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来到这里的各位中，有不少喜欢汉诗的人吧。可能还有平常喜欢吟咏汉诗，或者自己还能写诗的人。汉诗爱好者的人数尽管不如俳句和短歌多，但今天确实还有，是日本人里面的文艺小众。汉籍传入日本是5世纪，没过多久，汉诗的阅读就开始了，汉诗的创作从《怀风藻》（751年）以来，也连绵不断地持续着。

不过，说起“汉诗”，不是伴随着某种刻板的印象吗？说是雄浑也好，悲壮也好，一种非常汉诗式的风味，紧紧跟在“汉诗”这个词后面。确实，汉诗独特的雄伟趣致，作为和文学缺少的东西，拓阔了日本文学的范围。日本人享受的汉诗还不是中国的诗。中国诗应该有更多样、更丰富的世界。比起“汉诗”这个受限的词语，改用“中国古典诗歌”这个撇开了刻板印象的说法，似乎更好。中国的古典诗歌，绝不是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受到喜爱的特殊的文学，而足以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在广阔的范围内被享受。

加藤周一先生晚年的时候，在和中国文学学者一海知义的对谈里，介绍了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勒内·艾田伯的《（真正的）世界文学》一书。里面说，艾田伯主张，“世界文学”不只是直到那时一直作为世界文学而出名的作品，即那些所谓的“名作”，在它之外，还有可以说“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文学。而其中一员，加藤先生说，就是中国的古典诗歌。艾田伯没有被过去以西欧近代为中心的标准束缚，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到“真正普遍性的文学”当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古典诗歌，我深深感到同意。要说“有普遍性的文学”是什么，思考起来有点难度，可是，至少不是只在特定文学环境里被看成文学的东西，是超越时空隔绝而能作为文学来享受的，是那样一种文学吧。

和伴随着“汉诗”的雄伟相反，日本文学擅长恋爱的文学。丸谷才一先生有名著《恋爱与女性的日本文学》，正像这个书名恰如其分地展现的，恋爱的文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假如从日本文学里面抽掉“恋”，不知道还会剩下什么。恋爱的心情、围绕着四季的情感，把这些和无常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细致地加以刻画，这就是日本文学。至少可以说，（日本文学的）主流是这样的。

有关男女情爱的文学，在日本，很早以来就已经高度成熟了，不过，恋爱恐怕不止是在日本文学里，而是古今东西所有文化圈的文学里都少不了的要素。可是，它在中国文学里却非常少见。“汉诗”和“恋歌”，怎么也没法联系到一起。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学校汉文教育里的汉诗文，选的是偏向“言志”一类的硬性作品。举个例子，在中国，宋代以后，流行程度足以匹敌一般诗歌的韵文文体“词”（也叫“填词”“诗余”），作为歌谣的歌词，专门吟咏香艳、甜美的情感，在日本，一直流行到江户、明治时代，实际上也有过不少创作，可是现在甚至连知道“词”这种文体的日本人也少了。这显然是汉文教科书把“词”排除在外的缘故。

当然，不只是汉文教育的缺陷。本来中国的恋爱文学是一片不毛之地，这一点，很早就有人指出了。17世纪，江户的万叶学者契冲（1640—1701）说，“大约他国耽于饮食，而我国好色（色を好めり）”（《万叶代匠记》）。契冲是精通中国古典作品的人，过去我曾经听吉川幸次郎先生说，他不仅对《文选》的作品，就是连李善的注好像都能记得。契冲对比中国和日本文学，指出中国的诗谈酒而日本的歌写恋爱这样的明确不同。

到了18世纪，本居宣长（1730—1801）同样也是首先学习中国古典，之后精研国学的学者，可是，偏爱日本的宣长批评说，中国缺少恋歌，并不歌咏人的真情。

注意到中国缺少恋歌的，不仅是江户时期的日本学者。英国的东洋学者阿瑟·韦利（Arthur Walley，1889—1966）因为最早英译《源氏物语》而出名，他不仅熟知日本的古典作品，也熟知中国的古典文学，而他指出，欧洲文学里由恋爱承担的角色，在中国文学里，是由友情来完成的。

这样看来，可以知道中国文学里恋爱的要素很稀少的观点，在中国以外的文化圈都产生过。身在中国，反而很难察觉。而从外部观察，尤其是透过熟悉日本文学的眼睛来看，彼此间的不同昭然若揭。接触使用非母语的语言、并且和自己所处文化圈不同的文化圈里产生的文学，难免有很多不利的地方，但也有只有像这样从外面看来才能发现的东西。

原本应该占据文学中大部分的恋爱文学，为什么在中国文学里很缺乏呢？恐怕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学仅仅由士大夫阶层的人们来承担吧。士大夫，是有从政的义务和权利、自信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阶层，是有读书写字的能力、以古典为指针的人。当然，平民应该也有平民的文化。可是平民的文化很难通过文献的形式保留下来，它真实的模样很难看到。我们能接触的书本，几乎全都是在士大夫文化中产生的。而占据了士大夫精神中心的是儒家思想，文学也被儒家的文学观所控制。政治、伦理色彩很强的儒家文学观，压抑了非政治的个人情感和甚至往往违背伦理的恋爱，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如此，文学也不是轻易向社会规训屈服的软弱的东西。不如说，与现实规范的差异，正是文化中文学具有意义。虽然倡导文学应该怎样，可是，实际上，流传到今天的优秀文学作品也未必都符合它，这是饶有趣味的地方。或许，说不定因为被儒家的偏见所压迫，中国文学反而变得更顽强了。

表面上，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恋爱的要素很罕见，可是实际上，通过种种形式改头换面的恋爱深入到了文学之中。举个例子，中国古典诗歌里，有“寄托”的手法，即把原来要说的事，借助其他事情说出的表现手法。借助“寄托”，君臣之间的关系、忠君的思想，常常借着男女的关系来表达。忠当然符合儒家的德行，因此直说也无妨，为什么要特意寄托在恋爱这种不讨人喜欢的主题上呢？要是想一想，是很奇妙的。寄托的手法很常见，也没必要再行追问，硬要寻找理由的话，可能是因为直接表达忠心就不成为诗了。要是用直接表明意见的散文文体，是可以的，可是，一旦要用诗来表现，诗作为文学的形式就占了上风。歌咏男女情爱的形式传承下来，就成了最早的诗。这样说来，吟咏男女的情爱，应该是非常有诗歌特色的形式了吧。那么，即使在中国的诗里，吟咏恋爱的也占了大部分。尽管直接吟咏恋爱的文学作品很少，可是在这背后，不是有数不尽的被湮没的恋爱文学吗？这样想来，可以推测，在中国的文学里，恋爱也是占据了中心的重要主题。我们就从现存的文学作品当中，来发掘“中国的恋歌”吧。

假如说在士大夫的文学里，根据士大夫的理念，恋爱变成了友情，那么平民文学里应该还有直接吟咏恋爱的歌。平民的歌里，古老的那些，保留在《诗经》的《国风》当中。在它之外，还有采用了民间歌谣词句的乐府，里面也能看到恋歌。第一讲“古代的恋歌”，读的就是《诗经》和西汉的乐府。六朝的乐府也吟咏恋爱的种种模样。另外，从东汉开始的长篇叙事诗，恐怕也取材于民间的传说，因此第二讲“魏晋南北朝的恋歌”里，选的就是长篇的叙事诗和乐府。到了唐代之后，民间的乐府被文人吸收，经过精炼和加工，成为了作品。以年轻士大夫群体恋爱经验为主题的传奇小说也诞生了。第三讲“唐代的恋歌”，观察的就是唐代士大夫的恋爱文学。而最后的第四讲“李商隐的恋爱诗”，我希望来读可以说是中国恋爱诗巅峰的，晚唐李商隐的恋爱诗。在这四讲之间，是三篇以插话形式介绍的：1.中国的恋爱故事；2.男同志的文学；3.“艳赋（情色赋）”的谱系。中国的诗歌，绝不只是歌咏豪放的志向、讲述枯淡的心境，也有吟咏男女情爱的诗歌，这表现了中国文学丰饶的一面。在这当中，有所有文化圈共通的要素，也有中国独特的要素，我希望可以看到这种种的面相。

1. 静永健先生的《汉籍传入——白乐天的诗歌与日本》（勉诚出版社，2010，第13页）认为，汉籍在5世纪初传入日本。
2. 和文学：日本文学。——译注
3. 加藤周一（1919—2008），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著有《日本文学史序说》。——译注
4. 艾田伯（Rene Etiemble，1909—2002），法国汉学家，比较文学学者，是西方学术界最早倡导打破“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之一。——译注
5. 加藤周一、一海知义《汉字·汉语·汉诗——杂谈·对谈·欢谈》（かもがわ出版社，2005），上下两卷本，第24页。勒内·艾田伯《真正的总体文学》（1975）、《世界文学新论》（1992）（Renè tiemble，“Essais de littérature（vraiment）générale”（Gallimard，1975）“Nouveaux essais de littérature universelle”（Gallimard，1992）。关于艾田伯的原著，承蒙海德堡大学名誉教授沃尔夫冈·沙莫尼先生告知。
6. 丸谷才一（1925—2012），日本当代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作品中译本有《树影谭：丸谷才一小说集》，方明生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译注
7. 丸谷才ー，《恋と女の日本文学》，讲谈社（1996），讲谈社文库（2000）。
8. 契冲（1640—1701），日本江户初期国学者，真言宗僧人，歌人，11岁出家于高野山，此后研究佛典与《万叶集》，作有《万叶代匠记》，对此后日本国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译注
9. 好色：有时也写作“色好み”，是日本文学的特有用语，不同于汉语中的“好色”，指热衷于恋爱，懂得其中趣味。——译注
10. 本居宣长（1730—1801），江户时期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潜心钻研《源氏物语》《古事记》等作品，提出“物哀”，推崇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平安时代文学，反对按照儒家、佛家观念诠释作品。——译注
11. 《玉胜间》卷十，第六一四，“认为性情之要莫过于夫妻之情的汉人之说”（性情の切なること夫婦の間にしくはなしといへる漢人の詞）条。
12.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英国汉学家，一生译著等身。韦利将《西游记》《论语》以及日本的《源氏物语》等多种著作译成英文，在西方影响巨大。——译注
13. 阿瑟·韦利《中国诗一百七十首》，“中国文学的局限”一章（Arthur Walley.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Alfred A.Knope，Inc.1919，“The limit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出处承蒙威斯康星大学威廉·倪豪士（Prof.William H.Nienhauser，Jr.）教授告知。