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立鼐的告别回忆录：从北京到罗马

说明

白立鼐修士没有留下很多著作，但他一直是一个优秀的观察者，并想了解中国人的思想，比如他在1924年发表了《中国青年的特点：年轻人的一些想法》（Steyler Missionsbote Nov.1924，第22—23页），还写了一些介绍当时山东的教育情况的通训：《戴家庄师范学校的期末考试》（SMB, Nov.1925，第22—24页）《一位中国校长》（SMB, June 1931，第226—227页）等。1929年山东兖州教区的韩宁镐主教在兖州附近的冠庄堡建立了一家麻风病院，而白修士在1932年曾撰写《和我们的麻风病人在一起》（SMB, Feb.1932，第107—108页），描写其中的生活。他还曾在德国杂志《基督艺术》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在中国谈论本地化的艺术”（1935/36年，第222页）。

所幸，他1948—1970年间的日记被保存下来了，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如何描述在北京的最后几天，他如何离开北京（当时的机场在崇文门外），如何飞到上海，又飞到香港和罗马。对他来说，离开北京是一件很难过的事。他离开了他的同事、学生、朋友和会士。他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16年之久，现在必须离开他所钟爱的北京。然而，他给我们留下的那些绘画作品却继续散发着他对北京人和北京城的细心观察和恳切敬爱。

我在日记的汉译文上加上一些注解来说明白修士所提到的人名。德语的部分改写了汉语名称的拼写。编者注。

1948年12月10日

天气寒冷但晴朗！我去拜访那位制造马槽的唐先生。马德武神父陪着我。陈路加教授今天主动说，他很尊敬外国传教士所做的奉献：他们做很多牺牲，不结婚，始终要做好的榜样；他们离开自己的亲戚和家乡。如果有人因为传教士偶尔吃得比别人好而攻击他们，那是没有道理的。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和陈老师一样的思想，除非他因为憎恨外国人或憎恨宗教而失去判断的能力。

1948年12月12日

阳光普照，万物安宁！一种告别的气氛笼罩我们所有人。无论你遇到什么人，他都问：“您也离开吗？什么时候走？”在我住的楼对面有一座新建设的小教堂，快要竣工。周围的地方都已经清理好，现在还需要刷漆，风格是经常见到的“宫廷风格”。

我已经装好了我的箱子和手提包，并写上了地址。蔡修女来看我，她说学生们计划举办一次画展，并且要自己给自己打分数。陆鸿年和王肃达已经有好几个星期天没见面了。

1948年12月13日

我的学生们心情很好，无论是男学生还是女学生！他们都很热心，虽然从东北能听到大炮声。他们的恐惧使他们变得很温和，他们都拥护我。——在各处有谣言说共产党军队在逼近。恰恰今天有六名会士离开了北京：胡可圣神父、穆天民神父、杨森神父、陶百龄修士、费修士、鄂修士。下午三点我们听到了激烈的炮火，据说共产党军队已经到了通州，已经快到颐和园。

1948年12月14日

早上8点，我正要去上课，突然院长（芮歌尼）神父对我说我必须马上准备出发，9点半就要到天津。我快速地准备我的东西，来不及和任何人告别。这时有电话过来说，火车不开。因此，放弃吧！我又改去教室，但也无心教学。从今夜以来，我头疼，耳鸣，头晕，感到不舒服。一个人要如此仓促地离开不能有这种身体状况。所有人充满恐惧和困惑。很多军人在城内宿营。敖尔伯修士和边懋廪神父今天来到北京了。新教堂草草完工。

1948年12月17日

昨天我们一年级的学生上午和下午都正常上课。夜里能多次听到爆炸声。早上的弥撒在新的教堂举行。上午能听到炮火声和机关枪，好像来自城门那里。关老师（关广志）很认真地讲课，他的学生也来了。其他的老师和学生都在“庆祝”。

1948年12月18日

奇怪！昨天一直到中午12点还有炮声和机关枪声，但今天夜里和早晨一切平静，这种平静似乎令人感到不安。这几天——直到昨天——我耳朵疼，左边的太阳穴也疼，我有点头晕，但今天我感觉非常好，没有什么病。

发生了什么事呢？战争结束了还是只是暂时停战？我们都非常不安，因为视察员富施公神父12月5日决定了谁要离开，谁要留下。下午我和关广志先生一起拜访马槽的制造者唐先生，要和他一起看看耶稣诞生像。这些雕像很有创意，但在比例上有很多错误，比如手臂和脚的比例有问题。这个工匠应该受一个“专家”的指导。

1948年12月19日

夜间明月照耀，一切平安。只有一次很短时间听到在远处的机关枪声。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早上神父们祝圣了新建的小教堂，就是在我住的地方的对面。我们听不到任何枪炮声，看来一切平安。昨天我把学生们的画还给他们。头疼和耳鸣消失了。“过一天，过一天来喜乐和痛苦，过一天，过一天喜乐和痛苦又走，它们走到天主那里，向他报告说你如何忍受了喜乐和痛苦。”（宗教歌曲）

城门都关闭着，但在城外有某些动作。同时我能从教堂那里听到一些关于降临节的歌曲——我们都渴望“世上平安”！今天几乎是放假的日子。

我的助手崔兴廉从来没有在主日找我，但今天他来了。他说，如果没有工作，他在家里很难受。他说：“我在这里感到很惊讶！外面的人跑来跑去，不知所作，非常混乱，但在这里却有秩序和平安。”（中国的信徒正好在新的教堂念苦路经文）

1948年12月22日

昨天偶尔听到了远处的炮火声。夜间一切平安。城内的士兵越来越多，而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如何招待这些士兵。今天还说会有1000个士兵要在我们辅仁中学居住。白天一切平安，没有任何人开火。我举行了一年级的考试，让他们用炭笔画一个石膏像，一个人的头。和平常一样，学生们回去时不说一声谢谢。老师们也都这样。我在新教堂的马槽下了很大的功夫，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

1948年12月23日

昨夜有士兵搬入我们的中学，而在大学第4宿舍也有军队的人入宿。我下午2点到4点举行了最后一项考试：透视学。所有学生都来了，表现得也很好。

1948年12月24日

早上我在新教堂中准备了马槽，结果很出色，出乎预料！此后我装饰了圣诞树，这一切我做得很快，也是出乎预料的。在过去，每年的圣诞节晚上都很热闹！而现在呢？芮歌尼院长扭了脚，很少出门。其他人也很少出来。没有邮件。在我们这里住宿的军队好像已经“解散”，没有纪律约束。但是，一切都很平静，和前一周不同！我们的课程也结束了——所有课程都结束了。我们还能再次开课吗？天逐渐变黑。这是圣诞夜！没有一封来自家里的信！而一切之前的信都已经装好在箱子里。圣诞快乐！

1948年12月25日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美术系的圣母山那里举行了圣婴游行，此后在新教堂里举行隆重的隆福仪式。非常隆重和壮观！在晚餐时有人唱圣诞福音，此后：安静！我在房间里和过去每年一样点燃一根蜡烛，读《约翰福音》，想念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亨利和姐妹们波勒迪、米纳……这个夜晚非常安静。当我早上6点之前走到门前时，我看到什么了呢？一切都是白的！下雪了，而且仍然在下！我在新圣堂的祭坛为三个神父的三个弥撒当副祭，此后早饭，祝大家圣诞快乐！8点大弥撒。我正在听他们唱：请举心向上！

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国神父，都与我们保持距离。“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马太福音26：56）很奇怪，原来住在这里的士兵大多数昨天傍晚从辅仁中学撤走了。我早上刮胡须并为了招待我的圣诞节客人做一切准备。这时门边有人悄悄敲门。我最没有想到的人来了——郑宗鋆！他很不好意思，甚至有点害怕地进来了，马上从外套口袋里拉出两张贺卡，一张给我，一张给院长神父。不久后他们都来了：刘彦斌、陈路加、陆鸿年、王肃达……还有一些男女学生，最后还有崔兴廉。在美术系的办公室里我们吃了一些饼干，喝了一瓶红葡萄酒，并谈论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一直到中午！这是1948年的圣诞节！在不太平的时代仍然是一个很平安的圣诞节！

1948年12月26日

昨晚我们圣言会会士还在客厅里举办了圣诞节聚会，大家都很高兴和满意。现在，早上9点半还是这样的。下午我骑自行车到飞机场，就是在哈德门（崇文门）那里。在大街上有很多人，平民和军人。此后我去看耶稣会的布润神父，和他一起喝了一杯葡萄酒，与他快乐地聊了半个小时。离开他那里我又到圣神会修女的会院，即“耶稣圣心会院”，祝修女们“圣诞快乐”，就回家了。晚上我们看一个科教片电影。

1948年12月27日

我今天看学生们的考卷。人们已经不太怕战争，他们都希望战争很快能结束。我们收不到任何邮件，从天津或跑马场那里也都没有信。昨天陆鸿年来，他抱怨那位……的表现很不礼貌。我想，对一个中国传教士来说，礼貌和慈祥的态度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北京这里！

1948年12月28日

今天我交了考卷和我的评分表。下午我去探访奥地利的耶稣会会士。城内仍然有很多士兵，但仍然很安静，气氛几乎很和平：没有嘈杂声，没有吵闹声，看来没有什么恐惧或不安。路上很少有女性，但男人非常多。

1948年12月29日

很多天以来我们没有电。因此，所有没有连接到发电机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必须用油灯。这让我的眼睛感到疼痛和疲惫。因此，我很早去休息，夜晚因此变得很长，因为我们6点才起床。这样我经常头痛。现在又有很多人在我们辅仁附中住宿。中午有一个学生来，即宋国英，还有校报的记者。宋说，为了向所有老师恭祝新年，他们（学生们）要在美术系的教室里举行一次聚会。我坚决反对这种建议。宋问我：你为什么那么生气？他也很不高兴，就走了。他肯定怀着什么不利的计划！

1948年12月30日

正如我预测的那样，陈路加（陈缘督）今天是来找我。他先邀请我，此后说他支持宋国英的要求。他提出的几个理由是：学生们已经寄出了祝贺活动的邀请函，并已经为他们的“协会”付了“会费”，因此也需要做一点什么。我针对这些说法这样回答：“在没有得到用房间的许可之前就不能发出邀请函。学校收不到这些‘会费’，因此没有义务提供什么房间。”因为我坚决地拒绝了这次聚会，陈老师悻悻而归。如果我同意他们的要求，那么学生们将成为美术系的主人吧。

1948年12月31日

除夕！晚上8点，在简短的祈祷后我们会士在客厅里聚会，气氛很冷清。现在我又一个人在我的房间里。北京现在是一个四面被围困的城市。城内的军人越来越多，他们的住宿问题越来越麻烦。但是战争？这是战争吗？一天听不到一个枪声！北京将遭绝粮的命运吗？没有人知道将来的事，也没有人敢说将来会发生什么。昨天夜间又下雪了，但不多。这已经是第三次下雪！1948年结束了！为一切喜乐和困难，感谢天主！

1949年1月1日

新年！但是并没有新年的气氛，天气不太好，是阴天，一切都很安静。听说中国的总统（蒋介石）宣布他渴望和平，并准备下台。两个学生来，他们祝我新年好，又通知我说院长神父（芮歌尼）允许他们用某某教室举行祝贺新年的活动。我本来不想参与这个活动，但仍然去他们所说的那个教室看看。我以为所有的系的学生都要在那里集合。在那个教室的门外站着校报的记者，他姓刘。他强迫我进去。我一进去便感到非常惊讶：这里只有美术系的学生和老师！在前面主席台坐的有陈缘督，还有其他的老师：启功、陆鸿年、陆和九、刘彦斌。我上去也坐在他们旁边。那个校报的人讲开幕词，此后有陈路加讲话，后来我讲，接着是陆鸿年。另外还有两名陌生的客人来了。后来大家吃点饼干，喝茶，最终我们在校门前合影。这一切好像是某人巧妙安排的——大概是校报的记者。在合影后，我走了，但学生和其他的老师又回到那个教室去。

1949年1月3日

昨天，星期日下午，我和陆鸿年和郑志（郑宗鋆）一起去崔兴廉的家。他和他的父母很热心地接待了我们。崔给我们看他画的画和素描作品。我们可以以他为荣！他盛情邀请我们在他那里吃晚饭。天黑了我才骑自行车回家：外面很冷，风很大，而且我车上没有灯。回家后我感觉到很快乐，也感到身体很好。也许我经常患头痛是因为我们烧的煤气有问题，或因为我读的书太多？因为一旦我去外面，就不头痛！但是左边的耳鸣看来没有希望，一直不好。

徐思本神父要我给他两张护照照片，他笑着对我说：“这是准备去山东的。”陶百龄修士从上海写信说：“在这里不如北京，各方面都不如北京。”北京非常安静。战争结束了吗？学校的寒假班开始。我获得了批准，校方允许我在工作日开两个教室，并在两个教室里生炉子，这样学生们可以在那里画画。

战争？一些人说很快要签和平条约，另一些人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又有人说外面准备一次“决定性的交战”，第四种人说，北京面临绝粮迫使投降，等等。但是围困我们的人仍然提供水和电！这是什么意思？英语的《北京日报》停刊。

1949年1月6日

主显节！一个非常安静的节庆。上午我去看关老师，下午我骑自行车到前门，晚上在我们客厅看一个电影。我们听不到战争的声音，天津那里也没有消息。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但周围的一切处于平静的状态，虽然有1000多士兵住在我们学校内！没有什么令人恐惧的消息，没有听说有盗窃行为，没有人被杀或自杀。早晨和晚上我在我的房间里能听到附近的新教堂唱的中文圣歌，比如“耶稣，我的信仰赞美你”，“圣母，我要永远爱你”，等等。这让人深深地感觉到神的保护和信仰的力量？

1949年1月7日

我们从9点到12点举行“绘画练习”课。一年级来了3个男生和1个女生，二年级来了2个人。我规定下午没有课，但是一个叫李宽明的学生反对我，他说他必须画画，如果他不画画他不能活，他不愿意一直睡觉；我不可以禁止学生工作，他说出类似的话，不愿意离开教室。从济南府传来的消息说欧洲人都必须离开该城市。

1949年1月8日

今天有人通知我，我应该准备明天飞到上海，这真是完全出乎预料的事。我告诉关老师这个消息。我们下午到机场，一方面要买机票，一方面要给我的箱子办托运。一个女助教，孙克拉拉，也陪同我。——“没有什么希望还能留下！”只有我的助手，李成铎，很感动，他说他想起一次在教堂的布道，当时说：“我们的家乡是天上！”

1949年1月9日

我早上9点要准备离开辅仁大学。来和我告别的老师包括陈路加、陆鸿年、郑宗鋆、崔兴廉、王肃达。最后还有关老师和刘彦斌女士。还好，飞机延误到11点，所以我可以换衣服，同时作最后的准备。老师们和我的助手老李很亲切地和我告别。刘彦斌和崔兴廉还带来了一些礼物。我们都感到很难受！还有一些学生也来到我们的车库，但李宽明没有来！

我们11点出发，车里还有芮歌尼院长、盖筏士修士和徐思本神父。我们先到旅游公司的办公室，在那里需要等到11：30。后来有人说，飞机15：00才来。因此我们开车到达梅斯先生那里，在那里一直等待到15：00，又到办公室那里，此后坐旅游公司的巴士到天坛附近的机场。大约15：45我们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起飞。天气非常好：晴朗、寒冷、无风！

在飞机里：我们已经飞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好像在一个车间，在一个有很多机器的房子。感觉不到是在飞。始终能听到嗡嗡声，整个飞机有轻微的颠簸。在飞机里的人们可以读书，可以写字。里面很热，太热。有很浓的汽油味。没有人说话，那么大的噪音，说话也无法听清。也看不到什么风景，除了黄昏日落之外。窗户很小、脏，而且乘客背着窗户而坐。我坐在靠近驾驶员的那排。我们这40个乘客中有很多小孩。我内心感恩，感谢上主，回忆起今天我的同事、老师、学生、老李和门房的老田如此亲切地向我告别，还有徐思本神父、盖修士和我们的厨师。我在北京认识那么多非常忠诚的中国人，我会不会在别处再次遇到这么诚恳的人呢？——我们离北京越远，政治变化带来的不安和焦虑越少。

我没有想到这次旅途会如此平安！我们确实有上主的祝福！没有风！我们现在大概飞过山东，我原来的家乡！——下午6点我们在青岛降落。降落也比我所想的顺利多了。上飞机时，每个乘客获得了一个纸袋（备用呕吐袋），但根据我所看到的，没有人用它。一些人却在青岛买了水果放入纸袋。20分钟后我们继续飞，天已经完全黑了。现在飞机里越来越冷，非常冷，很难受！晚上9点我们到达上海。没有人接我们，但因为有孙女士陪同，我们很顺利地通过查护照的海关和查行李的地方。我们租了一辆车，不久后到达圣言会的账房。在那里我吃了简单的晚饭，此后被带到一个房间去休息。那个房间里有很多行李箱，而且我在那里还发现沉睡的陶百龄修士和顾礼贝修士。我心情很好，因为这次飞行很顺利，我在一张折叠床上入睡。

1949年1月10日

早上，在吃早饭时，我和很多圣言会会士见面，有田耕莘枢机主教、濮登博主教、何方济主教、倪嘉乐区会长……但下午我们就必须搬到徐家汇，到耶稣会的地方，因为在圣言会那里还要等待一些地位很高的客人。因此费锦标修士、包嘉德修士、鄂修士和我就去了徐家汇。

1949年1月14日

在徐家汇的耶稣会那里我们分到了单人房间，但都很冷，在4楼！寒冷，潮湿，太冷！我喉咙疼，吐痰，咳嗽，感到很冷。我每天出去到城里，用散步来取暖，但左脚不久就感到很累，走路很困难。我经常回到账房找顾修士，在他那里至少暖和一点。

1949年1月16日

今天，星期日，一些年老的和患病的传教士来到上海，他们很快要去欧洲，其中有卢德福修士、华德胜神父、刘慕德一部分人住在圣言会那里，另一部分人住在徐家汇。我坐在这里写信，身上穿着棉裤、两个毛衣、一个外套，还有内衣、会衣、裤子，披上了一张被子，而仍然感到冷。窗边的冰一直不融化。李宝勤神父、万宾来蒙席。修士带给我们一些欢乐。据说，明天我们的总会长卡本堡要来！

1949年1月17日

总会长真来了，1月18日来我们这里，到徐家汇。我上次见他的照片时想他是一位年老的、无力的人，但他并不是这样的：他身材高挑，很有力气，眼睛炯炯有神，但很和蔼。我站在他进来的门边，他也马上走过来，和每个人握手，而当我问他“您还认识我吗？”时，他就很亲切地回答：“那当然！”此后他大约讲了一个小时，向我们报告现在的情况以及圣言会在纳粹时期的遭遇。他还说他将会做一次演讲，要讲更多，也要和每个人个别谈话。

1949年1月20日

上午我和费锦标修士一起去了外滩，而中午所有圣言会会士都当了耶稣会会院的客人。——现在的温度好一些，我们的衣服也更适合，而且已经开始习惯上海的气候。人们都说北京政权很快要更换，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很多耶稣会会士也从北京来上海了。——阴天、冷、潮湿，这是上海的冬天！生活呢？人山人海！

1949年1月23日

星期天！我已经从北京飞到上海14天了。据说国民军都从北京撤退了，而共产党进入城内；大概是这样的。耶稣会已经把他们的修道生大多带到上海了。耶稣会的雷（Reiterer）神父也来这里了。温度上升，在外面穿冬天的衣服已经太热，但在房间里仍然很冷。现在有33名圣言会会士住在徐家汇。总会长神父还没有决定我们的将来。到现在他还在和主教们和区会长一起讨论。下午4点大家在帐房吃点心，这是为了尊敬总会长。此后总会长介绍了圣言会的情况和需要：第一，关心年轻人入会！很少有人想入会，尤其辅理修士很少。第二，经济情况，以前我们的经济来源是印刷品，但现在这些收入远远不够。那些散发杂志的修士也很少。第三，修会的精神生活很重要！个别人很缺乏这种精神。如果我们的修会精神好，我们会获得主的协助。在第一点后，总会长谈论我们创始人和福若瑟神父两个人的真福品过程。好像福若瑟有希望成为真福品。在第三点后，总会长谈论我们各地的传教区。到处都要求派更多的传教士，如果把几百个人派到海外，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纳粹党的迫害，圣言会缺少1000名司铎。总而言之，我们修会的传教区有很大的跨度，而现在需要为那么多传教区提供足够多以及好的传教士，需要激励更多人，争取新的合作人士。

1949年1月29日

今天是中国春节，但我几乎忘记了它！几天前，陶百龄修士离开上海，到美国去，而患病的顾礼贝要求有一个新的同屋，但李宝勤修士不可以住那里——他打呼噜。因此，我昨天把我的所有箱子从徐家汇用公交车和黄包车运到我们帐房！上海的交通太可怕！需要等很长时间，上下车需要争夺一个座位，车里那么拥挤！路上的交通那么危险！有汽车、洋车、自行车、行人，始终很危险！而在路上还有一些玩耍的孩子，他们都不关心周围的情况！早晨我给主教们当副祭……此后呢？我将来应该去哪里？再过几天我就能知道吧。

北京的新政府和俄罗斯签订一些条约，又制定新的货币，还规定一切机构需要登记自己有多少外汇。对教会的机构来说，这会有什么后果？北京政权已经更换，而现在大家很关心上海和全中国。而如果整个中国周围的“铁幕”被拉紧，传教士还能出来吗？这些问题是我们每天发愁的！总会长要很快离开，他担心他也被封锁在中国。我已经传给他一些文献，比如史瓦森堡医生的诊断（黏膜炎，腓神经麻痹），来帮助他做决定。现在我等待他的决定。总会长也患病（也许他太累或身体不好？），所以他不接见任何人。

1949年2月5日

今天商格理神父过了他的发愿50周年。在他举行的弥撒大祭，我当副祭并带着香炉。在这里有很多新的人来，又有很多人离开上海，人来人往不断。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长期“谈话聊天”，因为会士们坐在一起，等待，谈论他们可能被派遣到欧洲、美洲、马尼拉或香港。他们很少谈论中国的政治情况。我们没有什么来自北京的消息。上海的电车轨道司机和公交司机经常罢工。昨天北京的电报来了：马德武神父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我们都觉得很奇怪。这里有韩备功神父、南同礼神父、李若望神父、葛纶普神父……那么多人的故事，他们每个人的命运奇妙地和别人的命运联接到一起，但经常无头绪，无法理解！错觉、真相、神父、修士——这是传教士的生活！昨天海耶克先生还谈到陶诗礼修士！总会长的病情不太好，他已经有几天没有参与弥撒，医生每天来看他。

1949年2月8日

晚上海耶克建筑师请我们两个人，即郑国光神父和我，到他家吃饭。

1949年2月11日

上午下雪了，但雪很快就融化了。总会长又恢复了健康。下午我和总会长一个人谈话。他说我应该尽快到香港。如果我无法及时拿到香港的入境许可，而共产党已经逼近上海，我就应该先飞到广州或台湾，并在那里等待香港的入境许可。在香港有我们的中学（职业高中），他们需要我这样的老师。在奥地利的修院目前没有地方需要我，因此我应该到香港。香港的主教说，从北京话转到广州话不太难。我也不需要学习太多英语，只掌握一些日常用语就可以。如果有可能，总会长还会尽可能早派遣我回到北京去。但我应该先在香港试试工作。如果实在不行，还会找另一个出路。

1949年1月12日

总会长今天和我们告别；他要飞到马尼拉。我去徐家汇要为陶贺神父写几行字，在他的弥撒经本首页写题词。很难：拉丁语文献，而且只能用严格规定的格式。我的字风格不够好。同时我也在英国领事馆申请去香港的许可。他们说两周后会给我答复。

1949年2月15日

昨天27名圣言会会士从青岛来这里，包括两个不久前从戴家庄、兖州府出发的会士。

1949年2月19日

会士们关心的是他们的出入境许可证，到意大利的签证，到法国、马尼拉，经过巴基斯坦和伊朗，到美国和经过美国……需要警方的签证，需要疫苗证明，需要确认坐哪条船，哪个航班……会士们从早到晚都谈论这些事，他们去公安局，又到领事处……无论是神父或修士，都来我的房间：李宝勤修士、纪壁南修士、福光洽修士、鄂修士、费修士。昨天我带鄂修士到公安局，到疫苗处，又到法国领事处。今天我带顾礼贝修士和鄂修士到玛利亚医院和帕斯托中心。两天前报纸上有这样的消息：在北京的辅仁大学有一个“运动”，有16名教授提出了8点，其中提出一些批评，基本上都反对辅仁大学的管理方式。我想在辅仁大学应该很早有人想说出这些问题。

1949年2月26日

有人来，有人走，而每天都是阴天。那个飞到罗马的团体从加尔各答还写信给我们。有20名会士从青岛来，而另一批坐船到比利时。从闵行（徐家汇）也有一些人来这里，包括孔广布神父。20多名会士准备乘船走。他们需要领取护照、疫苗证和警方的签证。我自己的签证昨天来了，我可以去香港！从北京来的消息：马德武神父并非死于非命。到1月中旬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共产党进入北京，但居民有点失望，因为物价飞涨。

1949年3月5日

又是阴天，天气湿冷。明天我们很多回欧洲的会士要乘“瑞纳”号轮船出发。“瑞纳”应该早已经要出发，昨天已经要登船，但这条船还没有到上海呢，一拖再拖。

1949年3月8日

船终于到了！早上7：45他们都上船了，26名会士！我们用一个汽车和两个小巴将他们送到港口，他们有那么多行李箱！告别的过程并不是很亲切的，包括我的同屋顾礼贝修士并没有很亲切向我告别。下午我还到港口那里，想再次见到船只和我们的会士，但他们都已经走了，什么也看不到。

1949年3月10日

现在我单独一个人住在我的房间里。天气仍然阴冷、潮湿。没有北京的消息。南京面临围攻，听说上海也快了。我们的楼很安静，也很干净，和前几天形成很大的对比——原来那么脏，那么乱！今天英国领事馆说，我可以领取到香港的旅游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