活在其中。

我甚至很生她三个哥哥的气，为什么不管这个家？为什么不管这个妹妹？为什么不照顾这样一个妈妈？

要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能有一个哥哥呀。

我的哥哥，带着他的一帮小兄弟，杀进我们教室。

“谁敢欺负我妹妹？！”

我的哥哥，在我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这个幻想，一直在我童年的脑海里。

可是，有三个哥哥的丫头，不是一样被人欺负吗？有三个儿子的疯子母亲，不是一样被人谩骂吗？

现在的我，才能理解和懂得，那三个儿子，其实，也是自卑得不行。没有了父爱和母爱的孩子，也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包括自己的亲人。

我把丫头当成了我的布娃娃，我觉得自己就是她的妈妈。别的小朋友想欺负她的时候，我就站出来，保护她，渐渐地，大家也就接受了她。

一别三十多年，再次与丫头重逢，是在电影《我们天上见》的家乡见面会上。大姐知道我跟丫头的感情，想给我一个惊喜，从外地把她接了过来。

彼此对视的第一眼，我就认出是她，眼泪也同时流了下来。

我们两个人，在舞台上，紧紧地拥抱了很久。她一直在我的耳边喃喃地说：

“小时候，只有你跟我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