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十年

我的人生犹如蜿蜒不定的河流，
没有成型的航道，
没有既定的目标，
顺流随遇，左奔右突，
在茫茫的人生大地上刻画出了
自己未曾期许的印记。

我的人生犹如蜿蜒不定的河流，没有成型的航道，没有既定的目标，顺流随遇，左奔右突，在茫茫的人生大地上刻画出了自己未曾期许的印记。

回顾往事，幼时我从未想过与英语结缘，也从未想过若干年后自己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求学、生活、工作，更不敢想象自己进入联合国工作，在世界的彼端为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构建桥梁。

我的工作始终都在与语言打交道：从不识英文的童稚少年，到初学英文，到成为英文老师，再到留学美国；毕业后在美国大学教中文，接着在纽约华美协进社管理中文项目，再后来进入联合国工作，继续从事中文教学项目。

我至今的生活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除了第二段历经十七年，其他三段都是整整十五年。每个阶段的突兀转折，看似出人意外，实则合情合理，好多个因缘际会最终使我走到了今天。如今回首前尘，仿佛又让我回到那些艰难却又温馨、繁累却又丰富、辛苦却又美丽的日子。

童学少年：1954—1969

坐标：南京

1954年12月24日，我在南京出生。南京的冬天不常下雪，但那一年的冬天出奇的冷，寒风萧瑟，雪花飘飘。我后来在网上查过，南京近百年来最低气温出现在1955年1月6日，达零下14度，正是我出生的那个冬天。

因为那年的雪特别大，父母就给我起名为“冬冬”——意为两个冬天。这个名字一直使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才改为现在的名字。

12月24日是西方的平安夜，也就是圣诞节前夜。不过在当时那个与外界隔绝、惧谈西方的年代里，没有人会把我的生日与平安夜联系起来。有意思的是我出国后，美国人一听到我的生日马上就会说：“Christmas Eve！”（平安夜！）而我通常的回答是：“It's a day nobody cares about．”（无人在意的一天。）——因为人们都在期盼第二天的圣诞节。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从没有给我过过生日，我也没有参加过哪个小朋友的生日聚会。在我们小时候，大家好像都没有“过生日”的习惯。

父母

我出生时，父母住在南京市太平南路的“东白菜园”。听起来好像是乡村，其实那儿距民国时期的总统府以及蒋介石、宋美龄宴请国宾的中央饭店仅咫尺之遥。此地历史上曾是一片白菜园，后成为东西两条巷子。东白菜园和西白菜园均是一栋栋民国风格的小洋房，我们家就在临街的一栋小洋房的二楼。

我家在二楼有两个房间，还有楼梯旁一间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室外还有一个阳台，也是跟邻居合用的。在当时的南京，这已是很好的居住条件了。我家能享有这样的条件，原因是我父母均为国家干部，且级别还不低——父亲当时是南京市共青团宣传部长，母亲是我们家所在街道的办事处主任。

我最初的记忆是从全托幼儿园开始的。幼儿园其实就在我家门口，但那时正值“大跃进”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展开之际，父母全身心地投入，根本没有时间顾及自家的几个孩子。

我有两个妹妹，我们兄妹三人的年龄很接近，都在全托幼儿园住读。所谓全托就是寄宿制幼儿园，每周只有星期天可以回家。我记得幼时的我在幼儿园思家心切，每天都盯着那扇锁着的大门，希望妈妈会突然出现。最难熬的便是夜晚了，瞅着凸凸凹凹的天花板，总是难以入睡。记得有几次，我瞅着幼儿园的“阿姨”没注意，偷跑回家，就像从监狱越狱逃跑一样。好在那时没有门卫把守，社会上也没有治安问题。每次偷跑回家，都被妈妈又送了回去。后来大概妈妈也心疼了吧，就决定不再让我上全托，而改为日托了，这样每天傍晚我就可以回家了。

“大跃进”过后没多久，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就接踵而至。全民饥馑，物资匮乏。根据中央决议实行完全供给制，全国创办公共食堂，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人人都吃食堂。可是食堂早上只有稀饭，中午和晚上每人只有一碗米饭，是装在一个陶瓷碗里的蒸饭，大人小孩都一样。长大后听我母亲说大人为了让孩子吃饱，自己常常忍饥挨饿，少吃或者不吃。后来我父亲还得了浮肿病，就是因为把饭菜省给孩子吃，长期忍饥挨饿。

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我们家附近有个南京市很有名的菜场，叫科巷菜场。记得每天下午都有卡车运菜进来，车一卸货就有很多人蜂拥而上，抢吃青菜的菜心。我常常跟着小伙伴们一起去吃，主要是为了好玩儿。菜心甜甜的，倒也蛮好吃。

当时城市里的情况还好一些，农村就更糟糕了。很多农村人在农村没有吃食，便来城里行乞要饭，治安也成了问题。记得有一次，我跟母亲去鼓楼的食品大楼买了一包“油球”（用油炸的面团，里面有些糖）。我拿着那个装有“油球”的纸包，转眼间就有个人从我手里抢走，飞奔而逝，让我着实惊吓不已。多年后我跟太太聊起过此事，她说她小时候也有类似的遭遇，被抢过一个馒头。那个抢馒头的人一把夺过馒头，并在馒头上连吐几口唾沫，然后边跑边啃，吓得她大哭。因为饥饿，有些人已经失去理智而抢夺食物。

父母堂尊

我该说说我的父母了。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家庭。

先说我母亲吧。她叫黄贤，1928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起初家境还凑合。她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曾在皇宫做杂事。姥爷有些文化，算是个文人，能算会写，平时给人写字做账，但并非固定的工作，也没有稳定的收入。

母亲4岁时，家中有5口人：我的太姥姥、姥姥、姥爷、母亲，以及我一个年幼的舅舅。由于那时家中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我太姥姥就决定下关东去讨生计，于是带着全家一起去了长春。因当时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和一帮清朝遗老都在长春，太姥姥觉得那儿兴许能联系到太姥爷当年在皇宫里的一些关系，给姥爷介绍个工作。但是到了长春才发现，这些人并不能帮上什么忙。

那时哈尔滨有个公司来长春，声称招有文化的人当会计，姥爷报名就跟着他们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被骗。那些被招的人都被送去黑龙江铁力县的深山老林做劳工，伐木砍树。姥爷是文人，不擅体力活，加之随身携带的衣服不多，没多久就活生生地被冻死在林子中。

留在长春的一家人，靠太姥姥在长春头道沟为一个叫“北平站”的客栈做事养家。“北平站”的老板和伙计都是北京人，太姥姥就在那儿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活，一天赚几毛钱。我的姥姥身体不好，但为了维持生计，她去日本人办的宝山火柴厂做工，早上5点多就得出门。外面冰天雪地，她常常在冰上跌倒，摔得头破血流。在我母亲8岁的时候，我的姥姥就去世了。

太姥姥随后携我母亲和舅舅去了四平。太姥姥给人家做保姆，我母亲在一所免费的天主教小学上学。三四年后祖孙三人又回到长春北平站。

母亲在12岁时，经姥姥朋友的介绍，也进了宝山火柴厂做工。她小小的年龄，每天从早上5点半工作到晚上5点半，整整12个小时。

1947年年底，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前夕，中共地下党进厂宣传，母亲就加入了党组织，到长春外围做妇女工作，做军鞋、组织担架队。1948年10月长春解放，母亲担负妇救会工作，其后跟随组织去沈阳。11月沈阳解放后，她又继续随组织南下；先到上海，后因语言不通，由组织分配到南京，任南京市总工会女工部科长、党政工团科长。

1955年南京市建立街道办事处机制，我母亲到五老村办事处担任主任，数年后转任书记，在此职位上一直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末退休。

我家所在的街道叫五老村，我入读的小学叫五老村小学。

五老村原是一个不起眼的街道，后来因为卫生环境搞得好而名扬全国，成为样板。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也许记得毛泽东主席的一段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据说这就是为五老村题写的。

母亲

1960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五老村参观，就是我母亲和当时办事处的书记负责接待解说的。

周总理看到原来的臭水坑变成美丽的小花园，对五老村的卫生面貌、优美环境表示赞赏。客人一行参观了五老村幼儿园、五老村小学和街道的食堂，我还为周总理献花。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的这次来访，成为五老村一段引以为荣的历史，传为美谈。

与我母亲相比，我父亲小时候没受过什么苦。他1929年出生在江苏高邮的一个富裕家庭里。按照1949年后划分阶级成分，他家属于地主兼资本家。

父亲有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老二，在家时佣人们都称他为“二少爷”。我父亲从小聪颖过人，弟妹们对他都十分崇敬。父亲在高邮读完小学和初中，随后上了江苏名校——扬州高中，今天说来，就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

1945年父亲16岁时从扬州高中毕业，报考南开大学，被化学系录取。父亲其实对理工科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文科，特别是外国语言与文学。在南开待了一年后他决定放弃理科而改学文科，于是报考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并以优异的成绩得偿所愿。大学问家朱光潜、李赋宁等语言文学大师都是他的老师。

父亲

以父亲的家庭背景，他本应该潜心读书，学成后回乡继承家业。但就在这时，情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他在学校里接触到进步人士和新思想，被发展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从而走上了与自己的家庭背景完全相反的道路。

1949年南京解放后不久，父亲就随饶漱石南下至南京，担任南京市共青团宣传部长、团市委团校校长。1956年参加筹办《南京日报》，之后担任《南京日报》办公室主任兼编辑部主任。1963年，《南京日报》因经费拮据停办，他随后转去南京市第四中学当校长，直至“文革”爆发。

青葱岁月

我六年的小学生活，前三年是自然灾害，后三年是“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大人们因为紧张的政治气氛和艰难的生存环境而忧心忡忡，但小孩子们则因年幼而无忧无虑，当然更不知道为父母分担忧愁。所以，至今我对小学的记忆都是充满着欢乐、自由和探险的。

1966年，正值我小学临近毕业时，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间天翻地覆，好人变成了坏人，尊敬的领导和老师们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在大街上处处都能看到佩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铺天盖地满满贴的都是大字报。

我的父母白天都不在家，有时甚至晚上也不在家。他们都受到运动冲击：母亲被批、父亲被打、红卫兵抄家……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作为孩子理应是很害怕的，可当时似乎也就麻木了。环顾周围，每家每户均遇到类似的困境，我们这些受冲击的家庭以及被殃及的子女，都不知道父母以后会怎样，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他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宋彬彬”，毛觉得不好，说“要武嘛！”宋彬彬马上改名为“宋要武”。此事一见报，一夜间全国数百万年轻人都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带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如“志武”“红武”“卫东”“保华”，等等。我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何勇”。

经过学生不上课、工人不做工、全民闹“文革”的一段混乱时期后，1967年10月14日，“文革”中又号召“复课闹革命”，我被分到南京第十五中学读初中。入校后虽然开课，但没人有心思学习。我现在还记得，那时老师们在讲台前讲课，学生们背对而坐，有的说话，有的做别的事儿，老师也不敢管。

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此66、67、68三届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几乎全部发往农村。我那一届初中毕业生本该留城，分配到工厂工作而不必下乡的，但因为我的父母，我也下乡了。

那是1969年，南京市发动干部“下放”到农村去。也不知道是我父母主动请求，还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下放，我和两个妹妹也就跟着父母下放了。

父亲当时的思想很单纯，想法也很幼稚。在他看来，由于他的出身不好，他的父辈曾经剥削过穷人，他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改造才能脱胎换骨，才能与家庭彻底划清界线。母亲多年后曾流露出歉意，觉得自己下放不该把我也带下去，乃至连累我吃了七年的冤枉苦。不知怎的，我后来从未向父亲提及此事，恐怕是怕让他老人家伤感吧。

我（前排右）与初中同学，南京，1975年。

当时南京干部的下放去向是两个地方：江苏北部淮阴专区的灌云和宿迁。我们家下放所在地是宿迁。

我还记得我们是坐一辆有顶棚的大卡车离开南京的。当时同行的下放车队足足有几十辆卡车。车上的人和送行的人哭成一片，直似生离死别，好不凄惨。不过我们这一车倒是没人哭，毕竟全家人在一起。

1969年在南京流传着一首《南京知青之歌》，歌词是这样的：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车轮转动时，我想着的就是这首歌。

展翅奋飞：1969—1986

坐标：苏北

竹篱茅舍

下放农村，自然是要下到最底层的。农村的建制以县为单位，下属若干公社，公社下有若干大队，大队下分若干小队。政府在农村的最基层机构是公社，相当于城市里的街道。很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时才了解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政府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县政府就是县衙门，县长就是县太爷；而在农村，当代中国的政府机构则深入到公社一级，公社在1980年代初改为乡。

干部下放与知青下放不同。知青下放就完全成了农民，平时没有任何收入，要等到年底，地里的粮食上交给公社以后，根据一年中劳动所挣的工分才有一些现金分红。而干部下放后还是国家干部，每个月依旧拿原来的工资。

从南京出发，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颠簸，卡车终于把我们送到了宿迁。我们家被分到宿迁县洋北公社导淮大队的百家庄小队落户。

公社名叫“洋北”，是因为地处名扬四方的“洋河酒厂”北边；大队叫“导淮”，是因为京杭大运河就从大队部旁流过。附近还有一个控制水位的船闸，南来北往的船只都要在这儿停泊，岸上就自然形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农贸集市。

由于我父母是国家干部，我也尚未达到“知识青年”的年龄（18岁），所以到了农村后我还要继续上高中。农村的高中很少，当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位于公社驻地的高中（全公社只有一所高中），另一个则是去相邻洋河公社的洋河中学。这两个高中离我们家都有十多里路，洋河公社还非宿迁县所属，而归临近的泗阳县管辖。

和父母权衡再三，决定去洋河中学入读。因为那是所名校，师资力量较强，规模也大一些。联系学校他们也愿意接受，所以下乡没多久，我就成了洋河中学的学生。

在洋河中学，我一开始时是住校，后来因为学校伙食不好改为走读，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十几里的土路往往要骑一个多小时，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凑合，一下雨，很多路段就成了粘土泥浆，必须扛着自行车在泥浆中跋涉，苦不堪言。

到1972年，三年的高中生活终于结束，我也满了18岁。毕业后的唯一去向就是作为回乡青年，回到村里务农。

对于我们这些自幼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做农活还是非常艰苦的。夏天要顶着烈日到田里插秧种水稻，我记得当时后背常常被晒得脱皮，回家后睡觉都不能碰席子。冬天虽是农闲，可还是要出工修水利。所谓修水利就是挖土、筑堤、打堆，也是很重的体力活，还记得我回家以后唯一想做的就是倒头大睡。

冬天下雨下雪的时候倒是不用出工。庄里的农民大多是串门聊天、自娱自乐。我那时非常消沉，茫然地看不到任何前途或出路，唯一希望的就是能有个机会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到大队所在地的商店里当个会计，或者到大队的机房当个机工，只要是非体力劳动的工作便是理想的出路。

百无聊赖之下，我翻起家中父亲从南京带来的一批英语教材和故事书。我当时对英文是大字不识一个，但书里精美的插图却非常吸引人，由此我就萌生了自学英语的念头。

初识典籍

我父亲是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的，按说我应该有很好的老师，但是他并不主张我学英语，再说当时仇恨西方、仇恨“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气氛也是不利于学英语的。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个知青在家门上用英语写了一句什么话，却被当地农民以为是反动标语，把他的门卸下来送到公社报案，结果这位知青的遭遇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父亲不主张我学英语也就情有可原了。

尽管如此，我的兴趣还是一发而不可收。虽然当时在精神上想不到任何前途出路，在物质上可以说一无所有，我仍果断地走上了自学英语之路。没有老师、没有器材，录音带、录放机、语音磁带等，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但我依然义无反顾地学了起来。

我用的是个笨办法，就是凭借一本英语词典直接阅读。阅读时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字典。当时觉得最纳闷的是：英语怎么隔几个字就是一个“the”，而字典上给出的定义就是“这”？

我当时给自己定的指标是每天记20个英语单词，采用的办法就是大声朗读，有时对着荒野大声喊叫，有时则在田野里喃喃自语。

那时南京下放的人员常常也互相串门，打发时光。有一天在跟南京老乡聊天时，得知邻近某大队有位从南京下放的中学英语老师，我不禁喜出望外，便择日去拜访。

这位老师大概比我大20岁吧，姓杨，名竞远，是“文革”前某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杨老师饱读英美经典却毫无用武之地，加上苏北地区的落后与贫穷让他郁闷无聊、度日如年，如今突然有人上门请教，让他找到知音。每次见面，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跟我谈英美文艺理论、谈英美经典。我们之间的年龄悬殊差距仿佛根本不存在，倒更像是两个爱好文学的多年好友，年长者循循善诱，年少者则无比钦佩。

从我家走到他家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我每次都是徒步往返。具体怎么走在我记忆里已模糊不清，但每次到他家谈论英美和俄罗斯语言文学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都是我农村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光。

当时我使用自家的一套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许国璋主编的教材，跟着他一课一课地学习，他则常常情不自禁地跟我谈论英美文学的经典作品。他家里有一套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他就一篇一篇地跟我讲。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给我讲读的世界名著，以及对巨匠的精辟总结：

“O Henry was the master of the short stories in the U．S．”（欧·亨利是美国短篇小说之王。）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区别是：托尔斯泰是一座丰碑，让人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而屠格涅夫则是潜入你的家，打开你的抽屉，把你的私人信件公布于世。”

多年后我与妻子莉莉尚在热恋时聊到世界文学，我引用了这段杨老师的经典语录。莉莉说这个精辟的总结让熟谙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作品的她为我倾倒，钦佩得五体投地。我给学生上课时也常常引用上面这句话，可见当时这位杨老师给我留下了多深的印象。

杨老师又时常跟我提到苏格兰诗人彭斯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这两位诗人日后也为我所钟爱。20世纪80年代时我还跟朋友王海龙合译过华兹华斯的诗作。

我（后排左一）在宿迁农村，1975年。

务农期间，英语成了我唯一的寄托，而且我对英语有种挚爱的感情，因此焉能学不好这种语言？我几乎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英语学习上。

由于词汇量的迅速提高，我大概在开始学习英语后的第三个月就开始翻译文学作品。翻译的目的当然不是出版——在当时宿迁农村那样的穷乡僻壤里，我们简直不知道外面还有个世界。我翻译文学作品的目的之一是打发自己的空闲时间，另一目的是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多年后我成了大学英语老师时才进一步意识到：英语的理解能力很大程度反映在翻译上。阅读时似乎理解的东西未必是真正地理解了，但做翻译时则要完全理解了才能达到正确的翻译。

我学英语三个月后翻译的第一本书是《月亮宝石》（Moonstone）。这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本侦探小说，作者是柯林斯（Wilkie Collins）。因为情节扑朔迷离，扣人心弦，400多页的书我没用多久就翻译完了。完稿以后我才看到书的封底印有一行字：“南京师院英语系三年级学生泛读教材”。——一个扛着锄头在田间劳作的高中毕业生，凭着自学翻译了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英语教材，我不禁为自己的大胆吓了一跳。

译完《月亮宝石》以后，就一发不可收了。我马上又翻译了第二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白人在南非生活的故事，但现在我已想不起书名和内容情节了，随后便是一本又一本地译。我的译作都是给自己看的，好像没有别的任何读者。村里的农民多半文化不高，此外他们对外国的东西也是警惕且不感兴趣的。

逐梦校园

我在自学英语，翻译着一本本书的时候也曾有过憧憬：若有一日我能进大学学英文该是多美好的事儿啊！在那个年头，“上大学”几乎是天方夜谭，便是在梦里也没做过上大学的梦。

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的大学都关了门，从1972年起，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录取不经考试，但必须是“政治表现”好，获得工人、贫下中农或解放军的推荐，所以入校的大学生又被称作“工农兵学员”。学员中一部分人是被工农兵推荐的知青，还有一部分人本身就是工农兵。我消沉的心开始泛起了一丝渺茫的希望。

1975年年初，高校开始招生时，我抱着试试看、未存太大希望的心情，通过了大队、公社以及县里申请大学的入学资格选拔。我在宿迁的各项表现还是颇受当地农民赞许的，甚至被选拔参加了县里的“宣传队”。这个宣传队并不是文艺团体，而是作为一个工作组派去其他公社，以协助、指导和监督当地的大队及小队干部。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原不敢想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我荣幸地得到了当地贫下中农的推荐，获得了申请大学的资格。

当时国内有不少院校派遣老师来到宿迁县城招生。申请人会事先收到一份通知，上面罗列着各学校招生专业的名单。我那时有两个选择：南京是我一直梦想回去的城市，但南京师范学院不在宿迁县招收英语学生。而我的夙愿则是入读英语专业，哪怕学校在天南海北我都会去。当年在宿迁招收英语专业学生的唯有徐州师范学院。从地点来说，徐州不是我的首选，但在城市跟专业之间，我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我钟爱的英语专业。

招收工农兵学员入学虽不用考试，但仍有个简单的面试——至少对于申请英语专业的人而言。这个面试要求所有申请人到县里参加一个集体口试。

那年徐州师范学院外语系派来招生的是余仁安老师。他面对几十个申请人说：我用英语问你们一些问题，你们谁知道谁就回答，答得对答不对都没有关系，不打分的。随后他就开始提问了。他问的大多是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如你家有几口人，你做什么工作之类的。申请人中的大部分都从来没学过英语，自然听不懂。我记得好像大部分问题都由我一人回答了。后来我到徐州师范学院上学时，余老师成了我的老师，几年后我留校又与他成了同事。他每每提及那次面试就说：“是我一眼就看中你的！”

过了一段时间，高校录取结果出来了，我如愿被徐州师院外语系录取。当时我的心情不亚于范进中举。被大学录取于我不仅意味着可以学习钟爱的外语，还意味着我将脱离体力劳动、脱离农村了。

在徐州师范学院上大学

就这样，1975年9月，我带着一个行李箱从宿迁来到徐州，成为徐师外语系的一员。

我十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像海绵般吸收着英美语言文学的各种知识，每天花很多时间戴着耳机听录音，乐此不疲，我的成绩自然是班级里名列前茅的。

1975年的政治环境虽然比前几年好了许多，但也得时刻提防给人留下“只专不红”的印象。当时还流传着“只读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这类说法，所以看专业书通常得悄悄地避人耳目，听BBC和VOA广播要担很大的政治风险，通常也不敢听。学校还不时举行“批林批孔”的政治活动，要求我们参加。当时的学制是三年，其中需花不少时间到农场学农、到工厂学工、到部队学军，真正上课的时间大概仅有两年多。

相遇相知

我在徐州师范学院三年，除了在英语专业方面有了长足的提高，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了我的终生伴侣。她叫沈莉莉，我们在同班同组，她还是我的小组长。

莉莉也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她父亲是江苏溧阳人，母亲是江苏武进人，这两地现在都属于江苏常州。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分配来徐州工作，莉莉是在徐州出生长大的。

莉莉是位真正的才女，质朴而聪慧。她中小学主科成绩门门皆佳，不是100分就是99分。以前只听说过大学生留校，但她高中刚毕业，学校就把她留下并送去徐州师范学院进修，然后回校教英语。那年她只有17岁，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最年轻的英语教师之一。因此她比我幸运，没有下过乡。

通常所谓“才女”，就是聪慧、机灵，学习成绩优异，而莉莉的一双巧手则是一般学霸未能兼备的。她裁剪缝制的衣物、编织的毛衣、烹调的食物、栽培的花草，甚至她自己打制的简易家具，其精妙都是许多姑娘无法与之比肩的。莉莉的才干与技能，在日后让我和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这个家都受益无穷。

我和莉莉的友情乃至发展成爱情，是从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开始的。她家住徐州，在中学教过英语，手头的学习资料很多，我常常向她借书借资料。我们双方的家庭有不少共通之处，她比我年龄略小，我俩都是在城市长大，有很多相同的经历，所以我们聊得很投机。有个成语叫“坠入爱河”，听起来有点儿俗气，但我们确实是相遇不久就坠入爱河了。

那时候大学里不允许学生谈恋爱，因此我和莉莉的相恋冒着很大的风险，若被发现就会受到处分。当时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因此对相恋学生最严厉的处罚，就是在毕业时把两人各自分配到相距很远的地方。但爱情这件事儿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拦，于是我们谨慎小心地相爱着，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从不外露。平时上课下课、晚自习等，都是各做各的事情，即便二人说话也表现得自然大方，所以很多老师和同学直到毕业才知道我们的恋情，称我们保密得竟如此之好。

与莉莉在南京玄武湖，1976年。

和莉莉在中山陵

转眼间三年过去，到了1978年的春天，毕业季即将来临。

当年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虽不用担忧，去处却无法自主，国家分配到哪里你就得去哪里。当时的分配政策是“哪儿来的哪儿去”，也就是说：你入学前来自何处，毕业时就还回到当地教育局等待分派具体工作。比如我，我从宿迁来，就应该回到宿迁去。但若果真如此，就会给我和莉莉带来一个难题：我们将不得不劳燕分飞。因为莉莉来自徐州，她将留在徐州，而我却又要“回乡”了。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另一种可能上：那就是我要争取留校。

那些年，高校往往需要靠留下优秀的毕业生任教来补充师资队伍。如果我能留校，既可更大程度地发挥我的专业学识，又能跟莉莉在同一座城市。这是我们最理想的选择了。

我对自己的成绩还是蛮有信心的，但对于是否“优秀”并无把握。当时的“优秀”往往另有含义，需要其他人认为你“又红又专”。在临毕业前的几个月里，各系科有办法的应届毕业生纷纷各显神通，拉关系走后门，留校当然是首选。我自己没有特别的人脉关系，只能听天由命。而莉莉对于我的分配似乎并不焦虑，在她心里哪儿都不重要，所爱的人在哪儿她就到哪儿。事过多年之后，她依然对自己当时的淡定和爱情观感到自豪和骄傲。

分配决定是在学生离校前一天宣布的，据说这样校方能避免某些学生因不满而闹事。果真不出所料，分配结果一宣布，就有人哭、有人笑。我大概是最幸运者之一，去向是留校。莉莉则由省教育厅分配在江苏省重点学校“徐州一中”，我们的后顾之忧不复存在了。

学以致用

7月留校，9月就走马上任。我在没经过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就进入课堂，教78级的学生。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77级的学生其实在1978年2月入校，78级的学生则在1978年9月入校。这两批学生可谓十年动乱积累下来的精英。77、78级两届的考生没有年龄限制。我教的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16岁、最大的学生31岁，而我自己则是23岁。

初登大学讲台的我，在课堂上还是倍感压力的。学生们的眼神似乎都虎视眈眈地，看老师们是否能教得了他们。我当时采用了一个自认为蛮有效的办法，很快就让学生信服，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国外的英语系一般就是英美文学系，而国内的英语系到高年级时一般分成两个方向：文学和语言学。我的侧重方向是语言学。

很多人觉得英语语法很枯燥，但我恰恰相反，我对英语语法津津乐道。我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国外出版的语法书借来一本本地看。当时我正学英文打字，作为练习，我甚至把其中一本语法书整本都用打字机打出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复印机，于是我打下来的语法书就成了我的独家宝贵资料。

为了站稳讲台，我每次在下课前留15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学生提问各种语法问题，直到他们提不出新的问题为止。我认为只有能够详细解答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才能建立起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很快，我的努力有了成效，我的课成为学生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在系里任教的美国外教。因为来中国教英语的美国老师，大多不是从英语或语言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们向他们请教语法问题，例如“这儿为什么用冠词”、“那个词是什么词性”、“这个从句叫什么从句”，他们大多回答不上来。而我作为中国人教授英文，比较了解学生的思维习惯和语法困惑，解答他们的语法问题也游刃有余。后来系里也了解到这一情况，就安排外教去上口语或泛读这类不涉及解释语法结构的课程了。

当老师的常常会将自己的学、教关系喻为“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一桶水”就是老师自己的知识，“一杯水”就是要教给学生的知识。老师要想倒出“一杯水”，自己先得有“一桶水”，而教师的“一桶水”是需要逐步积累的。

我在教学过程中很注意自身英语水平的提高，采用的办法是大量地听、大量地看和大量地写。那个时候国内逐渐开放，我们越来越多地能听到原始英文材料，甚至国外的无线广播，如VOA和BBC。我虽然不是研究文学的，但在那段时间里阅读了大量的英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

一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顶峰，也是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同时是英国小说的一个巅峰时期，孕育出一大批文学巨人，如狄更斯、哈代、勃朗蒂姐妹等。我一本本地阅读所有能借到的这一时期的小说。其中，狄更斯写的小说我几乎全都看了一遍。

在阅读时我采用了一个自认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每看完一个章节就会做读书笔记，笔记要用英语书写。在大多数情况下写的并不是我的感想，而是总结或缩写一下所读的章节。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帮助自己记忆所阅读的书籍内容，二是锻炼自己的英语写作能力。几十年来我一直把这个方法作为经验介绍给学习外语的学生。

在南京大学参加全国高校英文教师培训班，1980年。

就是因为那段时间的大量阅读与积累，久而久之我的写作风格也逐渐带有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味道。多年后，有美国人看到我出版的博士论文说，我的写作风格很像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特点就是句子比较长、结构比较复杂、用词量比较大。但我现在觉得这并不是好事，现代英语还是应以简洁为宜。

在徐州师范学院教了两年书以后，我有了一次到南京大学外语系进修的机会，参加教育部在南大举办的全国英语教师培训班。在南京大学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来自英国文委（British Council）的专家们。当时这样的学习机会很难得，参加学习的大多是全国各主要院校英语专业的骨干教师，大部分人年龄偏大，我可能是年龄最小的学员之一。在那个培训班里，我见到了不少国内英语界的大咖人物，也为我与他们日后结下深厚的友谊播下种子。

我跟莉莉于1981年年初结婚，婚礼在南京举行。其时下放干部都已回城，我的父母也回到南京，官复原职。

说是婚礼，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没有婚纱照，就是全家人和几位亲戚到饭馆里吃了顿饭。但家人在南京齐聚一起的那份温馨，还是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记得那顿饭是在四川酒家吃的，我穿了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莉莉穿的是她自己做的浅桃红色棉袄罩衫——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棉袄是什么，当然更不知棉袄罩衫为何物了。

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给了我们1500块钱，莉莉父母为我们的新家置办了一台缝纫机、床上用品和其他日用品，这些在当年算是相当不错的嫁妆了。莉莉每每提起总是怀着极其感恩之情，感谢父母为我们的付出。

和母亲、妻子的合影

当年年底女儿就出生了，我们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字叫潇牧，英文名字叫Adele（那是我们两个在读《简爱》时共同喜欢的简爱的学生的名字）。女儿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欢乐。

大学老师不用坐班，没有课的时候我不需要去学校。而中学老师则要坐班，无论有没有课，莉莉每天都得准时到校。所以不坐班的我就担负起买菜做菜、接送孩子上托儿所的任务。

那时候的住房都是由学校分配，条件比较艰苦。由于我年资不高，仅分到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间。斗室虽小，但我们一家三口却也其乐融融。

教师宿舍没有宽敞的厨房，各家一般都把煤炉放在走廊过道里做饭。一溜边的都是炉子，大家一边做饭一边聊天，各家吃什么菜互相都知道。

别枝惊鹊

我们那个时候被称作“青年教师”，都非常渴望有机会进修。去外校短期进修的机会倒常有，比如我去南大进修一年便是。另一种机会就是报考研究生，这需要得到学校领导的同意。然而我们外语系的青年老师那几年从来就没得到过批准，因为一旦考上了去读研究生，就意味着不会再回到徐州师范学院了。

徐州这个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都比较一般，没有很多人愿意来，外语系补充师资不易。外语专业很大的特点在于外语需要经常实践，当年不少老教师耽于政治运动，“文革”十年中都不碰外语，恢复高考后再重新捡起来，多少便有些力不从心，而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倒成了教学骨干。学校师资不容流失，所以报考研究生这条路，对于青年教师来说是走不通的。

1983年的一天，我们几个青年教师无意中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联合国在中国招聘20个同声翻译，有兴趣者可以报考。

联合国我们虽然听说过，但知之甚少。同声翻译具体怎么做我们也不知道，只能从字面理解。年轻的我们突发奇想，打算鼓起勇气试一下，一起去报考联合国的同声翻译。

报考联合国的工作当然也要经学校领导批准的。尽管我们觉得向校领导提出的结果可能与报考研究生一样没门，但还是决定试一下。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四名青年教师，一个是73级、一个74级、一个75级、一个77级，联袂去校长办公室。

时任校长是侯德润教授，他是一位很受师生尊重又很开明的校长。他听了我们的想法后，出乎预料地大笔一挥：同意报考！我们一时竟愣住了。回来的路上几人在猜想，定是侯校长认为我们肯定考不上，所以顺手做个好人——反正我们还是走不了的。

获得了校长的批准，我们四人立刻报名参加考试，随即开始着手准备。说到准备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同传是怎么工作的，自然也不知道考试会考什么、该如何准备。听人说报考联合国的工作，应该熟悉国际事务，于是我们就纷纷买来当时比较热销的一套书《各国概况》来看。然而几百个国家，很难一一了解。

考试的地点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现在叫上海外国语大学），考试分三天进行。我们四人住进了一家离上外不远的廉价大通铺旅店——所谓大通铺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几十个床位。

考试的内容有笔译、视译和同声传译。笔译不用解释，视译就是给你一份文件，让你看几分钟，然后口译出来。同声传译就是让考生戴上一副附有麦克的耳机，我至今还记得耳机里播放的是美国总统卡特的讲话，我们一边听一边把他的讲话口译成中文。视译和同声传译都录在一个磁带上，所有的磁带都被送到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评分。

三天考试结束后，我们又回到徐州师范学院上班。尽管大家都使尽了浑身解数，但其实未敢抱任何希望的。我们多少有点儿自卑感：徐师是个小学校，我们怎么能跟北外、上外、复旦这等学府的考生比呢？所以回去后大家都略过此事不提，直至数月后外交部派了两名大员来到我校。

外交部派人来徐州师范学院，这样的事儿自然是被嚷得沸沸扬扬的。很快我被召到校长办公室，跟那两位外交部人员见面。见面后被告知我们参加考试的四人有两人通过考试了，我是其中一人，另一人是那位73级的同事。外交部的人员随即问了我很多问题，最后说他们还需进行政审，并要我们去做体检。

外交部人员待了一两天后就回北京了，这时我们通过考试的两人便开始了焦虑的等待。

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了结果。若说我上大学和留校是意料中的幸运，那这次结果就是出乎预料地不幸，因为我被告知没有通过。但具体是什么没有通过呢？上面没说，便只能自己分析。

所谓通过，无非通过两关：一是政审关，一是体检关。我的体检没有问题，因为我能看到体检报告，所以我没有通过的就是政审关了。后来也通过关系了解到，正如我所判断的，的确是政审关没有通过。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其实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我父亲的问题——他毕竟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还是解放时期的地下党。问题出在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的身上。我前面说了，我爷爷是江苏高邮的地主兼资本家，在解放军占领高邮前夕任国民党高邮县党部主委，死于解放军进入高邮时的混战中。

老爷子虽然在我出生前就离开了人间，但他的“政治背景”一直牵连影响着我们全家。尽管我的父母亲都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但我们兄妹填写政治成分时却要填“地主”。因为出身不好，我们不能参军，也不能入党。

1983年的时候，政治氛围虽然宽松多了，但“黑五类”的影响还是断送了我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多么好的工作，简直就是锦绣前程。当时的懊恼和郁闷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不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受家庭成分的影响了。

学著之译

联合国没能去成，心灰意懒了一阵后我也逐渐恢复，一边教学，一边奋力著书作文，打算沿着学术的道路走下去，尽快得到晋升。

我大概是1982年左右成为讲师的，此时，跟我同年毕业甚至比我早毕业的同事大多还是助教。

某次侯德润院长微服私访，来到我家，当他看到我们简陋的居住条件时大吃一惊。此后他在很多场合下用电影《人到中年》的情景描述我的情况。那部由潘虹、达式常主演的电影，说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的奉献精神与生活境遇。我虽然尚不算中年，但居住条件可能还不如影片中的他们。

不久学校宿舍区落成一排新的住宅楼，在侯院长的亲自关怀下，我分到一套两居室的住房，有独立的厨房和独立的卫生间。这对我们一家三口来说不啻是进了天堂，唯一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好像有点儿“特殊化”，因为跟我一起毕业的同事们大多还住在陋室里。

当时徐师中文系有一位著名的教授——廖序东先生，是国内知名的语言学家。他30年代问学于黎锦熙、许寿裳、罗根泽等多位大师，1941年7月从北师大毕业后即投身教育界，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语教学生涯。1979年他与兰州大学的黄伯荣先生共同主编的一套高校文科通用教材《现代汉语》，深受全国广大师生欢迎，发行近40年，印数已近千万册，至今仍是很多高校中文专业的教材。

廖老是徐师中文系和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创始人，先后担任二十多年的中文系主任。其夫人刘老师也在徐师任教，巧的是她跟我岳母同为常州人，原来就是朋友，后来我借此拜访过他们两位。那时廖老已经升任徐师副院长，兼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学位委员会主任等职。廖老虽然担任校领导职务，依旧平易近人，依旧学者气度。他和我没谈几句就把话题转到语言学问题上。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国的学术界也异常活跃，开始与西方学术界全方位地接触，并大量引进西方学术界的著作。廖先生对汲取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精髓，以资研究中国语言十分重视，经常组织他的研究生与我们英文系的青年教师进行交流和探讨。我们也从廖先生渊博的学问中获益甚多。

廖先生在和我的交谈中多次提到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语法哲学》一书，他对此书的喜爱溢于言表。叶斯柏森是西方语言学史上介于传统和现代描写派之间的一位重要人物。叶氏在《语法哲学》中运用新的方法分析探讨了语言学、语法学上的重大问题，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语言理论。廖先生认为《语法哲学》是叶氏论述其语法理论和语法体系的代表作，是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语法著作，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和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我对叶氏其实也很熟悉。我特别尊崇他1922年写的《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Language：It's Nature，Development，and Origin）一书。他领先于时代，在此书中率先讨论了六七十年代成为热门话题的诸多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问题，如女性语言的问题和语言物质特性的理据问题。

源于我们对叶氏的共同兴趣，廖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协助他组织一个翻译班子，将《语法哲学》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语言工作者从中获益。我欣然接受了廖老师的邀请。

当时我请了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南京师范大学）的夏宁生老师和本系的司辉老师参加翻译、本系的韩有毅老师担任校订，廖老师又请到他在苏州的好友张兆星老师和徐州师院中文系的王惟甦老师分别参加翻译和校订，于是一场翻译大战便揭开了序幕。

经过近两年的齐心合力，并在廖先生的指导和主持下，我们终于完成了翻译。译本先由徐州师院印刷，分寄给国内各高校的中文系，作为交流资料。多年后国内还有不少同行与我说起，他们曾看过我们的那个本子，有的还保存着那本书。

徐州师院的自印本印出后，廖老师随即与语文出版社联系正式出版此书，未几语文出版社便接受了。《语法哲学》于1988年正式出版，给我们多年的辛勤努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语法哲学》的译本出版后不久就已告罄。

译作出版后，廖先生寄赠两册给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吕叔湘先生。吕先生回信说：

收到您的信和两本《语法哲学》，谢谢。此书在五十年代曾由语言所请人翻译，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稿，现在终于有了中文译本，实为好事。最近商务印书馆正在筹划续编《世界名著汉译丛书》100种，我间接托人表示此书可以入选，不知商务意思如何。

在吕先生的建议、廖先生的推动下，此书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遗憾的是商务版问世时，廖先生已经仙逝。我在再版后记里写道：“万分遗憾廖先生未能看到《语法哲学》的再版。廖先生为叶氏一书的翻译、审订、再版呕心沥血，倾注了近三十年的心血，是《语法哲学》中文版的第一功臣。在此书再版之际，我觉得我们纪念廖先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这一译本献给他老人家。”

穿荆度棘

不知不觉日子就到了1985年年底，女儿也已经四岁了。

那天我见到一帮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说话，便前去凑了个热闹，发现他们在谈论申请出国留学。

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渐渐有人申请出国留学，到1985年时，这一势头已经非常明显。那年头出国留学的大多是英语专业毕业的，因为申请英美留学，如果语言不过关，连如何填表申请都不知道，那时还根本没有留学中介这一行当。

到1985年为止，我在徐师已经任教7年了，那帮青年教师中有不少还是我教过的学生呢。听他们谈论得很热烈，我不禁也动了心，回来就与莉莉商量了一下，她虽不奢望成功，但支持我一试。我就开始着手准备材料。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徐州这个小城市也没有关于美国学校的资料。于是我特意去了南京一趟，在南京图书馆找到一套《彼得森美国大学指南》（Peterson's Guide to American Universities）丛书，上面详尽地列出了美国所有学校的情况，特别是哪些学校、哪些专业提供奖学金。那时大学老师的月工资才40多元人民币，没有奖学金是绝无可能去美国读书的。

我给美国的十几个学校发了申请信，邮资差不多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我在南京的新华书店看到一本中国人写的留学指南，也顺便买了一本，当时怎么也没料到，就是那本书里的一句话，使我的留学梦成为现实。

我在申请过程中遇到好几个障碍。首先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必须有本科文凭。我是工农兵学员，读大学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制，自然也就没有学位。

于是我想到我的“贵人”——侯德润院长，就去找他，说我从1978年教到1985年，教的学生都有本科文凭，而我当老师的却没有。侯院长听后很爽快地说：“没问题，我给美国的大学写信，就说你有本科。”随即他真的写了一信向我申请的学校解释。美国的大学对于一个国外大学校长的来信是非常重视的，无论那个学校的地位如何。于是我的学位很快就不是问题了。

我前面说过，我在南京买的一本书里有句话帮了我大忙。那是句什么话呢？书中说：“你在申请美国学校时，不仅要给研究生院写信，最好还要给你中意的教授写信，因为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是很有权的。”

我信从此话，在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过程中，向一位名叫Pitkin的语言学教授发信，并建立了经常的通信关系。那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电子邮件，所有联系都靠打字写信，往往要间隔上好几个星期才能收到回信。

我申请时遇到的另一个障碍，是没有托福成绩。原因是当时没有地方考，更没听说过去哪儿考。多年后听说可以到香港考，但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去香港就跟出国一样难。

于是我就给Pitkin教授写信告诉他这一情况，并说我是大学英语教师，有7年的教龄，请他根据我写的英语文章，评价一下我的英文水平是否能达到哥大（哥伦比亚大学的简称）要求。他接信后马上回信说，你不用考托福了。这里还要说一句，因为Pitkin教授的关心，我连申请费（大概50多美元吧）也没有付。否则到银行去换50美元，然后再汇到美国，在当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到了次年的四五月份，我申请的美国大学纷纷发来通知书，遗憾的是皆非录取消息。其实有没有被录取，不用拆信便知。看到信是薄薄的一封，就知道一定没什么好消息。这些信千篇一律，都是说“你的条件很好，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提供奖学金”。

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奖学金，美国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仅凭每月几十元人民币的微薄薪水，我根本没有办法筹到赴美留学的钱。当时几乎没听说过有大陆学生自费去美国读书的，但是台湾则有很多自费生，情形很像现在的大陆留学生。

申请的学校除了哥伦比亚大学陆陆续续都回信了，都是拒收信。可想而知，我的心情也是越来越沮丧，也越来越不抱希望，私下觉得哥大肯定也一样。

这一天，哥大研究生院的通知书终于到了。看到信也是薄薄的一封，我的心就凉了大半。打开一看，果然又是一封拒信。这下我终于死心了，觉得留学这条路彻底断了。然而富戏剧意味的是，第二天邮差又送来一封哥大的来信，这次是厚厚的一封，很有份量。我在将信将疑中打开信，居然看到一封录取通知书！

这封信不是哥大研究生院发的，而是哥大人类学系发来的，他们正式录取我为博士研究生，并提供了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费。

美国高校与中国高校不同，在中国申博必须有硕士学位，但在美国，本科毕业生可以直接申请读博。那我怎么会被人类学系录取的呢？这里还有段故事呢。

申请美国大学读研的程序，是先给申请学校的研究生院写封短信，说对该校的某系科或专业有兴趣，然后研究生院就会把该系科或专业的介绍材料发给你，收到后你就可以填写正式的申请表格并提交所要的材料了。

我就是这样给哥大研究生院写信，跟他们说我对哥大的语言学有兴趣，他们随后就寄来语言学系的介绍材料。我是在那份介绍小册子上看到Pitkin的名字的。我看到他的研究方向是文化和社会语言学，很对我的路子，所以我就给他写信表示希望做他的学生。后来我被人类学录取时才知道，Pitkin教授其实并不是语言学系的教授，他是人类学系的教授。

当时哥大的语言学系师资力量比较弱，只有三个教授，所以他们就把哥大其他系科教语言学的一些教授也列在他们的名下。Pitkin是在人类学系教语言学的，所以他的名字也出现在语言学系的介绍材料中。因为有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费，又是学语言学，我当然是欣然接受了。

我把被哥大录取的消息告诉我们系的一位美国外教，他起初完全不相信，说不会有这么好的事。等我把录取通知书给他看的时候，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只能说我是多么的幸运了。

哥大是美国历史上的著名高校，常青藤盟校之一。它在美国的综合排名虽不是第一第二，但在中国的名气却非常大。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史上诸多知名人士都毕业于哥大，包括郭秉文、陶行知、胡适、陈公博、宋子文、顾维钧、徐志摩。能够成为这些杰出人士的校友我感到无上荣光。

拿到哥大的录取通知书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去成哥大，因为国内还有很多手续要办。

学校说，因为我是讲师，按国家规定不能自费留学，需要办“自费公派”。“自费公派”的意思是各项费用自理，但是算国家派出的。

当时另有一个枝节，即1986年春徐州师范学院破格把我申报为副教授——那个时候学校没有资格审批副教授的晋升，材料需送到省里由一个职称委员会评审。之所以说“破格”，是因为许多与我同龄的年轻老师仍为助教，我的老师辈大部分人也还未升为副教授呢。

对于评副教授，我心下实在非常矛盾。我固然希望职称上有所晋升，但是如果评上了就很可能去不成美国，因为当时省里的评审有个说法或标准：读博士目的是当副教授，如果已经有了副教授职称，就没有必要再去读博士了。

当时学校把我破格申报到省里去，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的教学质量还不错，课程挺受学生们的欢迎；另一方面我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发表近30篇论文。有人说我的老师们若曾出版过类似我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就可以稳稳地成为副教授了。

评选副教授的材料报到省教育厅了，随后由教育厅组织的一个职称委员会审议。

我先前曾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过一本关于英语教学的书，出版社专门请南京某高校英语系的一位主任写了个序，我自己并不认识这位教授，后来听说这位教授就是省英语专业职称审议组的组长。按照常理来说这对我是非常有利的，但评审结果在1986年初夏公布时，我并没有入选。

后来有内部人士告诉我，职称评审组在投票时，我得了零票，就是给我写序的那位评审组组长也没投我的票。原因是他受出版社之邀给我写序时并不知道我的个人情况，等看到资料才知我仅30岁出头。据说委员们没有投我票，不是因为我的教学成绩和学术研究不达标，而是为了给资历老的教师们更多的机会。在评委们看来，比自己的老师先当副教授是一件不合适的事，我当时也很认同他们的想法。

其实没评上副教授也不是件坏事，这下可以专心办留学的手续了。此时已进入暑假，很多事情学校无法决定，需要我跑去南京的省教育厅办理。教育厅一拖再拖，反反复复地要求美国方面出各种材料，往返拖沓，时间一下子到了9月初，哥大已经开学了。

因为时间紧迫，很多事都只能跟哥大人类学系电话联系。那时国际长途电话必须到电话总局去打，费用也十分昂贵。我好几次打电话都是要求接话人付费，好在哥大也知道这里的情况，所以每次都接受付费的要求。

现在想来，留美之路的每一小步都充满了未知和困难，每一步都是对我的考验。当时的我就像在黑暗里摸索，在没有人教导怎么办的情况下，只有凭自己的想象和理解，凭自己的坚持和不懈，见招拆招，一步步走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得到过很多师长、朋友，以及许多不知名的人的帮助，这让我无限感恩。

融入异国：1986—2001

坐标：纽约

所有留学手续都办好时已是1986年9月中旬，哥大早已开学。我赶紧订了9月21日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从上海飞往纽约的机票。

出发那天，莉莉和女儿，还有我父母都到上海给我送行。尽管时隔多年，但那天发生的情景我却记忆深刻，许多细节依然清晰。

记得我们住在上海延安饭店。当时的心情真的非常复杂，一方面对马上要去美国开始的新生活兴奋不已，一方面又忐忑不安，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见到妻子女儿和父亲母亲。毕竟是去大洋彼岸的陌生国度，也许会有永不相见的可能？

怀着复杂的心情我上了飞机，踏上了异国求学之旅。

异乡陌途

我当时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对落地后会发生什么，自己是否能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是否能顺利完成学业没有任何把握。

暑假时我曾接到住在纽约的两位美国老护士的来信。原来哥大附近有很多热心人，特别是基督徒，每年在开学季前就与哥大国际学生办公室联系，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外国学生做的事。国际学生办公室也乐于请他们关照外国学生，就会将一些国际学生的联系方式给他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知道了我和另一位来自北京的学生的名字和联系地址。

这两位老护士是基督徒，一位叫Helen，一位叫Jean，她们住在114街，离哥大只有2条街。她们暑假里给我写信说如果需要，她们愿意去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接我。

对我来说，这当然是个绝好的选择，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在纽约举目无亲，她们肯来接我，帮了我的大忙，家里人也会放心。

飞机在肯尼迪机场降落后，Helen和Jean果然如约在候机厅等我。两个陌生人向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外国人伸出友谊之手，这样的事当时在国内似乎不可思议。

她们把我的行李放在车厢里，然后我们就向哥大所在的曼哈顿驶去。一路上她们问了不少我的一些情况，彼此之间也很快熟悉了起来。不到一小时的光景就到了她们家，那时已经是晚上8点左右。

到家后她们准备了饭菜请我吃，饭后又聊了一会儿，她们说时间不早了，要送我去旅馆。于是我跟她们又上车，来到阿姆斯特丹大道上一家青年旅馆的门口。她们从后备箱里把我的行李拿下来以后说，下面你就自己照顾自己吧，连旅馆的门都没进就驱车返回了。

我当时有点儿奇怪，她们一直对我热情友好，怎么把我丢在这儿就扬长而去呢？细想想也许这就是美国人的行事方式吧。

那个青年旅馆很像我1983年去上海考联合国同声翻译时住的旅馆，也是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不同的是里面的床从大通铺变成了上下铺。房费很便宜，一晚上好像只有8美元，临时对付一晚，我也没什么好挑剔的，就胡乱睡一夜吧。

出国前曾有人跟我说，调整时差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到达的头晚吃片安眠药睡个好觉，第二天就有精神了。我听信此言，从国内带来几粒安眠药，当晚便吃了一片。我以前从未服用过安眠药，头回吃的效果非常明显。第二天我醒来一看表，已经是上午10点了。我惊吓不已，因为我事先已跟Pitkin教授约好10点见面的。

我赶快下床洗漱一番，顾不得吃饭就赶去哥大。好在旅馆距离哥大不远，10点半左右我气喘吁吁地赶到教授的办公室。我与Pitkin教授已经相互通信好几个月，相见甚欢。

教授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哥大、人类学系和课程要求，不觉就已12点了。他说我请你吃饭吧。推辞不过我就随他去了哥大附近的一家湖南中餐馆。吃完后他说，我给你看看我是如何用一个塑料片付款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信用卡这个神奇的物件。

接下来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找住处。跟Pitkin教授饭后分开，我就径直去了哥大的住房办公室，希望能申请到一个宿舍。但因为宿舍是提前几个月开始预订，而我晚到了近三个星期，宿舍早就被申请完了。

住房办公室里有个大本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校外租房广告，工作人员让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虽然在校外租房通常要比学校宿舍贵，但我也没有其他选择，只好翻来翻去地看有无合适的房子。

翻着翻着，我看到一则“用工作换住房”的广告，原来是第五大道上的一户人家想找一个学生帮他们做点儿事，他们不付报酬，但是可以提供免费住房。

他们需要学生做的事，就是每天下午三点到附近一所叫道尔顿（Dalton）的私立学校接一个6岁的孩子，然后再送到“基督教青年会”（YMCA）办的课后班去。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要做的事情不多，时间与我上课也不冲突，更重要的是可以节省不少住宿费。我立刻就给这家人打了个电话，他们让我当晚就去家中面谈。

第五大道是纽约最豪华的街道，我在国内读美国文学时就有所耳闻，所以我想这一定是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果然不出所料，到了他们家，电梯直达入户。男主人是位律师，女主人也做点儿工作。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已经上大学了，老二上中学，都不需接送。需要接送的是老三，6岁的男孩Zachery。

谈话中我了解到原来负责接送Zachery的一直是一位哥大的意大利学生，因他即将学成要回意大利，所以律师家急于找人替代。面谈后男女主人都觉得我挺合适，就说你明天就搬来吧。我很庆幸，自己如此顺利地又渡过了一个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